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形也一直延续到元朝。
如果说蒙古帝国的四代可汗在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懵懂，上没有意识到看似虚无缥缈的宗教要比金戈铁马更能有效的整合一个帝国。那么到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不仅仅是以可汗的身份，还要以皇帝的身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则是出于保持蒙古特色和务实的施政理念。
为了保持蒙古本色，就不能用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来整合帝国，这一点忽必烈非常清楚——蒙古崛起后，在文明上仍然落后于各个被征服国家，一旦独尊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都会迅速使蒙古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对忽必烈来说，自己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和大元王朝的皇帝，必须要确立蒙古本位高踞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仲裁者，才能使得蒙古人不断进步且永葆本色。
同时，重视务实是忽必烈一生贯彻的信条。任何空洞或难以立见实效的东西都会被他弃之一旁，而只要是能够见实效，他会不管什么来路都立即为己所用。用人上如此，制度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儒家学说、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被其所接受，他委任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都受到恩赏，甚至曹洞宗大师福裕被赐予“光宗正法”名号，之后更被追赐“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晋国公”的封谥：道教各派也都被抚谕，正一道天师张宗演更被委任总领江南道教，不但享受信徒供奉，还吃着高额的朝廷俸禄；掌管基督教的机构崇福司，秩从二品，级别相当高，而凡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区，如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都有教徒自选以及罗马教廷派来的主教；至于伊斯兰教，因为信奉者是在元朝享有极高尊荣的回回人，更是有专门的回回掌教哈的所，执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独立于朝廷的司法之外，伊斯兰教徒还享有减免差役和赋税的权力。
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往往因为信仰的不同的而成为死敌，任何国家的君主都不得不将宗教和政治有机的统一起来。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则自信可以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一个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并立且都为自己所用的国家。这在当时，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谁也不能说百花齐放不是好事，但种类、品性不同的花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殊异，要想使之共生共荣，就得有精致的花房。这种花房直到今天尚不能说已经完美的建立了起来，更不要说数百年前了。忽必烈及其子孙所统治的臣民主体毕竟是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汉人，其他的宗教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补充。以汉地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帝国，将儒教从独尊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其他宗教摆在平等甚至较低的地位，汉人的精英们无法用自己千年来所熟悉的方式获取进身之阶，必然会积聚不满。当这不满遇到合适的的机会，比如天灾让普通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时，他们就会带着百姓们用血和火来宣泄。正如在基督教国家剥夺教士的特权，在伊斯兰国家剥夺毛拉或阿訇的特权，必然会出现极为可怕的结果。
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的实验最终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便是帝国的毁灭以及其后的两个朝代极力排斥着“百花齐放”——既然要吸取教训，那矫枉就必须过正了。
不过，元王朝在后忽必烈时代，本有很大的可能向着之前的北魏或之后的满清方向前进，虽然这种可能最终未能实现，却成为贯穿有元一代的一条隐线。
一条汉化、儒化，始终与忽必烈的“内蒙外汉”，一国多制纠缠较量的隐线。
这条隐线以忽必烈藩邸和“金莲川幕府”中的汉人儒士为发端，以元惠宗和脱脱发起“更化”为结束。而使之巩固并贯穿整个元朝统治期，则是在世祖忽必烈一朝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而在历史的记述中。汉法派总以“忠臣”面目出现，而理财派则顶着“奸臣”的帽子登场。
其实，抛开一分为二的武断，其实汉法和理财本不矛盾。行汉法也要理财，国家没有良好的财政自然无法运转。但理财是为了安定和发展，如果以理财为手段，又以理财为目的，一切唯利是图，且不讲“开源”——想办法发展生产而生财，只想“截留”——在现有状况下加紧搜刮，那便是祸国殃民，属于竭泽而渔了。有人把阿合马等人归为“回回法派”，说回回法和汉法决然对立，并不准确，回回法相对汉法确实重利，但也自有取之有道的生财方法，否则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何以繁荣昌盛？
但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所谓利源一启便“不可复塞也”，认为兴一利就会生十弊。因此君主应该节用，而不应该总想着生财，在根本上与忽必烈的资金需要有极大的抵触。那么凡是迎合忽必烈而以理财为要务的，便会被儒者视为“理财奸臣”。
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由人设置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游戏，在复杂中区分是非黑白，往往并不容易。
【正文】
有意思的是，要说理财派之肇始者，却是一位汉人儒臣王文统。
王文统，字以道，或云号云臾，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是金朝曾进士。 “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 。
前文说过，金朝在蒙古军的连年进攻下，对河北、山东等地的控制逐渐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且纷纷投降于当蒙古而成为世侯。王文统便来往于各个世侯之间，“以游说遍干诸侯”，但并没有马上遇到伯乐。直到见到益都行省李璮，才算有了知音，“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 。
王文统不但学问很好，而且极为善于理财，在他的帮助下，李璮的财政状况在所有的世侯中是最好的。王文统也随之名噪一时，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他，十分赞赏。虽然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但也对其才干没有异议。刘秉忠和张易也对忽必烈举荐说：“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
中统元年四月，刚登上帝位的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一下子高于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人。
从一个世侯幕僚一跃而成为帝国宰相，王文统自然对忽必烈感激涕零，上任后，将自己的才学倾囊献出，操持国事不遗余力，“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
中统元年五月，王文统主持建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规定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七月，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燕京行省，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
中统二年初，行省颁布新政条例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作出明确规定。三月，王文统又上奏设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高度完善了帝国政治制度。
同时，王文统还下大力气对钞法进行改革。针对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的币制不统一，各地都发行钞币的混乱局面，王文统主持在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发行新钞取代旧钞，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刀切”，让持有旧钞的百姓蒙受损失。在钞法改革上，王文统的作为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分析利弊，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通行海外。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茶（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纸币与当地货币折价使用，“甚便民”。
王文统为相，兢兢业业，勤恳任事，对于国政民政都有不凡贡献。而尤其难得的是其人并不擅权，处理政务从不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听取下属和同僚意见，采取最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这样的宰相，原本可以以“贤相”之名载入史册的。
可惜，王文统因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便难免会有迎合主上的作为。元朝建立之初，战争不断，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身为宰相，要为主分忧，不能让皇帝打仗没有粮饷，奖赏有功之臣手头拮据。王文统自然以理财为头等大事，既是“头等”，则主张重利，凡是以利为先。这就严重触动了正统儒臣们的道德底线。
以许衡、姚枢、郝经、窦默为代表的儒臣之所以忠心辅弼原本被称为“夷狄”的蒙古皇帝忽必烈，就在于忽必烈附会汉法。一改蒙古帝国时期的杀伐攻略、横征暴敛，颇能以民为重，义以利先。这样的人成为中国之主，才有可能建立继承他们心中的自古传承的正统王朝。他们也就会以名臣跻身于煌煌史册。
可忽必烈毕竟是“附会”汉法，虽然并非如祖先那样用纯粹的蒙古传统来“以夷变夏”，却也并非如北魏孝文帝那样完全抛弃本民族一切文化特征来“以夏变夷”。他是希望建立一个内核仍保持蒙古传统，而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来重塑一个国家。汉法派希望的那种“独尊儒术”的状态并不在忽必烈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虽然王文统也是儒士，但其人专注于法家和纵横家之“术”，凡是只讲究实效，并不关注于“义在利先”这样纯粹道义问题，再加本身能力非凡，自然深受忽必烈信任，以新进官员迅速凌驾于那些早已跟随忽必烈左右的儒士之上。这样，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个人利益来说，汉化派迅速成为王文统势不两立的政治敌手。
【正文】
当王文统被委任为平章政事，窦默便上书忽必烈直接对王文统进行抨击：“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 ，但忽必烈没有听从。之后，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并认为当宰相的最佳人选“无如许衡”。可忽必烈认为许衡并没有宰相之才，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
深谙政治纵横之道的王文统，自然也不会屡受攻击而不还击。但窦默、姚枢都是忽必烈藩邸旧人，与忽必烈感情很深，许衡又是当代大儒，忽必烈虽并不重视他，却很看重其在朝野的影响力，进行直接的反击不会奏效，只能采用迂回。于是，便表奏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看起来是抬高三人身价，但其实是减少甚至隔绝了三人在忽必烈身边的机会，“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
窦默、姚枢已经看出自己不可能扳得倒王文统，决定顺坡下驴，以此避祸。可许衡认为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太师、太保、太傅从何而来？于是三人退回诏书，拒不领命。忽必烈于是改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授国子祭酒。不久，已经感觉无所作为的窦默、许衡辞职回乡。王文统轻描淡写地扫除了威胁。
自己能力出众，又深受皇帝信任，而且还能做到出世圆滑。王文统不说能终身显贵，当个十年八年的太平宰相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惜，人的一生并非全由自己掌握，往往会因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改变命运。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来的大变立即将王文统推向了万劫不复。
这场大变便是山东李璮之乱。
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又是“故主”。他在忽必烈艰难的时刻掀起反旗，对忽必烈的打击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上都十分巨大。而王文统也无可避免的会被怀疑。
在李璮正式叛乱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张宏就曾经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的十条罪状，其中便牵涉王文统，所控罪状可说刀刀见血：
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这是帮助李璮储备军需；
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这是没有将李璮的地盘纳入朝廷的经济体系；
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这是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满足李璮自己的财货用度，也是为谋逆的奠定资金基础。
张宏在奏章上明确写道：“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的批复则是事属机密，但令勿泄 。
忽必烈并非不察觉李璮的种种不轨，但一方面因为要应付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不想让南方出事。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对王文统的信任。
但李璮个人野心膨胀，终于于中统三年二月三日在外无襄援，内无策应之下发动叛乱，并迅速陷入到困守济南孤城的绝境。他昧于大势的一意孤行，确实是自取灭亡，却无端连累了老岳父王文统。
【正文】
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写了书面的材料呈上，具体内容没能见诸史书，只知道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王文统并没有承认“教璮为逆”的指控。
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无论《元史》还是《新元史》，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王文统呈上的交代材料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却并未存疑，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窦默、姚枢是王文统的政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刘秉忠虽然一直是王文统的支持者，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必须站在正确立场上。于是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忽必烈让大家“同辞言之”，也就是统一口径，于是都说“当死”。王文统的命运就此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迅速落幕。
王文统与窦默、姚枢、许衡等人的政争。虽可算理财派与汉法派之争的开端，但王文统本人并非嗜利无行的佞臣，其当政时的种种举措对民生也极为有利。他自己其实只能算是汉法派中较为务实的一份子而已。儒化极深的太子真金虽深受老师窦默、姚枢的影响，但对王文统也很认可尊重 。如果由他长期秉政，其实并不妨害元朝日后走上汉化的道路。他被李璮牵连而死，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纯粹以理财为要务且丝毫不关注民生的阿合马等人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也就是说，王文统时代，理财派与汉法派所争不过是原则上的细节，外带一些自身名利的争夺。到了阿合马时代，两派的分歧就直接触及到了原则问题，以至于争斗更加波谲云诡，血雨腥风。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中）
王文统之死，对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法派来说，不仅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产生作为儒生不再被忽必烈所信任的忧虑。
虽然忽必烈的“始疑书生不可用”，并非完全排斥汉法派，彻底摒弃附会汉法所建立的制度，但对于儒士们来说，想在忽必烈时代实现大元王朝的全面儒化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继承忽必烈的第二任皇帝。
也就是现在的太子——真金。
无论是北魏、辽、金，还是后来的满清，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往往要经过一两代，甚至三代以后才会有基本上抛弃草原民族的彪悍性格，而以文弱形象出现的帝王。而元朝，却在忽必烈之后就差点出现了与草原上的祖先，甚至和父亲都完全不同的继承者，这便是忽必烈的嫡长子（实际上嫡次子，长兄早逝），后被追封为裕宗皇帝的真金太子。
真金太子的母亲是察必皇后，出身于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弘吉剌部，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到成吉思汗的妻子勃儿帖，都是出身于这个部族，真金的蒙古血统可说相当纯正，可除了血统，在他的一生中，可说很难找出一点和祖先相似的地方了。
蒙古人之所以能够从弱小松散的游牧部落成长为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在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全民皆兵政策。每个男子都要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男孩还没有学会走路就要先学会如何驾驭马匹，只要能够顺利长成，一个十五岁的蒙古男子便已经是弓马娴熟，吃苦耐劳而又无惧死亡的战士。而蒙古帝国之所以可以数代保持旺盛的征服欲望和超强战斗力，则在于历代贵族也要经历这样的残酷训练，成吉思汗的儿孙辈，些许并不能都成为军事家，但无一不能横刀立马，冲锋陷阵。
到了第四代，这样的遗传稍有减弱，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马背民族的特征，而真金却极不协调的出现在了黄金家族的第四代之中。
首先，他的名字便和兄弟们不同。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嫡子四人，除真金外，分别叫朵儿只、忙哥剌、那木罕；庶子八人，分别为忽哥赤、爱牙赤、奥鲁赤、阔阔出、脱欢、忽都鲁帖木儿、忽里带和铁蔑赤。全都是正宗的蒙古名字，只有真金，用的是如假包换的汉名。
真金的名字，是第一个接触蒙古贵族的汉传佛教禅宗高僧海云法师所起。真金出生于公元1243年，正赶上海云法师到和林传法。海云法师是得道高僧，他的这次北游记，给了忽必烈两样宝贝，一个是此时还是他的小沙弥，日后被留在和林，成为忽必烈首席谋臣的刘秉忠，另外一个，便是给新出生的王子取的这个“真金”的名字。
也许，一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但从汉地而来又为王子取汉名的海云法师确实是将附会汉法之风吹进了忽必烈的心中。于是，随着法师北上的脚步而降生于人世的真金也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所有兄弟的道路。
【正文】
1250年，真金只有七岁，忽必烈便命姚枢为真金的老师，专门教授儒家经典。姚枢本就是忽必烈身边强烈推进行汉法的中坚人物，得到这么个培养汉法第二梯队的机会，自然使出浑身解数言传身教，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在他的教育下，真金很快便学完了《孝经》，儒家的义理也逐渐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1253年夏，到真金十岁时，启蒙老师姚枢要追随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国。仗要打，可皇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于是忽必烈又命另一位儒臣窦默继续教授真金。小孩子习惯了一个老师，突然换人难免要闹情绪。忽必烈赐给窦默自己随身的玉带钩，并特意嘱咐道：“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这和尚方宝剑一样，要真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尊重老师。但毕竟真金已经是现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了，只有一位老师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于是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作真金的伴读，算是窦默的“助教”。
虽然姚枢、窦默都是很称职的老师，但要说对真金影响深远的，则是王恂。这位与郭守敬齐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经学的儒者。因为是伴读，给真金的感觉不像老师那么严肃，陪伴真金时间又长，而且“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 可说是关系极为紧密。这使王恂得以“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这样教学方法属于启发式，最能抓住学生的心。真金得以独立思考，以儒家思想来分析问题，经常和王恂讨论尝问“历代治乱”的原因，王恂则“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 。
在三位大儒的熏陶教导之下，真金离草原上的金戈铁马、祖先们的豪勇善战越来越远，而三纲五常、微言大义、诗书典册则慢慢融进了他的血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便看到了一个情感丰富，仁慈孝友，而略显懦弱的王子。父亲“违豫”，便会“忧形于色，夕不能寐”，母亲“暴得风疾”，“即悲泣” 。
而在与臣子们讨论论立身处世之道时，也不再以祖先的教导为唯一真理。一次与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大臣谈话时，真金谦虚地说道：“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
王子发话征求意见，臣子们自然把最拿得出手的见识奉送。撒里蛮说道：“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道：“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
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自己的祖父。都是符合尊奉祖先和老人经验的蒙古传统。可真金却说道：“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把孔子的话和皇帝老爹的圣训等同，在蒙古贵族当中也算是石破天惊了。
龙生九子，各有禀赋不同。真金的其他兄弟也在父亲的指令下跟随汉儒学习儒家文化。比如说董文用就是那木罕、忽哥赤的汉学老师，李槃是忙哥剌的说书官，高道是那木罕的讲书官。但这些皇子虽然不能说对儒学完全免疫，也不过是作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如真金这样学到骨子里的一个也没有。真金随之成为元朝皇族中附会汉法的旗帜，汉人儒士以及儒化极深的勋贵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他周围。
中统三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十八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设立是附会汉法的重要内容，真金没到二十岁便掌管枢密院，除了他是嫡长子外，更在于他的深谙儒道。真金执掌大权，自然为儒臣们所兴奋，他们不但全力赞襄，而且积极为真金某得更多权位。四年八月，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儒臣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这可说是在奠定真金日后的太子地位。
中统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终于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元王朝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不再热心于推行汉法，但接班人是真金，汉法派也可安心等待了。
但汉法派们实在无法安心，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对于回回人阿合马的宠信。
【正文】
这阿合马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纳客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初隶属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按陈之女察必是忽必烈的皇后，在出嫁时，以阿合马为媵臣，也就是陪嫁奴隶随之入宫。
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因为善于理财，逐渐被忽必烈重用。中统三年（1263），王文统被杀之后，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财赋之事。
虽然阿合马被列于元史的《奸臣传》，但其人确实很有能力。担任诸路都转运使期间，大兴河南钧、徐等州的冶铁业，使岁产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具20万件，换取官粮4万石；后又增加盐课，弥补了太原地区因私盐泛滥造成的盐课亏欠。这两件事做得相当漂亮，阿合马从此更加为忽必烈所倚重。至元元年，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至元三年，朝廷设置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开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次年正月，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到真金成为太子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对阿合马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忽必烈时代的元王朝对外战争频繁，灭南宋、征安南、征日本、征爪哇，还要应付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军费花销如流水，再加上忽必烈虽然不像窝阔台汗那样慷慨无度，但赏赐宗王、勋贵和有功之臣也是出手阔绰，没个能理财的大管家也确实不行。但阿合马为了取悦皇帝，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而且为了敛财方便，更是“屡毁汉法”，“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王文统时代改革钞法，以谨慎为第一要务，极力避免钞票贬值。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到了阿合马理财，竟然滥发钞币，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竟然发行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钞票的购买力急转直下，公私俱疲。这虽然短时间内弥补了财政上窘况，但对于长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敛财还算是公事，做得过分是为了献媚于皇帝；屡毁汉法，也是利用皇帝对于汉法的怀疑，问题的根子都在皇帝身上。但阿合马还擅权、培植私党和疯狂聚敛私财。《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阿合马独揽一切政府官员的升迁和一切罪犯的判罚。每当他想把他所恨的人置于死地时，或是经过审问，或是不经过审问，就对大汗说：‘这样的一个认真该死，因为他曾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冒犯了圣上。’于是大汗必定会说：‘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于是他便马上处死那个人。”“他约有二十五个儿子，都身居要职。有些还仗着父亲的保护，也犯下了和父亲同样的罪恶，甚至其他比这些更可耻的罪恶。阿合马又积蓄了大量的财宝，因为凡要求当官的人，必须送他大量的钱财。”
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甚至马可•波罗还认为阿合马是用巫术控制了忽必烈，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来说，也较为客观的展现了阿合马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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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统只是较为重利，就屡受汉法派攻击。阿合马自然更不能为其所容。双方的争斗不可避免的全面展开。
首先出手的，便是许衡。
许衡虽然在忽必烈心中没有宰相之才，但因为是当世大儒又是藩邸旧人，因此在朝中仍屡任显职。至元七年，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此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在蒙古勋贵中受儒家学说熏陶最深，许衡与之共事可说毫无隔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许衡作为有“为生民立命”使命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掀起了针对阿合马的政争。
在态度上，许衡对阿合马“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并屡次世祖上书，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 但阿合马深受荣宠，许衡又不为忽必烈所看重，这些谏言对阿合马的打击只是清风拂面而已。
儒者重义，但宦海多年的许衡并非腐儒，他也知道君主对臣子最忌讳便是谋反，只要沾到这两个字，任你权势熏天也会一朝覆亡——王文统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不失时机的出手了：“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这话绵里藏针，用意明显。忽必烈立即听出了门道，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回答：“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许衡的这招确实够狠，狠到原本以为藏在皇帝身后便可无忧的阿合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这话相当有杀伤力，若是顺着这番道理反驳，阿合马立即就会落入下风。可阿合马所能者不仅是理财，能言善辩也是一流，立即反击道：“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汉朝开国之时，丞相萧何公正廉明，理政有方，百姓爱戴，却反而受到汉高祖的猜忌。原因就是一个没有不良嗜好，名声好，能力高的大臣是不自觉的和皇帝争夺民心，一旦这样的大臣图谋不轨，皇帝是极其危险的。萧何不惜自污，马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才避免了危险。阿合马这番话，立即变被动为主动，且攻中代防：我贪财好色，人人侧目，这样的人是不会威胁皇权的。
话说到此处，许衡已是必败，虽然忽必烈不会相信他会造反，但也不可能再怀疑阿合马。而许衡的下一句回答更是糟糕：“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 这是对皇帝赌气，只会受到忽必烈的反感，这句话一出，无异于缴械投降了。
经过这次奏对，许衡的话在忽必烈耳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使痛陈时弊，说出：“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异，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这样的话，也未被忽必烈所听信。知道自己该知趣退隐的许衡于是“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好的归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待来者。
可惜，已经把当朝权贵得罪到死，却想平安躲进象牙塔，如何能够如愿？阿合马卡住国子监的经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国子学“廪食不继”，“诸生多引去”。许衡虽然经纶满腹，却变不出钱来。无奈愤恨之下，辞职走人。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许衡的朋友如窦默等人知道他在留在朝中难免不测，于是“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许衡至此离开政治舞台，不久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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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之败，对汉法派虽然是重大打击，但他毕竟只有声望而无实权，整体来说还没有动摇根基。而随着阿合马的乘胜追击，将矛头指向另一位汉法派中坚中书右丞相安童时，汉法派才感到伤筋动骨的威胁了。
安童何许人也？他可和许衡大不相同，后者是忽必烈藩臣出身，而他则出自根正苗红的蒙古帝国、元王朝功勋大贵族，曾祖木华黎是成吉思汗身边“诸葛亮”式的智将，蒙古帝国一建立便是“左翼万户官”，权力仅次于成吉思汗幼年好友，身为“右翼万户官”的博尔术，帝国的扩张开始后又第一个被任命为“国王”，掌管被征服的阴山以南金国领土。
其父亲霸突鲁，不但是勇冠三军的勇将，更是忽必烈定鼎中原，开一代帝业的策划人之一。忽必烈将首都定在大都，便是听取了霸突鲁的建言。
安童此时是中书右丞相，其人深受儒学熏陶，是蒙古勋贵重臣中推动汉法最积极的一个。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他虽早已不满，但深知与之硬碰并不明智，为了不重蹈搭档许衡的覆辙，他“含容久之”，以自己掌控的中书省遏制阿合马的权力，处处和尚书省对着干。而阿合马也明白安童在朝中树大根深，非同于一般官吏，也玩起了太极拳。
至元五年，阿合马奏请以安童为三公，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解除其实权。廷议时，商挺力谏：“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甚不可。” 此意遂罢。
阿合马见一时无法架空安童，便在权责方面用阴招，干脆将中书省架空。
忽必烈成立尚书省的本意，只是作为中书省的附属单位，所谓：“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到了阿合马这里，凡是“不由部拟，不咨中书。”用尚书省代替了中书省。安童发觉不妙，连忙向忽必烈提意见，忽必烈向阿合马责问，阿合马干脆回答：“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样蛮横的应对，忽必烈并未作出追究，实际上采取了默认态度。安童发觉皇帝已经有舍中书而重尚书之意，便试探的提议：“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俱从之”。从此，中书省几乎形同虚设，安童挂着中书省右丞相的职衔，实际已无任何实权。
安童这才发现，自己的“含容久之”不但不能遏制阿合马，反而显得自己软弱可欺。于是愤而上书弹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面对安童，忽必烈不能不有所表示，下诏“命穷治之”，可仅仅是表示表示，没有任何实际动作。不久，窝阔台汗国海都犯边，忽必烈命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的身份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方，这虽不是阿合马排挤的结果，但安童即使不离开朝廷中枢，也不可能再有何作为了。
一连两个丞相败于阿合马之手，其权势已达顶峰。汉法派节节败退，再有人想挡其锋镝，都显得自不量力。
至元十三年，架空了中书省的阿合马又对另一汉法重镇御史台发起攻击，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时任御史中丞的张文谦也是忽必烈潜邸旧人，竭力与之相争，总算保住了御史台的地方机构。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次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的调任，御史台从而有名无实。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书弹劾：“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但并没有牵涉到阿合马本人。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 崔斌死后，阿合马不依不饶，继续检覆江淮行省钱谷，然后将与崔斌同列的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下狱处死。而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又被复官。崔斌也是忽必烈藩邸旧臣，曾经是忽必烈深为信任乃至向其咨询谁可立为宰相的谋臣，竟然能在构陷之下死于非命，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终于上升到刺刀见红的阶段。
至元十七年，另一位汉法派中坚，有“廉孟子”之称的畏兀儿人廉希宪联合董文忠借着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的机会，极力要促成设立门下省。门下省在隋唐时代是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这是汉法派在失去中书省和御史台两大阵地后，在寻找新的掌控权力机会。然而，在阿合马的竭力阻挠之下，门下省的设立最终流产。是年十一月，廉希宪在郁闷中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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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法派在阿合马的攻击之下屡战屡败，元老重臣非死既去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深受儒学熏陶，且是国之储君的真金太子为什么没有起到汉法派大旗的作用，来遏制阿合马呢？
这就不得不说是大儒们对于真金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国虽然在汉武帝时代便确定“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但作为皇权掌握者，一定要明白，要尊的应该是“儒术”而并非“儒学”，所谓“外儒内法”，以儒教掌控世道人心，以法家来操纵国家机器，并夹杂以阴阳家的谋略来应付政治斗争。而大儒们对真金的教育，几乎是全盘的儒学，只告诉他儒学多么多么好，却并没有告诉他如何再有一个强势的父亲和强势的权臣的复杂政局中来实现这些“好”，如何能在保全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同时对于政敌采取有效的打击。
阿合马之所以看似横行无忌，并非其本人已经掌控了帝国的权柄，无非是因为皇帝忽必烈急需用钱，而在王文统死后，朝中已经无人能够将财理得符合他的心意，这才不可一世。许衡、窦默乃至安童、张文谦、廉希宪诸人只想着让君主节用以爱民，都不能如王文统一般既能从天子之欲又能顾及百姓利益，在阿合马面前毫无竞争力也就并不显得奇怪了。真金作为太子，也很欣赏王文统，却也没有王文统的本事，也只能跟着老师们用大道理来对抗金钱的威力，崇高的地位也就不能显示优势了。
再加上儒学中的“孝”已经深入真金的骨髓，对于父亲，他不敢有丝毫抗争，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 。
当许衡无奈辞职之时，真金不能挽留，只是请求忽必烈任命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奉养其父，并遣东宫官员来晓谕许衡：“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 让许衡保重身体，等到自己继位的那一天。
崔斌遇害时，真金“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 ，终究不能救其一命。
廉希宪病危，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廉希宪向他留下遗言：“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 但他并没有“急为屏除”的能力，只能看着老臣死不瞑目。
父亲让自己学习儒学，而当自己所学的一切已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父亲却似乎对这一切已经毫不在乎，所倚重的臣子更把这一切都弃如敝履。与父亲的亲情和对天下的责任相互绞杀，折磨着真金脆弱的心。他的一腔怨愤，只能用看似不羁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与阿合马，他“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对其经常地折辱。一次，在与阿合马相遇时，真金二话不说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阿合马被打了不敢做声，随后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真金就在旁边，阿合马不敢说实话，只道被马踢伤。可真金却并不领情，当面承认就是自己打的，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