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秘密接头
来人说：“你可以叫我老林。”
他询问吴春河为什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到香港。他们接到黄庚寄自新加坡的信后迅速答复，同意吴春河即来，他却姗姗来迟，直到此刻才露面，是为何故？
吴春河作了解释。听说这段时间他在新加坡坐英国人的监狱，驱逐出境后在厦门被水警拘扣，还在集美的兵营关了几天，历经艰险终得逃脱，老林面露惊讶。
“这么周折？没事吧？”他问。
吴春河苦笑：“苦痛可以吞忍，焦虑心中难安。”
他们在九龙城附近一家饭馆里吃早茶，借周边的熙熙攘攘为掩护交谈，这里离吴春河借居之处不远。几个月前，吴春河通过新加坡黄庚与香港《华新报》詹社长联系，此刻詹去北平不在香港，老林受命与吴春河接头。《华新报》受中共香港分局领导，老林来自香港分局，老林找他之前已经核对过一些情况，话题紧凑而集中。
老林询问吴春河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原因，吴春河本人为什么突然暴露，他妻子钱金凤因何突然死亡。吴春河称自己在台南遭宪兵追捕，侥幸脱身，当时感觉非常意外，后来才知道是妻子暴露被杀，自己被列为嫌疑。他去新加坡，通过黄庚寻求联系时，还不清楚妻子为什么出事。直到被英当局遣返回国，在集美遇到妻子的大哥，才知道她是帮助地下党游击队送一部电台，营救一个被捕的游击队员，事发而被敌射杀。
“她受谁指挥？”
钱金凤的直接领导就是吴春河本人，他们属于华中分局联络部派出人员，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闽南的特殊地位，在台湾建立工作与联系。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他们不在厦门开展活动，与闽南地下党不发生横向联系。送电台，救人，都不是钱金凤的任务，吴春河并未向她下达这一方面的指令。
“她为什么擅自行动？”
因为情况特殊。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当地地下党需要及时得到上级指示，打开游击战争局面，配合解放大军南进，非常需要电台。游击队派往厦门接运电台的人员恰是钱金凤的弟弟钱世康，接运过程中遇险，为完成任务只能冒险求助大姐。钱金凤虽未接到指令，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不仅因为手足之情，更多的还是出于战事发展大局需要。送电台救人不是她的任务，却也是为了人民解放，因而被她视为己任。
“她本来可以不管，那么她现在仍然活着。”吴春河黯然。
老林摇头：“不能因此就违背秘密工作规则。”
吴春河愿意承担责任。他不仅是钱金凤的丈夫，还是上级。他奉命到台湾开辟工作，与妻子分隔，无法及时联络，行前曾交代，允许她在紧急情况下酌情决定行动。钱金凤的牺牲和工作受到的损害他得负责。
“现在工作开展最要紧。”老林说。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统治基本告结，解放军兵锋直指长江，进军江南指日可待。当局试图固守东南，全力经营台湾，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地下工作极具重要性，老林他们之所以同意听取汇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
“我先听听情况。”老林说，“再安排你向领导具体汇报。”
他问吴春河目前有什么需要。吴春河称其他都不急，恢复联系得到指示最重要。
“我的任务是接头。当务之急，首要任务。”吴春河说。
老林注意到吴春河把面前盘子里的茶点吃得一块不剩，随口问：“你还没吃饭？”吴春河苦笑，老林这才知道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老林大惊：“怎么会？”
吴春河前往香港前，大哥给了他一笔路费，足够他在香港活动。吴春河到香港后租住一个小旅馆，他行事谨慎，始终把钱带在身上，不敢有所暴露，吃用精打细算，以防不测。不料前天路遇几个巡逻警察，觉得他可疑，叫下盘问，他不懂粤语，拿闽南话应对，对方把他扣留，因查无违法证据，人给放了，钱却被警察顺手牵羊搜走，这一来吃住无着，流浪于港岛。
“帝国主义坏。”他自嘲，“应当打倒。”
“这怎么行啊！”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
老林说：“跟我走。”
他安排吴春河住进了学联海外流亡学生救济所。
几天后，老林领吴春河去了华新报社，与香港分局一位负责人见了面。这位领导姓李，多年来在广东、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吴春河知道他。
“听说你妻子牺牲了。”老李说，“我们很悲痛。”
吴春河黯然：“她死得其所。”
老李详细了解吴春河在台湾发展的组织与人员情况，特别是“二二八事件”之后隐蔽保存下来的基层组织和人员。吴春河介绍了情况，告诉他暴露身份的人员均已妥善转移回大陆开展工作，留在台湾的人员目前均安全。
“其他地下工作情况呢？”老李询问。
台湾各地还有其他地下党组织开辟的基础，各自都在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横向联系，吴春河了解不多，只知道中共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闽中地下党在台湾光复后都曾派出人员进岛工作，吴春河在台中的一位下级曾被其中同志列为发展对象，后来发现彼此各有归属，双方不再联系。广东、浙江一带党的地下组织也派有人员进入台湾发展。国民党大批军队调防台湾，其中也有党的地下人员。
老李说：“你们这些同志非常不容易。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
吴春河说他在台湾工作，感到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和维持联络，从很多方面说，它对于开展工作有如生命线，不能让它被海峡阻隔，被敌人切断。他入台后把这项工作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面对大海面对强敌，完成这一任务很不容易，很危险，但是必须倾全力做好，哪怕掉脑袋，生命线必得用生命保护。这一次为了接头吃尽千辛万苦，不惜一切，因为没有什么比之更为重要。
领导说：“这个对。”
吴春河听取上级指示，接受任务，还提出两件事请求帮助，一个涉及陈永吉也就是谢德灵，还有一个涉及大哥钱勇。
谢德灵化名陈永吉，“二二八起义”之后由吴春河安排撤离台湾到闽南、闽西一带，谢德灵回大陆后继续开辟工作，于乡间组织群众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征兵、征粮、征税，通过反“三征”拉起一支小队伍，主要活动于闽西南交界山区。吴春河提出将谢德灵等撤离台湾人员的关系移交闽西南党组织，以利开展工作。
“可以安排。”老李认可。
然后是大哥钱勇。吴春河告诉老李，这一次他从厦门脱身到香港，靠妻子钱金凤的大哥钱勇相助，钱勇目前为国民党军官，掌握一些兵力，驻防闽南。钱勇早年曾参加闽南红军游击队，称自己当年是受命留在国民党部队，却与上级失联。
钱勇提出几套方案，计划率部起义，希望通过他与上级取得联系，得到指示。
老李说：“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对。”
吴春河在香港又住了十几天时间，老李约他再次见面时，几件事都有了回音。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确定吴春河及其工作直接向香港分局工作部门报告，会为他指定上级和交通联络方式。分局领导分析了情况，同意吴春河的看法，认为他在台湾遭到军警追捕，起因在于其妻子的暴露，台湾的工作并未出现问题，考虑到这项工作日益重要，吴春河已经打下一定基础，决定让他返回台湾，继续领导所属基层组织与人员开展工作。还要求他找时间到闽南，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备日后需要，同时将谢德灵等撤出台湾人员的关系移交给当地党组织。
老李提到了大姐钱金凤为之牺牲的电台：“关于这部电台，你了解什么情况？”
吴春河知道这部电台是从台湾运到厦门的，估计是台湾地下党员为大陆同志搞到的。他妻子钱金凤保护了这部电台，它似乎已经送到游击队手里。
老李说：“这电台联络很不正常。”
老李要求吴春河去闽南接头时了解一下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形势发展很快，一旦解放大军南下，进军福建，电台有重要作用。
“我会帮助。我妻子为它牺牲，要让她牺牲值得。”吴春河说。
老李他们已经与有关方面核对了情况，大哥钱勇的那个红军副团长早已牺牲，据查该同志到新四军后曾向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报告，称所属红军游击队部分人员被拘扣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安排了可靠人员留下应变。这个情况跟钱勇的说法可以对得上。由于那位同志过早牺牲，其他人不了解具体情况，无从与钱勇联系。现在钱勇主动请求，他们会派专人与他联系。
吴春河说：“这就好。”
几天后他离开香港，乘轮船返回台湾，悄悄落脚于台北。
柯子炎特派员已经在台北布下一张大网，等着把故人吴先生当头罩住。
吴春河从报纸上感受到这张大网：有人以“弟两火”之名在《全民日报》上登载一份寻“吴阿义”先生的启事，称前些时与吴先生相逢集美，转瞬失去联系。听说阿义先生身体已康复，回到台北，非常想念，盼见启事后速联系，有家人要事相告。
这启事的意思不难解读。两火就是柯子炎，吴阿义就是吴春河。吴春河在厦门被柯子炎认出，柯躲在车上，两人并未打照面。柯特派员通过这则启事是要告诉吴春河，他已经知道吴春河并没有死在集美，而且认为吴春河已经回到台湾，他们正在找他。如果柯特派员确知吴春河返回台湾，为何不让他的行动组悄悄行事，布网抓人，要公开宣示，用这种方式告知对方？显然他还没有掌握情况，他们四处寻找毫无线索，用这种方式制造一点动静，要是吴春河确在台湾，知道自己的假死和去向已为对手所知，可能会有所反应，设法逃离，或者更深藏匿，说不定还会沉不住气四处打听情况，那就有可能触动特务布下的某一条感应索，有如飞虫触动蛛丝。
这则启事让吴春河心里深深不安，不为自己，是为大哥钱勇。柯子炎知道吴春河没有死，意味着假尸体冒名顶替没能骗过柯特派员，这件事如果败露，必定牵连大哥钱勇。钱勇是不是出事了？启事提及“家人要事”，指的是这个吗？
此刻不能着急，吴春河沉下心，不作任何反应。他在嘴里安一套新假牙，用一个新的名字，在台北一家报馆找了个校对职位，有了合法身份掩护。而后他逐一考察原有组织和人员，区别不同情况，谨慎地重新开始活动。台北的基层组织恢复之后，他又悄悄南下，将台中、台南、高雄一带处于隐蔽状态的基层组织和人员一一恢复。
那天他们在“天益”中药店开会，药店位于台北城东一条小街，小街很热闹，拥有众多手工作坊，打铁的，做锡的，弹棉花箍木桶的，店面家家相接，家家店铺前边都是五脚距，与闽南城镇没有两样。天益药店门面位于街中部，楼下店面，楼上居家。中药店的老东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店里生意尽由少东家打理，这位少东家叫陈平，是地下支部的一位委员。
少东家陈平与地下党有渊源：他父亲老东家年轻时血气方刚，因反抗日本统治当局，参加共产党活动被日本人追捕，避难于台南，藏匿在乡下一位表亲家中，该表亲有一个儿子，就是张双庆。后来陈平的父亲没有躲过搜捕，判刑入狱，备受折磨，在狱中重病不起，日本人认为他快死了，允许家人具保接回。陈家是中医世家，家人不惜倾尽家产，千方百计医治，救回陈平父亲一条命。十多年后，吴春河躲避柯子炎缉捕，从中学教室逃出，避难张双庆家，知道了陈平父子，从而建立起一条新的连线。
吴春河发展陈平入党时，陈平说：“我这种人当然是要投共的。”
天益药店因此成了吴春河的重要据点。
那一天他们在药店二楼开会，会间闲谈，陈平对吴春河问起“立三路线”，吴春河很惊奇：“怎么会问这个？”
陈平说：“不懂即问。”
陈平年轻，入党时间不长，尚未接触过类似问题。吴春河把这段历史简单介绍了一下，心里暗暗思忖，猜想陈平为什么对这段党史发生兴趣。忽然间他想起陈平的父亲老东家，这才释然：老东家是早年地下党人，他经历过那段岁月。
此刻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难免，倾全力经营台湾，加紧侦缉、镇压地下党活动。吴春河发展的基层组织以谨慎、稳扎稳打的方式抗争，上级的文件和指示通过恢复起来的交通渠道稳定传递，工作有了较大起色与发展。
有一封信件几经辗转，送到了吴春河手中。这是一封家信，吴春河的同胞弟弟寄给他的。吴春河落脚台北后，如他在台南时一样，谨慎地避开近在咫尺的所有亲人，不与他们见面，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偶尔会寄封平安家信。给吴春河写信的这位弟弟在台北一家甘蔗研究所任职员，他的研究所与吴春河所在的报馆只隔两条街，但是家信转了好几个地方才传到他手中。
这位弟弟叫吴春福，就是当年的“山本武藏”，因为一个特殊事由写信找吴春河：有一位不速之客找上家门，称有重要事项，不管吴春河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请吴春福设法转告。不速之客是位上校军官，于海军总部驻台机构任职，自称姓颜。
吴春河断定是颜俊杰。抗战初颜俊杰在漳州对吴春河老拳相向，其后各奔东西，彼此已多年未见。颜俊杰肯定知道大姐钱金凤的情况，知道吴春河归属共产党，彼此处于敌对阵营，用这种方式私下联系相当异常。颜俊杰从哪里知道吴春河未曾死于集美？如何知道吴春河的亲弟弟吴春福？会不会与“弟两火”有关？
吴春河为人谨慎，该决断时却不含糊。接到来信后不久，吴春河略作化装，穿上一套军服，突然上门与颜俊杰见了面。
颜俊杰没有一句寒暄，直奔主题：“钱勇死了。”
吴春河心里一沉：他的猜想不幸证实。
大哥钱勇起义计划泄漏，被保密局密捕，送台北审讯后秘密枪决，新娶之妻陈蕾也以“同谋投共”之罪被囚禁。颜俊杰曾通过自己的关系试图营救大哥，无能为力。大哥亡故前拜托颜俊杰关照家中三个女人，颜俊杰很挂心。大哥的后事颜俊杰已经料理，死讯必须告知钱家亲人，颜俊杰感觉很为难，无法张口，只能找吴春河。
“金凤遇难，钱勇再亡，只怕母亲澳妹她们难以承受。”颜俊杰说。
吴春河好一阵无言，末了说：“以母亲情况，目前恐怕暂不说为宜。”
“你看着办。”颜俊杰颓然。
他向吴春河提出一个特殊请求，居然涉及澳妹。
“澳妹年轻单纯，来日方长，你们留她一步吧。”
他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担忧。此刻国共内战，时局纷繁。钱家大姐钱金凤和大哥钱勇相继死于共产党案，钱家小弟钱世康涉嫌共产党案，姐夫吴春河本人早是老资格共产党员，颜俊杰心知肚明。所谓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对钱家这些人的选择，颜俊杰不会妄加评判，他只希望他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影响澳妹，把她领上同一条路。
“金凤已经不存，请格外珍惜玉凤。”他说。
吴春河感叹：“世事难料，有时非人力所能为。”
他告诉颜俊杰，他和妻子钱金凤，还有全家人对澳妹都特别留心，他们自己愿意承受任何危险，却不愿意澳妹也来承受。这些年他们总是劝诫澳妹专心读书，大人的事情让大人去管，不要她多操心。但是恐怕没有用，统治当局腐朽丑恶，正直者谁能无动于衷？自家亲人被肆意杀害，善良人谁不痛恨不已？
“父亲曾经苦斗于前，后人相随也是自然。”吴春河说。
颜俊杰坚持：“他是他，你们是你们，澳妹是澳妹。”
吴春河询问颜俊杰从哪里知道他弟弟吴春福？颜俊杰说是他人提供的情况。
“柯子炎吗？”
颜俊杰点头。
原来“弟两火”不仅会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还会打通内线。柯子炎了解颜俊杰与钱勇、吴春河的关系，他找到颜俊杰，把吴春河在台亲属的联络渠道提供给他，请颜俊杰设法找一找吴春河，告知大哥死讯与后事。
钱勇被推上刑场，柯子炎立了犬马之功，他对钱勇后事的关心不在于替钱家悲天悯人，只在于继续追踪，他的下一个目标显然是吴春河，所以才会找上颜俊杰。
颜俊杰明知根由，还是按照柯子炎提供的资料出面联络，因为颜俊杰也想找吴春河，告知钱勇情况。吴春河露面风险很大，颜俊杰担心他不会来，没想到他来了。
吴春河说：“我当然要来。”
吴春河敢于上门，因为他知道颜俊杰跟特务不是一伙，要求见面定有缘故。颜俊杰背景显赫，柯子炎还不可能有效监控，小心一点，前去一见没有问题。
颜俊杰取出一样东西给了吴春河，是一个小布卷，打开来，里边包着一方小石印。吴春河仔细看了印章，十分惊讶。
“柯子炎给的。”颜俊杰说。
印章很小，不比小指头大，印章上刻着两个字：“觉醒”。
颜俊杰告诉吴春河，印章是柯子炎从一个死人肚子里取出来的，此人从台湾到大陆，据信是去接头，被特务击毙于同安一所乡下中学。柯子炎称印章为钱以未手笔，他认得出。柯子炎请颜俊杰将印章转交给钱家人，不是为了完璧归赵，只是以此告诉钱家人：钱以未还活着，在长眠多年之后，正在谋求“觉醒”。
“是他编的故事吧？”吴春河怀疑。
“似乎不像。”
吴春河知道柯子炎曾经当过刻字工，确实懂点印。但是柯子炎声称可以从不同印章认出同一个人，这可能吗？
颜俊杰说：“他很肯定，还说当年是因为你。”
当年柯子炎受吴春河影响参加地下活动，吴春河给过他一些地下书籍，其中有一本《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读本》，书的扉页上有两枚长方章，刀法特别，刻工精湛，让柯子炎印象深刻，惊叹不已，印文内容也让他过目难忘。后来柯子炎把书交还吴春河时，曾特意打听是吴先生自己的书吗？吴春河答称是漳州地下党机关那里拿的，那里有一些前辈留下来的资料。
“我不记得这个事。”吴春河摇头。
“他说这是第一次见到钱以未的字，他与钱篆神交自此开始。”颜俊杰道。
“不会是糊弄我们吧？”
“似无必要。他只是要表明你岳父还活着，而且还在活动。”
“我曾找过堂亲钱文泰，他证实钱亚清已经死亡。”
颜俊杰也找过钱文泰，而且查到监狱的当年记载，根据记载，钱确实已经死亡。
“这怎么回事？搞错了？”吴春河不解。
“不是搞错，是有意制造的假象。”颜俊杰说。
这个情况是柯子炎提供的。当年日本人认为钱以未是重要案犯，掌握许多岛内反日组织的秘密，但是无论如何刑讯逼供，钱始终守口如瓶，拒不透露。由于台湾岛内始终存在反日暗流，日本人为了撬开其嘴，掌握秘密，破坏反日活动基础，有意制造他染病死于狱中假象，将其转移，化名秘密关押。一年一年关下去，不让他死，要让他说，一有风吹草动就提审逼问，以期打开缺口。这就是钱以未假死实活的缘故。
“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又不见了？”吴春河质疑。
如果钱以未被日本人假以死亡名义秘密关押，日本人不可能放他出狱。台湾光复后，接管监狱的国民党当局也不可能放走这种共产党要犯。他还活着的话只可能在监狱里，如果那样，特务何须到处撒网追踪？
颜俊杰说：“这个确是疑问。”
不管钱以未是如何离开监狱，如何消失藏匿，总之眼下特务千方百计在找他，大陆那边有一组人，台湾这边也有一组人，分头深挖，不遗余力。为什么要找他呢？按照柯子炎的说法，是为了一条“钱以未连线”，这条线联结在大陆与台湾之间。
吴春河说：“这个说法奇怪。”
钱以未与家人已经失联多年，如果真有那么一条连线，为什么跟家人从无联络？但是如果不存在这条连线，或者它根本没什么意义，特务又何必为之忙碌不已？柯子炎通过颜俊杰转交一枚小印章，向吴春河证明钱以未还活着，这又是为什么？
颜俊杰分析，柯子炎显然希望吴春河继续寻找钱以未。为什么？看起来钱以未藏得很深，不易寻觅，柯子炎需要借助他人。因此不妨提供一点线索，引吴先生一起共同努力，深入挖掘，弄出点动静来，特务才好一网打尽。
“钓鱼啊。”吴春河点头，“如此看来钱以未可能真的还活着。”
“吴先生自己多加小心。”颜俊杰说。
吴春河与岳父钱以未从未谋面，如何搭上“钱以未连线”，也被列在柯子炎追捕范围里？因为柯子炎对吴春河很了解，知道他是老资格地下党，有台湾背景，光复后入台，很可能是共产党上级机关所派。吴春河是钱以未的女婿，到台后曾悄悄寻找岳父，“钱以未连线”有可能通过吴春河与大陆共产党联结。
“我的任务是接头。”吴春河说，“他也一样啊，不谋而合。”
按特务的说法，钱以未曾有一条连通两岸的地下连线，后来中断，现又“觉醒”，重谋接头，恰如吴春河刚刚经历的联络中断与艰难恢复，所以是不谋而合。
几天后吴春河乘轮船西行，悄悄从台北回到厦门，有两个人与他随行。
此刻岛内工作悄然展开，同志各自努力，组织运转有序，可容吴春河暂时离开，处理其他重要事务，任务还是接头。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上级要求他与闽南地下党建立联系，现在是时候了。有一个情况促成他作出尽快返回厦门的决定，这就是突然得知的噩耗：大哥钱勇牺牲。吴春河对母亲和澳妹非常忧虑。他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听到消息，大姐死亡的创痛远未平复，她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一新的巨大打击。
吴春河此刻返回大陆大有风险。“弟两火”在报纸上登启事，通过颜俊杰提供消息，也许就是想把他从隐蔽处招引出来，在特务目光可及之处活动。吴春河却不能因为顾忌风险而一动不动，该做的事还得去做。
回厦门当晚，他略作乔装，穿件黑布褂和短外裤，手里拎着个竹篮，篮里装着两条刚下渔船的鱼，扮成渔民模样，回到渔港小巷家中。
母亲开门一见陌生渔民，不禁发愣：“你谁？”
一个男孩突然从陌生渔民身后跑出来：“阿婆！”
竟然是亚明，大姐和姐夫的儿子，母亲的外孙。
母亲这才认出眼前这个男子不是什么陌生渔民，是自己的女婿，已经失踪多时的吴春河，他把母亲日夜想念的外孙吴亚明送回来了。
吴春河说：“亚明想阿婆了。”
母亲垂泪，悲喜交加：“我的命啊。”
大姐出事之前，吴春河谨慎防范，未雨绸缪，先把孩子带到台湾，寄在他的一个同学家中。同学与他在上海读书时很要好，分别后常有联系，外人却不太清楚他们间的关系。同学的妻子幼师毕业，在台北一家幼稚园工作，家里有一个女孩，比亚明大两岁。幼稚园老师把亚明当做自己的儿子，小姐姐也很会照顾小弟弟，亚明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比较安全，与父母亲时时要经历的危险有所区隔。但是此刻吴春河决定把他带回来，当做帮手——孩子在外婆家长大，跟外婆感情最深，眼下这种时候，只有这个孩子最能抚慰老人。
吴春河在家里住了一晚，母亲跟他唠叨到深夜，提到大姐的不幸过世，几度失声痛哭。母亲还为大哥不安，说阿勇好一段时间没有消息，儿媳也不见踪影，部队离开集美，不知调到哪里去了。有人听说他们夫妻双双给叫去台湾，台湾有多远，不就在厦门对面吗，哪怕跑到美国那么远，也可以捎个信啊。养这个大儿子真是没用，跟死鬼一模一样，时候一到拍屁股就走，无声无息，不管家人怎么操心挂念。几个男的都是，不及金凤一丁点。偏偏金凤又是这么短命！
话到伤心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吴春河劝母亲不要难过。金凤不在了，大哥没有消息，家里其他人还在，有澳妹、亚明跟母亲在一起，无论碰上什么，一定要想开一点。
母亲骂：“天杀地埋的，我们欠了谁家生死债！”
吴春河把儿子送交母亲，于第二天匆匆离开厦门。
他带着一位中年人同行，于约定时间到了码头。码头上有个穿长衫的年轻人坐在石礅上看书，看的是一本莎士比亚剧集，年轻人读得津津有味。
吴春河走过去向年轻人借火，年轻人说他不抽烟。
吴春河瞟了一眼年轻人手中的书：“《哈姆雷特》？”
“《麦克白》。”
“是小张？”
年轻人点头：“你是老吴？”
“对。”
吴春河走开，没再跟小张说话。几分钟后小张把书收起来，起身离开石礅朝码头边走。吴春河在后边尾随，两人一前一后上了一条开往浮宫的小轮船。吴春河的同伴不动声色跟在后头，三人互相间不看一眼，似乎各自毫不相干。
刚在船舱的条椅上坐定，水警进来检查，除了证件还查行李，乘客丢在椅座下的行李也不放过。吴春河身边一位农民打扮的人往椅子底下塞了只麻袋，鼓鼓囊囊，水警抬腿往麻袋踢，麻袋嘎嘎嘎叫了起来，原来塞着一袋鸭子。
水警查姐夫的证件，姐夫那天换了大金牙，生意人打扮，水警没找他麻烦。
小张坐在姐夫的斜对面，一边低着头看书，一边把证件掏给水警，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水警看证件也漫不经心。第三个人同样没有受怀疑，大家平安无事。
小火轮准时开行。由于马力小，又是逆水上行，速度很慢。途中吴春河从舱中上到甲板，小张也在那里，靠着船舷看江里的水流。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像旅途中两个无聊的陌生路人。
“从黄狮坑进山吗？”吴春河问。
“路上过一个站。”小张回答。
中午时分小轮船靠到浮宫码头。这是九龙江边的一个小集镇，吴春河他们俩跟着交通员小张下了船，穿过集镇中的道路。时逢集日，道路两侧排着大大小小的摊子，卖肉的，卖鱼的，卖菜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吴春河在这个集镇上突然失去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