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狠莫过妇人心，为了长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孙寿居然鼓动老公刺杀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妈！于是，自宫的袁赦派上了用场。梁冀终于倒在几个在厕所里密谋的太监手里。
汉桓帝开始论功行赏，奇怪的是，在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堤内损失堤外补，倍感失望的袁家开始打梁冀家产的主意，于是，100亿钱的资产只拍卖出了30亿。从此，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东汉时期的洛阳是一座壮观的大都市，城墙内地表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可谓广阔。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宫与达官显贵的豪宅占据着，再加上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并没有给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间。洛阳所属的河南尹辖区在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万，分为21县，洛阳是其中之一，而郊区人口又明显多于城区人口。也就是说，在这辉煌的东汉帝国首都里，城墙内的常住人口大概从未超过10万。当然，这些幸运的人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及其家属仆人。
毋庸置疑，洛阳城内的生活是相当昂贵的，而其中最贵的莫过于房地产。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特别在经历过王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东汉社会对金属货币的信任度很低，真正为民众看重的财产是粮食、布匹与不动产，粮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货，可以称为“粮本位经济”。与其它城市一样，洛阳各地区的房价也大不相同，城墙内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的不动产增值速度很快，“求田问舍”是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当然，这些富人的常住区域也是洛阳城内地价最贵的区域。
“延熹里”就是洛阳城内这样一块上风上水、寸土寸金的富人区。它的名字很特别，因为“延熹”正是汉桓帝的年号，共持续了10年(公元158～167年)。因为在延熹元年以前，没有文献提到过“延熹里”这个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是在延熹元年新建的居民小区，这也是汉朝人取名字无需避皇帝年号之讳的显例之一。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里爆发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使这个小区千古留名。
在首批入住延熹里的业主之中，太监袁赦显得十分特别。作为袁汤安插在宫中的内线，他这些年来工作很卖力，颇受汉桓帝信赖，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晋升为中常侍。
袁赦的女邻居更加有趣。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说她的名字叫“宣”。我们就叫她“宣女士”好了。宣女士结过两次婚，她的前夫邓香是东汉头号开国元勋邓禹的曾孙，但和袁赦一样，也是宦官。在被阉割之前，邓香与宣女士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议郎邴尊，幼女邓猛尚未出嫁，邓香就死了。此后，宣女士改嫁给孙寿的舅舅梁纪，所以他们一家便成了梁冀的亲戚，邓猛也就随继父之姓，改称“梁猛”。
多年以来，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因为一直没有生育，渐渐失去了汉桓帝的宠爱，令梁冀、孙寿夫妇非常焦虑。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他们急于再嫁一个梁家女孩给汉桓帝，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在此时，宣女士带着小女儿梁猛到梁冀家玩，孙寿见梁猛生得标致，就把她带进宫中，介绍给汉桓帝。经过试婚，汉桓帝很满意，封梁猛为贵人。公元159年七月，梁皇后去世，汉桓帝决意立梁猛为皇后。这时，梁猛的姐夫议郎邴尊却上奏朝廷，追究历史，希望恢复梁猛的本姓“邓”。
邴尊的出身虽不可考，但他的姓“邴”却世间罕有，可以提供许多线索。“邴”字通“丙”，汉代文物上一般写作“邴”。西汉中叶，有个叫邴吉的官员参予拥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登上西汉皇位，是为汉宣帝。邴吉因功升任丞相，政绩备受世人好评，与萧何、曹参、魏相并称为“萧、曹、魏、邴”四大西汉贤相。西汉后期所有皇帝都是宣帝的后裔，邴家成员也常在朝廷为官，直至东汉不绝。如果邴尊是邴吉的后代，那么他倾向于邓家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他本人就是邓家的女婿。
当朝皇后应该姓“梁”还是姓“邓”，关系着许多人的利益。邴尊的奏折还未传到桓帝手中，倒被梁冀先睹为快了。他和孙寿一商量，决心干脆将邴尊和宣女士一家灭口，铲除梁猛原姓“邓”的所有证据。东汉后期，随着中央皇权的动荡衰微，司法和治安机构显得日益无能，于是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许多达官显贵都私养刺客(又称“死士”，因为这一职业非常危险)，以备不时之需。班固《汉书》所载西汉时期的刺杀案件不过10起，而范晔《后汉书》所载东汉时期的刺杀案件却不下30起，其中有4起都是梁家指使的。早在东汉初年，梁冀的高祖父梁统就曾经派刺客刺杀过辩士张玄。梁冀比起乃祖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邴尊就不幸成了梁家刺客剑下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干掉邴尊之后，刺客又来到延熹里，打算刺杀宣女士。但这个小区规划独特，刺客要直接进宣女士家不易，只得从她的邻居——袁赦家的房顶上翻过去，结果不慎发出响声，被袁赦发觉。袁赦便跑到院子里击鼓，又召集家丁呐喊，宣女士有所察觉，刺杀行动失败。在袁赦的鼓动下，宣女士立即进宫，向汉桓帝哭诉。此案的过程显得有些诡异，真相显然只有报案人袁赦最清楚。但无论怎样，桓帝听信了岳母宣女士之言，决定立即对梁冀下手。
八月的一天，汉桓帝在厕所里召集几个太监开会。这种事在汉代的皇宫里并不罕见，汉武帝就喜欢在厕所里和大将军卫青讨论军政要事，因为那里不仅安静，而且便于保密。梁冀听说此事后做贼心虚，指使一个信得过的太监前去偷听，结果反被当场抓住。汉桓帝以此为由，宣布梁冀派人入宫行刺，意欲谋反，召集全体宦官、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官吏，命光禄勋袁盱调集麾下的禁卫军，与尚书令尹勋、司隶校尉张彪、黄门令具瑗等人去突袭梁冀的大将军府。汉桓帝自己则坐在宫中，一面盯着显示时间的沙漏，一面紧张地等待着政变进展的消息。
本来，梁冀也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禁卫军。他的亲戚梁淑担任卫尉，洛阳城外最精锐的“北军五校”之中，梁冀的亲戚占了三名校尉，如果能够及时动员起来，完全足以与袁盱的军队抗衡。然而事出突然，梁淑等人措手不及，全部束手就擒。北军将士和卫尉的部下见状，也都调转了矛头。天还没亮，光禄勋的军队便控制了全城。袁盱率部包围大将军府，然后宣读圣旨：革除梁冀的大将军职务，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限即日去封地上任。比景县位于今越南中部的亚热带丛林地区，属交州管辖，当时被公认为东汉帝国境内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梁冀心中明白，只要一出府门，便不会再有好下场，就立即与妻子孙寿自杀身亡。
袁赦和袁盱都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该轮到洛阳令袁腾出场了。他的工作最安全，最轻松，也最有油水——抄家。袁腾抄梁家所得的地券、宝物等一律上市拍卖，共得30余亿钱，相当于东汉帝国政府的半年税收，桓帝为此免除了全国百姓下半年的税收。
其实，相对于梁氏家族执掌20余年朝政，一贯压榨豪强、盘剥百姓的历史来说，总家产只有30余亿钱，实在不能算多。西汉哀帝时，佞臣董贤受宠不过3年，倒台后政府拍卖其家产，共得43亿钱。就拿梁家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来说，仅她们的聘礼一项，依礼就至少应得8万4千斤黄金，约合8.4亿钱，加上彩礼肯定超过10亿钱；梁氏一门，公、卿、守、将等俸禄达“二千石”以上级别高官多达40余人，包括4位万户候，3位县侯，7位命妇，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过3亿钱。以梁冀的妻子孙寿为例，她每年至少从封地收入5千万钱。再加上历年的朝廷赏赐，无论如何低估，梁家的总资产都理应在50亿钱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项灰色收入，梁家的总资产恐怕不下100亿钱。可是到了袁腾手里，却只卖出了30余亿。看来，在这次拍卖过程中，袁家肯定当仁不让，贱卖贱买梁家资产，上下其手，大发了一笔横财。从此以后，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就得羡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梁家和孙家的主要成员都被公开处死。包括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三公”在内，在这次政变过程中态度不坚定的数百名官员或被免职，或被逮捕，整个东汉朝廷为之一空。空出来的位置总得有人填补，于是汉桓帝开始大肆封赏。八月壬午日圣旨下，立邓猛为皇后，封邓猛的4位兄弟为县侯，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5名宦官为万户侯，尹勋为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等6名官员为亭侯，后来又加封侯览等8名宦官为乡侯。以往曾被梁党迫害、排挤的官员们如果还健在的话，大都很快得到了升迁：黄琼升太尉，祝恬升司徒，盛允升司空，陈蕃升大鸿胪，朱穆升尚书，杨秉升太常，李膺升河南尹，段颎升护羌校尉。
奇怪的是，在这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袁赦、袁盱、袁腾等人虽然在倒梁过程中立下大功，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封侯。同样，司隶校尉张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对桓帝“有旧恩”，此次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降职为南阳太守。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调动其实有规律可循，因为汉桓帝与其他东汉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专权的教训，重“义”轻“仁”，倾向于提拔没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较强的基层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场规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后，终桓帝之世，“四姓小侯”与袁、杨、张等世官世禄的东汉政坛豪门都将与三公绝缘；反之，黄、祝、盛、虞、种、许等名不见经传的政坛小姓氏却相继登上了三公高位，这无疑也有助于桓帝加强自己的皇权。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2）
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也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蚯蚓看完很是感概，特剽窃大郎所发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史书中关于曹操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