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李承乾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是我对李承乾的评价，也是李承乾一生的悲剧写照。
贞观十三年，当魏王李泰团结文人学士忙于编撰地理鸿篇巨著《括地志》时，李承乾又在做什么呢？
《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李承乾游猎过度，荒废学业，太子宫事务署长（太子右庶子）张玄素苦苦规劝，却没有效果。这条记载可谓是李承乾一生的分水岭，在这条记载之前，历史记载的李承乾是一个有作为有美誉的好少年，在这条记载之后，历史记载的李承乾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顽劣青年。
其实无论从基因讲还是从师资力量讲，李承乾都是皇子中最好的。论基因他是嫡长子，论师资力量，李世民给他配置的张玄素、于志宁、杜正伦也都是有名望、有学识的官员，那么为什么李承乾会在与李泰的竞争中每况愈下呢？在我看来，原因只有一个，性格决定命运。
小时候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要把“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因为前者是被动，后者则是主动。在我看来，李承乾属于“要我学”，李泰则属于“我要学”。一母同胞，基因相同，然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李承乾随性的性格注定了他的人生败局。
说起来，先后辅佐李承乾的几位其实都是青史留名的高人。如果李承乾是个中规中矩的人，那么这几位一定会辅佐李承乾登上帝位。然而偏偏李承乾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这是一个随性的人，一个想有自己活法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身边辅佐他的人。在这些辅佐的人当中，关键的人有三个：杜正伦，于志宁，张玄素。
杜正伦，秀才出身，出类拔萃。隋朝时每年全国选拔秀才不过十余人，杜正伦就是其中一个。更奇妙的是，在隋朝不多的秀才指标中，杜正伦一家占去了仨，其兄弟杜正玄、杜正藏都是隋朝秀才。一门三秀才，还让不让别人活了。开句玩笑话，如果杜家人上街遭到莫名其妙的殴打，不用问，一定是落第秀才干的。
杜正伦在贞观元年经魏征推荐出任兵部员外郎，后来一路青云，到贞观六年已经升任中书侍郎，不久加授朝散大夫，出任太子右庶子。
对于这次任命，李世民很重视，特地把杜正伦召来语重心长的嘱咐了一番。大体意思说太子对于国家而言很重要，必须找出色的人辅佐，所以我就找到了你，我身边也需要你这样的人，这次是忍痛割舍让给了太子，这下你知道了这次任命的轻重了吧？
接受任命的杜正伦从此活跃在太子的身边。最初的几年，波澜不惊，太子表现不错，杜正伦表现也不错，李世民也很满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发生了变化。当时李承乾患有足疾，行动不便，经李世民批准，李承乾在痊愈之前不必朝谒，安心在太子宫静养。
在李承乾静养一段时间之后，李世民极为痛心的发现，以前那个乖孩子李承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远离君子亲近小人的问题青年。为此李世民专门把杜正伦召来深谈了一次，李世民说道：“我的儿子承乾行为不太检点，这不是小事。而且他身边都是一些小人，你给我仔细盯住了。要是他不听你的劝诫，你得来报告给我。”
李世民说这话是发自肺腑的，杜正伦听这话之后也是肝脑涂地，头脑发热的。结果头脑一发热，就干了一件错事，他居然把这些话一股脑的都告诉了李承乾。
其实杜正伦也是有苦衷的，作为太子左庶子的他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毁，然而多次劝谏下来，他的话就成了一阵风，说完了，刮过了，在李承乾那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被逼急了的杜正伦这次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你再不老实，我告诉你爸去！”
地上祸你不惹，你偏去惹天上的祸，这下大嘴杜正伦算是捅了马蜂窝了。自觉委屈的李承乾给父亲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为自己极力辩解了一番，话里话外告诉李世民，你告诉杜正伦的话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不服，我很委屈。
接到儿子这样的上奏，李世民郁闷不已。本来想好好教育儿子，没想到杜正伦这个大嘴一张嘴就把自己给卖了，这不等于告诉太子自己不信任他吗？为人父者怎么能告诉儿子我不信任你呢？
郁闷中的李世民召来了杜正伦，责问他为什么泄露了自己的话，杜正伦对说：“开导太子，他根本听不进，所以只能拿皇上的话去吓唬太子。希望太子会感到害怕，然后改恶为善。”
完了，杜正伦居然把自己当成大灰狼吓唬太子，有这么当老师的吗？
盛怒之下的李世民一挥手，杜正伦，你给我一边呆着去。
自此杜正伦长时间混迹于老少边穷地区，先后出任过谷州刺史、交州都督（都督府设在今越南河内），贞观十七年还因为与侯君集有关联流配驩州（今越南境内的荣市），直到唐高宗显庆年间才得以重新启用。
在杜正伦出入太子宫的同时，于志宁也活跃在太子宫，他也是李世民身边的红人。当李世民还在南征北战时，他就跟在李世民身边，与殷开山等人一起参赞军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后他依然跟随，同时兼任文学馆学士。
贞观三年，于志宁升任中书侍郎（正四品），李世民依然恩宠有加。有一天李世民召集重臣内殿欢宴，宴席还没开始，李世民环视一周，忽然发现少了于志宁，于是就问道：“于志宁干什么去了？难道不知道有宴会吗？”这时有人提醒李世民：您召集的都是三品以上的官员，于志宁是正四品，所以没来。
原来如此，把这茬给忘了。
如果换作别的皇帝，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偏偏他是李世民，历史上最会当皇帝的皇帝。李世民当即下令：按照宴席的标准给于志宁提前单开一桌。同时加授散骑常侍，从今以后他就是从三品了。等等，别忙着谢恩，话还没说完，同时委任你代理太子宫左庶子，明天就到太子宫报到。
什么是恩宠？恩宠就是请你白吃一顿大餐，然后吃完饭告诉你，你又升官了。
与委任杜正伦时相同，在于志宁上任太子左庶子之前，李世民也语重心长的交代了一番。李世民嘱咐于志宁一定要辅佐太子走正道，别让邪僻占据了他的内心，一定要用心辅佐太子，日后封赏皇帝自有安排。
带着皇帝的嘱咐，于志宁走进了太子宫。他的目标是将李承乾领上正道，遗憾的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不过，尽管李承乾不长进，但并不影响于志宁受到李世民的赏识，因为于志宁已经竭尽了全力。
为了教导李承乾，于志宁独自编撰《谏苑》二十卷，这二十卷《谏苑》编者于志宁一人，读者李承乾一人。在民国初年，也曾经出现过一份只供一个人阅读的报纸，编者袁克定（袁世凯长子）等数人，读者袁世凯一人。
与袁克定的报纸不同，于志宁劝诫李承乾向善，袁克定诱导袁世凯称帝。同样是给一个人看的读物，两者却判若云泥，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于志宁的专著没有感动李承乾，却感动了李承乾的父亲李世民。李世民闻之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贞观十四年，任命于志宁兼太子詹事（太子宫主管）。贞观十五年，于志宁因母亲去世解职，不久起复本官，然而仍旧不断上表请求按照儒家传统为母亲守丧三年。
此时已经离不开于志宁的李世民只能夺情（不准官员为父母守丧），派出中书侍郎岑文本到于志宁家中传口谕说：“忠孝不可两全，我儿子需要人辅佐，你得回来帮他。”
谁都可以走，老于不能走。
不能走的于志宁并不孤独，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个人就是张玄素。
张玄素，素有清名，为官深得民心。隋朝末年，张玄素出任景城县户曹，适逢窦建德攻陷景城，张玄素不幸被俘，即将被窦建德砍头。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居然有数千老百姓痛哭流涕地为张玄素请命，甚至有人愿意替张玄素去死。
这是为什么呢？
为张玄素请命的老百姓说道：“这人很清廉，你今天要是把他杀了，就会自毁声誉。大王你想当皇帝，就得对他以礼相待，不能乱杀。”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口碑也高于一切奖杯，有老百姓如此为张玄素请命，窦建德立刻对张玄素刮目相看，当场将他释放，并且委任为治书侍御史。
然而窦建德的任命却遭到了张玄素的拒绝，理由是皇帝杨广在，忠臣不事二主。闻听此言，窦建德没有勉强，直到杨广身死江都的消息传来，窦建德才重新征召张玄素出任黄门侍郎，这一次张玄素应召。
窦建德被荡平之后，张玄素出任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逐步有了不小的名声。这个声名也渐渐传到了李世民的耳中，等到李世民即位，张玄素得以征召，答对得体，当即被李世民委任为侍御史，不久升任给事中（御前监督官）。
升任给事中只是张玄素履历中的一小步，不久之后他就因为一次进谏深深打动了李世民。
贞观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李世民下令整修洛阳宫殿，以备巡视。在李世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再简单不过的诏令，皇帝预备巡视，提前整修宫殿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偏偏就有人说不可以，这个人就是张玄素。
张玄素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劳民伤财，容易生变。张玄素的一番劝诫说的李世民浑身不自在，李世民问道：“你的意思是我跟炀帝、桀、纣王一样了？”张玄素说：“如果陛下还坚持仓促之间修复洛阳宫殿，那么结果会跟炀帝一样，天下大乱。”（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
“天下大乱”在别的皇帝听来或许只是危言耸听，然而在李世民听来却是逆耳忠言，因为他正是从天下大乱中走来，他明白天下大乱对王朝意味着什么。李世民叹息道：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当即下令停止修复洛阳宫殿，同时赏赐张玄素彩缎二百匹，以资鼓励。
在这之后，张玄素不断升迁，后升任太子少詹事，不久转任太子右庶子。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将一直在太子李承乾身边效力，他渴望与于志宁一起为李承乾保驾护航，然而最终却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贞观十三年，鉴于李承乾热衷游猎荒废学业，张玄素上书讽谏，对李承乾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导，其中一句十分经典，“慎终如始，犹惧渐衰，始尚不慎，终将安保！”，这句话值得历代太子铭记在心，只可惜李承乾太子依旧没把张玄素的上书当回事，同杜正伦和于志宁的话一样，它们都是风字辈的，一阵风而已。
屡战屡败，是结果，屡败屡战，是精神。现在张玄素对待李承乾也拿出了屡败屡战的精神，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之要说到你回心转意为止。此后不久，张玄素又上书了，讽谏的重点依然是游猎，这一次张玄素的话依然苦口婆心，依然用心良苦，然而这样的金玉良言在李承乾那里还是风字辈的，刮过了，天空了无痕。
写到现在，杜正伦、于志宁、张玄素一一亮相完毕。这三个人都是李世民为李承乾千挑万选的人才，倘若李承乾成器，三人得一人足矣。遗憾的是，李承乾偏偏不成器，三人纵使披肝沥胆，也改变不了最后的结局。
或许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被李世民寄予厚望的李承乾会不成器呢？这就回到了我之前的提法：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二，李承乾遭遇了过早的成人化教育。
过早的成人化教育让李承乾懂得了父皇和大臣们对太子的要求，也知道他们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因此每次李承乾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宫臣有人进谏，李承乾就会先揣摩进谏人的心态，然后正襟危坐，做出一副虚心倾听的样子，时不时还要做出引咎自责的姿态。有李世民的遗传基因，再加上后天老师的教育，李承乾的智商和口才都是一流的，群臣在他面前一般都讨不到便宜，只能忙于应答，然后诚惶诚恐的离去。时间一长，李承乾在群臣面前就树立了圣明的形象，至于圣明形象的背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西方哲学家说，人都是有两面性的，而李承乾就是双面人的典型。在朝堂上他是圣明智慧的皇太子，在私下里他却是有着各种嗜好的准问题青年，他的人生就是在圣明皇太子和问题青年之间不断切换。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花，一面是字，或许李承乾也在疑惑，自己究竟是花，还是字，抑或花字都不是。（硬币立起来，花非花，字非字！）
李泰向左，李承乾向右
龙生九子，性格迥异。
就在李承乾在东宫小天地享受堕落年华时，魏王李泰却从未停止追赶的脚步。在这几年里，李泰一方面忙于编撰鸿篇巨制的《括地志》，一方面忙于招贤纳士，扩大名声。经过几年的努力，成绩非常明显，父亲李世民给这个时期的李泰打上了大大的一个“优”。
贞观十四年正月十六日，李泰家宅上下欢喜，这一天家中来了一位极为重要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李世民。
古往今来，皇帝家庭贵为天下第一家庭，然而第一家庭因为有了第一两个字就与普通家庭有了极大的不同。普通家庭父亲到儿子家串门抬脚就进，不需要什么废话。而第一家庭的皇帝父亲到儿子家串门，那就不是普通的串门了，而是圣驾亲临，是有特殊意义的。这意味着皇帝父亲很看重你，很喜欢你，换句话说，你在政治上很有前途。
现在，皇帝父亲李世民来到了政治上很有前途的李泰家宅，表面上是为了看看儿子的居住环境，实际上却是为了给李泰的脸上再贴上几块金，因为李世民的这次亲临不是空着手来的，而是带来一个大大的红包。
这个红包很大，赏赐范围很广。李泰家住长安城里的长安县延康里，因此李世民给李泰的红包就重重的砸在了长安县的上空。
李世民在李泰家中宣布：赦免长安县死刑以下所有囚犯，托魏王李泰的福，现在你们自由了；免除延康里居民今年所有赋税，托魏王李泰的福，今年你们所有收入都是自己的，政府一分不收；按等级赏赐魏王府官属以及延康里老人，托魏王李泰的福，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
宣布完毕。
用皇帝的酒浇李泰的块垒，父亲厚爱如此，李泰内心怎会没有涟漪？
就在李世民用自己的酒浇李泰块垒的同时，太子李承乾依然一如既往，问题依旧。唯一的“贡献”就是当了一次张玄素的升迁垫脚石。李世民鉴于张玄素有不断讽谏太子的事迹，特擢升张玄素为银青光禄大夫，品级从三品，同时卸任太子右庶子，转而代理太子左庶子（太子宫政务署长）。
蜘蛛侠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在张玄素看来，官职越大，责任越大，感到责任重大的张玄素从此更加用心，对太子李承乾的讽谏也更加不遗余力。
说起来，也难为张玄素了，有李承乾这样不成器的太子，他需要讽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这一年，李承乾几乎不在东宫内坐朝，东宫的官员们几乎已经记不起上次在公开场合见到太子是什么时候，那么李承乾又在做什么呢？
其实什么都没干，就是忙着跟宫内的美女们聊天嬉戏，毕竟对着美女要比对着张玄素那些官员们轻松的多。有轻松的，谁还去找那些厚重的？
时间一长，张玄素看不下去了，再一次上书讽谏，在书中对李承乾又是苦口婆心，又是推心置腹，然而还是没用。你就是把自己掏成了比干，李承乾还是当没看见，眼不见，心不烦。
不过张玄素讽谏的次数多了，李承乾也烦了，这个张老头成天唧唧歪歪干什么，也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真不知道他是谁。
数天后，张玄素在深夜回家时遭遇蒙面人袭击，蒙面人手持大号马鞭对张玄素进行抽打，几乎致命。《旧唐书张玄素列传》称此次袭击是太子李承乾派家奴干的，不过事后李承乾并没有宣布对该事件负责。敢做不敢当，见了恐怖分子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吗？
不敢承认的李承乾以为从此张玄素会消停一些，没想到这个老家伙骨头还很硬，尽管挨了一顿暴打，可性格居然一点没改，而且还“变本加厉”。
不久之后，李承乾又一次出格了，居然在东宫内击鼓，而且鼓声很大，传播很广。要知道东宫与李世民的居所只有二十几步，身为太子居然没事在东宫内击鼓玩，成何体统？
急切之下的张玄素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接冲到李承乾正在击鼓的阁子前，要求与李承乾面谈。眼前的李承乾依然温文尔雅，用心倾听，随即做痛心疾首状，当着张玄素的面取下刚才还在击打的鼓，亲手摧毁，并表示下不为例。
多好的太子，从善如流，闻过能改，遗憾的是这只表面现象。
为什么张玄素的讽谏在李承乾身上只收到广告的效果，却看不到疗效呢？原因还是出在李承乾身上。此时的李承乾就如同一个叛逆期少年遭遇网瘾，又是叛逆期，又是网瘾，神仙见了都得耸肩，然后深情地说一句“I'm sorry”。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李承乾在过早成人化的教育下成了双面人，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又遭遇了叛逆期，在叛逆期又有了各种嗜好。这些嗜好常人可以有，而唯独太子不能有，然而越是别人说不行的他偏偏要说行，这就是叛逆期青年的棱角，也是所谓的性格。
过早成人化，双面人，叛逆期，不良嗜好，四者有其一已经足以影响李承乾的储君之位，然而偏偏他兼而有之，这可就要了亲命了。
贞观十五年，李承乾在叛逆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一年他更加出格。
为了修建东宫内的宫殿，李承乾征集大量农民充当差役。这一征集便是很长时间，时间长到耽误了应征农民的正常农耕，以至于这些农民错过了这一年的正常播种季节，要想播种，只能等来年了。如此一来，李承乾就犯了李世民最不愿意看到的错误。在李世民的眼中，农业立国，“不违农时”是为政者的红线，而太子李承乾却偏偏触及了这根红线。太子詹事于志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只能按下暂且不表。
然而李承乾是注定不会消停的，不久之后他就迷恋上音乐，而且是正统人士所认定的那种“淫荡”音乐。估计不是雅乐的范畴，要么很世俗，要么很下里巴人，这些音乐平民百姓可以迷恋，而你，太子，储君，不可以。
针对这两条，太子詹事于志宁上书讽谏，结果毫无成效。
不甘心的于志宁没有放弃，他依然在努力，随后他又发现三件值得讽谏的事情：
一、李承乾宠信宦官；
二、东宫负责驾驭车马的差役已经半年没有轮休了；
三、李承乾没有经皇帝批准居然私自将突厥人达哥友接入东宫密谈。
于志宁又给李承乾上书讽谏，结果这一次情况居然有了转机，李承乾一改平时不管不顾的做法，很快做出了反应，这一次不再是涛声依旧。
这一次是大发雷霆。
大发雷霆之后的李承乾依然不解气，招呼手下叫来干将张思政、纥干承基，交给两人一个任务：干掉于志宁。
张思政和纥干承基当夜潜入了于志宁家中，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一身素服的于志宁住在苫庐之中，按照祖制，这是孝子为父母守丧的标准模式。原来被夺情的于志宁一直在家中用这种方式为亡母守丧，身虽夺情，心依然忠孝。
张思政和纥干承基尽管知道此行的任务是行刺，但他们更为于志宁的孝心感动，两人一对视，手当下就软了，没有惊动于志宁，两人悄悄地退了出来，垂头丧气的回东宫找李承乾复命。此时的李承乾已经平息了怒火，清醒之后的他知道，一旦于志宁被刺，自己万万脱不了干系，既然杀手无功而返，那就算了吧，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
就在李承乾还在与张玄素、于志宁较劲的同时，魏王李泰已经成就了一项大大的功业，这个功业就是鸿篇巨制《括地志》。
《括地志》从贞观十二年开始编撰，历时四年，终于在贞观十六年（一说是贞观十五年）编撰完成。贞观十六年正月九日，李泰将完结的《括地志》呈现给李世民，李世民大喜过望，他早知道李泰能干，却没有想到李泰竟如此能干。贞观年间天下已经大治，皇子想获得战功基本不太可能了，而魏王李泰却独辟蹊径，从编书上为帝国立下了大大的功业，这个功业绝对不啻于战争年代的战功。
为此，李世民特意下诏，在诏书中对李泰称赞有加，并且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写道：可赐物一万段，其书宜付秘阁。
事倍功半，事半功倍，字数相同，顺序不同，然而背后的意义大不相同，其实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得法。
不得法的李承乾事倍功半，得法的李泰事半功倍。
李承乾的不得法与李泰的得法都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也在心里进行着悄悄的对比。他心里的天平究竟要往哪边偏，李承乾在猜测，李泰在猜测，大臣们也在猜测。
随着李泰《括地志》的完成，李泰的美誉度也在节节高升。这时大臣们才恍然发现，原来这几年李泰魏王府获得的津贴居然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这在以前实不可想象的。
李泰的津贴为什么会高于李承乾呢？这主要是因为李泰有编撰《括地志》之名，也有编撰《括地志》之实。借着编撰《括地志》，李泰不断延揽各方文人志士，他们都是以《括地志》的名义进入到魏王府，而这些人所开销的费用自然也要由《括地志》买单。这样魏王府获得的政府津贴就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而李泰也就享受起了不是太子的太子待遇，此时的李泰或许可以印一张名片：
李泰 亲王（享受太子待遇）
名片的说法尽管戏谑，但事实确实就是这样，李泰与太子待遇无异，差的只是太子的名号而已。
然而问题马上就来了，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一国也难容两个太子，连一公一母都不成。
面对李泰与太子李承乾的并驾齐驱，李世民无所谓，大臣们却很有所谓，这回皇帝不急，太监不急，大臣急了。
谏议大夫褚遂良看不过去了，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写道：圣人早就定下体制，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所用之物没有限制，与皇帝享有同样标准，而庶子虽然也可以被疼爱，但标准不能超过嫡子，这是阻止庶子夺嫡，根除祸乱的根源！（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会，与王者共之。庶子虽爱，不得逾嫡，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也。）
从礼法而言，褚遂良说的有理有据，然而此时的他只是隔靴搔痒，说不到李世民的心坎上。因为他恰恰忘记了李世民皇位的由来。若是一味遵照嫡子传承的原则，李世民焉能登上皇位？所以说穿了，李世民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他不按套路争到了皇位，他同样也不想按套路传承自己的皇位。
说到底，嫡子传承的原则合理吗？不合理！那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个原则？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按套路出牌的李世民并不想遵守这个原则，他想跟这个所谓的圣人体制掰一掰手腕，看看自己能否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老套的原则。
然而一个人对抗一种体制，即便有成果，也难免头破血流。
对于褚遂良的上书，李世民口头表示接受，然而实际上他依然在按着自己原有的套路出牌。口头接受只是给褚遂良一个面子，而继续出牌则是皇帝的我行我素。从这个角度讲，其实李承乾的双面性格就是来自李世民的遗传，嘴上一套，手上一套，或许心里还有一套。
不久之后，李世民又打出了一张牌：魏王李泰迁居武德殿。
这张牌意味着什么呢？
这张牌其实是投石问路，看看群臣的反应。因为武德殿处于皇宫之内，正好在东宫以西，也就是说东宫在东，武德殿在西，两者恰恰是李世民天平的两端。如果以前偏爱李泰还需要遮掩，那么现在就已经全部摆在台面之上，朕就是要实行双太子制，怎么样？
不怎么样！说这话的是老杠头魏征。
魏征上书说道：陛下如果疼爱魏王，那么就别让他处于被猜忌之地，武德殿正处于东宫西面，正是敏感之地。再者，海陵王元吉以前就住武德殿，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不同，不过魏王住进去之后恐怕也不会安心。
李世民看过魏征的上书，只能摇摇头，这个老魏，净说实话。
魏征的话代表了多数大臣的心声，这让李世民不得不有所顾虑。皇帝尽管君临天下，但同样需要重视大臣们的意见，即便是李世民这样自身能力超强的皇帝，也需要时不时与大臣们妥协。
这一次，李世民选择了妥协，因为他看到大臣们尽管明确反对的不多，但支持的几乎没有，默不作声的潜台词其实是反对，因为他们都在维护着一个东西：礼法。
礼法就是一张网，看似若隐若现，却无处不在；礼法是风车，而李世民就是堂吉诃德。
贞观十六年到贞观十七年，这两年是李世民与礼法这架风车作战的两年。他曾经藐视过这架风车，所以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他做下了惊天之举。然而事隔十六年，李世民发现，他不能再藐视这架风车了，因为他的位置已经在十六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十六年前，他只是一名亲王，为了皇位他可以挑战风车；
十六年后，他已经是在位十几年的皇帝，身为皇帝，他需要尊重这架风车。如果连皇帝都不尊重礼法，那礼法还会存在吗？那社会秩序还会存在吗？
李世民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尊重礼法，让嫡子正常传承；一方面他又想平等竞争，让更优秀的皇子继位。然而这注定是个两难的命题，没有最佳答案。
如何才能解开这个结呢？或许只能先从自身做起。
贞观十六年六月六日，李世民下诏恢复息王李建成皇太子称号，海陵王李元吉改封巢王。这是时隔十六年后李世民对兄长和弟弟的追封，对建成和元吉而言毫无意义，毕竟他们不能从墓地里爬出来“谢主隆恩”。
追封是给死人的，慰藉的是活人的心。想想十六年前的你死我活，李世民的心中也充满了煎熬。尽管十六年来他一直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江山社稷，然而轮到自己的皇位传承，他发现自己十六年来的自我安慰竟是那样的苍白。
皇权面前没有父子，遑论兄弟。然而你们毕竟是兄弟，流着同样血液的兄弟，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而现在又轮到了李承乾和李泰。
何苦呢？何必呢？
矛盾中的李世民依然找不到答案，他决定继续试探。这一年的六月二十日，李世民下诏：从今天开始太子所用的东西和钱财，有关部门不要限制。
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是皇帝给太子的礼物吗？太子李承乾说，是。然而太子左庶子张玄素说，不是。
这不是礼物，这是一个局，一个布满机关的局，一个决定李承乾储君地位的局，遗憾的是，李承乾没有智商，地球人都看出来了，而他偏偏没看出来。
两个月后，李承乾动用国库已经超过七万钱，算是过足了为所欲为的瘾。此时的李承乾如同坐在一堆柴火上，柴火的下面已经火星四溅，然而李承乾还在告诉自己，我很好，我很好。
很好，很好，你居然没有发现你爹把你放在火上烤！
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又忍不住了，又一次上书劝谏，劝谏书的结尾张玄素写道“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这一次李承乾没有无动于衷，而是有了很大的反应。据《旧唐书张玄素列传》记载，李承乾一度想派杀手行刺张玄素，而《资治通鉴》则记载，李承乾派人用马鞭抽打了张玄素一顿，总之李承乾很生气。
生气的李承乾继续着自己的堕落，而充满生机的李泰却从没有停止自己的私下活动。
从编撰《括地志》开始，李泰就开始用心招揽文人志士，注意与朝中大臣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李泰开始培养自己的心腹，这个心腹名单包括柴令武（柴绍的儿子）、房遗爱（房玄龄的儿子）等二十几人。在这期间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先后进入魏王府管理日常事务，这两个人又成了李泰与朝中文武百官沟通的桥梁。
古往今来，沟通都不是单单用嘴说，而是要讲究手里有货。韦挺和杜楚客的手里都是有货的，他们的“沟通”都是货真价实，真金白银的。
在李泰笼络百官的同时，其实李承乾也没闲着，他也派出自己的亲信与百官沟通，钱同样没少花。如此一来，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竞争就成了一场拉人头的战争，而搞笑的是他们用的活动经费都来自皇帝的赏赐，都来自国库。说白了两家都不是大款，而是公款，他俩的竞争就是李世民左手与右手的斗争，究竟谁能胜出，不取决于左手，也不取决于右手，而取决于李世民的内心。
此时的朝中尽管没有明显的分野，但李世民已经分明闻到硝烟的味道，这种味道他太熟悉了，在武德年间他经常闻到。然而现在不同了，他的角色不同了，他是皇帝，他是天下唯一的主人，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臣子们的派系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毫无意义，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李世民清楚的知道，朝廷大臣中除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魏征、马周等少数重臣外，其他大臣都是心有所属的。他们都在内心里押宝，猜测继承大统的究竟是李承乾还是李泰，这道二选一的选择题高悬在长安的上空，它的答案将关系着大唐的未来走向。
这一年八月十四日，李世民与褚遂良有过一次聊天。
李世民说：“现在国家当务之急的事是什么？”
谏议大夫褚遂良说：“是对太子与诸王名分的确定，立储是大事。”
李世民说：“说的对啊！”
如果说年初李世民回应褚遂良的上书还是虚与委蛇，那么这一次的回应却是真实的。半年来他已经察觉到李泰和李承乾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倘若任由发展，朝中大臣早晚会彻底分成两派，届时自己这个皇帝怎么摆？是加入其中一派，还是充当孤家寡人？
不行。不能任由他们发展下去了。
然而要想阻止太子与亲王的争斗并不是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关键问题还在于稳定太子的地位，让亲王动无可动。如何稳定太子的地位？那就是给他配备强有力的师傅。
李世民遍阅群臣，最终选定了魏征，这个老杠头抬起杠来连皇帝面子都不给，他的忠心正直别人是没法比的。就选他吧，有他做太子的挡箭牌足以抵挡一阵，至于太子能否真正度过危机，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贞观十六年九月四日，李世民委任魏征为太子太傅。李世民就是要用魏征这个老杠头堵上群臣的嘴：看，皇上让位高权重的老魏给太子压阵了。
对于这个任命，魏征自知责任重大，大病初愈后不久便上书请辞，结果被李世民驳回。李世民说，昔日刘邦险些废掉太子，多亏有商山四皓才避免了废嫡立庶，现在我把你当商山四皓，我知道你还有病在身，没事，躺在病榻上一样能辅佐太子。
如此推心置腹，病重的魏征只能应命。他明知道李承乾可能难堪大任，而皇命在身，明知不可为，也需为之。
在这之后，李世民刻意维护着太子李承乾，并在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日有了一次非常正式的表态。
李世民郑重说道：“太子虽然脚有毛病，但并非不能行走，无伤大雅。况且《礼记》有云：嫡子死，立嫡孙，今年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了，我绝对不会以庶子代嫡子，打开祸乱根源！”（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说到，做到，一字之差，万里之别；有的人，说到做到；有的人，说到却做不到。
魏征去世
贞观十七年，多事之年。
这一年正月十七日，老杠头魏征含笑九泉。这个阅历丰富，履历复杂的老臣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他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斗争的一生。他给李密打过工，给窦建德出过力，给李建成出过谋划过策，又在贞观年间以善于进谏名扬天下，名垂青史。后世的人一提到李世民必然会提起魏征，一提起魏征也必然会想起李世民，君臣一时之际遇，堪称千古典范。
在魏征同志病重期间，李世民先后派使者前去探望，派出慰问和送药的使者相望于道，同时李世民还安排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征的家中，一有情况随时报告。
在魏征病重期间，皇帝李世民，太子李承乾一同前往魏征家中看望，鼓励他安心养病早日战胜病魔，并且指定衡山公主下嫁魏征的儿子魏叔玉。魏征表示，一定牢记李世民的嘱托，安心养病，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然而，天不假年，病魔还是夺取了魏征的生命。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日李世民命文武百官九品以上者必须参加魏征的葬礼，同时赏赐羽毛仪仗队和军乐仪仗队，陪葬昭陵（李世民百年以后的寝陵）。
然而李世民的安排却遭到了魏征夫人的反对，其妻裴氏说：“魏征一辈子节省惯了。现在他的葬礼却要受到顶级待遇，只怕他死也不会瞑目！”随后将一切赏赐固辞不受，只用篷盖围幛之车载柩而葬。
悲痛中的李世民登上皇家禁苑西楼，望着送葬的队伍流泪哭泣，随后亲自撰写碑文，并亲自书写。
随后的几天，李世民对魏征思念不已，对侍臣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斯人已逝，音容永存！
古人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未必定论。
魏征的身后定论在李世民的手中遭遇了反复。
魏征定论的反复起因是因为两次推荐。
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因与太子李承乾阴谋谋反被诛，与侯君集有过联系的人都受到了调查，这一调查就调查到已经过世的魏征身上。原来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过侯君集，建议由侯君集出任尚书右仆射，同时掌管长安的禁卫部队。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世民否决，现在侯君集被诛，魏征这次推荐被当做旧账翻了出来。
如果仅仅推荐侯君集也就罢了，偏偏魏征还有一次推荐。那一次推荐的是杜正伦，遗憾的是，杜正伦因为泄露李世民的话被贬出长安，一路被贬到了越南。
两次推荐，一个被诛，一个被贬，难道是巧合吗？
心胸很大的李世民同样疑心很大，由此他怀疑魏征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正直，连续推荐两人都出了事，莫非这两人都与魏征有私交？莫非魏征结党营私？
就在李世民冥思苦想没有答案时，一封针对魏征的小报告呈递给李世民，这个小报告的内容更惊人，“魏征居然每次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
这个小报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魏征沽名钓誉。
魏征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而褚遂良恰恰是负责纪录李世民起居的官员，李世民的一言一行褚遂良都会纪录，这些纪录都会成为历史。魏征展示进谏书后，褚遂良也会同样纪录，这样历史上就留下了魏征的进谏，而这些进谏书也在不经意中暴露李世民的若干缺点（没有缺点就无从进谏），所以说魏征展示进谏书是沽名钓誉，增加自己的名声，却在无形之中损害了李世民的名誉。
是可忍，孰不可忍！
魏征去世三个月后，第一次盖棺定论被李世民用行动推翻，李世民宣布解除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同时命人推倒自己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这就是魏征得到的第二次盖棺定论。
第一次盖棺定论是荣耀，第二次盖棺定论是屈辱，那么还会有第三次吗？
两年之后，九泉之下的魏征等来了第三次盖棺定论。
贞观十九年十月，李世民用兵高句丽受到挫败，此时的他又想起了魏征，不由叹息道：“如果魏征还在，他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
叹息之余，李世民派出使节亲临魏征墓前，用少牢（羊一只猪一头）祭奠魏征，同时下令将两年前推倒的墓碑重新树立，从今之后，你依然是群臣典范的魏征。
一次去世，三次盖棺定论，饱经折腾的魏征一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往日辉煌。尽管李世民为魏征重树墓碑，然而仅仅是做个姿态而已，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再也没被提起，显然在李世民的心中，魏征这两个字，已经打了折。
世事浮云，魏征带给这个家族无限荣光，同时也带走了家族荣光的最后一片云彩。
伴君如伴虎，生死不轻松。
风暴之中的李承乾
魏征走了，李世民为李承乾竖起的挡风墙又消失了，此时的李承乾并没有意识到魏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不过走了一个迂腐的老头。实际上，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头，更是一堵挡风遮雨的墙。
如果魏征健在，李世民还能长时间拿魏征说事，如果有人对李承乾不利，那么职责在身的魏征一定会拼着老命维护李承乾，他，说到做到。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如果，不是结果。没有魏征挡风的李承乾注定要把自己的软肋一一露出，然后在浑浑噩噩中等来致命的一击。
过早成人化，双面人，叛逆期，不良嗜好，这是李承乾的四大软肋，而不良嗜好恰恰是李承乾作为太子的最短的那块木板。
一只木桶储存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著名的短板效应。
李承乾的不良嗜好有很多，比如酷爱突厥文化，比如同性恋，比如喜欢列阵厮杀。
酷爱突厥文化放在一般人身上不算不良嗜好，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个儿子酷爱佛教差点直接出家当了和尚。但问题在于，你，李承乾不是一般人，你是大唐的储君，一言一行都需要合乎法度，要有储君的风范，而你，偏偏都没有。
说起来，难以置信，大唐的储君居然喜欢偷民间的牛马。
可能是为了体验生活，李承乾私自命人铸造了高八尺的铜炉，六只脚的大鼎，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呢？煮牛马用的。牛马从哪来呢？不是买来的，也不是自己养的，更不是皇帝赏赐的，而是李承乾安排手下到民间偷来的。
偷来牛马之后，李承乾毫无架子，亲自动手烹饪，然后与手下一起共享。或许在那一刻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太子，而只是一个普通的突厥人。
除了饮食，李承乾在语言上和服饰上也向突厥看齐，他最喜欢的服饰是突厥服饰，他最喜欢的手下身上都有一个共同标准：要么是突厥人，要么长的像突厥人。
李承乾把这些类突厥人手下五人分为一个小组，这个五人小组就相当于一个小型迷你突厥部落。这些人一律梳着小辫，身披羊皮，然后一起到草地上放羊。另外李承乾还特别制作了画有五个狼头的大旗以及裁成长方形的幡旗，在树立狼头大旗的地方搭建帐篷，他自己就住在帐篷之中。
这样，服饰、装扮、旗帜全部突厥化，饮食方式也突厥化。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李承乾都会逮几只羊烹煮，然后极其平易近人地抽出佩刀与手下一起分割食用。
酒足饭饱之后，李承乾“导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戏，“现场都注意一下啊，我现在假装是可汗，我挂了，你们现在来参加我的葬礼！要注意你们的表情，预备，开始！”（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