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苏军著作十经常出现“交战”、“战役”两个军事术语交替使用的情况，不搞清交战的含义将大大影响对本章甚至全书的理解。在苏军术语中，交战指为达到战役目的或为完成战役的局部任务而实施的突击和战斗的总称。战役中可能实施一次交战，也可能在全线或某个方向上同时或连续实施多次交战。由此看来，可以把交战理解为介于战役与战斗之间的作战类型。但是，在战役概念出现以前，交战是基本作战类型。在20世纪前，交战分为局部交战和总交战(也译总决战，译者以为不妥，在本书中就又得到证明)。总交战对战局(高于战役的概念)甚至战争结局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中，交战有时又被当成战役的同义词使用，这种情况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也能看到。因此，其具体含义往往要根据上下文确定。——译者注
拿破仑进行的许多最出色的战役都体现了“分进合击”原则，其中乌尔姆战役②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拿破仑军队在向乌尔姆③推进时，其正面从9月20日的200公里不断缩小，到10月3日已不超过100公里，到合围麦克①前夕，只剩下70公里。为了进行乌尔姆交战，拿破仑集中了全部主力。这种运动样式也体现为“分进合击”。换句话说，拿破仑在实施战役过程中力图把各种运动类型结合起来，通过总交战结束战役。交战的胜利决定了战役的胜利。
②乌尔姆战役是拿破仑的法国军队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城对奥军进行的一次战役，法军取得了胜利。——原编者注
③乌尔姆在今德国巴登一符腾堡州境内。——译者注
①麦克(元帅)是奥军多瑙河军团实际上的统帅，兵败后于10月20日向法军投降。——译者注
毛奇②的战略发展了上述原则。
②毛奇•赫尔穆特．卡尔(老毛奇)(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1871)。1819年在丹麦军队服役，1822年到普鲁士军队任职。1848年起先后任总参谋部处长、军参谋长。1858—1888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在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为总司令)。著有许多军事著作。认为战争具有“文明”作用，进行战争要动员国家一切力量，先敌动员和展开，突然采取军事行动，分进合击，并从翼侧包围敌人，速战速决。其观点对德国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毛奇以后情况又如何呢?几十万人的军队变成了几百万人的大军。没有要塞掩护的国界已经限制了这些军队的展开和机动。于是施利芬就为其突击集团军通过中立国家寻找通道。参加交战的各个集团军已经不是在压缩正面。相反，在德国与法国之间进行的边境交战已波及比利时全境。这里哪里看得见“分进合击”这个老公式?在现代条件下，如果还提这个公式，那么只能这样理解：分进，就是沿国家整个铁路网成多路大纵深梯队前进。不过，公式的具体内容已经不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公式里，将不可能争取夺取总交战的有利翼侧，因为正面与国界一样宽，中间地带已不复存在。换言之，边境交战已采取正面冲突样式。夺取翼侧只能是偶然情况。对在战争不同阶段某一正面地段进行的局部战役来说，夺取暴露翼侧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让我们再看看战役与交战相互关系的另一种情况。
拿破仑进行的战役大部分发生在歼灭性的总交战之前，战役以交战为终结。施利芬进行的战役就其实质而言，则只以边境总交战为起点。由此就出现了以下结果：在拿破仑和毛奇时代，总交战是消灭敌武装力量的基本手段；而在施利芬的企图中，总交战不是那样，而是相反，只起中间和辅助的作用。
无论是边境交战还是实际上随之进行的交战，都没有给自己提出消灭敌人的坚决目的，不但在实战时如此，而且在企图中也如此。预定消灭法军的时机是在将其逼至瑞士边界之后。因此，从企图和使命来看，一系列总交战只力图完成击退而不是消灭敌人的任务。
军队的装备和组织编制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如此断然地将拿破仑的能力与施利芬的能力进行比较?其原因就在于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得到了发展。数百万人的军队导致绵延上万公里的战线出现，这些军队装备的机枪使他们充满活力、善于坚守。
结果，即便最软弱的敌人的抵抗力也极大地增强，从而导致在不断发展的交战中，进攻的速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
接着人们发现，国家的铁路系统很灵便，暴露翼侧也不可能毫无阻碍地在国土中间成弧形移动。防御者的坚固正面有足够的兵力兵器挡住进攻者的正面，并保证对其暴露翼侧构成威胁。“奔向大海”①开始后，绵亘正面被进一步拉长。
①“奔向大海”是1914年9—10月交战双方在瓦兹河以西至北海地区进行的几次战役的名称。在这几次战役中，双方都企图从北面迂回对方，但都没有成功。——原编者注
总而言之，无论是战前的理论还是帝国主义战争实践都没能回答，在战线达数百公里的两军总冲突即交战中，应该怎样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何况，消灭敌人的任务是从交战中“剔”出来的，只作为战役的终极目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在总交战的正面冲突中，谁都没有看见消灭敌人的现实手段；其次是因为保守的军事思想永远会乐于利用旧的样式，而在此种情况下，消灭未被四面合围的敌人的观念，并不符合旧的教导。如果说蒂雷纳②时代的战略力避总交战而只局限于机动，那么现在则出现了不同的情景：国家的全部力最都被投入交战，以有意避免定下最后决心，尽管从战役终极结果而言，无疑应该努力定下那样的决心。
②蒂雷纳•亨利(1611—1675)，法国元帅(1643)。1625年参加荷兰军队，1630年到法国军队供职。40年代任驻德国法军司令。主张实施战区广泛机动与决定性交战相结合；认为组织军队供应，确保己方交通线的畅通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战术上反对正面平分兵力，主张在一翼集中主力并实施主要突击。——译者注
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初期的特点是出现了总交战走向自己反面的状况。这种总交战由消灭敌军的手段变成了拖延定下决心的手段，或者准确点说，变成了准备在某个遥远的而不是所在的地区消灭敌人的中间手段。
上面已经说过拿破仑式的战役规定首先要无阻碍地分进，尔后再无阻碍地集中，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实施总交战。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无阻碍地分进是不可能的。军队的推进会在途中遇到一个又一个总交战，没有一次能够达成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歼灭性交战，换言之，没有完全解决的各次交战不会容许推进持续到歼灭性战役结束，反之，战役也不可能造成有利于发生歼灭性总交战的那种态势。
传统的纯理论思维只把按老办法进行的歼灭性交战视为最后战役的结果。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谁都不努力争取在有可能实施的那种交战中彻底击溃敌人。例如，法国人虽然面对德军主力防守的绵亘和静止的正面，却不努力在交战中消灭他们。这些交战对法国人来说，只是在绵亘的正面中打开较狭窄缺口的工具，他们可以通过这种缺口，按照早已熟悉、最为喜爱的拿破仑风格去实施最后的战役。但是情况并没有发展到进行这种战役的地步，而交战虽然也造成了一些大缺口，但从战争的角度看，那是蚊子叮的伤口。
实际上，为了对人数众多的敌军实施坚决的打击，显然必须投入同样强大甚至更强大的兵力，而这将导致突击正面增大。我们设想一支由100个师编成的军队准备对敌人实施坚决的打击。再设想它拨出60个师实施主要突击，用剩下的40个师实施辅助作战行动(牵制)，而在运动战中，突击师的进攻正面为2公里。那样，我们将看到主要突击正面等于120公里，也就是说，突击不是对着一个点，而是对着很宽的正面。而法国人几乎在整个阵地战期间都选择狭窄的突破地段，遵循产生于拿破仑时代突破样式的老传统，这些传统要求打击一个点，并为此集中大量集团军对着这个点。但是，在拿破仑进行的交战中管用的经验，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变成了完全不可靠甚至抱残守缺的东西，因为在拿破仑进行的交战中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看不到超过10万人的集团军，装备的武器也不具备足够的远战性。法国人选择狭窄的突破正面，把强大的梯队一个挨着一个地堆在一起。这种梯次配置的结果，使德国人总是来得及封闭被打开的缺口，不仅不让法军第二梯队、而且不让其第一梯队向自己后方的纵深突破。因此，虽然法军指挥官通常拥有总的兵力优势，却无法在组织突破时利用这些优势，为实施防御创造有利条件。而为了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对敌人实施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打击，必须在宽正面上将这些兵力投入战斗，也就是按旧理论的说法把他们“撒开”。为了使敌人大部分兵力、无论如何也要使其相当多的兵力遭到杀伤，也为了有可能将更多的压倒性的兵力投入战斗，必须建立宽大正面。
总结对帝国主义战争中交战的研究，不能不得出以下结论：在这次战争中，消灭敌军的问题遇到了巨大困难。交战与战役产生矛盾，意味着依靠交战难以对敌人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敌人会溜走；另一方面，能保障实施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的机动战役又被排除了，因为在战役初始阶段没有进行歼灭性交战。
新的兵器，首先是航空摩托机械化系统，为消灭敌人武装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产生了大纵深交战样式，这种交战为军事学术新阶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能够保证对敌人实施决定性和他们无法补救的打击。大纵深交战的组织和实施，将在论述战役的一章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