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无法表示异议。院长Д．A．库钦斯基是一个头脑灵活而又实际的人，也是出色的组织者，他赞同元帅的意见，拒绝在学院开设战略课。但是，问题当然不是要在学院研究属于总参谋部职权范围的战略性实践问题，而是要使战役法课程贴近现实的军事政治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法西斯德国庞大的侵略军在欧洲中心展开而形成的。为此，必须判断我国西部边境新的兵力对比和部署；必须分析和研究发生战争的可能情况和战争初期的特点。这一切，使战役法课程正在贴近战略范畴和战略问题，要求在这方面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指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回答整个未来战争将有什么特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式、特点而无法预见。但是他指出：“对于战争第一阶段，应该在和平时期就正确预见，在和平时期就正确判断，并且需要正确准备应对。”①遗憾的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做这一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思想不能在战前对军事行动在我边境地区爆发的可能和条件进行正确、灵活的战略分析的原因之一。高级指挥机关的代表也不愿在学院就战略问题讲一讲课，只有图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初就现代战争的一般问题讲过一课。不过应当指出，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和И．Π．乌博列维奇在学院就大纵深战斗和摩托机械化部队使用问题作过报告，并与教员一起进行了军事导演。旅级①Г．Π．索夫罗诺夫，当时的空降兵使用问题研究小组组长，和学员一起做了作业，给教员介绍了这一新问题。
①《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作者注
①1935年苏军实行军衔制时，只设了苏联元帅和校官、尉官，不设将军(认为将军是资产阶级的官阶)。上校至苏联元帅之间的军衔设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则相应设旅政委级、师政委级、军政委级等。1940年5月改革军衔制时决定增设将军——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分别代替原来的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由此可见，这里的旅级相当于一些国家的准将(苏军从未设大校)。——译者注
因此，1936年组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没有在战略领域给我国高等军事教育系统带来任何变化。这种状况的真正根源是个人迷信，那时，研究政治和战略问题被认为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的特权。其消极后果在1941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来了，当时许多高级指挥员(方面军和集团军级)必须独立分析大范围的情况和定下战略性的重大决心。明显的张皇失措，不能控制全局的复杂情况，不能在大范围定下适当的决心和控制整个战事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级指挥员战略素养差和未受过战略思维训练的结果。1941年，我们因为对干部训练任务持狭隘观点，因为军事理论思想在战略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学院主要教研室(战役法教研室和高级兵团教研室)理解战略问题对于保持教研室工作方向的意义。各教研室主任在1936年冬季请求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讲解一系列战略性质的问题。与图哈切夫斯基的交谈触及了现代战争、现代战争初期及进行现代战役的样式和方法等重要问题。①这次谈话对组织学院战役法教学具有重大意义，它明确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指出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方向。当然，学院的教学计划是由总参谋部训令规定的，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对一系列战役问题的提出起了很大作用。
①《同时代人回忆M．H．图哈切夫斯基》文章中对此次谈话讲得比较详细。见《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作者注
战役法教研室编写了战役想定，这些想定已经以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初期的具体情况为基础。当然，这些设想与1941年发生、当时还无法预见的情况相距甚远。虽然仔细研究了主要敌国法西斯德国及其可能盟国的兵力，但是，对于战争初期的战略条件和在我国西部边境的战役展开样式研究得远远不够。
当时设想在初期战略展开中会形成需要进行突破的绵亘正面，它必然导致正面突击。从兵力和战区容量计算的角度看，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到，摩托机械化部队已经能够在对方组织和建立起防御正面之前穿透这一正面，从而导致它在某一方向出现大纵深的不稳定。
对战役机动过程的发展当然也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是研究突破正面后的机动。战役纵深的机动应该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和坚决的结局。但是，为了具备这种可能性，当时认为首先必须突破正面。于是主要注意力便集中在完成这一比较困难的任务上。
按照叶戈罗夫元帅坚持的当时流行的观点，战争初期要以空中和地面的积极行动，突人敌人靠近边界的领土，破坏其动员和集中，以此保障自己主力的展开。在最重要的战役方向，这些任务应由若干突人集群完成，这些集群由得到强大航空兵支援的摩托机械化兵团、骑兵兵团和驻在边界附近的军队编成。这样，这些突人集群的行动就表现为主力展开之前进行的若干独立战役。这些战役从其性质来说，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集团为攻占列日①而入侵比利时领土时采取的旧行动方法。
①列日(Liege)为比利时列日省省会。创建于6世纪。1886年建成军事要塞，由间距为6--7公里的12个环城坚固炮台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第1集团军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从1914年8月5日起，以10万人在380毫米和420毫米重炮支援下进攻列日要塞，遭守卫者顽强抵抗，直到8月16日才以伤亡25000人，被阻12天的代价攻占所有炮台。——译者注
这就是最早的观点。图哈切夫斯基理由充分地反对这一观点。按照他的权威性看法，在边界有工事构筑、敌边防部队兵力强大又做好高度准备的情况下，突人集群的独立行动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导致巨大损失。早在1934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就写道，“用旧方法，即采用过去的战略展开样式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沿铁路向边界集中大量军队及进行大规模边境交战的旧的、传统的设想，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条件”。①图哈切夫斯基预见到边境战区最容易遭敌航空兵突击，认为当时通行的动员和集中大量军队的整个方案已经过时，须要进行根本改变。图哈切夫斯基建议在边境地带部署若干编成强大的先头集团军，作为主力的第一战役梯队。按照他的看法，这些集团军要在出现战争威胁时隐蔽集中到以下地区，这些地区要尽量处于敌人最可能展开军事行动的那些方向的翼侧。
①《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4页。——作者注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边境构筑的筑垒地域具有很大意义。按照他的想法，这些筑垒地域应该成为承受敌人进攻的盾牌，而隐蔽集中的各先头集团军则是向敌人实施翼侧突击的重锤。不过，绝对不能让筑垒地域起消极防御的作用。照图哈切夫斯基看来，筑垒地域是与野战集团军的积极行动保持有机联系的战役成分，是这些集团军在整个进攻战役中实施机动的依托。
这就是关于战争初期行动性质的基本理论观点。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1941年6月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战略形势，我们来能采用这些观点。
从当时看来很有道理的这些观点出发，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在1936年开始研究我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和高级指挥人员的训练。学院的基本战役想定研究的是集团军大纵深战役在白俄罗斯—波兰战区的逐次发展。这一想定此后在学院连续研究了两三年。战役法教研室整个集体和临时调教研室工作的学员M．B．扎哈罗夫(现在的苏联元帅)①参加了这一想定的研究。
①M．B．扎哈罗夫生平见本书《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一文译者按。——译者注
大纵深战役问题得到了比较扎实和多方面的研究。当时预设了三种发展突破梯队投入方案：
第一方案：当敌人占领的防御薄弱又缺乏强大预备队时，发展突破梯队从冲击一开始或敌防御战术纵深被完全突破之前就进入交战。在此情况下，发展突破梯队应自己在防御中打开突破口并向防御纵深突进。这种方案当然能够保障进攻取得最大速度的进展，但是只能对弱敌采取。
第二方案：被认为是最常用的方案。发展突破梯队在防御的战术纵深被突破和防御中出现突破口以后进入。预计在突破中等兵力的防御和拥有足够的进攻兵器时，战斗第一日日终时即可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方案：是最复杂的一种，必须突破坚固筑垒地带，突破防御的战术纵深本身可能导致多日艰苦的战斗。在此情况下，不排除投入发展突破梯队去增强纵深的战术突击，并与进攻的军队协同，完全突破防御。这种使用发展突破梯队的方案被认为是最不理想的一种，因为它在开始完成战役纵深的基本任务之前就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突破经长期构筑工事的地带时，不能排除这一方案。
当时还研究了发展突破梯队在战役纵深行动的几种方案。
第一种是所谓短距离方案。当敌人没有什么可观的预备队时，以编成较小的发展突破梯队在夺取第二防御地带后，立即进攻防御后方，以同实施正面冲击的军队协同，合围和消灭守敌。在此情况下，仅向大约50公里的战役纵深派出摩托化先遣支队和侦察兵力。
第二种是所谓大纵深方案。以编成强大的发展突破梯队立即进攻敌战役预备队，以同航空兵和在深远后方着陆的空降兵协同，冲击和消灭这些预备队。在此情况下，整个突击的纵深可达100公里，在仍然防守正面的守敌后方，则留下一些摩托化步兵封锁支队。
最后一种是联合方案。即以发展突破梯队与友邻集团军投入的发展突破梯队协同行动。在此情况下，从不同方向对进的两支发展突破梯队应封闭在敌强大集团周围形成的合围圈，将该集团消灭。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有这些方案都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运用。
随后，进攻战役的整个课题因使用方面军首长指挥的骑兵机械化兵集团军而有所扩展。①这样，大纵深战役研究就开始具有战略性质。但是，由于当时只求达到研究骑兵机械化兵集团军的目的(该集团军由得到航空兵和空降兵支援的数个机械化军、骑兵军和摩托化师编成)，所以还远远没有达到战略性战役的范围。
①该想定由A．B．基尔皮奇尼科夫(现为退役中将)编写。——作者注
不管怎样，大纵深战役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对我国军事理论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1936—1937年是军事理论思想在这一领域实现新的飞跃和欣欣向荣的两年。遗憾的是这种发展势头持续时间不长。
艰难时期
1937年春发生了从根本上动摇红军的事件。由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的专横和非法行为殃及大批高级和上级指挥人员。许多功勋卓著、经验丰富的干部成了这些行为的牺牲品，军队实际上失去了领导。这些干部长期领导军队教育和指挥干部的战役训练，推动苏联军事理论前进，并指出了它的发展道路。现在他们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他们创立的关于战斗和战役新样式的军事理论学说遭到怀疑，并险些被说成有害的东西。受迫害作者写的所有参考材料和正式、非正式军事文献都被禁止，一时竟不知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作为军事理论的指导原则。就是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开始对大纵深战役基本问题研究发出了终止警报，反对摩托机械化兵团在正面前行动，反对把它们用于向纵深发展突破。而这一切，是在1939年秋季德波战局①中机动战役完全显露新的特点之前一年发生的。
①战局是苏军中介于战争与战役之间的概念，指根据总的企图而进行的一系列战略性战役和其他军事行动。是战争的一个阶段，通常以年度、季节和地名表示。——译者注
对承认新思想起了消极作用的，还有被错误理解和总结的西班牙战争②经验。当时从这一经验中引出了十分错误的、历史性短视的结论：新兵器只保障实施现代冲击的可能性，而对于冲击的性质和样式，则没有任何改变。
②指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武装叛乱、保卫共和国的革命战争。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7月，佛朗哥为首的军队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支持下发动叛乱，苏联等54个国家的4万多名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编人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政府。德、意等国向西班牙派出30万军队帮助佛朗哥。英法等西方国家也对西班牙实行封锁，最后公开支持佛朗哥。1939年3月，共和国政府失败。——译者注
在西班牙战争及我国向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实施解放进军之后，红军甚至解散了机械化军这种大纵深战役的地面主要突击力量，停止发展轰炸航空兵这种空中主要突击力量。这些错误举措使大纵深战役丧失了赖以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解散机械化兵团给军队带来了巨大危害。
上述种种情况不可能不影响我军理论观点的发展。创造性的主动精神暂时受到了严重制约。在军事思想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对于已经叩击历史之门的大纵深战役理论，不是进行深化和发展，而是开始悄悄地加以否定。
这当然不能不在年轻指挥人员的思想中引起明显的分歧。他们在1937年后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要在1941年承受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恰恰按照大纵深战役样式实施的头几次突击。这些年轻、忠诚、勇敢的指挥员在战争初期突然被卷进战争旋涡，他们之所以不能在其中正确行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他们不得不应付的大纵深战役的新特点。
总而言之，1937—1938年我国军事理论发展明显偏离了正确路线，这种偏离导致这一领域出现明显的停滞不前和无所适从的情况。虽然这一反复也留下了严重后果，但是它只是暂时的现象。
新的高潮
个人迷信不可能阻挡苏联军事理论总的发展进程。早在1939年，军事理论思想就在考虑现实军事事件经验的同时，迈出了新的发展步伐。诚然，西方“奇怪的战争”①和1939年冬季的苏芬战争暂时掩盖了大规模现代战争的真正样式，甚至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马奇诺防线仍然是神圣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的阵地战性质。芬兰的战争似乎再次肯定了这点。
①指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英国和法国与法西斯德国消极作战阶段。德国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后，根据条约负有援助波兰义务的英法两国虽然占有兵力兵器优势，却不愿对德军采取积极行动，其中法军刚取得一点进展即退回马奇诺防线防守。孤立无援的波兰被打败后，战场出现暂时的沉寂。尔后德军集中力量，于1940年5月击溃了英法同盟。——译者注
因此，大纵深战役样式实际上仍然没有被采用。1939年9月爆发的德波战争，是新的大纵深作战样式第一次在实战中得到应用。当然，这只是一个独立的战局，从其中引出的结论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①但是半年以后，西方战事开始剧烈，这些战事完全显示了大规模现代欧洲战争的高水平大纵深战役的特点。
①1939年德波战局中具有很多有利于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特殊条件。德军展开一开始就对波兰形成了包围态势；波兰战区没有进行工事构筑，从而为机动提供了充分的自由；正面不是绵亘的；德军在兵力和技术兵器上占很大优势，而且完全掌握制空权。——作者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兰和法国的头几次战事就已表明，苏联军事理论思想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它对现代战役大纵深样式的研究也是正确的。不过，这些战事鲜明体现的机动性和前所未见的大纵深，超出了所有最乐观的估计。1939年的波兰战局和1940年的法国战局展现了现代战争初期的新特点。这些战局表明，军事行动以事先集中的武装力量主力入侵为开端。这就使战争初期具有突然爆发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的景象，要求从战略观点角度去研究这些战役。在此条件下，战役法不仅与战略紧密相连，而且与其有机地融为一体。
但是，我军战役法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自己的圈子，而战争的战略领域，很遗憾，基本上游离于军事理论研究之外。没有对研究战争初期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我西部战区没有做出必不可少的全部理论性结论。这是我国军事理论不可否认的缺陷，它自然在1941年战争初期产生了影响。
战前的最后几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继续对战役样式和方法进行研究，并且基本上是在战役范畴，脱离战争初期可能出现的战略情况。不过，在当时战事的影响下，军事理论思想研究也有一些进展。第一，对机动战役的研究占据了比原先大得多的位置。第二，战役防御问题引起了普遍的重视。毕业后留在学院工作的年轻指挥员给创造性的工作带来了新气象。他们组成了教员队伍的基本骨干。其中有：И．X．巴格拉米扬①(现为苏联元帅)、Φ．Π．伊萨耶夫、B．E．克利莫夫斯基赫、H．B．科尔涅耶夫、A．B．苏霍姆林、H．И．特鲁别茨科伊、A．M．希莫纳耶夫、Π．Г．亚尔切夫斯基，等等。在这几年中，年长一代专家A．И．戈托夫采夫、A．B．基尔皮奇尼科夫、C．H．克拉西利尼科夫、Φ．Π．沙法洛维奇、H．H．施瓦茨、E．A．希洛夫斯基等也为解决新问题贡献了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①И．X．巴格拉米扬(1897—1982)，苏军重要领导人，苏联元帅(1955)，苏联英雄(1944)。亚美尼亚族。1915年参加沙俄军队，1920年参加红军，1936年前任骑兵团长、师参谋长。后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任主任教员。1940年经朱可夫大将(高级骑兵学校的同学)推荐到集团军任上校作战处长，后历任方面军作战部长、方面军参谋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长等职。1968年起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译者注
防御战役理论
1938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成立以来首次提出了防御战役问题。在学院范围内没有公开谈论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每个战役工作人员都明白，一旦与强大的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发生冲突，在一定正面地段和一定时间内进行防御是合乎规律的，在某些条件下，防御是为了阻止强敌猛攻和疲惫敌人的不可避免的行动方法。况且，战役范畴的防御也是研究最少的问题。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建立以来，对《集团军防御》这个课题还一次都没有研究过。战术防御我们研究得很好，它在所有野战条令中都占有与其重要性相适应的地位。但是在战役范畴谈论战区重要地段的集团军防御，被认为是某种不体面和差不多与我军进攻学说相矛盾的事。当时没有考虑到，进攻学说并不排斥防御战役这种军事行动类型和方法。可以坚持进攻学说，同时能进行在理论上经过很好研究的防御。相反，也可以实际上坚持防御学说，同时又忽视对战役防御问题的认真研究，就像法国人那样。这就是这一问题的辩证法。很遗憾，我们没有很好地搞清这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防御在工程构筑和战术上发展异常迅速，但它并没有得到战役上的运用。一切只归结为扼守防御的战术地幅。预备队的使命只是通过反冲击和反突击完成这一任务。一旦战术地幅被突破，防御就后移，在新地区组织抵抗。如果战术地幅失陷，防御的全部战役能力就随着丧失，于是要求集中新锐预备队，它们或者在可能情况下恢复原有态势，或者建立新的防御正面。
现在则必须按新方式解决防御和防御样式问题。为适应进攻方法，战役防御应具有大纵深性质，能够在敌坦克兵团突至防御纵深时坚守住。为达此目的，设想在集团军范围组织由两道防御地带构成的防御战术地幅，而这两道防御地带又由一条防坦克斜切地区相连接，在集团军防御地带掩护的集团军后方，要把每个居民地和每个地貌适宜的地段变成防坦克“要塞”。集团军防御地域纵深可达75—100公里。其主旨是：敌坦克集群突破防御战术地幅后，就在战役纵深落人布满防坦克地域(“要塞”)的“迷宫”，它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防御阵地的编成，要迫使敌人在纵深不是按照他们的预想，而是按照所构筑地区和防坦克“要塞”组成的整个体系预先规定的方式发展进攻。防御正是应该在这方面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并在大纵深地区实施，显示完整的战役体系。
战役防御理论在学院出版的《防御战役原则》中作了阐述。学院还编写了大规模的图上想定，题为《集团军带反突击的防御》。创新性的防御战役研究无疑丰富了苏联军事理论，它对于防御样式的发展，如同大纵深战役对于进攻样式的发展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战争前夕
这样，在战前最后几年，战役问题的范围就显著扩大了。这对活跃我国军事理论思想有明显的影响。
1940年12月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①会议，对于战争前夕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讨论了1939年及1940年夏季战事的总结，听取了关于现代战役特点的重要报告，并决定重新组建摩托机械化军。
①正确名称为总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成立，隶属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指导军事建设。1941年6月撤消。——译者注
30年代末，曾为编写新的守则、条令和教令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编写的新野战条令草案在运用近期经验的基础上，对1936年条令进行了修改，明显扩大了对大纵深战斗的理解。例如，条令草案中增加了关于发展突破的新条(第294条)，其中指出了发展突破梯队的部队通过被突破的防御时，诸兵种合成兵团承担的任务。1939年条令草案中还有“关于战斗中军队指挥原则”一章是新加的，该章叙述了定下战役决心及实施决心的原则问题。这一条令草案在鲜明地反映进攻思想的同时，对防御也给予了很大关注，并且特别指出必须采取纵深梯次配置防御。
1941年春进行了修改的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是战前的最后一个条令。它终结了宏伟的制订条令的工作，这一工作反映了我国军事理论思想的蓬勃发展。从1925年至1940年，先后颁发了四个野战条令(1925年、1929年、1936年和1939年野战条令)。这些条令越来越全面地阐述了大纵深战斗样式，对我国军事理论发展的某一阶段进行了总结，从而鲜明地反映了军事理论发展的全部特点。
编写战役实施教材
编写关于战役实施的教材要复杂得多。之所以必需编写过去没有的教材，是因为大纵深战役具有新的特点，这种战役，是在地面和空中保持集中、统一的协同情况下使用多种作战力量的复杂系统。1934年，A．B．费多托夫根据叶戈罗夫元帅的指示，编写了战役实施教材草案，但是该草案未被总参谋部采纳。1936年夏末，又根据叶戈罗夫的要求编写了新的教材草案。任务很艰巨，但这一任务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大纵深战役理论还处于发展过程，它还没有完善到可以作出定论的程度。此外，战役实施教材要以一定的战略构想、至少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构想，以及对战役尔后发展基本方向的预测为基础。但是，这种复杂的、高层次的战略领域我们研究得很少。因此，教材草案仅对进行战役的技巧、战役保障和战役指挥进行了阐述。于是，写好的草案在1936年整个冬季都压在叶戈罗夫那里，随后更由于1937年事件放进了他的保险柜。
编写教材的工作有助于再次思考大纵深战役的所有基本原则，并对其进行较清晰的阐述和细致的编辑。在教材草案中，这些原则得到了比较成熟、明确和有根据的表述。该草案给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一册，它成为学院战役法教学的基础。印发了它的一些章节，用作非正式教材，题为《战役实施原则》。
此后再也没有尝试过在战前颁发战役实施教材。结果，我们在战前便没有什么战役教令或正式的战役法教材。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包括德军，也都没有那样的教材。人们普遍怀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样式和方法发生巨变的时期，有关战役实施的正式通用教材能否起好的作用。比这重要得多的是继续对战役法在尔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使广大战役工作者具有大纵深作战的新思想。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也在执行这一任务，其学员直接受到大纵深战役精神的训练和教育，大纵深战役构想成为他们军事思维的基础。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许多卓越的统帅和成功的大纵深战役的组织者从这些学员中脱颖而出。
高级指挥人员还从上级指示及各军区举行的大型军事导演和大演习中了解了我军战役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尽管没有正式的战役教令，高级指挥人员也熟悉战役法原则，这对苏军在度过艰苦的战争初期后转为实施坚决的进攻战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正是战前进行的创造性军事理论工作显示了巨大作用。不过，在战争初期，由于当时形成的条件，这一理论未能有效运用。
结论
为什么我们的军事理论对未来战役的特点进行了如此众多和正确的研究，却不能在战争初期形成的艰难情况中发挥积极作用?假如不提出和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就会是不完全的，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从这里引出严肃的结论。
尽管我们对一系列战役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初期问题，没有进行研究，战争前夕我们仍然拥有就基本原则而言堪称先进的军事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对未来战争进行了正确的预测：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对苏联的袭击，同它们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这一斗争的顽强性和长期性，它要求高度集中国家全部精神和物质力量。图哈切夫斯基写道：“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将面临艰苦的长期战争，我们应该善于区别各战争阶段，善于逐次和各个消灭资本主义联盟。”①正是这样的出发点，要求我国军事理论妥善解决逐次进行带有最坚决目的(直至将敌人消灭在其国土上)的进攻战役的问题，并使我国军事学说具有鲜明的进攻性质。但是，由于考虑到战争的长期、紧张和千变万化的进程，我国军事理论研究了一系列具有多种战役战略特点和内容的、逐次展开的战争阶段和战局。
①《图哈切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261页。——作者注
我们绝不认为可以通过一次闪电性突击结束战争。而正是这一切合实际的观点和其他许多观点，使我国军事理论不同于法西斯的总体闪击战冒险战略。伟大卫国战争的整个进程显示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并且以其由开始到结束的具体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种正确性。
在战役法领域，我国军事理论认为实施战役要立足于大纵深杀伤敌人，其方法是协同使用各个兵种和各种武器，根据具体情况和现有兵器，每个兵种、每种武器都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可靠杀伤全战役纵深的敌人，反映了我军战役法理论的主要思想。
我军理论认为进攻战役是基本战役类型。但是，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这一理论中也占有自己的地位，并在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中得到了完整的阐述。总的说来，军事理论研究为实施各种类型的战役——突破、机动、包围、合围、战役纵深内的行动、各种类型的防御、突围，提供了足够的依据。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为定下适当决心和在最复杂的条件下组织行动，能够在我军战役法理论中找到足够的依据。
另一个问题是：应该选择哪一类型的战役及哪种行动样式和方法。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并要求正确了解情况和进行不带任何教条的灵活思考。不过，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战役训练体系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
我们曾经被某些宣言性的论点所束缚，这些论点奢谈要以进攻手段进行战争：说我军将是最具有进攻性的军队，说我们要将军事行动转移到敌人国土，等等，等等。这些论点是作为不可违反的、涉及我国军事政策和战略的训令，自上而下传达的，它们是指挥人员全部军事思维的基础。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它们具有法律意义，在理论上不容讨论。结果，整个军事理论界都认为战争不是别的，战争就是立即转入进攻。战略情况的任何另类可能性都被排除，而且不能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就连1939年在波兰、1940年在芬兰发生的战事，都没有改变和动摇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观点。不过，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明白，战争初期的情况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在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某些范围，人们甚至对此讲得十分具体，还掌握了相应的计算资料。但是，这些议论只能悄悄进行，不超出办公室范围。
因此，1941年6月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的情况，是我军统帅部坚持的整个片面战略和军事理论方针没有预料到的，这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惊慌失措，使指挥员不能判明和驾驭已经发生的事件，不能掌握主动权。多年来用以教育我军指挥人员的军事理论方针，依旧对军事观点产生影响，尽管这一方针早就与我国西部边境形成的战略现实相悖，至少与1940年秋季以后，即希特勒开始在波兰西部和东普鲁士集中兵力以后的战略现实相悖。
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形成的情况要求采取完全不同的战略方针。但是，对于已经与进攻之敌进行殊死搏斗的军事指挥人员思想情绪的迅速变化，却没有以灵活的思想教育去解决——这种思想不受任何宣言的约束，允许自主定下他们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应该定下的战役决心。这正是高级兵团指挥员在战争初期未能从我们的先进军事理论中得到好处的原因，而它本来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况且，创立苏联军事理论并且能够以高超艺术贯彻这一理论的老一代经验丰富的军事首长已经消失，而在战争初期，受过战役训练的指挥员又明显不足。因此，1941年夏季发生的悲剧有深刻的、与个人迷信密切相关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其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
但是，由伟大的共产党领导的英雄的苏联人民能够消除战争第一阶段的严重后果。在消除这些后果后，苏军展开了一系列具有前所未见的战略规模的、光辉的大纵深战役。这些战役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实施，除了有其他决定性因素外，还因为苏联先进军事理论早在战前就制定了这些战役的基本原则。这些战役丰富了军事理论，为它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并建立了苏联军事学术的丰富宝库。
孔府藏书
发表时间： 2010-4-8 15:51:31
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
M．B．扎哈罗夫
译者按：本文原载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70年第10期，是该杂志编者根据当时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M．B．扎哈罗夫所写《战前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手稿整理而成。
作者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1898—1972)，苏联元帅(1959)，两次苏联英雄(1945、1971)，教授(1948)。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级参谋学校。国内战争中任连长、营长等职。尔后曾任军区作战部长、团长。1928年、1933年两次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7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同年起先后任军区参谋长、总参谋长助理。卫国战争中历任集团军参谋长、方向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后勤部副部长、方面军参谋长。战后在1945—1949年和1963—1964年两度出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49年曾任副总参谋长，1952年出任总监察长，1953年起先后任军区司令员、驻德苏军总司令。1960—1963年和1964—1971年又两度出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
主要著作有：《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1965年)、《论指挥军队的科学方法》(1967年)、《学者兼军人——论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1974年)等。
本文探讨了大纵深战役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作者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最早制定了大纵深战役理论，这是当时苏联军事思想的最大成就。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萌芽在20年代后半期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人进行的研究中就已初见端倪，在1929年野战条令中也有所反映，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者、工农红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和一些著名军事领导人对这一理论原则的创立和检验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认为1936年颁布新的野战条令是制定大纵深战斗和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最后步骤。
文章指出，大纵深战役包括几个阶段：突破战术防御阶段、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阶段、发展战役胜利(战役追击)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主要阶段。突破的要点是摈弃线式作战，对敌人实施大纵深打击，包括同时消灭、压制、牵制、合围和全歼敌主要集团。为使大纵深战役从第一阶段向后面各阶段发展，必须向敌防御战役纵深投入快速军队(坦克、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骑兵)，伞降空降兵。为了顺利进攻，突击群的战役布势不管何时都应包括：突破梯队、发展突破梯队、航空兵群和空降兵群。大纵深进攻战役中的可能机动样式有：正面突击、向心突击、联合突击、迂回(一翼或两翼)和合围。取得大纵深战役胜利的其他最重要条件是：夺取制空权；使交战地区与敌人开进中的预备队隔绝；禁止敌人向其被冲击部队供应物质器材。
作者强调大纵深战役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去“寻找这一理论的具体作者是徒劳的”。此外，作者披露了30年代图哈切夫斯基与叶戈罗夫在坦克作用及使用坦克方法上的分歧。
在国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一刻也没有忘记国防和加强国家军事实力。对军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很大关注，这一理论以列宁的原则，首先是他对未来战争性质的论断为基石。
M．B．伏龙芝的实践活动和学术著作《统一的军事学说与红军》、《未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著作发展了列宁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原理，从理论上论证了武装力量建设和使国家做好防御准备的许多最重要问题。
伏龙芝指出，未来战争将是阶级的战争，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侵略苏维埃共和国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激烈化。他没有排除闪电性突击的可能性，但同时认为，未来冲突可能引发持久战。①
①见《伏龙芝选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7年，第2卷第133、134页。——作者注
伏龙芝预言，军队在实施战役时将具有高度机动性，但他没有排除在个别地段也可能采用阵地战形式。他认为具有高度机动性是我军克服军事技术落后的途径之一。
伏龙芝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攻永远比防御有利；防御的任务是保障顺利转入进攻；应该教育红军具有进攻精神。
伏龙芝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军事界的支持，对苏联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正式文件中，例如在1925年野战条令中，在伏龙芝批准并在1924年颁发的《最高指挥机构》教令中，以及在同年颁发的步兵和其他兵种战斗条令中，都得到了反映。这些文件对统一许多战役战术问题上的观点具有重大意义。
军事理论思想的最大成就，是制定了当时的先进理论——大纵深进攻战役理论。
本文将研究这一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苏联军事技术和理论思想根据20年代国外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和红军的装备前景，正确判断了新军事技术对军队体制和军事学术的影响，认为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是适宜的，并由此出发，开始寻找苏联武装力量组织发展、进行技术装备和战斗训练的途径，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以往各次战争的实践为基础，科学确定未来战争、战役和战斗的性质。
战前几个五年计划使我们有可能为军队整编建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对顺利解决这些迫切问题起了巨大作用。苏联武装力量的技术改装根本改变了有关战斗和战役的旧观念，对苏联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在不久后制定了大纵深战役原则和大纵深战斗战术。
由于进行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经济改革，由于工业不断发展，红军的技术装备程度也提高了。例如，在1930—1931年航空工业平均每年生产860架飞机，坦克工业平均每年生产740辆坦克；而在1932—1933年，其年产量分别为大约2600架飞机和3770辆坦克。在此期间，枪炮产量从1911门火炮和174000枝步枪分别增至3778门火炮和256000枝步枪。这些十分明显的指标使我军达到了先进的现代军队的水平。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改变了面貌。组建了新的兵种，其比重在不断增大。开始大规模培养技术干部。共产党提出的“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在军队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临近结束时，红军已经具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工业已能生产一切就其质量而言不比资本主义国家逊色的现代技术兵器。装备红军和海军的武器和技术兵器的数量，特别是枪支、火炮和飞机的数量急剧增加。例如，在1938年，从工业部门运到军队的飞机达5469架，火炮达12687门，机枪约75000挺，步枪约120万枝。军队获得了新的枪炮、坦克和飞机，陆军在进行机械化和摩托化，成为主要突击力量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部队的数量在增多。空降兵已经诞生并得到了顺利发展。
军队的人员发生了变化。全国各院校响应共产党关于“干部决定一切”的号召，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技能专业人员。经过技术培训的青年应征入伍，他们不仅来自城市，而且来自乡村。拖拉机手、康拜因机手和汽车司机成为坦克兵和其他战斗车辆的驾驶员。由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①训练的兵员陆续进人航空兵。红军中已经没有文盲军人。
①苏联在1927年为支援军队而建立的民间群众性志愿组织。1951年后改为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译者注
所有这些，对军队的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进行广泛的军事理论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研究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和科学的成就，以及军队新的技术能力和全体人员的训练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