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的第二代君主，被称为“龙颈”。所谓“龙颈”，也就标志着既不可能如龙头——开国君主一般那么声名显赫，也不如龙尾——末代君主一般让人记忆深刻，他们往往被前辈的光辉和后辈的黑暗所掩盖，很少被人注意。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隋炀帝杨广。不过前者是名为龙颈实为龙头的代表，而后者则是王朝二世而亡的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完全发挥龙颈应有的作用，更多的做了龙头和龙尾该做的事。
很么是龙颈该起的作用呢？就如脖子是联通大脑和身体的重要器官，脖子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运转。所以，承上启下，变乱为治，便是龙颈的责任。因为第一代君主戎马倥偬，将动乱的天下初步整合起来，但要完成一个帝国大厦却往往或因天不假年或因力有未逮而不能如愿，那么一个合格的第二代君主就需要平息没能彻底平息的动乱，完备没有完备的制度，启用没有发现的人才，完聚散漫的百姓。可以说，第一代君主是要打好地基，而第二代君主则是要打牢地基。
我们发现，凡是第二代君主担当好了龙颈的角色，一个“盛世”便会应运而生，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等。
那么，大元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元成宗铁穆耳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龙颈呢？可以说他既是又不是。说他是，是因为由于他的垂拱而治，善于守成，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延续了六十一年；而也正是因为他不思变革，抱残守缺，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只延续了六十一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既是蒙古帝国继承者，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于大都紫檀殿，庞大帝国的心脏一时间停止了跳动。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集权国家来说，最高统治者的死亡或变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
所幸，老皇帝虽然享寿近八十岁，但在暮年并没有糊涂，早就在物色继承者的人选。当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仁慈孝友的真金太子先他而去后，他已经把眼光放在了第三代皇孙们的身上。
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大皇后察必所生的嫡子有四人，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四子那木罕。朵儿只早逝，因此真金才为太子，可是因为忽必烈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儿子们一个个都没能熬过父亲，真金、忙哥剌、那木罕都先于父亲离开人世。八个庶子中，也只有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死在父亲后面，然而首先他们或才能平庸或有过过失不可能被考虑，另一方面接受了礼法制度的忽必烈也会选择庶子继承皇位。第二代既然无法指望，也就只好寄希望于第三代了。
在伯颜一章中介绍过，第三代中只有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有资格入选。可甘麻剌才能平平，且在与窝阔台汗国交战时吃过败仗，对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来说这是大忌。铁穆耳倒是在镇戎漠北之时颇有战功，马可•波罗称赞他“生性善良，智勇双全，曾在几次大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敢。” 而且，真金太子的太子妃，铁穆耳的母亲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和察必这对老夫妻的喜爱，公公婆婆疼儿媳妇，便会爱屋及乌对儿媳妇所喜爱的孩子也另眼看待。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和母亲感情比较淡漠，远不如铁穆耳。阔阔真对铁穆耳的偏袒，自然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
本来铁穆耳已经胜出自己的二哥了，可他却也有一个要命的缺点——酗酒，“铁穆耳合罕是一个酒鬼。无论合罕（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他，都没有用。以至于合罕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一些护卫盯着他，让他们不给他酒喝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样的毛病，铁穆耳虽然比哥哥强过很多，已经处于无竞争对手的地位，可“皇太孙”的名分却迟迟定不下来。直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才把原本真金太子的“皇太子宝”印授予铁穆耳，但也没有正式颁诏确定他的地位。
于是，在忽必烈驾崩之后，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在上都举行“库里台大会”来选定皇位继承人，晋王甘麻剌趁机想要和弟弟一争高下，多亏托孤之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鼎力支持，铁穆耳才顺利的成为大元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元成宗、完泽笃汗，改年号元贞，以明年为元贞元年。
因为爱喝酒而让十拿九稳的事出现变数，铁穆耳痛下决心戒了酒，“现今当他做了合罕之后，他自动的戒了酒，喝的稀少了，从前忽必烈合罕无论怎样要求和强制，都不能阻止他饮酒。当他成为最高权力的主宰之后，至高无上的神就从他心中把对酒的嗜好给驱逐出去了。”
“至高无上的神”云云自是没有，但能够戒掉酒瘾却是需要极强毅力，要知道，除了毒瘾，酒瘾可说是最难戒除的。
做了皇帝，自然要诏告天下，既要对上一任皇帝做一个大概的评价，也要对自己今后的施政方针做一下说明，在颁布的即位诏中，成宗除了对祖父做一些“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之类的颂扬，还要对自己的合法性作出明确，指出父亲“德盛功隆，天不假年”，所以自己才会“仰荷先皇帝殊眷”，得以“ 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祖父去世后，自己受到“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的推举，才名正言顺的继位——我当皇帝是绝对没有任何法律和传统的问题的。
继位之后，要怎么干呢？成宗提出“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也就是说，先帝的制度、规矩自己要奉行不悖，先帝重用的臣子自己要继续倚为干成。
忽必烈称帝之时，指出要“祖述变通”，因为他要开创新的帝国框架，名为继承实则创业。而成宗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要守成，保住爷爷留下的遗产，因此必须要对成规“罔敢失坠”，这是所有守成之君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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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首在用人，想要“恪守成宪”，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官僚系统便要尽可能的与前朝保持一致。同时，针对党争之类的情况，新皇帝也要有所调整，成宗一朝，所用宰辅重臣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基本上较为持平。而以施政理念而言，则也是汉法派、理财派平分秋色。
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中，理财、汉法派的血腥争斗已经归于沉寂，忽必烈重用的完泽、不忽木、伯颜、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虽都不是汉人，却基本上是儒臣和倾向汉法者。对于这些人，成宗继续委以重任。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这三位重臣便成为朝臣中最尊贵的“三公”。完泽仍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
可就如前文所言，伯颜、玉昔帖木儿两位重臣都在成宗即位第一年便相继去世，月赤察儿又在大德五年前往漠北辅助成宗的大哥晋王甘麻剌对付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因此成宗一朝执掌朝政时间最长的却是政坛“小字辈”完泽。
成宗一朝先后有四位丞相，均是蒙古人，但却大半为汉法儒臣，完泽秉政时间最长，最受信任。伯颜、玉昔帖木儿去世后，完泽被拜为太傅，成为三公之一。既是右丞相，又是太傅，施政理念几乎贯穿了成宗执政期。其人是坚定的“平和主义者”，讲究“恪守成宪”，于朝政能少动便少动，而且喜欢“与儒臣论定朝仪”，时人称“ 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 完泽去世后继任为右丞相的哈剌哈孙虽为功勋贵族，却也坚持用儒家理念治国，“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倒是与哈剌哈孙并列朝堂的左丞相阿忽台是位伊斯兰教徒，颇有理财之臣的风范，可元朝以右为尊，左丞相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日后这位阿忽台在成宗去世后欲图协助安西王阿难答夺位，却被哈剌哈孙轻易击败。
宰相领袖群臣，而平章政事作为“副宰相”，则更关乎朝政施行。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先后有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九人。不忽木是世祖朝末期汉法派领军人物，被称为“纯儒”。阿鲁浑萨理是畏兀儿人，受业于国师八思巴，原本精通佛学，后“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从而成为以“治天下必用儒术” 为根本理念的儒臣。与他相反，梁德珪虽为汉人，却信奉伊斯兰教，回回名叫做“暗都剌”，意思为“真主的仆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七人均属于色目人。这样看来，似乎副宰相中“理财派”较为占优，但赛典赤•伯颜（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孙）、梁德珪、八都马辛等人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等人不同，不但理财能力超群，而且并不擅权谋私，没有另立尚书省，在中书省内与完泽、哈剌哈孙共事并无抵牾，清理户籍，整顿税课等卓有成效，乃至“大德间颁赐倍于至元而赋不略加”。
以赛典赤•伯颜为例，他是元代“三伯颜”之一：有元一代有三位著名的伯颜，一位便是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一位是元末大权臣伯颜，还有便是这位有着著名的爷爷，而自己也以理财闻名天下的赛典赤•伯颜。其人在中枢十年之久（至元三十年到大德七年），主要的功绩便是提倡节约开支、清理江南户籍和整顿选官之法，对于成宗一朝的政治和经济的平稳很有贡献。唯一的“污点”，便是请旨启用了“阿合马党人”阿里。不过阿里其人只是当年依附于阿合马，自己本身没什么过分的劣迹。成为平章政事后，干的也都是漠北购粮，整顿江浙财政之类实际的活。有历史问题，朝中又有不满他出山的势力存在，所以阿里从始至终也没有兴风作浪过，到大德九年去职后，其行踪都不为正史所载。
平章政事是副宰相，而中书右丞、左丞则可算作是“助理宰相”，在成宗一朝任中书右丞、左丞时间较长者有五人，分别是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是深谙儒学的汉人。何荣祖在世祖时便是元代第一部法典《至元新格》的编撰者，成宗时更进一步编定了《大德律令》。张九思在世祖朝便是工部尚书，阿合马被杀案时，便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假太子的真相。杨炎龙、何玮是真金太子生前便十分看重的儒臣，尚文更是粉碎答即古阿散诬陷真金太子的阴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谋主”。
不厌其烦的列举成宗一朝的宰相班底，读者应该已经有所明了。这样的宰辅班子，最大的特色便是持中、平和，没有哪个政治派系可以独大，政治稳定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成宗一朝除了并不伤筋动骨的御史台和理财之臣的政争之外，没有出现世祖时期血腥的政坛风暴便是明证。但是，这样的行政安排若要让国家有大的起色，则需要一位思大有为而心思缜密的君主，否则便会流为“不痛不痒之天下”。不幸的是，成宗铁穆耳恰恰是一个粗心大意而较为慵懒的皇帝，作为宰辅之首的完泽又是以恪守成宪作为最高施政要求，因此成宗一朝也就有了无所事事、人怀怠心、政令难行的低效作风。
【正文】
世祖朝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七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十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 。时人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的低效，耐用“一紧二慢三休” 进行讽刺。成宗对此很有意见，大德三年他申斥六部官员说：“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 这是在要求官员们提高行政效率，实心用事。可这句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位已经六年，竟然连六部官员“昔未知其人为谁”，担任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职务，成宗这是否也算是“渎职”呢？长时间弄不清各部委长官的名字，那么对于地方官恐怕更是知之甚少，成宗想教育臣子好好工作，却先暴露了自己的不用心。教育的成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育没起作用，成宗便用惩罚的方式进行整肃。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可是，所谓上行下效，皇帝本身不勤政，即使有惩罚机制，臣下的怠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教育不行，惩罚无效，成宗也曾想过用选拔新鲜人才的方式改变政府的工作面貌。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成宗仅继位五个月，便“诏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六年（1302）六月，又“建文宣王庙于京师”，将儒学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予以推广。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成宗在所下诏书中提出选拔人才的主张，曰：“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
话说得不错，可纵观成宗一朝，没有如科举这样的固定选拔机制，这举贤才的主张始终只是聊胜于无，真正可以匡补时弊的能臣并没有能够充实到实际岗位上，更枉谈进入中枢革故鼎新。
成宗庙号中的“成”字，在谥法中内涵相当丰富，竟有二十个解释——“安民立政曰成；刑民克服曰成；佐相克终曰成；制义克服曰成；礼乐明具曰成；持盈守满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达强立曰成；经德秉德曰成；民和神福曰成；道兼圣智曰成；夙夜警戒曰成；曲直赴礼曰成；仁化纯被曰成；不忘久要曰成；德备礼乐曰成；德见于行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内德纯备曰成；坤宁化洽曰成”。可说德才、事功、礼乐、教化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如“安民立政、佐相克终、仁化纯被、持盈守满”之类，成宗可说及格，而“礼乐明具、通达强立、道兼圣智、夙夜警戒、不忘久要”之类可就差强人意，一味的守成，虽然能够与民休息，但弊病不除，得过且过，也就不能发现突出的矛盾而予以处理。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需要后继者解决的问题，可说成宗都没有能够解决，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些问题不至于放大而已。
懒惰的皇帝加上低效的行政机构，这样的组合来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想不出事也难。可历史上的算数总不是简单的正正得正，负负得负，成宗朝看起来不尽人意的政府在其统治前期却大有承平气象，官民两相安，这就不得不说归功于他在坚决守成的同时，变武功为文治，推行与乃祖相反的好静不好动政策——不那么积极进取的政府客观上促成了与民休息环境的形成。
守成是要“不变”，可变与不变总是辩证的，要守成除了“恪守成宪”，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先帝一些政策也必须要有所调整，否则“成”必定难守。元世祖忽必烈“定官制，立纪纲”，“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 。和西北驻蒙古汗国交兵是为了维护宗主权威，平灭南宋是为了一统天下，这都无可非议，但征日本、安南、缅甸、爪哇等等战役，全都是毫无意义的“面子工程”，且因为种种原因败多胜少，劳师糜饷，百姓也负担沉重——仅就征讨日本、安南和爪哇等国进行的打造船只的差役，就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被征发的工匠、民夫“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冻死、病死不知其几” ，“工匠、牛畜死者相望。” 而四处征战产生的繁重军务开支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弥补空虚重用理财之臣又导致政争不断，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政策变化频繁而百姓无所适从的情况。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泱泱大国最忌讳的就是政策多变。
成宗一继位，便停止了对安南的进攻，释放安南使节，同时又拒绝了大臣继续讨伐日本的建议，派使节出使日本。除了对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仍要继续之外，所有对外战争全部叫停，并颁布了一系列养民之法，终于实现了大元开国以来迟迟未能实现的“与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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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廷机构来说，世祖末期废黜尚书省，成宗时代虽然用过理财之臣，但始终没有再复立；海外贸易上，世祖朝末期制定了“市舶司法二十三条”，对海外贸易进行了规范，成宗一朝仍然遵行不悖，虽有过一次海禁，却也是因为朱清、张瑄一案造成的连带影响，很快便又开禁了；以税法来说，世祖时代的定制，成宗也没有大的变动，如税粮，只是“复定上都、河间输纳之期” ，因为这两处一个气候寒冷，收获季节较晚，一个气候较暖，收获季节较早而已；如科差 ，将原定纳奉钞户的全科户、减半科户扩展为全部纳科差之户，也只是因为初时的复业户和渐成丁户（也就是经济困难需要照顾才能恢复生产的民户）已经不复存在了。倒是在江南实行的两税制，世祖时代只在江东、浙西征收夏税，其他地方只征收秋税，成宗为了增加收入，“始定江南夏税之制” ，在南方各地开始征收夏税。不过，两税制是宋朝旧制，世祖时代名为两税实则一税，成宗只是使之名副其实而已。
中国自古便是以农立国，与民休息首在重农。成宗一朝对农业、农民多有爱护条令，指出“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 ，“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 。同时，成宗屡屡下诏减免赋役，规模较大的便有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减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元贞元年（1295年）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元贞二年（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大德二年（1298年）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停止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大德三年（1299年）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大德八年（1304年）下令天下官员体恤民情，减省刑罚，免除灾民差税一至三年不等。在国家减税的同时，也下令富户、田主减免佃农地租，至元三十一年便因为减免税赋总是恩及富户田主，而“其佃民输税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于是下令“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大德八年更是将江南地区富户减免地租设为定制：“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
减免农税之余，成宗也较为注意社会救济，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 ，“贫民疾病，失于救疗，坐待其毙，良可悯焉。宜准旧例，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朝廷出钱赈济和赏赐百姓，也并不吝啬：“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 史书上，随处可见“以伯遥带忽剌出所隶一千户饥，赐钞万锭”，“ 赐诸鳏寡贫民钞二百锭”，“ 以陨霜杀禾，复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 赐章河至苦盐贫乏驿户，钞一万二千九百余锭”，“ 赐贵赤亲军贫乏户钞四万一千五百余锭” 之类的记载。
成宗执政时期，北方“京畿所储充足”。江南也摆脱了灭宋战争的创伤，“世道清平，人获休息”。 成宗确有守成安民之功。
解决前代问题毕竟是杰出者的工作，这样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皇权历史中能数出来的不过十个左右。能够让已有的问题不至于扩大，维持一个尚可的条件以待来者就已经是算是及格的君王了。成宗铁穆耳在元朝诸帝中被评价为“不好不坏” ，以笔者之意，如以百分制计算，他的得分可在七十分。
七十分不算高分，想来成宗若知道笔者这样评价他一定会不满，但这并非笔者要贬低他，实在是这位大元王朝的龙颈虽有善政也弊政连连，两相抵消，得个七十分，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正文】
善政咱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再犯世祖时代的过失，可算“惩前”，但很多根本问题未能触及，没有做到“毖后”。而弊政却是开了先河，使得后世诸帝竞相效仿，流毒长远。
成宗的弊政主要和财政有关，也就是说国库缺钱。而缺钱的原因，则并非因为战争、宫殿建设之类史上常见的花钱项目——其一，赏赐宗王皇亲耗费无度；其二喜爱珍贵宝石，不惜巨资从海外采买。
先来看滥赏。
打开《元史•成宗本纪》，粗略翻一下，便会看到一次又一次赏赐宗王皇亲的记载，而且每次出手阔绰。这里随便拿出几个例子，可见成宗不拿钱当钱之一斑：
“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
“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合迷里的斤帖林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
“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诸王伯答罕、末察合而部贫乏者三千锭，伯牙兀真、赤里、由柔伯牙伯剌麻、阔怯伦、忙哥真各金五十两，银、钞、币有差。”
“赐诸王不颜铁木而、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其幼王减五分之一。”
“赐诸王合班妃钞千二百锭、杂币帛千匹，驸马塔海铁木而钞三千锭。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 物，赐钞千三百余锭。”
……
这样的赏赐分开来看，还不算惊人，但成宗几乎是大赏三六九，小赏月月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加起来可就向天文数字迈进。世祖时代，财政危机往往是战争打出来的，到了成宗朝，基本是赏赐赏出来的。成宗刚一登基，赏赐就没完没了，中书省大臣不得不建言皇帝花钱注意点，量力而行：“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 到了第二年，中书省官员更进一步建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 成宗表面“从之”，可依然我行我素。
成宗给块银子当土块的性格，并不像遗传与父亲、祖父一系，倒和他的曾伯祖父窝阔台汗很相似。当然，成宗这么大手大脚赏赐宗王皇亲，也并不是如窝阔台汗一般视钱财如无物，而是有着不得以的苦衷：毕竟自己并没有无可辩驳的继承人名位，爷爷忽必烈始终没有正式册封自己为“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而在确定地位的“库里台大会”上，自己是仗着重臣的威慑才压服了大哥及其支持者。可想而知，登上九五之尊的成宗并不像自己在即位诏书中所说的那么理直气壮。皇帝既是一国之主，也是一家之主，亲人们的支持和大臣们的支持一样重要。大臣的支持可以靠加官进爵来回报，而皇亲们地位已经极为尊贵，能回报他们支持的只能是超过惯例额度和次数的赏赐了。
这样的情况就如魔咒一般，成宗之后皇位的传承，几乎每一代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成宗开始的这种贿赂型赏赐似乎是避免同室操戈而巩固皇位合法性的最佳方法。于是，“滥赐”成为元代痼疾。
帝国时代，皇位是否稳固关乎国本，也关乎万千百姓的生存，能用钱解决的事情的确比流血解决要好，为了稳固皇位而拼命花钱虽说透着呆，也还有情可原。可成宗另一宗花钱大项目，就只能看作是奢侈和虚荣了。
这便是“中买宝物”的花销。
所谓中买宝物，就是从海外购买的珍惜珠宝用来上供给皇帝。皇帝是天下最有钱的财主，买些奢侈的宝石之类装饰自己的服饰，按说并不过分。但中买宝物的对象，是盛产宝石的中亚、波斯、印度等地，那么常年以经商为生，掌握与这些地区贸易路线的色目商人自然就会成为承包商。色目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便勾结朝中的色目大臣，以向皇帝呈献海外宝货的形式，而从政府那里取得数倍、百倍的赏值，而色目大臣用权力入股，自然要从中分取大利。
世祖忽必烈在打仗方面很舍得花钱，但在私生活上比较简朴，对于中买宝物并不重视，在位期间，一些色目商人经常拿些宝石珍珠之类在皇帝面前“促销”，总是被“帝以无用却之” 。而到了成宗朝，不但对促销的来者不拒，还经常组织采买。
皇帝喜欢稀罕宝物，也就不会问价钱，商人、权要又从中哄抬物价，这么一来，为买宝物而花销的银钱自然以骇人的速度从国库中流走。
这里只举一例，成宗曾经从“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用来装嵌帽顶，竟然估价中统钞14万锭。光一个帽子的装饰就如此昂贵，皇帝、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每人的帽服何止千套，需要装饰的宝物要花多少钱，也就可想而知。在伊朗史家拉施特的《史集》中，也记载了成宗买宝石的巨额费用及其中的贪污情状：“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宝石和装饰品，并把它们卖给了合罕（指成宗）。异密们、宰相们和旧货商人来了，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
成宗自己喜欢宝物，而因为他的影响，“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其对于国家财政的危害，也就一直贯穿元朝始终。
张弘范之子张珪曾对成宗开“中买宝物”的恶例有过切要的评价：“中买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锚株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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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珪的话切中时弊，不但说出了“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的奢靡浪费，更指出在买卖中隐藏的“蚕蠹国财，暗行分用”的贪贿行为。成宗朝腐败案时有发生，虽然也有官员在掌管税赋时中饱私囊，比如大德三年（1299年）发生平章教化、的里不花，行台中丞张闾在领财赋时盗钞数十万锭的案件。可更多的贪贿则是存在于中买宝物的贸易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便是朱清、张瑄之案。
朱清、张瑄都是海盗出身，在南宋时受招安，宋亡后降元。二人因长年在海上谋生，极为熟悉海路运输。至元十九年向元廷建议以海运代替漕运作为南粮北调的运输方式，经试航成功后，每年海运北上粮米达三百万石，全然解决了南粮北运不畅的问题。他们开辟的开洋港刘家港（今今江苏太仓市刘河镇）也很快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的“六国码头” 。二人因功得到卓拔，朱清升至海道中万户、大司户、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二人身居高位，又掌管海运，“得以与诸番贸易” ，自然也在中买宝物中获得不少好处。大德六年，二人因被告发有谋逆情事遭到诛杀。
朱、张的败亡虽然看似是因为谋逆，但却牵扯到经济问题。对此案的调查中，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多名高官行贿，数额巨大。成宗盛怒之下，将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梁德珪、段真、阿里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全部撤职。并派遣官员查办国内贪腐情况，审理冤案五千一百七十六件，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获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
可这种一日之间宰辅一空，一时之间天下反腐的情况在成宗一朝仅出现了这一次，大多数腐败案件到了成宗手上通常都是“俱敕不问” ，皇帝态度如此，各级官员也就纷纷养痈遗患。
滥赏和中买宝物已经使国库不堪重负，贪腐使得大量财赋被吞没，而国家日常开支如官员俸禄、赈灾、修河等等也不能减少。终于，原本就不富裕的国库，出问题了。
元贞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在成宗询问财政状况时便提出：“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 到元贞三年，更是到了“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支” 的地步。每年的收入，都是不到半年便花完了，那剩下的用度该怎么打发？这里再次展现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好心办坏事——前文说过，成宗朝非常注意减轻群众负担，不肯增加税额，那么国用不足的部分便只能动用“钞本”，也就是发行纸币的储备金。如此一来，纸币的贬值就难以遏制。虽然看似不敛财于民，但通货膨胀的单还是要百姓来埋，政府金融信誉也每况愈下，这是典型的剜肉补疮。
剜肉补疮是很危险的事，往往都是疮没补好，肉也烂完了。成宗这么做可说最大的弊政，而他的幸运之处是在于经济问题最终的爆发需要积累，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较为健康的钞票发行制度和雄厚的钞本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破坏殆尽的，于是成宗朝的经济状况就在这看似无事实有忧患当中勉强维持着。
朝政以守成好静为重，经济问题也看不出马上有大麻烦。对外战争除了对付西北的察合台、窝阔台汗国外，也基本停了下来。大元王朝一片晏然的景象。元成宗铁穆耳这个龙颈似乎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岂料，上天却硬生生将一件大礼硬塞给了他。
这份大礼来自于西北。
前文说过，大德五年（1301年），窝阔台汗国之汗海都、察合台汗国之汗笃哇统领大军越过阿尔泰山，猛攻元朝戎北大本营按台山，与元军爆发了“帖坚古山会战”。会战的结果虽然元军打得窝囊，捞了个不胜不败之局，却有了个意外之喜——让世祖忽必烈都头疼不已的中亚枭雄海都在战后殒命。海都是反元朝的急先锋和旗帜，他的死使得中亚局势急速变化。很快，原本被迫听命于海都的笃哇依仗自己的实力控制了窝阔台汗国。并于大德七年（1303年）与窝阔台之汗察八儿派使臣出使元朝，表示恭顺罢兵之意。
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元成宗大喜过望，不但厚赐两国使臣以金币，并派出使臣和窝、察两国使臣一起前往西方面见伊儿汗和金帐汗，希望各国全部罢兵修好。随着使臣们的往来，到大德八年（1304年），金帐汗脱脱、伊儿汗完者都、察合台汗笃哇、窝阔台汗察八儿全部盟誓罢兵，并奉元成宗铁穆耳为合法“合罕”，众汗国之宗主。
当年爷爷忽必烈费尽心机也没能完成的功业，自己竟然轻易得到。成宗似乎有理由自豪，如古波斯的国王大流士一般向全世界自我标榜：“我，铁穆耳，伟大的王, 万王之王,蒙古之王，诸国之王” 。虽然这个称号的取得靠得不是努力而是运气，可一分运气足可抵消九十九分的努力，在成功面前，谁还能说个不字呢？
内政没费什么心思却也国泰民安，现在外患竟然没费什么心思竟然也一举消除，扬威海外。要是成宗就此不兴干戈，安然守成，即使有那么些弊政，也足以被说成瑕不掩瑜，后世的评价一定会高出很多，就以笔者而言，绝不会只给他七十分。可他偏偏静极思动，发动了一场如爷爷征日本、安南和爪哇那样的净赔不赚的战争，使得身后品评再次被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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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宗交手的国家，有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名字“八百媳妇国”。
这八百媳妇为傣族的一部，兴起于泰国北部边陲的夜柿河地区，原本只是个小部落，“东似乎是到湄公河，南与夫尧（泰国北部地区）接壤，北不到今日缅甸的景栋，而西与西南只能在红河东边，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似乎不过数十公里，其幅员还不及我国的一个县” 臣服于泰国北部哈利奔猜王国（中国史册称为女王国）。元朝时期，其国王孟莱勇武有为，联合泰国南方的素可泰王朝（暹国），于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吞并了哈利奔猜王国，之后又向西征服了帕尧王国，定都清迈，从此称雄泰国北部。
所谓“八百媳妇”的国名，是中国所起，原因是传说其国王世世有八百个妻子，她们各领一寨，故此得名。想想中国皇帝不过“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世祖时期的权臣阿合马有四百四十个妻妾都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国王有八百个妻子，岂不让人羡煞？不过，当时的泰国妇女都是“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鬓。衣文锦文，联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俗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 ，属于超级贤内助，绝非娇声嗲气、弱不禁风的佳人。泰国自古保存母系社会残余较多，被八百媳妇国所灭的哈利奔猜王国被称为“女王国”便可看出其妇女至少能顶半边天。以中国的观念。女人各领一寨，必定要与国王有夫妻关系才行，其实大非如此。泰国人称这个国家为兰那泰王国，意为百万稻田国，虽然有吹嘘成分，倒也更像个正经国名。
这八百媳妇国原本和元朝八竿子打不着，世祖时期对东南亚各国用兵，安南、缅甸、占城都没能幸免，泰国南部的暹国、罗斛国虽没挨打，但也早早称臣纳贡。可能是灯下黑的原因，躲在泰国北部的八百媳妇国反倒太平无事，元朝也一直没想起来让他朝贡，更没有动兵。
可元朝强盛时期，周边的小国并不是安分守己就可独善其身，八百媳妇国在成宗朝平白因为缅甸的内乱，走向了元朝的对立面。
世祖时代，元朝攻伐缅甸蒲甘王朝，缅王那罗提鈳波帝虽积极抗战却是屡战屡败，最后自己反被儿子所杀，辉煌一时的蒲甘王朝遂四分五裂，形成阿瓦，白古、东吁、木邦、孟养、孟密、阿拉干等国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蒲甘王朝的王族虽然已经和地方政权区别不大，却还是名义上的缅甸主宰。成宗继位后，封那罗提鈳波帝另外一子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国王，其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赐以银印、虎符，并“戒饬云南等处边将，毋擅兴兵甲”，希望缅甸能够“尔国官民，各宜安业”。 但自己的爷爷把人家从地区大国打成了小割据政权，自己靠着敕封和印信就能够让人家安居乐业吗？
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虽然有缅王的称号，而实权却掌握在掸族首领阿散哥也兄弟手中。缅王得到元廷册封，便想借此重新恢复旁落的王权。可元廷那么遥远，皇帝的诏书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缅王的作为遭到强有力反弹。大德二年（1298年），阿散哥也兄弟等人攻陷蒲甘，杀害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并恶人先告状，奉贡入元朝，向成宗报告说缅王有不奉元朝圣旨，擅自攻伐其他部落的罪行，自己为大皇帝废黜缅王，是为了维护大元的权威。但幸存的缅王另一王子窟麻剌哥撒八逃到云南，向行省诉冤，指出阿散哥也兄弟向来藐视大元，在叛乱中，不但缅王父子、妻妾、臣仆遇害，连元朝派驻蒲甘的国信使随员、商人百余人也被杀害。之后，又陆续有忠于蒲甘王朝的官员逃到云南向元朝哭诉。成宗不禁大怒，自己刚刚册封的国王，转眼就被杀了，自己的面子往哪搁？于是于大德四年（1300年），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为统帅，宗王阔阔为监军，出兵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入缅作战。
阿散哥也兄弟自然不是元军对手，首府木连城被围困，“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眼看大势已去，阿散哥也却使出一招在官场常见，而在战场罕闻的计策——重贿元朝统兵官。正副统帅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以及随军将领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竟然都是贪财之辈，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后，便以“天热瘴发”为由撤围班师 。
阿散哥也用金钱退兵之后，立即于是年秋天赴阙请罪，希望求得原谅。成宗出兵缅甸，只是履行宗主国对藩属的责任，但见蒲甘王族实在扶不起来，阿散哥也兄弟对自己也算恭顺，便顺水推舟承认了其在缅甸北部的统治权，只是杀掉了受贿并率先退兵的高阿康、察罕不花，稍稍舒缓了自己的愤怒情绪。
事情到这里，成宗仍然没有放弃“守成”、“惟和”的方针，没有酿成大错。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个个人在这时站了出来，对成宗一顿撺掇，终于使得元朝西南边陲兵连祸结。
这人便是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这位刘左丞属于很会揣摩领导心思的下属，征讨缅甸的战事弄了个无果而终，成宗没有体会到爷爷灭大理、南宋时的酣畅淋漓，有点有劲没使出来的感觉。于是，刘深以八百媳妇国帮助过阿散哥也兄弟作为借口，上奏成宗，提出：“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为陛下征之。”
这个上奏既是撺掇，也是激将——先帝“混壹海内”，而陛下你继位这么多年了，却“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不觉得丢人吗？八百媳妇国落后弱小，又帮助过陛下的敌人，臣愿意灭了他给陛下增光。
虽然比较慵懒，虽然喜欢“惟和”，可成宗毕竟是成吉思汗一脉相传的嫡孙，也曾经久镇边关，亲临战阵。这样的激将那里承受得住？接到奏疏，成宗立即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资，命刘深率军二万前去征讨八百媳妇国。
出征诏书一下，朝廷内部顿时乱了起来。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请求罢兵，可他们仍同劝说忽必烈不要征伐日本的赵良弼一样，光拿实际利益收益来说事，却忽略了成宗的面子问题，所以上奏完全没有得到回应。反倒是一向为政平和的丞相完泽看出了成宗的意图，支持这一建议，但却从此背上了“逢君之恶”的骂名——这场战争不但使得成宗的历史评价下降，也使得原本被称为贤相的完泽有了无法洗刷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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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五年(1301)四月盛夏，刘深率军取道顺元侵入八百媳妇国。刘深原本以为可以如前朝征讨安南、缅甸一般，遇到对方的军事抵抗，自己可以战场杀敌，立功封爵。岂料，八百媳妇国的自然环境比之缅甸、安南还要恶劣，烟瘴遍地。刘深的大军冒着烟瘴前行，还没有作战，士兵死亡便已有十之七八。八百媳妇国根本没动一兵一卒，元军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非但如此，为保障吃饭问题，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丛林溪谷之中，以接济军需，每运送一次便要几十天才能到达，民夫死亡率更是远超作战部队，“死者亦数十万人”，而又因“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所以“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 耗费钱粮无以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