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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作者: 班布尔汗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引子
中国是喜欢“大”的，“大”字之后跟着的总是吉祥、体面，生了儿子，要说得了“大胖小子”；结婚了，要说“大喜”；家里人丁兴旺，便是“大户”；当了官，便是“大人”；统治者丰功伟绩，称为“大帝”……，虽也有“大难”、“大祸”之类不吉利的说法，但相对于褒义词，还是要少得多。
历朝历代的国号尤其如此，都要在前面加个“大”以示威严雄壮：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等，且不说确实算得上大的汉唐，即使偏安一隅或割据一地的政权，也要在国号上加个“大”字。如前段时间火爆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其实是南宋人，那时的宋丢了半壁江山，连首都都不叫“京师”而叫“行在所”，皇帝除了孝宗有恢复之志，其余都萎靡不振，气概上也小的很，委实算不得“大”， 可要是实事求是的说“小宋”，就毫无气势，不要说当时的宋人绝不会自认为“小”，恐怕片子也火不起来了。
相对而言，灭亡南宋的元倒是真的很大，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从其前身蒙古帝国开始便处处要体现其“大”。成吉思汗的汗号虽有多种解释，但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如海洋一般广大的汗”。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到蒙哥汗，祖孙四代马不歇鞍东征西讨，灭国无数，为的就是要实现一句豪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直到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时，暴死于重庆钓鱼城，蒙古的征服巨浪才开始退潮，蒙古帝国也随之崩溃。
忽必烈在打败弟弟阿里不哥后，正式成为帝国的第五任大汗。但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分为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和忽必烈所统治的蒙古本部、中原汉地、云南及西藏五大部分，忽必烈将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地重新整合，建立了大元王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大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等四个大汗也被忽必烈追封了皇帝庙号，但若将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起则不符合实际。就如拜占庭帝国可算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但说起拜占庭帝国史无论如何也不能从罗马建城算起。何况从制度上、文化上罗马与拜占庭已经大不相同。元与蒙古也是如此，随着灭亡南宋，元王朝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敛型王朝，与蒙古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外侵型帝国已是霄壤之别。
以笔者观点，元王朝的历史应从1260年中统建元开始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放弃大都北遁为结束，共享祚108年。
虽然不能等同而论，但作为蒙古帝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元王朝也很讲究对“大”的追求。其国号“元”意思便是“大”，史书曰：“昔之为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以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这么一看元朝的国号翻译成白话文可称为“大极大”，再加上首都也名为“大都”，可说把“大”推到极致。
且不说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可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而极盛时期，伊朗高原的伊儿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东亚的缅甸、安南、占城、暹罗、罗斛、高丽、爪哇及南海诸国甚至印度的马八儿、俱蓝等国均是元的臣属，再加上伊儿汗国有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属国，金帐汗国有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等属国，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向元朝人敞开着大门，元朝皇帝敕旨所到之处，都会得到或真心或假意的尊敬，这样“天下共主”的威势，可说空前绝后。散曲大家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唱诵：“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马致远一生仕途不顺，最大不过任工部主事，晚年归隐林泉，自称“闲身跳出红尘外”，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算不得“既得利益阶层”，这样带有自豪感的咏唱，应是发自肺腑。
元朝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各样的文化都包容囊括，胸襟也很广大，皇帝宣 称各种宗教是自己的五个手指，长短虽异，却都不可废，提倡信仰自由。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汉传佛教，西藏的藏传佛教，欧洲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都受保护，甚至连术忽教（犹太教）、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一席之地。皇帝的宫廷中，各种信仰、各种民族的官员齐聚一堂；社会上，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无所滞碍。这样的开放，中国历史上只有唐和民国方可比肩，而唐朝时，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后起的阿拉伯帝国都称雄一时，大唐天可汗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无法独领风骚；民国时虽然开放，却始终为内忧外患所困扰，国际地位偏低。如元朝这般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强者地位掌控文化交流，二者均难以相比。
这种交流对于中国影响甚剧，直到现在仍然看得到。以现在来说，因为收藏热，在艺术品方面人们感受最深，收藏家马未都在谈到青花瓷时便提到：“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青花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伊斯兰的主色调之一。在古代，蓝和绿是一个色，是主色调。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青花瓷前面，无论中国陶瓷怎么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的突然出现，马上成了主流，七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挑战过它的地位，最后也是败给了它。”还有景泰蓝，“元代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发明的，后来发现元朝就有很多景泰蓝，到了景泰年间，在元代器物上刻了“景泰年制”。其实景泰蓝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中东阿拉伯人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大食，就是阿拉伯地区的古称。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当然，元朝留下的文化交流的遗产，并非近视让人陶冶情操的艺术品，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惠于文化上的交流。
在天文学上，元政府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27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古代的文化交流往往都要因为战争才得以实现，元朝尤其如此，这必然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极大伤害。蒙金战争、蒙宋战争以及最后的元宋战争都相当的残酷，使得中国尤其是北方受创极深，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结果难以抵消这种损失。可元朝建立后因为社会环境宽松，统治者对于文化几乎没有横暴的干涉，使得中国本土文明迅速恢复，总体上得到了进步而并非倒退。
钱穆先生就指出元朝“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于是也就产生了陈垣先生所说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的感慨，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等学人，群星璀璨；
文学上，中国文学所称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前三者均产生于立国三百年左右的朝代，而元曲却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取得并称的地位，产生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大家。诗歌界产生四千多个诗人，存诗十三万余首，而殊为难得的是水平并未低于唐宋，更有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等色目诗人横空出世；
于农学，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
于科学技术，印刷术从毕昇的泥活字进步为金属活字。火炮技术上出现金属火铳，元末战争中，无论元军与义军交战还是义军自己战斗，火铳的使用都是海量，最典型的战例便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产生了汪大渊这样远航非洲的航海家，明朝初年的郑和大航海所依仗的很多便是元朝发展而出的航海技术。黄道婆更是因为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而名垂千古。
《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似乎处处体现“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不能确立国家根本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元朝历十一帝，几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残酷的杀戮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权谋家设计于密室，发难于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况比较少见，动不动就明刀明枪的对垒。皇族、贵族、重臣之间的内耗往往导致举国不宁，国家大丧元气。而这样明目张胆的夺权斗争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间下降。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成宗之后，对外战争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只剩下狩猎和宴会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乐之风，各种游戏种类繁多，如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的地步。国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这样消弭志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时，宫中盛行“大喜乐”的超级荒淫游戏，面对“红巾万千”而束手无策，可说早有前因。
当然，冥冥之中的“天意”也不可忽视。元、明时代是中国天灾极为频繁的阶段，各种天灾频仍。虽然“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但皇位争夺的残酷，皇帝们在位时间的短暂，这样的仁政必定大打折扣。到末帝惠宗时更是几乎年年有灾，尤其黄河决口，数省成为泽国，在加上人祸的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当大都城最终被北京城所替代，中古中国的辉煌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而曾经恐惧“黄祸来袭”的欧洲却因为受蒙古西征残破伊斯兰世界之惠开始了自己的腾飞，当他们也如蒙古崛起时一样用炮船代替战马冲出欧洲时，世界格局便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志重新洗牌。
即使到了今日，元朝的遗产似乎还在若隐若现的影响着我们。
峨冠袍带聚漠北——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龙兴之地”，这并不是仅指其起源于此，更因为这里是一个王朝走向辉煌所需种种要素的孕育之地。其领导者要在这里锻炼、成熟，去具备作为一个王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而辅佐他成就功业的文臣武将也要在这里聚集，组成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智囊团和人才库。
蒙古帝国的龙兴之地无疑是斡难河，也就是今天蒙古国温都尔汗市东北石勒河的支流，现在的名字叫鄂嫩河。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也是初步崛起时的大本营。在走出蒙古高原杀向世界之前，成吉思汗就是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猛将谋士，蒙古人、回回人、契丹人、畏兀儿人中的精英簇拥着一代天骄一步步将籍籍无名的小游牧部落经营成震撼世界的铁蹄洪流。
但对于大元王朝来说，其“龙兴之地”却是在今天内蒙古的正蓝旗境内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地方——“金莲川”。
金莲川地处正蓝旗闪电河（也称滦河）沿岸，原名为曷里浒东川，其地“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浅，大冰负土，夏冷而冬冽，东北方极高寒处也”。 是绝佳的避暑胜地，辽代时便是皇帝和达官贵族们的游猎避暑的所在。到金代，金世宗完颜雍选择夏宫时，来到此处，看到茂盛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 故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在这里修建了凉陉离宫。
北方的游牧民族都不喜炎热，即使占据了富庶的中原，要在故乡草原找一处避暑之地，契丹人如此，女真人如此，蒙古人也是如此。这金莲川后来便在忽必烈时代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成为两都之一的夏都——“上都”。当然，忽必烈刚来到金莲川时，是要经这里经营成为自己的根本之地，而并非仅是避暑的别墅。
1251年，也就是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登基第一年，36岁的忽必烈被任命主管漠南汉地，驻帐于金莲川。这可算是拖雷一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后长时间被压制之后的扬眉吐气。
蒙古帝国第二代人物中，拖雷可算是最为杰出的。成吉思汗时代便随着父亲南征北战，西征之时，三个月内便攻占呼罗珊全境。窝阔台主政时期，更是以四万铁骑进行战略大迂回，借道宋境在钧州三峰山与金军主力决战，一举全歼金军十五万之众，使得“金之精锐尽于此矣” 。不但能力非凡，而且拖雷因为成吉思汗嫡子中的幼子，有着蒙古传统的“守灶”之权，是为“灶主”，可以继承父母最大的遗产，所以在帝国第二代中，实力最为雄厚，即使可汗窝阔台都深为忌惮。在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位之前，更是执掌帝国中枢，做了三年“监国”（这个幼子守灶的传统可说相当重要，日后会给帝国以及后来的大元王朝带来无数变故）。
可也是因为能力超群而又实力雄厚，就必然成为秀于林的木而被“摧之”，在三峰山取得大胜之后的回师途中，拖雷蹊跷的染病去世。各种史书均记载，是因为窝阔台汗患病，需要有至亲之人饮下“巫水”代替窝阔台汗升天，于是拖雷“当仁不让的”做出了牺牲。自然，不论是中国的《元史》，伊朗的《史集》还是蒙古的《蒙古秘史》都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兄弟友爱的表现。可实际情况如何，却并非那么简单，后世学者有推测是窝阔台汗借机在巫水中下毒，除掉这个对自己汗位威胁最大的兄弟，可说相当有道理。
道理在哪里呢？那便是拖雷死后，窝阔台汗屡次侵夺拆分其遗孀嗦鲁和帖尼掌管的拖雷部众和军队，先是将拖雷系的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阔端。后来更是想强迫嗦鲁帖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便名正言顺的将拖雷系所有财产军队划归自己家族管辖。对代替自己死去的兄弟的遗孀如此催逼，可想而知当年的“友爱”含金量有多少了。
蒙古帝国的崛起靠的是男人们的刚强，但在这刚强背后，总有着女性的温柔和智慧在起着作用。成吉思汗就得惠于自己的母亲可额伦夫人和自己的妻子勃儿帖，拖雷一系可以出现两位蒙古大汗和伊儿汗，也是因为嗦鲁帖的智慧与坚韧。面对这窝阔台汗的步步紧逼，嗦鲁和帖尼首先顾全大局，主动割让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以换取家族的安宁。而当窝阔台汗动了彻底吞并拖雷遗产的念头后，则绵里藏针的回复说希望能够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之后，委婉的予以拒绝。
拖雷去世时，忽必烈只有十八岁，虽然已经成年，但一下子没有了父亲的庇护，自己家族又不为新可汗所容，境况自然相当窘迫。人们总是认为贫寒之家在丧失男主人之后会出现“含辛茹苦”的情况，实际上，富贵之家，尤其是王朝的贵族因为所面对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危险，更加要如履薄冰。嗦鲁和帖尼一面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周旋，一面教育抚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几个孩子。虽然钟鸣鼎食，其苦状也可想而知。
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窝阔台家族爆发汗位继承之争，嗦鲁和帖尼趁机支持贵由继承汗位，才算扭转了家族的危机。贵由才能有限，纵情酒色，在位时间又短，对拖雷系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到他去世时，汗位传承又出现了问题，嗦鲁和帖尼趁机联络金帐汗国可汗拔都，同时依靠自己小心保存下来的拖雷系军队，一举掌控了帝国中央权力，让自己的长子蒙哥成为了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蒙哥继位的库里台大会上，几个弟弟包括忽必烈在内负责维持秩序，监视宗王和将领。待到仪式结束，大局抵定，就将几位弟弟都安排到要害地区，掌管实权。忽必烈是弟弟们中最年长和最有能力的，被委派掌管漠南汉地。
【正文】
可能是母亲嗦鲁和帖尼的教育不分主次，对所有的儿子都寄予厚望，使得无论哪个儿子都思“大有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甘于人下的。忽必烈尤其如此，还在蛰伏期，便很不安分，所谓“始居潜邸，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幅奏，争进所闻”，在他身边“论定大业，厥有成宪”，从而聚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形成了日后“金莲川幕府”的雏形。
忽必烈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幕僚，对日后“行汉法”，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河东交城人张德辉，字耀卿，号颐斋，原在金朝在御史台衙门供职。金亡后，投到蒙古大将史天泽幕下，1247年成为了忽必烈身边幕僚。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从此便留在忽必烈身边。
其三是河南许州人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早年在杨惟中幕下，后被引荐给窝阔台汗。1241年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而走，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在忽必烈四处寻访人才之时复出，投在忽必烈门下。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三人在忽必烈身边，不知有多少建言献策，但最重要的往往就一句话，决定了忽必烈日后的政治走向。
张德辉在面对忽必烈所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时，慨然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这番话，可说是解除了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试想，金朝汉化很深，结果在蒙古的进攻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把其灭亡和儒家学说分开，怎么会让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帮助治国呢？
刘秉忠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这话千百年来一直为劝谏开国皇帝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话，对于武功极盛而文治极不足的蒙古帝国来说，更是至理名言。
姚枢则简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 ，更提出救治时弊的具体主张：立省部,庶政出于一途;举贤任能,慎重选拔,裁汰冗员；废除世袭,颂行奉禄;打击贪脏,广开公道;定法律,审刑狱,生杀大权归于朝廷；设监司,明黜陟,分辩善恶;定征敛,简驿传,减轻地方州县之负担；建学校,重儒学,培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搞好社会风俗；重农桑,轻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减轻民众负但；奖励耕织,抚恤鳏寡;推行屯田,以实边防；通漕运,广储蓄,以备饥荒；立平准,管物价等等。
张德辉、姚枢、刘秉忠已经是在将忽必烈看作日后一个开国帝王来培养，而忽必烈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日后的宰辅来使用。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当时的情况来看，忽必烈完全说不上必然会有日后那么光明的前途。但在众多蒙古的贵族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汉法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借之成就事业的皇族子弟。即使明知道忽必烈恐怕难以在日后的博弈中胜出，张德辉等人也必须一试。
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汉奸”，似乎不该为异族出谋划策。但是，儒化很深的金朝、西夏已经灭亡，那个一直苟延残喘的南宋虽然可称是“中华正统”，却是扶不上台面，灭亡只是迟早问题。这些儒生要想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还能依靠谁呢？
到蒙哥称汗，忽必烈出镇漠南汉地，当初那些还看似缥缈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无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身边的谋臣们，都开始加大积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对于人才的储备，更是四方延揽，不遗余力。很快，在藩邸旧臣的基础上，大批汉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莲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莲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证的有六十余人。除了先前所说的刘秉忠、张德辉、姚枢外，又有赵璧、王鹗、张文谦、窦默、许国桢、郝经、许衡、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焕等等。再加上一直充任忽必烈王府宿卫的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库。其中，姚枢、刘秉忠、张德辉、张文谦不但学识广博，而且足智多谋，是忽必烈的智囊；廉希宪、阿里海牙有勇有谋，是绝阵战场的将才；赵璧、郝经、马亨善于理财，帮助忽必烈掌管钱袋子；王鹗、徐世隆文采飞扬，作文倚马可待，是忽必烈倚重的笔杆子。有他们在身边，忽必烈想不成就一番大事业也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日后在大元朝廷中“布列台阁，分任岳牧” ，成为蒙古帝国向大元王朝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班底。
依靠这些人才，忽必烈开始着手治理久被战祸所荼毒的中原地区，派杨惟中、高挺、史天泽、廉希宪分别管理邢州、河南、陕西等地，“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上都城。当然，在这里筑城，并非仅是为吉祥，更是因为此处北连朔漠，难控江淮，是经营天下的根本所在。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人才、民心、物资、根据地的种种准备，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更是确定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方针。所缺的，恐怕就是作为自己哥哥的帝国大汗蒙哥能够早些驾崩，让自己来继承大位，那么一切都顺风顺水了。
可是，无论是蒙哥汗还是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其他贵族，对忽必烈的种种作为都十分不满。他要想没有流血和争斗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能是一种妄想。后面的路虽不算很漫长，却也充满着艰辛和危险。
以后人的“后见之明”，认为忽必烈选择汉化是理所当然，进入中原，被汉文明所包围，不汉化又怎么样呢？
实则不然，蒙古与在其之前的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满族不同，后三者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对汉文明也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对汉文明也没什么体会。
当今世界，武力的强大与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越是文明的国家，科技发达，武力也就可以独步世界。而13、14世纪的地球上，越是文明的国家越是因为其文明导致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军事力量互相掣肘从而变得软弱，文明的优势根本无从体现。此时的蒙古从成吉思汗开始，四处攻伐，天下无敌，不会因为文明的落后而有自卑感，无论汉文明还是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他们来说至多只有“器物”上的可取之处，而绝无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方面的学习必要。在有着全世界最强大武力的民族，很难愿意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学习的。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无论勇猛也好、庸碌也好，无不认为蒙古传统是最好的，祖先留下的扎撒和箴言便是金科玉律，莫说“汉化”，就是稍有不遵都是犯罪。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以及诸多贵族均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看到帝国日后的统治重点以及认为帝国需要改变统治方式，并在潜邸时便慢慢做着准备，这样的勇气和眼光是极为难得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人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忽必烈在当时的蒙古贵族中无疑算是先知先觉者，他已看出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蒙古传统的种种制度已经不适合统治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要想使辉煌继续，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已经统治了中原的蒙古人，走向汉化，也就是必由之路。
蒙古帝国崩溃后各自为政的其他汗国最终也走上了向统治地主体文明学习的道路，但相对于忽必烈，都只能算是“后知后觉”，北亚和东欧的金帐汗国在传到第七代可汗月即别汗时才确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直到1346年分裂之后，统治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尔汗才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西亚的伊儿汗国也是在传了六代可汗之后，才出现了合赞汗进行伊斯兰化的大改革。至于坚持蒙古传统的海都、阿里不哥，便要算是“不知不觉”了。
当然，忽必烈的“先知先觉”鲜克有终，以至于元朝最终也没能成为北魏或是清那样的朝代，却又是后话了。
兄弟阋于墙（上）——忽必烈与蒙哥汗的暗斗
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希望继承者能够“甚肖朕躬”。这是一种渴望让自己的功业能够在后人身上继续发扬光大的期盼。而继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可汗，要说最“肖”他的，恐怕要算两代之后的蒙哥汗了。
窝阔台汗能力上并不逊色于父亲，在位期间，确定赋税制度，修建和林城，派遣“长子西征”直抵多瑙河，并最终灭亡了世仇金朝。但相对父亲的刚猛雄峻，却显得软化了很多，时人评价他“天容睟表，一类释迦真象，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简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廓廓无事” 。因为嗜酒和滥赏，使得取得的功业被很大程度的抵消了。嗜酒不用说，窝阔台汗在位短暂，仅十三年就去世便是最大的恶果，而滥赏，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伊朗史学家拉施特编纂的《史集》中记载，和林城修建完成后，窝阔台汗一次巡查国库，看到存有两万金巴里失。便道：“要这么多积蓄有什么用呢？还得派专人来看守，让所有愿意得到金子的人来拿吧。”于是乎，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商人、士兵一人拿一份，皆大欢喜，可国库一下子空空如也。要是有用钱的时候怎么办，窝阔台汗就不管了。另一位伊朗史学家费志尼在自己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没有人得不到他的赐物或份儿离开他的御前，也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见‘不’或‘否’字。” 蒙古帝国的财政混乱，时常入不敷出的弊端，便是从这里开始，有元一代也没能克服。
窝阔台汗去世前，原本定自己的三子阔出之子失烈门为继承人。可皇后脱列哥纳凭借自己临朝称制五年之间的机会四处活动，让自己的长子贵由继承了汗位。这一变故，可说是窝阔台家族的悲剧。贵由其人能力远逊乃父，而又有着父亲嗜酒的毛病，其在位三年而亡，没什么作为。窝阔台家族从此衰落，而拖雷家族则终于咸鱼翻身。
在《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为继承人时，窝阔台曾经担心地问道：“在久远的将来，我的子孙中生出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臭东西，怕做出射麋鹿而中小鼠的事情来，怎么能够传承汗位呢？”成吉思汗回答道：“如果，窝阔台的子孙确实是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东西，那么我们家族血脉中还生不出个英杰之人吗？” 也许窝阔台当时就看出自己的长子不堪大用，才有了这样的担忧吧，他去世前选定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本想避免自己担心的局面出现，结果妻子不懂事，该出现的还是出现了。倒是成吉思汗似乎有着先见之明，窝阔台虽然孩子不争气，可拖雷一系果然出了一个可与自己媲美的可汗人选，那便是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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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是个性格“刚明雄毅”的人，年少时便很受窝阔台汗的器重。在母亲的精心操作以及叔伯哥哥拔都的鼎力支持下成为可汗后，立即便扭转了窝阔台汗、贵由汗时期财政窘迫、政出多门、中央软弱无力的局面。不但控制滥赏，整顿财政，而且事必躬亲，“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这样的勤政，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明太祖和清世宗可以相比。很快，窝阔台汗晚年和贵由汗时代衰微的汗权得以巩固，蒙古帝国再次焕发了成吉思汗时代的雄浑之气。
可是，蒙哥汗是个“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的人物，对于祖父传下来的蒙古传统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不愿意接受任何被征服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影响。对于忽必烈安定漠南汉地的作为，他自然很满意，但当忽必烈越来越倾向于汉人儒士，开始有意无意的改变蒙古传统的时候，他便不能容忍了。
在即位之初，蒙哥汗对于忽必烈有着百分之二百的信任，让其掌管漠南汉地军民一切事物，几乎与封国无异。在当时的蒙古帝国来说，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便是中原，忽必烈身边臣属无不弹冠相庆，只有姚枢闷闷不乐。忽必烈问其故，姚枢答道：“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如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见夺。不若手握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 忽必烈恍然大悟：是啊，国家根本重地给了我，哥哥要是日后后悔，可就麻烦了。于是上表要求只领军事，蒙哥汗可能这时候也明白了过来，于是欣然照准。
亲兄弟地位一有差别，便立即开始互相动心眼，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倒不是帝王都无情，而是权力的巨大诱惑，任何人都会展露人性最丑恶的一面。骨肉亲情与天下至大的权柄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不过，兄弟二人的第一次暗斗，总算在姚枢的未雨绸缪之下隐然无声的度过了。蒙哥汗没有减少对忽必烈的信任，1252年，委派他南下攻打大理国。当然，地处偏僻而又没有多少油水的大理国并不是主要目标，蒙哥汗的战略，是要以大理国为踏脚板，包抄消灭当时最富庶的国家——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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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可算是中国古代各边疆政权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了，这当然要拜武侠大师金庸先生所赐，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传奇曾经不知让多少或年老年少的“金粉”为之痴迷。可惜，历史中的大理国可没那么威风，其太祖段思平在云南建立大理国后，一直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关注于内政，在当时世界上不显山不露水的。历代皇帝无论宋朝同不同意，都奉宋皇为宗主，对内往往被权臣制约，可说“南帝”做得都不怎么舒服。待传到十二代上德帝段廉义时，出现权臣杨贞义之乱，上德帝被杀。而另一权臣高智濂又起兵杀杨贞义，扶立上德帝之侄段寿辉为帝，是为上明帝。按说高家也算是霍光一类的人物，可忠臣没做多久，高智濂之子高升泰便废掉上明帝的儿子保定帝段正明（这就是《天龙八部》里段誉的伯父了，可惜没有小说里那么厉害）自立为王，并改国号为“大中”。
可能真是天佑大理，高升泰只当了一年“大中王”便一命呜呼。临死前也感到自己悖主篡位于心有愧，于是恢复大理国，立保定帝之弟段正淳（段誉的父亲，也是很窝囊的）为帝，高家则做了“中国公”，掌握实权。从段正淳起，大理国便被称为“后理国”。
到忽必烈准备兵威相加的时候，后理国主已经传到了第八代段兴智，依然是傀儡，真正的当家人是高升泰的后人第十四代“中国公”高祥。君臣二人都没什么才能，国家衰弱不振，内忧有丽江的麽些蛮割据和建昌府段氏自立府主不听调遣，外患则有云南西部和缅甸腊戍一带的金齿诸国逐步蚕食国土。本来已经应接不暇，蒙古大军又压境而来。
蒙哥汗为了这次南征下了大投资，让名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统领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统领东路军，忽必烈自领中路军并担任总指挥。三路大军共十万之众，浩浩荡荡南下大理。而忽必烈也将自己金莲川幕府中的核心人物姚枢、赵秉忠、张文谦、廉希宪等人带在身边参赞军务。
既然那要打云南，就要路过四川，可四川此时还是南宋国土，要是硬闯就成了伐宋而不是灭大理了。于是三路大军只好取道吐蕃。吐蕃在吐蕃帝国灭亡后，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1235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第一次用兵吐蕃，吐蕃各地大小领主在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斡旋下，相继归附。但还有零星领主没有臣服，忽必烈这次借道，搂草打兔子，顺便将一些桀骜不驯者征服，没等进入大理国境，先和吐蕃人打了几仗，算是热身。
1253年10月，忽必烈的中路军和兀良合台的西路军进入大理国境，来到金沙江畔。史载忽必烈驻马江边，看着滔滔江水，凝神良久，直到随从提醒才回过神来。也许是感到此番出征路途艰险，现在到达目的地，很有感触；也许看到江水奔流而感到年华易老，应尽快有所作为吧。若是忽必烈精通汉语，懂得作诗，想必会有感怀之作留下的。
大理国主段兴智听闻蒙古军杀到，便想投降，这也怨不得他没骨气，虽然大理国表面上姓“段”，可自己和祖先都是权臣的傀儡，国家早就不是自己的了，何必冒险打仗呢？可“中国公”高祥却坚决主战，理由正好相反，虽然自己不是皇帝，却是“太上皇”，大理国是自己的家业，怎能拱手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