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早年因谏言武宗不成自行隐退的张养浩，早已被仁宗召回，任命为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这次延祐复科举，也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其事，在考试后提出为了日后更好的收罗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使得很多落榜的考生也获得了官职。这看起来有徇私之嫌，但当考生们向他致谢时，张养浩却一律不见，只是遣人告知：“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 ——这是效仿千金买马骨的典故，只是为了让朝廷更多获得士人之心，自己毫无私念，一时被传为佳话。
元朝的科举从这时开始，共举办十六次，取士一千二百余人，这和宋、金以及后来的明、清相比，确实少得可怜，用儒士补充官员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没能够最终达成目的。但因为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巨大。而从开科举开始，大元朝廷的向心力也水涨船高，日后到了元末，很多士人自招兵马与红巾军作战，为元朝死节者也比比皆是。
元朝科举和元末士人的故事，在后面的章节中，笔者会详细解说，这里不赘。
【正文】
复开科举，终于在仁宗的乾纲独断以及老师李孟的极力赞襄之下，圆满完成了。从抑制滥赏、滥爵，淘汰怯薛冗员，限制宗王权势，到复开科举，仁宗的作为不能说不多，但要继续去做的事情更多，如整顿吏治和财政等等，都是千头万绪，需要下大精力去做的。
然而，让仁宗恼火的是，一到需要做事的时候，身边的宰辅班子便要出问题。延祐元年（1314），中书右丞相秃忽鲁以灾变乞求罢去自己的相位，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闹灾变是上天警告朝廷失政，宰相为政府首脑，自然要负责。但元朝时期灾变不断，若都按这个做法，恐怕没一个宰相能当够一个月。仁宗开始不准，但秃忽鲁屡屡相求，无奈之下，只得在二月任命左丞相合散继相位。
可合散竟也却坚决不愿担任首相，理由是“非世勋族姓”。这其实也是胡说，从世祖开始，宰相非蒙古勋贵的很多，谁说色目人就不能当呢？
宰相的高位多少人求之不得，秃忽鲁、合散竟然避之唯恐不及，只能说明，这个位子已经有人盯上了，而且势在必得，谁要抢谁就会倒霉。
不用猜就会知道，已经赋闲一年多的铁木迭儿已经等不及要出山了，而他身后的答己太后自然也不愿意他总在朝廷中枢之外。纵有千般不愿意，仁宗终究还是拗不过母亲，是年夏四月，复拜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到了九月，铁木迭儿终于又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
铁木迭儿的再次入相，让母亲的阴影重新笼罩在仁宗头上，他身边的臣子们更感到压抑。李孟虽还在中书省，但从铁木迭儿回来开始，便借口“衰病不任事”，再次退居幕后。至于新提拔的中书平章政事刘正、中书参知政事左丞高昉等人，更是无所适从。
但铁木迭儿这次复相，倒是很表现出为主分忧的热情，看到仁宗急需采取措施增加国家的赋税，便和朝中老臣一起商议了办法，向仁宗奏陈。铁木迭儿认为，以往的理财手段，不外乎增加赋税、课额，或者就是动用钞本，可“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己倍五十矣”，所以都不能再用，于是他提出“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沮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 ——也就是说，对江南的土地重新进行统计汇总，严查藏匿，田多了，收的税自然多，不增加赋税也可以保证国库充盈了。
仁宗不喜欢铁木迭儿，但也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下诏实行“江南经理”——对江南核实田土占有状况进行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十月，铁木迭儿遣张驴、昵匝马丁、陈士英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 。
对于田地的隐瞒不报和非法占有，历朝历代都是痼疾，重新统计土地占有量，也是历朝历代对付这估计的方法。可这种和钱粮打交道的事情，能否推行好首在用人。王安石的“方田均税”因为用人不当，导致失败，而张居正的“一条鞭”却因为用人得当，得以成功。
好心尚且会办坏事，何况铁木迭儿本就用心不正。仁宗用铁木迭儿来经理江南，自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经理一开始，各地百姓就陷入了悲惨境地，“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铁木迭儿派往各地的使臣几乎都和当地墨吏携手，将“自实土田”曲解为强制括田，“名曰自实田粮，实是强行科敛” ，为了增加上报田土，可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拆毁民房，平毁坟地来增加所谓的田土数量。尤其是派往江西的昵匝马丁，更是将括田演变为彻头彻尾的虐民暴政。仅信丰一个县，他就下令拆毁民房一千九百多间，平毁的坟墓更是不计其数，其余各县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老百姓总是逆来顺受的，但压迫也要有限度，让百姓流离失所，无从过活，这就是压迫过分了。
逆来顺受要死，奋起反抗也不过就是死，那为什么不反抗来拼个活路呢？
延祐二年四月，饱受荼毒的江西人民终于爆发了，数万人在赣州人蔡五九的领导下造起反来，围攻宁都县城。七月，官军救援宁都，蔡五九的义军撤围，但转而攻入福建，攻陷宁化，自立为王。
本是富国裕民的举措，却弄成了这个样子，仁宗的懊恼真是无可言说。虽不是你的本意，但官员们作恶是借助你的旨意干的，你作为皇帝自然要负责。仁宗一面调集兵马围剿蔡五九，一面下诏停止了经理，并命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
蔡五九虽然率领百姓反抗暴政，但毕竟只是一省之事，并无其他省份的应和，再加上他刚打下一个县城便自称王，也不是个成大事的人，在江浙、江西两省官兵的围剿下很快陷入绝境。延祐二年九月，官军合围义军于石城（今江西石城），起义终于失败，蔡五九被杀。
起义镇压了，恶政停了，补救的措施也颁布了，但仁宗的江南经理也彻底失败了。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但“经理考核多失其实” ，对于增补国用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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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经理”的失败，对于仁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大部分史家都将此次经理失败和蔡五九起义看作是仁宗锐意改革的终结点，说以后再没有引人瞩目的新政出台，似乎仁宗被这打击弄得心灰意冷了。
其实，要说仁宗在这之后改革劲头不那么足了，是事实，因为从这之后他被另一件大事牵扯了精力，身体也不太好了。但要说他把改革终结了，却是夸大之说。
在经理失败后，仁宗的主要精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以规范行政立法行为。
元朝行政立法属于“判例法”，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这样的立法在短期内问题不大，但日积月累，为具体问题而颁布的格例越来越多，因为没有成文，先后颁布的格例经常相互抵牾，不法官吏便有充足的机会钻法律空子，凭借格例的乱象贪赃枉法。
仁宗要做的就是将判例法变为成文法，他组织大臣对现行格例进行对照整理，加以分类编辑，重新修订。延祐三年夏，编撰工作完成，所有格例被分为三纲一目。三纲是“诏制”、“条格”和“断例”，一目是“别类”。
按说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既然编撰完成，就该立即颁布，依法治国。可是，在格例汇集完成后，在仁宗在位时没有颁行，最后在英宗朝才成为颁行天下的《大元通制》。
法典编好了却不颁行，确乎是行政的疲软之态。不是在蔡五九起义的延祐二年，而是从延祐三年开始，仁宗的精力便不在政务上了。
这时的仁宗只有三十二岁，正是干事情的时候，何以如老师李孟一般急流勇退？
他是皇帝，不应该有如李孟一般的担心，母亲虽然擅权，铁幕跌虽然跋扈，但他们还威胁不了他的安全和地位。但他也是人，人就会有私心，而私心就会成为别人制约他的把柄。
何况，仁宗的私心于公是动摇国本，于私则是有愧亲情。
这私心，就是更换储位。
当年武宗即位，册封仁宗为“皇太子”。武宗自己也有儿子，让弟弟做储君是为酬劳他定难的功劳，但儿子也不能委屈。于是，兄弟二人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武宗的储君是仁宗，而仁宗的储君只能是武宗的儿子。
现在，武宗的长子和世剌已经十五岁，算是成年人了，次子图帖睦尔也有十一岁，他们都已经可以被立为太子了。而和世剌更是首选。
可是仁宗不愿意，在享受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后，他希望将这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长子硕德八剌已经十二岁，一直由自己亲自教养，不但“幼承父师之准绳，壮缉文献之渊懿” ，而且极为孝顺，作为父亲怎么能忍心将他排除在皇位之外呢？
但当年的约定朝野皆知，要传给自己的儿子，是有很大压力的，宗室们不会同意，身边的儒臣们恪于君臣之义也不会赞同。
当然，易储的事情可以慢慢来，毕竟自己年轻，儿子也还小，来日方长么。可仁宗已经等不得，并不是因为他性急，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
仁宗在潜邸时便“饮酒常过度” ，“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 ，当上皇帝对于饮酒也没有克制，身体的各个器官终于被酒精所严重损坏。
成宗、武宗都因为饮酒而短命，不知道仁宗为什么就没有从叔叔和兄长身上吸取教训。
皇帝需要能臣、需要诤臣，但也需要佞臣，因为皇帝也有见不得人的事需要人来做，能臣和诤臣是不屑去做的，但佞臣就可以。
铁木迭儿既然可以和太后有私情，自然也愿意帮助皇帝达成自己的愿望。皇帝不喜欢自己，因为江南经理的事情更加厌恶自己，自己要在中书右丞相的位置上待下去执掌大权，就必须为皇帝做点什么。
对于仁宗来说，由身为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来操办易储，可以减轻自己很多道德压力。因为，铁木迭儿身后有太后，可以代表这是母亲要求儿子改立孙子。
铁木迭儿终究成为了皇帝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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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太后都想易储，事情自然好办了。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封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周王。在世祖时代，真金太子被封为燕王，从此燕王就成为太子的专利，至今没有人受封。仁宗封侄子为周王，也就是明确宣布，侄子不可能成为太子了。紧接着，延祐三年（1316）春，铁木迭儿便不失时机的上奏议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和世剌还在大都，还没有就藩，此时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机不到，仁宗将奏议压下来——先准备和世剌的去处。
延祐三年三月，仁宗置周王常侍府，命常侍府随员跟着周王经陕西、四川到封地云南就藩。常侍府秩正二品，设常侍七员，中尉四员，谘议、记室各二员。常侍府之下还设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署官六员）、饮膳署（署官六员），这看上去是相当丰厚，周王的派头可是不小。但和世剌是武宗长子，天潢贵胄，被封到云南那么边远的地方，怎么看都像是流放。仁宗作为叔叔，对侄子可不算是“仁”。
叔叔不仁，侄子自然有借口不义，和世剌行至陕西延安，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来会，这些人看到少主人受到这样的欺负，无不愤愤不平，想为少主人出气。正好，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都对仁宗不遵守前约不满，双方一拍即合，顿时演变成一场兵变。
在阿思罕等人的率领下，关中驻军立即成为了周王和世剌的“伸冤义军”，在驻地造起反来，攻潼关、河中府，声势颇为浩大。
若是按常理演进，这次兵变必然会掀起一场叔叔和侄子之间的全面战争。因为支持武宗儿子的，不仅仅有陕西关中驻军，在西北防备察合台汗国的众多边防军，如大将床兀儿所部，也都是武宗旧部。双方一旦陷入长时间对峙，西北驻军完全有可能倒向和世剌——这也是和世剌敢于以一省兵力便掀起反旗的原因。
可惜，仁宗虽然并不长于权谋，但和只是今天高中生年纪的侄子相比，还是老谋深算得多。在和世剌阵营中早就有他的内应。兵变开始没多久，塔察儿、脱欢便袭杀阿思罕，率部反正。和世剌顿时陷入极危险境地，无奈之下率从人“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汗国之汗也先不花。
这也先不花是笃哇的儿子，承袭汗位后背弃了父亲与元朝的友好亲睦政策，从武宗末年便骚扰元朝边境，并扣押多批元朝派往伊儿汗国的使团。仁宗即位后，更是从皇庆二年开始，正式发动了对元朝的战争。但也先不花的能力远不如乃父，笃哇尚且在元朝手中找不到便宜，他就更惨，刚一交手便屡屡失败。而仁宗则亲自策划，元军兵分两路攻入察合台汗国本土，将也先不花的冬营地亦思宽（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占领。
也先不花屡战屡败，可突然间元朝前任皇帝的儿子突然跑来投奔，真是又惊又喜。他隆重地接待了和世剌，将其一行安置在金山外，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山，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南乌道三百里的地方。
也难说也先不花没有拥戴和世剌“打回老家去”的想法，顺便自己也捞些便宜。可和世剌毕竟是武宗的儿子，并不想引远亲攻打自己的国家，从此便在察合台汗国安居下来，“每岁冬居紥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使得“十余年间，边境宁谧” 。
直到十五年后，他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回到家乡，成为元王朝的明宗皇帝，走上了再次争夺皇位的不归路。
解决了侄子，仁宗终于可以放心册封儿子了。延佑三年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 。
仁宗违背誓言的行为，在宗室勋贵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一系列政策本就让大家少了不少好处，如今自己有于理有亏，一些胆大的宗王都开始蠢蠢欲动。
从硕德八剌被立为太子开始，元王朝屡屡0出现诸王的叛乱。
延祐四年，有诸王脱火赤之乱。延祐五年六月，有魏王阿木哥“潜谋备兵器、衣甲、旗鼓”，“ 俟时而发”的事变。是年七月，又有诸王不里牙敦之乱。
若在以前，仁宗除了镇压之外，不会有其他动作。但他心中有愧，便会想是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便想补救。于是，当初的改革措施，被他自己逐渐破坏。
延祐四年六月，仁宗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之多。
曾经认为正确的事被自己亲手推翻，仁宗没有败给别人，而是败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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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仁宗私心所酿成的问题，最严重的还不是对宗室勋贵管制的放松，而是太后答己愈发干涉朝政。
原本就有太后撑腰的铁木迭儿，如今又抓住了皇帝的软肋，更加为所欲为、以至于“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 。 延祐二年十月，答己太后便降旨，晋封铁木迭儿为太师。时为中枢参知政事的张珪认为：““太师论道经邦，铁木迭儿非其人” 。铁木迭儿怀恨在心，竟然趁着仁宗去上都之机，以太后的名义将张珪召进皇宫施以杖责，差点把张珪打死。时任仁宗侍卫的张珪之子张景元为了照顾父亲伤势仁宗请假，仁宗大惊：“乡别时，卿父无病。”张景元不敢说实话，只是顿首涕泣。仁宗得知真相后，虽心中愤恨，却也不敢得罪母亲，只是派人给张珪送去御酒以示慰问，并拜大司徒。可张珪受到这样的折辱，身心俱伤，带着家眷离开大都，谢病家居了。
张珪是世祖时灭宋功臣张弘范之子，十六岁时便接替父亲摄管军万户。十七岁时受封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其人文武双全，多次平定匪患，在成宗朝历任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中奉大夫、浙西肃政廉访使等职，“劾罢郡长吏以下三十余人、府史胥徒数百，征赃巨万计” ，是个反腐先锋和能员干吏。其家族属于汉军世袭贵族，算是“有跟脚”的勋贵，竟然也能被铁木迭儿摧残，铁木迭儿的跋扈和太后的擅权也可见一般了。
易储之事后，铁木迭儿愈加放肆，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广布党羽，“以憎爱进退百官” ，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江浙行省黑驴（音译，又作赫鲁，其人品不好，便作黑驴了）及木八刺、赵世荣等人为羽翼的集团。有了朋党，自要党同伐异，在培植势力同时竭力排除异己，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不肯阿附铁木迭儿，遂为其所恨，百般罗织罪名，欲将其置之死地。所幸仁宗心里有数，就是不准铁木迭儿的诬告，才没有酿成冤案。
延祐三年后，仁宗已经倦于政事，又不得不屈从于母亲，但作为皇帝，也不能容忍铁木迭儿独霸朝纲。延祐三年，仁宗特卓拔萧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超授银青荣禄大夫、崇祥院使。同时，任命杨朵儿只为御史中丞。
萧拜住是契丹人，成宗朝任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为官清廉，理政有方，因父丧丁忧时，当地百姓焚香祷告祈求他早日归来。他的事迹为仁宗所知，于是推荐给哥哥武宗，因此一路升官，在武宗朝任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仁宗即位，迁陕西行中书省右丞。
杨朵儿只是党项人，为仁宗潜邸旧人，在成宗去世后的定难中，他和李孟一起面见哈剌哈孙，商定了政变日期。在政变发生时，他“讥察禁卫，密致警备”，是仁宗的贴身保镖，“仁宗嘉赖焉，亲解所服带以赐”，也是定难功臣。仁宗为皇太子时，他任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侧”，仁宗即位后，因屡屡直言劝谏，“特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以奖其直言。”其人忠心耿耿，刚正不阿。
萧拜住和杨朵儿只都属于清廉耿直之臣，而且是仁宗在潜邸时便重用信任的心腹，在铁木迭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时对二人擢拔重用，有着明显的制约意图。
对于仁宗的这种手段，铁木迭儿并没有放在眼里，李孟如何？秃忽鲁如何？不是皇帝心腹就是勋贵重臣，都不敢和自己正面交锋。这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但他错了，李孟、秃忽鲁都是有私心的人，面对危险，首先考虑的是自保，只有在自保无虞的时候，才会出而兼济天下。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却是公而忘私的人，是道德感极强的正人君子，越是知道危险，越是能激发他们的道德勇气。他们早就看不惯铁木迭儿，“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是绝不会苟且的。
终于，双方的激战，在延祐四年，爆发了。
这一年六月，向人放贷的上都富户张弼死后，其子向人讨债不得，竟将人活活打死。欠债自要还钱，杀人也需偿命。张子遂被上都留守贺胜逮捕下狱，眼看就要被正法。张家有钱，自然不甘引颈待死，便重贿铁木迭儿六万贯钱，托他为自家少爷开脱。
铁木迭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于是派心腹家奴到上都，威胁贺胜，让他释放张弼之子。
这贺胜是世祖朝功臣雍国公贺仁杰之子，从小和大儒许衡学习儒家经典，通经传大义，也是个耿忠之人，再加上是勋臣世家，哪里会受铁木迭儿的威胁，非但不放人，反而将案情原委据实上奏朝廷。
一直在寻找机会扳倒铁木迭儿的萧、杨二人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杨朵儿只以御史中丞的身份，纠合玉龙帖木儿、徐元素等四十余名监察御史，与萧拜住一起向仁宗上书，弹劾铁木迭儿。
萧、杨等人早就暗中收集铁木迭儿的罪证，这篇奏疏不仅仅是揭露其包庇罪犯，而是列出六项大罪，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这条外，还有“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 窃食郊庙供祀马”，“ 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 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诸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纵家奴陵虐官府，为害百端”——从收受贿赂，霸占宗室、庙产、军产，盗窃皇家财产，到任用私人，可说无所不至。
在奏疏最后，杨朵儿只更是将话说得毫不留余地：“以致阴阳不和，山移地震，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 ——铁木迭儿之罪和前朝的阿合马、桑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处以极刑才能以儆效尤。
这场御史弹劾丞相的“省台之争”并非仁宗所授意，但他却是乐得见到这样的情况，他当然想借此除掉铁木迭儿，为自己的儿子留一个清净的朝堂，避免儿子如自己一般被母亲的阴影所笼罩，终身不能挣脱。
于是，仁宗表现出了以往从没有过的暴怒，闻奏“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 ，下诏逮问铁木迭儿，并且“为不御酒数日，以待决狱，” ，连酒都不喝了，专门准备杀人。
杨朵儿只得到皇帝允许，立即率人四处捉拿铁木迭儿。铁木迭儿这下可真的害怕了，连忙逃进太后宫中，请太后救命。答己当然心疼情人，将铁木跌儿藏起来，并派人申斥紧追而来的杨朵儿只“违旨意”。杨朵儿只义正词严：“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违太后旨也。”可作为臣子，他是不能闯进太后宫中抓人的，只能向仁宗报告。
面对母亲的故意徇私枉法，仁宗除了心中埋怨杨朵儿只行动太慢之外，只能徒唤奈何，“帝仁孝，恐诚出太后意，不忍重伤咈之”。铁木迭儿到底逃得一命，但中书右丞相的位子又丢掉了，只能回家赋闲。
宰辅空了出来，仁宗任命蒙古勋贵伯答沙为中书右丞相。伯答沙是成吉思汗“四杰”之一赤老温的后裔，成宗、武宗朝都担任重要怯薛，武宗去世后，他守陵三年之久，其人“清慎宽厚，号称长者”，为相则端拱朝堂，无为而治，虽然未能有什么成就，却也保持了政局平稳。
树欲静则风不止，仁宗及其宰辅都不再生事，但太后答己缺仍然要逞其私欲。延祐六年四月，答己再次从中宫降旨，重新起用铁木跌儿为太子太师——现在宰相当不成了，那就先当个太子的老师，等到新皇登基后再复出。
答己的这种安排，明显是已经看出仁宗来日无多，开始着意准备在儿子死后全面接管政权了。这样的用心，更引起正直大臣的愤怒，萧拜住、杨朵儿只以及另一位御史中丞赵世延再次联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掀起弹劾风潮。可结果仍是“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
此时的仁宗已病入膏肓，对母亲倒行逆施，他早年就无法阻止，现在更是无法抗拒。
母亲，应代表着圣洁、无私和富于牺牲精神的母爱。但在政治上，有很多母亲都代表着蛮霸、恐怖和冷血，从汉朝的吕雉，北魏的胡太后，唐朝的武曌，到清朝的慈禧无不如此，答己虽不如她们狠毒，却更无耻，对于儿子毫无体恤，一味以私欲而乱政。这是仁宗的悲剧，更是元王朝的悲剧。
延祐七年（1320年）正月，年仅三十六岁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撒手人寰。随着他的死，朝堂之上立即掀起了铁木迭儿一手策划的血腥大清洗，他生前重用的股肱之臣或死或罢，几乎无人幸免。只留下年幼的嗣皇帝硕德八剌“孑然宫中” 。
“武、仁时代”结束了，而元王朝会走向什么样的新时代，却无人可以预测。
元武宗和元仁宗兄弟，一武一文，都在在位时竭力推行自己的施政理念，一个力图恢复蒙古帝国的旧制，希望去追随成吉思汗，而另一个则尽力去追寻世祖忽必烈早年的脚步，崇儒学行汉法。
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一个败给了年寿，一个败给了私心。留下无尽的遗憾留给后人评说。
只有在武宗朝大力修建，而在仁宗朝又立即罢废的中都城，仍矗立在坝上草原，默默注视自己的主人们上演一幕幕活剧。
渐渐，它被岁月所埋没，成为一片废墟。六百多年后，一位名叫许倬云的学者来到中都遗迹的发掘现场，怀古伤今，写下了一首《中都令》：
遥想大汗当年，坝上牛羊无数，
名王鞭梢南指，鸣镝劈空，胡马骄嘶，
汉家长城难阻。
七百年沙埋，名都今日出土，
考古学家手中，一铲铲开兴亡，一刷刷落沧桑，
角楼夕阳，螭首眼底，看尽多少起伏荣枯，
俱往矣，草原满目，青青如故。
健儿长歌，斟白酒三杯，
一杯敬天，一杯酹地，
一杯祭吊蒙古。
【正文】
欲称英主却又休——元英宗硕德八剌
在元朝的十一个皇帝当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多位皇帝当中，元英宗硕德八剌应该是非常幸运的。
他在位三年，能够大权独揽不过一年，而在后世的评价中，却都是“刚明”、“明断”、“锐意改革”、“思大有为”的誉美。他的谥号是英宗，而“英”在谥法上是指“出类拔萃、道德应物、德华茂著、明识大略”，可谓美谥。
可作为皇帝，一个年轻有志向，希望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圣君的皇帝，他又是极为不幸的。
刚登基时，他不得不屈从于奶奶和权臣对自己的无视，忍气吞声。而当他可以乾纲独断，开始描绘自己施政蓝图的时候，又在年仅二十岁的豆蔻年华以极为惨烈的方式告别了政治和人生舞台。
他有着年轻人的热血、理想，敢于向自己所厌恶的，认为是陈旧一切敌人宣战；但他也有着年轻人所常见的冲动、固执、多疑乃至冷酷，在遇到挫折时会想到堕落。
人们总是很难给一个年轻人定性，因为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来的无法预知。即使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戛然而止，也很难为他盖棺定论。
要评价元英宗，其实并不容易。
延祐七年（1320年）正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病逝于大都光天宫。
父亲壮年病故，对于年仅十七岁的硕德八剌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在父亲病重时，他便向上天焚香祷告：“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绩顺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厉，不如罚殛我身，使至尊永为民主。”但苍天并没有听到年轻王子的祈求，很快便结束了仁宗的生命。
面对父亲的死，硕德八剌“哀毁过礼，素服寝于地，日歠一粥” ，表现了极大的悲痛。
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似乎因为有权力的诱惑，应该是父死子喜才符合常理。但硕德八剌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言传身教，旦夕不离。在册立他为皇太子后，仁宗更是对之百般呵护，无所不至。延祐六年六月，仁宗将至大年间隶于自己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拨给硕德八剌。次月，又以由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编的右卫率府（延祐五年建）改为隶属东宫管辖——竭力扩充儿子的实力，为他日后掌权铺路。甚至，仁宗都和大臣们商议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 只是遭到群臣反对才作罢。
父亲做到这个份上，除非儿子毫无天良人伦，怎能不倍感温暖，感激涕零呢？
但人和人总是不一样。有人因父亲的去世而悲痛，有人却因儿子的死亡而欣喜。就在硕德八剌还沉浸在父亲去世的哀痛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他的祖母答己太后却开始了掌控朝局，全面干政的布局。
仁宗去世仅三天，答己便又把自己的老情人铁木迭儿任命为中枢右丞相。而原本的右丞相伯答沙则被改授集贤大学士，并很快以大宗正府达鲁花赤的官职出镇北方，远远的调出了中央。伯答沙为相三年，“朝廷清明，君臣端拱庙堂之上，而百姓乂安于下，一时号称极治” ，却被无端免职远调，成为仁宗旧臣中第一个遭殃之人。
铁木迭儿在仁宗朝两次罢相，第二次更是差点丢了脑袋。现在，仁宗已死，皇太子还没有登基，他的仇恨和怨气终于可以无所顾忌的释放了。当上丞相不到一个月，铁木迭儿便开始对昔日的政敌大开杀戒。首当其冲的，便是上次差点将他置之死地的杨朵儿只和萧拜住。
可这二人一为御史中丞，一为中书参知政事，都是朝廷要员，铁木迭儿自然不能以“你们弹劾过我”为借口下手，而是抬出答己，给二人冠以“前违太后旨之罪”进行逮捕。杨、萧二人自知不免，均无惧色，杨朵儿只更是指着铁木迭儿大骂：“中丞之职，恨不即斩汝，以谢天下。果违太后旨，汝岂有今日耶！” 铁木迭儿哪管你骂的痛快，立即定罪入奏，答己予以配合准奏，将萧、杨二人杀害。可怜两位耿忠之臣，惨死刑场，追随仁宗去了。
而铁木迭儿杀了人还不罢休，看到杨朵儿只的妻子刘氏容貌美丽，竟想霸占，刘氏不惜断发毁容，才免遭蹂躏。
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一朝权在手便剪除政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铁木迭儿也算不得突出，但杀了人还要淫人妻子，就是典型的小人嘴脸了。
萧、杨二人尸骨未寒，铁木迭儿又向着另外一个曾经对付过他的仁宗重臣，时任翰林承旨，封爵韩国公的李孟下手，以太后的名义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
李孟毕竟是仁宗的老师，铁木迭儿不能入对待萧拜住和杨朵儿只一般轻易除掉，将他降职夺爵，是希望李孟不甘受此折辱起而反抗，便有充足的理由加害。可李孟早就自愿退居二线，一向精于保身，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怎么会不知轻重？接到旨意后欣然就职，铁木迭儿抓不到把柄，只得作罢。
从此李孟开始了彻底的退隐生活，日以诗酒度日。至治元年（1321）四月，安然病死于大都，享年六十六岁。
李孟一生扶保仁宗，以无根脚的白衣汉人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于国于民立有大功。怎奈生不逢时，仁宗先是受制与哥哥，后又受制于母亲，弄得三入中书，却不能畅行其志，所幸他既能谋国也善谋身，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得以善终。离世后，后人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甚至说“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一令之善，必归之于孟焉”，而若李孟知道这些评价，恐怕会有“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的苦笑吧。
最了解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也许李孟自己所写的《寄东宫二首》诗，是最合适给他盖棺定论：
艰危勤扈从，俯仰尽周旋。小试屠龙技，翻成抱虎眠。
脱钩鱼纵壑，漏网鸟冲天。万事众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顾问，一旦决安危。自合成功去，应惭识事迟。
长城何自坏，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师。
【正文】
萧拜住、杨朵儿只和李孟的遭遇，不过是答己、铁木迭儿进行大清洗的缩影，在二人的淫威之下，朝中正直的大臣几乎每天都有人遇害，所谓“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中外汹汹”。杀人是容易上瘾的，铁木迭儿杀戒一开，便难以遏制，大臣们人人自危，不知何时自己便会无缘无故丢掉脑袋。这时，中书左丞张思明实在看不下去，便向铁木迭儿进谏道：“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国人皆谓阴有不臣之心。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将奈之何？不可不熟虑也。” ——先帝刚死，新皇未立，丞相这样乱杀人，会被人认为有不臣之心，各地宗王要是以此为借口闹起事来，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铁木迭儿毕竟是聪明人，一下子反应过味来，是啊，现在杀人是按照太后的旨意，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还是得等到皇帝即位，以皇帝的名义杀人，那才可以躲在皇帝身后高枕无忧。于是故作姿态的对张思明道：“非左丞言，几误吾事。”暂时停止了清洗运动，开始准备新帝登基的事宜。
但杀掉的人的位置总要有人来填补，铁木迭儿也不客气，将自己的党羽尽数召进京来，授予高位：江浙行省左丞相黑驴提拔为中书平章政事，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赵世荣提拔为中书平章政事，江西行省右丞木八剌提拔为中书右丞。
延祐七年三月，皇太子硕德八剌即帝位于大都，是为英宗，格坚汗，改元至治，以明年为至治元年。
在登基大典上，看着龙椅上稚气未脱的皇帝，率领百官朝贺的铁木迭儿脸上一直挂着得意的微笑：仁宗壮年即位，身边又有着怀州藩邸旧臣，自己虽有太后撑腰，却几上几下，差点身首异处。而新皇帝年纪尚小，身边没有自己的班底辅助，仁宗旧臣又被自己杀流一空，今后的大元天下，自己不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么？
可朝贺期间的一个插曲，让铁木迭儿的微笑僵在了脸上。太后答己前来向孙子表示祝贺，年轻的英宗见到这位奶奶，却是“毅然见于色”，一点面子都不给，老太后羞愤交加，后退而悔曰：“我不拟养此儿耶！” ——当初瞎了眼，怎么就立他为太子！
铁木迭儿隐隐感到，新皇帝的性格并不像其父亲仁宗一般软弱，倒是和武宗类似，是个狠角色。
因此，虽然英宗登基之后，马上就下诏尊皇太后答己为太皇太后，进铁木迭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并诏令天下“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但答己和铁木迭儿仍然有着十二分的小心。
十七岁的年轻人正处在青春叛逆期，长辈的好心管教都会反感，何况答己本就持身不正。英宗早就看不惯奶奶及其情夫的所作所为，做皇太子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表现得很低调，以至于给了奶奶“稍柔懦”的印象。即位之前，看到铁木迭儿大肆诛杀父亲的老臣，也听之任之，并不反抗。而一旦继位，立即表现出了不甘为傀儡的强硬。
人要做事，必须要有帮手，做皇帝更要有帮手。因为自己并无藩邸幕府，父亲留下的老臣又都被奶奶清洗，英宗不得不提拔新人倚为心腹，他将眼光落在了时任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的拜住，以及自己的大舅哥，翰林学士承旨、宣徽院使铁失身上。
拜住是成吉思汗开国功臣木华黎的后裔，世祖朝宰相安童之孙。木华黎家族可算蒙古勋贵中最早自觉接受汉化的家族，木华黎时代便以汉法治理汉地，安童更是世祖朝推行汉法的中坚人物。拜住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很小的时候便“宏远端亮有祖风”。因为家世显赫，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仅十一岁便任怯薛长，此后平步青云。延祐二年（1315），十七岁时官拜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十九岁进荣禄大夫、大司徒。二十岁进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一岁加开府仪同三司。
英宗即位，拜住刚二十二岁，他的才能和志向与小他五岁的皇帝极为契合，心心相印，立即便被任命为中书参知政事，五月，直接被提拔为中书左丞相，成为元朝开国以来除爷爷安童外，最年轻的宰相。
而铁失是英宗皇后速哥八剌的亲哥哥，英宗和皇后感情亲密，对大舅哥自然也多了一份信任亲近，一继位便卓拔为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并命他掌管左右阿速卫军队。
以英宗的安排，拜住在中书省牵制铁木迭儿，而铁失的任务则是“徽政虽隶太皇太后，朕视之与诸司同，凡簿书宜悉令御史检核。” ——以皇亲的身份监视太皇天后答己的专用衙门：徽政院。
皇帝的种种举措让答己和铁木迭儿感到了威胁，于是一次次向皇帝发出了试探。
这试探，仍是对仁宗老臣的清算。英宗刚正式即位，另一位仁宗旧臣，曾经的御史中丞，现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的赵世延便倒了霉。铁木迭儿怂恿赵世延的弟弟胥益儿哈呼对其诬告，并立即下令拘捕回京，要求英宗将之处死。可英宗以自己继位已经大赦天下为理由，就是不准。
杀赵世延不成，铁木迭儿又以在京仓库所贮粮食亏欠七十八万石为理由，要求诛杀平章王毅、右丞高昉二人，英宗仍是驳回。
连续两次碰了钉子，铁木迭儿并不灰心，到了是年五月，铁木迭儿又设计陷害最早揭发张弼贿钞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加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之罪。这回英宗没有强力抵制，贺胜含冤被杀。贺胜在上都为官，“通商贾，抑豪纵，出纳有法，裁量有度，供亿不匮，民赖以安”，他死后，上都百姓“争持纸钱，哭于尸傍甚哀”。
英宗既然可以保护赵世延、王毅和高昉，为什么就偏偏不能救得贺胜一命？有些史家的分析，认为铁木迭儿拿出的罪名是“便服迎诏为不敬”，迎合了英宗少年天子很爱面子的脾气，导致贺胜冤死。这看似有些道理，但英宗早就知道铁木迭儿是在利用自己有计划的铲除前朝旧臣和“不附己者”，要是准了铁木迭儿正好让其得逞，岂不是更没面子？
论者似乎只考虑了英宗作为少年人的一面，却没有考虑他作为皇帝，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
就在贺胜被杀的同月，大元朝廷便爆发了一场由英宗主导，左丞相拜住一手操持的政潮，一大批官员因此掉了脑袋。而这次的人头落地者，恰恰都是铁木迭儿的党羽。
这和贺胜之案有什么关系吗？
应该有关。
【正文】
在登基大典上，英宗的“毅然见于色”，已经让答己太后又恨又悔。而在继位之后两个月的屡屡试探，铁木迭儿也发现新皇帝难以摆布。这对老情人于是决定发动政变，废黜英宗，立英宗之弟，安王兀都思不花为帝。具体的执行人，则是原中书左丞相，现任岭北平章的合散，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与要束木妻亦列失八等人。
政变集团中其他人都是朝中重臣，而亦列失八却是个特异的存在。她是世祖朝权相桑哥的心腹，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的妻子。要束木和桑哥一起被杀后，她却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得以入宫侍候，遂成为答己的心腹，他的儿子黑驴也成为铁木迭儿一党的骨干。她的参与，可说是直接代表了此次行动的主谋便是太皇太后答己。
可要更换皇帝这么大的事，其实参与的人越少越好，这么多人参合进来，自然难以机密，很快便有风声透漏到了英宗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