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宰相一顿殴打，宰相既不能躲也不能还手，还得陪着笑脸。这样情形，让人觉得好笑，但这是真金因碍着父亲无法施展抱负，如小孩子在家长面前摔东西一般的泄愤举动。这不但不好笑，且显得可悲。
【正文】
历史总是会给人们制造一些黑色幽默，正当真金太子及众多汉法派大臣面对阿合马袖手无策的时候，两个小人物却戏剧般的结束了阿合马的一切。
至元十九年（1282），真金太子跟随忽必烈前往上都。阿合马以宰相留守大都，一切都极为正常。而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突然闻报皇太子回大都做佛事，要百官前往东宫迎接。枢密副使张易也接到旨意，派兵到东宫警戒。
阿合马与众官员赶到东宫，果然见到太子仪仗，正要上前请安。岂料，端坐马上的皇太子大声斥责起阿合马来来，不等阿合马回答，太子身边一名壮汉便走上前来，将阿合马拽到太子马前，从袖中掏出铜锤把他脑袋击碎。一代权臣糊里糊涂毙命当场，紧接着，阿合马的党羽，左丞郝祯也被当场格杀。
跟随阿合马前来迎接太子的百官被这场面吓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工部尚书张九思发现不对，大呼有诈，留守大都的达鲁花赤博敦这才冲上前去将“太子”打下马来，众兵士乱箭齐发，“太子”扈从四散溃逃，只有刚才杀死阿合马的壮汉不逃，安然受缚。
这名壮汉名叫王著，官任益都千户，“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于是，与一个颇会些幻术的僧人高和尚合谋，“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针对阿合马的暗杀行动。
谁能想到，权倾大元王朝近二十年的阿合马，众多高官费尽心力都不能动其分毫，竟然这么容易便死于非命。
事变发生后，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枢密副使孛罗主审此案。孛罗虽不是汉法派中人，但对阿合马平日的跋扈也深感不满，在审讯中对杀阿合马之事简略带过，却主要收集阿合马的罪状。案子很快审结，王著、高和尚及在事变中派兵参与王著等人计划的枢密副使张易被杀。可在随后，孛罗在汇报审讯经过时，将收集的阿合马罪状讲给世祖听，忽必烈原本以为阿合马只是贪些钱财，岂料还有结党擅权、盗用皇家宝石以及用巫蛊之术诅咒自己等罪状，惊怒交加，再加上真金及诸汉官趁机进言，历数阿合马罪恶。于是，在王著等人死后不过四十余日，忽必烈的态度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阿合马的子侄皆伏诛，财产充公。妻四十、妾四百人（这么多老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分赐他人，朝内“阿合马党人”七百一十四人也全被罢黜 。
阿合马之死与王文统之死一样笼罩着重重迷雾：王著一个小小的地方千户官如何能如此明白的了解大都的情形？在事变发生时，身为枢密副使的张易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矫诏”的真实性而派兵协助？
似乎，整个事件都是太子真金及其身边的汉法派官僚的谋划，但是，真金真的敢于冒险制定这个计划吗？需知阿合马在朝中党羽密布，即使能够成功杀死他，又怎么能保证顺利铲除其党人？一旦消息泄露，真金的太子之位便有可能动摇。如果是汉法派其他人物主谋，却为何让王著等人口口声声牵涉太子？就不怕牵连太子吗？又或许，这起事变，是既反对汉法，有对阿合马专权不满的蒙古勋贵所为？
更多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但这场事变戏剧化的改变了大元朝廷的政治格局，阿合马时代在一片血腥和迷雾当中迅速落幕。无论是早有谋划，还是意外之喜，汉法派得了完胜，帝国中枢迅速被倾向汉化蒙古勋贵和汉人儒士所占据。
然而，帝国边疆的战事仍没有平息，国库中的银钱仍流水般的花出去，已经六十多岁，越来越顽固的世祖忽必烈也不可能停止战争和减少用度，重新执掌大权的汉法派们如果不能扭转财政状况，开辟新的财源，那么阿合马之死就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下）
阿合马死后的帝国政局，俨然一派汉法派大行其道的景象。至元十九年四月，原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被任命为为中书右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和礼霍孙出身蒙古勋贵，曾任世祖宿卫大臣，其人深谙儒学，一上任便大力援引汉法派官员充实朝廷中枢。耶律铸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甘肃行省张雄飞为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
耶律铸是著名的耶律楚材之子，张文谦、董文用都是世祖藩邸旧臣，汉法派中坚，张雄飞是受“廉孟子”廉希宪举荐为世祖所任用的汉臣，其人清正廉洁，官声极好。这些人一个个身居高位，似乎那个汉法派众臣一律靠边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太子真金也感到自己曾经许诺许衡的那个“道行有时”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反常态的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明白的指示和礼霍孙：“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对于身边的儒士何玮和徐琰也意气风发的鼓励道：“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身边都是“自己人”，储君又明白表示全力支持，和礼霍孙再无顾忌，雷厉风行的对阿合马留下的政治遗产进行清理——为日后大行汉法铺平道路。
首先，“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把已经拔除的阿合马党人全部列入黑名单，不但现在不用，将来也不用，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避免那些重利不重义的家伙卷土重来。
其次，对阿合马生前掌管的户部各库以及盐运司、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等部门进行钩考，继续坐实阿合马名为为国敛财其实是祸国殃民的罪状。
第三，废黜阿合马所设的用于敛财的各种官署一百七十一所，什么司徒所、农政院、泉府司、四道宣慰司、诸道盐司、各地金银冶炼官署等等一律裁撤，在这些部门里任职的官员全部视为“冗官”，就地免职。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朝野上下确实大有新气象。而和礼霍孙在自已为清理完障碍，准备对整个帝国的进行布局的时候，却发现地方官员普遍无法和中枢达成协调——要行汉法，光是中枢有儒臣是不够的，可地方官能够算儒臣的少之又少。
元朝开国以来，在西夏、金、宋时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便被废黜，没有科举，学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便没有进身之阶——毕竟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可以靠游说来得官，何况游说是少数人才能玩得转的游戏。
于是，和礼霍孙向世祖进言，请开科举。
和礼霍孙原本以为，世祖让自己做宰相，又允许自己任用汉法派官员，对自己清算阿合马也采取默认，那么趁势改革帝国的选官制度，让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子弟充实帝国官员队伍便应该题中应有之意。岂料，此疏一上，和礼霍孙的宰相官运便到了尽头。
说到这里，不能不先插一句，说说忽必烈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问题。
有人说世祖忽必烈不开科举，是为了扼杀中华文化，此言大谬。科举只是一种选官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唯一载体，承载文化的应该是学校和书院，而忽必烈对于官学、书院的建设相当重视，这在前文已经说过了。
可是，对于儒学教育的重视却伴随着对科举制度的极端厌恶。忽必烈最讲究务实，而偏偏科举自隋代开始实行六百多年以来, 已经流弊众多，几乎成为华而不实的东西。广大读书人潜心于科场学问, 疲于仕途竞奔，竭心费神，在元朝学者胡祗遹眼中不过是 “记诵章句、训诂、注疏之学, 圣经一言, 而训释百言、千万言, 愈博而愈不知其要, 劳苦终身而心无所得, 何功之有!”
虽然所学“何功之有”，但“一个通过了文学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考生, 总是最快地得到擢用, 而且有时在刚入仕途便已身居显位” 。这样的人大部分缺乏以管理国家各种实际事务的经验及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 更遑论统筹全局治国平天下了。无论西夏、金还是南宋，以经义诗赋录取的满腹经纶之士在蒙古大军的劲弩铁骑面前软弱无能，丧城失地以至于毁家亡国。于是乎，宋元之际的儒者，鲜有对科举有好感，忽必烈曾为开科举之事咨询大儒许衡，许衡直截了当的回答：“不能！”忽必烈颇为赞同: “卿言务实, 科举虚诞, 朕所不取。”
许衡是元臣，对于科举的态度还可能有迎合上意之嫌，而曾经和文天祥一起并肩作战，失散后隐居乡里的宋末词人赵文在其《学蜕记》中也认为没了科举实在是对读书人的大解放: “四海一, 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
没有科举，靠什么选拔官员呢？忽必烈时代对于官员的选拔主要靠推举和荫叙, 荫叙就是指老子当官儿子也可以当，这自然有很大的弊端，不过这样的荫叙只占官员很少的部分，《元史•选举志》记载: “诸职官子孙荫叙, 正一品子, 正五品叙。从一品子, 从五品叙。正二品子, 正六品叙。从二品子, 从六品叙。⋯⋯正七品子, 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 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 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荫叙,傍荫照例降叙。”儿子获得老子的荫叙，平均都要降五级使用，油水相当有限。
因此，推举便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所谓推举，就是将“吏”推选为“官”。虽然人们一般把“官吏”并称，但在古代二者可相差甚远，官是经过科举出身由国家任命的政务员，而吏却只是非正途出身，在衙门里操持具体事务的事务员，不算国家编制，虽然能拿朝廷俸禄，却属于“不入流”。不过，吏的地位虽低，却很重要，靠读书考试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很拿手，却无法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说对国情民瘼诸方面的了解，十个官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吏。
两宋时期，胥吏为士大夫所不齿，由吏入官是极个别，若是哪位不是考科举而是因为在吏的职位上做出成绩而升为官，便会被认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视。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讲究务实，既然吏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处理事务的能力自然出众，于是大开以吏升官之门，中下级官吏都要从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员中选拔。本来官与吏高下悬殊，属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俩好”——“曰官曰吏, 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势分相临也。”
以吏为官，大量有实际事物经验的基层干部有了提拔升迁的机会，对于政府建设、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处，可这推举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机制”。一个胥吏要成为官员，能否被推举，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是否能力出众没有统一标准，这就出现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情况，通过人情关系、贿赂请托等手段获取推举就大行其道。而胥吏虽然粗通文墨, 但未经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有术而不通“道”，大部分没有“八荣八耻”之类的价值观，他们为官之后, 往往比科举入仕的贪官更加巧取豪夺、寡廉鲜耻，所谓：“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 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不知, 贿赂之情循习已著, 日就月将。及至年长, 即于官府勾当, 往往受脏枉法, 遭罗刑宪。”
中国自古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前，一旦拘泥，便会让大量迂阔无能之辈和伪君子进入仕途，而以吏为官，重术不重道，却又使得真小人充斥官场，在专制时代，这样的矛盾始终无法化解。可相对而言，无道德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与有道德却比较平庸的人相比，是两害相较不能取的“重”。
阿合马才能出众而道德败坏，他的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与以吏升官的推举制度大有应和。
和礼霍孙请开科举，并非不知道科举之弊，但在没有更好的代替制度之前，科举确实是最不坏的选官制度。然而，身为蒙古人的和礼霍孙却忘记了，老皇帝忽必烈对于科举的厌恶，除了其不够务实之外，还因为这项制度会使得汉人迅速占据各级官僚体系，蒙古人、色目人要说学习子曰诗云如何是汉人的对手？当地方中央的官员大部分成了汉人，且不说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堪忧，自己想要坚持的“内蒙外汉”的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土崩瓦解。在经过山东李璮之乱和暗杀阿合马事件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着这个时候提出开科举，无疑是逆老皇帝的龙鳞。
何况，和礼霍孙做了宰相后，光想着清除阿合马的影响和推行汉法，对于日益窘困的财政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整顿方法，也没有新的生财之道，“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阿合马在时，虽然结党营私，但生财有道，老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而和礼霍孙隐然有结党之嫌又不能从君所欲，现在又想实行严重动摇蒙古勋贵地位的科举制度，宰相当到头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皇帝有需要，而当朝大臣不能满足，那么可以满足的人便会取代他们。新一代的理财权臣的呼之欲出，也就成为必然。
【正文】
沿着阿合马之路前进的，倒并不是以经商著名的回回人，而是一个吐蕃人桑哥和一个汉人卢世荣。
第一个进入世祖视线的是桑哥。其人在《史集》中被说成是畏兀儿人，这应该是作者拉施特远在伊朗，听传言所做的记载，并不准确。他应该是 “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吐蕃人 ，也就是吐蕃帝国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代派驻脱思麻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吐蕃军队的后裔 。在至元初年，帝师八思巴在脱思麻地区活动时，将其收为自己的侍从官。日后随八思巴来到大都，因见识广博，很得八思巴喜爱，因此有很多机会代表八思巴到世祖驾前奏事。桑哥口才很好又见多识广，每次奏对都很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一高兴便向八思巴提议，将桑哥留在自己身边任职。
桑哥“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因此颇受重用，不久便成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宣政院前身）。相对于阿合马除了理财别无所长，桑哥倒是个多面手，不但具有语言天赋，理财本事超群，而且颇有军事才能。至元十七年，西藏的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与八思巴意见不合，造成西藏地方骚乱，桑哥受世祖之命率军进藏平乱。
这“本钦”本是八思巴执掌的佛教萨迦派掌管世俗事务的官员。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后，将卫藏十三万户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赐给了八思巴，并赐予萨迦本钦“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头衔，建立了萨迦政权，本钦于是就成了西藏最高行政官。第一任本钦是释迦桑布，在至元五年（1268年）病死，贡噶桑布继承其位。贡噶桑布担任本钦时，八思巴正在大都，因此贡噶桑布凡事独断专行，其所作所为被八思巴得知后，便免去了他的官职。可贡噶桑布虽然退居二线，影响力仍然很大，其党羽对八思巴指定继承人的决定不满，引起了骚乱。世祖向桑哥问计，桑哥提出西藏山谷险峻，难容大军，派兵不可过多，于是世祖给他十万部队。桑哥率军进藏后，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贡噶桑布，稳定了局势。之后，他主持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对西藏的长治久安颇有贡献。
有了战功，又“好言财利”，这样的人自然被世祖看重。回到大都后，桑哥权势愈加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按说，这时候桑哥该以自己理财本事获得更大的权力，争取入主中枢，混个宰相当当。可阿合马的殷鉴不远，桑哥还需要有人来做个试金石，为自己蹚蹚道。
这个人得是自己人，理财思想要和自己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在成为宰辅后仍不能脱离自己的控制。
于是，一个名叫卢世荣的汉人在桑哥举荐下，面见了世祖忽必烈。
这个卢世荣，名懋，世荣是他的字，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此人是汉人，而且是“阿合马党人”，即使得势，无论蒙古勋贵、汉人官僚还是色目官僚都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他能依靠的只是皇帝还有在皇帝面前具有发言权的桑哥。而卢世荣的理财思想与桑哥很契合，做蹚道兵最合适不过。桑哥对世祖谏言道：“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世祖正愁没有理财之臣，听到桑哥举荐，便诏卢世荣“奏对称旨”，这一奏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老皇帝立即有了更换宰辅的意思。
其实要换宰相。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但老皇帝还想让和礼霍孙等儒臣输的心服口服，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廷辩。卢世荣能言善辩，把理财之道说得井井有条，和礼霍孙等人虽然并未理屈却陷入词穷，结果辩论失败，均被罢官。在同年三月，曾经中书右丞相安童在被窝阔台汗国可汗海都俘虏八年后释放回到大都，他虽然接受了海都授予的官职，但因为海都也是黄金家族成员，并没有被看做“失节”，仍被世祖重用，借着这次官员调整，再次成为中书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
安童本是汉法派中坚，但吸取上次与阿合马争斗的教训，已经不再讳言财利之事，再加上毕竟政治上有污点，需要尽快向皇帝表忠心，于是全力配合卢世荣。上任次日，便与卢世荣一起上奏：“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起用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撤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和礼霍孙想让阿合马党人永世不得翻身的企图终于未能达成。
【正文】
在《元史》中，卢世荣与阿合马、桑哥同列为“奸臣传”。其实，他与阿合马的理财方针并不相同，阿合马诸多政策是取利于民，而卢世荣的则以“裁抑权势”为方针。
上任当天，卢世荣即连续推出诸多政策，均被世祖采纳：
其一，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请听民间金银从便交易；
其二，怀孟诸路竹货从民货卖收税；
其三，江湖渔利，听民采用；
其四，使臣往来，除驿马外，饮食不取于站户，由官府支给。
以上四条，减轻百姓负担，开通百姓财路，让政府从中收税，可说是一举两得，作为在王文统、阿合马之后崛起的理财之臣，卢世荣的开场白非常精彩。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卢世荣又上奏：“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
如何能在“不取于民”的情况下增加“三百万锭”的收入？卢世荣制订了一系列政策：
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由商人经营海外贸易，获利官收其七，商有其三；
权势之家所占有的产铁之所全部禁没，由官府立炉鼓铸，获利买栗存于常乎仓；
各路设平准周急库，向贫民放贷收息；
各部立市易司，管领牙侩（中间人），商人货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地方官吏俸禄；
在上都、隆兴等路，由官府买羊马，令蒙古人放牧，畜产品官取其八，牧民取其二。
总而言之，就是两点——开商贸，抑权势，将财利归于国家，避免权势之家从中渔利。
二月间，卢世荣请罢行御史台，各地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管钱谷诸事。中书省立规措所，以规划钱谷。并建言忽必烈下诏颁示九事：一、免民间包银三年；二、官吏俸免民间带纳；三、免大部地税；四、江淮民失业贫困卖妻子者，由所在官府收赎，使为良民；五、逃移复业者，免除差税；六、乡民造醋者免收课；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九、定百官考课升擢之法。
除非故意找茬，卢世荣的政策可说利国利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问题。忽必烈也极为满意，当卢世荣对世祖提出自己的担心，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 要他放心大胆的去干。
但是，事情的好坏不在于出发点如何，而在于在实行之后会不会变味。中国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官，何况，此时地方官员都是勋贵荫叙和胥吏升迁的产物，让他们顶着得罪权贵的风险不侵渔百姓，根本不可能。再加上任命善于经商者作为官吏的政策，更让百姓频遭侵毒——商人都懂得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应该和权贵过不去还是和百姓过不去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考虑的。
因此，汉法派对卢世荣从一开始就极度敌视。御史中丞崔彧在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时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皇太子真金更是痛言：“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 。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因为卢世荣罢行御史台，对他极为不满，丞相安童也对其日渐跋扈而改变了支持态度，至于一般勋贵大臣更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将卢世荣视为仇寇。满朝上下，充满了火药味，随时可能把卢世荣炸得粉身碎骨。
汉法派的敌视，勋贵豪强的不满，对卢世荣来说并不算什么，只要能够确实获得财政的改观，便会有皇帝的撑腰，和阿合马一样做个十几年太平宰相并非难事。卢世荣不是高谈阔论不知世事的书呆子，他深知自己坐在火山口上，可理财之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见到成效之前，他必须获得皇帝的某种承诺，否则，一点变故都会让自己万劫不复。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卢世荣上奏世祖：“臣伏蒙圣眷，事皆委臣。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如数万顷田，昔无田之者，草生其间。臣今创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才播种，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为物蹂践，则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则田者亦徒劳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则亦终无成。所谓天雨者，陛下与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怜臣。”
这番话说白了，就是希望忽必烈对自己的信任不要动摇，并暗示现在一切都只是初见成效，希望老皇帝有些耐心。
世祖仍然安慰道：“朕知之矣。”——我知道了，你去做就是。
【正文】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在对卢世荣进行承诺后，老皇帝便去上都避暑了。御驾前脚离开大都，各方反对力量后脚便迅速联合起来向卢世荣发起了猛攻。
四月初八，监察御史陈天样上章弹劾卢世荣，此次弹劾可说是找好了机会，跟随皇帝到上都的大臣都是卢世荣的反对者，如果皇帝因这篇奏章询问左右，可以形成众口铄金而使卢世荣毫无辩白机会的局面。
陈天祥的弹劾奏章确实写得好，条分缕析，层层推进。
首先，先揭伤疤，说出卢世荣早年的不堪：
“卢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赀，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皇上看看，这是个什么人？
其次，说他的理财方法错误百出，上误国家下害百姓：
“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餍之心，广畜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敦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必须赋轻而后足，国必待民足而后丰。《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交征。视民如雠，为国敛怨。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什么叫国之大蠹？这就是国之大蠹！
再次，说卢世荣当初信誓旦旦，说能不害民而增收，结果压根没有成功，这是欺君之罪：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
最后，当然还要表忠心：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我一个御史，说卢世荣的坏话，就有可能“不测”，皇上看这卢世荣擅权到了什么程度？
世祖接到这个奏章，自然惊骇莫名，于是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陈天祥和卢世荣二人同赴上都廷辩。
忽必烈是很喜欢让大臣在自己面前辩论的，理越辩越明嘛，通过听辩论还让自己的判断更准确。卢世荣当初的发达就源于廷辩，他并不惧这个。
可是，当他风尘仆仆赶到上都的时候，得到却是一道旨意：将卢世荣绑缚宫门外——现在没有辩论，只有大批判了——皇帝身边无论理政之臣、宿卫之臣还是词章之臣几乎异口同声弹劾卢世荣，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还有卢世荣说话的份？
中书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御史中丞郭祐、侍御史秃剌帖木儿、中书省参政撒的迷失、翰林学士赵孟頫等大臣秉承世祖旨意对卢世荣声讨问罪。很快便拟出了“不经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仿效李璮的办法，要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槽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用阿合马党人关闭回易库，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等十条大罪。卢世荣知道现在再辩驳也无意义，“一一款伏”，于是被正式下狱。
【正文】
从上任到沦为阶下囚，卢世荣的宰相生涯不到半年便结束了。他树敌过多，以至于一朝覆亡，看似不能算作是汉法派一手操作的结果。但在卢世荣下狱后，真金太子保奏郭祐、杨居宽为中书参知政事，同时，阿术的从弟帖木儿也因“于汉人语言无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用之” 的理由被安童卓拔为参知政事。卢世荣的倒台，成果都被汉法派摘取，而其曾启用的“阿合马党人”也面临着再次被清洗的命运。于是，汉法派和理财派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斗争迅速升级。
新的宰辅班子刚成立半年，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便奏请进行大规模钩考，世祖从其请，并让答即古阿散主持对中书省的钩考，一时间鸡飞狗跳，“人情危骇”。新任的参知政事郭祐迅速反击，奏明：“以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 ，奏请停止了钩考。
可答即古阿散等人虽输了一招，很快便抓到了一个让汉法派几乎万劫不复的机会。因为世祖的察必皇后（真金母）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年病死，至元二十年（1283年），立弘吉刺氏南必为后。忽必烈年近古稀，相臣常不得见，便向南必皇后奏事。女人干政在汉人儒士眼中是很不得体甚至危及社稷的事，于是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
真不知道这位不知名的御史是不是理财派安插在御史队伍里的内线，这奏疏简直就是把太子往火坑里推——谁不知道让老子让位给儿子是不忠不孝之举？这要是让老皇帝看到，太子会有好果子吃？
真金太子得知有这封奏疏，惶恐不已，御史台都是太子的人，便秘其章不发，以为可以遮掩过去。可答即古阿散等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其事，立即向世祖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查封御史台吏案仔细查找，非要揭露出来不可。御史台都事尚文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御史台能顶住了，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两位大臣商量之后，决定将奏章秘藏不交。岂料，答即古阿散见搜不出来，干脆直接上告世祖，命大宗正薛彻干去取奏章。
被逼到死角，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也束手无策，事情一旦揭露，不但太子之位不保，安童、玉昔帖木儿恐怕也要被株连。危急时刻，尚文献计，让二人先计夺谋，抢先至世祖驾前陈述事情经过。
得知竟有人撺掇儿子夺权架空自己，忽必烈勃然大怒，面对跪地俯首的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道：“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 ，进过反复解释，忽必烈怒气渐消，也看出这是有人要陷害太子，不再追问。不久，自己为聪明的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蔡仲英、李蹊等因奸赃罪被被诛杀。汉法派最大的一次危机终于过去。
可惜，一向仁慈孝友的太子真金却因为这件事忧惧不已，以至一病不起。是年十一月，卢世荣最终被杀，且死后尸体喂了旱獭，仅一个月后，太子真金便在忧惧中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三岁。
可以想象，真金太子之死对于汉法派的打击何等巨大，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大旗和保护着，也失去了未来的希望——世祖的其他儿孙没有一个倾心于汉法。卢世荣倒台以及答即古阿散一党的覆灭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
耶律铸赋诗悼念太子，诗云：
象辂长归不再朝，痛心监抚事徒劳。
一生威德乾坤重，万古英名日月高。
兰殿好风谁领略，桂宫愁雨自萧骚。
如何龙武楼中月，空照丹霞旧佩刀。
诗中充满了悲哀、失望、萧索、无奈，这可说是所有汉法派官员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政治容不得感情，他们必须迅速摆脱颓废的心态去面对新一轮的绞杀。
因为在卢世荣倒台之后，他的举荐者，那个一直在幕后的桑哥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担任理财之臣。而卢世荣的失败也给他以深刻的教训——必须在短时间内见到实效，一旦考虑长治之策便会腹背受敌。如果说卢世荣从本质上与阿合马决然不同，那么桑哥便是阿合马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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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卢世荣是桑哥举荐，其倒台桑哥也多少会受点牵连。可桑哥甚为聪明，对卢世荣的获罪既没有任何援助，也没有落井下石，摆出一副“我是打酱油的”模样，而想要扳倒卢世荣的人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故意忽略了桑哥的存在。
然而，对于这些故意忽略桑哥的人来说，尤其是汉法派官员来说，桑哥是比卢世荣更为可怕的存在。早在至元二十三年，桑哥便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人选名单中，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有元一代绝无仅有，可想而知，这样倍受宠信的人一旦正式成为宰辅，其权势与跋扈绝非卢世荣可比。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世祖召集中书左丞麦术丁、参知政事杨居宽、帖木儿、集贤院大学士阿鲁浑撒里以及翰林学士叶李、程钜夫、赵孟頫等人商议钞法，其实是在商议新的理财之臣人选。此时，帝国进攻安南无功而返，世祖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出兵，对缅甸蒲甘王朝的征伐也在最紧要阶段，而东道宗王乃颜已有叛乱之意，朝廷要准备平叛。在日出斗金的战事接连不断的同时，大都又发生饥荒，饥民需要赈济。面对每个月平均花销五十万锭的局面，掌管财政的麦术丁等人已经无力回天，见世祖问起，干脆回答：“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 请世祖如阿合马时代一样再设尚书省专管理财——这活我干不了了，您爱用谁用谁吧。
于是，当月世祖便下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中书丞相安童再次陷入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权的尴尬境地，他深知桑哥其人与阿合马不相上下，遂上书世祖：“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完全不听——你不行，又提不出人选，凭什么反对我的选择呢？
同年十一月，桑哥正式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新一代理财权臣隆重出场。
相对于卢世荣理财之法总体趋于长远打算，桑哥可说急功近利。
首先是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老百姓手里的中统钞票一下子不值钱了，只能大量兑换至元钞，官家自然大获其利。
发行新钞票后，便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
钩考是曾经让忽必烈在当年蒙哥汗时代吃尽苦头的措施，但在做了皇帝后，忽必烈倒对之青睐有加，原因很简单，地位决定立场，钩考对于藩王、地方官来说自然是灾难，而对于皇帝来说却是可以迅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阿合马时代，便举行过钩考，但规模程度都很小，桑哥这次钩考却是大张旗鼓，横扫千军，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在中央，面对中书省这样的宰辅机构，桑哥为张声威，大施辣手，对各个省官严厉追查。杨居宽、郭祐身为参知政事，只是稍作辩解便被殴辱，最后竟一起以“失职”之罪被杀。二人都是真金太子生前举荐的儒臣，一向视金钱如粪土，最后却死于钱财之事，恐怕都无法瞑目。参政尚且如此，一般官员更不用说了，宰辅机构如此，其他部门也不用说了，“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
然而如此重苛之下，中书省也不过“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尚不够财政一天的花销。
中央官员虽然位高权重，可要说油水可就不如地方了，桑哥的钩考自然不会放过地方。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关重大，需要有专门机构负责为由，上奏设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这算是成立了中央的钩考机构。一个月后，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为由，除湖广省已由桑哥姻亲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将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了云南、吐蕃这种特区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而且期限严急。
这下，各省地方官员算是倒了血霉了。派驻各省的“钩考大员”都属于“贪饕邀利之人”，一切以多弄钱为最高目标，唯求增羡。对于地方官毫不留情面，“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当然，对亏、盗钱粮的官吏狠狠的钩考，让他们把平日贪污受贿的钱吐出来，也算大快人心。
比如，在征南宋中立过大功的阿里海牙，在湖广行省做行省左丞相，其家族和部属在湖广盘根错节，极有权势，自然也就会鱼肉百姓，祸害一方。桑哥的姻亲要束木对之钩考，竟然使得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如今的勋贵阿里海牙被逼自杀。其家资和荫占民户也被没收。
可毕竟官少民多，钩考官员为了展现政绩，势必要逼取于百姓，“以追怔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系者相属于道，大家巨室无虑悉破坏。甚至逼人妻女为娼，风俗为之大变。一时使者所至，征取尤甚。”
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不但富户，即使中产之家也被催逼，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死者达五百余人 。很多富户不堪其扰，逃入山中为盗，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之多。
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对世祖上奏中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可说是纯属扯淡了。
虽然官民都不得其安，但钩考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已征数百万，未征尤数千万”，一下子缓解了财政危机。
钩考虽然见效快，但并非长久之计，何况很多官员、富户或自杀、或逃走，大量的“欠款”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于是，桑哥向世祖请求增加赋税，提出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腹里二十万锭。同时大增商税，江南为二十五万锭，腹里二十万锭。这要比阿合马当初提出的“人头税”好得多，而且不是增加田赋，世祖欣然诏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