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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 [本章字数：29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6 23:18:02.0]

032　莫须有

关于薛廷臣的贪污和投机倒把等经济问题，工作组觉得再也弄不出什么名堂了，就开始要他交待多吃多占的问题。

“我在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时候，一共去过五次牧场，有时是和马吉主任一块去的，有时是和会计穆均华一块去的，还有其他同志，但都是以我为首。去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方面是慰问一下放牧员，了解一下那里的工作情况，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目的就是去吃肉。我们每一次去，牧场都要宰一个羊，并且是羊群里最肥最大的。有一次我听他们说，一个羊宰了八十多斤肉。每一次去都在那里住两、三天，每天就是喝奶茶、吃羊肉手抓。一天平均吃三斤肉，走的时候每人还要拿上一个羊腿、或几斤羊肉，平均就按五斤算，每一次去连吃带拿，按十四斤羊肉计算，五次共七十斤，每斤羊肉两块六毛钱，我一共多吃多占一百八十二块钱。”在会上，薛廷臣很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把多吃多占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就连要赔偿的钱数都算出来了，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可郝玉珠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听了根本就不答应。郝玉珠问薛廷臣：“当时市场上一斤羊肉卖多少钱”？

“市场价是六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就按你说的七十斤羊肉计算，六块钱一斤，你多吃多占就是四百二十块钱！”郝玉珠瞪着眼睛大声说道。

薛廷臣是按供销社的供应价计算的，而郝玉珠却硬要按市场价计算。因为薛廷臣是被整的对象，当然是说不过他的，也不敢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也只能听由他们去说去算，算下多少就多少，还是听天由命吧！

工作组在经济问题上虽然下了很大力气，但再也没有挖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便开始接着搞他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政治问题是私藏档案问题。搞政治问题首先是从档案入手的，“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组在组织部却没有找到薛廷臣的档案。当时，组织部查了以后说：“薛廷臣的档案还在公安局”。他们又到公安局去寻找，公安局内保股的问志说档案已经退回组织部了。

薛廷臣的档案找不到了。当然，工作组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后来，他们在商业局职工档案中找马福奎的档案时，终于找到了薛廷臣的档案。

因为薛廷臣是干部，他的档案应该是归组织部保管的。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保管着的档案，是全县商业、供销系统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后来县上成立了人事局，这些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就交给了人事局。

那么，薛廷臣的档案怎么会在商业局呢？薛廷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公安局内保股审查干部时，是以公安局内保股为主，又从各大单位抽了几个管人事的干部，组成了公安局审查干部办公室。那个时侯，薛廷臣已经调到了商业局人事秘书科。薛廷臣调到商业局以后，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人事干事方炳金被抽到公安局内保股去帮忙。公安局把薛廷臣的档案审查完后，给他作了结论，在让他签字以后，便让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退回组织部去。下班的时候，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从公安局拿到了商业局，顺便就放在了商业局的职工档案柜里了。吃了饭以后，他把档案的事忘了，就没有把档案再往组织部送。因此，工作组在组织部和公安局都找不到薛廷臣的档案。

当然，这个问题只有方炳金才能把情况说清楚，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但是，由于方炳金是一九五八年招收的盲流人员，一九六二年，已被精简下放回家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为了想方设法把薛廷臣彻底搞垮，总是设法把事情往歪里搞。他们联系到薛廷臣的家庭情况，硬说他是利用当人事科长的有利条件，故意私藏了个人档案，以隐瞒其家庭丑恶历史的目的。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个情况，开始无限上纲上线，对薛廷臣进行批判斗争。

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过程中，薛廷臣根本没有条件澄清这件事情，只能硬着头皮让他们批判斗争。

第二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问题。

城关供销社有个叫王德顺的职工，河北省保定人，五十多岁了。刚解放不久就来了青海，在城关私营商业个体户毕子明的玻璃铺里当帮工裁玻璃。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王德顺随毕子明的玻璃铺，一块过渡到城关供销社，王德顺也就成了城关供销社的一名过渡职工了。

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的时候，因为王德顺年纪大了，大家都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就连比薛廷臣大四五岁的毕子明两口都把老汉叫王爷。出于对老年人的尊敬，薛廷臣也一直跟着大家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后来，他还把王德顺安排在龙曲沟水库养鱼。

农资公司有个玻璃门市部，需要一个会裁玻璃的人。这个时候，龙曲水库的鱼也没有养成，王德顺年纪大了也没事干，在城关供销社打杂扫院子。因为王德顺曾在毕子明玻璃铺是专门裁玻璃的，薛廷臣便把王德顺调到农资公司玻璃门市部负责裁玻璃。

一九六二年冬天，那几天天气特别冷，到下面门市视察工作的薛廷臣看到王德顺没穿他的羊皮大衣，就随口问他说:“王爷，天气这么冷，你怎么没有穿你的皮大衣？”

“我去年就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王德顺显出很无奈的样子回答说。

王德顺是个大个子，饭量也大。薛廷臣觉得王老汉一个人无依无靠岁数也大了，怪可怜的，就想帮助他一下。

从各个门市转回来以后，薛廷臣碰到了农资公司副经理王俊才，他便对王副经理说：“王德顺老汉去年把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他的生活很困难。年终快到了，给职工困难补助的时候，能不能把老汉也考虑进去。”　后来，经王俊才提议，农资公司经过全体职工讨论，对几个家庭比较困难的职工给予年终困难补助，其中就有王德顺，经过商业局批准，农资公司也给王德顺补助了三十块钱。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县上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顾庆池当商业局长兼党总支书记。在一次总支会议上，顾庆池问起了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薛廷臣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顾庆池听了以后说道：“我看这个人很像个当兵的出身，五十多岁的人了，走路还腰板挺的那么直，很像个军人。你们对这个人的情况和来历也不十分了解，我对王德顺的来历有点怀疑，我提个建议，对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应该进行一次调查了解。”

会后，在顾庆池局长的安排下，商业局派了两个人，拿着王德顺的照片，到王德顺的老家去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正如顾庆池说的那样，王德顺原名叫安建堂，家庭是地主成分，旧社会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因为有一桩命案，解放初期便改名换姓，畏罪潜逃到青海。

顾庆池根据调查来的情况，向大通县公安局作了汇报，通过大通县公安局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由当地公安部门来人，把王德顺押解回了原籍。

王德顺因为他走路的姿势，引起了顾庆池对他的注意和怀疑，因而，使他隐瞒了几十年的罪行最终暴露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他的后半生，将在监狱的铁窗中度过。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分子”们怎肯放过？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几个积极分子，根据这些情况，联系上薛廷臣的家庭情况，往他头上倒了一盆脏水，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批判斗争会上，甄云北发言说：“薛廷臣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伞。”积极分子们对薛廷臣无限上纲上线，想借此机会一棍子把他打死。

面对残酷的斗争和批判，薛廷臣泰然处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母亲和大哥的那些问题，也就是他已经交待了的那些事实，并且已经处理过了。王德顺的问题他和单位的同志都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不管工作组怎么批判斗争，他的心里是有底的，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任凭他们大声吼叫。“积极分子”们批判斗争了一阵子，也没批斗出什么名堂和结果来，越批越没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倾家荡产 [本章字数：269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0 08:55:00.0]

033　倾家荡产

随着“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批判斗争进行了一阵子之后，也就放下来不再进行批斗了，工作进入到退赃阶段。

积极退赃，是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条件，薛廷臣知道，不退赃是不行的。至于争取从宽处理，他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他对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太了解了，在这些人的思想上，把他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对他处理的越严重他们才越高兴。如何能一棍子把我打死，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结果。能把薛廷臣开除了这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总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想方设法寻找薛廷臣的毛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没有问题可以制造问题，有一点因素他们就可以无限夸大，置于死地才痛快。因此，争取从宽处理，薛廷臣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和幻想，连想都没想过。

退赃对薛廷臣来讲，的确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退赃就要拿钱，薛廷臣没有钱，他参加工作以来的所有积蓄都存在银行里，有200多元钱。为了退赃，他将存款一分不剩全部取了出来，就连他以前响应政府号召，买过的一些公债他都全部取了出来，一次就退了230元钱现金和70元钱的公债。

三百块钱远远不够工作组给他定案的数额，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自己骑的自行车、用的收音机拿出来给了工作组，这两样东西一共折了一百多块钱。

家产荡尽，离工作组给他“定”　的一千多块钱还差的很远。万般无奈，他只好把他和妻子张秀英比较好一点的衣服也拿去折价顶了“赃款”。但这些本来就不值钱的东西又能顶多少钱呢！？

“赃款”　追的越多，工作组的成绩就越大，因此，工作组追“赃”的力度很大。尽管薛廷臣已经一贫如洗，但工作组还是步步紧逼。实在把他逼的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信要钱。

薛廷臣知道家里不可能有现钱，但他知道，在农村硬性摊派过“胜利折实公债”和“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时期发行的公债叫爱国公债，你不买“爱国公债”，就是不爱国。凡是中国的公民，谁又愿意戴上一个不爱国的大帽子？所以，再困难的家庭，也得想办法拿出十块八块、或者三块五块钱去买一些“爱国公债”，以实际行动来表现自己是爱国的。家里或多或少有一点公债。于是，他就给母亲写信，让母亲把家里所有的公债都给他寄来，如果再能向亲戚家借点公债更好。

信发出去两个多星期，母亲就给他寄来了五十块现金和八十块钱的公债。

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薛廷臣也算是一条硬汉子，但当他拿着母亲寄来的五十块钱和八十块钱公债的时候，他落泪了。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家里的全部。自己说是在外面挣钱，不但没有孝敬过老人，还把老人的血汗钱全都要了过来，他的心里像刀绞一样。

薛廷臣把母亲寄来的钱和公债全部交了上去，这当然还远远不够工作组给他定的数字，不过，从此以后，那些人总算逼的不那么厉害了。

运动后期，进入处理定案阶段。薛廷臣的定案材料上写的是贪污、投机倒把、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共计七百四十多块钱。政治问题是：没有阶级观点、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立场。处理的意见是“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定案以后，“四清”　工作组拿着定案材料让薛廷臣看，并让他看了以后签上他的名字。

看了定案材料以后，薛廷臣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虽然早已有了被双开的心理准备，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当他拿着被双开的文件时，手颤抖了。按说，他的这些问题说到底也只能算是一般错误，工作组鸡蛋里面挑骨头，无限上纲上线，硬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彻底打垮了。

几分钟过后，薛廷臣毅然拿起钢笔在上面签了字。就是在这几分钟时间里，南宋抗金英雄岳飞风波亭遇害的故事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自己再怨，还有一条命在。留得性命在，哪能没路走？权当自己还在家里放羊，权当到大西北来的这一趟是做了一个梦。

但是，当他签了字以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被开除了，没有工作了，以后到哪里去呢？不能回山西老家去，他没有脸去见自己的母亲，母亲在风陵渡渡口送他时的临别叮咛他怎么会忘！他没有脸见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家乡父老会笑话他，老人们对他父亲的赞誉和对他的期望回荡在他的耳际。家不能回，去哪儿呢？他决定带上全家到新疆去。新疆是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方。因为新疆有他外甥的大舅子孔庆耀在那里当农民，新疆地广人稀，到那里去当农民吧，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去的地方了。于是，在文件上签了字以后，他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他的户口不要转回山西芮城县，暂时先把户口不要迁，他准备到新疆去，到了新疆以后再把户口迁到新疆去。

离开了工作组的办公室之后，薛廷臣径直往自己家里走去。一路上，他一直在想，现在是新中国，饿不死人的，在哪里都能活下去，不需要为这个死去活来的。于是，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开始划算到新疆种地的计划。

过了一个多星期，“四清”工作团的批复下来了。

农副公司四清工作组当即召开了公开处理大会，郝玉珠在大会上宣布：

“对薛廷臣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见批复如下：　一、撤销农副公司经理职务；降两级工资，工资由行政十九级降为行政二十一级。二、开除党籍。”

薛廷臣听了以后，沉了一星期的心一下子放松了，总算没有被开除公职！薛廷臣在想，“四清”工作团的批复，没有按农副公司“四清”工作组的意见，没有开除自己的公职，这是组织上给了自己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心里暗暗感谢组织，暗下着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吸取教训，努力工作，改正错误，把工作干好，以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造成的损失。

散会以后，薛廷臣想了很多。对于撤销经理职务的处理，他根本就无所谓。一九五五年六月，他就是省政府任命的正局级干部。由于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提了不同意见，得罪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崔永兴，受到了打击报复，给了他一个不明不白、不软不硬的处理。虽然当时他有些不愿接受，可又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自那个时候稀里糊涂的把他下放到城关供销社以后，县上就一直再没有把他按局级干部使用过。这个时候，他觉得一个商业局下面的经理，只是一个股级干部，也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撒了就撤了，就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时候，他竟然还觉得当经理还没有当一般干部自由、随便，撤了更好！

对于开除党籍，他觉得理所应当。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党章所不允许的。作为一个**员，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玷污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组织上开除自己是应该的。虽是这么想，但他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失落的感觉。

对降两级工资的问题，薛廷臣还是有点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过去每月九十六块多钱，只能勉强维持一家六口人的基本生活，并不宽余。现在，每个月一下减少了二十块钱的收入，一家人生活不只是显得紧张，而是有点无法生活了。家里人口重，孩子多，孩子们都已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的日子真不知该如何过。但没有办法，只能算走算看。

正确对待 [本章字数：2271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1 08:44:31.0]

034　正确对待

“四清”运动的战果是辉煌的，大通县还抓了一个万字号的特大“老虎”，那就是城关供销社的马福奎。

马福奎是城关供销社牧场的场长，城关供销社的“四清”工作组认为马福奎在牧场当场长期间，肯定有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工作组对马福奎的情况分析说：你在牧场当场长，完全可以把牧场的大牛、羊卖了，再买点小的牛、羊来顶上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马福奎是城市贫民，不识字，人很老实、胆子又小，但他也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栽赃。因此，他不可能承认这个被栽的赃。但经过多次的批判、斗争，马福奎终于经不起工作组的吓唬和批斗，被逼无奈，就按工作组的要求，将他们用想象、推论和安排的“罪行”全部承认了。工作组先让马福奎在有积极分子参加的小会上作了一次交待，然后还让马福奎在城关供销社全体职工会上再交待了一次。这一次是示范性的交待。城关供销社的职工听了都觉得有些惊讶。散会以后，许多人都在议论说：真没看出来，马福奎还真是一个大“老虎”哩！

城关供销社“四清”工作组为了显示他们工作有成绩，便把马福奎的情况在“四清”工作团的汇报会上汇报了。“四清”工作团为了培养典型，推动全县的“四清”工作的进展，使有经济问题的人都能自动坦白交待，召开了一个全县的示范大会。大会上，马福奎手举着两扎整捆五元面额的人民币，展示给大家看，在会上对着公众讲，这是他退的赃款。“四清”工作团的人当众宣布，对马福奎这种能够主动坦白、交待，又能积极退回赃款的作法，根据“坦妇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当众管宣布：从宽处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把马福奎作为典型，号召所有有经济问题的人，向马福奎学习，自动坦白交待。凡是自动坦白交待了问题的，不管问题有多大，都可以从宽处理，或者免于处理。

但城关供销社“四清”工作组在给马福奎定案的时候，马福奎却全都推翻了。

马福奎不识字，所有的交待材料都是工作组说的，让马福奎自己承认。最后在定案的时候，因为找不到能够证明马福奎贪污和投机倒把的人证、物证，也没有人能写马福奎贪污和投机倒把的证明材料，最后无法定案，便不了了之。因为在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当众宣布了免于刑事处分，最后给了马福奎个开除留用的行政处分。

事实上，马福奎的贪污和投机倒把的问题全部是工作组用推论的方式捏造出来的，一个没有拿公家一分钱的老实人却背了一个万字号的贪污分子的名声被开除留用。

对于马福奎，薛廷臣当然是最了解的了，他觉得马福奎或许有些问题，但绝对不会像工作组说的那么大。马福奎是薛廷臣在城关供销社全体职工会上宣布让他当了城关供销社牧场场长的，马福奎以后的工作情况和各种表现薛廷臣看得一清二楚，他绝对不会相信马福奎会大牲口倒小牲口，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马福奎被处理之后，薛廷臣便去问马福奎：“你贪污一万块钱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马福奎笑着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可奈何的说：“我被整的没有办法就承认了。”薛廷臣问道：“那你从哪里弄得那一万块钱？”　马福奎苦笑了一下说道：“当时的钱是工作组给我的。”薛廷臣又问道：“为什么没有的事你就承认了呢？”　马福奎回答道：“‘四清’工作组认为我有贪污和投机倒把问题，他们怀疑我把牧场的大牛、羊卖了，再买小的牛、羊来顶数。大、小会批斗了二十几天，把我批斗的受不了了，对批斗心里很害怕，我就一咬牙承认了。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做，也没卖过牧场的牛、羊，在给我定案的时候，我就说原来承认了的那些事都是假的。最后给我算了些多吃多占的问题，要我退了几百块钱”。

听了马福奎所说的话，薛廷臣觉得马福奎的所谓罪行，纯粹都是莫须有，大声说了一句：“尽是胡闹！这哪是在搞“四清”，分明是踩在别人的身上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薛廷臣自己还在泥坑中，却还在为别人鸣不平。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维，那些在运动中被整的很惨的人不可能没有想法，但薛廷臣的想法总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总是在检讨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对组织没有丝毫的埋怨，对运动没有丝毫的怨恨。因此。他对组织上给自己的处理无条件地接受了。只是对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不真实的事情和无限上纲、上线，进行严厉的批判斗争，心里总是一直想不通。对工作组利用那些不好好干工作的人来当“积极分子”，用他们借公报私来整干工作的人，心存恨意。薛廷臣觉得，中央搞四清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是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革命运动，毛主席曾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但因为“四清”工作组中的人员良莠不齐，有的干部不懂政策，把经念歪了，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渣滓，他们为了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不择手段地给别人栽赃，不惜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所以，他一直坚信：“经是好经，是小和尚把经歪念了。”“党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只是在贯彻的过程中，由于人的思想认识不同，执行中往往出些偏差。或者被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借公报私，使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从党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也是难免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事实最终都会真相大白的。”因此，尽管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的心态始终很好。

薛廷臣的这些想法以后就被证实了。《大通县大事记》中记载：“四清”运动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大批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制造了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更多、更大、更加严重的寃假、错案。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以后，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时，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累及家人 [本章字数：397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2 09:06:26.0]

035　累及家人

被撤销经理职务以后，商业局安排薛廷臣在农副公司当采购员。一向绝对服从组织安排的薛廷臣却很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因为采购员经常要到外地出差，是一个比较花钱的工作，他一贫如洗，没有钱去垫付旅差费用。对此他很为难，不服从分配吧，觉得不太合适，刚被撤了下来，就给组织上出难题、找麻烦。服从分配吧，这现实的生活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这样以来，可就苦了他的那几个孩子，更苦了妻子张秀英。

自从被处分以后，薛廷臣的工资少了许多，每月七十多块钱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大通县最低的生活标准每人每月也需要二十块钱，而他们家现在每人每月只平均11块7角钱。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张秀英不得不把几个孩子丢在家里，由大的看着小的，自己到706的南山建筑工地去当小工。

张秀英在建筑工地所干的活是合泥搬砖，这是男壮劳力干的重体力活，张秀英从小是在湟源县城里长大的，从来就没有干过体力活。一个几个孩子的母亲，一整天的搬砖合泥，干着壮年男人才能干的重活，一天干下来就觉得身体吃不消，但如果怕苦怕累不干了，每天的一块二毛钱就没地方挣了。这一块两毛钱对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点钱，男人的工资是维持不到月底的，他们全家人就得饿肚子，孩子们就要受恓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让孩子们少受恓惶，她咬着牙坚持下去了。

薛廷臣的家住在农副公司的后院，离706的南山很远。家里没有自行车，她只能靠两条腿走路。这样，张秀英不但每天要干着壮年男人才能干的繁重的体力活，还要从家里到工地往返四趟，来回走几十里路。因为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们！还有繁杂的家务活等待着她去做！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把孩子们安顿好，然后马上赶到工地。中午歇工之后，她必须赶快回去给几个孩子做饭。孩子们吃完饭后，她就得赶紧洗锅刷碗，赶路上班。706的厂子很正规，制度非常严格，如果迟到超过五分钟，就得扣工资。因此，她每天都在紧张、忙碌、劳累中度过。更何况当小工的没有星期天，张秀英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因为没有钱给几个孩子添置新衣服，孩子的衣服、鞋袜张秀英必须亲手去做。因为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买布，只能是大的穿了让小的再穿，缝了又缝、补了再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社会上流行的这句话，也是对薛廷臣家庭情况的真实写照。

缝补衣服是很费工的，因为白天要合泥搬砖干重活，去挣那一块二毛钱，还得来回走几十里路回家做饭洗刷，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只能利用晚上，去加班给几个孩子缝补衣服、做鞋袜。经常是在灯下一边缝衣服一边打盹。能累到什么程度，只有张秀英自己知道。常人是无法想象的，就连薛廷臣都无法想象妻子是怎么挺过来的。

薛廷臣经常在外地采购，很少能回家，把这个艰难的家和几个孩子，全部丢给了张秀英一个人。孩子们的抚养教育、长大成人，重担全部压在了张秀英一个人的肩上。他每次回家，看到妻子黑瘦的身板和疲乏的面容，就心酸难过，他自责自己，但却无能为力！

张秀英所处的环境，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辛和困难，让她最难承受的是那些幸灾乐祸者的白眼和歧视！她的心灵上的痛苦和刺激有多大常人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如果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勇气，没有好的思想品质，没有伟大母爱的支撑，她是很难挺过来的。

张秀英的人格的确很伟大。在薛廷臣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但没有嫌弃，没有离开，反而任劳任怨的拼命干活，替男人撑起了这个艰难的家。这对身处逆境的薛廷臣来讲，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安慰！对她的敬佩和感激，薛廷臣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后来，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张秀英的艰难困苦，张秀英的功劳只有我的心里最清楚，这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她的付出，她的辛勤劳动，她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毅力，永远是我的榜样，也是我们薛家后辈儿孙们永远的榜样！我详细地记述她的事情，就是要让后辈们牢牢记住这个勤劳、朴实、勇敢、坚强的母亲！”

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遭遇，但结果却大不相同。

大通县委副书记铁兴邦和薛廷臣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铁兴邦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斗争之后，回到家里，不但得不到老婆的安慰和照顾，还得承受老婆的歧视、指责和辱骂。铁兴邦内外交困，思想压力很大。由于一时想不开，心理承受不了，他便钻了牛角，跳到宝库河里到马克思那里“诉苦”，去“告状”去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那些男人们在“四清”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开除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或被打成了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避免麻烦，划清界线者有之。离了婚的大有人在！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悲惨结局的情况时有发生。薛廷臣觉得，那些女人们和张秀英就无法相比。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大女儿惠春勉强念完了高中，毕业以后被分到县“八一”农机修造厂当了学徒工。那个时候，要想分个好工种，就必须托人给厂长求情说好活，还得请厂长吃饭、喝酒。为了让女儿能学点技术，薛廷臣咬着牙掏了一点钱，请厂长吃了饭，喝了酒。厂长把薛惠春分到机修车间学钳工。没有多久，县上有一个推荐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学习的指标，天赐良机，惠春有幸上了大学。

惠春上大学不是考试，是推荐。推荐是按照家庭成份，本人表现以及学习成绩，还有其它一些条件。在几个候选人中，经过对照评比和筛选，惠春幸运的被推荐、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去学习。天大的好事降临到薛家，全家人都为之高兴。惠春当然是十分高兴！她兴高采烈地办完了相关的入学、户口迁移、粮食供应转移证、团员组织关系等手续之后，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进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但是，她在学校呆了很短时间就提出了退学。

惠春退学，纯粹是她个人的原因。

惠春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意识到上大学是要花不少钱的。家庭的经济情况她这个长女是最清楚的：爸爸每月只有七十六块钱的工资收入，维持全家七口人的基本生活都有些困难。为了维持生计，妈妈不得不到706的南山去建筑队去当苦力，每天靠汗水换来一块二毛钱，用以补贴家庭生活。惠春清楚的知道，弟弟尚文、妹妹惠芳，连高中都上不起，那里还有钱供自己在西安上大学！　她曾经到过山西老家，知道老家在农村。在老家，她看到老家人都在农业社劳动，辛辛苦苦的干上一年，连全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也不可能有钱帮她上大学。上学要花的费用她拿不出来，穿的衣服和同学们无法相比，在异地他乡没有钱的滋味，对一个女孩子来讲，的确非常不好受。

面对严酷的现实，她毅然决然忍痛割爱，放弃了在西安交通大学学习的机会，退学回到农机厂继续上班，挣工资来帮家里维持生活。

上大学不容易，已经上了大学，要想退出大学也是很不容易的，惠春提出了退学以后，学校不批准。老师、校长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没有能说通惠春的思想，学校便专门派了两个老师到青海去了一趟，想做做家长的工作。但老师在青海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费了很多周折才批准了她的退学申请。

惠春的退学让薛廷臣心非常难受，小时候一直想上学的薛廷臣，知道儿女们的心愿，尚文和惠芳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成绩都不错，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到高中去继续学习。但他们都是因为家庭的困难而辍学。薛廷臣当然能看出来，他们并不是不想上高中，是因为他们都是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再去上高中。

后来，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尚文和惠芳便和城关的几个知识青年一起，到后子河公社东风大队当了社员，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薛廷臣知道，孩子们的辍学，孩子们懂事只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没有钱供他们上学。要求学习受教育，这是孩子们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是薛廷臣这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是，他就没有条件保障他们这个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没有条件尽到他这个当爸爸应尽的义务！

“养不教，父之过。”在孩子们的辍学问题上，薛廷臣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他一直感到很惭愧，很内疚，总觉得很对不起几个孩子。

薛廷臣不仅没有给孩子们创造学习条件，就连他们的最应该有的快乐也没有给上一点点。一次，他要去西宁出差，儿子尚文知道了非要跟上去。他向来对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怎么肯答应儿子的要求呢？临走的时候，尚文缠着父亲走到了门外，怎么哄也哄不住。因为孩子缠的时间太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他急着要走，情急之下便打了尚文一巴掌。张秀英急忙走出屋子，把嚎哭的尚文拉到了屋子里。

薛廷臣走了没有多远，扭回头看了一下，他看到尚文又哭着从屋里跑出来，跑到爸爸打他的那个地方，站在那里继续哭。

薛廷臣看了儿子一眼，心里一阵绞疼。但他还是一咬牙走了。一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后悔、难过和心疼。

那年秋的一天，薛廷臣从西宁出差回来，大约就下午六点多钟了。几个孩子都很高兴的围了过来。惠芳问父亲道：“爸爸，西宁的蝴蝶和桥头的蝴蝶一样吗？”

薛廷臣信口回答说：“西宁的蝴蝶和桥头的蝴蝶是一样的。”　惠芳好像有点不太相信似的看着爸爸说：“我想，西宁的蝴蝶该比桥头的蝴蝶大吧！”因为她没去过西宁，不知道当时她对西宁是怎样想象的。薛廷臣只觉得惠芳可能是刚抓过蝴蝶的吧，但就没有能理解孩子当时的心情，就没有想到抽个时间把孩子们领上浪一趟西宁的公园！其实，他不是不想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钱。他觉得，如果带上全家人专门浪一趟西宁的公园，连车费带门票，加上吃饭，最少也得四、五十块钱。这四、五十块钱是全家人半个多月的生活费呀！日子本来就是计算着过的，如果为满足孩子们的愿望，花四、五十块钱去一趟西宁，全家人半个月就没饭可吃了！

因为穷困，因为把全部心思用在工作上，薛廷臣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没有给孩子们快乐和幸福，他给孩子，给全家带来的只是灾难和不幸。

陪 斗 [本章字数：441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3 07:19:37.0]

36　陪　斗

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有结束，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接着开始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小组），此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薛廷臣是农副公司的采购员，经常不在家，很少参加学习和活动。有时候出差回来了，机关组织学习的时候就叫他去参加。学习会上经常要求大家在会上发言，因为薛廷臣特殊的身份和遭遇，他在会上基本上不多说话，他不敢多说，也不想多说，偶尔说上两句也是随声附和，应付过去罢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学习报纸上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文件。有一次，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上，薛廷臣觉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好事，对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有好处，于是他就做了一次发言，他发言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当前的形势，我们都要跟上这个形势，认真的学好毛主席著作，用毛泽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搞好工作、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学习文件期间，薛廷臣觉得文化大革命除了学习和提高，其他和他都没有多大关系，便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敷衍应付。但他没有想到，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逐渐深入，他居然被慢慢地被带入了“角色”。机关那些积极分子开始把他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对像，特别是在单位批斗走资派形成高潮的时候，单位便不让他外出搞采购了。时任农副公司经理的连纯见派韦守英把薛廷臣从武汉替换回来，让他回公司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薛廷臣从武汉回来之后，连纯见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只是让他和几个临时工推着架子车在街上卖瓜果，规定他每星期三、星期六的上午半天和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除星期六外），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大通县商业系统批判的走资派是局长顾庆池和副局长张广业。每次批斗他们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人陪斗，陪斗的都是各单位的“牛鬼蛇神”。农副公司陪斗的人当然的就是“四清”下台干部薛廷臣，地主家庭出身的李道坤，凑不够人数就将几个不好安名目的　“牛鬼蛇神”也拉去陪斗。其他各公司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陪斗对象，商业系统陪斗的对象一共有十几个。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后，特别是中央**9月上旬发出通知，鼓励各地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免费赴京大串连，全国各地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迅猛热潮。“中央**”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大通地区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除了“毛泽东思想捍卫队”　（以下简称“捍卫队”）　，是个比较大的组织外，还有以毛主席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五十万红卫兵而命名的“八·一八”战斗队(以下简称“八·一八”)，还有叫“八·八”的红卫兵组织等等。全县各系统、各单位以及与本单位业务有关的“红卫兵”组织也应运而生，如医院的“红医兵”、小学的“红小兵”等。在大通县范围内的所有　“红卫兵”组织，不管是什么单位，什么形式，要不是倾向“捍卫队”，要么就倾向“八·一八”。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条路线。不论什么样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都属于这两大组织的观点。这两个组织所持的观点是不一样，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捍卫队”基本上是属于保守的“保皇派”组织。“八·一八”是属于“造反派”的。虽然他们所持观点不同，但都说自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农副公司以当时的领导连纯见为首，以及“四清”运动中的几个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小组。那几个积极份子是：甄云北、章守严、梁鹏喜、索充心，还有刚从财经学校分来的四个学生：石平、钱生狱、周海生、曹玉英。另外还吸收了赵发荣、李士帮、权作廉等公司的几个老职工。农副公司总共有三、四十个职工，“捍卫队”　小组一共有十几个人占到公司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参加“红卫兵”组织，先由“红卫兵”组织进行动员，再由个人提出申请，然后再经　“红卫兵”组织的批准才能加入。人各有志，想法不一，有的人被动员了却不提出申请，有的人想参加也提出了申请，但却得不到批准。汪国贞很想参加，但却没有人动员他，他就写了申请，写了想法，表了决心，一心想参加“捍卫队”组织，但却没有能得到“组织”的批准。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是被整的对像，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捍卫队”，也就没有人来动员他，他也不想申请。李道坤的家庭是地主成分，也没有人来动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