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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隐忍暗线

作者:杨少衡 当前章节:12086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08:06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台岛迷局

姐夫吴春河还在游击队医疗所的山坡上一瘸一拐,即打定主意返回台湾。

这次一瘸一拐与他擅长的伪装易容无关,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黄狮坑村的牢房受尽酷刑,为了撬开他的嘴,易太太的手下丝毫没对他客气。他的两个小脚指头给逐一弄断,有如当年他嘴里的牙齿被一一拔除,不同的是拔牙属自愿,断趾纯粹是被迫。易太太的“自卫队”非国非共,亦民亦匪,打仗不讲究计划,刑讯犯人也乱来,老拳齐下,毫无章法,他们拿姐夫的脚指头下手,用手指头硬掰,上刑的受刑的都很难忍受。姐夫痛入骨髓之际,居然会开导那些刑讯者去找小铁锤,让他们拿那东西砸扁自己的脚指头,这样彼此都会痛快些。被三哥救出后,头几天他的脚根本不能沾地,但是他紧咬牙关,很快又站了起来,拄着拐棍于山坡上一瘸一拐。

几乎没有谁相信他还能活下来,无论是刑讯他的,还是看着他给抬出东山坑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姐夫经历过的酷刑,很少有人经受了如此折磨还能活下来。只有三哥钱世康认定姐夫可以挺住。

“我们家都行。”三哥坚信不疑。

果然如他所料,姐夫吴春河挺过了这一关。

一位地下党负责同志专程从闽西赶来问候姐夫,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姐夫吴春河的接头任务终于完成。以他的状况,此刻应当安心留在医疗所里养伤,直到解放大军到来,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几天后南京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残存时日已经所剩无几,盼望中的胜利和新生即将到来。

吴春河说:“现在台湾越发重要。”

欢欣鼓舞之际,有一件事让他忧心忡忡。

吴春河上山接头那天,交通员小张被捕,酱油铺交通站被特务破坏,事发突然,却非偶然。那几天当局接连出动大批军警,加上宪兵与特务,在各地组织大搜捕,有数个交通站被敌破获,一批地下党人员被逮捕,白区地下工作受到重创。

这是因为出了叛徒,叛徒代号“老徐”,原是地下党一个白区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老徐那一天离开白区,拟上山回机关开会,途中折进一个村庄,他的妻子和孩子隐藏于村中。老徐在家里住了一宿,没料到自己早被便衣特务跟踪,特务一直等到半夜后,待一家人熟睡、警觉放松之际突然冲进屋里,将老徐及家人捕获,老徐没有撑住,叛变招供。三哥潜回厦门时曾告诉我“出大事了”,说的就是出了叛徒。上级非常担心前来接关系的吴春河被捕,导致台湾地下工作受破坏,要求无论如何必须找到吴的下落。

所幸吴春河绝处逢生,终于平安生还。但是他的下级谢德灵出了事情。

姐夫吴春河在黄狮坑历险,被易太太的自卫队刑讯逼供之初,自称归属于闽南人民自治同盟,这个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它与陈永吉也就是谢德灵有关。谢德灵等人参加“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当局搜捕,撤往大陆,在闽西南交界地带拉起一支武装队伍。由于他们与本地地下党组织没有隶属关系,联系尚未建立,如果以共产党名义开展活动,担心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经与吴春河商定,暂时打出“人民自治同盟”旗号。这一次吴春河返回大陆,目的之一就是与当地组织接上关系,安排谢德灵这批人的关系转交,却不料事未开始即已生变,由于老徐叛变,谢德灵意外被捕。

谢德灵与本地地下党组织并未建立联系,怎么也受叛徒牵连?原来谢德灵活动区域处于几县边境山地,天高皇帝远,当局统治力量薄弱,历史上多出聚众山林者。谢德灵拉起队伍之前,当地有小股地下党游击队,也有数伙土生土长的地方武装也就是土匪。前些时候保安团进山“清剿”,谢德灵联络一股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以及地下党游击队,三方合作,有守有攻,把保安团的“清剿”破坏了,从此敌人特别注意他。老徐叛变后,敌人得知谢德灵部不属本地“土共”,即设计击破。他们让老徐出面,以地下党负责人希望会商为名,通过与谢部协作过的人员联络,把谢德灵骗出来。谢不知道当地出了叛徒,对方主动联络,谢一时高兴,放松警惕,落入圈套,于下山接头时被密捕。几天后谢部遭遇突袭,队伍损失大半,残余人员撤离原有区域,遁往深山。

吴春河闻讯,非常焦急。

“谢德灵眼下在谁手里?”他了解。

竟是柯子炎,柯特派员。

“谢德灵叛变了吗?”

“血手”柯子炎心狠手辣。捕住谢德灵时,柯问都不问,当着谢的面,把跟随前去的三个战士一起砍头,尸体推下村头粪坑,谢当场昏倒。目前情况还不明朗,敌人突袭谢德灵部,并不意味他已经叛变。柯子炎不遗余力深挖“钱以未连线”,企图切断大陆与台湾的地下联系,吴春河是他一大目标。谢德灵是吴的下级,参与过台湾地下工作,知道不少情况,落网后柯子炎会如获至宝。如果他叛变,必危害极大。

因此吴春河决定尽快返回台湾。

三哥赶到医疗所极力劝阻,姐夫不听,只问:“澳妹怎么样?”

三哥说:“她回厦门了,很安全。你危险。”

三哥劝阻姐夫,不是个人意见,是游击队领导的意思。如果谢德灵出问题,姐夫返回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眼下这个时候,大陆之敌已经是强弩之末,捉襟见肘,虽然还不时发起“清剿”,力量却已不足,游击区在迅速扩大,这里比白区安全。姐夫刚刚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为此差一点牺牲,身体还需康复。台湾方面的工作眼下有人负责,姐夫可以通过已经形成的交通线布置应对,不必亲自冒险前去。吴春河不属于本地组织体系,领导不能命令他,却还是郑重跟他谈话,再把三哥派来说服,建议吴春河不要返台,游击队愿意就此向上级作出说明。

姐夫说:“我放心不下。”

他和他的同伴在特殊环境之下,极其不易地在台湾一点一点开辟工作基础,付出无尽心血,忍受百般磨难。所谓“难得春河能吞忍”,其实那边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忍辱负重。现在这些人和工作基础面临危险,姐夫对所属地下组织整体情况最了解,应变经验最丰富,这种时候不能躲在一边。

“柯子炎设圈套等你,回去正中下怀。”

三哥断定谢德灵事件很可能是柯子炎一手制造,目标就在姐夫。吴春河被易太太扣押时,柯子炎不惜纵火劫人,说是营救,实际是想把他抓住。吴春河脱险留在游击队,柯子炎鞭长莫及,转从谢德灵处突破,把吴春河引出安全区域,他才可以下手。

吴春河说:“对付这个特务得走在他前边。”

三哥说:“应当想办法抓住他。”

三哥已经有过若干次行动,试图活抓柯子炎,可惜未获成功,他还在筹划新的行动,如果姐夫留在游击队一起对付柯子炎,那就更有胜算。

吴春河说:“保住台湾的工作基础,眼下更要紧。”

吴春河还操心岳父钱以未。大舅送到厦门的小印章已经由澳妹交三哥带上山了,吴春河看了非常吃惊,他在台湾也藏着一枚,据说是特务从一个接头人肚子里剖出来的,大小差不多,刻的也是“觉醒”,看来确实可能都跟钱以未有关。这么多年了,或许岳父那一辈人当年在台湾打下的基础并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破坏,他们依然顽强生存着,还在开展工作,等待与上级联络,有如大哥钱勇?也许他们的存在已经足以威胁敌人,让统治者寝食难安,所以才有柯子炎的特别任务和拼命追踪?

三哥怀疑:“可能吗?”

三哥不像大姐、姐夫,他对寻找父亲从不热心,认为即使要找也不必着急,全国即将解放,台湾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不妨待台湾解放再去从容寻找。

吴春河说:“只怕特务赶在前边,我对金凤无法交代。”

吴春河忘不了亡妻之托,也与从未谋面的岳父心气相通。他发觉自己所为与岳父所做如出一辙,共同的重要任务都是接头,断了再接,一再接一再断,一再断一再接,冒着生命危险,不惧磨难,为的是在台湾发展,在大陆和台湾两地间建立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如生命线。他们上下两代人接续承担这项任务自有内在根源:岳父钱以未从台湾流亡大陆,为山河破碎悲痛,让吴春河想起自己当年“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的耻辱,同为台湾人,可谓感同身受。

“我不是吗?”三哥问。

姐夫笑:“你当然更是。”

三哥终于没劝住姐夫。

姐夫吴春河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帮助寻找电台。吴春河对这部电台原本一无所知,做这件事最终却非他莫属。

这部电台分外诡异:它来自台湾,偷运到厦门,在大姐手里断了线,特务发现游击队已经得到它,三哥却又潜回厦门寻找电台下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游击队得到的是另一部电台,准确地说不是电台,是一架老式收音机,三哥设法在收音机电路上加装两根铅笔粗的铜线圈,外加一条T形天线,利用它们发射电波,完成无线联络。由于收音机比较老旧,质量不好,游击区缺乏电气设施,技术条件较差,改装后的电台运行不正常,故障屡出,联络时断时续。因此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老李担心未来解放军进军福建时,它无法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要求吴春河帮助解决问题。

三哥问姐夫:“能从台湾弄部新电台吗?”

从台湾的军火库里设法搞一部电台,或者通过某些途径从日本、中国香港甚至美国进口一部电台,都有渠道做,问题是需要时间。而且特种军事物资敌人控制非常紧,容易引发注意,从台湾把它运回大陆,送往游击区,路途很长,环节很多,容易出岔子。一旦出岔子,那就不是一部电台出问题,严重的话会引发地下组织和人员的暴露,造成重大破坏。此刻解决问题的上策应当是找到被大姐藏起来的那部电台,敌人误以为它已经到了游击队手里,因此有利于悄悄寻找,如果能及时找到,会是事半而功倍。

三哥说:“姐夫帮助猜猜谜吧。”

姐夫与大姐共同生活多年,是大姐的伴侣与领导,对大姐的了解会比弟弟妹妹要深,大姐留下的谜团有赖于他帮助破解。

姐夫详细了解了大姐出事前后的情况。按常理说,大姐知道自己面临生死危险,应当对后事有所交代。她有两个机会,一是澳妹与她住在旅社的那天晚间,可以把事情交代给澳妹;另外一个是次日凌晨,她和同志救出三哥,被敌军警追捕,她应当抓住最后机会妥为交代。奇怪的是她都没有做。没对澳妹提起,很可能因为她不想把澳妹牵扯进来,或许也有不放心。但是她应当告诉三哥。

“那天清晨她一句都没提起吗?”姐夫询问。

提到了。当时情况危急,大姐在飞快逃奔的吉普车上迅速交代事情,她告诉三哥赵副官和小陈是自己同志,她把这两个人交给他,由他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出岛,带到游击区去。她还吩咐不要使用三哥给她的交通站,她觉得那个站情况不对,可能已经出了问题,被敌人控制。

三哥一听立刻发急:“阿姐!电台呢?”

“电台安全。”大姐说,“还好我有提防。”

“没交出去?”

要是交出去,估计她回不来了。大姐带一只皮箱到漳州,故布疑阵,跟踪特务以为东西在里边,补锅的爆米花的一起出笼,暗处不知还藏了多少特务,只等一声号令一拥而上,连人带物当场捕获。没见东西送过来,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三哥追问大姐:“现在它在哪里?”

大姐没说。当时车开到一个拐弯处,山坡上林木茂密,有相思树,还有一丛一丛的三角梅,红的紫的,满树满山。趁追击者的视线被林木遮挡,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小陈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小陈赶紧逃走。三哥争不过,被她拿着短枪驱赶下车。

她把车开走前,三哥再次追问:“阿姐!电台呢?”

“阿康记住:活下去。”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提到电台安全,却没交代被她藏在哪里。

“会不会一时紧张,只想让我们快走,没想起来?”三哥问姐夫。

以姐夫对大姐的了解,不会。大姐是急性子,心却细,从不误事。

“车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她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吗?”三哥分析。

按照秘密工作规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但是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讲,只能一起说,总比没交代好。赵副官和司机小陈都是大姐自己发展的同志,大姐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一起解救三哥,不需要如此防范。

“会不会是她说了,或者暗示了,但是你没注意?”姐夫问。

三哥反复回忆,大姐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电台下落,也没有作任何暗示。

“她跟你说的,还有跟澳妹说的,有什么一样的话?”

只有一句,要他们活下去。生命受到威胁之际,她让自己去赴死,让亲人活下去,大姐就是这样的人。

姐夫思忖了好一会儿,点点头:“在这里。”

“什么?”

大姐的交代在暗语里,她的“活下去”既是明话,也是暗语,她让亲人们不畏艰难,坚持活下去,同时也把电台的踪迹藏在里边。

“在你们家后院的水井里。”吴春河断定。

三哥大张嘴巴,好一阵说不出话。

姐夫要三哥别操之过急,柯子炎不久前到家中查过姐夫,眼下一定还盯得很紧。为安全计,等一段时间,待风声稍平,敌人注意力转移后再设法回家去找。

姐夫离开游击区,由一位交通员领着秘密下山,踏上归途。

这一路风平浪静,台湾海峡波澜不起。几天后顺利到达台北,姐夫没有回到早先供职的报馆,隐身于一家贸易商行,以填写各种报表的商行低级职员为掩护身份。

这时相关地下人员已经奉命隐蔽,谢德灵认识的人,包括台南的六人小组、谢德灵在台北发展的组织成员,以及跟谢曾有过工作接触的其他人员,都按姐夫的要求各自深潜,防范于未然。吴春河回台湾后,岛内没有更多意外情况发生,大陆那边的叛徒老徐供出台湾一些地下同志,其中有人未及撤退,被军警捕获。

吴春河掌握的这一批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组织关联,不受牵连。此刻大陆形势发展迅速,解放军占领上海,推进东南,台湾地下同志群情振奋,急于投入斗争,迎接解放。

吴春河说:“这个时候格外需要耐心。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

几天后,当局军警宪特在台岛南北同时行动,集中力量展开大搜捕。一时间警车呼啸,各大交通要道路口关卡林立,过往车辆行人被拦截盘查,一些重点地段重兵云集,全副武装的军警敲开居民人家,入室查验证件,搜捕可疑人员。

基隆一位地下负责人落入敌手。这位同志姓庄,早年在台南,是谢德灵六人小组成员,小组解散后,吴春河派他到基隆开展地下活动,成为一方负责人。谢德灵出事后他隐蔽乡下,日久无事,警觉放松,那一天化装成进城农民,悄悄回城办事取东西,落脚在一家熟悉的茶馆。当夜特务突然堵住茶馆搜查,他从后窗跳窗逃跑,未能逃脱。

吴春河得知消息,满心焦虑。他一边小心躲避当局的大搜捕,一边安排基隆地下人员紧急疏散,同时迅速了解各地情况,发觉大搜捕全面铺开,却也不乏重点,与谢德灵有关的几个人无一躲过,他们的家以及经常活动之处全部被敌军警光顾。

好在几人都已隐蔽,且警惕不失,没像基隆那位老庄跑到茶馆过夜,因此目前人都安全。

据目击者描述,特务在茶馆抓人时,茶馆外街上停着一辆轿车,有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站在车旁抽烟,体貌特征与柯子炎相仿。吴春河推测柯特派员杀回了台湾。新情况是否表明谢德灵没有撑住,已经叛变?闽南地下党没有传递这方面消息。谢德灵与当地没有联系,即使叛变,不会给当地造成多大破坏,因此闽南地下党可能没有察觉。

这年天气异常,台风来得偏早,初夏时节就有强台风登陆台岛,全岛风雨大作。

有一个特殊客人在军警大搜捕的恐怖气氛中,顶着台风大雨来到台北。客人来自香港,是吴春河的上级老林,吴春河到香港接头时,是他听的汇报。

他俩在台北一家小旅馆里见了面,老林说:“老吴辛苦了。”

他已经知道吴春河在黄狮坑历险的情况,也知道军警正在台湾岛上大搜捕,这种时候他冒险前来台湾进行工作安排,只因为一个: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国民党残余力量正在快速撤往台湾,并加紧镇压地下党活动,这里的工作更其艰难,也更其重要。

吴春河说,他们知道黎明前最为黑暗,已经做好迎接最艰难时刻的准备。

老林向吴春河了解谢德灵案情况,作出一个决定,要求迅速撤离相关人员,只在台湾隐蔽不够,应当把他们尽快疏散到大陆去,设法送到福建沿海,安排到游击区。解放军很快将解放福建,接下来兵锋指向台湾,这一批台湾干部非常宝贵。

吴春河说:“也需要一批人留在这里工作。”

老林同意留下一些没有暴露的继续坚持。

“老吴你带队撤。”他指示。

“把别人留在险地,我自己先躲?”

老林坚持让吴春河离开。不管谢德灵情况如何,吴春河早已是敌人追捕重点,此刻留在台湾比谁都危险。吴春河在台湾工作多年,打下很好基础,如果在这里出意外,于大局于今后都非常不利,让他带人撤回大陆是保护工作骨干,为了今后发展。所谓人在线在,眼下人最重要。台湾这边的工作不必担心,上级会派得力干部加强。

吴春河说:“能不能让他们先撤,我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再走?”

老林问:“岛上还有什么大事情吗?”

吴春河承认他还在设法找一个人,是亡妻的父亲,这人的情况比较特别。

他给老林讲了柯子炎,以及“钱以未连线”。

老林吃惊:“这事不寻常。很重要。”

老林认为应当向上级报告,也许上级那里掌握有线索。这件事不会太简单,短时间内不一定就能搞清楚,吴春河该撤先撤,老林会安排人接手了解。

虽然心中有所不甘,吴春河还是服从老林决定。按照老林的要求,他布置相关人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分几批撤退,从北部和南部分别出发,让大家通过关系各自选择安全渠道离岛,约定了会合地点和方式,以及各应急处置方案。

有一封信几经辗转送到了吴春河手中。

还是吴春福,“山本武藏”,来信的原因还与颜俊杰相关:颜俊杰找到吴春福,说有一个姓柯的人传话,吴春河的岳父很可能落脚在台南。不清楚姓柯的消息是否可靠,只请吴春福转告,让吴春河自己定夺。

吴春河说:“我从台南撤退。”

他本拟从台北离开,现决定改道台南,因为吴春福这封信。信中提供的消息可靠吗?有一点是可靠的,它肯定来自柯子炎。“弟两火”正在深挖“钱以未连线”,同时搜捕相关故人吴先生。吴先生会易容,藏得深,暂时查无头绪,需要设法把他从深海引到浅处,以利发觉。有什么东西有助于招引吴先生?钱以未,吴的岳父兼前辈同道,吴对钱的消息肯定不会掉以轻心。柯子炎曾在报纸上登启事与吴先生略事沟通,这一次他不登启事了,改为通过颜俊杰——颜长官并不知道吴春河在哪里,但是曾受柯子炎之托,七弯八拐找到吴春河。柯子炎断定吴先生更愿意相信颜俊杰,所以一劳再劳颜长官。柯子炎传递口信的目的,可能只为了把吴春河引回台南,他知道吴春河抗战后回台湾,最先落脚台南,建有基础,可谓老巢。人在老巢容易放松,一旦放松容易为人察觉,柯子炎一定在台南布下了许多网线,只要吴春河触及其一,那就插翅难逃。

吴春河应当避网而行,他偏偏迎网而上,取道台南撤退,因为心里实放不下。柯子炎的口信让他联想起大舅送到厦门的那枚印章,送印章的接头人自称住在台南。

吴春河在自己的撤离名单里是最后一批,当年他从厦门前来台湾开辟工作,是从台南上岸的。到台之初遇到一场台风雨,水淹屋倒,往事历历在目,转眼几年,又一场大风雨袭来,就到了他离开的时候。天益药铺的少东家陈平与吴春河一起从台南撤离。谢德灵不认识陈平,谢案不会涉及他,但是基隆被捕的老庄知道他,曾在他家药铺二楼开会,为安全起见,吴春河决定陈平与他一起撤退。

他们悄无声息,在台南住了两天两夜。从当地同志处得知,台南城乡平静如常,未发现军警特务异常动作,没有发现柯子炎,钱以未更是毫无头绪,几乎没有谁听说过他以及他的连线。这个结果在吴春河意料之中。

上船撤离的前一天晚上,陈平经吴春河同意,离开他们藏匿的海边渔村,潜往山边张双庆处走了一趟。他与张双庆是亲戚,早先曾把一只皮箱送到张双庆家藏匿,里边有两支短枪,取回来可供海上防身。当晚他平安归来,除了悄悄带回两支枪,还随口说了一个让吴春河十分意外的消息。

“看了看阿榕伯。”

“谁是阿榕伯?”

“‘立三路线’,老吴还记得?”

有一次在天益药店二楼开会,陈平曾经向吴春河询问过“立三路线”怎么回事,吴春河心里有些诧异,想起陈平的父亲老东家曾经是老一辈地下党员,这才释然。没想到陈平的“立三路线”与老东家没有关系,却是与阿榕伯交流出来的。

这位叫阿榕的老人胡子留得老长,毛发尽白,既老且残,耳朵只剩一些残余听力,嘴里一颗牙都没有,舌头已经失去功能,语音含糊,说不出一句囫囵话。老人与陈平交流用的是笔,拿铅笔写在纸上,彼此传看,看毕,无论谈的是什么,老人一定会亲自划支火柴,将纸上的对话烧毁。陈平曾跟这位老人讨论中共建党旧事,老人问起“立三路线”,陈平一无所知。而后老人不再跟他谈这些,可能认为他嘴上没毛,知道的东西太少,不足以交流。

阿榕伯是陈平父亲老东家的旧友,两人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陈平的父亲出狱就医,活下来后打听情况,得知阿榕已经死在日本人的监狱。不料“二二八事变”之后数月,有一天黄昏,一个哑巴老乞丐衣裳褴褛,匍匐于地,趴在天益药店门外行乞,店员屡赶不走,给了钱也不离开,嘴里呀呀有声,手脚乱颤,似有话要说。陈平听说了,感觉有异,亲自下楼去见乞丐,老乞丐见到陈平,拿手指在地板上画,画的居然是老东家的名字。陈平大惊,让人把老乞丐扶进屋去见父亲,时陈父已经重病卧床,却还可以言语,盯着老乞丐看了半天,突然喊一声“阿榕”,两人抱头痛哭。

陈平按照父亲交代,把阿榕伯送到台北乡下一处僻静地方,安排人照料起居生活。自己也时常跑去探望,与老人笔谈。老人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写在纸上都是短语,往往问东答西,不知所云。通过艰难交流,陈平大体了解老人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在狱中曾生过重病,但是又活了过来,他的牙齿和舌头是在日本人刑讯中致残。台湾光复后他被国民党当局继续关押。“二二八事件”爆发,监狱混乱,狱中犯人逃亡,他也趁乱逃出。十数年隔绝,外边世界面目全非,老人贫病交加,以流浪乞讨为生,他看到天益药店招牌,想起陈平的父亲,试着一寻,居然有了着落。

后来陈平的父亲因病死于台北家中,死前曾特别交代陈平帮助阿榕伯养伤治病。陈平考虑台北乡下虽然隐蔽,毕竟靠近当局统治中心,阿榕伯是监狱出逃人员,当局可能还在找他,老人特征明显,容易让人认出,待在台北危险。经与老人商量,把他转移到台南,住在张双庆处,对外只称是张家远亲,孤老头寄居终老。老人转移台南后,陈平不时寄钱寄物,也曾屡次探望。这一次撤离台湾,行前陈平提出到张双庆家,除了取枪,也还想再去看老人一眼,留一笔钱,因为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归来时不知老人还在不在。

吴春河一声不吭,听陈平讲完事情。

“明天带我去看他。”吴春河说。

“凌晨就上船了!”

吴春河说:“咱们先不走。”

“为什么?”

吴春河告诉陈平,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叫亚清的人,这位阿榕伯跟他找的人似乎对得上。他找的亚清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关押,后来忽然消失,他觉得很费解,现在有了解释:是“二二八事件”时趁乱逃生。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基本相同,说不定就是这位?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在他即将离台前夕,终于让他能够以此告慰亡妻?

“如果真是他,那就是我的岳父。”他说。

陈平大张嘴巴,惊讶无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来到张双庆家。

阿榕伯对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极其警惕,他的警惕就是毫无反应。吴春河给他写了一张纸条,问他是否“亚清”钱以未,或者钱乙未?老人没有任何反应,不答是,也不答否。吴春河告诉他不必担心,他是自己人,亲人,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老人还是没有反应,只把笔紧紧抓在手上,手不住晃,发抖,不是心绪不宁,是手有问题,写不成字,如果他曾经擅长篆刻,可以在石头上刻章,现在肯定不行,已经废了。吴春河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大姐,写了“钱金凤”三个字,老人还是没有反应,不知是出于担心,或者因为这么多年不见,大姐与老人记忆中的女孩已经天差地别。吴春河在纸上模仿反字,写下“破碎”“更生”两个词,老人还是没有反应。拿出刻有“觉醒”的那个小印章,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末了吴春河试着再写一张纸条,写的是“发妻周菊花”几个字。

他看到一颗老泪溢出了老人的眼角。

“很可能是。”吴春河判断。

吴春河不再与老人笔谈,估计此刻花再多时间也不会有更多结果。老人身体状况不好,经过这么多年,受过那么多折磨,有些事可能已经记不清,有些可能对不上,加上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排斥,匆促之间,很难指望获得更多。

“我们把他带走。”吴春河决定。

陈平大惊:“带回大陆?行吗?”

此刻他们在撤退之中,外边到处军警,危机四伏。原本安排好的接应渔船已经开走,他们改变行程,错过了撤离时间,必须另外联系,其中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和危险。两个人安全撤离尚且不易,带上这么个老人,岂不是目标更大?

吴春河决定冒险。昨天听到阿榕伯的情况,吴春河冒险决定留下,为什么呢?如果错过他会抱憾终生,现在也一样。柯子炎报称老人在台南,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消息渠道,也许很快也会查到张双庆这里,如果不把老人带走,可能将永远丧失机会。

“再危险也得做。”吴春河说,“撤退、接头,都是我们的任务。”

在他看来,如果老人真是钱以未,眼下救走他比保住自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但是老人真是钱以未吗?柯特派员及其行动组在海峡两边折腾,就为了这么个垂死老者?以及这样一个无助孤单老人身上的“连线”?确实匪夷所思。

此时没有时间多考虑,先把人带上再说。

陈平有担忧,老人身体状况如此,受得了海上颠簸吗?老人愿意这么折腾吗?

吴春河断言:“他行。他愿意。”

为什么断定他行?因为这个老人不可小看,经过那么多磨难,能够活到现在,显然其生命力惊人之强。为什么说他愿意?一个心里怀有希望的人才会如此强大,他知道家里人在等着他,回家肯定是他的一大希望。

张双庆搞来一架牛车,他们把老人抬上牛车,拉出山边村。陈平担心老人不愿动身,不料老人毫无反应,让走就走,既没有高兴表情,也没有拒绝表示。

他们找到出海的渔船,船老大把他们藏在鱼货舱里,交代他们格外小心。

“特务刚到渔港搜查,说有共党。”

吴春河打听特务的情况:多少人?搜查时问些什么?长什么样子?船老大提到了一个坐在码头系绳墩上插烟、戴礼帽的特务头头。

“故人,血手啊。”吴春河说。

他们必须赶在前边。当天傍晚渔船出发,海上风平浪静,同行三条船,共同组织了一支船队向西疾行,时夕阳垂挂于海平面上,晚霞绚丽,船队向着太阳前进。

现在胜利在望。吴春河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但是船队遭遇了意外。船队经过澎湖时夜色正浓,前方远处传来马达声,一艘海军巡逻艇亮着探照灯全速朝船队驶来。

吴春河说:“沉住气,按计划行动。”

渔船队在海面分散,驶向不同方向,躲避巡逻艇检查。巡逻艇无法全部顾及,舍弃了其中两船,一头扑向吴春河这条渔船。渔船用尽吃奶之力,借着夜色掩护逃跑。巡逻艇发出警告未果,直接向渔船开火,舰炮炮口火光闪闪,一颗颗炮弹轰向渔船。渔船左弯右旋躲避炮火,终于没能幸免,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

渔轮炸得四分五裂,几分钟后沉没于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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