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宗被铁失等人所弑。九月四日，逆党中人诸王按梯不花和也先铁木儿便拿着皇帝玺绶到达也孙铁木儿驻地，迎他回京继位。之间相差不到十天，可想而知联系之紧密。
拿到皇帝大印的也孙铁木儿在龙居河（今克鲁伦河）即皇帝位，是为泰定帝，改元泰定，以明年为泰定元年。自己的皇位是人家冒天下之大不韪送来的，自然要有所表示，泰定帝对于参加谋杀英宗的人几乎都给予了封赏，也先铁木儿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铁失为知枢密院事，诸王月鲁铁木儿袭封安西王，完者任知枢密院事，秃满任同佥枢密院事，章台任同知枢密院事，孛罗为宣徽院使。并且宣布大赦，规定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这种大赦简直就是告诉铁失逆党，你们杀了前任皇帝，非常正确，我是不会追究你们的。
值得一提的是，泰定帝因为久镇边关，身边的近臣不是蒙古人就是回回人，缺少懂得文言的汉人儒士，而为了早定大位又不得不尽快诏告天下，于是产出了一份相当有特色的蒙古文硬译体诏书：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这份诏书虽然有些粗鄙不文，但却通俗好懂，真是能达到“老妪能解”的地步。其中明白说明，泰定帝是世祖忽必烈嫡孙，英宗死后，“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属于是舍我其谁的名正言顺，而且作为晋王时，无论干什么，都是“遵守正道行来”，法统和品德都毫无问题。
这种自我标榜所有的即位诏书都差不多，但泰定帝在自己的即位诏书中说得这么明白，除了广而告之之外，也是在知会铁失等人：不错，你们拥立我确实有功，该给你们的封赏我会给你们。但你们要知道，这天下是父祖留给我的遗产，不是你们这些以臣弑君，以奴杀主之辈可以随意送人的礼物。作为一向行得正走得端的人，我必须要撇清与你们的关系。
至于怎么撇清关系，那是不言而喻的：赐给他们所不想要的重赏——死。
仁宗延祐年间进士，时任监察御史的许有壬对于泰定帝封赏逆党的作为，曾有过评价，说这是因为“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所以必须“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 。这自然有为泰定帝粉饰的成分，但也客观体现了泰定帝当时的想法：稳住他们，等我掌控大局后，再来清算。
【正文】
君子报仇讲究十年不晚，但君主要惩治臣下，可不需要等那么久。尤其是出身军旅的君主，更喜欢效率。
登基为帝后刚一个月零两天，泰定帝感到没必要再和逆党虚与委蛇了，他的刀骤然落下。
十月初六，泰定帝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庙、社稷，就在同一天，陪伴在他身边的也先铁木儿、锁南、秃满、完者便被下令处死。紧接着，泰定帝任自己藩邸的心腹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通政院使纽泽为御史大夫，命他们星夜赶回大都，召集众臣宣读圣旨，将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全部诛杀，并“戮其子孙，籍入家产”。
铁失因为怕被诛杀而弑君乱政，可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死于非命。和其同伙的高官乌纱还没带稳，便和脑袋一起掉了下来。
从个人角度来说，铁失简直就是如俄狄浦斯王般的悲剧人物，想要逃脱命运，而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还是走向命运的安排。
而更悲剧的是，在这个时代，身处政治舞台中间的人，似乎都会陷入到这样的轮回。英宗为了改革成功而集中兵权，结果直接导致掌握兵权的铁失弑君；而泰定帝在诛杀逆党后竭力维持朝政平稳，平衡各派政治力量，但偏偏这种平衡，导致了他死后的天下大乱。
十一月中，泰定帝一行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首恶差不多已都被诛杀。但朝中的英宗旧臣却并不想就此罢休，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监察御史许有壬、赵成庆、脱脱等人纷纷上疏要求彻底清查逆党，无论身份高低一律诛杀。但泰定帝认为“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 ，除了已杀之人，都进行了赦免或从轻处罚，如御史台经历朵儿只班、御史撒儿塔罕、兀都蛮、郭也先忽都等人，虽名列铁失一党，但只是罢官回乡。尤其是对于参与杀害英宗的诸王月鲁帖木儿、按梯不花等人，只是处以流放，一个没有杀。
至于一直作为情报负责人的心腹倒剌沙，虽然隐隐与政变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没有被处罚，而是成为朝廷新贵，中书左丞相。
曾有史家说泰定帝毕竟派自己的心腹参与了南坡之变，所以他诛杀铁失等人只是个形式，不但没有除恶务尽，反而还重用牵涉其中的“自己人”。可想而知泰定帝是得了便宜卖乖，很不干净。
而其实，泰定帝派倒剌沙之子哈散“常侦伺朝廷事机”，无非是为了优先取得情报，在宫廷斗争中占得先机。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弑君行动中。他的不干净只是明知有变而坐享其成而已，不够磊落，但说不上卑鄙。让他为了证明自己而处罚倒剌沙，即使排除自断臂膀的顾虑，也毫无必要，甚至有欲盖弥彰之嫌，他何必如此呢？
而至于对铁失一党边缘成员的轻罚以及赦免参与逆谋的诸王，则实在是出于稳定的需要。
因为这个时候的大元王朝，已经没有多少资本来承受剧烈的政治震荡了。
从仁宗末年开始，元王朝便灾害不断，到英宗朝，灾害的次数和程度都更为加强，不但有水灾、旱灾，霜、雹、蝗灾也四处肆虐，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而因为灾荒而引起的抗税、抗粮民变也此起彼伏。英宗虽在执政的末年大力整顿吏治，并广为赈济，但因为他的突然遇害，灾害的后遗症仍然相当强烈。到泰定帝即位之后，西北各省连年爆发雨雹、地震，甚至影响到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
国家大势如此，而泰定帝所面对的朝堂，却是相当诡异复杂。因为仁、英两朝的积极汉化政策，严重动摇了世祖忽必烈所创建的汉法、蒙古法、回回法杂合运用的格局，使得大量宗王、勋贵极为不满，朝廷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而其中又夹杂着武宗系、仁宗系、答己系的党争，各派人物水火不容。如果仁宗或英宗能够完成汉法改革，彻底改变政治格局，大局原本会有起色。但仁宗半途而废，英宗掌权短暂，使得朝中臣子和地方大员，汉法派大臣和蒙古宗王、回回官员仍是分布朝野，互相较力，武宗旧臣、仁宗（英宗）旧臣等等各派势力犬牙交错，混乱不堪，如今再加上泰定帝从藩邸带来的心腹臣属集团，也要极力扩充在朝廷中的势力。蛋糕就那么大，而想分蛋糕的人很多，又都想分到大块，朝政的乱象频仍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泰定帝的首要任务，只能是保持稳定，让各派政治势力机密团结在以自己为中心元王朝新领导班子周围，各取所需，各安其位，都不闹事，天下太平。
他的年号先选定为“泰定”，后改元“致和”，可见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稳定的渴望。
诛杀铁失一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白也是宣示天下自己得位的光明正大。这是泰定帝的第一步，之后便是安抚各派势力，让他们诚心拥戴自己。
铁失一党被杀的同时，泰定帝“召诸王官属流徙远地及还元籍者二十四人还京师”。继位后的第三个月，至治三年十二月，泰定帝将被铁木迭儿诬杀的杨朵儿只、萧拜住、贺伯颜，以及被英宗所杀的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于被罢免的王毅、高昉、张志弼以及被流放的李谦亨、成珪也全部召还录用。
被铁木迭儿冤杀的大臣自该平反，被英宗使性子冤杀的大臣也该昭雪，但英宗在位时大力打击诸王势力，很多宗王勋贵的官属被流放，大多是于法有据的。可泰定帝并不在意，无论是谁，无论什么罪名，只要是前朝受了委屈的，到了朕这里一律还给你们当初所失去的，前朝党争酷烈，天子严苛，而朕则要阳春解严霜。
对泰定帝来说，不如此，何以彰显自己取义泰和安定的年号？
平反冤狱只是安抚工作的开始。接下来便是对于朝廷和地方的前朝各派势力的妥善安置。
第一个要大加封赏的自然是自己的藩邸旧臣，这无可非议，这些人对自己最忠心，是自己掌控权力的重要力量。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倒剌沙为中书左丞相，纽泽为御史大夫，马某沙、撒的迷失为知枢密院事、马思忽为同知枢密院事。这些在泰定帝还为晋王时便随侍左右的蒙古、回回大臣成为泰定帝朝廷的核心班底。
其二便是宗王贵族，这些金枝玉叶在英宗朝被压抑得够呛，一口气已经憋得够久，实在需要好好的宣泄一下。泰定帝恢复了被英宗停发的宗王赏赉，也大方的将仁宗、英宗时代一降再降的赏赐额度提高，一次性便赏赐金七百余锭、银三万三千锭，钱及币帛若干。这个赏赐虽然比不上当年成宗、武宗的豪奢，甚至比仁宗还少了不少，但比起英宗来说，金的赏赐高出七倍，银的赏赐高出两倍，已经足以让大家满意。然后，泰定帝也拿出当年武宗的办法，封赐王爵，成吉思汗叔叔答里台的后裔买奴被封为宣靖王，镇南王脱欢之子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阔阔不花为靖安王，并让他们分别出镇益都、湖广和陕西。元代宗王出镇，一般都是在边关，而在内地则并不设立。泰定帝在内地大力推广宗王出镇，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这也就明白的告诉了和他流着同样血脉的亲戚们：朕把自己的本该独享权益都拿出来和你们分享了，你们的怨气总该消了吧。
其三是英宗旧臣。虽然英宗在位短暂，但在他身边也形成了颇有实力的班底，以拜住为首，还有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王居仁，以及王约、王结、许有壬等儒臣。随着拜住和英宗一起被杀，这一集团失去了实权人物，但其声望却在朝野非常之高。泰定帝对于这一集团非常优礼，继续留任张珪、王居仁，对于王约等人也以“三老”之名进行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
最后，便是武宗旧臣。这一支力量在仁宗朝受到强力打击，但被消灭的基本上是武宗设立尚书省所重用的理财文臣，而武宗夺取帝位的西北军事贵族则只是暂时离开了政治中心，仍在军界有着极大的实力。这派人以钦察人燕帖木儿、蔑儿乞人伯颜为首。燕帖木儿是名将床兀儿第三子，少年时便是武宗宿卫。父亲去世后，袭父职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颜也是从少年便跟随武宗的骁将，仁宗、英宗两朝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泰定帝对他们也大力笼络，燕帖木儿先被提拔为太仆卿，后又升迁为佥枢密院事。伯颜则被任命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而在武宗朝曾任中书参知政事的理财专家、回回人乌伯都剌在英宗朝被贬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这回也被调回中央，提拔为中书平章政事，成为泰定帝重要的理财之臣。
该平反的平反了，该封赏的封赏了，该抚慰的抚慰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各派政治势力在泰定帝治下或多或少的都分得了蛋糕的一块，虽然互相还有太多不满，但对于皇帝，都只能感恩戴德。
党派的事摆平了，泰定帝开始全力应付不断地天灾，混乱的经济和此起彼伏的民变了。
他要向世人证明，都是真金太子的后裔，甘麻剌一系绝不比答剌码八剌一系差。
【正文】
元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可算是空前，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曾大略统计了元代的灾害次数，其中有水灾九十二次，旱灾八十六次，雹灾六十九次，蝗灾六十一次，歉饥五十九次，地震五十六次，风灾四十二次，霜雪二十八次，疫灾二十次。不过，后又有学者对邓先生的统计进行了核查，发现其数字统计过少，其最高数还不如江西一省在元代的灾害次数 。但即使以邓先生的数据，也足以使之感慨：“可知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
人类对自然灾害，预防只能起作用于部分种类，如水灾，其他灾害，基本上只能灾来挺着，灾后赈济。
中国的民间赈灾一向很发达，但也只能作为政府赈灾的补充，政府赈灾是否及时，是能否维持稳定的关键。
泰定帝渴望稳定，但他的执政期，灾害接连不断，一刻也不让他消停。笔者在这里罗列泰定元年的基本灾害情况，比较繁杂，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略过，但只要扫上几眼，便可知泰定帝时代的元帝国实在是多灾多难：
泰定元年正月，广德、信州、岳州、惠州、南恩州民饥，发粟赈之。
二月，绍兴、庆元、延安、岳州、潮州五路及镇远府、河州、集州饥，发粟赈之。
三月，临洮狄道县，冀宁石州、离石、宁乡县旱，饥，赈米两月。
四月，木怜撒兒蛮部及北边蒙古户饥，赈粮、钞有差。
五月，袁州火，龙庆、延安、吉安、杭州、大都诸路属县水，民饥，赈粮有差。
六月，大司农屯田、诸卫屯田、彰德、汴梁等路雨伤稼，顺德、大名、河间、东平等二十一郡蝗，晋宁、巩昌、常德、龙兴等处饥，皆发粟赈之。大同浑源河，真定滹沱河，陕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并漂民庐舍。宣德府、巩昌路及八番金石番等处雨雹。河间、晋宁、泾州、扬州、寿春等路，湖广、河南诸屯田皆旱。
七月，奉元路朝邑县、曹州楚丘县、大名路开州濮阳县河溢，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顺德路任县沙、沣、洺水溢，真定、广平、庐州等十一郡雨伤稼，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平地深三尺，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营田租。大都、巩昌、延安、冀宁、龙兴等处饥，赈粜有差。
八月，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汴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赈之。延安、冀宁、杭州、潭州等十二郡及诸王哈伯等部饥，赈粮有差。
九月，奉元路长安县大雨，沣水溢，延安路洛水溢，濮州馆陶县及诸卫屯田水，建昌、绍兴二路饥，赈粮有差。
十月，延安路饥，发义仓粟赈之，仍给钞四千锭。广东道及武昌路江夏县饥，赈粜有差。河南廉访使买奴坐多征公田租免官。
十一月，河间路饥，赈粮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路饥，赈粜有差。嘉定路龙兴县饥，赈粮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路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
十二月，察罕脑兒千户部饥，赈粮一月。延安路雹灾，赈粮一月。温州路乐清县盐场水，民饥，发义仓粟赈之。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
泰定帝执政五年，可在第一年老天爷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每个月都来场灾变，让他穷于应付。
一年之中尚且如此，五年执政期有多少灾变也就可想而知。
天灾也往往伴随着人祸，随着灾害不断，各种民变也此起彼伏。
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有宾州方二之乱；七月有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之乱；十二月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之乱。
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有柳州徭和浔州平甫县徭之乱，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在镇压变乱中战死；六月有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发动叛乱，直到十二月方才平息；十月有播州凯黎苗之乱。
泰定四年（1327年），有苗人祭伯秧之乱。
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聚众起事，并建号改元。
面对灾荒，泰定帝并不吝惜府库中的钱粮，有灾必赈，而对于民变，泰定帝也并不手软，派兵严厉镇压。他将很多宗王分镇各地，虽有封赏之意，但加强地方控制，以宗王坐镇镇压民变，则是他向宗王们索要的回报。
因灾害无法谋生，百姓便会追随不安分者铤而走险，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才能使得民变无法发展壮大，成为颠覆王朝的燎原大火。
“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却能够“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泰定帝君臣的努力总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赈灾还是打仗，都是需要大量的钱财，何况，泰定帝不吝惜钱财不仅表现在国计民生上，对于宗王勋贵的赏赐、庙宇的修建以及自己的享受（如中买宝物）也都大慷其慨。而仁、英两朝留下的财政状况却很不乐观，钱从何来？
前文说过，武宗即位花钱大手大脚，不得不用发行新钞票来化解财政危机。而仁宗继位，废止了武宗颁行的至大交钞，从延祐三年开始，一直用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可到了延祐六、七年，因为延祐经理的失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仁宗不得不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通胀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英宗即使想改变也没有时间。
泰定帝继位，处处都要花钱，而又面对灾变不断，那么就必须平抑物价并在缩紧银根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
既不能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又要平抑物价，还要增加收入。
这事情很难。
但泰定帝做到了。
当然，并不怎么懂经济的泰定帝自己没有这个能耐。完成这个艰巨使命的，是他一力重用的回回大臣们。
【正文】
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贯穿始终，因为有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再加上理财派大都为色目官员，理财派往往被指斥为奸臣。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到武宗朝的脱虎脱、三宝奴无不如此，泰定朝的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被称为“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 。
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成王败寇，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众恶归焉”便没什么奇怪。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并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人物的作为，也并不能总是简单的予以黑白的判断。
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确实属于“用人唯亲”——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旧臣，使得汉人儒臣们对“时相多西域人”极为反感。但面对泰定帝执政期不断的天灾和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回回大臣们作出了相当贡献，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在他们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复了仁宗朝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缩紧银根，使得物价平抑。但朝廷的“钞本”不足，储蓄不够，如何能够缩紧银根？泰定众臣奏请实行了拿出两条方案，其一是“盐课增价”，提高盐税。其二是“富民入栗拜官”的制度，将一批中下级官位出售，“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 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不但使得府库得以充盈，还可用于赈济灾民。另外，加大南粮北运的运量，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虽然“盐课增价”，“皆足以厉民矣”，而“富民入栗拜官”更属于卖官鬻爵，但也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原本喧腾的物价终于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如盐引，仁宗朝官定价格是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作为宰辅的回回大臣们也并没有破坏已经实行的汉法。泰定元年，泰定帝册立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并马上遵从大臣的建议“如裕宗故事，择名儒辅太子，敕中书省臣访求以闻”，让儒学大师来教导太子读书，准备将太子培养为真金那样的继承人。
同时，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将世祖朝开始的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为经筵制度，让张珪、赵简、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蒙汉儒士担任进讲官，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
仁宗朝开始的科举，泰定帝面对朝廷中“有欲罢科举法者”的议论，听取了礼部尚书曹元用“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 的建议，继续坚持。泰定元年三月便开科举士，八剌、张益等八十六人中举；泰定四年三月，再次开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题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辅们，十分重视行政效率，在处理政事上也很能听得进儒臣的意见。英宗旧臣许有壬每次朝议，都要“屡争事得失”，旭迈杰等丞相也能够认真听取，“汛扫积滞，几无留牍”，迅速作出处理。至治元年进士，先后担任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叹：“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
但他们的这些作为，并没能逃脱“奸臣”的骂名。
这虽然有党同伐异的原因在内，但他们对泰定帝私欲的纵容和自己私利的撷取，却也是洗刷不掉的污点。
泰定帝非常信佛，为了表示虔诚，四处修建寺院，大做佛事，并四处置办采买宗教仪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做佛事的排场更是远超前代，“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完全没有谏止，反而想方设法筹钱供皇帝花销。
泰定帝非常喜欢海外宝石，极为重新开始了“中买宝物”，“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值），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 ——泰定帝的回回宰辅们都是出身西域，与西方豪商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皇帝的这项爱好自然大加逢迎，“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瓓者来献，其估巨万，或未酬其直（值）”。
泰定帝主张稳定，刑罚提倡宽松，右丞相旭迈杰便将之“发扬光大”，什么样的重罪到他这里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时宿卫士自北方来者，复遣归，乃百十为群，剽劫杀人桓州道中”，这是杀人越货的重罪，却“旭迈杰奏释之”。
“蒙古千户使京师，宿邸中，适民间硃甲妻女车过邸门，千户悦之，并从者夺以入”，这是强抢民女的重罪，苦主“泣诉于中书”，得到的结果却是“旭迈杰庇不问” 。
“辽王脱脱……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竟然“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
“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 ，这是依仗官位霸人妻子，夺人财产，“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宽仁慎刑”确实是仁政的表现，“胜残去杀”也是仁君的气度。但这一切必须要有底线，也就是不能放弃“惩恶扬善”和“违法必究”的根本。如果杀人越货、夺人妻女、残杀族人、抢人财产这些罪行都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国家的法律岂不是形同虚设？这样的来维持稳定岂不是本末倒置？
儒臣们评价这种作为是“刑政失度，民愤天怨”，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偏见，对回回宰辅们自然大加指斥。
何况，作为儒臣领袖的宰相张珪，曾给泰定帝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近五千言，历数“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种种弊政，希望泰定帝能够改正，得到的结果却是简单的三个字“帝不从”。张珪再次痛陈：“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议，乞悉行之”。可仍然是“帝终不能从”。
张珪的言论，代表着众多儒臣的心意，他的上疏被拒，也代表着儒臣集团的郁郁不得志。
自己不得志，又看到心目中的政敌如日中天，自然更增加几分怨愤。
张珪在上疏后不久，便告病回乡，虽后又多次被封爵赐官，但也不再愿意参与朝政。泰定四年十二月，张珪在家中一病不起，终年六十五岁，永远的退出了政治舞台。
虽然张珪在病重期间获得了泰定帝相当丰厚的慰问，“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国公、经筵如故”，不久又打算起用为“商议中书省事”，去世后更是钦命“上蔡国公印”。但相对于英宗追赐李孟的哀荣——“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无疑显得凄凉很多。
这也是泰定朝儒臣们的写照，仁、英两朝时昂扬进取的精神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汉法尚未失坠的庆幸和在待遇上聊胜于无的慰藉。
【正文】
纵观泰定帝执政的五年，不得不说他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执行了恰当的政策。在英宗被弑后一触即乱的局面中，他抚平党争、安定地方、清理财政、保境安民。而且，他在保留了汉法改革成果的同时，用儒者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也远远不似武宗一般，由镇戎宗王入继大统后大力复兴蒙古旧制所能相比。
我们有理由相信，泰定帝的计划，是要在自己这代彻底稳定帝国，然后将一个完好的江山交给由名儒教育出来的接班人。让他去继续仁宗、英宗所未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他在位不是五年，而是十五年，或者是十年，元王朝的前景也许会光明很多。
但是，所谓天不遂人愿，虽然泰定帝的年龄还是个谜，但他仍没能摆脱从武宗开始的在位短暂的宿命。
从史册上，我们看不到泰定帝有贪酒好色的毛病，这与他的前任和后任大不相同，但其在为五年而亡，也许可以推断，他的寿命并不是三十六岁，而是五十二岁，这个年龄去世，在古代，算是很正常了。
泰定五年，泰定帝在围猎时患病——也许是受了伤。是年二月，泰定帝改元致和，以当年为致和元年，这似乎是为了用改元来冲喜，祈祷病体早愈。
三月，泰定帝下令巡幸上都，皇后、太子，丞相倒剌沙等人陪侍。
也许是病情并不沉重，泰定还想着到上都游玩；也许是感到来日无多，想到更有草原气息的上都重温一下在草原故乡的时光。泰定帝在生病之际做出的这个决定，非常符合情理。
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作为用安抚手段而不是根除的手段压制朝廷各派的皇帝，他在位的短短五年还远没到将一切用时间平复的程度。
皇帝病重，而又远离国家根本之地，那些只是暂时蛰伏的各派势力岂能不有所动作？又会使多少野心家蠢蠢欲动？
何况，早在泰定帝身体康健，牢牢掌控朝政的时候，各派势力暗地里的活动也从未停止。
泰定三年，泰定帝潜邸旧臣，时任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病逝。其人虽然纵容泰定帝的私欲，又喜欢法外施恩，导致“刑政失度”，但作为首相也还谨慎、尽职。他死后，塔失帖木儿接任中书右丞相，但不过是个摆设，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左丞相倒剌沙手中。其人虽然理财很有一套，但却相当跋扈，被称为“弄权”，惹得朝野侧目。
英宗旧臣，曾被英宗赏识的怯薛任速哥便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对其他各派的“统战工作”。
他首先找到了平章政事速速，密谋道：“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长子周王，正统所属，然远居朔方，难以达意。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传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图大计，则先帝之仇可雪也。”
对任速哥来说，泰定帝诛杀铁失等人，并不能洗清自己参与逆谋的嫌疑。在他心中，当今的天子，便是杀害先帝的主谋。可英宗死时太年轻，还没有子嗣，仁宗一系绝统。那么，只有拥立武宗的儿子们来推翻泰定帝，才能复仇。而平章政事速速，也是武宗旧臣，对这番言论自然“深然之”。
可两人一为文臣，一为无职的闲散人员，这样的大事，都是有心无力。于是便开始统战武宗旧臣中的领军人物，掌有兵权的燕帖木儿。
燕铁木儿是钦察贵族，其祖父土土哈、其父亲床兀儿都是威震边疆的名将，在平乃颜之乱、对抗西北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等等战役中都立下奇功。他自己自幼就是武宗的宿卫，参与了武宗的一系列战斗，颇有将才。
其家族在武宗朝颇为显赫，但在仁、英两朝时受到冷落。而到了泰定朝，燕帖木儿先是加太仆卿，后又迁同佥枢密院事，成为实权人物。因此对泰定帝还颇有知遇之情。刚听到任速哥和速速的密谋，还是“闻之矍然”，并不买账。但任速哥屡屡相劝，指出：“天下之事，惟顺逆两途，以顺讨逆，何患不克。况公国家世臣，与国同休戚，今国难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谋者，祸必及矣。” ——你不要忘了，对当今皇上不满的可不光我们这帮人，要做大事就得趁早，一旦被别人抢了先，后悔都来不及了。
燕帖木儿也知道，无论是泰定帝在位，还是日后太子继位，自己这些武宗旧臣都是要逐渐边缘化的，想要大富大贵，只能从险中求——拥立武宗的儿子承袭帝位。
泰定帝以为自己分蛋糕很公平，但他忘了，毕竟自己的心腹们拿到的那块最大。别的派系都会不满。
于是，在燕帖木儿的多方联络下，众多希望获得更多蛋糕的人聚集在他身边，这股势力如滚雪球一般迅速壮大，遍布朝野。
在朝廷中，既有世祖忽必烈庶子，平西王奥鲁赤的后人，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以及诸王满秃、阿玛剌台等，还有太常礼仪使哈海，宗正府断事官阔阔出、中书右丞赵世延、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太子詹事塔失海涯、前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王不怜吉台、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等等。
而在地方大员中，有燕铁木儿的叔父，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等。
仁宗、武宗旧臣，宗王亲贵，地方实力派，各种势力拧成一股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颠覆势力，暗中将矛头指向泰定帝朝廷。
不过，只要泰定帝在世，这股势力还只能暗中准备，绝不敢造次。只要皇帝发觉一点端倪，伸出手去予以镇压，那么，这看似强大的联盟会毫无悬念的土崩瓦解。
毕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与臣子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这是燕帖木儿等人无法克服的软肋。
然而，致和元年，泰定帝在病中巡幸上都，将皇后、太子、中书左右丞相以及最忠于皇室的怯薛、诸卫大军带走护驾。而且，进燕帖木儿为金枢密院事，并让他领“总环卫事”，也就是负责大都的卫戍和治安。这等于给了燕帖木儿一党最好的起事时机。
泰定帝起驾时，诸王满秃等人随侍。临走前，满秃对燕铁木儿道：“今主上之疾日臻，将往上都。如有不讳，吾党扈从者执诸王、大臣杀之。居大都者，即缚大都省、台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极，传檄守御诸关，则大事济矣。” ——我看皇上的病是好不了了，一旦晏驾。我们这些人在上都将扈从诸王、大臣杀掉，劫持太子回到大都，由你接应，立武宗之子为帝，布告天下，大事可成！
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当然，最主要的条件是泰定帝“如有不讳”，要是泰定帝突然好了，那么计划也就全盘取消。
燕帖木儿心领神会，从銮驾北走之后，他就开始焦急的等待着消息。
四个月后，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终于病逝于上都。燕帖木儿一党起事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发动，泰定帝一系实在没有多少机会。
不过，做为泰定帝生前最倚重的大臣，在皇帝去世后更有责任安排朝政的左丞相倒剌沙原本有着扼杀这一切于摇篮的机会。
如果他能够在泰定帝刚一去世，便宣布皇太子阿速吉八继位，改元继统，布告天下，形成大势安稳的局面。那么，人心思定，燕帖木儿一党即使发动，也必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然而，倒剌沙在泰定帝在时便喜欢弄权，对于权力极为热衷。现在见老主子去世，正好给自己过把最高权力的瘾。于是。“专权自用，逾月不立君，朝野疑惧。”
倒剌沙明显没有察觉到燕帖木儿等人的密谋，他过足了瘾，却耽误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八月，在一片“朝野疑惧”的氛围中，燕帖木儿不失时机的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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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计划仍是有了改变。按原计划，应该是诸王满秃等人先在上都发动，然后燕帖木儿予以接应。可倒剌沙虽然没有看出政变的端倪。却把上都控制得死死的，满秃等人毫无下手的机会。
政变这种事是要讲究出其不意，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泰定帝去世已经一个月，燕帖木儿也迟迟没有动手，应该也是在等待上都的消息。既然盟友无法指望，他只好自己放头炮。
燕帖木儿知道，自己一旦动手，上都的同志们可就危险了。成大事不能不有所牺牲，但亲人还是要顾及的。泰定帝巡幸上都之时，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儿子唐其势也随侍而去，应该是为了配合满秃的行动。现在是用不着了，燕帖木儿秘密派人把他们召了回来——至于其他人，只能自求多福吧。
大都的卫戍部队此时都掌握在燕帖木儿手中，要发动政变可说易如反掌。八月四日，燕帖木儿率族党阿剌帖木儿、纳只秃鲁等人进入兴圣宫，召集百官，公开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 ！
泰定帝后期，掌管朝政的是三驾马车：中书左丞相倒剌沙、平章政事乌伯都剌，还有世祖名臣赛典赤•瞻思丁的孙子，平章政事伯颜察儿。这次出巡，乌伯都剌和伯颜察儿都留在大都，这也算是泰定帝稳定朝局的安排，可这只能是针对正常情况，二位理财能手处理朝政毫无问题，要对付真刀真枪的武装政变，却是全无能力。燕帖木儿图穷匕见，他们便被武士当庭羁押下狱。同时被下狱的，还有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忠于泰定帝的大都留守大臣遂被一网打尽。
紧接着，燕帖木儿重新组织了政府，任命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中书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并命中书右丞赵世延、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与自己一起掌控朝政。同时，“征诸卫兵屯京师，下郡县造兵器，出府库犒军士”， 派重兵防守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北)、卢儿岭、白马甸(今北京密云北)、泰和岭、碑楼口、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等长城关隘，增兵驻守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准备全面对上都开战。
短短数天之内，作为元王朝首都的大都便彻底成为燕帖木儿反对泰定帝一系的大本营。
政府班子安排好了，就该有请老板来坐镇了。燕帖木儿即派明里董阿、答里麻失里驰驿江陵，前去迎接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同时，密谕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让他整备兵马，用精兵扈从怀王入京。
图帖睦尔现年二十四岁，作为武宗儿子，因为武、仁时代的宫廷斗争，自幼便饱经患难。十一岁时，哥哥和世剌因为被废掉储位而掀起反旗，结果战败逃亡察合台汗国，所谓唇亡齿寒，哥哥的遭遇让图帖睦尔一直活在不安的阴影中。至治元年五月，有人向英宗皇帝状告图帖睦尔与朝臣勾结，图谋不轨，于是被流放海南岛。
现在海南岛虽是旅游胜地，新开发区，但那里的炎热潮湿仍让很多北方人难以忍受，何况数百年前，生活条件更糟。十五岁的图帖睦尔被流放到那里，其苦状可知。
直到泰定帝继位，图帖睦尔才被召回，但回京路上到潭州（长沙）时便要求不许再走，滞留还几个月，又体验了一下湖南火炉的滋味，之后才被允许还京，受封为怀王，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安稳没多久，一年后又被命令迁往建康——真所谓席不暇暖，颠沛流离。
而到了泰定帝去世的迁徙，图帖睦尔王爷终于经历了一次最令他高兴的播迁。燕帖木儿等人为了发动政变，怕倒剌沙察觉对他不利，暗中派人将他安置到江陵。
就在燕帖木儿率人控制大都后的第十天，特使派明里董阿、答里麻失里赶到江陵，随即保护着怀王北上。
到达汴梁后，河南行省平章伯颜这时早已将河南忠于泰定帝的官员平章曲烈、参政脱烈台等人处死，“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橹，浚濠池，修战守之具”，将河南建设成了拥立怀王的大后方。怀王到达后，伯颜亲自率领五千精兵护送一行北上大都。
八月二十七日，怀王一行到达大都，入居大内。
至此，燕帖木儿的“大事”已经成功了一半，下一步就要看如何对付上都了。
而在上都，忠于泰定帝的诸王和大臣们又在干什么呢？
他们的反映倒也不慢。
惊闻大都的事变，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便会同梁王王禅（甘麻剌次子松山之子）、湘宁王八剌失里（甘麻剌第三子迭里哥儿不花之子）、辽王脱脱（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后裔）诸王失剌、诸王也速帖木儿等人加紧了对于上都的控制，并调集兵马准备反攻大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