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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高部长又来找他，一见面就说：“老薛！情况又变啦，成立百货公司的地点和人员还没有研究，还得等一段时间。县委研究决定叫你先到桥头榨油厂去当厂长。那里现在有一个副厂长是个大老粗，明天早上八点钟，咱们俩个一块到桥头榨油厂去，你先把榨油厂的手续接了，任命通知以后再办”。

就这样，薛廷臣这个还没有没离岗的盐务局长，当了不到十天的没有到任的百货公司经理，摇身一变，又成了桥头榨油厂的厂长了。他心里有点不痛快，但服从组织的安排他从来就不讲价钱，第二天早上，便和高部长一起去了桥头榨油厂。

在此之前，因为业务上没有往来，薛廷臣从来就没有进过榨油厂的门，榨油厂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当然对榨油厂的工作更不了解。因为前一天高部长就己经给榨油厂的副厂长付锡谦打了电话，当他们刚一到桥头榨油厂，副厂长付锡谦就已经把有班、组长参加的干部会议召集好了，在那里等着他们来开会。

高部长在会上的讲话非常简单，只是宣布了一下：“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薛廷臣同志暂时担任桥头榨油厂厂长”。宣布完后，高部长要薛廷臣讲几句话。因为会前没有通气，薛廷臣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高部长宣布了，不说又不行，他只好简单的说了几句：“我在盐务局是专门卖盐的，以前也没来过榨油厂，对榨油厂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业务也不懂，以后还得要虚心地向大家学习，请大家以后对我给予帮助，以便和大家一块共同搞好榨油厂的工作”　。

就这样，几经折腾，薛廷臣又当上了桥头榨油厂的厂长。

在榨油厂开完会后，薛廷臣便回到了盐务局。当天下午就把盐务局的手续给副局长刘永洪作了交待。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刘永洪是在任的副局长，局里的情况他都知道，只是把他手里保存的省盐务管理局、县委、县政政府的一些文件交给了刘副局长，便到榨油厂去上班了。

薛廷臣根本就不知道，榨油厂是个烂摊子。就在他没有到任之前，县政府就已经把原来的厂长任保华调走了，厂里只剩下一个副厂长傅锡谦。傅锡谦是个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没有文化，虽然是个副厂长，对厂里的工作却不懂，业务也不熟悉。

薛廷臣进厂以后，为了掌握榨油厂的工作情况，熟悉业务，首先找副厂长傅锡谦去了解情况。他没有想到这个副厂长竟然什么也说不出来。好在厂里的财务会计还算比较硬梆的，两个管生产的干部对工作都比较熟悉，也很负责任。他便依靠这几个管理干部，慢慢的边学习、边摸索，逐渐地熟悉了业务。

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大通县县政府下了薛廷臣同志任桥头榨油厂厂长的任命通知，同时免去了薛廷臣大通县百货公司经理的职务。一切都已就绪，薛廷臣便把家搬到了榨油厂。

过了一个多月，县上把副厂长傅锡谦调走了。不久就给榨油厂分了两个转业军人，一个是连级干部刘诚，一个是排级干部张正义。

按照规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都给增加一级工资。刘诚在部队担任过连指导员职务，是副连级待遇，工资是行政二十级，到榨油厂后增加了一级工资，成为行政十九级。担任副厂长；张正义在部队是副排长职务，工资是行政二十二级，到榨油厂后增加了一级工资，成为行政二十一级，负责榨油厂的治安保卫工作。

干部的调配给榨油厂增添了活力，薛廷臣便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各项工作就出现了新的起色。

一九五六年　月，长子薛尚文出生刚了。满两个多月以后，薛廷臣的母亲韩三倩得到消息后，专门来到青海看孙子。

韩三倩本身就有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个时候，大儿子薛廷相已经有两个女儿了，大女儿薛春娥只比薛廷臣小十岁，二女儿薛变娥比薛廷臣小十四岁。薛惠春是她的第三个孙女，尚文是韩三倩的第一个孙子。韩三倩知道有了孙子以后，便借长旺村在兰州工作的郑四德回老家探亲返回兰州的机会，在郑四德的帮助下专程来到了青海。

韩三倩到了兰州以后，在郑四德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郑四德便把她送到了由兰州开往西宁的汽车上，并给薛廷臣打了个电话，告诉了他车牌号，叮咛要他到西宁汽车站去接母亲。薛廷臣接到电话以后，放下手头的工作，赶紧赶到西宁汽车站，把母亲从西宁接回到了家里韩三倩到了儿子家以后，连脸都没顾不上洗，就先抱起自已的孙子，她把孩子捧在手上，左畜看，右看看，又是亲，又是笑，嘴里还不知道在念叨些什么。从韩三倩脸上露出的笑容和兴奋的样子，看得出，这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和喜悦　韩三倩在青海停了一个多月，正好西侯度的薛俊虎到大通来了，她便和薛俊虎一块回了老家。临走的时候她又抱起尚文，亲了又亲，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儿孙。

首都感受 [本章字数：347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7 08:14:58.0]

025　首都感受

一九五七年三月，国家食品工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食品加工会议，青海省粮食厅通知桥头榨油厂去参加这个会议。

接到通知后，薛廷臣立即向县政府作了汇报。根据省粮食厅的决定和大通县政府的安排，薛廷臣安排好了机关的工作，做好了赴京开会的准备。

五十年代，一般的干部把能到兰州或西安出一趟差，都认为是一个很难得的好机会，何况这次是去北京。所以，薛廷臣心情非常激动，高兴的了不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祖国的首都去参加会议，为了不误行程，他当即给当时在兰州七里河工作的薛成彦打了个电话，让他替自己买一张去北京的卧铺票。

薛成彦和薛廷臣是一个村的，他是一九四九年被村里派去当志愿兵的，在部认是副连长职务。后来转业到兰州市，在七里河区街道办事处工作。

按照去京的时间和行程，薛廷臣从西宁坐汽车到了兰州，先到薛成彦那里取了车票。

薛廷臣自到西北工作以来，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除了探家之外，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兰州对他也是非常陌生的地方。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薛成彦便领着老乡在兰州市浪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把他送到火车上。

上了火车，薛廷臣找了两节车厢就找到了卧铺车厢，在卧铺车厢里找到了自己的铺位。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的卧铺，过去他没有进过卧铺车厢，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第一次坐卧铺，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薛廷臣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之后，往他的铺位上一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感觉到躺在卧铺上的感受的确很美！

火车徐徐开动了，他躺在卧铺上，很舒服的享受着列车播放的“摇篮曲”，心里感觉到，这个卧铺车箱，可要比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回家时坐的那趟慢车要美的多。

火车摇着摇着，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去西安时坐的那个棚子货车上，更觉得这火车卧铺和那棚子车简直就无法相比。这个时候，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当厂长就是比在农村拾柴和放羊美，当了厂长就能去北京，还能坐卧铺。火车不断地前行着，随着火车“咣当”“咣当”的节拍，薛廷臣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当他想到开完会以后，返回路过孟塬车站的时候，还能顺便再回一趟家的时候，心里更是激动和高兴。此刻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简直美得都无法形容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了共和国的首都，薛廷臣不可能放弃游览首都的风光的机会。他利用提前一天到北京的时间，买了一张北京市区交通图，游览了故宫、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

全国食品加工会议如期召开，会议日程安排了七天。会上主要是听取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臣的报告。李部长报告的题目是：“加强食品加工工作管理、确保人民身体健康”。其次是其他领导的讲话和会议的一些安排。

会议期间，薛廷臣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在颐和园，听讲解员讲解说：颐和园是动用海军军费修的，慈禧太后吃一顿饭要花三百块银圆。对颐和园是怎么修的薛廷臣根本没任何感受，也就不去管它。他对当时对慈禧太后吃一顿饭要花三百块银圆就想的比较多，他很奇怪，觉得她吃一顿饭怎么能花那么多钱！他联想到在盐干校学习时听教员曾经讲过的“剥削阶级”。这可能就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吧。她一顿饭要花三百块银圆，那是多么大的浪费呀！不说清朝了，就是解放以后，一般老百姓吃一顿饭有一碗稍子面就吃饱了，只需要花两毛六分钱，自己有时在西宁吃一碗素面才一毛八分钱，而且面汤还可以随便喝。他也不知道三百银圆能折合多少人民币，只是觉得太多了！同样是人，同样是吃一顿饭填饱肚子，三百块银圆和两毛六分钱或一毛八分钱相比，那是多么大的差别呀！他觉得，这可能就是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区别吧。

这次到北京开会，的确使薛廷臣这个山里的放羊娃大大的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不少知识，感受最深的有两种方面：

第一个感受是，北京的确很美，北京的街道清洁整齐，北京人民文明礼貌，普通话说出来很好听。天安门雄伟壮观，站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觉得中国太大了，也太美了。进了故宫以后，他还专门参观了皇上坐过的金銮殿。出了故宫，他站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那种激动和高兴的心情实在是无法形容，感觉到的是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在参观北京的时候，他又联想到了在匼河高小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的“地球是三山、六水、一分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地大物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矿藏。中国的面积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对于中国的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他能计算出来。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也能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少。但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他就弄不清楚了。一九四九年从西安到西宁，汽车就走了十多天，那时刚解放，时不时的前面有土匪，他们的车上又装了许多银园，只能打听前面没土匪了再走，要延误一些时间，走的时间也太长了。可这次他从兰州到北京，那么快的火车竟然也走了一天两夜还多一点。这一天两夜多的火车，走过的路程究竟有多少平方公里，又能占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几分之几，他的确是很糊涂的。

能到祖国的首都来一趟，薛廷臣的确觉很自豪。他掐指算了一下，在他的老家西侯度村里，去过北京的人总共才有三个人。

第一个到过北京的人是薛醒民。薛醒民是一九三七年被阎锡山部队派去当兵的。他参加的这个军队，虽然是阎锡山的队伍，实际上却是被簿一波领导的“牺盟会”控制着的，“牺盟会”的全称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部队中从师长到团、营、连级干部，还有个别排级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后来摇身一变，便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薛醒民后来被编到刘伯承的警卫部队。第二个到过北京的人是薛福定。薛福定是和安家村的姚仲明是姑舅兄弟。姚仲明是和薛醒民一块被阎锡山派去当兵的，情况和薛醒民基本一样。薛醒民的家庭困难，只在本村学校里上过不到一年的小学，识字不多。姚仲明家是财东（地主），也是弟兄两个。初中毕业以后，便被阎锡山派去当了兵。他还清楚的记得姚仲明、薛醒民，还有东侯度村的姚治太和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被派兵以后在西侯度村训练时的情景。这些人在教官的指挥下，用铁锨把当枪扛在肩上进行训练，那个教官还教他们唱着阎锡山骂共产党的歌：“**残忍，杀人如割草……”。

薛廷臣自己就算是西候度村里第三个到过北京的人。在过去，去北京对他这个农村的放羊娃来说，的确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天他竟然也到了北京。

他的另一个感受是：高层的领导也不一定全正确。他们说的话有些地方也是错误的。他对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报告就有些看法。

会议期间，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作了一个报告，他先说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以及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大好形势，接着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家要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有什么用？打仗用不着他们，国家养着那么多的三军仪仗队是白吃粮食。讲话中，他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曾经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认为国家养的这些仪仗队，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犯罪。”

这一次北京开会，青海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会议，开会期间，薛廷臣是和天津的几个代表住在一个四人房子里，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晚上没事，几个人就在一起议论会议的内容。他们都认为，章部长说国家的仪仗队是白吃粮食是浪费和犯罪，这句话说的就是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从新闻纪录电影里，他看见过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外国元首时出现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场面。薛廷臣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觉得，国家的仪仗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的。他怎么能说这是浪费和犯罪呢？他的看法得到了同室代表的赞同。

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薛廷臣的看法是正确的。过了没多长时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章　(章乃器)、罗(罗隆基)右派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后来两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然，他们肯定还有其它的言论和问题。

薛廷臣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就是在北京开会期间，他还是时刻记挂着他的榨油厂。榨油厂的榨油机是天津生产的，会议刚一结束，他就专程去了一趟天津，从搾油机厂买了一些机器配件，当天又返回了北京。

从北京返回青海的时候，他想顺便再回一趟家，就没有在北京等着买卧铺票。在买票的时候，他打听到从太原也有到风陵渡的火车，他便买了一张从北京到风陵渡的直通车票，经过太原车站签字倒车再到风陵渡下了车，便回到家里呆了两三天。

这是他九年来的第二次回家。

薛廷臣很爱他的家乡，一有机会就想回家看看。后来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出差只要经过孟塬车站(现在改为华山车站)，如果任务不那么紧，他便有意不买卧铺票，就是想利用车票的有效期限，下车到家里住一夜或停上一天半天的。

自食苦果 [本章字数：36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8 08:27:59.0]

026　自食苦果

一九五七年五月，青海省民政厅在西宁召开全省的工资会议。桥头榨油厂接到青海省工业厅和大通县政府的两个通知(青海省工业厅的文件是抄送件)，要榨油厂的厂长到省里参加全省工资会议。大通县政府副县长韩国良、民政局的一个分管工资的干部和薛廷臣三个人参加了这次工资会议。

会议期间，薛廷臣看到了青海省工业厅拟定的调整工资方案。省工业厅把桥头榨油厂丶大通陶瓷厂都列为县(处)级单位。这两个厂的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七级，副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九级，和工业厅领导的其它县级厂矿是一样的，也和大通县政府的正、副县长是一样的。

青海省工业厅原来给桥头榨油厂配备的厂长是部队转业的正营级干部，工资就是行政十七级。薛廷臣去桥头榨油厂的时候，省工业厅刚把桥头榨油厂的行政领导关系交给大通县领导，业务上仍由青海省工业厅指导。他到桥头榨油厂工作以后，曾参加过几次青海省工业厅召开的业务会议。

工资会议以后，薛廷臣是随大通县定的级，大通县给他定为行政十九级。尽管级别少定了两级，但亲自参加了全省的工资会议的薛廷臣并没有怨言，他在个人利益上一般很少计较。

大通陶瓷厂以后又划分为大通一、二陶瓷厂和大通玻璃厂三个厂，这三个原来都是县(处)级单位。这些厂子的行政领导关系，后来也郝移交给大通县政府领导后，厂子的规格也都成了大通县管辖的（科）局级单位。

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大通县委在桥头大通饭店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通知县直各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因为各单位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个别单位的副职是非党员群众，参加会议的人很多。

县委扩大会议开了三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农村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讲话以后，按照会议的安排，各有关部门都作了发了言。县委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搞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会上宣布了从各单位抽调的人数，从榨油厂抽出来农村搞农业合作化人数是三个。

宣布从各单位抽调人数以后，县委书记崔永兴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台下没有人发言，但却在下边嘀嘀咕咕私下议论：

“抽的人太多了，影响单位工作。”

“我们的业务和合作化八竿子都打不着，放着自己的工作不干，去管那些闲事。|”

“这是县里的中心工作，我觉得还是应该去。”

“这样一来，单位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

很多业务单位的领导对抽人下乡都很有意见，但却没有人出面说话。

突然有人发言了：　“榨油厂是生产单位，一共只有九个管理干部，一下子抽调三个人下乡，对生产影响太大。”发言的是榨油厂厂长薛廷臣。

县委是按各单位的人数多少分配抽人的名额。当时榨油厂一共有七十多名干部和工人。薛廷臣此时心里想到的是榨油厂是三班倒的生产单位，工人不能抽，一下抽三个人去下乡的确有困难。他是从榨油厂的工作实际考虑的，只怕影响了榨油厂的生产，根本就不会看形势，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利害关系，更不会耍滑头，在别人都不吭声的情况下，他快语说出了这种场合不该说的话。

薛廷臣把话说完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脸色却极为难看，他一脸不高兴地说道：“薛廷臣同志说榨油厂有困难，既然有困难，那榨油厂就不要抽人下乡了。”

因为薛廷臣竟敢不执行县委的决定，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让县委书记难看，崔永兴怎么也不会容他。这次会议过后不久，崔永兴就给他穿了小鞋，给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对待和处理。本来县委研究让他到县供销联社当副主任，常委已经研究做出了决定，消息他也已经听到了，因为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提为副县长，已报省上等待批复。马锡山一走，就由他来主持县供销联社的工作，并征得青海省供销联社主任赵连壁的同意，就等着下文件了。可他这个老实疙瘩却要自毁前程。

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薛廷臣接到了县政府下的通知；“任命薛廷臣同志为大通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列吴金城之前)，免去薛廷臣同志的桥头榨油厂厂长之职。”县供销社只有两个副主任，吴金城是县供销联社非党员副主任，薛廷臣这个党员副主任肯定排在吴金城的前面。但还没有等他把榨油厂的手续给副厂长刘诚交待，十月七日，县委副书记祁明荣就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祁书记说：“为了充实和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县委研究决定，让你到城关供销社去，协助城关供销社靳宝链同志的工作，靳宝链的文化程度不高，城关供销社又是个比较大的基层供销社，县委决定让你你到那里帮助靳宝链工作一段。”

这个时候，薛廷臣在祁明荣的眼里，也成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为了增强说服力，祁书记还引用了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尚志田，下放到大通县委当县委副书记的例子和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柳一，下放到湟中县委当县委书记的例子。接着祁书记问他：“你还有什么意见？”

薛廷臣一听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便随口答应说：“没有任何意见，服从县委的决定。”

崔永兴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给了薛廷臣这么一个不明不白、不软不硬的对待和处理，让他还提不出任何不服从或者反对的理由来。面对这个情况，薛廷臣有口难言。这也只能怪他太老实了，不看形势丶不计后果丶不会奉迎拍马，更不会要滑头，也不会看风转舵。崔永兴的气量狭窄，最擅长打击报复，这是全县干部都知道的事，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却不计后果，竟敢逆鳞，开玩笑！

县委副书记祁明荣走后，薛廷臣愣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想到：这崔书记的小鞋也太方便了，打击报复也来得太快了！

其实这也怨不得别人，是薛廷臣自作自受，他本来就应该想到自己实话实说会是这样的后果，但他遇事就是欠考虑，只想着自己在为单位工作着想，前车之鉴他却不借鉴。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薛廷臣刚到大通不久，县政府办公室通知桥头地区县属各单位党员级领导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到城关的县政府大礼堂开会。当时有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税务局长杨成波、贸易公司经理张殿英、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专卖公司经理高照武和薛廷臣，还有五区区长沈福全（五区区公所设在桥头）。

早上六点多，他们都骑上自行车从桥头出发去参加会议，因为提前了一点出发，当他们到城关的时候会议还没有开始。

那次会议城关地区各单位的所有干部、职工都参加了，城关地区的营业单位都关了门，大约有二丶三百人。会议是对县供销联社副主任吴文福的批判处理大会。因为他刚到大通不久，很多人都不认识，也不了解情况，参加大会只能是听会。会上，几个人对吴文福的—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以后，便宣布了对吴文福开除公职的处理决定。最后，县委书记崔永兴讲了话。

会议期间，薛廷臣根本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因为县委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是应该的。但到后来，许多干部经常在一起议论吴文福的事，街谈巷议就不时地灌到他的耳朵里，他就觉得这个崔永兴太不地道。

吴文福和崔永兴之间以前有点个人恩怨，吴文福正好有一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崔永兴便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指示有关人员，在吴文福的那一点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材料整理好后。经过批准，县法院将吴文福拘留了几个月，但经过审查以后，吴文福的那点问题，根本就不够判刑条件，便宣布无罪释放了。

由于经过了法院，拘留期间的工资发不发，县供销联社拿不准，联社主任马锡山便请示了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琪。

杨琪和崔永兴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融冾，杨县长也觉得崔永兴对吴文福的问题是小题大作，有假公济私、打击报复之嫌，心里本来就有一些意见，便说道：“既然是无罪释放，就应当全部补发工资。”

按说杨县长的答复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崔永兴心里却很不高兴，对杨琪就大为不满。但杨琪是县长，他对杨琪没有办法，就把这个气撒在了吴文福的身上。

崔永兴从法律上没有达到整垮吴文福的目的，便从行政上下了手。于是，就召开了这次对吴文福的公处大会，给了吴文福行政上以最严重的处分，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之后开除了公职。

这件事当时在城关地区、桥头地区议论的人特别多。多数人都认为崔永兴对吴文福的处理，完全是一种个人有意打击报复的行为。但是，崔永兴是县上的第一把手，谁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是私下里议论议论。议论归议论，吴文福被开除已成事实，再议论也于事无补，议论了一阵子之后也再没人一论了。

吴文福虽然很不服气，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

吴文福也知道这是崖永兴对他的打击报复所致，回到四川以后便不断向上级及中央写申诉信，但这些申诉信最后又都被批回了大通。

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说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上级还正准备把崔永兴树立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在这个时候，吴文福的个人申诉谁还会理睬，吴文福犹如鸡蛋碰石头，他的申诉也就石沉大海永无消息。

这件事情薛廷臣明明知道吴文福就是因为和县委书记崔永兴有点个人矛盾和恩怨，便被崔永兴彻底整垮了，但他自己却不接受教训。

薛廷臣被收拾了之后心里很不痛快，但当他回想到吴文福的事情后，心里竟然觉得很庆幸：自己心直口快,逆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鳞，按照崔永兴的性格和作风，收拾他是理所应当的。但收拾的结果不过只是职务上的影响，和吴文福相比起来，下场还不算太惨，想到这里，他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也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

逆鳞被腌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9 08:00:16.0]

027　逆鳞被“腌”

县委副书记祁明荣的谈话，就等于把薛廷臣头上的帽子撸光了，也就是说，组织上给薛廷臣的所有任命都成了废纸！

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是逆了当官的鳞，当然地就要被打击报复，手中握权的官员就能将一个干部随便玩弄。“到城关供销社去协助靳宝链同志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职务？谁也不知道！这种职务是正科？是副科？县委常委是依据什么研究任命干部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官场权术，这种权术十分高明，没有免职，也没有任职，由一个官员出面这么一“宣布”，就把这个干部“腌”到那里去了。

在党的组织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不可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县委副书记谈了话，他就得去报到、上班。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领着薛廷臣，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去城关供销社。

城关供销社主任靳宝链主持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城关供销社各门市部都关了门，全体职工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专门宣布薛廷臣这个干部任免职的会议，任免职通知当然是由县社主任马锡山来宣布的。宣布干部任免却没有文件，因为马锡山根本就没有拿到过什么文件；因为马锡山不知道“协助靳宝链主任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职务，也就没有宣布这个干部任的是什么职；因为马锡山不知道这种职务应该干什么工作，所以也就无法做具体分工。马锡山只能按照县委副书记祁明荣的“指示”在会上宣布说：“根据县委的决定，薛廷臣同志到城关供销社协助靳宝链主任的工作”就散会了。

会后，马锡山主任让城关供销社给薛廷臣安排好家属住的地方。薛廷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下放到了城关供销社。

散会以后，薛廷臣和马锡山主任一块骑自行车回到了桥头。路上，马锡山主任对薛廷臣说：“你就把所有手续直接转到城关供销社就行了。”薛廷臣心里明白，县委书记是在撤他的职。他对这个“职务”并没有太在意，在他的心里，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服从组织分配是他的天性，他无条件的接受了！

第二天，薛廷臣便马上把行政介绍信和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从桥头榨油厂直接转到城关供销社，正式到城关供销社去上班了。

城关供销社除了主任靳宝链外，还有两个副主任。一个是马吉，一个是张仁则。张仁则是私营商业过渡人员，属于统战人士。

薛廷臣到城关供销社上班之后，由马吉主任在城里阿维诚的家里给薛廷臣找了两间房子，然后，社里派了当时赶马车的王国宪赶了一胶皮车给薛廷臣搬家，薛廷臣当时家里有四口人，只有几床被子和一个木箱子，加上灶具把马车都没有装满。

把家安顿好以后，靳宝链主任给了他一辆自行车，然后对他说：“你先和马吉主任到各门市部去检查一下工作，也了解一下各门市部的情况，冬天快到了，顺便检查一下各门市部防盗防火的安全工作。”

“好的。”薛廷臣没有二话，痛快地答应了。

当天，薛廷臣就随着马吉副主任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城关供销社下属的所有门市部都跑的看了一遍。

每到一处，马吉副主任给大家介绍时总是说：“这是新来的薛主任。”

因为大家都知道薛廷臣是县社的副主任，也没有什异样，都热情地和他握手打招呼。

马吉副主任这样的介绍，薛廷臣，并没有不好意思，因为他本身就是县供销联社的副主任，县委并没有免职文件，让他到城关供销社来，是协助城关供销社主任工作的。就这样，靳宝链叫他薛主任，城关供销社所有的职工以后就都叫他薛主任，就连城关的老百姓也都这样称乎他。

薛廷臣被贬,也不能说他就没有想法，他明明知道是县委书记崔永兴在打击报复，明明知道他职务已经被撸了，他怎么会没有想法呢？只不过他这个人不愿意计较，不愿意生气罢了。他知道小胳膊扭不过大腿，事情已经这样了，生气也是没有用的。只要有工作干，不管干什么都是工作，总比没有到青海来前在家放羊强得多。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廷臣每遇到坎坷，总是用这个比喻来自我安慰，这种自我安慰还真让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少掉了许多的烦恼。

干工作需要了解该项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方法，供销工作薛廷臣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可以说一点都不了解，更谈不上熟悉了，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熟悉业务。于是，他跟上马吉副主任跑了两个多月，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才算是对供销联社的工作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因为薛廷臣的副主任职务一直没有免职文件，靳宝链开主任会的时候，总是要叫他参加的，有时候也征求他的意见。因为自己的特殊处境，开始一段时间，薛廷臣在会上不愿意多说什么。以后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他也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社里开职工会的时候，靳宝链讲完话或布置完工作之后，一般都要征求薛廷臣、马吉和张仁则的意见。薛廷臣一般都不作任何补充，也不发表什么意见。

就这么在城关供销社工作了一年多时间。

大跃进 [本章字数：5243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30 13:55:00.0]

028　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城关供销社主任靳宝链被调到城关公社去担任城关公社的财贸部长。靳宝链要走，就要交接手续，城关供销社有三个副主任，其中薛廷臣没有被宣布任何职务，靳宝链不知道他的主任手续该给谁交，便到县供销联社去请示。

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已经升任副县长一年多了，三区区委书记赵宣华接任了县供销联社的主任。靳宝链到联社请示了赵宣华主任。赵宣华让他把主任的手续交给薛廷臣。就这样，仍然没有下文件，县供销联社也没有来人宣布，也没人找薛廷臣谈话，只是由靳宝链在全体职工会上宣布了一下：“我请示了县联社赵主任，赵主任让我把手续交给薛主任。”就这样，薛廷臣又成了城关供销社的一把手了。

一九五八年，全国各地正在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及党中央提出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在轰轰烈烈的大干、快上，整个形成了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的新局面。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在三面红旗（总路线丶大跃进丶人民公社）的指引、感召下，在轰轰烈烈的大干、快上精神的鼓舞下，大通县供销联社当然也要跟上形势的发展，也要拿出大干快上的劲头，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要求。

薛廷臣向来把革命工作看做头等重要的大事，对工作，他自始至终都是认真负责的。在新的形势下，薛廷臣认为：“县联社赵主任既然让我担起城关供销社的这副担子，我就要把工作干好，现在正是大干快上的时候，我也要拿出大干快上的劲头来，以适应大跃进的新局面和新形势的要求。”于是，他就和马吉商量，讨论城关供销社在大跃进期间如何的干法。

薛廷臣虽然没有被文件任命为城关供销社主任，但县联社让靳宝链把他的主任手续交给了他，他就自然而然成了城关供销社的主任了。因此，薛廷臣觉得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把工作干好，他现在既然是城关供销社的一把手，就应以城关供销社主任的身份来对待工作。副主任马吉是回民，年龄虽然比薛廷臣年龄小几岁，但文化程度却比他高的多，是初中文化。所以，薛廷臣很尊重马吉，凡事都要和他商量。马吉也对薛廷臣很尊重，始终把他当主任对待。于是，两个人在工作中互相商量，共同谋划，两个人挺合得来，团结合作的很好。

薛廷臣和马吉都是脱产的，也都是共产党员。张仁则副主任是私方过渡人员，不脱产，只是挂个副主任的名子，实际工作是第一综合门市部主任，多数时间在第一综合门市部营业。张仁则虽说属于统战人士，但薛廷臣却始终把他当成班子里面的主要成员，尊敬他，重用他，研究工作，总要叫他来参加。但由于张仁则始终心有余悸，开会时他也不发表意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有些事薛廷臣和马吉征求张仁则的意见，他只是随声符合，不拿主意。鉴于此，薛廷臣和马吉也就不依靠他了。有些事情，事先他们两个商量好了，召开主任会的时候，叫他参加知道一下通过就行了。

为了凸显大跃进的成果，薛廷臣和马吉经过研究，成立了一个运输队。

因为城关供销社有从桥头拉货的三辆胶轮车，每辆车有三头牲口，加上还有几匹骑的马。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将运输队编制为四个人。喂牲口的王迎德是共产党员，他们就让王迎德当了运输队的队长。

薛廷臣本来就非常善于学习，面对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他感觉到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各方面知识都很欠缺，跟不上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更需要进一步努力学习一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知识。于是，他就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方针，通过学习，他了解到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１９４２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毛主席在形容当时的困难时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

战胜困难来自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中央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总方针。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经过３年奋战，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并每年向政府交纳１万石公粮，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

薛廷臣心里想，目前西北的经济比较困难，要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实现供销系统的生产大跃进，就必须仿效陕甘宁边区的那种做法，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城关供销社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精神的指导下，他们将食品门市部的糕点加工组改为食品加工厂。不单纯加工糕点，还增加了粉面、粉条、豆腐等加工项目，以比较丰富的食品供应市场。

原来卖牛、羊肉的，是和食品在一个门市部。牛羊肉是随买随卖，卖完了就脱销不卖了。薛廷臣认为这样做不是办法，群众不方便，不符合大跃进的精神。于是，他便准备成立一个牛、羊养殖场，用自己饲养的牛羊来解决牛、羊肉的供应问题，并专门成立一个牛、羊肉门市部。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必须请示县联社。县供销联社觉得城关的做法很好，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取到了县社的同意后，薛廷臣立即召开了全社职工大会，把具体想法讲给大家。为了论证自己的设想是否正确，他让全社职工在大会上对此进行专题讨论，让大家讨论方案的可行性。全体职工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既解决了牛、羊肉的供应问题，也符合县供销联社提出的发展养殖业的精神。于是，城关社便从银行贷了几万块钱的款，买了七百多只羊、五十多头牛，在青林公社的三岔草原，成立了一个牧场。

为了确保牧场的经营顺利，薛廷臣在全社职工中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选择，任命了马福奎为牧场场长、马天良当会计，并选了四个放牧员。

牧场工作人员物色好之后，他便将人选报到县联社，经过县联社批准后当即任命。

牧场也买也卖，春天买进，经过夏天育肥以后再卖出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牧场发展很快，最多的时候曾达到两千多只羊，一百多头牛，基本保证了市场牛、羊肉的正常供应，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还给供销社增加了很大的一批经济收入。

为了发展全县的养猪事业，县供销联社派贺进祥、冯彦、孙炎恩和一个兽医到陕西陇县去买猪。并要城关社的副主任也去参加买猪。但联社没有考虑到马吉是回民，后来知道了，就决定让薛廷臣去。

薛廷臣自参加供销工作以后，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经济头脑越来越好。在陇县买猪的时候，他看见那里有养蜜蜂的人，因为蜂蜜供应非常短缺，他就想了解一下蜂蜜的生产情况。于是，他就抽空和养蜂人进行聊天，了解养蜂的方法和经济效益。经过了解以后，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即决定办一个养蜂场，以解决蜂蜜供应短缺的问题。

这个想法确定以后，他立即和马吉进行了电话联系，他们两个商量好以后，在那里就买了三十多箱蜜蜂，并在当地雇了一个叫杨赢的会养蜂的人来负责养蜂，又从那个地方雇了两个工人。回去以后就办起了一个养蜂场。

猪买回来以后，薛廷臣要了五十头猪(给城关供销社买的)，成立了一个养猪场。养猪场繁殖出来的仔猪，全部供应了农村发展养猪事业。育的肥猪，全部供应市场。

养蜂场办起以后，经过几天的观察，薛廷臣觉得杨赢这个人很不错，就决定让他来当养蜂场的场长。

养蜂场的性质，决定了养蜂场不会有固定场所。养蜂主要是在陕西和四川一带进行流动放养。他给杨赢规定，让他每个季度都要到城关供销社汇报工作和报一次账。这个杨赢很负责任，不但蜂养得非常好，而且账目清楚，收入明白，养蜂场发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