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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离了休的干部肖子超听到这些谣传以后，还以为薛廷臣真的被判刑劳改了，出于个人感情，便带着老婆到薛廷臣家来看望张秀英。但当老两口来到薛廷臣家以后，竟然看到薛廷臣还好好的在家里呆着，并没有在监狱。当然，也就没有好意思提起他们的担心，只是随机应变地说：“好长时间没见了，来串串门。”

肖志超比薛廷臣大五岁，因为是老乡，又年长于他，薛廷臣过去每年总是要到肖志超家里去给他们两口子拜年。这年春节，薛廷臣照例去了肖志超家去给老乡拜年，这个时候，肖子超老两口才说了实话：“当时社会上对你买汽车的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信以为真，还以为是你被判刑劳改了，心里很难过。那一天，我们就是专门到你家里去看望和安慰张秀英的，顺便打听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薛廷臣听了以后，又联想到母亲说过的吐沫星子能淹死人的这句话，觉得社会舆论的确怕人，心中萌生了一些惆怅和余悸。

为了弄明白工商局的调查情况，薛廷臣去了一趟工商局。这个时候，高鹏和罗晓达都已经退休了，罗晓达回了福建见不到人，高鹏是大通县人，薛廷臣就去高鹏家里去找了高鹏。

薛廷臣见到高鹏以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和罗局长把我买汽车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

高鹏笑着说道：“啥你的调查不调查的，当时社会上对物资公司被骗了三万块钱的事是有些说法和反映，当然说什么的都有。我便和罗局长商量，认为这是个机会。罗局长想回一趟老家，我也想跟上罗局长出去浪一趟，我两个商量好后，就由罗局长在局务会议上提出外调意见。罗局长在会上说：‘根据社会上的反映，对物资公司购买汽车的情况应当调查一下’。经过局务会议研究，同意了罗局长的提议，便派我和小王到物资公司对你去过的地方和发生过业务的单位，进行了抄录登记。外调时是我和罗局长一起去的，广州、武汉都去了。本来你买汽车时没有去上海，我们还到上海、无锡、苏州也浪了一圈。罗局长家是福建的，我还跟上罗局长在他家里住了几天。在福建，我们还到厦门浪了一趟鼓浪屿。前后跑了四十多天，回来给局里汇报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这事当时只有我和罗局长两个人知道，所有的出差费都全部报销了。”

出了高鹏的家门之后，薛廷臣突然觉得自己多此一举，自己本来就没有问题，干嘛去追问这个事？当然，社会上的说法自己是管不了的，随他的吧。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早上，薛廷臣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武汉市滠口镇二轻公司，是挂靠在滠口镇政府名下的一个皮包公司，经理熊锦元利用欺骗的手段，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九十多个单位，共骗得金额高达两亿多元人民币。由于他们以滠口镇政府的名义，就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一些不明真像的单位和群上当受骗。经理熊锦元已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听了这个消息以后，薛廷臣大大的吃了一惊！他原以为滠口镇二轻公司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公家欠公家的钱总会归还的。现在这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受骗了。他急急忙忙起床洗了脸，连早饭都没吃，就跑到物资公司办公室去等两个时任经理。

两个经理刚进机关门，薛廷臣就走上前去把早上听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消息告诉给了他们。他们三个经过研究，薛廷臣于当天下午就立即动身去了武汉。

火车到武汉站以后，薛廷臣匆忙下车，马不停蹄跑到了滠口镇政府。他到镇政府一打听才知道，滠口镇二轻公司是挂靠镇政府的私营单位，由于滠口镇二轻公司骗的单位很多，有几个被骗单位把他们起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在滠口镇驻着一班子人，正在清查和处理滠口镇二轻公司的案件。

在镇政府，一个姓梅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薛廷臣，姓梅的对他说：“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我们也会通知你们的，你把情况简单地给我说一下。”

薛廷臣就详细述说了整个买车被骗的经过。当他谈完之后，姓梅的就和他把数字核对了一下。

核对完后，姓梅的对薛廷臣说道：“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等案件结束以后，我们会把结果通知你们的，你只是在家里等着就行了。”

一九八七年四月，薛廷臣退休的年龄到了，彻底从岗位上退了下来，离开了物资公司。

薛廷臣退下来以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来了通知，物资公司便派了李国顺到武汉去处理此事。

李国顺去了一趟武汉，只拿回来一个坏了的1000w的电暖器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财务上根据裁定书平了账。

“经常洗碗的媳妇肯打碗，不洗碗的媳妇就不打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工作多了肯定失误就多。外出采购汽车的事情薛廷臣的确有点后悔。他曾想过：如果抱着快退休了，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但按照他的性格，他是绝对不可能混日子的。要工作就要吃苦受累，在外面买汽车吃了不少苦头不说，也没少花自己的钱，结果落了个费力不讨好。但没有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始终把工作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薛廷臣的个性和特点，“记吃不记打！”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薛廷臣的心头，思想总是不安，心里一直也很难过，很内疚。总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的干了一辈子，对工作总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没有想到，临退休的时候，却办下了这么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使公家受到了三万块钱的经济损失。他曾一度想过，如果自己有钱的话，自已就把钱赔了。但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二百多块钱，这三万块钱真要他赔的话，就是不吃饭，也得十年才能赔清。因为没有能力赔，他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不公待遇 [本章字数：1949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9 09:10:36.0]

053　不公待遇

退休，就意味着退出工作岗位休息养老，退休老人们突然无事可做，也很无聊。闲来无事，经常都会去回顾过去的一些事情，有时甚至会胡思乱想，特别是过去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情。薛廷臣也不例外，离开岗位以后，他也经常回顾一些往事，有时也会胡思乱想。想到自己坎坷的命运时，他曾想过：“如果崔永兴不把我下放到城关供销社去的话，我就不会犯‘四清’运动中那样的错误。把话再说回来，或者因为我是县供销联社的副主任，由于活动范围大接触面广，说不定我还会犯更大的错误呢！”他竟然还曾这么想过：“如果我对工作不负责任，吊儿浪当，不是那么认真负责的话，当时，县革委会副主任顾庆池也不会叫我到物资站去，我就会从县医院离休。县医院是事业单位，物资公司是企业单位。就因为我是从企业单位离休的，我和行政、事业单位同级离休干部的工资待遇却不一样，我的工资要比行政、事业单位的同级离休干部少拿一半还要多。”就工资待遇这个问题，薛廷臣主要是和刘诚进行了对比，对比以后才觉得自己确实吃亏大了。

薛廷臣是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的，刘诚是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的，薛廷臣和刘诚在桥头榨油厂工作的时候，他是厂长，刘诚是副厂长。当时他们两个都是行政十九级。在两次下来提工资的时候，因为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一直没有提过工资。刘诚两次也都没有提工资，听说有一次是他发扬了风格，让给比他工资低的同志了。后来刘诚被评为青海省粮食系统的劳动模范，给他增加了一级工资。薛廷臣平反以后县政府专门下文给他增加了一级工资。他们俩个的工资级别始终是一样的。全县普调一级和在青海工作二十年以上提一级工资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一样，每人都增加了两级。他们俩也都是八五年一块离休的，离休的时候也是每人都给提了一级，这个时候，他们都是行政十五级，市上批下来享受副厅(局)级的工资、医疗待遇，也是一个文件批的。儿刘诚每月的工资是一千零六十多块钱。而薛廷臣每月的工资只有五百二十块钱，还赶不上刘诚的一半，这中间的差别也太大了。薛廷臣觉得：自己两个月的工资才能顶刘诚一个月的工资，这使他在心理上觉得很不平衡，思想上就有点想不通。当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全县所有从企业单位离休的干部，都认为这太不合理了，所有从企业单位离休的干部都想不通，都很有意见。

大通县一共有一百八十二名离休干部，其中从企业单位离休的有四十七个人，由于以前人们都不知道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些离休干部大部分又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都是有觉悟和有组织观念的，一般都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讲党性，守纪律的，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组织分配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工作。结果，许多老干部都从行政事业单位被调到企业单位去工作，结果，就是这么一调动，待遇一下子就差了一大截，他们怎么会没有想法，怎么会没有意见！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有些企业单位，由于经济效益不好，甚至连在职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离退休的更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企业离休的老干部，才觉得过去听党的话、不讲价钱，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企业单位去工作，这一步路没有走对。但己经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后悔。由于企业和行政、事业同级离休干部之间的工资差距太大，这些人的心理总是不平衡、都很有意见。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工资改革。行政、事业单位按中央的规定，由财政拨款都增加了工资。企业单位就不同了，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企业单位经济效益好的，可以参照行政、事业单位的标准给职工增加工资。效益不好的，还得根据企业的经济情况来解决，也可以少增加或不增加。

大通县的所有企业单位，除商业、粮食系统外，大部分都是地方办企业，如一、二陶瓷厂、玻离厂、地毯厂、砖瓦厂、农机修造厂、食品厂、糕点厂、县煤矿、物资公司等单位。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些地方办的企业，大部分还是按原来的计划经济轨迹运行的，对于市场经济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多数都经不起市场经济的冲击，经营艰难，有的甚至到了频临破产、无法生存的地步了。就连地处大通境内的光明化工厂（705）、黎明化工厂（704）、青海重型机床厂（706），青海水泥厂、大通矿务局等县级企业单位，也都一下子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经受不起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走入了困境。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中央有文件规定，中央拿一部分，省、市、县拿一部分钱给困难企业单位的离、退休干部、职工增加工资。海东地区按中央文件已经执行了，青海日报已经作了报导，大通县却迟迟没有行动。

这一时期，那些比较困难、快要破产的企业单位的十几个离休干部，因为几个月领不到工资，没钱买面，一家人的生活面临着困境。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有了文件。他们听到文件精神之后心里很高兴，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却迟迟不见大通县有什么行动，老干部们对此十分不满，便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讨回公道 [本章字数：518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9 08:35:45.0]

054　讨回公道

一天早上的八点半钟，那些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离休干部便相跟着去找县委书记包福元。到了县委机关，正好，包福元从县委楼上出来了。包书记便被那些离休干部们堵在了大楼门口。

“中央有文件给企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增加工资，大通县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文件？”　那些离休老干部质问包书记道。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包书记推托了一句。

包书记话音刚落，组织部长陈发青正好上班来了。包书记就问陈发青：“中央最近有没有给企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增加工资的文件？”

“中央文件有，县上还没有研究。”　陈发青回答道。

陈部长的话音一落，这些老干部们生气了，他们指着包书记说道：“老干部的工作也是你该管的工作，你现在就给大家答复，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文件。”

“这事还得开会研究研究。”包书记打着官腔说道。

“这是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的老八路，己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没有钱买面，吃不上饭你知道不知道？”张长生指着一陶瓷厂的周华大声说道。

包书记无言以对。

正是上班的时候，县委大楼门口面对着大街，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包书记一看这个情况，态度稍微有了一些缓和，变换了一下口气对老干部们说：“同志们的困难我知道，也应该解决……”

“既然你知道，那你今天就开会研究，人是要吃饭的，不吃饭不行。”还没有等包书记说完，李振皋和张长生就抢过了话头。

这个时候，市上来的人要叫包书记下乡。包书记对大家说：“我还得和市上来的人下乡去，我把分管组织工作的孙文兰副书记叫来给大家答复。”

不一会儿，县委副书记孙文兰来了。

孙书记来了，有人给大家解决问题，老干部们也是有素质的，就让包书记下乡去了。

“下去以后县委很快就研究，一定给大家一个明确、满意的答复。”　孙文兰看着这些情绪激动的老干部就答应说。

老干部们听了孙书记的话后，就各自回家了。他们在自己家里老老实实地等候消息，因为他们对组织还是相信的。但一直等了一个月还不见县委有答复。李振皋便来找薛廷臣，叫薛廷臣和他一块到组织部去问情况。

上一次企业单位的离休老干部们去县委询问，薛廷臣没有参加，张长生和李振皋回来后将情况告诉了他，他觉得县委应该落实中央精神，不应该刻薄这些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的老同志。因为这是关乎到老干部们切身利益的事，也是落实中央政策的事，当然也关乎到他自己的切身利益，薛廷臣当即答应，和李振皋一块去了组织部。

到了组织部以后，他们见到了组织部长陈发青，还没有等他们开口说话，陈发青就开口说道：“方案己经订好，报常委了，我们提出的方案比海东的还要优惠些，请大家耐心的等几天，常委会批准了就执行。”

既然陈部长这么说了，薛廷臣他们就走了，老干部们就耐心地等待着。最后等到的优惠条件是：除了中央政策规定的从七月一日开始，补发应该增加的工资。另外，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企业单位离休干部，每年还加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从企业单位离休的干部，是由社会保险部门发工资的，每人都有一个账户和存折，补发的工资和增加一个月的基本工资一起，己经转到每个人的账户和存折上了，急等用钱的人已经把钱取出来都用了。

中央的规定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参加工作的老红军，每年加发两个月的基本工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八路军，每年加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大通县行政、事业单位和所有企业单位，一直都按中央的这个政策执行着。

大通县委组织部给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企业离休干部，每年加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这一规定，显然与中央原来的规定不符。西宁市委组织部发现以后指出，大通县的作法不符合中央的规定，应当立即纠正。

大通县从企业单位离休的老干部，当时一共是四十七个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只有六、七个人，大部分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组织部当时为了稳定这些人的情绪，才想出了这个办法，结果超出了中央的规定，第二个月就被纠正了，组织部又把加发的那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全部扣回去了。组织部没有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也没给大家做任何解释，什么也没说。

加发的那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被扣以后，有些老干部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有意见。粮油加工厂的刘克勤在街上见了薛廷臣，就对他说道：“为什么把那一个月的工资又扣回去了，不行，咱们还得再去找。”薛廷臣告诉他说：“不能去找，扣回去是应该的。那是因为组织部弄错了，多发了。错了就应该允许纠正。”

薛廷臣过去搞过人事工作，他知道这是组织部们弄错了，他从来不愿占别人的便宜，更不愿占公家的便宜。他认为，错了就应该纠正，。既然搞错了，组织部就应该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就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老干部们都是懂道理的。可组织部没有这么做，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薛廷臣对刘克勤解释以后，凡是找他询问此事的老干部他都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这些人也没有人再去找组织部，就这么马里马虎的过去了。

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最大区别是：行政、事业单位是纳入国家预算的，财政拨款由本单位发工资。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是由社会保险部门统筹发工资。医药费、活动经费仍由企业单位按规定报销。企业单位连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离休干部的这些医药费、活动经费等，就只能挂在账上拖欠着，根本得不到保障。

为了解决分配不公的局面，大通县老干部管理办公室的张主任想了一个办法，采取了行政、事业单位自然减少一个(死亡)，从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中，按参加革命的年限递补一个的办法，把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逐步的转为财政拨款，己经递补的有周华、冯炎、张长生等三个人。

这个办法实行了不到一年，就行不通了。因为所有离休的干部年龄都差不多，已经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中，有好几个都快八十岁了，还有几个人己经都八十多岁了。这些八十多岁的人己经再不能一直等下去了。于是，便有几个人聚到古世祥家里，研究准备找县委书记讨说法。但研究了半天却没有研究出结果来，几个人便找到薛廷臣的家里，让他给拿拿主意。

进了薛廷臣的家门，还没坐定，大家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说的都是外面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说西宁地区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有的打着横幅上街要求有关领导出来解答，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文件。还有的说，中央给青海省一笔什么钱时，省上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有成绩，不要这些钱，最后被甘肃拿走了。还有传说果洛州的州委书记是个年轻干部，被果洛州的几个离休干部堵住汽车不让走，书记马上回去召开常委开会研究贯彻中央文件，当天就解决了问题。当然这些都是小道消息，真实与否不能知道。西宁有些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到省委去找过，这是大家知道的。大家觉得，对于不执行中央文件的这些当官的就是要找，你不找，他们根本就不给你解决。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问题。”这些情况是薛廷臣的同学打来电话说的，他觉得应该是真的。

议论了一会儿，赵庆义说道：“我们应该直接找段书记（县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段发达）或者李书记（县委书记李海俊）。

“我们应该先找老干部管理办公室的张主任，她如果不管，我们再找县委书记。”薛廷臣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觉得还是应该按程序进行好些。

“找张主任根本不顶事，要找就直接从根子上找县委书记。”赵庆义坚持自己的意见，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找张主任还不如不找，因为找她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赵庆义的意见也符合薛廷臣的想法，他本身对这个做法也很有意见，他也知道张主任也给他们解决不了问题，只是他这个人循规蹈矩惯了，总觉应该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比较好。现在，赵庆义坚持他的意见，薛廷臣也就同意了，表示就从根子上找，直接找县委书记李海俊。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便约定下了找县委书记的时间，并商量好分头下去通知其他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让大家一块去找李书记。

这一次去找县委书记的老干部一共十五个人，到了县委一楼，门卫不让这么多人上楼去，只允许上去两个人。为此双方发生了一点争执，门卫不让多的人上去，老干部们都在那里起哄。这时，薛廷臣问门卫道：“可以去三个人吗？”他是觉得这么多人都上去门卫肯定不同意。又想，三人为众，遇事好商量，好确定。

“上去三个人可以。”门卫答应道。

“大家都不要起哄了，也不要为难门卫，大家伙推选上三个人，代表大家的意见上去和他谈。”薛廷臣向老干部们说道。

老干部们听了薛廷臣的话，便停止了争执，围在一圈酝酿了一会儿，推选了薛廷臣、赵庆义、冯炎三个人到楼上去找李书记。

三个人上到四楼以后，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来找李书记和段书记解决问题。”薛廷臣回答道。

“那你们把找书记的事由登记一下。”工作人员说着给了一张登记表。薛廷臣拿了笔在登记表上看时填写，正在他登记的时候，组织部一个姓白的上来了，他说：“李书记和段书记都不在，不管有什么事情，先回老干办再说。”

薛廷臣知道他姓白，是组织部的，便对大家说：“算了，李书记和段书记不在，登记了也没用。我们还是先到老干部办吧。”说完便向楼下走去。他们走到楼下的时候，正好老干办的张主任也来了，张主任带着大家去了老干部办公室。

到了老干部办公室后，张主任有点生气的样子，很不高兴的说道：“各位老前辈，大家有什么事应该先给我说，我解决不了再请县上领导来解决，你们不应该直接到县委去找书记。我到老干办任职时和组织部签了责任书，保证把老干部的工作做好，不让老干部们去找县领导，有什么事先在这里解决。你们有问题就应该先来找我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把要找县委书记的事说了一遍，张主任给大家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当然，她的解释是不可能使老干部们满意的。

经过组织部和老干办这么一挡，县委领导就没有能找成，张主任又给大家解决不了问题，老干部们也不好意思再去找县委书记了，这个事就先暂时放了几天。

因为薛廷臣在这群老干部中说话很顶事，组织部姓白的和老干办的张主任还以为这次找县委书记是薛廷臣带的头。过了两天，张主任和组织部的一个李科长就去了薛廷臣的家。

他们是来给薛廷臣做工作的。薛廷臣就把几个人先在古世祥家商量找县委的情况，以及后来又到他家来找他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组织部的李科长便给他讲了一些有关规定，又讲了些安定团结的大道理。张主任接着对薛廷臣说道：“以后他们再来找你，你就推脱，就说你肚子痛不能去，你不要参加。”

薛廷臣听了张主任的话后心里有点生气，觉得张主任这哪里是在做思想工作，这明明是把他当不懂事的小孩子在哄嘛！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家里，即便不高兴也不宜表露出来，有点哭笑不得的应付了几句。

张主任和李科长从薛廷臣家出去以后，又到古世祥、赵庆义、赵帮才、冯炎的家里分别做了同样的工作。

这件事让薛廷臣心中很不释然，他觉得，县委书记是人民的公仆，老干部们有问题、有意见找县委书记提出和解决是正常的事情，张主任和李科长却是这种态度，他们的做法太差劲，太没有素质！端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和落实，是各级领导的首要任务，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还说老干部们在胡闹，这样的干部怎么能做好党的工作？当然，这个问题自己管不了，但涉及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薛廷臣觉得，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讲究一些策略。

老干部们没有受任何人的教唆，更没有无理取闹，只是要求县委按照党的政策，落实好老干部们的吃饭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主管部门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和这样的办法来对待他们这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干部，把老干部们当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来哄，责备他们不应该到县上去闹，所以，大家都憋着一口气。

县委书记没有找成，老干办张主任又给大家解决不了问题，大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还落了个到县委去闹的说法受到责备，大家都不甘心，于是，又聚在一起进行商量。

商量这件事是在古世祥家进行的。研究的时候，赵帮才去叫冯炎。冯炎说他肚子痛，不能来。大家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冯炎还真的听了张主任的话，看来张主任的话在冯炎那里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的，还真的把他给哄住了。

商量的时候，大家一时也拿不出个好主意来，薛廷臣向大家提议：“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做事要有原则，要有分寸，我建议，咱们把要找县委书记的事写成材料，书面向县委书记反映一下。我们还是要相信组织，相信县委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

老干部们毕竟是有素质的，他们觉得老薛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同意按他的意见办。几个人商量以后，由赵帮才执笔整理了一个材料。

材料写好以后，大家又分头让没有参加的人都看了一遍。意见统一以后，大家一致推举薛廷臣去把这个材料交给张主任，要她转交县委书记。

过了几天，正好县上召开县人代会，张主任是县人代会的代表，张主任把老干部的意见作为提案向人代会提出了。经过县上有关部门研究以后，决定把全县所有从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的工资、医药费、活动经费、交通费等全部纳入县财政预算，由财政拨款。

老干部管理办公室的张主任还是给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办了一些实事的，由县财政一次性把企业拖欠的医药费解决了，给所有企业单位的离休干部一共一次性解决了拖欠的医疗费十六万多元。

反 思 [本章字数：29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9 17:55:38.0]

056　反　思

由于物资公司一直没有钱，薛廷臣和耿凤鸣两个人的活动经费一直没有给老干部办公室交过，他们也就不能参加老干部办公室的活动。老干部办公室在办理拖欠的医药费时，对这一笔钱却不承认。薛廷臣对张主任提出：“我们决不给组织增加任何麻烦也决不乱伸手，该我们享受的我们也一定要享受，因为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

“这个钱县上也不好承担，你们虽然没有参加老干部办公室的活动，你们却参加了本单位的活动。”　张主任却这样回答。

事实上物资公司连工资、医疗费都发不了，那里还有钱组织老干部活动，他们每人五千多块钱的活动经费始终就没有解决。

以前有一条规定，离退休人员有一种什么补贴，行政、事业单位每人每月都是十七元。企业单位也可以执行十七元也可以执行十二元。当时物资公司却没有按十七元执行，执行的十二元。这样，物资公司的离退休人员比行政、事业单位丶其他企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每月少拿五块钱。薛廷臣曾向当时的经理张万江提出过，让他纠正，张万江觉得，物资公司只薛廷臣和耿风呜两个人，就一直没有纠正。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仍一直按每月十二块钱执行。如果张万江当时纠正了，他们退休的时候，就可以拿十七元。因为当时没有在意，等他退休以后一直只拿十二元的时候他才醒悟了过来，但己经迟了，薛廷臣就想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那句话，心里就有点后悔。

为了待遇公道，老干部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争取，薛廷臣始终参与其中，后来，他觉得自己是不是错了，是不是有点人心不足？于是，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反思。

对于满足，他是这样认识和理解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各有不同的满足要求，各有不同的满足标准。婴儿饿了，本能的就是哭，让他吃饱了他就再不哭了，这也就是说，他己经得到了满足。母亲在病中曾给他说过，她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母亲当时满足的标准是把分家时先人们留下的那份家业守住了，院子里也盖了几间房子，也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拉扯大成人了，她就觉得满足了。至于她吃的苦、受的累、遭遇到的不幸和各种打击，她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人命里注定的，是自己有罪孽，所以，受苦受累是应该的。所以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吃苦受劳累，不受苦受累，活着也没意思”。又一次回老家探亲时，他到上源头村去看望薛金廷，薛金廷曾说：“不要说每月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每月能有二十块钱就够我花的了。”也就是说，薛金廷当时满足的标准，就是每月能有二十块钱的收入就够花了，他也就满足了。自己每月两千零两块钱的工资，是薛金廷满足标准的一百倍，自己还觉得不满足，还要去找县委书记讨说法。这是不是自己贪心不知足呢？

再联系到大的方面，薛廷臣想：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在中国，他已爬到了一人之下、十几亿人之上的位置了，他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都写进党章里面了，但他对这个副主席职务还觉得不满足，还想要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他对这个全国一人之下，十几亿人之上的位置竟然还觉得不满足！真不知道他还想要怎么样呢？！

其实自己并不是不知足。像自己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既没有学历又没有特长和专业知识，也没有职称的“万金油”干部，小的时候在农村拾柴、放羊的农民的儿子，现在每月能拿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就已经很不错了。按照母亲曾经给说过的，做人要知道有个够的话(是指满足)，完全应该满足了。但是，自己到企业部门去工作，不是自己要求去的，是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把干部从行政事业单位分配到企业单位去工作的，他们是听党的话，不讲价钱，服从组织安排才到企业单位去工作的，而现在，他们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同级离休干部的待遇却相差这么大，总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很不合理的。他不是不知足，是心里觉得很不平衡，转不过弯子，就有点想不通。

对于满足，薛廷臣还有另一种想法：对于有欲望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坑，他永远也满足不了。这才真正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哩。反过来他又想，一个人活着，要是没有一点想法和欲望的话，那也就和傻子、呆子、植物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像傻子、呆子、植物人一样的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人有欲望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只要要求合理，不越辙，就应该视为正常。所以他也就不再责怪自己了。

落实政策以后，工资的确增加了不少，但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手头还是不宽裕，但总算把借别人的钱还清了。虽然现在不欠外债了，但还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会忍。他就想把会忍的儿子薛重凯叫来在青海做生意，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也没有给会忍和淑云两口子商量过。后来又想，会忍只有一个儿子，他们可能也不会答应，也就没说起此事。后来薛重凯和村里的几个青年一块在兰州一个永济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薛廷臣知道以后便专门去了一趟兰州，他便让重凯在兰州学习修摩托车的技术，按他的想法，孩子手里有一门手艺总比在家里做庄稼好些。

重凯在兰州学习修摩托车没有学成，后来又在陕西渭南学了一段时间，总算出师了。以后就可以开一个摩托修理部来维持生活了，这个时候他才在心里多少觉得有了一点安慰。

退休以后闲来无事，总是有许多回忆。薛廷臣经常思念家里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在跟前尽过孝道。他这个当儿子的根本没行过孝，没有尽到做儿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一想起来就觉得有些羞愧不安和难过。

叔父一生是个什么事都不管的人，光知道下地干活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从来就没有管过家里的事只是埋头出力气下苦。以前是母亲管着家里的经济收支，母亲去世以后便由相哥管理家里的经济收支。不管谁管家务，叔父从来没有向母亲或廷相要过钱。他靠自己的勤劳，身上的零花钱也从来没有断过。雷首山一带有一种叫远志和枸杞子根的中药材，叔父下地干活时，遇见了这些草药总要一根两根的收集起来。有时候也专门到地里去挖药材，积攒上一段时间有个几斤十几斤，卖了就够他的零花钱了。

叔父以后不能下地劳动了，也不能再挖药材了，也就没了另花钱的来源。一次，他回家时给了叔父十块钱，叔父不要。对他说：“我手里还有十几块钱哩，我又不买啥，不需要钱。”临走的时候薛廷臣还是给叔父放下了十块钱，并说：“如果你钱花完了，想吃什么没有钱的时候，你就到顺治那里去取。”叔父只是答应说：“行！行！”

薛顺治和薛廷臣小的时候一块玩耍大的，他们两个即是同学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又一块在席家凹和板上教过学，两个村相隔只有两里远，经常一块回家，两个人的关系很要好，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铁哥们。薛顺治是教员，每月都能领到工资，手里经常不缺钱。薛廷臣也曾想过，叔父可能不会到顺治那里去取钱，他便给顺治打了个招呼，叫他过一段时间主动去问问叔父，给他些钱。因为顺治和薛廷臣的关系特别铁，他也有能力帮这个忙，便很痛快的答应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按薛廷臣给他说的照办了。

有一次，薛廷臣准备和顺治算账，顺治对他说：“一年多了才用了几块钱。”就没有算帐。他六叔去世以后，他和顺治算账的时候才知道，前后三年多的时间，叔父才从顺治那里只用过二十六块钱。顺治给他说：“叔父都是几毛一块的花钱，从来就不多要钱，有一次我给他三块钱的一张票子他不要，他说有一块钱就行了。”

薛廷臣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叔父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也设见过世面，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称汉，老实纯朴、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勤劳本分的渡过了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也没享过福，想到这，他心里特别难过。

打 工 [本章字数：250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31 07:50:18.0]

056　打　工

彻底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薛廷臣在家里呆了半年多。上班时忙忙碌碌的习惯了，突然坐在家里没事可做，还真的不能适应，总想做点什么，但却找不到事做。越是闲着没事做，心理就越容易出现障碍，失落的感觉便开始衍生。就在这个时候，郑均保领着农牧局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张秀杰来到了他家。

郑均保当时在农牧局知识青年办公室当会计，他们两个是来叫薛廷臣到农牧局知青办公室去帮忙的。薛廷臣本来在家里就闲着没有事，整天着急，听到他们的邀请，当下就很痛快的答应了。

去了农牧局知青办公室以后，张秀杰主任非常敬重这位老前辈，重要事情都会和他商量。过了一段时间后，张秀杰就知情安置问题征求了薛廷臣的意见。他提议开一个酒馆，这样就能安置几个知识青年。

张秀杰采纳了薛廷臣的建议，很快酒馆就办起来了。

酒馆由薛廷臣负责经营和管理，在酒馆里，经常能来几个熟人说说话，薛廷臣觉得比闷在家里要好得多。

酒馆开了几个月之后，张秀杰要把酒馆承包给薛廷臣。条件是，除了安置几个知识青年，再交一定数额的承包费。

老家长旺村郑建康的儿子郑重稳在太原学过厨师，薛廷臣和郑均保商量以后，就把郑建康和他儿子叫来了，将酒馆改成了“山西刀削面馆”。　“山西刀削面馆”开了一年多，除了完成上交任务和各项费用开支外，每人还分了一千块钱。

一九八八年七月间，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城关医院的外科大夫孙家骏，大通一中的数学老师龙甲元，从兰州来信叫薛廷臣过去一趟。因为都是老朋友，薛廷臣就抽空去了一趟兰州。

到了兰州之后，薛廷臣才知道，这两个人准备承包兰州的一个大型酒店，想征求薛廷臣的意见。孙家骏对他说：“如果你愿意参加，咱们三个人共同投资，由你来负责经营管理。你不愿投资，就由我们两个投资承包。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还得由你负责经营，我们给你开工资，请你能帮我们这个忙。”

“不是我不帮你们的忙，我没有资金，不能参加投资入股。让我来经营，可我这个老脑筋早就跟不上形势了，根本就拿不出现代化的管理方案来，的确没有这个本事。”薛廷臣回答道。

孙家骏和龙甲元两个都是大学生，都是薛廷臣在城关供销社和党校工作的时候，经常在一块喝酒的酒朋友。他们都知道薛廷臣这个人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是看上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才把他叫去的。但薛廷臣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把大酒店经营好，怎么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儿。这件事也就算了。薛廷臣在兰州呆了两天之后便回到了大通。

桥头镇政府、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计财处、门源种马场，三家联合在大通县投资成立了一个大通制革厂，由门源种马场承包经营。门源种马场聘请了陕西华县一个搞过牛羊皮加工的农民当厂长。那个人叫高多文。

这个厂的项目、方向和发展前途都很好，因为青海有牛羊皮的资源优势，如果好好搞的话，发展前途和经济效益肯定是非常可观的。门源种马场又聘请了大通县乡镇企业局退了休的局长马进财当副厂长。一天，马进财找到薛廷臣家，请薛廷臣到制革厂帮忙搞供销。因为暂时没事做，薛廷臣便同意了。

马进财把薛廷臣领到制革厂见了厂长高多文。

制革厂原来的供销只有两个保管员和两个牛、羊皮收购员。薛廷臣去了以后便与两个厂长研究成立了供销经理部，由薛廷臣担任供销经理。

薛廷臣上任以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两个厂长研究成立了一个销售门市部，门市部安排了三个营业员。

薛廷臣到这个厂的时候，厂子已经搞了一年多基建，搞基建时已经从银行贷了二百多万元的贷款，流动资金是那三家的投资款。厂子采取了边基建边生产的办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大通县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股分制企业。

薛廷臣担任供销经理以后，到上海、北京、山东、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等地出过几次差。后来从烟台用三十二万元买回了一台国产的片皮机，能把牛皮片成两层。

厂长虽是农民出身，却是个贪大求洋，好大喜功，不求实际，非常爱讲排场的人。他能吹牛，胆子也大，建厂和生产全靠大量的贷款。薛廷臣总觉得这事有点悬乎，曾向厂长建议道:“应少贷点款，用滚雪球的办法，脚踏实地的稳步向前发展比较稳妥。”厂长听不进去薛廷臣的建议，他说：“你的胆子太小了，我明年计划再贷三百万块钱，买一台进口的片皮机，把牛皮能片成五层，那才真的叫挣钱哩。”薛廷臣觉得这个人太忽闪，听不进意见，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外表看，大通制革厂轰轰烈烈，有点气派，多数人都感觉到这个厂长有能力，很了不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薛廷臣觉得这个厂长好大喜功、爱搞华架子，事业心并不强，缺乏实干精神，是个难成大事的人。工作那么忙，他还有心思和几个老师傅打麻将，这怎么能经营好一个投资规模很大的企业？总觉得和这样的人如果长期共事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心里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