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庆解放了。高振麟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高欢，小名豆豆。这把齐淑珍高兴坏了：“你们啊，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了！”
新中国成立了，因为高振麟有着在军统内部工作的经验，被安排在区政府清剿办公室工作，清查军统特务和叛徒还有土匪，这工作让他忙得几天都不能回家。不时有军统特务和叛徒落网，就是这样他还是丝毫不能停歇下来。还有一件事情要他去做，就是找有关部门为裴俊逸恢复党籍，追认其为烈士。
他向区党委和市委写了裴俊逸牺牲前后的具体报告，又打电话找到冯劲松反映裴俊逸的问题。但是，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毕竟裴俊逸发表了脱党声明，算是“叛徒”。他心有不甘，又通过各种关系找滕兆明。但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滕兆明，裴俊逸的事情就悬而不决地搁置了下来。
倔犟起来的高振麟把装着电台的皮箱拎到组织部，对负责人说，“这个皮箱里是一部电台，是裴俊逸同志用他的生命保护下来的。我在西安的时候，就是用这部电台和延安联系的，你们可以找冯劲松同志和陈茂鹏同志调查。当年他脱党发表声明是为了通知要去和他联系的人，给这些同志发出信号。和他有联系的同志没有一个被捕的。还有，他发表脱党声明，才使这部电台得到了转移。这个情况滕兆明同志可以证明，我希望组织帮助寻找到滕兆明。”
组织部要他写一个书面报告。
回到家后，高振麟奋笔疾书连夜把情况写好，又叫来齐淑珍，“这是我要替俊逸恢复党籍的书面报告，你和他在西安是负责电台安全的，你也可以证明。”
齐淑珍说：“我当然可以，我按手印。”
“‘古城’现在可以联系到吗？”
齐淑珍按在纸上的手指不动了，过了一会儿，纸上是她红红的手印，她收回手指，用纸擦着，说：“我联系不上他，你可以找组织联系。”
“古城”已经消失了很久了，高振麟以为新中国成立了他就会知道“古城”到底是谁，结果到现在他也不知道。
把替裴俊逸申诉的报告交上去之后，高振麟的麻烦却随之而来。
有两个特务落网，高振麟没有在意。快下班的时候桌上电话铃响起，是区长打来的，让他马上到区长办公室去一趟。走进区长办公室，他觉得气氛不对，区长很严肃让他坐下，“你在‘汉训班’待过？刚才抓到的军统特务交代了你的历史问题。”
高振麟暗惊，摇头，“我没在‘汉训班’待过，这个事情在延安的时候已经有过结论。”
“但是下午抓到的两个军统特务，其中一个以前在西北站干过一段时间，说你和他是同届‘汉训班’的学员。我拿了你的照片给他辨认，他确定是你。”
“我有个哥哥叫高振麒在‘汉训班’待过，我和高振麒长得很像。”高振麟沉住气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我经受得住调查。”
“那我问你，你在军统工作，抓到的特务中间还有一个叫夏翔，他说他做过你的部下，你还替他把他父母送到了台湾。”
夏翔！原来他蛰伏下来搞特务活动，进行破坏，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
“夏翔是我的部下。”高振麟坦然地说，“他给我提供一些重要情报，所以我帮他把父母送去台湾。送走他父母后，我就和他没有来往了。”
“嗯，他也是这么交代的。但我认为，你的历史是不清楚的。”
高振麟反驳道：“我的历史是清楚的。”
“曹天浩安排你去造船厂蛰伏的。那曹天浩逃离重庆的时候，交给你什么任务了？”
区长这么一说，高振麟后悔都来不及了。
重庆解放后，他工作很忙，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关于潜伏特务名单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区长问起这个事情，他再说只能对他更加不利，裴俊逸的事情就是区长否决了的。在高振麟看来区长是个很左的人。自己现在说，只能被他说成是故意隐瞒。他说：“曹天浩要我潜伏搞破坏。”
“你不是负责人？没有名单？据我了解的情况，你是曹天浩三个心腹之一，又娶了他的亲侄女，他怎么可能不委你以重任呢？还有，有人检举你曾经叛变出卖过同志。因为你是叛徒，所以你的前妻和你离婚的。”
“事实不是这样。”高振麟坐在那里，强忍自己内心的冤屈，对区长关于军统特务的问题无法解释，也不知道要从何谈起，“曹天浩说到时会通过广播通知我，自然会有人来联系我。”
“如果不是我们抓到这两个特务，这些情况你还不会向组织汇报。”
“不是我不汇报，是我工作太忙。”高振麟心急，赶紧解释，“况且，没有一个人来和我联系。”
“不管你有何种解释，从今天开始停止你的工作。”区长冷冷地说，“你回去写个书面报告，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详细地交代给组织。你的历史我们也要重新调查。”
区长用了“交代”一词，在高振麟听来就是在给他“判刑”了。这样的遭遇不是第一次，但还是令高振麟心里大为不快，何况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被停职，性质是比较严重的。
一辆卡车从区政府大门驶进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高振麟定眼一看，情不自禁叫出来：“老唐？！”
还没站稳脚跟，唐进江听见有人叫他，一看是高振麟，亲热地奔过来，“哎呀，高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高振麟摇头，说：“被停职了。我的历史问题。”
“有问题就交代。”唐进江狠狠拍着他的肩膀，“我现在在工会工作。你在造船厂的表现我是比较清楚的，你是老实人。”
“老唐，遇见正好。给你说吧，我也是地下党，但那时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你还记得你让我去你家里开会，你们还没开始开会就有人打枪吗？”
“记得。当时我们就疏散了，我们一口气跑到苗儿石联络点，才知道我们已经被叛徒出卖，军统正在抓我们，所以没再敢回去。”
“那一枪是我打的。就是为了提醒你们。你要问我怎么知道你的身份的吗？我在军统蛰伏多年，有个部下叫夏翔，我暗中收买了他，要他调查你的身份，是他告诉我的，所以我才赶去打枪的。现在夏翔被抓到了。”
唐进江一把握住高振麟的手，兴奋地说：“哎呀，原来是你在暗中保护我们啊。谢谢你。你在厂里的情况我可以向区长证明。”
遇到唐进江的惊喜又被怀疑的阴霾驱散，高振麟说：“没用，不是这段历史的问题。遇见你很高兴。我回家了。”
“高工，别泄气，一定会弄清楚的。有时间来找我，我做思想工作还是不错的。”
回到家，齐淑珍带着鱼儿在厨房择菜。
自打重庆解放，齐淑珍就鼓励曹茜茹出去参加工作。开始曹茜茹犹豫，“我行吗？”
“怎么不行？”齐淑珍自信地说，“要振麟给你介绍。”
高振麟婉拒：“鱼儿和豆豆还小，你就在家带孩子吧。”
说这话，高振麟有他的顾忌：曹茜茹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担心她不适应；还有，她有个国民党的父亲、军统头子的叔叔，哪个单位敢用她呢？说出来又怕伤害曹茜茹的自尊心，他只能这样说。
“在武汉和我联系过的几个同志现在南下来重庆了，我去找他们试试。”齐淑珍看出高振麟的顾忌，大包大揽，要去给曹茜茹找工作。
不久，曹茜茹真的去了区妇联工作。这给了曹茜茹极大的鼓励，她和高振麟一样整天忙碌，不知疲倦。
齐淑珍打眼一看高振麟的脸色就知道出事了，放下手中的活儿，小声对鱼儿说了一句：“你好好待在这里，我去看看你爸爸。”
坐在卧室，颓唐的高振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齐淑珍说了。
“老曹走的时候没有给你名单？”
“没给。”高振麟垂着头，说，“只是说有人会和我联系。关键是现在又把已经在延安有了结论的事情翻出来说，我更说不清了。”
“来到重庆后，老曹从来不带任何文件回家；后来我们和他们住到一起，我悄悄打开过他的保险柜，除了一些金条、美钞，根本没情报。他是从西安审问之后才这样做的。你这个事情啊，我以为你已经向组织汇报了，哪知道你没说！唉，依我看啊现在你就是交代了，他们也说你是在找借口。”
“我没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我会给你证明的。”齐淑珍开解他说，“你没有出卖过同志，手上也没有同志的鲜血，怕什么呢？”
“唉，我还以为可以替裴俊逸恢复党籍，把他评为烈士的。结果现在我反倒成了审查的对象。”
“你马上给老冯、老陈写信。”
冯劲松和陈茂鹏现在在北京中央部委工作，担任要职，他们的证明肯定有作用，但是真的要打消区长对自己的疑虑，还得靠自己——就是如何把曹天浩给自己的蛰伏特务名单自然而然交代出来。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真的只能靠冯劲松、陈茂鹏来证明自己了。
齐淑珍去给曹茜茹打了电话，告诉她高振麟遇到的处境。曹茜茹晚上回到家，又是一阵安慰，但仍然排解不了高振麟的郁闷。倒是曹茜茹临睡前说：“我已经正式加入共产党了，现在是一名党员了。”
“真的？”一团疑雾从高振麟心头升腾了起来。
“还是因为你和阿姨的关系，替我证明我是要求进步的。”曹茜茹喜气洋洋地回答，“你别多虑了，明天就写信给你的上级，把这边的事情告诉他们，要赶紧解决。睡吧！”
高振麟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吞下三粒安眠药，强迫自己入睡。
2
第二天在家，高振麟给冯劲松和陈茂鹏分别写了信，连中午饭都没顾上吃，一直写到下午才写完，又去邮局把信用挂号寄往北京。
信寄出去之后很久都没有回信。那段时间对于高振麟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在家，苦闷，高振麟唯有喝酒解愁。酒醉后，不禁想起裴俊逸的脱党、牺牲和自己现在的处境，他铺好宣纸、拿起毛笔，写下：
为国捐躯身不忧，唯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有后史修。
倒是唐进江来家里看过高振麟几次，要他相信组织，不能这样颓废。
有天，唐进江来高振麟家，开的卡车没熄火，只是站在楼下把高振麟叫了出来：“走，去大田湾看公审大会，会后枪毙那些特务。”
要枪毙的人里面有夏翔吗？高振麟想拒绝，又不想让唐进江看出自己的矛盾心理，硬着头皮去了。
他们坐在看台上，主席台前面一排即将枪毙的特务，高振麟看不清有没有夏翔。直到宣布名单，他听到了夏翔的名字，在那排人里面搜寻许久，才找到夏翔。
当晚，高振麟服了安眠药，还是噩梦不断，梦见自己也被抓住，站在主席台前，自己的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军统特务高振麟”，名字还用红色墨水打了一个醒目的叉。他被解放军押解到长江边上一个沙滩，跪下，后面几丈远站着行刑的解放军。他大喊：“冤枉，我冤枉啊……”
他的叫声把曹茜茹惊醒了，曹茜茹忙推醒他。
怔了一会儿，他问：“我说梦话了？”
“是。”曹茜茹像哄小孩儿一样轻轻拍打他的胳膊，“喊得很大声，把我喊醒了。振麟，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有事情你可以对我、对阿姨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你的思想压力，可以去找组织。”
“嗯，我知道了。”他敷衍着，佯装重新入睡。
在延安受到甘南山甄别后，他也做过噩梦，和这个噩梦相似，都是被人当做特务抓了起来，被人民的子弹枪毙。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梦魇缠绕了他几天，加上审查带来的苦闷、绝望、憋屈，令他的情绪跌到谷底。终究还是等到了北京的回信，在冯劲松和陈茂鹏的过问下，高振麟恢复了原有的工作。高振麟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次审查免去了以后很多麻烦，让他的历史清白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运动也没受到什么冲击。当然，这是后话。父母的意外身亡，也为他免去了很多麻烦。
恢复了工作，高振麟却并没有得到重用，这是他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副作用：区长对他过去蛰伏的事情紧追不放。
高振麟知道自己该行动了。
按照事前的约定，高振麟写了一篇回忆自己在军统内部战斗的文章拿到报社发表。在这篇文章里，高振麟满怀深情回忆了牺牲的老石和裴俊逸父子。寄到报社，编辑删去了裴俊逸父子那段，发表在了报纸的副刊上。这篇回忆文章里，高振麟通过暗号，将炸毁电厂和去水厂投毒的信息传递给了潜伏的特务。
见到文章刊登出来，高振麟打电话给北京的冯劲松说：“我收听台湾电台的时候得到指示，要我发令蛰伏在重庆的特务行动。”
给冯劲松打完电话，高振麟才去给区长汇报此事，也是说自己在收听电台的时候得到了指示。区长马上向公安局做了汇报，并和高振麟一起到公安局开会，部署抓捕行动。
三天后的夜里十二点，公安人员分别在电厂和水厂抓捕到了进行破坏和投毒的特务。在审问这些特务的时候，高振麟意外得知王家瑶仍然潜伏在重庆，但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区长问他：“这个王家瑶是谁？”
高振麟把王家瑶和秦大伟的事情，很详细地给区长说了一遍。区长说：“看来这个王家瑶不落网，对山城的安全存在极大的危害隐患。”
“王家瑶不在这次行动里，说明她领导着另外一个小组。”高振麟分析道，“依据我对她的了解，她一定在暗中监视着我。现在我们抓捕了一大批特务，我想有极大的可能她会来找我。”
“找你？”
“对，找我。可能会对我下手，比如暗杀。”高振麟有把握地说，“我可以做诱饵，引蛇出洞，抓捕她。”
区长同意了高振麟的方案，在高振麟家和单位附近都安排了便衣，等待王家瑶的出现。
一个多月过去，王家瑶没有出现。便衣也撤离了，高振麟被提拔到市保卫处继续清查特务和土匪的工作。
那天晚上，高振麟、曹茜茹和齐淑珍带着鱼儿、豆豆高高兴兴地看完电影回家，到了门口，高振麟用一只手抱着豆豆，腾出一只手掏出钥匙开门，曹茜茹牵着鱼儿站在他身边。
突然，齐淑珍喊了一声：“躲开。”曹茜茹和鱼儿愣在那里，高振麟机敏地闪到一边，看见齐淑珍双臂张开护住曹茜茹和鱼儿，一声枪响打在齐淑珍的背上。
一个黑影往街对面窜去，高振麟敏捷地跳下台阶追到街沿上，举枪打在那个黑影的腿上。那个黑影趔趄了一下，倒在街道的中央。行人陆续围拢过来，高振麟过去一看，是个女的，本能的反应告诉他，是王家瑶。
高振麟蹲下，撩开她的头发，王家瑶像只绝望的母狼，愤怒地瞪着他。
闻讯而来的警察把王家瑶带走，高振麟赶回到家门口，看见曹茜茹抱着齐淑珍，哭喊着。鱼儿在一边吓得哇哇大哭。
高振麟对曹茜茹说：“你打电话给医院，让车来赶紧送医院抢救。”
钥匙还插在锁眼里，曹茜茹急忙拧开门，跑进去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齐淑珍送去医院。
到达医院就开始抢救，高振麟和曹茜茹焦灼地在手术室外等待着。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医生出来说：“情况不是太好，生命体征很微弱。”曹茜茹身体软软的，脸色煞白，医生对她说：“她知道自己情况不好，有话对你说。”
曹茜茹看了一眼高振麟奔进手术室，高振麟在原地等着。曹茜茹和齐淑珍足足说了二十多分钟，满脸是泪的曹茜茹才出来，用手绢捂着嘴，对高振麟说：“你去吧，阿姨要和你说话。”
走进去，齐淑珍的模样虚弱不堪，神情却是安详的，她心知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高振麟站在床前，俯下身子，“阿姨，阿姨……”
“振麟，我是真不行了……”齐淑珍虚弱地说，“照顾好茜茹、鱼儿……告诉你，‘古城’是……”
高振麟握住她的手，“阿姨，别说了。”弥留之际，齐淑珍支撑着最后的力气说了最后一句，“古城……”齐淑珍说不出话来，最后的一口气没有说出谁是“古城”，但高振麟此时已经不在乎谁是“古城”了。他是眼睁睁看着齐淑珍走的。
齐淑珍走了，使曹茜茹的精神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病倒了。齐淑珍离开人世之际，曹茜茹和她到底说了什么，高振麟不便问也不好问，曹茜茹也不说。她在家里休息了很长的时间，等身体慢慢好转了才去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高振麟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齐淑珍去世时的情形，以及她说“古城是……”这句话的嘴形，好像她在说“古城”是他还是她还是别的什么字。
齐淑珍走了，似乎“古城”也从此消失了。
过去几年围绕在高振麟身边的很多人都离开了他，唯留下了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在一起。
3
秦大伟没有消失，他没去台湾，而是伪造了身份在贵州靠近四川的一个镇的政府里一边做起了文书，一边随时准备伺机行动。他和曹天浩同机，一起飞到广州下机，接受了蛰伏任务。那日，他收到电台指示，要他重返重庆，暗杀几个干部。得到指示后秦大伟立即动身回到重庆，藏身在千厮门的一个没有落网的特务家里。
“我给你说几件事情。”那特务说，“一是高振麟设计，让他那条线的人都被逮捕了，为此他还立功了。”
秦大伟咬牙切齿地说：“早就知道他被共产党给策反了，妈的，这次我把他一并干掉。”
“不行啊。”那特务愁眉苦脸的，“上级没有让你去干掉他。不过你要干掉他，我没有意见，知道吗，你老婆也是他抓的。”
听到这个消息，秦大伟僵坐在那里许久，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没有滚落下来。等情绪稍微平复后，才说：“台湾那边对高振麟还存有幻想，真是可笑之极。不杀他，会是一个祸害，他知道蛰伏计划。”
“他不知道全部计划吧？”
“唉，老曹啊，都是老曹做的好事啊！”秦大伟无比惋惜地又开始责怪曹天浩，“你知道高振麟一家的情况吗？”
“知道一些。他现在市里负责清剿工作，那个曹茜茹在沙磁区妇联里工作。”
“茜茹在他们的政府里面工作？”秦大伟纳闷儿道，“她是军统的人，是被安置下来的人啊。怎么进政府的？”
“我打听了一下，还是因为高振麟的关系。高振麟在延安待过，共产党承认他是自己的人，这次又立功，所以看在他的面子上没有对曹茜茹过多的审查。”
“茜茹没被发现，这是我们的机会。但是我不能去和她联系，毕竟她和高振麟是一家人，感情上肯定是倾向高振麟的。就是不知道老曹给她什么任务了。”
“徐鹏飞还有我们的很多人都被关在白公馆。”
“会被枪毙吗？”
那特务摇头，“不好说。”
一系列的消息对秦大伟都是不利的，加上得知王家瑶因高振麟而被抓，这对他更是巨大的打击。一夜之间，他白了头发，看上去苍老了不少，至于那双机敏、狡黠的眼睛却越发阴暗了。
秦大伟毕竟是军统的老牌特务，他派出那个特务暗地观察了自己要暗杀对象的行踪、作息时间后，毫不犹豫地执行暗杀任务，一连暗杀了两个干部。
两个干部的遇害，造成了一些恐慌，公安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寻找线索，力争抓获暗杀这两个干部的残留特务。
听着大家的汇报、分析，高振麟思考：这样干脆利落的暗杀行动，颇似秦大伟的作风。可秦大伟不是去台湾了吗？
他没有在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回到家对曹茜茹说了：“市里有两个干部被暗杀，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秦大伟干的。可是，我们是看着秦大伟飞去台湾的啊？”
他的话，像开水溅在了胳膊上，令曹茜茹颤抖了几下，“秦大伟还在？不太、不太可能啊？”
“我也是猜测。”
“大伟要是蛰伏的特务，对国家、城市、人民的安全可是极大的危害。”
高振麟把手放在脑后，脑袋枕在手上面，说：“是啊，但是现在一点儿线索都没有。”
“他会不会找你还有鱼儿报复？”
高振麟蹙紧眉头，说，“有这个可能。”
曹茜茹紧张地伏在高振麟胸前，“那你得多加小心。”
“大伟和我斗，我和他输赢不好说，我最担心的是鱼儿和豆豆的安全。”
“你们都不能有危险。”曹茜茹喃喃地说。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分析得准确不准确。就是你和老曹的关系，你说大伟会来找你吗？”
曹茜茹顿了一下，断然否决，“不会。他知道我是不掺和这些事情的。他来找我，不是主动暴露吗？”
“嗯。”高振麟思忖说，“暗杀的事情，也未必是大伟干的。睡觉吧！”高振麟说着关掉台灯。
暗夜里，他和曹茜茹都没睡着，各自思量自己的心事，不让彼此知道自己没睡着。
第二天上班后，高振麟接到任务：破获暗杀行动的蛰伏特务。这任务很棘手，令他无从下手，自己掌握的特务全部被落网法办，要找蛰伏人的线索没有了可能。
他开始配合公安部门对全市进行铺网清查，几天几夜没回家，但还是一无所获。
回到办公室，找领导汇报情况，他提议：“不如我用电台呼叫一下台湾那边。也许会有线索。”
抓获特务的任务迫在眉睫，领导同意他的建议。呼叫了无数次，对方都没应答。靠在椅背上，高振麟陷入无边无际的烦恼中。不是鱼儿发烧，他还不会回家。
鱼儿发烧导致肺炎，在医院已经住院一周。出院之后，曹茜茹才给高振麟说。看着鱼儿，鱼儿嘴里喃喃喊着爸爸。鱼儿的眼神像极了晓光！高振麟的心咯噔了一下，坐到床沿上陪着鱼儿，心想：建国这么久了，自己是不是该通过组织和晓光联系？
他太疲惫，坐在那里竟然懵懵懂懂地打起瞌睡来。进来要鱼儿吃药的曹茜茹见状，连忙要他去休息。
躺到床上，工作、心事萦绕在他脑海里：怎么破案、抓获特务？要不要和晓光联系呢？……躺下睡不着，拉开床头柜拿出没看完的书。翻开夹着书签的书页，里面赫然有一张手纸宽的纸条，上面写着呼叫台湾的电台呼号和呼叫时候的称谓：“蝴蝶”，落款是：“古城”。
他惊讶不已，睡意、倦意顿时全无。卧室只有曹茜茹进入，难道曹茜茹是“古城”？不，不可能是曹茜茹。曹茜茹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入的党，怎么可能是“古城”？那这纸条又如何解释？“古城”为何有这个呼号？难道他和自己一样，也是军统安置下来蛰伏的特务？
叫了几声曹茜茹，她笑眯眯地进来，“怎么又不睡了？”
“除了你，还有谁到过卧室？”
“前几天叫人来除臭虫了。怎么了？”曹茜茹看高振麟脸色不对，有些不安，“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都是些什么人？”
“哦，都是卫生局的人。老唐也不放心，担心有人暗害我们，还亲自跟着来了。”
唐进江？唐进江有次和高振麟聊天，说他曾经在西安做过地下工作，时间和高振麟在西安工作的时间相吻合。难道唐进江是“古城”？
按捺住讶异，还有些许惊喜，高振麟也来不及想那么多，说：“没事儿。”说着下床穿衣，拿起书往外走，“我去单位一趟。”
他赶去向公安局汇报，局长有些不解，“这个呼号怎么来的？”
“‘古城’给我的。‘古城’是我打入军统后的领导，但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谁。”高振麟说，“关于‘古城’的情况，你可以和北京的冯劲松联系、核实。”
局长打电话与冯劲松核实后，和高振麟一起来到电台，开始呼叫，没有回应。第二天、第三天，台湾都没有回应。
高振麟狐疑地看着纸条，想：“古城”给的呼号不会有问题。他没有放弃，继续呼叫台湾。
在高振麟呼叫台湾期间，又有人被暗杀。破获任务似乎陷于停滞，但特务还在暗地活动。呼叫到第五天，台湾那边有了回应，先是核实了暗号后接着否认秦大伟在重庆，并指示：要“蝴蝶”出击，暗杀对象是区长。高振麟用“蝴蝶”的口吻说：自己单独不便行动，可否派人协助？回应：
周日晚八点在“抗战胜利记功碑”下接头，接头标志是手拿《共产党宣言》。
“周日八点，也就是后天晚上。”高振麟在会上说，“关于‘古城’的身份我不多赘述，我去接头。”
接着就进行周密的部署。散会后的四十多个小时，是高振麟最难熬的时间，一如当初在西安坐等“古城”和自己联系一般，他预设了各种准备，甚至可能出现会被对方枪杀的思想准备。
周日，高振麟表面上轻松地和家人吃了晚饭，然后穿上外衣。
鱼儿问他：“爸爸要去哪里？”
“出去转转。”高振麟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鱼儿追上来，“我也要去。”
“你不能去，爸爸有事儿。”
曹茜茹叫住鱼儿，高振麟转身出门了。
离市中区的“抗战胜利记功碑”不是太远，重庆解放后这个碑改名为“解放碑”，高振麟步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
这里很热闹，行人摩肩接踵，车来车往。高振麟在不远处站住，观察着解放碑下的游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本书走到解放碑的台阶上，抬头看着碑身，然后左顾右盼。高振麟借着路灯和店铺的灯光看清那人，在脑子里搜索一遍：不认识。
高振麟也不过去，就看着他。那人等了十分钟，确定无人接头，离开解放碑，走到公共汽车站等车。当他上了一辆汽车后，高振麟甩开步子奔到对面街边等他的吉普车尾随那辆公共汽车而去。
那人在千厮门车站下的车，走进了逼仄曲折的巷子。巷子两边是鳞次栉比、依山而建的山城民居。走到一个门口，那人回头张望了一会儿，掏出钥匙打开门。
高振麟和公安人员立马紧追过去，破门而入，那人惊愕地看着他们。除了这个特务，没有其他人。有人问那特务：“屋里还有其他人吗？”
“就我自己。”
高振麟信步走到窗前，他看到后面是个斜坡，顺着斜坡通往长江。循着斜坡，在黯淡的灯光照射下，他隐约看到有个人影在蹑手蹑脚往下走。“有情况。”高振麟回头低声对其他人说，紧接着翻窗出去。他落地的声音很轻，还是惊动了那人。那个黑影转身朝着高振麟开枪，高振麟预料到，躲闪了一下，脚一滑，摔倒了。他倒在地上，举起枪瞄准黑影开枪，没有打中。黑影躲到一棵树后射击，击中了后面的同志。看清黑影射击的位置，高振麟开枪，他没有枪击黑影的要害部位，而是按照对方打出枪火的位置射击，目的是击中黑影的手，留下活口。
好像是打中了，那黑影往下走了几步，转头又朝高振麟开枪。这一枪打在高振麟头上的墙壁上，簌簌掉下一些木渣。
好枪法！高振麟不由暗自佩服道。
趁这当口，黑影又往下跑，眼看着他到了江边。江边的灯光比斜坡上的亮，这下身影看得比先前清楚了，高振麟一惊：确实是秦大伟。
好像秦大伟早有防范，江边有一艘小船停在那里。
高振麟忙往下追了几步，站稳脚跟，看着秦大伟上船，举枪射击。秦大伟弯腰，闪过那一枪，转身举枪就射击，这一枪击中高振麟的左大腿。
高振麟忍着剧痛跪下，再次举枪，稳稳地瞄准秦大伟的背部，开枪。秦大伟往前一扑，倒在小船的船舱里。
“赶紧抓活的。”高振麟跪着，要其他人去抓秦大伟。
公安人员跑向小船，这时就听见一声枪响，秦大伟自杀了。
确认死者是秦大伟后，高振麟心底里长出了一口气。他没有去看秦大伟的尸体。他不想去看，也没给曹茜茹说起这件事情。
传递呼号的纸条也是“古城”在高振麟有生之年里出现的最后一次了，就此，“古城”从此彻底销声匿迹了。
“古城”到底是谁，高振麟以为是他一辈子也不能解开的谜团。
尾声
后来，高振麟和曹茜茹被调到北京工作，夫妻俩就职于国家保密机关。回到北京，高振麟马上独自去了西山，去看红叶。只是没到深秋，红叶不见。
这时，高振麟才把他和杨红叶的结婚、离婚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曹茜茹。曹茜茹说：“要不要去看看红叶的墓？”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高振麟找到了晓光，见面的时候，沉默、陌生弥漫在两人之间。良久，高振麟开口问他，晓光就回答。那次见面，就是高振麟问问题，晓光回答，一问一答刺痛着高振麟的心。临走的时候，高振麟要晓光周末、节日到家里来玩。
晓光默默地点点头，说：“我现在叫杨晓光。”
高振麟一愣，下颌下面好似吊了一个秤砣，沉重地对晓光点了一下头。
晓光转身走开了。他一次也没去过高振麟家。就是杨良书、杨妈妈催促他，他也不去。
十八岁生日那天，杨妈妈把杨红叶的信给了晓光。
杨红叶在信上对晓光说：
晓光：
我的孩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十八岁了，妈妈也已经走了多年。可是妈妈会在天上一直凝望着你长大成人的。想想，那是令人喜悦之事。我不是你的亲妈妈，但你把我当做你的亲生母亲，我走了，你会难过，但我不想看到你难过。我要你快乐、幸福地成长。我也因你而高兴，你让我的生活充实，让我体会到了做母亲的甜蜜。你爸爸不容易，在你很小的时候，背着你，我们一路跋山涉水到延安，他舍不得让你下来走一步路。后来他去执行任务，他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遵从组织的纪律，我从来不去问，但我相信他。他和我离婚，我不怨他，那一定是工作之需。你本来有个妹妹，由于妈妈不小心，流产了。可是，妈妈有你，不孤单，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离婚、失去孩子，在有些人看来我过得不好，但妈妈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过得不好，这点你比旁人清楚，对吗？妈妈没有活到三十岁，但妈妈无怨无悔。知道你爱妈妈，可能你是无法原谅你爸爸的。妈妈在天上不想看到你不原谅爸爸，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你原谅、理解了爸爸，就去看他，告诉他，你已经长大。让爸爸告诉你，当年你去西安你曾经问他的问题。好吗？
永远爱你的妈妈
和杨良书、杨妈妈过完生日，晚上晓光去了高振麟家。
晓光的到来，让高振麟意外又惊喜，曹茜茹忙前忙后拿好吃的东西招待晓光，鱼儿静静地在一边看着晓光。
“鱼儿，这是晓光哥哥。快叫哥哥！”高振麟吩咐鱼儿。
鱼儿没叫晓光，晓光也只是淡淡看了一眼鱼儿，低垂着眼睛看着地面，“我今天生日，十八岁了。”
曹茜茹歉疚地说：“对不起，晓光，我们忘了。”
高振麟起身，走进书房，拿着一个盒子出来，“晓光，这是抗战胜利时候买的钢笔，买来就是有一天要送给你的。”
“谢谢。”晓光道了谢，再没说话。
看着十八岁的晓光，高振麟又想起当年自己的担忧：要是晓光知道他和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亲生父母，该是如何的反应？知道当初自己救下他，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打入延安的护身符，他会是怎样的反应？
不，这些不能说！就把这些秘密带进坟墓里去吧！高振麟暗想。
打那以后，晓光每半个月会来高家度周末，和鱼儿、豆豆也慢慢亲热、熟络了，有时候会带着鱼儿出去玩儿，兄弟俩没有了隔阂。
那隔阂，留给了他和高振麟、曹茜茹。
一九五八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的时候，高振麟糊好了一个风筝，上面画满了红叶，他打电话叫上晓光，一齐到天安门广场放风筝。
看着飘舞在蔚蓝天空上的红叶风筝，高振麟好像看到了杨红叶的笑颜，把泪水生生咽进肚子里。
晓光望着风筝，说：“我和妈妈曾经约好，等到她病好了一起放风筝……”
“她能看到的。”高振麟说：“你妈妈本名叫杨樱柠，我们认识之后，我们都喜欢在秋天去西山看红叶，都爱上了红叶，后来她就把名字改成了杨红叶。”
一片红叶引起相思，一片红叶引起画意，一片红叶点燃了爱情，一片红叶也是母亲的象征。晓光回家后在日记里写道。
以后每年，晓光和高振麟在重阳节的时候，都会一起到西山看红叶。
高振麟说：“西山的红叶是天底下最美的。”
西山红叶的红，似火融化了高振麟和晓光之间的隔膜，父子俩渐渐走近了。
真正让他们走近的是“文革”。
“文革”伊始，高振麟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被红卫兵、造反派翻出来做文章，出乎他的意料是，曹茜茹每天安慰他，“你的工作，是上级亲自安排的，和前些年潘汉年的案子不一样，不用担心。”
“说不担心是假话。”高振麟摇头，“你看看那么多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连老冯、老陈都被批斗，我们能逃脱吗？”
曹茜茹不甘心，打开箱子，从箱子底部拿出一个塑料纸包好的包，从里面拿出一封信，就一页纸。高振麟看了，那是当时一个领导人写给齐淑珍的秘密指示。现在这个人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延安是负责中共特工工作的两大领导人之一。
高振麟说：“希望这个能管用！”
这封信没有起到作用，很快高振麟夫妇以特务、汉奸之罪被关押。关押期间，晓光担负起了照顾鱼儿的责任。后来家属可以探监了，晓光带领着鱼儿和豆豆去看高振麟和曹茜茹。
这让高振麟和曹茜茹放心和欣慰。
有天，外调的人来到监狱，找到高振麟调查远在西安金老板的事情：他被揪了出来，在劳改。高振麟闻知，马上写了证明，写出当年金老板给他传递过情报、掩护过同志。证明着重写了老石牺牲的事情，要他们去找老石的老婆证明。老石的老婆是穷苦人出身，又在延安工作，后来又到西柏坡工作过，现在已经是领导了，没有被打倒。她接到高振麟的证明信，站出来为金老板作证，才让金老板没有受到多少折磨，劳改五年后释放，回到咸阳老家养老，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
一九七三年，高振麟夫妇被释放。次年国庆节，高振麟夫妇、晓光一家去西安拜谒老石的坟墓，祭奠老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高振麟夫妇退休。退休不到两年，曹茜茹有天出去买东西，过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没有给高振麟留下只言片语。
鱼儿和鱼儿媳妇说服高振麟，于是他搬去和他们一家三口同住。鱼儿只要了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和鱼儿相反，豆豆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三是闺女，老二是儿子。豆豆一家每个周末都会来看望高振麟。看着眼前的儿孙，高振麟逐渐驱散了曹茜茹去世带给他的悲伤。
晓光早已结婚生子。偶尔，他去晓光家，和他们一家小住一段时间。
在高振麟和晓光之间，有个人他们好像是约好了一样从不提起，那就是杨红叶。还有一个心事更是高振麟的秘密，他不敢也没打算告诉晓光他亲生父母是怎么牺牲的，他不想失去晓光。晓光每每看到高振麟欲言又止的神情，不知道高振麟心里还有这样和自己有关的秘密。
调到北京后的高振麟也从来没有去看过杨良书和杨妈妈，他们也不想打扰高振麟的生活，让高振麟有任何思想负担。对于冯劲松和陈茂鹏，逢年过节，高振麟会打电话问候一番。
高振麟晚年的生活是平静的，时常坐在书桌前，想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每每遇到自己的隐秘和“古城”，令他下不了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激发起了身在美国的林晓楚的思乡之情。此时的他已身患胰腺癌，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回国了，回到了老家，叶落归根。他让亲戚辗转打听到了高振麟，他想要见高振麟最后一面。
得到这个消息，高振麟犹豫了：林晓楚是叛徒，现在他回家了，要见自己，在感情上他是无法接受的。但念在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人已古稀，爱恨已成烟云，高振麟还是在鱼儿的陪同下去了林晓楚的老家。
住下之后，高振麟和鱼儿马上赶往林晓楚的住处。
林晓楚住在亲戚家里，还在输液的他看见高振麟进来，那层被灰白的薄膜覆盖的眼球闪现出一种光亮，令高振麟不忍多看，他静静坐到林晓楚床前的凳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