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页

城关公社在城关的龙曲沟大队修了一个水库，薛廷臣觉得这座水库是一个养鱼的好场地，便利用这个自然条件和水利资源，买了些鱼苗放进去，又办了一个养鱼场。派阎子高和王德顺去负责管理。

东门桥是西宁通往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的交通要道，又是通往甘肃张掖的227国道，过往人员和汽车、马车等车辆较多，他觉得在那里搞个食堂和旅馆不错，既能方便旅客，又能发展经济，于是，他又在东门桥盖了几间房子，开了一个食堂和旅店。食堂和旅店办的是时候，也是地方，加之经营有方，很好的解决了过往行人和汽车司机的食宿问题，深受过往行人、司机和当地群众的欢迎。

为了促进工作的全面跃进，薛廷臣办了个简报形式的《报道》，马吉和穆均华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大家都写稿，由马吉编辑，穆均华刻印，每十天出一期。《报道》全面反映了城关供销社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表彰各部门在工作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九五九年的第四季度，他们编写的一篇一九六零年工作计划，经县联社修改以后报到省供销联社，省供销联社又转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总社将这种做法通报全国供销合作社。

在三面红旗和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下，在薛廷臣的努力下，全体职工的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的勤奋工作，使城关供销社的各项工作任务都完成的很好，不论在完成任务方面、资金的回笼、周转和利润的积累方面，在全县商业、供销社系统都是名列前茅的，受到县商业局的表扬。

大通县全县共有二十九个公社，六个基层供销社。城关供销社在全县是个最大的基层供销社。从宝库河以西的斜沟供销社门市部以上和宝库河以东塔尔供销社门市部以上，所有供销社的门市部，都归城关供销社管理，担负着斜沟、极乐、城关、逊让、青林、多林、青山、宝库、新庄、塔尔等十个公社，二十万人左右的群众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供应和农、副、土、畜产品和废品的收购工作。由于管辖门市多，覆盖面积大，工作就特别繁忙。为了节省时间，有利工作，城关供销社用四百二十块钱买了一辆进口三枪牌自行车。因为薛廷臣没有私车，加之工作很忙，这辆自行车多数时间就是他这个主任骑着，有时马吉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到桥头办事也都经常骑一骑。

不知道县长邓绍勋怎么知道了薛廷臣骑着一辆三枪自行车的事，他专门到城关供销社找薛廷臣谈话。

县长来了，薛廷臣当然热情招待。说了一阵闲话之后，邓县长就直接问他：“听说你骑了一辆三枪自行车，有没有这回事？”

“有啊！”　薛廷臣立即回答说。

“你骑的是三枪自行车，是谁批准让你骑的？我今天要把你的自行车推走。”　邓县长吊着脸严肃地说道。

邓绍勋的话让薛廷臣有点生气，心里就想反问他：我为什么就不能骑三枪自行车？但他还是克制住了，他觉得这可能又和那次县委扩大会议抽人下乡有关。邓县长是县委常委，当时也在场。事情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县委领导还是不肯放过他，就连他骑一辆三枪自行车都不放过。他觉得，如果这次为自行车再和县长争论起来，一定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为了不增加新的矛盾，不吃这个眼前亏，薛廷臣忍住了。他顺口说道：“你说咋办就咋办，你要推你就推走吧！”

邓县长再没有说什么，就让薛廷臣把车子推来，让和他一块来的那个人把自行车骑走了。

按照大县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县委各部的部长、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当时都配备的是进口自行车(三枪、兰铃、富士或卧狮)。县委书记、县长，配备的是两轮或三轮摩托车。

在全面跃进、一大、二公、三平调的形势下。三枪自行车被县长推走了，把车子给谁了他就不知道了。

薛廷臣是个直性子人，但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一连串发生的这些事，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得罪了县委书记就把他下放到城关供销社来了。如果再得罪了县太爷，那还会有好果子吃？从这件事情的发生，薛廷臣知道县上的头头还在记他的仇，今后还得要处处小心。

没有自行车是不行的，为了工作方便，城关供销社又买了一辆轻便永久自行车，这就算是薛廷臣主任的专车了。

马吉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大部分都有私车，也都是私车公用。另外城关供销社还有两辆旧的加重飞鸽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时，到各基层门市部去骑过的那一辆。

大通县商业局设人事秘书科、财会统计科、业务科三个科室。因为薛廷臣工作积极努力，办法很多，成绩突出，一九六零年六月，商业局调他到商业局任人事秘书科科长。

一年以后，商业局里把人事秘书科和财会统计科合并为商业局办公室，人员一个也没减少，只是改变了一下名子，薛廷臣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陈进良（原财会统计科科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在受贬之后的几年里，薛廷臣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商业系统的普遍赞誉，慢慢地又走上了领导岗位。当然，这是工作的需要，不是薛廷臣的追求，他从来就不会去找人要官，他的追求就是工作，只要有工作做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对职务的升降他基本上就没有在乎，他只在乎自己把工作要做好，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国家给自己的俸禄.

工作狂 [本章字数：18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1 08:36:27.0]

029工作狂

一九六二年，公安局内保股开始审查干部。因为薛廷臣的档案里写着参加过阎锡山的“同志会”，公安局要他把参加“同志会”的经过情况和他个人的历史以及社会关系等，再写个补充交待材料。

薛廷臣对党忠诚，毫不隐瞒自己的一切，他便把参加“同志会”的详细经过，以及一九五五年回家的时候，知道了母亲是“一贯道”的“坛主”，受到过交村里群众管制的刑事处分；胞兄薛廷相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曾被判刑八年，经过劳改已刑满释放，现在是农业社的社员等情况，如实的写了一份补充交待材料。公安局内保股看了他的交代材料以后，认为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些复杂，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审查。于是，便派了两个干警到薛廷臣的老家去调查了一趟。调查的结果和他写的补充交待材料完全一样，证实了他是如实交待了个人的历史、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的。于是，公安局便给他下了政治结论，结论是这么写的：“薛廷臣同志的政治历史，已交待清楚。”结论写好之后，将薛廷臣叫到公安局，让他看了以后签上字。

在审查干部的政策中，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凡有直系亲属被关、管、杀情形之一者，一律不得重用，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根据这一条规定，公安局便向商业局提出建议：“你局薛廷臣同志，不适宜再搞人事秘书工作。”商业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是原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马局长对薛廷臣的整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他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但又不能不接受公安局的建议。让这么好的一位同志突然离开工作岗位，马局长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将公安局的意见告诉给了薛廷臣，征求他个人的意见。

薛廷臣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他知道政策上有这么一条规定，这不能埋怨任何人，也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问题让马局长为难。于是，他便向马局长主动提出：“我愿意离开商业局办公室，下基层去搞具体的业务工作。”

为了薛廷臣的工作变动，商业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总支会议。根据他本人的要求，经过研究，决定把薛廷臣调离商业局办公室，到生产资料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薛廷臣从来不管职位高低，不论搞什么工作，总是把工作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对工作总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他不怕吃苦，任劳任怨，总是能出色的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因此，工作变动之后，他没有任何情绪，心情放松，愉快地去了新的工作岗位。

到了生产资料公司之后，他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生产资料公司的详细情况，很快就进入角色。

由于他努力抓好工作，把公司业务和支部工作都搞的非常出色，受到了商业局领导的好评与表扬。

一年以后，生产资料公司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各项工作都做得非常扎实。这个时候，农副公司经理贺进祥退职了，为了扭转农副公司的疲软局面，商业局又把薛廷臣调到农副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在商业部门内部调动工作，是不需要任命的，也不需要下什么调令，只是在商业局召开各公司经理及门市部主任会议的时候，根据会议决定宣布一下就行了。

薛廷臣到农副公司以后，仍和进入生产资料公司时一样，把各项工作都搞的很好，多次受到商业局领导的表扬。

薛廷臣的优点是责任心很强，工作一直很出色，大家都叫他工作狂。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顾家，那个时候叫“公而忘私”。这可就苦了他的妻子儿女，让一家人跟着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一九五五年，他在大通盐务局工作的时候，妻子张秀英被大通县手工业联社招收为食品加工厂的营业员。当时她每月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几块钱，但总还是贴补了家里的急需。生了大女儿惠春之后，因为孩子没人照管，张秀英只好辞去了食品厂营业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看孩子。从那以后，他们两口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因为薛廷臣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的事他从来就没有管过。在生了最小的儿子薛尚平以后，才猛然想起了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张秀英曾埋怨他不知道体贴她的实际困难。这才意识到，张秀英已经生了五个娃娃了，五个娃娃都是她一个人一手拉扯大的，自己基本上没有管过孩子。当然，他有时下了班以后，偶尔顺手随便抱一抱娃娃也是有过的。没有管过孩子，当然就没有一点经验了。有时孩子尿到他身上后，他不知所措，赶紧把孩子又递给张秀英。有一次，女儿惠文把屎拉到他身上，他竟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叫张秀英来处理。几个孩子的尿布他连一次都设有洗过。在张秀英坐月子的时候，尿布是由孩子的外祖母来洗的。等张秀英满月能下炕了，就由她自己来洗。几个孩子的成长，抚养、教育，他一直都没有管过，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四清挨整 [本章字数：516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3 15:46:42.0]

030　四清挨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 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主席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 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主席在 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青海省委决定在大通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青海省委给大通县派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也叫“四清”工作团，工作团由省委副书现韩洪宾任团长，陈泽民、李扬、杜永成、白华相、赵永夫、张振宇任副团长。并成立了大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由韩洪宾任书记，陈泽民、赵永夫、李扬、杜永成任副书记。工作团由3200多名省、市、县干部组成。

“四清”工作团成立之后，给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都派了“四清”工作组，拉开了四清工作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工作团给农副公司派进了由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省供销联社土产杂品处的一个科长，名叫郝玉珠。

“四清”工作组进驻农副公司以后，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一方面摸底排队，培养积极分子。通过学习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本单位的工作，个人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问题。

学习文件的时候，作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薛廷臣带头用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自己。通过对照检查，薛廷臣觉得自己确实有四不清的经济问题，但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四清”工作组交待，开始背起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行为举止表现的很不自然，每天什么也不管，只是用忙于业务工作来打发时间。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薛廷臣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暗暗下着决心：千万不能影响工作，也不能表现出什么来，不能叫别人看出自己有问题。

薛廷臣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着的，但总是做不到。他一直在心里自责自己：为什么平时不检点自己！越是这样，他的表现也越不自然。薛廷臣的种种表现，不但“四清”工作组能看出来他有思想顾虑，就连公司的其他同志也觉得薛经理的行为有些反常，但却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

按照薛廷臣的性格和思想基础，公心迟早是要战胜私心的。他越来越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时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没有勇气主动去找工作组交待。

如何找“四清”工作组去交待自己的问题呢？交待了会是什么后果呢？正在薛廷臣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四清”工作组长郝玉珠把他叫到了“四清”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谈话。郝玉珠先问了一些公司的其他情况，接着就要他谈谈对这次“四清”运动的看法和认识。组长还在绕圈子讲大道理，薛廷臣却坐不住了。还没有等组长把话说完，他就抢着说道：“我自己就有一些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背了很长时间思想包袱，经过学习文件和思想斗争，现在想通了，也下定了决心，现在就向组织交待问题，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出来。”

没有等组长表态，他就开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个问题是我贪污了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商业局一次精简下放了七十三个营业员，当时全县商业、供销系统共有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干部职工，其中有个营业员叫芦淑珍的女同志是河南人，因为有病请了病假，在她爱人那里养病。她爱人是解放军的一个上尉军官，驻在河南三门峡。我在把所有下放人员的工作处理结束之后，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顺便送到了三门峡芦淑珍的家里。当时芦淑珍回了娘家不在家，我便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交给了她爱人，交代完就到其他地方办别的事情去了。办完事我就回来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芦淑珍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她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她已从邮局把钱退回来了。收款人直接写着我的名字。我从邮局把钱取回来以后，就没有给财务上交。在这个问题上，说明芦淑珍是诚实的、大公无私的、思想进步，品德高尚(这可能也和他爱人的帮助有关，当时解放军的军官觉悟都比较高)。而我，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和芦淑珍相比之下，感觉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和渺小！从‘四清’运动开始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思想恐慌和心里不安，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我认识到了这是属于贪污行为，只有把它交待出来，思想上才能得到解脱。”

“第二个问题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城关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极乐门市部营业组长李成荣给我说，极乐一个人有一件狐皮长袍子要卖，问我要不要？我让他把东西拿来看了再说。过了几天，李成荣把孤皮袍子拿来了。因为我对皮货不懂，便将皮袍子拿到缝纫铺，让裁缝姚礼和帮我看看并拿个主意。姚礼和仔细看了看说：‘这是冬季的皮子，也是新的，只是当初做的时候没有加上条子，这样穿久了毛会粘到一块的。如果现在再夹上条子，能改一件皮大衣，还能做一件皮褂子，你就买下吧，不会吃亏的’。我听了以后就决定买下这件皮袍子。当时就把皮袍子放在裁缝铺，让他帮我裁制。后来，我又给了姚礼和四十块钱，让他给夹上条子，面子和里子也由他看着给买，做成了再算账。”

“回到供销社以后，我告诉李成荣说：‘东西我要下了’。李成荣说：‘人家说少了七十块钱不卖。’我也没有讲价钱，便给了李成荣七十块钱，就算是把东西买下了。”

“过了二十几天，两件衣服做好了。我和姚礼和算账的时候，他把**给了我。我一看光是里子、面子及条子钱的**，手工没有算进去，一共是三十五块八毛钱。当时，他还要给我退回四块二毛钱。我问他：手工钱多少？他说：‘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钱。’我当时认为，不能叫人家平白无故为我贴上手工。姚礼和不要，也不说手工钱，但我不能不给他。我估计了一下，手工钱有十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当时的想法是只能多给不能少给。于是，我不但不要他退回的四块二毛钱，另外还要再给他五块钱，姚礼和坚决不要。当时裁缝铺还有几个人，大家弄清了情况之后，都在打圆场：‘算了吧，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给谁的钱了’。我们两个都算勉强接受了。就这样，他等于少收了我一半的手工钱。皮大衣和皮褂子做好以后，我只是在那里试着穿了一下。冬天也没穿过，实际上我也穿不出去。当时一个一般干部，穿狐皮大衣的还没有，就连县上科、部长级干部，穿狐皮大衣的也不多。我记得当时只有法院院长高谟穿过一件狐皮大衣，许多科、部长对高院长穿狐皮大衣都显出很羡慕和赞赏的样子。”

“一九六零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我把两件狐皮衣服都卖了。皮大衣卖了一百四十五块钱，皮褂子卖了八十块钱，一共卖了二百二十五块钱，减去我花的一百一十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一十五块钱。”

“买皮袍子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倒卖挣钱而买的。六零年生活紧张的时候，的确把我饿怕了，我的腿和脚曾经出现过浮肿现象，当时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才出手卖掉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我从中挣了钱是真的。通过学习文件，我也认识到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个经济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在生产资料公司工作的时候，保管员袁若德从下了马的大通砖瓦厂收了些处理的废旧物资，主要是些旧门窗、桌、椅、板橙、床板之类的旧东西。其中有一个坏了的500w的扩大器。扩大器出售的定价是二十块钱，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东西买下，修理一下能当收音机用。因为我对电器不懂，便让五金交电公司卖电器的李明新帮我看了一下。李明新仔细的看了看说：线路不测试不知道，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缺几个电子管，得花些钱。有的电子管可能得好几块钱一个，有的零件便宜些，估计修好了也得几十块钱花。既然能修好，我就决定把这个废扩大器买下。扩大器买下以后，我用自行车把坏扩大器带到李明新那里。让他把线路测了一下，他测了以后说：有些小毛病，可以修理。我便给了他五十块钱，让他看着买些电子管和需要配的零件，把这个坏扩大器修理好我当收音机用。”

“二十多天以后，扩大器便修好了。修好以后的扩大器，不但能收音，还可以扩音。如果要扩音，只需要再买一个拾音器(麦克风)就行。我主要是当收音机听，不需要扩音，也就没有买拾音器。”

“当时修理这个扩音器，一共添了五个电子管和其它一些小另件，花了五十四块二毛钱。我问他修理费多少钱？他说：我是用下了班业余时间修的，我能要你的修理费吗？我便再给了他五块钱，就算是把添的材料钱给够了。他还要给我再退回几毛钱，我说什么也没有要，便对他说：算了吧，买两包烟抽抽。”

“就这样，我一共花了七十五块钱，就算有了收音机听了。听了将近半年多时间，质量还不错。后来，我觉得那个扩音器体积太大、太重，很不方便，也不好看。当时我们家已经六口人了，总共只有两间房子，一间住人，一间做伙房，一共只有二十平方左右，根本没有地方放那个扩大器，我便产生了不想要这个扩大器的想法。”

“当时，农副公司寄售门市部有一个‘金鹿牌’半导体收音机，标的另售价是九十五块钱。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好，便想买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我就和寄售门市部主任丁殿卿商量，用我的那个扩大器，换寄售门市部的这个‘金鹿牌’半导体收音机，各计各的价。丁主任同意了，我便用自行车把我那个扩大器驼到了寄售门市部。丁主任问我：你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我也说不上要卖多少钱，便说：‘我是用二十块钱买的废品，叫李明新修好，一共用了五十五块钱的材料钱。他给我修好后，没要我的修理费，我一共只花了七十五块钱。你看着给估一个价吧。’他说：‘这种旧东西的价钱很难说，要买新的，可能得花八、九百或上千块钱吧。一般的旧东西，主要看遇着什么样的买主，要是遇着实心买的人，你就是向他多要三十、五十的，他都愿意掏。不是真心买的主，你就是给他便宜一百块钱，他还觉得贵哩。这样吧，就定三百块钱，你看怎么样？我说：我不懂，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有人要买嫌贵了再降点价也可以。”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那个扩大器就以二百八十五块钱卖出去了。按规定，给寄售门市部交了二十二块八毛手续费，再除去我花了七十五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八十七块二毛钱。经过学习文件以后，我认识到这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个经济问题。”

“以上这三笔合计起来，我一共有三百二十四块六毛六分钱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这几个问题，使我背了好多天沉重的思想包袱，今天，我把它全部交待出来，思想一下子才能觉得轻松了许多。”

就这样，薛廷臣一口气就把他的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在他交待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工作组组长郝玉珠只是听，也不插话，也没有提任何问题。

等薛廷臣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交待完了之后，自己心里觉得稍微有了点轻松的感觉，就坐在那里等待着组长对交待的问题进行表态。他心里想着：组长听了我的交待一定会说：‘你能主动把问题交待出来这很好，说明你通过学习思想认识有了提高，这是进步的表现。’但郝玉珠脸上却一点表情也没有，很不以为然的说道：“你下去把你今天谈的这几个问题，写个材料交来，再好好考虑考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不要抱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要打消一切思想顾虑，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交待出来，争取早日把问题搞清楚。只有把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了，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等你“下了楼”（指问题交待清了，群众满意了）我们还准备结合你哩。

薛廷臣说道：“我已经把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

“你先不要急着下结论，也不要急着封口，下去再好好的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想好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找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谈也行，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组长接着他的话说道。

薛廷臣听了组长的话以后，还想对组长说：我已经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但当他看到组长阴沉着脸有些不愿意再听的样子，又觉得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就没有再说什么。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千字号大案 [本章字数：5173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4 18:34:35.0]

031　千字号大案

薛廷臣原以为把问题全部交待了，思想上就能轻松一些了。没有想到郝玉珠组长最后的几句话，却使他心里一直很不安宁。临走的时候，组长还要他再考虑考虑，继续交待问题。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考虑，又考虑什么呢？该交代什么呢？

郝玉珠的强硬态度让薛廷臣心里竟然有点含糊，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了。是不是却是还有问题没有想起来，没有交代完？从“四清”工作组办公室出来以后，他又苦思冥想，在记忆的细胞中极力搜寻自己没有交代的问题。但他怎么想也想不起还有什么四不清的事，于是，他给自己下了肯定的结论：自己的确已经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

薛廷臣又反复想了想，觉得这也可能是自己和郝组长所站位置不同的原因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是“四清”工作组组长也会这么说的。虽然他思想上仍然背着包袱，但总算是多少轻松了一些，不像以前思想斗争的那么激烈了。

过了几天，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要比薛廷臣想象的糟糕和严重得多。在这一段时间里，“四清”工作组对薛廷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内查外调，他们要薛廷臣把从邮局取钱用的名章都盖上印模进行了核对，同时也查了薛廷臣的档案。薛廷臣自己觉得“四清”工作组的工作还是比较细致的，也是认真的。就等待着工作组给他下结论，提出处理意见。

其实并非如此，郝玉珠和薛廷臣谈话以后，觉得薛廷臣交待的那几个问题只是他试探性质的一点交待，他可能还有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还没有交待，想蒙混过关。查了薛廷臣的档案后，郝玉珠认为他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都在经济部门工作，并且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像薛廷臣这样的人，更要特别慎重，不能轻易放过！”郝玉珠在“四清”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时就一再强调，要一查到底。

当然，郝玉珠的这种想法和说法薛廷臣是不知道的。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四清”工作组召开了农副公司全体职工大会。全公司停止了办公，几个门市都关了门。在会上，郝玉珠宣布停止了薛廷臣的工作，要他专门考虑交待问题。

这个突然的决定，把薛廷臣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四清工作组从那以后便开始对他进行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每一次会后，都要进行个别谈话，要他继续交待还有什么四不清经济问题。

因为薛廷臣自己觉得，他确实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已经全部交待出来了，过来过去交待，还就是那些已经交待过了的那几个问题。

每一次在大会上交代问题，会后就得写成交待材料交给工作组，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写过多少交待材料了。每一次写的交待材料，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已经交待了的问题，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些不同，一次比一次深刻。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进行自我分析、批判。但一直没有能交待出新的问题来。因为他自己觉得的确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待的了，总不能给自己捏造吧。

由于薛廷臣一直没有交待出新的问题，在一次小会上，郝玉珠特意给他点了一个问题：“薛廷臣，你不要想蒙混过关，我给你点一个问题，你自己交代一下，就是倒卖皮大衣的问题。”

“除了我已经交待过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有其他问题。”　薛廷臣当即就肯定地做出了回答。

这样的态度怎么能行呢？工作组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在会上硬逼着要他交待还倒卖过皮大衣的经济问题。

“问题已经交代了，为什么一直没完没了。”薛廷臣大声说道。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再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胆子也就大了点，说话的口气也多少有点硬，和以前交待问题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你老实一点，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赃！”　郝玉珠大声说道。因为有人检举薛廷臣倒卖皮大衣的问题，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材料，郝玉珠认为，既然有人检举，就一定是事实，以为他就是不交代，不承认，郝玉珠当然很生气。

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当然也就不一样。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是专门来找他的问题的，而薛廷臣是“四清”的对象，是挨整的。所以，他就是再硬也硬不过工作组。工作组说话的口气和态度要比他硬的多。更何况开会的时候“四清”工作组人多的多，除工作组的三个人外，还有几个农副公司的积极份子轮流参加。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人，他怎么能硬得过他们呢？

那种被怀疑，被批判的味道确实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薛廷臣算是比较坚强的一个。有几个人因为受不了那种味道和不真实的批判斗争就自杀了，组织上给自杀了的人下的结论是“畏罪自杀”。薛廷臣的性格比较坚强，他是不会自杀的。但要挺过来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没有的事，他是没有办法交待的，他不可能随便给自己栽赃，胡乱地给自己头上乱扣帽子。

农副公司的四清运动开始进入了僵直阶段。

僵直了几天之后，工作组也觉得这样硬碰硬的不是个办法，组长郝玉珠便给薛廷臣点破了一点：“你从一个车户手里买的那件皮大衣，卖了多少钱、挣了多少践？”

薛廷臣回答得非常肯定：“我根本再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我到那里去挣钱？”

郝玉珠很反感，怒道：“你的态度极不老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再抵赖了！”

薛廷臣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倒卖皮衣的问题，但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一九五九年冬天，城关公社秘书李荣贤在县革命委员会开会，会议开了一天，下午快六点了才结束。冬天天短，六点钟就已经快天黑了。散会以后，李荣贤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返回城关。从桥头到城关是慢上坡路，他骑的很快，身上出了一身汗。大业坝台的两面都有一个大坡，他骑不上去，就下来推着自行车往上走。穿着大衣推车不方便，他就把皮大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捎盘上。回到城关公社时天已经很黑了，人也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办公室一放便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后，到办公室一看，车子上没有了皮大衣。当时他就估计昨天晚上皮大衣可能丢到路上了。

无巧不成书，说来也真的有点巧，城关供销社第一综合门市部有个叫任顺保的私营商业过渡人员，雇了东门生产队的一辆马车到大通煤矿去拉煤，早上走的很早，走到大业坝台时天刚蒙蒙亮，那个车户在大业坝台上坡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件皮大衣，他便顺手捡了起来。

任顺保拿着皮大衣仔细看了看，心里就想要，便对车户说：“拾了东西应该是见一面，分一半。”

车户说道：“见面分一半，你说怎么办？”

“这样吧，咱们把皮大衣作一个价，如果你要皮大衣，你就给我一半的钱，你如果不想要，皮大衣归我，我就给你一半的钱。”任顺保说道。车户同意任顺保的意见。

车户是东门生产队的农民，农民家庭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那里有钱买皮大衣，皮大衣当然就归了任顺保。任顺保把皮大衣买了之后，随便说了一句：“这不是我自己买的，我那里有钱？我这是给薛主任买的。”那个车户也知道薛主任是谁。

任顺保拉煤回来以后，就去见了薛廷臣，没有赚一分钱把皮大衣卖给了薛廷臣。后来李荣贤也听人说东门生产队有人拾到了一件皮大衣，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李秘书和薛廷臣关系比较好，也就自认倒霉，再没有问过这件事。

这些真实的情况薛廷臣却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只知道他从任顺保手里买了一件皮大衣。

“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组的叶长丰和农副公司的积极分子章守严到城关供销社调查、核实薛廷臣那两辆自行车的材料时，要经过当地党委盖章，城关供销社写了证明材料，到城关公社去盖章的时候，李秘书顺口谝了他丢皮大衣的经过情况：“听说是东门生产队的一个车户拾了他丢的皮大衣，还听说后来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一直也没见他穿过。几个人当时都估计是薛廷臣把皮衣卖了。

叶长丰和章守严回去以后，将此事加盐调醋地给郝玉珠进行了汇报，郝玉珠就觉得薛廷臣的问题没有交代完。因为薛廷臣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清楚自己从来就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硬邦邦的说：“除过我已经交待了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倒卖过皮大衣。”　“四清”工作组和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当然不肯罢休，他们认为，有人检举的事就一定是真的。所以，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薛廷臣承认和交待倒卖过皮大衣的问题。因为他确实没倒卖过皮大衣，也就不会给自己栽赃，致使工作组错误的认为他是有意顽固抵赖、拒不交待，对他很反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

经过几次大会批斗和小会的追问，工作组看到这个问题实在弄不出什么结果，郝玉珠便又给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还倒卖过自行车，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交代？”

郝玉珠一提自行车，薛廷臣幡然醒悟，还真有两辆自行车没有说清楚。他如实地交代说：“有两辆自行车的事，但这两辆自行车却不是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在思想上就根本没想过自行车的事。”接着，他便把自行车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第一辆自行车，是我哥从老家汇来了二百块钱，要我给他买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我买好以后，写信叫我相哥来取，我只是给我哥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根本就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这样的交代，“四清”工作组几个人和参加小会的两个积极分子都不答应。郝玉珠问道：“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是我哥的脚有点跛，他买车是自己骑的。”薛廷臣回答道。

“当时市场上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能卖多少钱？“郝玉珠又问道。

“六百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这么说你就从中挣了四百多块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卖，我回家的时候还骑过，我从那里去挣四百多块钱？”

“当时自行车好买吗？”

“不好买，钱汇来后等了几个月我才买到的。”

“这就对了，这就像文件上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后。你哥哥有你这个在供销社当主任的弟弟，他才能用一百八十块钱买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你为什么不给别人买？”

经郝玉珠这么一问，倒把薛廷臣问的没话可说了。就是这种莫须有的推论，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他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利用当供销社主任的有利条件，给了自己家里人的一点方便，这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从思想上来检查、认识和检讨。”

说到这里，薛廷臣想了一下又说道：“虽说我的作法是错误的，但这绝对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四清”工作组的几个人和参加小型批斗会的几个积极分子却不这样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双方的理由都说得过去，一时争执不休。

薛廷臣自己说这根本不能算成是经济问题，但他只能说是个人的申辩，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硬要算成他的经济问题，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薛廷臣也觉得，在买自行车问题上，是自己利用了职权，自己有错误和责任，所以，也不敢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只能听从他们的，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处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他能有什么办法？

第一辆自行车就这样定案了，薛廷臣接着交代第二辆自行车：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从城关供销社调到商业局的时候，在给马吉交完手续以后，以商量的口气向马主任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没有自行车，能不能把我骑的那辆永久自行车作价卖给我？’马吉主任觉得没有什么，就答应了，并和会计穆均华商量了以后，作价九十块钱给了我。临走的时候，我就把钱交到财务上了。”

“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郝玉珠听了薛廷臣的交代后问道。

“那辆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我已经骑了六、七年了，现在我还骑着。当时作价也是基本合适的。我也没占公家的便宜。这辆自行车也不应该算成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过作为我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来交待。”薛廷臣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这辆自行车如果当时拿到市场上去卖能卖多少钱？”郝玉珠问道。

“旧自行车没有标准，能卖多少钱，我也没卖过，说不上来。”薛廷臣回答说。

这怎么能过关？“四清”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和几个积极份子都坚决不答应，甄云北说：“就按五成新，也能卖三百块钱。”郝玉珠说：“你这是占了公家几百块钱的便宜！”

为这辆自行车，双方又是各据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去说的，各自的理由都是能说得过去。但不管怎么说，薛廷臣肯定是说不过工作组的，他也无法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话工作组根本就不听。无奈，他只好说道：“我说不过你们，你们说咋办就咋办！”

他能怎么样呢？只能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听天由命吧！

按工作组的算法，这个时候，薛廷臣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块钱了。

运动一开始，郝玉珠听了一些积极分子的活，就怀疑薛廷臣是一只大“老虎”。“四清”期间都把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经济问题的人比作“老虎”。因此，他一开始就准备要把薛廷臣的经济问题整成一个千字号大案，只有做到这一点，工作组才有政绩。

经济问题如果上了一千块钱，便是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如果态度再不好，就可以按贪污分子论处。要是以贪污分子论处，就可能受到刑事处分。所以，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特别是甄云北和章守严这两个平时工作不积极，吊儿郎当，受过薛廷臣批评的人终于得势了，怎肯轻易放过？把薛廷臣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所以，自从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千方百计想着办法，要把薛廷臣彻底整垮。只有把他彻底整垮了，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才高兴。所以，他们怎会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