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提出了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把人们个人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
第二，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处以罚作四年苦力，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
第三，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不在清除之列。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主张，制曰：“可。”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一类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以后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以古非今的，满门抄斩；禁止私学，愿学法令的，“以吏为师”。这就是震惊中国历史的焚书事件。
三
我们如何看待李斯的焚书主张呢？
首先，淳于越建议实行分封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行焚书有必要吗？
我认为，淳于越提出分封和当年王绾一样都是从善意出发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颠覆秦政权，而是要使秦政权巩固。从王绾到淳于越，他们都是要在中央集权基础上、行郡县的基础上分封子弟为王，而不是像西周那样全面分封，把秦始皇的天下变成周天子的天下。李斯却认为这些人是完全照搬西周的制度，以古非今——李斯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搞复杂化了。
在焚书问题上，李斯小题大做，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是他乎悠了秦始皇。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扩大化，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似乎秦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终于造成一场文化灾难。
第二，明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明明可以讨论、甚至批评的问题，李斯为什么要用极端的方法解决？这表现了他什么心态？
我觉得主要是迎合心态。随着秦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李斯看到，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作为丞相，他自觉地维护皇权，他知道，秦始皇的专权具有极强烈的排他性，即只要有他认为不利于统治的因素，都会毫不留情地扫除。为此，李斯把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提高到影响国家治乱安危的高度来认识，造成了秦始皇的高度紧张和警觉，决心烧书。他迎合了秦始皇，也就获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定了。
其次， 李斯提出焚书的建议还集中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严刑峻法无疑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与此相适应，法家主张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其表现就是除了法律书，别的书都不让老百姓看。商鞅变法时就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李斯则想通过秦始皇下命令在全国实现文化专制。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大师，他跟随老师学习，肯定读过不少诸子百家书，你自己看了，为什么又不让别人读呢？你看了没问题，怎么别人看了就会出问题呢？你看诸子百家不反政府，不出事，别人看怎么就反政府，要出事呢？说穿了，这是法家的愚民政策。主张愚民政策不仅有法家，儒家、道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法家对愚民政策讲得最多。在法家看来，对老百姓就是要役使、利用，所谓战时则用其死，平时则用其力，让他们无休止的劳动或打仗，国家自然安定。至于知识文化，老百姓知道得越少越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提出烧毁《诗》、《书》，厉行法治，禁止游说的措施。后来，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主张，他认为，不仅要用法规范人们的行动，还要严格限制人们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不许看不应看的书，不许说不应说的话，规定了思想罪。
韩非子在《说疑》中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禁止出现奸邪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管住人心，也就是管住思想，首先不许乱想；其次不许乱说；再其次不许做法律不允许做的事。怎样才能使老百姓不能乱想，不能乱说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有文化，什么《诗》、《书》之类一律烧掉，要想学文化就学法律，“以吏为师”，把你的思想抽空，把你管得服服帖帖，你什么也不懂，不就不会七嘴八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