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后有忽必烈，前有阿鲁忽，阿里不哥已经是左右为难。现在以他的实力，和谁都无法较量，只能向其中之一低头。阿鲁忽曾经是自己的臣子，而且其人心狠手辣。相对而言，忽必烈是自己的亲哥哥，而且多次放过了自己，毕竟血浓于水。阿里不哥无奈的做出了自己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重大的选择。
中统五年(1264) 七月，阿里不哥来到开平向忽必烈投降。这场导致帝国崩溃的兄弟相残之战，终于尘埃落定。
投降者与受降者都对对方爱恨交织，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见时，双方都流下了眼泪。相对哭泣了很久，忽必烈才打破沉默，问道:“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的回答意味深长:“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 他并不承认自己称汗是错误的，明确的对哥哥表示：你是赢在实力上而并非道理上。
忽必烈最后也没有难为这个弟弟，让宗王们会同审问后，认为阿里不哥是成吉思汗子孙，予以宽恕。但阿里不哥仍是在第二年便患病死去。
有些史家认为阿里不哥是忽必烈暗杀的，因为他毕竟还是蒙古正统派的旗帜，只要他还在一天，便是对自己的威胁。这样的分析自然很有道理，但综合前因后果，忽必烈害死阿里不哥是很愚蠢的一招。毕竟当时蒙古帝国各汗国还在名义上维持着传统关系，阿里不哥归降时，忽必烈让其站在侍从站立的地方，这一侮辱性做法，立即便引起了旭烈兀、阿鲁忽、别尔哥的不满，写信进行指责。忽必烈希望自己称为真正的蒙古大汗，极力拉拢各汗国汗王，因此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一件小事尚且要小心谨慎，何况是杀害阿里不哥呢？何况，阿里不哥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大失人心，即使正统派的很多宗王也都不再倾心于他，日后海都扛起正统派大旗，很快获得了号召力，有无阿里不哥其实并不重要。
以笔者观点，阿里不哥的死，应该是郁闷、悲哀和对于前途绝望多重困扰下的积郁成疾。但忽必烈是否会对于弟弟精心治疗，就难说得很，让他顺其自然的病死，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
阿里不哥死了，但蒙古帝国的崩溃却难以遏制。忽必烈的蒙古大汗注定要远远不同于他的前任，蒙哥汗之前，其他汗国与大汗的关系是君臣，而从他开始却要成为盟主与盟员的关系。
当忽必烈以“中统”为年号登上大汗宝座时，蒙古帝国的历史便已经结束，而大元王朝则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是继承还是重建——元王朝与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蒙古帝国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元王朝是个什么关系？无论在世界历史学界，还是中国历史学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般引起争论的历史课题，要么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要么因为资料繁杂，说法多样，因而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家都是靠推测，形成一个个“一家之言”。而蒙古帝国和元王朝的关系，却并非这些原因，要说资料少，不但中国有《元史》、《元文类》等等，波斯有《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蒙古自己也有《蒙古秘史》、《黄金史纲》等等；要说资料繁杂，其实无论那种史书，对这个问题都有着交代，来龙去脉，虽不能说条分缕析，也还是清楚的，不至于到了让学者们靠着猜想争论不休的地步。
争论的症结，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常常上升到政治或情感问题上。
蒙古帝国太过庞大，囊括了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的广袤土地，这些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国家和继续生存的民族都不得不承认，在13、14世纪那段岁月，他们被一个名字叫蒙古的帝国战败、摧毁、屠杀，最后又被迫接受了统治。但是，那对岁月并不十分漫长，这些草原上而来游牧民族的统治并不稳固，很快这个帝国便分崩离析，各地区、各国家虽然还被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统治相当长时间，但已经开始自行其是的发展自己历史。如果说元王朝和蒙古帝国是一脉相承，甚至划为一体，很多地区的历史就要缩短自主发展的时间。这是会伤害到感情的。
西方的史学家们往往要尽量提前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有的干脆把这个时间放在蒙哥汗时代，认为因为蒙哥汗的继位是依靠金帐汗拔都的支持，因此在他即位后，帝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蒙哥汗，西部归拔都。但这个说法并站不住脚，因为蒙哥汗即位后，对整个帝国都有着完全的权力，金帐汗拔都虽然很受重视尊重，但也只是屏藩之长，完全算不得另外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拔都去世后，蒙哥汗先后委任其两个儿子继位，只是因为先后暴死，才不得不让其弟别尔哥继位。当旭烈兀西征之时，金帐汗国在蒙哥汗的命令下出兵出粮，而军队指挥权完全是旭烈兀的，也证明了蒙哥汗对金帐汗国的控制。
正是有着这样的反证，一些西方史家便把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放在忽必烈称汗时代，而且不承认其他汗国与元朝的藩属关系，把元朝放在和其他汗国几乎平等的位置上，称之为“忽必烈汗国”。这种认识，则是基于忽必烈的双重身份——他既是蒙古大汗又是中国皇帝，而且中国皇帝的成分更多。如果认为忽必烈仍是如前代可汗一样对其他汗国哪怕是名义上的统治权，则就等于认为中国当时的领土包括东欧和西亚，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接受。
倒是中国的《元史》把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都纳入“大元皇帝”序列，分别为“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但其一是因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接受了儒教的礼法和祖先祭祀制度，设立太庙，供奉先代可汗，并赠与庙号。其二是因为忽必烈也在借此宣示自己不但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也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正统，正如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上所说：“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但以事实来说，这样的记载有失公允，忽必烈的元王朝与蒙古帝国实在千差万别,忽必烈自己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代替事实，元朝的开国皇帝是忽必烈，而并非成吉思汗。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其一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逃出大都为止，共有134年；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开始算起，元朝则只有92年历史。
以笔者看来，这三种算法都有问题。
第一种是算法明显通换概念。蒙古灭金，是一个新兴的游牧国家因为世仇而对统治中原的王朝进行的侵略战争，并非是改朝换代。金朝灭亡后，蒙古在中原实行的仍是蒙古的分封殖民制度，将土地城池分封给兄弟子侄、有功之臣和汉地世侯，并非取代金朝建立一个新的中原王朝。
第二种算法则是过于强调国号问题，虽然“元”的国号是在1271年设置，但一个王朝是否建立重要的是制度而并非国号。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元“中统”，设置各种制度，已经是在实行传统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一个新的王朝已经建立，并不是非有“元”的国号才算建国。就如三国时代一般从东汉末年算起，因为东汉只剩下了“汉室”，各种制度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从算作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种算法则是传统的正统观念，因为南宋是华夏正宗，那么只有南宋灭亡，宋皇向元帝投降，正统才转移到元朝。要这么说，虽然宋恭帝投降，可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还先后拥立了两位宋皇，一直坚持着抵抗，直到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才算结束，那么正统就应该在南宋流亡政府中坚持到1279年。把元朝开始定在1276年，可算是自相矛盾了。
【正文】
元朝的开始，应该在公元1260年。那一年，忽必烈称汗，并仿效汉法，建元“中统”。
在此之前，蒙古帝国都是以十二生肖纪年，并没有年号。年号是中国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是中国皇帝的专利。虽然日本、朝鲜、越南也都有年号，但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的国家。用年号纪年，便标志了忽必烈所建立的政权与蒙古帝国的不同。
在《中统建元诏》中，忽必烈明确表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这是对中国历代王朝的致敬与追随，“中统”即为“中华正统”之意。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无论哪位大汗都不可能对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低头，把自己的认为是除蒙古之外的其他“正统”。忽必烈的这种改变，至少在精神上，是对祖先的某种背叛。
而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为这种“背叛”说明了充分的理由：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佥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骣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说先祖们“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那么自己要“祖述变通”自然是“正在今日”了。
制度上的变更，首先就在于统治机器的改变。忽必烈登基后，对于国家的管理已经与蒙古帝国时代大不相同。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所确立的制度，可说集权与分封并行。首先颁布了《札撒》，以之作为国家一切生活的准则、制度和法令。《札撒》中包括选举、外交、诉讼、刑事犯罪、商业、赋税、义务、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条文。
在地方设置方面，成吉思汗设立了“千户制”。建国初期设有九十五千户，千户之上是万户，智将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统辖地直到大兴安岭以东；封幼年时便跟随自己的好友博尔术为右翼万户，统辖地至畏兀儿阿尔泰山西麓。各千户长要由功臣来担任此职，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十户。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的大小规模不尽相同。比如千户：有的可达四、五千户，有的则不足一千户。千户的组成也各不相同：一些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一些是重新收集分散在各部的同族组成的；还有一些是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此外，成吉思汗还将他的母亲、兄弟、亲属们分配为不等的万户、千户。
而在扩张之后，蒙古帝国实行分封殖民。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所占领的土地上建立隶属于大汗汗廷的汗国，各个汗国的汗王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但各汗国的封地仍由大汗委以长官统管，诸子在其封地上只享有一定数量的赋入。其行政权、军事权很大程度还属于中央直辖。这种直辖则依靠“达鲁花赤”也就是“断事官”的设置。
蒙古帝国建国初期的大断事官是成吉思汗母亲的养子失吉忽秃忽，职责主要是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掌握司法之权，它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而诸王、贵戚、功臣封地内，也各置断事官管治其百姓，这些断事官是直接向中央汗廷负责的。
至于汗位的传承，如前文所说，蒙古帝国并没有立储制度，而是用“库里台大会”有贵族们选举产生。
而忽必烈登基后，对于这些制度进行了完全的改革，基本上如郝经在《立政议》中所说：“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
在中央，设置行政、军事、监察机构, 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 实行“三权分立”; 在地方上设立行书省, 简称行省或省, 置丞相一人, 掌管全省军政要务。
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总理全国行政事务。建元“中统”的第一年(1260 年) ,“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 中书省长官由皇太子真金担任,未立皇太子时暂缺。实际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有时也叫平章政事代丞相之职。中书省管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均设置尚书。
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除“腹里”直属中书省和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直接管辖外,共建十个行省: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浙江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腹里”管辖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之大部或部分之地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行省建置是元代的创举，明代虽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之为行省。今日之省,是由元代行省演变而来。而西藏等“特区”，则设置宣政院管理。
当然，忽必烈对于其他汗国也希望能如父祖时代一样对其实行统治，但从他开始的历代皇帝，均没能达成目标。各汗国虽一度承认元朝为宗主，可内政外交全然自理，都是完全的主权国家了。
对于“库里台大会”，忽必烈直接予以废止，而是用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储制度，所谓“鉴於前事，知汉法玉信者，实宗社至计，乃定策立真金为皇太子。……授皇太子玉册金宝,太子有册礼始此。”
【正文】
如果说整套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变化还不足以说明元朝与蒙古帝国不可一体而论，那么统治中心的迁移则直接关系到版图边界的变化，足以证明两者虽有传承却大为不同。
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中心是蒙古高原，都城在哈喇和林，简称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都市，由窝阔台汗于1235 年在鄂尔浑河岸边建成。该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蒙古大汗的万安宫在城之西南角,有宫墙环绕,周约二里，“⋯⋯城里有两个地区:一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他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
到蒙哥汗时代，蒙古帝国的疆域西到东欧，西南抵达伊朗高原，北部囊括大部分西伯利亚，东部直到库页岛，南部则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和林城正好处于较为中央的位置，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可以有效掌控各地。而到了忽必烈时代，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已经成为敌国，和林城就几乎成为边塞，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海都等征战时，和林城经常成为战场和双争夺的军事要地，首都再设于此，明显不合适了。因此，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将之改称为上都。上都是北接哈喇和林,南通中原地区的要塞,符合当时的忽必烈统治区域的管理。
而随着灭亡南宋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治理江南地区。于是，1272 年,忽必烈汗又把都城从上都迁到大都(今北京) ，其城在金朝时称为中都，其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对于以中国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朝来说，再合适不过。这座城市日后继续成为明、清两代的帝都，也充分证明这里是当然的中国政治中心。
在引言中，笔者曾拿罗马与拜占庭的关系来类比蒙古与元朝。当然，前者的历史要远远长于后者，罗马向着拜占庭的转变经过也要比蒙古到元朝的转变漫长曲折得多。但这确实是可以比较直观的理解蒙古帝国与元王朝关系的例证。
拜占庭帝国又称为东罗马，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保留其东部领地而存在的国家，没有人能够否认，君士坦丁堡中的皇帝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法统上来说，都是继承了罗马帝国。但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发展、统治区域等等方面来看，拜占庭对于罗马，只有名以上的传承关系，在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同的国家。
有人指出，忽必烈是蒙哥的亲弟弟，其汗位直接连源于蒙哥汗，把他说成是另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很不合适。可忽必烈继承汗位时，并没有受到所有蒙古贵族的支持，而且很快就和另一位大汗阿里不哥兵戎相见，征战了四年才胜利，获得了蒙古高原的统治权。而元朝近一半的领土更是忽必烈自己打下来的（比如说南宋）。可以说，忽必烈的江山，在名义上继承了父祖，却基本上是自己打拼的结果。
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要争论下去。但只要作为历史问题而不是政治或情感问题，这应该是不那么值得争论的吧。
【下一章：空前为实，绝后则非——元朝的疆域】
空前为实，绝后则非——元朝的疆域
说到元朝的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空前绝后”。自人们心中，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无论是前面的汉、唐还收后面的明、清都无法相比。
所谓空前，元人自己在官修、民撰的众多史书中说了很多。
元朝官修的《经世大典》，其中《序录•君事》中用近乎阿谀的语气写道：“至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矣。”
而民间所修，作者名已经亡佚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也跟着赞颂：“唐虞三代以来之州域，北不逾幽、并，南不越岭徼，东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方今六和混一，文轨会同，有前古未有之天下，皇乎盛哉。”
本朝人说本朝事，自然不那么客观。当然，元朝没有文字狱，对于民间修史、作文没什么限制，相对而言，兑水的情况并不严重。也可能是因为如此，后世也就大都接受了这些说法。
明代所修的《元史》，在地理志中所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清朝顾祖禹著有《读史方舆纪要》，也认为：“盖（元）疆域之远，轶于前代矣。……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东西万余里，南北几二万里。” 这个“几二万里”便是从《元史》中所列的数字推算出来的。
到了清末，大名鼎鼎的严复也认为：“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印度），北暨俄罗（斯），幅员之大，古未有也。”
有了那么多前人的铺垫，元朝疆域的“空前”也就成了板上钉钉。到谭其骧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元朝的疆域图也就极为广大，远远超过了之前与之后的所有朝代。
于是，问题出来了，空前尚可说定，但否是“绝后”？
元朝疆域要远超过汉唐，主要在于对一些传统的邻国的吞并。
汉代时，在北方，汉武帝北伐匈奴，将疆域扩展到河套和河西走廊；在东方，灭卫氏朝鲜，设四郡；在西方，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但西域各国虽然是臣属，内政外交军事总要受到汉朝的干涉，但还是一个个独立小国，并不能算是汉朝直辖领地；在西南，经过十余年的武装开拓，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和牂柯五郡，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在南方，灭南越国，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
汉朝扩展疆域比较稳固，在日后只有较小的收缩。但是，西藏、辽北等地却并未涉及。
唐朝的疆域要比汉朝广大，在边境设有六大都护府：
单于都护府（初称为云中都护府），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
安北都护府（初称为瀚海都护府），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
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
北庭都护府，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
安东都护府，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
安南都护府，辖境北有今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缘边一带。
但是，这六大都护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是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较短。如安北都护府663年的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到686年的辖境就退缩到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安西都护府在公元656—663年之间的辖境扩大至自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至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到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北庭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辖境完全丧失；安东都护府在670年的辖境仅剩下辽东，后又退到辽西；安南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西北今云南逐渐被南诏国占据。另外，唐朝时正是吐蕃帝国强盛时期，整个西藏包括青海大部均是吐蕃帝国土地，唐朝对其自然说不上管辖。
元朝与汉唐相比，首先就是漠北草原完全是自己的老家，当了中国皇帝算是嫁妆带了进来，几千年来中原王朝的漠北边患不复存在。其次，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元朝设立行省制，全国设十大行省，以这些行省的管辖地来看，可以看出大体疆域。
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辽阳行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河南江北行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四川行省，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云南行省，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
湖广行省，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岭北行省，辖境包括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今俄罗斯联邦境内西伯利亚部分地区。
以此来看，元朝边疆的范围西北至今天新疆的哈密地区，东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和萨哈林湾一带，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西藏、云南、今缅甸东部。
这些限定都没什么问题，但北部边界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将元朝的北疆扩展到北冰洋沿岸，而有的说法则将北部边界限定为今天蒙古国北部边界的库苏古尔湖、乌布苏湖一带，相差甚远。这关系到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版图是否归属。于是又有学者提出，因为在北冰洋沿岸从未发现元朝官方或民间遗迹，不应再坚持“北冰洋沿岸”之说，但也不愿意承认北部边界只达到今天蒙古国北疆，于是便折中一下，把元朝北疆定在贝加尔湖中部以北地区。
以笔者看来，北洋沿岸自然有些托大，贝加尔湖一带也并没有元朝政府直接管辖的明确证据。那么，以清朝的地图作为参照，元朝的北疆范围，应该大致比现在的蒙古国北疆稍北一些比较合适，或者可以达到贝加尔湖南岸。
【正文】
这么一来，元朝疆域的“绝后”就有待商榷了。
代替元朝的明朝，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但仅仅是为了以攻为守，因为他们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而新疆，元朝时就有一半属于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其极盛之时，虽然北元、西藏帕竹政权、察合台汗国都认其为宗主，可那些土地明王朝是说不上有实际管辖权的。
明朝疆域远小于元朝是不争的事实。可代替明朝的清朝却在康雍乾三代的努力下猛追元朝创下的“疆域记录”，以漠南（今内蒙古）为主要管辖区的北元，漠北（今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新疆的准噶尔汗国，叶尔羌汗国（察合台汗国继承人），西藏、青海的和硕特汗国，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被清朝所灭亡。到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疆域发展到极致，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南至南海，包括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
元朝有的，清朝基本收归囊中，而没有的，清朝也拿到手中。元朝因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对立，先后损失河中地区和新疆西部，最后只能以哈密为西界，而清朝在灭亡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今新疆的所有地区直到塔拉斯河以西全部划归版图，在这一点上，元朝稍逊一筹。
因为中国独特的藩属制度，一些臣服于中国皇帝的藩国国主都要接受皇帝的册封，因此，有人便总愿意把这些藩国的土地都算作领土。实际上，是否有驻军，是否有税收，是否有委派官员直接管辖才是确定领土的根据。藩属的“称臣纳贡”只是一种臣服的表现，名义上给个面子，傍个大款，捞点实惠，比如所谓纳贡总是厚往薄来，拿走的总是比拿来的多；需要帮助的时候便来找老大帮忙，比如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而要是老大衰落了，或者实惠给的不多，便要翻脸无情，比如南诏国吞并唐朝云南土地，明朝的边塞蒙古卫所经常叛附无常，等等。
刨除藩属，元朝的疆域确实是“空前”，却并非“绝后”，并未能争得过后来的清朝。而清朝的疆域说一句“空前绝后”倒更符合实际了。
“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开元第一功臣伯颜
预言，总是让人很着迷。
记得在大学期间，流传着“1999世界毁灭”的预言，《诸世纪-诺查丹玛斯预言》也洛阳纸贵，到处畅销。笔者也赶时髦买了一本来看。世界几百年的重要事件，全都在一本书中被一个人所料定，而这个人又预料了全世界人类的存亡，这样的刺激倒没让笔者害怕，反而有些许激动。但结果，到了所预定必死的1999年7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便有人指出，《诺查丹玛斯预言》很多时候人杜撰和附会上去的，不是“指哪打哪”而是“打哪指哪”，也算是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历史上，预言总是在关键时刻恰到好处的出现，且往往惊人的准确。于是也有很多奇人异士因散播这些预言或获得富贵或遭受灾祸。当然，是否属于“打哪指哪”，就很多无法考证了。
在南宋朝廷走向死亡的最后岁月里，一个莫名其妙的预言也在江南大地流传着——“江南若破，百雁来过”。
这个预言有三个版本。
在《元朝名臣事略》中说：南宋长江防线未被攻破时，江南有民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时人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
《马可•波罗游记》中，是说宋太后为皇帝请人占卜，占卜结果是：“除了一个有一百只眼睛的人之外，没人能夺取他的王位。……然而当她问到敌军统帅的名字时，人们告诉她叫伯颜，即百眼的意思，她不仅大惊失色。” 那么，在“江南若破”之后的一句话便是“百眼来过”。
而在南宋灭亡后以“遗民”自居创作大量哀悼故国诗作的刘因，在自己《白雁行》诗中，则说是“北风三吹白雁来”。 那便是“江南若破，白雁来过”。
无论“百雁”、“百眼”还是“白雁”，都应该不是意译，而是取谐音，所指的便是元朝第一功臣——伯颜。
每个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开国功臣，有的可以列出“第一功臣”，有的则在众多功臣中难分伯仲，说不出谁是第一。西汉第一功臣无疑是“兵仙”韩信，而东汉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就难说谁可称第一。大元王朝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麾下有着很多能征惯战的大将和运筹帷幄的谋士，但要说第一功臣，则非伯颜莫属。
平灭南宋，混一南北，使大元王朝终于获得了“中华正统”；西征中亚，对敌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稳定边关；世祖去世后，仗剑朝堂，威压众臣，使得成宗顺利继位。这种种功绩，都集中在伯颜身上。忽必烈左右重臣中，能起到这么多作用的，伯颜说自己第二，也就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了。
而伯颜本身在忽必烈麾下是毫无根基的，能当第一完全是靠着自己卓越的能力，这就更为难能可贵。
论资历，伯颜是世祖身边的“小字辈”。他既不是世祖藩邸宿卫出身，也不是“金莲川幕府”中的人物。当忽必烈南征大理，攻打江汉，平定秦陇，鏖战漠北之时，都没有他的身影。那时，他正和忽必烈的三弟旭烈兀，一路向西亚挺进。直到阿里不哥败降，世祖将年号从“中统”改为“至元”之后，他才以旭烈兀使者陪臣的身份来到元廷。
论出身，伯颜也并不显赫。他出身于蒙古巴邻部，曾祖述律哥图在成吉思汗时代任八邻部左千户。曾祖去世后，祖父阿剌袭任其职，并兼任“达鲁花赤”。祖父去世后，父亲晓古台袭其职，可说三代都只是中层官员。倒是叔祖父纳牙阿是成吉思汗麾下猛将，忠诚敦厚，被成吉思汗誉为“可委任大事之人”，出任过中央万户长高位，但与他本身关系不大。相对于忽必烈麾下的兀良合台、阿术出身于成吉思汗名将速不台家族，霸突鲁、安童出身于成吉思汗智将木华黎家族，显得寒酸很多。
但是，没有过硬的背景而能够出人头地，才能看出是英雄还是狗熊。至元二年（1265年），二十九岁的伯颜受旭烈兀之命出使元廷奏事，一下子就被世祖看中了。史书上所写看重的原因是“见其貌伟，听其言厉”，如果仅是长得相貌堂堂而且能说会道，恐怕并不能获取以能识人著称的世祖欢心，这是指伯颜有很多关于政治、军事上的见解让世祖青睐。从此便留在元廷，“与谋国事”。
自己的使臣被外国留下，这原本会引起国际冲突。但旭烈兀毕竟是忽必烈的弟弟，伊儿汗国又是元王朝的属臣，忽必烈这挖墙脚的做法也就没人追究了。
在参与国事的过程中，伯颜展现了卓越的政道才华，忽必烈对他的倚重也日甚一日。不但让伯颜的官职节节高升，还亲自做主，让伯颜娶木华黎曾孙，中书右丞相安童的女儿为妻。虽然忽必烈嘴上说：“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伯颜攀上这么一门显赫的亲事，为他日后的仕途铺路——当领导能为下属考虑的这么周到，也算难寻的佳话。
至元二年七月，伯颜便被提拔为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元朝官制与历代不同，以右为尊。左丞相虽不是正相，却已经是朝中显贵了。伯颜也没有辜负忽必烈的赏识，“诸曹白事，有难决者，徐以一二语决之”，显示出决断、冷静、举重若轻的素质，使得众服曰：“真宰辅也。”
日后，面对征讨南宋这样天大的重担，众多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伯颜，便是从这里埋下了伏笔。至元四年，伯颜被升为中书右丞，至元七年，又迁同知枢密院事，这时的他只有三十四岁，已经位极人臣。
【正文】
几家欢喜几家忧，当伯颜在忽必烈的呵护以及自己的努力下平步青云之时，远在江南的南宋已经在元军的不停进攻下风雨飘摇了。
蒙古帝国成为了大元王朝，疆域损失了一半还多，且拱卫大汗的各个汗国有一半成了敌国。那么一直被压着打的南宋，似乎就可以缓口气了。
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蒙古帝国时期，虽然以对外征服为基本国策，但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目标，无非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和财富。能打下来的自然要打，若是太难打也就不会非要打下来不可。南宋的顽强抵抗再加上议和的拿手戏，若还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也许真的可以保住国家不被灭亡。
而到了元朝，无论你抵抗多么顽强，无论你拿出的议和条件多么优厚，元世祖忽必烈也必须要灭了你——不仅仅是因为你富庶，而是你代表了皇帝正统。
既然我做了皇帝，那么就决不能再有另一个皇帝存在，蒙古大汗只能有一个，皇帝也只能有一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
不过，伐宋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忽必烈刚登上汗位，还面临着阿里不哥的军事威胁时，他本没有将灭宋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为了和弟弟交战，他将原本驻扎在长江沿岸的兀良合台、霸突鲁等部抽调北上，并让史天泽出任江淮诸翼兵马经略使，李璮为江淮大都督，以汉军掌管南部边防，对南宋采取守势。同时，还派出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使节，赴南宋商谈在鄂州战役时口头商定的议和条件。
一些史家认为这次商谈议和只是忽必烈的缓兵之计，日后谈判破裂也是必然的，战争不可避免。这自然是有些道理，忽必烈确实亡宋之心不死，但这次谈判还是很有诚意，希望能和南宋达成一个长久的和平协议。从使者是郝经而并非别人，就可看出这一点，
郝经，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出身世第书香人家，祖父郝天挺是著名大儒元好问的老师。其人是忽必烈在潜邸时就十分倚重的谋士，地位和姚枢、刘秉忠相仿。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南征时，郝经便是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副宣抚使，与杨惟中率归德一带军队至长江北岸设立行台。在忽必烈围攻鄂州而身后出现阿里不哥争位的不利局面时，郝经一言定大计，力劝忽必烈撤围北归。他是忽必烈众谋臣中，最反对与南宋开战的人物，希望尽可能延缓南北双方的战事。作为一代思想家，他也推崇“天下一家”，反对华夷之辨，是力促忽必烈附会汉法的中坚人物。以郝经而言，让元廷更多的汉化，更为深入的将汉法作为立国根本之后，才应该商讨南征。
若说忽必烈重臣中，既是元廷中有份量，而又能被南宋所接受的人，郝经是唯一人选。所以，当郝经要求再派一二名蒙古官员随从之时，忽必烈道：“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书生也。”生怕派蒙古国官员刺激了南宋君臣，导致议和不成。
人选好了，事情看起来也不难办。宋廷处于弱势，强者对弱者提出议和，弱者本应该积极配合才对。然而无论郝经还是忽必烈都不知道，此次分别竟长达十六年。
历史上著名的奸相贾似道在鄂州与忽必烈口头商定城下之盟，总被说成是贪生卖国之举。但以当时的情形来说，贾似道这么做无可非议。当时的宋人并不知道蒙古内部已经动乱，而江汉的局势确实危如累卵。能用议和来退兵倒是最好的出路。只是，在鄂州保卫战中有勇有谋的贾似道却是背着宋廷私下议和，私下议和也就算了，可他偏偏向朝廷报功，谎称大捷。这样的情形下，郝经的出使，就有了戳穿贾似道谎言的可能。
专制国事的贾似道，自然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当郝经到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并派副使带信给贾似道商议之时。这位大宋宰相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能让他见到宋皇，下令将郝经一行全部羁押于真州。
郝经屡屡上书宋皇，“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但所有上书都泥牛入海，被贾似道截留。从此，这位元廷使节便被不明不白的扣留了整整十六年，直到伯颜日后统兵南下才被放归。
原本有可能实现的南北分治，也可能会让南宋延长寿命的会谈便这样被荒唐的葬送。贾似道虽要负全部责任，但惨痛的后果却让朝廷和百姓在日后埋了单。
【正文】
忽必烈见郝经一去竟然杳无音信，连续派出两拨使臣闻讯，可被贾似道专制的宋廷根本不予答复。这样的羞辱，对忽必烈来说原本无法忍受，但漠北战事没有平息，他无法对南宋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只能暂时隐忍。
直到阿里不哥归降漠南北尽数归附，忽必烈第一时间便把伐宋列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在吸取蒙哥汗南征的教训以及自己征江汉的经验后，忽必烈将主攻方向由川蜀转到荆襄，而主要打击目标则是襄阳和樊城这两座重镇。
两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