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薛廷臣兴奋万分,觉得自己的不白之冤可以得到清洗了。身上背负的沉重包袱可以甩掉了。但他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很严格的。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确也有错误,芦淑珍的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的下放费问题的确应该给自己算贪污;六零年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把皮衣卖了多卖了一些钱算不算投机倒把心里还吃不准。因此,对申请平反信心不足,一直鼓不起勇气来。后来又觉得,自己的所有问题和错误,在“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工作组还没有掌握问题之前,自己就向“四清” 工作组交待了,应该算是主动交待的。按照党的坦白从宽的政策,就应该得到从宽处理才对。结果,主动坦白了、如实交待了,反而被怀疑还有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进行了不应有的批判斗争,硬逼的承认和交待一些不真实的事情。由于不是事实,当然不能随便承认。不承认,就说你不老实、态度不好,竟然给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行政降级的处理,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想到了这些,他便鼓起了勇气,写了一份要求对他在“四清”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处理予以复查的申请报告。
这个时候,大通县已经成立了复查办公室,薛廷臣将申请报告写好后送到了复查办公室。报告送去以后,薛廷臣便再没有问过此事。
过了几个月时间,批复下来了。批复的内容是恢复职务、恢复工资级别,工资由行政二十一级,恢复到原来的行政十九级,从文件下发的当月恢复原工资级别,恢复的工资由当时的汽车队按行政十九级的标准发工资。
恢复职务,需要由县委组织部提出意见,报县委常委批准。正在这个时候,县医院的支部书记兼院长李启业知道了薛廷臣平反的情况,他就找到县委组织部,要求组织部长鲁尚书把薛廷臣安排到县医院去,当行政副院长或院长,负责医院的行政、后勤工作。
李启业原来在城关医院当院长时,薛廷臣在城关供销社和党校工作,他们经常在一块喝酒,也算是酒朋友。李院长很了解薛廷臣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能力,听到薛廷臣平反的消息之后,就想把他调到县医院去搞后勤。
组织部研究以后,同意了县医院的意见,报县委常委批准后,组织部部长鲁尚书把薛廷臣叫去专门谈了话。
任命通知拟好以后,在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打印。
打印文件的时侯,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顾庆池看见了。顾庆池是县革委分管计委、物资站的副主任。他让办公室的同志把文件先不要发,暂时压几天。
顾庆池从办公室出来后,立刻找到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秦青荣,他对秦书记说道:“我想把薛廷臣调到县物资站去。”秦青荣回答道:“这事还得常委研究,你得找魏书记。”顾庆池扭过头就去找了县委书记魏文杰,说县上正需一个搞后勤的干部,要求把薛廷臣调到县物资站去当站长。
顾庆池是从商业部下放到青海的,到大通县以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过。在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期间,薛廷臣在商业局办公室当主任,工作上打过几次交道。后来,顾庆池到商业局当了局长兼党总支书记,这个时候,薛廷臣是生产资料公司的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他们在一块工作过几年,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顾庆池被批判了一阵子之后靠边站了,他们两个又一块在农副公司的肠衣房里刮了一个冬天的羊肠衣。在刮羊肠衣的时候,顾庆池看到薛廷臣仍然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羊肠衣刮的又快又好,各项程序都搞的井井有条。因此,薛廷臣在顾庆池的脑子里印象特别深。觉得薛廷臣这个人不简单,尽管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但他始终没有怨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不管是人品上,还是工作能力上,都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顾庆池对薛廷臣的人品、特长和工作能力太了解了,因此他力主要把薛廷臣调到物资站担任站长。
当然,顾庆池主任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县委常委对薛廷臣的任命又进行了研究,把薛廷臣调到了县物资站。
大通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搞得还是比较好的,穆均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穆均华参加工作以后到青海,分在大通县城关供销社当出纳,后来当了城关供销社的会计。“四清”运动中,穆均华以一千多块钱的经济问题,被开除了团藉、开除了公职。
穆均华是个内向型的人,人很实在,不爱多说话。薛廷臣一直总觉得,穆均华贪污一千多块钱的经济问题可能不是事实,他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冤屈,心里一直想问个明白。
一九七六年七月,薛廷臣在一次到南方出差的时候,专门到安徽寿县正阳关穆均华的家里去看了一下穆均华。
薛廷臣到了正阳关,找到了穆均华的家。到了那里以后,薛廷臣才知道穆均华是个独生子,家里只有父母亲。两位老人也都年纪大了,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穆均华见到薛廷臣后心里特别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个老同事。当薛廷臣问起“四清”运动的情况时,穆均华显得非常激动。他语气坚定的说:“薛主任,我现在对你只能说实话,要说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说真的,我连一分钱的经济问题都没有。要说多吃多占的问题确实有,但顶多超不过一百块钱。就是和你去过一次牧场连吃带拿就是个十来斤羊肉。他们当时给我定的贪污问题只有一笔,就是牧场的银行存款折子,牧场的存款折子一直在我那里放着,你知道到银行取钱,必须要取钱人填写取款条,马福奎根本不会写字。开头他取钱时叫我给他写。我说,你的存折放在我这里,我写不合适,你还是叫别人写吧。从此以后,他一直再没有让我写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的存折上曾经有一笔一千块钱的取款,马福奎说他根本没取过这一千块钱,到银行查是谁写的条子,也没查出结果。“四清”工作组和城关供销社主任周华却硬说是我取出来贪污了。我没有贪污,我就不承认。他们说:‘存折在你这里放着,马福奎不会写字根本没有取这一千块钱,你说那钱到哪里去了?’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说不清楚。就为这事,前后二十多天时间,每天都是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四清”工作组和周主任硬逼着要我承认,把我斗的实在受不了,我就承认是我取出来贪污了,就写了交待材料,给我定了案。”
穆均华很激动,接着说道:“还有一个政治问题,周华是秋天到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到了冬天生炉子的时候,由于麻雀夏天在烟筒里做了窝,烟筒堵住了。因为周华对我有些意见,‘四清’时他硬说是我故意把烟筒堵住的,企图用煤烟熏死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周华给我扣帽子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是阶级报复行为(穆均华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因为不是事实,我就不承认。于是,又是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要我承认,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斗争,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承认了说:‘因为我和周主任有些意见,就故意堵死烟筒,想用煤烟熏死党支部书记’。并写了交待材料,签了字。就是这两个问题,还有些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就这么给我定了案。”
“到了后来,他们就逼着要我退赃。我哪里有钱?我是行政二十三级,每月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工资!没有办法,只退出了一百多块钱。他们不肯罢休,一直在逼我要钱。不管他逼得再紧,我还是没有钱退。因为这和逼着要我承认问题不一样,逼着让我承认问题,逼得没法我就承认贪污了,至于后果是什么,当时也顾不上多想。现在逼着叫我拿出钱来,倒真的把我难住了,有钱了当然好办,我就退。可我确实没有钱!向家里要吧,我也知道家里没有钱,我也不敢向家里要。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也都年纪大了,没有收入,还等着我给他们汇钱呢!”
“因为我确实拿不出来钱,他们只能一方面紧逼,一方面吓唬我说:‘你不退赃,只能加重对你的处理了。’当时我想,反正我没有钱,加重就加重,我也没有办法。”
“工作组觉得实在逼不出钱来了,就给我定了案。定案材料上写的是贪污和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是一千多块钱。政治问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有阶级报复行为,企图陷害党支部书记,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处理的意见是:开除团籍、开除公职。”
“定案材料写好后,他们让我看了,并让我签上字。当时我的思想非常矛盾,签字吧,不是事实,不签吧?又不行,工作组站在跟前逼。我也曾经想到过推翻,觉得推翻也不行,怕推翻以后再挨批斗。当时我就想,开除就开除,开除回家总比在这里挨批斗要好受些。那时确实把我批判斗争的害怕了,于是,我便一横心就把字签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开除了。”
说到委屈时,穆均华一肚子话想对人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听了穆均华的诉说以后,薛廷臣觉得穆均华说的应该是真实情况。联系到“四清”运动中,工作组对自己的一些不真实的批斗和处理,他就认为:“四清”运动对穆均华的处理,完全是一起人为的冤、假、错案。
“这纯粹就是一起冤案!”薛廷臣愤怒地脱口而出。
“哎!没有办法,咱人太软,弄不过人家。” 穆均华叹了一口气说道。
“现在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大通县也在搞,还搞得不错,你应该写一个申诉,把你的问题找一下。”薛廷臣建议道。
“能行吗?有人给咱说理吗?” 穆均华没有信心地问了一句。
,“肯定能行,你是真正的被冤枉了的,中央已经下决心平反冤假错案,现在正是时候,你抓紧时间把家里安排一下,赶紧找一找,机会耽搁了就难办了。”薛廷臣鼓励道。
薛廷臣走后,穆均华赶紧把家里的事安排了一下,按照薛廷臣的建议来到了大通,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
穆均华先到县供销联社,县联社叫他到城关供销社去。当时城关供销社主任是余得成。余得成是城关人,一九五五年他在城关供销社参加工作的时候,穆均华就是城关供销社的出纳,余得成和穆均华一块在城关供销社工作过几年,他对穆均华的为人和工作也比较了解。“四清”运动时,余得成是县供销联的业务科的科长,也听说过穆均华在“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公职,事情有点不太真实。余得成主任便根据穆均华写的申诉材料,召集城关供销社有关知情的人,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四清”运动对穆均华的处理,主要是当时的主任周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造成的。城关供销社的职工们曾把周华利用麻雀在烟筒做窝的事作为对穆均华的打击报复当作笑话传说过很久。余主任便把穆均华的申诉材料和召开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如实向县联社作了汇报。
县联社有些老同志也曾听说过“四清”运动对穆均华的处理,确实是周华个人的打击报复行为。于是,县联社便组织了一个复查组,任命刘增林为组长,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经过复查,调查组认为,当时只有本人写的交待材料,缺乏有力的旁证材料,所有的证明材料,都是周华一个人写的,是周华一个人一手造成的一起冤假错案。
县联社对穆均华的申诉复查核实以后,向县上作了专题报告。
经过县上有关部门研究,穆均华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分配到东峡供销社当会计,后来又调到县肉食品公司当会计,直至退休.
为民解忧 [本章字数:20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5 08:11:25.0]
049 为民解忧
大通县物资站有正、副站长两个。仲生太是物资站的站长兼党支部书记;柴兆芳是副站长。两个站长有矛盾,几个月都不说话。为了调整矛盾,两个人尽管不说话却用行动达成了默契。那就是,仲生太在家呆一个星期,然后来上班。柴兆芳见仲生太来了,他也回家呆一个星期。两个站长就这么“轮流值班” ,这种班子状态工作怎么可能搞好!职工们对两个站长这样的情况意见很大,就反映到县计委,计委主任赵恒伦便找主管物资站的顾庆池副主任,请顾副主任解决物资站的问题。县上根据物资站的实际情况,就把站长仲生太调走了。
薛廷臣到物资站二十多天以后,中共大通县委关于恢复薛廷臣党籍的通知也下来了。薛廷臣恢复党籍以后,经过物资站支部全体党员选举,又被选为物资站党支部书记。
一个多月以后,县上又把副站长柴兆芳也调走了。
薛廷臣调到物资站的时候,物资站刚从史家庄原来的桥头榨油厂搬到大煤洞口的八一农机修造厂。因为所有的物资供应都是按计划分配的,群众要买木材、钢材、建材水泥等物资,得先到公社开上介绍信,凭公社的介绍信,到县计委批了指标,再到物资站开票。然后根据物资站开票的金额,到银行转了款,凭银行的转款单经物资站财务蓋了章,最后才能到物资站的仓库提货。那个时候,老百姓要买一个轴承、一个钻头,都得拿上旧的,交了旧的才能买到新的。当时大通县内还没有公共汽车,大煤洞口到桥头有两公里多路,老百姓感到非常的不方便。
薛廷臣接任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觉得,群众购买物资太不方便了,很不利于生产。为了方便群众,薛廷臣亲自做了调査以后,决定在桥头建国西路百货批发部门口的人行道上,搭几间简易棚,设立了一个物资供应门市部。作出决定以后,他就向计委打了报告。计委批准以后,他便立刻动手,开始实施。
在研究物资站往桥头搬的时候,机关的有些人不愿搬下来,他们嘟囔着说:“你就是把物资站修到老爷山上,同样有人去。”
薛廷臣觉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不为群众利益着想,是缺乏群众观念的表现。于是,他对大家讲:“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有为民解忧的思想。物资工作是为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应当以方便群众、有利于生产为前提。绝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一点眼前小利益,不能因小利而忘大义。” 经过几天的说服教育,道理讲清了,那些不愿意搬下来的人思想也都想通了。
薛廷臣做事最善调查,他当然知道那些人不愿往桥头搬的原因:农机修造厂的院子很大,住在那里的人这些年一直在院子里种些洋芋和蔬菜,他们不愿往桥头搬是舍不得那点种菜的地方。搬下来以后,薛廷臣便把那里能种菜的地方,分给物资站所有工作人员每人一份,让大家都能种一点菜,职工们都很高兴。
物资供应门市部建成以后,为了便捷服务,薛廷臣干脆把办公室也搬了下来。这样一来,群众就能在桥头一个地方办完一切手续,然后到大煤洞的物资仓库提货就行了,大大的方便了群众。后来,他们又扩大了经营品种,不仅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方便,有利于生产,而且还积累了些资金。
为了更好的服务全县百姓的生产、生活,薛廷臣建议:物资站和工商银行大通支行两家联合在一号桥头建国东路修建一座物资站综合楼和工商银行的穆斯林储蓄所。在和工商银行大通支行商量好后,报县计委立项和批准。报告立项批准以后,物资站与工商银行大通支行两家联合,在一号桥头建国东路搬迁了七户居民,开始实施物资大楼的修建。为了省钱,薛廷臣请了时任县城建局副局长的孟庆友设计了图纸。孟庆友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有这方面的设计能力。
图纸是孟庆友利用业余时间设计的,设计完后,他们只给了孟庆友五百块钱的成本钱和辛苦费。这本来是单位个人两利的好事,但却被纪委调查了。县纪委副书记郑怀寿找到薛廷臣,来了解孟庆友给他们设计图纸的情况。薛廷臣回答说:“让孟庆友设计是我的主意,我这样做是为了省钱。如果到省设计院去设计,设计费得六、七千块钱,我们为了省钱,找孟局长利用业余时间给设计一下,他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有这方面的设计能力。设计完后,我们总共只给了孟局长五百块钱的辛苦费和成本钱。”
郑书记根据他所说的情况,让薛廷臣写了一个证明材料。
过了几个月,孟庆友调到西宁当了西宁市的副市长。后来才知道,孟庆友和当时的省长田成平是清华大学的同学。
根据业务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县计委给大通县政府打了报告,把原来的物资综合供应站,改为大通县物资公司。经县政府县长办公会研究,同意了这个报告,一九八三年六月,大通县物资综合供应站正式改为“青海省大通县物资公司”。
薛廷臣很有自知之明,他觉得自己对物资工作不是内行,需要有一个很内行的人来帮助工作。于是,他找了组织部部长蔡国顺,蔡部长征求他的意见,他建议说:“赵玉秀是青海财经学校毕业的,分到物资站当会计,后来又在青海省物资学校进修过两年。对物资工作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由他来担任副经理比较合适。”经过商量研究,组织部门提拔了会计赵玉秀担任了物资公司副经理。
买车受骗 [本章字数:42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6 08:14:48.0]
050 买车受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市场的开放,物资供应工作中的计划分配范围,也逐渐缩小了,由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种过渡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出现过三材有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区别。计划内与计外的同一种物资,却执行着两种不同的价格。计划内的物资是根据计划分配的,价格便宜但数量有限。如果你生产建设需要,计划分配的物资不够用,你就得多掏钱再买计划外的物资。
在这种过渡阶段,计划内与计划外同样的物资却执行着两种不同的价格。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给那些善于投机取巧、钻空子的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发财条件,也给物资供应部门带来了操作难度。
省上计划分配的汽车,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经过计委研究,大通县物资公司准备出外采购一些计划外的汽车。经物资公司研究,由经理薛廷臣外出购买计划外汽车,由副经理赵玉秀在家里主持工作。
青海的改革开放与内地相比,各方面都比较滞后一些。改革开放以后,薛廷臣是第一次走出去购买物资的,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情况根本不了解,也没有目标。外出采购其实就是在盲目寻找。
东风汽车是湖北十堰生产的,薛廷臣先到武汉市物资局打听了一下情况。武汉市物资局的人告诉他说:“我们也派人出去,到处寻找购买计划外的汽车。”
薛廷臣听了以后试探着问道:“计划外的汽车那里能买到?”
“我们主要在广东买进口汽车,东风汽车虽然是湖北十堰生产的,但在武汉却很难买到,有时在广州还能买到计划外的东风汽车。” 武汉物资局的人回答道。
听了武汉物资局同志的话,薛廷臣认为,即然在武汉也买不到东风汽车,那就得到广州去寻找。于是,他便南下去了广州。
在广州站下了火车以后,为了省钱,薛廷臣跑了好些小旅馆,最后他选择了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
这是一个三人间,里面已经住着两个人了,是河北保定市物资局一个姓王,一个姓姚的同事。
闲聊期间,薛廷臣知道了他们也是出来寻找、购买计划外汽车的。他们比薛廷臣早到两天,已经打听到武汉市滠口镇二轻公司在广州有个办事处,能买到计划外的东风汽车。这两个人已经把滠口二轻公司在广州的地址都打听好了。薛廷臣听了后非常高兴,觉得有了个伙伴,并且是同行,都是买汽车的,大家相互之间可以有个照应。
第二天,薛廷臣便和保定那个姓王的一起去了广州人民大厦的八楼8012房间。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滠口镇二轻公司驻广州的熊经理。
熊经理叫熊锦元,三十多岁,武汉市人。见面以后,熊经理告诉他们说:“我们和二汽有关系,能买到计划外的东风汽车,但得等一段时间。如果要买汽车,现在可以先订合同。”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晚上他们就回到了旅社。
青海改革开放相对比较晚些,大通县的街道里只有卖酿皮的、钉鞋的和卖菜、卖鸡蛋的,这些做小买卖的,只是在街上摆个小摊子,根本还没有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私营公司薛廷臣没有见过,更没有接触过,在他的脑子里还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把滠口镇二轻公司当做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就准备和滠口镇二轻公司签合同。
滠口镇二轻公司在广州一共有六个人,在人民大厦包了两个套间,宾馆很气派,房间很高档,他听说那种房间一个人一天的房钱就二十多块钱。而自己住的那个旅社每人每天只要一块六毛钱。他过去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还住过八角钱一天的旅社,有时找不到旅店,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哪有这种气派!不要说住这样的宾馆,他连这么高级的宾馆的门都没进过,自动电梯也不会用,还是跟上保定那个姓王的跑了两趟才学会了使用。
回到旅社以后,薛廷臣便和北保定市物资局的两个人一起对这里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的过程中,他们都没有对滠口镇二轻公司有任何怀疑,就准备和家里取得联系以后,就和这家公司订合同。
薛廷臣给赵玉秀通了电话,赵玉秀在电话里说:“最好搞上五辆汽车,钱没有问题,已经预收了三辆汽车的钱,只要能买到汽车,把开户银行和账号发个电报,随时都可以汇款。”
和赵玉秀通了电话以后,薛廷臣便和滠口二轻公司订了五辆五吨东风汽车的合同,保定市物资局订了五十辆计划外的东风汽车的合同。每辆五吨东风汽三万二千块钱。签订合同的时候,滠口镇二轻公司熊经理提出了要求:要先汇款,款到二轻公司账户以后,合同才能生效。
出了宾馆以后,薛廷臣就给物资公司发了电报,告诉了二轻公司在武汉的开户行及银行账号,让公司给武汉市滠口镇二轻公司汇十万块钱。
第二天,薛廷臣就去了广州大厦,他告诉熊经理说:“我已让公司先汇十万块钱来,下余的钱在提车的时候,让来人办上信汇自带。”薛廷臣以前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只凭农副公司的介绍信和他的名章,在全国都可以办理托收承付。熊经理却说:“那不行,你汇来十万块钱,到时候只能按钱提货。”
因为是初次来往,薛廷臣觉得还是谨慎一点,钱不够就先提三台车,如果可以,再继续来往。
过了两天,薛廷臣又去了广州大厦,询问熊经理钱到了没有。熊经理对他说:“十万块钱已经到了。”接着他又说道:“你不要在这里等了,在这里等花费也大,你先回去,等汽车搞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或发电报,你只派司机来开车就行了。”
薛廷臣从来就没有哄过人,也不知道什么是骗人,也就相信了熊经理的话。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在那里等,就返回了青海。
回到大通以后,看到家里要买汽车的人还很多,并且都要的很紧急。已经交了钱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德隆、塔尔公社凉州庄大队的赵瑜等人听说薛廷臣回来了,都来到物资公司来找他,这些人都建议说:“咱们在家里等不如到那里去等,咱们一块再到广州去,在那里等保险一些。”
其实,这几个人都是想借此机会浪一趟广州。薛廷臣过去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全国大部份城市都去过,就没有想到这些。他觉得去的人多了花费就大得多,就没有同意。
由于通讯条件很不方便,最快捷的通讯方式就是打长途电话,如果顺当的话,接通了当时就能通话,得到回答。如果不顺当,就得等好长时间。要是遇到要找的人不在,等的时间就会更长。其次就是发电报,但最快也得两、三天才能得到对方的回答。薛廷臣在家里也呆不住,没呆几天,他就一个人又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以后,薛廷臣第二天就去了人民大厦。但到那里却找不到二轻公司的人了。于是,我按合同上的电话号码立刻给滠口镇二轻公司打电话。
庆幸的是很快就要通了,是该公司的会计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回话说:“熊经理几个人已经回到武汉了,你可以到武汉来。”并在电话里告诉了滠口镇二轻公司在汉口的地址。
接完电话以后,薛廷臣便立即买票,坐火车去了武汉。
在汉口的一个高级宾馆里,薛廷臣找到了熊经理。
一进门,薛廷臣就先问熊经理:“汽车搞的怎么样了?”
“现在计划外的汽车很不好搞,我们的人还在联系,现在汽车又涨价了,我给你一个地址,你到那里一打听就知道了。”熊经理回答道。
寒暄了几句之后,薛廷臣就离开了宾馆。
第二天,薛廷臣根据熊经理给的地址,到汉口唐家墩的汽车交易市场去了一趟。
他到那里一看,牌价公布的五吨东风汽车,是每辆三万五千元,也是没有现货,要买汽车也是要先订合同,先汇款,款到甲方账户合同生效,按照先后次序排队等候。同样也是没有具体的交货时间。在汽车交易市场转悠了半天,薛廷臣觉得,看来滠口镇二轻公司最比那些交易商要可靠些。就在武汉等待熊经理的回话。
过了几天,在家里交了款的县政府办公室刘德隆主任,湟中县上新庄煤砖厂的赵厂长,塔尔公社凉州庄大队的赵瑜三个人每人都带了一个司机,专程到武汉找来找薛廷臣。
他们到武汉来也没有提前打招呼,薛廷臣一看一下来了这么多人,心里就着急了。笫二天一早,薛廷臣便带着刘德隆主任去找熊经理。因为时间没有到,熊经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人还在联系,你不要着急。”接着他又说:“如果你们急着要车的话,可以先到别处去买,买好了从我这里转款也比较方便。”
听了熊经理的话后,薛廷臣便和刘德隆在武汉到处寻的买汽车。虽然价钱比二轻公司的价钱要贵些,因为急于要买到汽车,也就不说贵的话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先后共买了五辆五吨东风汽车,一辆四吨解放牌汽车和一辆湖北产的双排座。先后共从二轻公司转出了七万块钱,还有三万块钱,因为还要从二轻公司买汽车,薛廷臣就没有敢把钱转完。
因为订了合同,薛廷臣总希望能从二轻公司能买到三万二千块钱的五吨东风汽车。因为没有具体的交货时间,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二轻公司是在骗他。也因为这些天薛廷臣和刘德隆四处寻找买汽车,亲身体验到了计划外的汽车的确不好买,也就觉得熊经理说的话是实话。
这时候,县人事局局长魏修科也带了司机王成,县文教局也派了高诚和陈志德两个司机到武汉来找薛廷臣要买汽车。
魏局长到武汉后,在小饭馆请薛廷臣吃了一顿饭。每人一碗面条,另外炒了两个菜,魏修科和司机王成,加薛廷臣三个人花了五块多钱。
汽车的确不好买,这些人提前也不联系,到这里也是闲跑一趟。薛廷臣没有一点办法,只好打发他们都回去。薛廷臣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魏局长买到汽车,不能无功受绿,吃了饭后他便要付钱,但魏局长说什么也不答应,让自己的司机付了饭钱。
薛廷臣有他做人的原则,工作关系从来不吃别人的请。刘德隆主任、上新庄煤砖厂赵厂长,还有两个司机,和薛廷臣五个人在武汉买车期间,几个人白天总在一块吃饭,晚上算账时都是大家平摊的,谁也不请谁的客,当天就结清,住店也是各开各的**。可魏局长硬是不让他掏钱,已经让司机把饭钱付了。饭后,薛廷臣认为自己和魏局长过去只是一般的认识,没有更多的交往,白吃了魏局长的一顿饭,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和过意不去,总是觉得好像欠着人家点什么似的。
最后一辆东风汽车是塔尔公社凉州庄大队赵瑜的,薛廷臣把赵瑜和司机马生福打发走了以后,再一次去了熊经理住的宾馆,找他商议买车的事。
到宾馆以后,没有见到熊经理,服务员说:“那几个人已经走了两三天了。”
薛廷臣无奈地离开了宾馆,又去了滠口二轻公司所在的滠口镇政府。
到二轻公司以后,熊经理不在,公司里只有会计一个人。薛廷臣便问会计:“熊经理现在在哪里?”
会计回答说:“两三天了都有没见到熊经理,我也不知道熊经理在哪里。”
因为滠口镇二轻公司的牌子始终挂在滠口镇政府院内,一向信实的薛廷臣总认为滠口镇二轻公司是国有或集体体有制单位,公家对公家不会有闪失的,即便是买不到车,公家欠公家的钱总是会还的,他也不想断了和滠口二轻公司的关糸,还想着能从二轻公司买到三万二千块钱的汽车。于是,他便对滠口镇二轻公司的会计说:“等熊经理回来以后你给他说,如果有汽车,就给大通物资公司发个电报,要是没有汽车,就把三万块钱退回去。”交代完以后,他就离开武汉回到了大通。
离 休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6 08:48:41.0]
051 离 休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是元宵节,机关放假了,物资公司办公室的几个同志在公司主办业务的康润元家喝酒。大家正喝到兴头上,组织部打来电话找薛廷臣。薛廷臣便立刻停住了喝酒去接电话:
“喂!您好!我是薛廷臣。”薛廷臣拿起听筒打招呼道。
“您好!我是组织部的,想问你和耿凤鸣退不退休?如果想退的话,就赶快把申请报告送过来。”
“好的!”薛廷臣丢下电话就对耿凤呜说:“组织部来电话了,问咱们两个退不退休。”
耿凤鸣当即回答道:“退!”
物资公司只有他们两个快到退休年龄了,耿凤鸣当时六十虚岁,薛廷臣五十八虚岁。
薛廷臣这时酒喝的已经有点高了,什么也没有想,就稀里糊涂的很快就把两个人的退职申请报告写好了。写好以后,他就将两份申请书给了耿凤鸣,说道:“老耿,你把申请书送到组织部去。”
耿凤鸣酒也不喝了,拿着两份申请书就去了组织部。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耿凤鸣便到组织部去打听情况。
到了组织部以后,耿凤鸣看到他们两个的申请已经批好了。听组织部的人说,是昨天晚上连夜加班批的。薛廷臣、耿凤鸣和民运站的站长张金茂三个人是一个文件批的。
因为这一次报批的人太多,县政府的打字机忙的打不过来,耿凤鸣便拿上批好了的底稿,到办公室登记编了号,然后拿到林业局去打字。
耿凤鸣的二女儿是林业局的打字员,老爸拿来的东西她马上就动手打字,不一会儿就把文件打好了。耿凤鸣便拿着打印好的文件出了林业局,径直跑到县政府办公室去过印。
文件打印好了之后,耿凤鸣告诉薛廷臣说,一切都办好了。于是,他们一起到组织部去办手续。组织部里面,财政局和人事局专门有人在那里给算退休金和安家费。当天上午,他们三个人就把退休金拿到手了。薛廷臣和耿凤鸣的退休金是本单位出的,由出纳开了一张现金支票,他们两个便拿着到银行了钱。
薛廷臣的退休金一共算了五千八百块钱。因为经常出差,还欠着物资公司公款两千一百多块钱,扣了欠款,还领了三千多块钱。
薛廷臣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欠公款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感受到了无债一身轻的痛快。
有生以来,薛廷臣是笫一次有了这么多的钱。第二天,他便花了一千八百块钱买了一台十八寸的彩电,手头还剩下一千多块钱。盖房子的时候借了些钱,算是把账还清了。
帐是还完了,但手里的钱已经没有了。
薛廷臣虽然办了退休手续,但仍然因为组织部还没有确定好公司的经理人选,只好继续上着班。过了一段时间,组织部忙完了突击退休的办理之后,薛廷臣便找组织部部长蔡国顺研究物资公司的经理和人员安排。
根据薛廷臣的提议,提拔了原来搞业务工作的张万江当经理,赵玉秀仍是副经理。
因为张万江当过“八·一八”景阳公社分团的团长,蔡部长叫薛廷臣仍然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等年满六十岁以后再退。
退休以后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一辈子闲不下来的薛廷臣也就答应了继续工作的要求。
按照文件规定,薛廷臣这一次办的是离休手续,中央有一条规定:凡是离休干部,一九八三年六月底以前,工资级别达到行政十八级的,离休以后可以享受副县(处)级的政治、生活待遇。薛廷臣在办离休手续的时候,县委老干部管理办公室让他填了一张享受副县(处)级的政治、生活待遇的审批表。后来,经过省委织织部批准,他享受了副县(处)级的政治、生活待遇。
自一九五七年工资改革以来,薛廷臣从来就没有参加过提工资。一直到平反以后,一九八一年七月,县政府专门下文才算是给他增加了一级工资,由行政十九级调整为行政十八级。以后又有一次调资是普调,所有在册的干部、职工,每人都给增加了一级工资。以后青海省委组织部又有一条规定,凡在青海工作满二十年以上的干部、职工,每人都给增加一级工资。这个时候,薛廷臣的工资级别就达到了行政十六级。
二零零三年,青海省委组织部有一条规定:凡是离休干部,在一九八五年工资改革以前,工资级别达到行政十五级的,从下一次调整工资时起,可以享受副厅(局)级的工资、医疗待遇。按照规定,离休的时候,每人都给增加了一级工资。这样,薛廷臣就由行政十六级调整为行政十五级了,正好达到享受副厅(局)级的工资、医疗待遇的标准。经青海省委组织部批准,西宁市委以宁委(2003)笫167号文件通知大通县委:包括原青海光明化工厂、原青海省第二水泥厂,三个县(处)级单位,共有二十二名离休干部,都享受了副厅(局)级的工资、医疗待遇。
原青海光明化工厂、青海第二水泥厂都是驻在大通县境内的两个县(处)级单位,在大气候的影响下这两个县处级单位也都先后破产、改制了。因为单位驻地在大通县境内,省上把这两个单位的离休干部交由大通县委老干部管理办公室代管。
人言可畏 [本章字数:3673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8 23:35:16.0]
052 人言可畏
虽然离休了,武汉滠口二轻公司还有三万块钱没有转回来让薛廷臣心中很不释然。因为这件事是他一手经办的,他觉得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钱没有要回来,他的心里总是不安宁。离开岗位之后,他一直给滠口镇二轻公司打电话催要那笔欠款,但打了好多次,电话一直都打不通,这让薛廷臣心里更加着急。越着急就越不停地打,突然有一次打通了,接电话的是那个会计,那个会计给他的回话却只有几个字: “熊经理不在。”他便大声对那会计说道:“你给熊经理说,如果有汽车就给大通物资公司发电报或打电话,没有汽车就把三万块钱赶快退回来,我要退休了。”那边会计答应了。
等了一个多月,钱还是没有退回来。以后再打电话,老是打不通。薛廷臣觉得不大对劲儿,便提出再去一趟武汉。但两个经理都说再等一等吧。因为薛廷臣现在是党支部书记,业务上的事就只能听两个经理的,也就只好等着。
就在这个时候,大通县的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有人说薛廷臣在外面买汽车的时候,是因为收受了贿赂才被骗了三万块钱。还有人说,薛廷臣不让县政府刘主任和塔尔公社凉州庄大队的赵瑜和他一块去广州,是怕他受贿的情况被人发现了,才单独行动的。沸沸扬扬,什么说法都有。
这个时候,薛廷臣才觉得母亲在他小的时候说过的“唾沫星子是能把人淹死的”那句话的分量。因为年龄小,薛廷臣当时对这句话一点不理解,还觉得唾沫星子怎么能把人淹死泥?现在他才意识到人言可畏。
虽说是谣传,但社会舆论还是引起了工商部门的重视,工商局派了高鹏和一个姓王的干部开始调查此事。高鹏等二人用了几天的时间,对薛廷臣买汽车去过的地方和发生了业务的单位进行了抄录登记。根据抄录登记的地址,工商局又派副局长罗晓达和高鹏两个人外出追踪调查。
当然,工商局的调查薛廷臣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过了一段时间,相关的许多传言和情况他陆续都听道了,也知道工商局在调查他,他的心里就很不安宁,不管怎么讲,这件事总是上当受骗了,也给物资公司造成了损失,他心里也很自责。但话又说回来,他的心里并不害怕,因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在购买汽车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手续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既然这样了,就让他们去调查吧!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把事情弄清楚,用事实来回答谣言是最有说服力的。
实质上,自“四清”运动以后,薛廷臣在经济方面就已经吸取了教训,不论在城关供销社当营业员,在党校搞后勤工作,还是在汽车队搞供销和采购,他把自己所经手的经济手续都搞的非常清楚,决不允许有半点纰漏。外出买车是公司的决定,所有的支出都是严格按财务制度进行的,他心里是坦然的。但这三万块钱没有要回来,他觉得责任在他,因此,心里总是放不下,此事就成了他离休以后的一块难以驱散的心结。
有些事情也是非常巧的。也就在薛廷臣外出到处寻找买车的那个时候,物资公司的营业员薛应昌因套购物资,被大通县法院判了三年徒刑。
薛应昌和长宁大队的一个干部相互勾结,由长宁大队的那个干部从后子河公社开了一张介绍信,到计委批了一批计划内的钢材指标。钢材提出去后,没有用于长宁大队,而是在市场上高价倒卖了。有人把这事反映到县检察院,经过检察院立案调查,情况属实。检察院便把薛应昌起诉到大通县人民法院。法院认为这是内外勾结,套购倒卖国家物资,性质比较严重,判了薛应昌三年有期徒刑。
就是因为薛应昌倒卖钢材的时候,薛廷臣正在外面到处寻的买汽车。也因为物资公司只有他们两个姓薛,社会上都知道薛廷臣在物资公司当经理,知道薛应昌的人却比较少,再加上社会上的各种言传,所有知道薛廷臣的人,都以为他在外面买汽车时出了经济问题,听说工商局副长都出去调查过,又听说物资公司姓薛的被判了三年徒刑,有些人就以为薛廷臣被法院判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