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庄园遭难
姐夫吴春河送亚明回到厦门家中时，我没见到他。我跟班上同学一起去乡下，老师带我们去野外采集生物标本，住在岛外一所乡村小学里，一去三天。三天后回到家里，母亲一见我就骂：“澳妹死哪去了，才回来！”
我挺委屈：“说了要去三天啊。”
母亲说：“就不能早点回家？急死我了！”
“急什么阿姆？”
没等她说话，亚明突然从屋里跑出来扑到我身上，喊我小姨，我大吃一惊。
“亚明从天上掉下来了！”
母亲这才告诉我姐夫回来过，然后又走了。
我又高兴，又感觉不安：“他怎么还敢回家？”
“共产都敢，回家怕啥？”母亲不以为然。
母亲着急找我，却不是因为姐夫和亚明，是另外有要紧事情。她把我拉进屋里，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卷，放到我手里。
“看看这是啥。”
小布卷包着一个石印章，很小，跟我的小指头差不多。我举着印章左看右看，看不出刻的是什么字，还好抽屉里有一盒旧印泥，拿出来印一下，明白了，是“觉醒”。
这印章从哪里来？漳州大舅那里。几天前，有一个客人到大舅家的杂货铺买东西，一边看货一边东张西望。等到店里买东西的其他客人走开，柜台后只有大舅一人时，客人忽然从口袋里掏出这个小布卷，递给大舅，问他认得这个不。大舅一看那印章就吃惊，他不懂刻字，也不认得那个章，却知道事情挺蹊跷，可能与父亲钱以未有关系。当年父亲住在大舅家时，大舅见过他磨石头刻字。
这位客人大约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脸很黑。他告诉大舅，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台湾来的，家住台南。有人让他到这里送这个东西，请大舅把它交给该交的人。其他的不必多问，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来。
大舅惊讶道：“我怎么知道交给谁？”
客人吭都不吭一声，起身就走。
大舅为人小心，心知这件事非同寻常，左思右想，所知会刻字的人只有钱以未，除了我母亲，布卷里的这块小石头真是无处可交。他特地跑到了厦门。
母亲非常疑惑。她不知道这个印章是什么意思，以往根本没见过，不知道它与父亲是否相干。母亲大字不识几个，篆刻于她有如天书，因此她急于找我，要我拿鼻子嗅一嗅，估摸估摸这是怎么回事。
我哪有办法。
“台湾仔还要去找大舅问呢。”母亲着急。
“让大舅问他个明白。”我说。
没想到只隔一天，有人来问印章了，却是特务柯子炎。黄昏时分他带着两个特务来了，像上回一样，他穿便衣，戴礼帽，只是帽子下边多出了一条绷带的白边。
他问母亲：“阿婶还好？”
母亲吆喝院子里的鸡，要乌鸦到别地方叫去。
我牵着亚明的手，刚巧从后院走进屋里。
“钱小姐好啊？”柯子炎点点头，“这位是吴小公子？”
母亲对着我吆喝：“脚下狗屎！”
她指桑骂槐，柯子炎当然听得出来，这个人刀枪不入。
“吴先生不在家吧？”他问。
我不知道他长了什么狗鼻子，居然这么快就嗅到姐夫吴春河归来的味道，而且还知道此刻他不在家。
母亲说：“不认识什么吴先生。”
“阿婶只认识我？”
母亲说：“我认识死不剩的。”
柯子炎笑笑，把头上的礼帽一摘，他脑袋上部缠着一圈圈绷带，额头绷带还渗有血迹，果然是“死不剩的”，头上挨过一枪。
他说他算死剩的，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还好他命大，跟钱家人可有一比。
“钱以未先生有消息吗？”他问。
母亲骂：“鬼有消息。”
他说不管是人是鬼，有消息就好。哪一天钱先生消息到了，给他带个好。他从没见过钱先生，只见过钱先生刻的印章，特别记得其中有两枚长方章。他试着找过，那一回搜查我们家，木屋各个角落翻个遍，查无踪迹，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去阎王爷那里找。”
柯子炎说人家阎罗王不要那种东西。实话说他找那两个章子就是要送给阎王爷的，要是它们终于到了他手里，他会让人找把大锤，把它们砸成一堆石碎。
他转头问我：“钱小姐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吧？”
我一概不记得。
他要我好好回忆。他跟我姐夫吴春河不是外人，当年吴春河跟他讲过“山本太郎”的故事，立志反抗日本鬼，打倒卖国贼，让他很钦佩，至今经常想念。这些年吴春河在大陆、台湾两地活动，涉嫌叛乱，犯的是杀头罪。他是保密局里有名的“血手”，一向冷酷无情，面对故人吴先生却是心存不忍，如果能做到他还是想帮点忙。
“把你们知道的都跟我说，这样大家都好。”他说。
母亲说：“死了最好。”
柯子炎问：“阿婶爱找死？”
母亲变脸：“你拿枪来。”
柯子炎笑笑：“我好用匕首。”
他还有一言相劝，如果吴春河回家，或者我们有机会见到，记得帮助转告，让吴春河跟他联系。即使吴春河不愿露面，也请提醒千万不要到处乱窜，否则非常危险。他是为吴春河的安全着想，如果出了意外，家人非常痛苦，他也不会好受。吴春河是他故人，眼下有要事需借助相帮，不能让吴先生如钱勇般惹祸杀身。
我大惊：“我大哥怎么了！”
“钱勇勾结共党图谋叛乱，密捕送台湾审讯，已经给枪毙了。”
母亲跳起来：“死你全家！”
我紧紧抱住她，不让她跟柯子炎拼命。柯子炎指着我要我留心，他今天不想大动干戈，否则他一招手，立马可以把我们家老小三口全部捕进监狱。
“你去死！”母亲大骂。
柯子炎不理她，还对我说话：“钱小姐记住我的话。当年我只有一个妹妹，现在你这里有三个老小，不信谁抵挡得住。”
他们推门离去。
我感觉手脚冰凉，对大哥的情况充满忧虑，只怕他真的大事不好，否则柯子炎不会这般放肆。柯子炎声称经常拿犯人的亲人下手，他曾经把我和母亲抓去关过，如果大哥再也无法保护家人，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母亲浑身发抖，为大哥忧心忡忡。
“他是讲真的？”
“他胡说八道。”
我一口咬定柯子炎是故意撒谎，这种人敢杀人放火，肯定更敢乱讲，无论什么话都不能相信。我说得非常坚决，不管自己心里多么惶恐，我必须先稳住母亲。
“为什么阿勇一点音信都没有？”
“早几年不是一样没有音信？”我说，“如今到处打仗，军队调来调去。”
“走哪里也该有个信啊！”
“说不定明天就有了。”
亚明跑过来，问阿婆和小姨说什么呢？母亲一看孩子穿得少，赶紧抓起一件衣服往他头上套，忙外孙的事去了。此刻只有这个小不点可以让母亲的紧张有所转移。
第二天下午，孙力在图书馆外把我叫住，塞了一张纸条给我。
“晚饭后老地方。”他说。
孙力是化学系的，与我同级不同系。我们在学生会活动中搭过话，互相认识，却没打过交道。他突然跟我说话，给我塞纸条，吓我一大跳。打开纸条，这一吓更厉害——纸条上没头没脑就两个字：“是我”。
我认得这个字体，是三哥钱世康。
傍晚我在食堂喝了碗粥，匆匆去了南普陀后山。
这是“老地方”，早些时候我曾经与三哥在这里见过一次面，事后三哥他们游击队劫了囚车，解救了四位同学，还差点收拾了柯子炎。
三哥果然在这里等我，一见我就咧嘴笑：“澳妹慌什么。”
“我没慌。”
他还是笑：“脸都吓白了。”
我可没心思跟他开玩笑，我一把抓住他：“三哥你快想个办法！”
我把柯子炎的事情告诉他，特务不知从哪里知道姐夫回家，还说大哥被秘密枪毙。母亲急坏了，三哥无论如何想办法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让母亲安心。
三哥闷声道：“是真的。”
“大哥死了？”
“这个仇一定要报。”三哥说，“事情先别跟阿姆讲。”
我“哇”一下哭出声来。
“澳妹，忍住。”
我拿手堵住嘴，拼命压住哭声。
“这就对了。”他咬牙，“天塌下来都要顶住。”
三哥潜回厦门找我，居然也是为了姐夫，特务追踪姐夫，三哥他们不甘其后。
他们都知道姐夫从台湾回厦门，曾经回过家，然后离开厦门，忽然失踪不见。三哥说姐夫本来要去接头，他们一直等着，姐夫没到，也没发现落在特务手里。
我抽泣着告诉他，柯子炎到家里追查姐夫，他肯定不在特务手里。姐夫回家时我不在，面都没见到。姐夫把亚明送回家，除安慰母亲外，只拉了点家常。
“出大事了。”三哥说，“需要赶紧找到他。”
像上回一样，他给我带了一包乡下花生糖。他交代我稳住情绪，好好活着，陪伴母亲，安慰母亲，替哥哥姐姐尽孝。
我泪眼迷蒙。
三哥告诉我，他们以牙还牙，也在想办法收拾柯子炎。上一次泉州城外没有抓住柯，他们继续寻找机会。几天前柯子炎在南安一带活动，三哥得到情报，知道他要回厦门，便带人在沿途一处险要地带伏击他的汽车，双方发生枪战，柯子炎在枪战中挂了花，当了“死不剩”的。按照当时情况，本可以击毙他，三哥却留了他一条命，要活的，宁可先放过。大姐牺牲前有交代，要抓住这个人，把事情搞清楚。
原来柯子炎所说“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讲的就是三哥。
我把大舅到厦门的事情告诉三哥。他听了很吃惊。
“印章在哪里？”他问。
“阿姆收着呢。”
他交代一定要收好，事情非同寻常。
三哥离去，我没有马上走，独自在夜幕里垂泪。心里除了大哥大姐留给我的悲伤，还有对姐夫的担忧。我不知道姐夫出什么事了，此刻究竟是死是活。亚明已经失去母亲，他不能再没有父亲。
后来我才知道，柯子炎到我们家追踪姐夫之前，已经与姐夫打过照面，姐夫差一点就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没有得手，无奈才跑到我们家追讨。
姐夫离开厦门那天，从轮船一上岸就遇到了危险。
交通员小张带姐夫他们两人进山，下船后他们走上码头，穿过集镇街道中的集市摊点，走向镇街后部一家酱油铺，那是他们要落脚的交通站。姐夫很谨慎，让交通员小张走前，自己随后，隔了相当距离，另一个同伴又隔了一段距离。
小张走进酱油铺时，姐夫顿了一下，站在街边一棵龙眼树旁观察，意外在那一刻突然发生：小张突然从酱油铺里冲出来，向街道另一头狂奔，有两个人跟在后边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叫：“站住！”骚动忽起，集镇街道上做买卖的大小摊主顿时慌乱，目瞪口呆。
小张没能脱身：有一个卖鱼的汉子在他跑近时猛地把鱼担子推倒在路中央，年轻人猝不及防，长衫被鱼担子绊住，人被拉倒于地。卖鱼汉子一个猛虎扑食压到他身上，把他按倒在路中间。原来是早已经布下的埋伏，小张进了人家的圈套。
姐夫吴春河趁乱转身，返回码头，只走几步，前边又有情况：几个便衣迎面快步而来，是特务，都背着短枪。姐夫一眼看住便衣里的一个人，那人睁大眼睛也看着他。
姐夫一侧身，拐进街旁的一家剃头店。
这剃头店生意冷清，两张竹椅都空着，两个剃头匠袖着手等客上门。姐夫往朝里的一张竹椅上一坐，师傅即殷勤凑上，把一张油腻腻的土布褂披在他身上。
“怎么剪？”师傅问。
姐夫说：“剃光。”
剃头店门口发出响声，姐夫抬眼一看，一个便衣晃到门边，目不转睛看着他。
是柯子炎。所谓冤家路窄，一点不假。
自抗战初期各走一路，他们已经有逾十年没打过照面了。去年大姐出事，柯子炎带人到台南姐夫任教的中学抓他，姐夫曾远远地见过他；后来姐夫从新加坡被遣送回厦门，柯子炎到水警临时监狱把姐夫认出来，那时柯子炎坐在吉普车上，并没有露面。直到今天，在剃头店，两人才狭路相逢碰到了一起。
姐夫转回头不看柯子炎，一声不吭做不认识状，让师傅理发。从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柯子炎从门外晃了过去。
姐夫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放上台面。
“店里有后门吗？”他悄声问。
师傅指了一下店后的门帘。
姐夫扯下脖子上的剃头布，顺手抓过地上一顶斗笠，盖住刚剃出几道发沟的脑袋，掀开布帘从剃头店后门走了出去。后门外是一条河沟，姐夫跳下河游到对岸。
对岸下游泊着几条小船，姐夫看看周边无人，赶紧翻身上船，躺在船舱里，同时把斗笠往河下游用力一抛，让它顺水快速流走。
这斗笠当地人称“大笠”，与普通斗笠有别，细竹篾编为上下两层，中间夹有竹叶，有一个尖顶，比普通斗笠面积大，更结实，戴在头上可抵挡中到大雨，漂在河面上格外显眼。姐夫刚把自己藏好，就听岸上一阵枪响，有人朝下游开枪，还有喊话，显然是被他抛下河的斗笠引开了注意。
河边的闹腾声响渐渐归于平静。无论外边闹腾还是平静，姐夫都不吭不声，虫子一般蛰伏在船舱里，直到天黑。
他借夜色掩护爬下小船，悄悄上岸离开小镇。夜幕中的小镇惊魂初定，有狗吠声阵阵，姐夫吴春河孤身一人，不再有交通员领路，也没有同伴相随。
他再次陷入困局：酱油铺交通站显然已为敌破获，导致交通员小张被捕，小张的任务是带领姐夫一行进入山地游击区，与地下党机关接头，这个任务小张已经无法完成。姐夫怎么办？放弃这一次接头，返回厦门，或者直接返回台湾？
姐夫非常谨慎，他作了另外的选择，决定独自上山。
这是因为柯子炎。柯子炎号称“血手”，他没在剃头店动手抓人，绝对不是手软，很大可能是他对剃头店没有数，担心仓促行事中了圈套。他布置好他的人，转身就会扑进来实施抓捕，所以姐夫没有丝毫耽搁，转身就跑。落入敌手的交通员小张不被突破便罢，一旦被迫说出底细，柯子炎会知道姐夫他们去黄狮坑接关系。出于对姐夫谨慎性格的了解，柯子炎会断定他将放弃前往黄狮坑，因为姐夫失去交通员后无法与地下党联络，到黄狮坑没有意义，还可能自投罗网。柯子炎会判断姐夫最可能返回厦门，或者返回台湾，他的特务一定是在守株待兔，藏匿于那几个关键通道口上。
姐夫必须反其道而行。
他心里还有一重忧虑：交通员带着他前往交通站接头，这个站被破坏，交通员被捕获，他却得以幸免逃脱，旁人可能生疑，如果他不吭不声一躲了之，更会令人怀疑，给他的任务和使命带来不利，他与此间地下党的联络可能再也无法建立。比较而言，尽快找到本地地下党领导机关，报警，说明情况，建立联系，更可能消除怀疑。
但是离了交通员和交通站，他怎么上山？到哪里接头？如果他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还要交通员？姐夫考虑自己并不是盲目行动，上级已有通知，本地地下党领导派了交通员带他进山。早几年去台前，他本人也曾秘密进山，游击队里还会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要能遇到游击队员，请他们报告上级领导，仍然有望接上关系。
这里边当然大有变数，极具风险，他能做到吗？
姐夫从小镇沿江上行，趁夜走到海澄。在那里稍歇，第二天清晨继续前进。这里是平原水网地带，远远可见山岭横在天边，有一种载客自行车在黄土道路村头街角边穿行，多的一辆车能搭载三四个人。姐夫雇了一辆自行车前进，于次日黄昏到达黄狮坑。这是一个村落，四周群山环抱，有一条通往内山的道路经过村边，村子建于山坡，坡下有条溪流，进村的道路从溪岸蜿蜒而上，从村头两株巨大的古柏中间穿过。
姐夫在古柏树旁受到四个人拦截。四个人都持步枪，穿便衣，左臂上挂有黄布袖章，袖章上用墨水写有“自卫队”字样。
“哪里来的探子？”他们问姐夫。
姐夫称自己不是探子，是路过的教书先生，经黄狮坑，到漳平永福找熟人求职。
“为什么走这条路？”他们怀疑。
是因为听说其他路不好走，姐夫绕了点路。
姐夫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借居的地方，天快要暗了，山里夜路难走，得歇一歇，找人要口饭吃，找堆破棉絮眯一眯。
为首的一个下令：“带他去见易太太。”
他们把姐夫押进村，进了一座大宅。这是本村唯一一座楼房，建得有如巨大的方形堡垒。四边墙体均为青石垒起，异常坚固，下层无窗，却留有枪眼。二层以上开有石窗，屋顶是个平台，像城墙一样建有一个个枪垛。
姐夫被押进大宅，关进一间黑屋子。他们给姐夫两块地瓜充饥，地瓜是热的，黑屋子的地上铺有稻草，可供睡觉。
“这是什么地方？”姐夫问。
“牢房。”
“我是好人。”
“易太太回来再说。”
这些人不是军警特务，也不像共产党游击队，会是些什么人呢？黄狮坑不是姐夫此行的目的地，只是他要经过的一个站，按照计划，小张把他送到这里，再由另一个交通员把他送进山里去见游击队领导。现在他给关进大宅私牢，到哪里去找交通员？
天黑时分村外突然响起密集枪声，大宅里扑通扑通，脚步声杂沓。透过门缝，姐夫听到有人在大声吆喝，命令机枪队到大柏树下，其余人员到各自阵地布防。
几分钟后机枪声炒豆子般响起，时起时落，打了半个来钟头。待到枪声平息之后，大宅里又是轰隆轰隆，到处都是人声。
姐夫听到一个吆喝：“把探子带过来。”
他被押出囚室，拖到大厅。大厅挂着两盏煤气灯，气打得很足，照得厅堂亮如白昼。厅堂正中太师椅上坐着个女子，看模样四十上下，圆脸，浓眉大眼，表情威严，椅边大桌上摆着两支驳壳枪。
“就是这个探子？”她问。
姐夫申辩：“我不是探子。”
女子不听：“拖出去砍了。”
几个自卫队员过来拖姐夫。姐夫发觉情形不对，当即大声喊叫：“易太太不能草菅人命，冤杀好人！”
“好人个屁，保安团是谁领来的？”女子骂，“嘴硬！”
“保安团没关系！”姐夫喊，“我不是！”
女子问：“你不是保安团探子，难道是‘土共’？”
姐夫说：“我是好人。”
女子让姐夫老实招供，到底是干什么的，别拿什么教书先生糊弄。如果承认是“土共”，那么不砍，明天让人拖去交保安团讨赏，让保安团去砍。如果不承认“土共”，那么就是替保安团进山探路的探子，马上拖出去砍了。
“行，我说实话。”
姐夫承认自己不是教书先生，不是探子，也不是“土共”。他是闽南人民自治同盟的人，他要到漳平找陈永吉，陈手上有一支队伍，百余人枪，是他们自治同盟的武装。他们准备收编其他武装，组织一支自治军，如果易太太愿意，可以一起干。
“你去‘同盟’啥？教写字？”
姐夫说是去修一架机器，电台。他会修机器。
“你们还有电台？”
姐夫说有一部电台，但是出了问题，联络不正常，要他去看一看，修理好。
“自治同盟是什么鬼？国民党？共产党？土匪？”
姐夫说：“自治同盟就是自治同盟。”
易太太改变主意，决定暂不杀此人，交给手下审问，会不会修电台不须管，来龙去脉务必查实。如果还是什么“自治同盟”，那么只管狠狠打，打到不同盟为止。搞清情况，该杀该砍不迟。
姐夫又被关进牢房。
几天后，有一张纸条辗转来到厦门，由一位中年人送到了我们家。
“周掌柜：速筹钱，款送西北黄狮坑易太处。老吴。”
字是姐夫亲笔写的，他的字有点扁，笔画向右上方倾斜，我能认他的字体，因为我看过他给大姐写的信，信封上的字就是这个样子。
母亲在家，她不识字，我把信读给她听。我们俩面面相觑，对信里的意思全然不知。这封信对我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姐夫还在，并未消失。
把纸条送到我们家的中年人自称就是周掌柜，我没让周掌柜在家里多留，即把他送出家门，到了门外才问话。这些话不能当着母亲问，只怕她着急。
“怎么会把纸条送到这里？”我问。
他说纸条里有一个“筹钱”。这是老吴交代的暗号，指的不是金钱，是钱家。
“他是不是给土匪绑票？人家派了黑单？”
不像。如果是土匪派黑单，通常会写明要多少大洋，到哪里交钱赎人。
“‘西北黄狮坑易太处’是什么意思？”
他也很疑惑，不知究竟。
“纸条怎么到你手里的？”
是通过邮局寄到事先安排的一个取信点上。从纸条内容看，姐夫含糊其辞，不把事情说明白，显然处境不安全，担心纸条落到他人手里。
“你是什么人？”
原来他是姐夫从台湾带到厦门的同伴。姐夫安排他在厦门开个小店，办点两边流通的货物。前些天姐夫坐船离厦，他也同行，在浮宫上岸后，他跟在姐夫后边。
镇上出了事情，他看到姐夫躲避特务，从一家剃头店消失。他独自回到厦门，因为事前商量过，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各保安全，以厦门小店为接头点。他在厦门等姐夫，始终未见踪影，只等到这封信。他们刚到厦门落脚，在此间没有任何联络，一切听从姐夫安排，眼下姐夫出事，他无处找人相帮，只能按姐夫信中的暗语找到我们家。
“其他的我不能多讲。”他说。
我让他赶紧走，姐夫的事我会想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我去化学系找到孙力。
“我有要紧事。”我告诉他，“带我去找三哥。”
他大惊：“我不知道他。”
“你知道找谁。”
他问我到底是什么事。我不说，必须面见三哥才讲。前些时候三哥通过孙力把我叫去，现在我要见三哥，当然不找别人，只找孙力。
“到底什么事？”
“他着急的事情。”
无论孙力怎么追问，我都不再多透一言。孙力没办法，答应帮我问一问。
只隔一天他来找我，把我从学校带到码头坐船，一直到开船之前他还试图劝说：“能不能把你的事情交给我办？”
我斩钉截铁：“不行。”
他把我交给一个黑脸汉子，汉子带我上了轮船。
我被人领着走，在厦门是孙力，上船时是黑脸汉子，下船再换一个，换得我眼花缭乱。当天黄昏我到了石码，在公园的一棵树下见到了三哥。
他面带笑容，口气却重：“澳妹你这样好玩？”
“不好玩。”我说，“是你把我拖进来的。”
他无话可说。
我把姐夫的纸条交给他，他琢磨了好一会儿，拍了一下手。
我问他什么叫黄狮坑。他告诉我那是山里一个地方，以这张纸条分析，姐夫可能在那里。三哥也知道易太是什么人。
他让我在石码住一夜，第二天返回厦门，他的人会帮我安排。他不陪我玩了，事不宜迟，要马上离开，连夜动身去找姐夫。
“我也要去。”
“干什么？”他问，“没玩够？”
“不是玩。”
三哥不想让我掺和他们的事情，这一次我却跟定了。为什么我非要自己来见三哥？因为我打定主意绝不置身事外，我是钱家的澳妹，我必须跟自己的亲人走在一起。我已经是大人，不是小孩，我能照料自己，不要再拿什么“保护”来糊弄我。
三哥看着我，好一会儿不吭声。末了问：“澳妹我拿你怎么办？”
“带我走。”
他不同意。他得把我丢在石码镇上，让我当女乞丐也比跟着他安全。
“臭三哥！”
末了他让人找了一身乡下女孩衣服让我换上，我们连夜出发。三哥带着四个人，一人有一辆自行车，他们轮流带我，摸黑行进。
我注意到他们都背有短枪。
第二天上午我们赶到一座大山下，从这里往上只有小路，三哥他们把自行车寄在路旁一户农民家，我们徒步上山。
黄狮坑村头有两棵大树，几个戴着“自卫队”袖章的持枪乡民把我们拦在树下。三哥掏出几匣子弹送他们，请他们带我们去见易太太，我们被领进村中那座大宅子。
易太太非常客气，她管三哥叫“小钱兄弟”，问：“什么风吹来啦？”
三哥开门见山向易太太要人，问她手里是不是扣着一个吴春河。易太太很吃惊，她不知道什么吴春河。三哥把姐夫的模样描述了一下，易太太问：“教书先生打扮吗？”
“他当过教书先生。”
“怎么不早说？”易太太道。
三哥大惊：“他怎么了？”
此人不寻常。前些时候山下有密报，称保安团准备进山围剿自卫队，派探子潜入里应外合。易太太的自卫队加强防范，果然捕住一个。此人被捕当晚，易太太带着人马从山外返回，中途遇到保安团伏击，易太太他们仗着熟悉地形，敢走夜路，加上机枪队兄弟封堵接应，终于击退对手。回村后易太太审问被捕者，此人自称姓吴，叫亚明，是什么闽南人民自治同盟的人，要去修一部坏电台。他不承认是保安团探子，问他是不是与“土共”有关，也含糊其辞。易太太认为此人没说实话，吩咐手下严审。不料对方看似文弱，却能吞忍，自始至终就是那几句。用遍刑法，打得皮开肉绽，始终不吐真言。关押审问中，此人偷偷游说看管，要求帮他送一封信，易太太决定将计就计，把事情搞明白。此人写了张纸条寄往厦门，易太太看不出纸条上有什么东西，允许寄走，以看结果，没想到等来了小钱兄弟。
三哥让我拿那张纸条给易太太。易太太惊讶：“是它。他是你们的人？”
三哥道：“他很重要！”
“老齐怎么不知道？”
老齐是地下党干部，负责跟易太太联系。易太太曾派人去问老齐，老齐不知道什么自治同盟和电台，没听说有自己人被派到黄狮坑这里。
“老齐在县工委，上级的事他不清楚。”三哥着急。
易太太一拍手：“坏了。”
姐夫吴春河关在易太太这里已经数日，每日接受审讯，易太太并不急于对他下手。前天下午情况突然生变：易太太的手下在黄狮坑村头扣住一个和尚打扮、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把他关在吴春河的隔壁牢房。深夜里和尚趁着看管人员打瞌睡，忽然凑在墙缝里偷偷喊“老吴”，跟隔壁犯人讲话。巡夜自卫队员察觉了，报告给易太太。易太太感觉不对，亲自审问，用了刑，和尚终于承认自己是假和尚，奉保密局特派员之命上山与老吴联络。假和尚说老吴是厦门来的特务，落到易太太手里后，特派员很着急，正在想办法救他。假和尚还带了一封密信，缝进衣襟要面交老吴。
这封信署名“弟两火”，写给“吴先生”，信里说吴先生陷在黄狮坑非常危险，必死无疑，特派和尚上山送信，请吴先生听从安排，先保活命，再商今后。
根据假和尚供诉，吴先生被拘失踪后，特务遍寻无着，后来才知道是陷在黄狮坑。特务行动组制订计划，准备派小股人员偷偷潜入易太太庄园，于深夜纵火，再趁乱把犯人劫走。假和尚的任务是让吴先生知道计划，时候一到帮助他逃出去。
易太太怀疑特务有内应，否则他们从哪里得知吴被关在庄园里？其纵火计划也要内应才能得手。假和尚一问三不知，不清楚哪个是内应，易太太把吴先生提出来审，吴对特务的计划和内应也都一无所知。易太太给他看了假和尚带上山的信，他承认写信的“弟两火”是保密局特派员，也承认特务派假和尚上山联络，确实可能准备纵火劫人。但是即使特务打上山，他能逃出庄园，也不会跟特务走，因为他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是要追捕他，不是要救他。
“你怎么又变成了共产党？”易太太追问。
吴先生称他的自治同盟就属共产党，原来不清楚易太太的底细，所以不能讲明白，现在看来易太太不是国民党，所以可以承认。
“你去游击队干什么？”
“我的任务是接头。”
他称自己从台湾过来，任务是建立联络。这件事情对两边都很要紧，生死攸关，他不能多说。易太太把他交给游击队，情况自会清楚。
“撒谎！”易太太呵斥。
易太太已经在老齐那里核实过，共产党不认这个人。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哪里会费这么大劲救他？此刻他忽然改口自称共产党，又是台湾又是接头，一定是想拖延时间，隐瞒真相。易太太下令用刑，痛打，打到说实话为止，却不料他始终就是那些话。易太太发怒，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还不说实话，那就砍头，让他到阴曹地府去跟阎罗王接头联络。
“易太太不能这样草菅人命！”他抗辩。
“承认特务可以不砍头。”
他死活不承认，咬定自己就是共产党。一怒之下，易太太下令把他和假和尚一起砍头，以此绝了山下特务纵火劫人计划。
三哥大惊：“这就砍了？”
真是砍了。尸首丢在东山坑下。
我们立刻赶到东山坑。那是村子东边一处悬崖，悬崖四边都是山岭，有一条山涧从坑底流过，潜到地下溶洞里，所谓东山坑实际是一块塌陷的溶洞。三哥让我留在坑上，他和一个同伴借着崖岸的树木和绳索攀下，在坑底找到了姐夫。
他居然还有一口气。
奉命砍人的自卫队员不知是因为懒惰，或者出于同情，他砍了假和尚，却没砍姐夫，只把姐夫推下悬崖，交差了事。姐夫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而且被团团捆住，哪怕摔不死，也没有力气爬上悬崖，只能在坑下自己慢慢死去，让野兽啃成骨架，让蚂蚁浑身吃光。直到推他下崖那一刻，那人还想让他供认特务。姐夫说：“别麻烦了，无论打死砍头，我都是共产党。”
大哥说过，难得春河能吞忍。姐夫其实不只能吞忍，他是坚韧不拔。
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