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死而复生
我得说一下自己是为了什么。
按照母亲的说法，我是我们家最没出息的孩子，因为我爱哭。我这个人心软，看不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遭罪，什么人什么事让我感觉难受，眼泪就会止不住掉下来。孙力跑到家里找我，三哥让他带一句口令——“乖女流鼻水”，这根本不是什么口令，是三哥调侃我。其中“乖女”说的就是我，鼻水则是鼻涕，指的是哭泣：澳妹哭了。眼下这个世界上，人是不能心软的，我天生这样，没有办法。
以我的来历而言，我原本最不应当心软，因为我的命最硬。我是钱家的小女儿，我跟其它孩子不同，包括和我的哥哥姐姐都不一样，出生时不在医院，不在家里，不在野地，是生在监狱里，所以母亲说我命硬，生而为囚。二十一年前母亲在女监生下我时，狱友和狱卒没有谁认为我能够活下来，女狱长让母亲作个选择：如果要这个女孩活，就送人，马上叫人抱走，谁要给谁，落到穷人家富人家看女婴自己造化；如果母亲舍不得，让刚落地的孩子当小囚犯，只怕活不过满月。
作为监狱的孩子，我跟正常女婴不同，出生时只比一只小猫大一点，瘦弱细小，哭起来有气无力，像一只蚊子哼哼叫。但是我比我的哥哥姐姐都要乖，落在太阳晒不到的阴暗地方，很能体谅母亲辛苦，从早到晚只是自己睡觉，不吵不闹，饿的时候知道自己吮指头，不到饿极了绝不乱哭。表现这么好，让母亲特别割舍不下，加上小脸蛋长得不错，狱友个个都说是美人胚子，更让母亲放不掉。母亲不听女狱长劝告，死活不把我送走，我是她的孩子，生得跟着她，死也要跟着她。那时候她不骂也不詈，把我背在背上，抱在怀里，跟我说话，给我念歌，哄我睡觉，她喜欢念一首自编哄儿歌，其中有两句“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其中的“兄弟”讲我的哥哥们，“乖女”自然就是我。以我当时的表现，确实称得上乖女，乖的当然就是善的，本性善良，而所谓“水”则是土话，指的是女孩漂亮。“善又水”代表了母亲对我的良好评价和美好期待。后来我三哥的调侃口令是母亲哄儿歌的翻版，只是把母亲对我的褒奖“善又水”擅自篡改成“流鼻水”。
监狱里伙食很差，一日两餐糠菜，永远有如猪食，除了充饥，维持囚犯不死，谈不上营养。那里的产妇不坐月子，也不加口粮，母亲想尽办法，向人讨要，自己寻找，把能够讨到、找到的东西都吃下去，试图多出几滴奶水，让我能活下来。狱中育儿实不容易，母亲千方百计，费尽辛劳，把自己折腾得不成人样，变得有如一只瘦成骨架的母猴，终于还是功亏一篑。如女监狱长所预言，不到满月我就不行了，面临夭折。
那时是春天，监狱外流行热症，用医生的话叫乙型脑炎，不知怎么也传进女监。这种病杀害无数儿童，吃奶的孩子却不容易得，因为有母乳帮助抵抗病菌，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母亲的奶水无法提供足够保护，我慨然以身相许，与病魔相携。由于体质孱弱，染病之后发展迅猛，仅仅一天人就不行了。狱卒找来一个懂点医道的女犯给我把脉，女犯把我的眼皮翻起来给母亲看：“过去了。”
母亲痛哭，伤心不已。
作为一个夭折的监狱女婴，我获得了自由，有资格离开牢房，脱离狱卒的管束。我母亲是犯人，不得随意走出牢房，哪怕再伤心，也无权料理我的后事，必须转交他人。我被包在一条破布里，由监狱伙房一个老火夫抱出女监，丢弃在外头荒山坡上，没有棺材，也没有掩埋。女犯人在监狱产下孩子时有所见，监狱婴儿死亡率很高。狱中死婴有如死猫死狗，无法与好人家夭折的孩子相提并论，没有太多讲究，只需丢在荒山坡上让太阳晒、雨水浇，风吹露打，终有野狗野猪蚂蚁和昆虫去拾掇干净。
女监的老火夫偷懒，没找个远点的地方丢弃我的遗体，随随便便弃之路边，那是老火夫从监狱回家来去必经的山路。老火夫扔我的时间为黄昏，通常当晚会有野狗过来光顾，把我拖走食用。以我的弱小程度，只能塞塞它们牙缝，很遗憾无法提供饱餐。不料当晚野狗们也偷懒了，第二天清晨，老火夫顺着那条山路从家里走回监狱，天刚蒙蒙发亮，四下里还黑糊糊一团，老火夫经过我的遗体丢弃处时，意外听到了一个异样声响，细细的，像蚊子一样哼哼，时断时续，那是我的哭声。
我饿了。也可能是蚂蚁咬我，让我醒了过来，从昏迷中，或者说是从死亡里。
老火夫大惊。他把我从荒坡抱回监狱，交还狱卒，送回母亲的牢房。
“小丫头命硬啊。”狱卒也非常惊讶，“她还活着。”
我们家的人死而复生不是稀罕事，因为我们有一个死而复生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类似场景一再重演于我们家，应有其道理。
我逃过了凶险的热症，患过乙型脑炎的儿童通常会有后遗症，或者成为痴呆，或者胳膊腿不灵便。我也一样，不可能例外于后遗症，只是我的后遗症相对较轻，比较特别——那场病后我变得爱哭，从荒山坡开始，一直哭到监狱，再哭到出狱。
所以我之心软如果不是天生，就是这场恶病所后遗，要怪只能怪母亲自己，不能怪我。成人之后母亲骂我爱哭，我模仿大姐，以母亲有责自卫，母亲无言以对。
所有早年的故事都是母亲自己告诉我的，包括“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监狱，也没有热症，因为当时我远未长到可以留下记忆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监狱？母亲当时为什么被关在女监？都是因为“那个死鬼”，也就是母亲嘴里的父亲。这些事说来话长，得从母亲的老家，漳州城大舅那边说起。
其实我们并没有大舅，我们的母亲并不是大舅的亲妹妹。我们与大舅间的瓜葛，起源于当年的一场水灾。漳州城地处平原，九龙江西溪北溪两大支流分别从两个方向流过，汇合于城外三十里地的江东一带。九龙江让漳州成为鱼米之乡，也酝酿了当年的一次次水患。晚清年间一个初秋，一场大台风袭击漳州，几日大雨造成江水暴涨，九龙江堤防崩溃，全城大水。洪水退后满街泥泞，遍地灾民乞讨求生，全城一片惨状。
有一天黄昏，我大舅家门外来了两个女乞丐，一老一小祖孙俩，老婆子嘴里已经不剩几颗牙，小姑娘只有两三岁。老婆子打大舅的家门，说祖孙俩已经饿了三天，恳求东家给两块地瓜。当年大舅的祖父母也就是我们的阿祖都还健在，大舅的父母年纪还轻，家有大片田园，在城里开有商铺，是那条街上有数的殷实人家。大舅的祖母平日里吃斋念佛，为人慈善。有灾民上门，听说是祖孙俩乞讨，老祖母觉得可怜，让佣人从饭缸里装两碗稀饭相送，吩咐夹几块咸菜，让人家可以下饭。一会儿工夫乞丐把饭吃完，两个大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饭渣不剩，整整齐齐叠放在门外石条上。老乞丐消失不见了，剩下小乞丐坐在门外放声大哭。
小乞丐被自己的亲人遗弃，其中应当有很多不得已。大灾之后，遍地流民，生活无着，乞讨不易，孩子养不活，与其饿死街头，不如找个好人家作归宿。这种时候谁愿意收养小乞丐？穷人家糊口艰难，多一个人多一张嘴，不会想要收养，富贵人家养得起孩子，却不一定喜欢小乞丐，否则早就世界大同了。无奈之下，老乞丐只有这种办法，看准一户合适人家，把孩子遗弃给他们，也许就给孩子谋了一条生路。如果大舅的老祖母不动可怜之心，不管乞丐讨要，或者随便给点剩菜剩饭打发，估计不一定会让人家赖来一个女童。恰是老祖母的善心让老乞丐感知，认定这家人心眼好，远胜他人，于是抓住机会，强行托付。
老祖母听说小乞丐被丢在自家门外，让佣人把孩子领来看看。小乞丐在老祖母面前抽抽啼啼，话都说不囫囵，老祖母叹口气说：“不是过不去，不会丢骨肉。”
她觉得小乞丐长得还精神，决定留下来，小乞丐因此成了大舅家的童养媳。这个小乞丐出身的童养媳就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后来姓周，那是跟大舅一家的姓，她的名字菊花是老祖母取的。我母亲从无名小乞丐变成周菊花时，我大舅才三岁，懵懵懂懂间，母亲成了他的小媳妇。
当年闽南城乡人家多有童养媳，有男孩的人家，早早抱养一个小女孩进家门，给小男孩做伴，听小男孩使唤，让两个人一起长大。到了合适时候，如果长辈中意，小两口还凑合，让他们圆房，这就成了夫妻，免去了媒聘娶嫁许多烦琐。童养媳到这个时候才算熬出名分，在此之前，她在家里的地位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闽南有一句俗话，叫“剩饭不吃童养媳的”，那意思是说，童养媳在家里是吃剩饭的，你不想吃，留下来了，最后还得你去吃。说的不只是吃饭，还有干活，家里无数的事情该童养媳做，不做不行，哪怕留着，最终你还得乖乖去做。
我母亲周菊花担任童养媳期间，情况比其它人家的童养媳要好，因为老祖母对她不错，她的小丈夫也就是我大舅对她也好。大舅人比较木讷，从小老实，不像其它人家的小丈夫会欺负童养媳，把小媳妇当牛马使唤。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毕竟只是童养媳，在家里地位很低，大舅的母亲也就是母亲的婆婆性情不好，对母亲比较苛刻，小时候母亲没做好家务，或者与大舅争吵，阿婆会拿细竹条教训她，打得她两个手掌肿得像馒头一般。后来母亲每提起阿婆，还会情不自禁生气。
“特别会骂人，活人会给她詈死。”母亲总说阿婆。
其实母亲跟阿婆有得一比，母亲一样能骂会詈，不把活人詈死，也把人家骂得心惊肉跳，恨不得立时逃之夭夭，不知道这是出自阿婆真传，还是潜移默化。
母亲在周家长到十六岁，阿婆准备让小两口圆房，结为夫妻，却不料家道突变。那段时间天下大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朝政府被推翻，民国取而代之。其后风潮不断，政局多变，闽南一带沸沸扬扬，兵匪四起，各路豪杰轮番登台。大舅一家人自祖辈以来务农经商，未曾参与政治，与革命这种大事沾不上边，却在兵荒马乱时节遭逢大灾：大舅的父亲被土匪绑票，土匪派出巨额黑单，让家人拿钱换命。家人卖了大片良田，凑齐款项从土匪手里把人赎回，好好的大洋出去，换了个废人回来——大舅的父亲在土匪窝饱受惊吓，中了风，成了瘫子，让人用担架抬回家，话都不能说了。大舅的祖父已经过世，老祖母健在，看到儿子废了，伤心不已，转眼病倒，不多久也过世了。而后大舅的叔叔“吃阿片”欠下巨债，被逼迫自杀。家里出了这些坏事，母亲和大舅的婚事被耽搁下来，这一搁就没有了。
母亲十八岁那年，父亲钱以未住进了周家。
父亲与母亲娘家以往没有瓜葛。大舅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不得已划几间祖宅招租，收点租金补贴家用。大舅家宅处于城乡接合部，比较不为人注意，适合一些特殊身份住客，例如父亲这样的人。住进大舅家那年，父亲二十二岁，由一个曾经在大舅家租住过的客人介绍过来，那个人是台湾人，因生意上的事情与大舅相识。当年漳州一带有许多台湾客，祖籍多在闽南，在台湾出生长大，或因做买卖谋生需要，或为占领台湾的日本当局所不容，离台到了大陆。漳州的语言风俗与台湾完全一样，加上历史悠久的人脉亲缘，成为台湾客渡海寄居的一个主要地点。
父亲上门时身穿一件制服，头戴一顶帽子，手里提着只木箱，模样像个学生。他确实是个学生，一个月前还就读于一所医科学院，此刻流亡闽南。父亲流亡的原因在于反日，或称涉嫌颠覆罪。父亲生于台湾新竹，其家族不算当地望族，却也是小康人家，家中出了个大学生，让家人脸上有光，哪里想到他一进大学就卷入青年学生的反日活动，事情败露，缀学出逃。为什么丢下锦绣前途不要，走上这条艰险之路？原因很简单：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占领军进入台湾，以暴力强行统治，激起民众反抗。父亲有两个伯伯参与武装反日，被日军枪杀，留下家仇。进大学后，年轻人凑在一起，风华正茂，一腔热血，不平则鸣，大家敢想敢为，在一起谋划成立组织，唤起民众反抗，全然不顾日本统治者在一旁虎视眈眈。
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流亡背景，来龙去脉。母亲是周家的童养媳，从小在家里，像丫鬟、佣人一样洗衣做饭，服侍老小，没读过一天书，是个文盲，却因此对读书人心存敬畏。母亲生性倔强，会使脾气，虽然还未圆房，却敢吆喝大舅。大舅人老实，让她三分。母亲对租住在家里的外人也会使脾气，看不惯什么都直言不讳，唯独对“台湾仔”例外，从来和风细雨，如沐春风，因为人家是学生仔，读书人，不是粗汉。
那时候父亲靠台湾家人寄来的生活费维生，同时在小学校代课，报馆里编稿，赖以谋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身边有一群朋友，都很年轻，知书识礼，来往频繁。父亲所租房间三天两头有访客，模样举止都有些相像，上门不是玩儿，不打牌不找事，只是长谈，从早晨谈到晚间，甚至竟夜不走，彻夜交谈。母亲在市井人家长大，过的是寻常日子，新来的年轻租客及其朋友的情形让她看来格外新鲜。
冬日里，闽南寒意袭人，太阳一出，大家挤在街巷边晒太阳取暖。有一天父亲穿了件大衣，搬张小桌和凳子，坐在大舅家后院，一边晒太阳，一边做他的事情。母亲忙完手头的活，也搬张椅子坐到院里晒太阳补衣服，两人不吭不声，各做各的，彼此连一句话都没有。补好衣服，母亲抬头看了一眼，发觉台湾仔抓着一把刀，眼睛不在刀上，直愣愣却在看着她。
母亲问：“钱少爷拿刀做什么？”
父亲说是刻刀，他在石头上刻字，做印章。
“刻字好玩吗？”
父亲在一张纸上写了“周菊花”三字给母亲看，母亲能认自己的名字，但是父亲写在纸上的三字她怎么也认不出。父亲让她反过来，从背面对着阳光看，她照着做了，这才发觉认得。父亲告诉她这些字是反着写的，反着刻章，印在纸上才是正的，这挺好玩，他学刻字却不是因为好玩，篆刻是中华国粹，他喜欢。日本人逼台湾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不服，学篆刻也是反抗。
母亲眼尖，看到父亲身上大衣掉了一个扣子。
“钱少爷把大衣给我。”
父亲把大衣脱下来。原来不只是掉扣子，是没扣子了，他这件大衣有五个扣子，掉了两个，其中一个不见了，一个还连着根线，挂在扣眼上。
母亲说：“少爷这种扣子不好找。”
母亲跑到房间里找旧扣子。少爷的衣服是从台湾穿来的，扣子的模样跟漳州这边不大一样，母亲翻箱倒柜，拿着那件衣服比画，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
“不如都换了吧。”她说。
“随便找一个缝上去就可以。”
母亲认为不行。钱少爷是读书人，出门一件衣服两种扣子，人家看了会笑话。
母亲把那件衣服的扣子全部换了，缝得特别结实。
“钱少爷不要客气，以后要做什么只管说。”母亲说。
台湾仔感慨：“我看你很不容易。”
钱少爷虽是外人，东家的事都看在眼里。母亲小小年纪，里里外外忙碌，管大的顾小的，做重的干苦的，比丫鬟、佣人还忙，却拿不到一分钱。吃的是粗粮，穿的是旧衣，只能当牛做马，不能读书识字，童养媳真不好做。
“这是命。”母亲说，“人都有命。”
少爷说人可以与命相搏。如果只能认命，他得乖乖待在台湾任日本人欺压。这种命不认也罢，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那以后彼此熟悉，不时交谈。父亲告诉母亲清政府割台辱国，现在换了民国政府，军阀争权夺利，官僚贪污腐化，依然只会内欺百姓，不能外争国权。统治者害怕日本人，不顾台湾同胞疾苦，台湾流亡人员在大陆从事反日活动，官府极力压制，唯恐惹恼日本人，军阀官僚跟前清一样卖国。所以台湾那边日本殖民当局要推翻，这边卖国政府也该推翻，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就是中国人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会有一个伟大中华、一个美好人间诞生于世。
母亲成了钱少爷的听众，台湾仔讲的那些事对她很陌生，许多言辞她根本听不懂，如闽南土话所称，叫“鸭子听雷”。她没读过书，只是个童养媳，她的世界非常狭窄，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无论听懂听不懂，她这只土鸭子就是喜欢听雷声。钱少爷的话让她听来新鲜，特别是这个年轻人愿意对她说话，把她当做革命宣传对象，翻来覆去讲解，不厌其烦，视童养媳为知音，让她倍觉愉快。
阿婆发现情况，意识到危险。她把母亲叫到房间训斥，不许母亲再与台湾仔来往。母亲争辩自己清白，与钱少爷间什么事都没有，让阿婆打了巴掌。阿婆把母亲锁在房间，逼她思过认错，整整关了三天三夜。母亲不服，三天三夜里以泪洗面，不吭不声，不吃不喝，与阿婆较劲，绝不服输。大舅知道母亲性子刚烈，怕出意外，求阿婆手下留情，这才不了了之，把她放出来。
二十几年后，母亲自己的大女儿回到厦门辞行，准备投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凌晨时母亲拿一把大锁把女儿锁在房间里，关了三天三夜，阻拦了她的北上之路，改变了她的命运。追根溯源，原来不是母亲自己的发明，是她从阿婆那里贩来的，只不过掉了个方向，原先她是被锁在房间里的那个，后来她变成把人锁起来的那个。
母亲被放出来时，钱少爷已经离开，房间被收回，不再租给他了，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钱少爷知道母亲每天清晨都要早早起身，到小河边倒夜尿，刷洗全家人的马桶，几天后他特意挑天蒙蒙亮时跑到小河边跟母亲说话，告诉她自己搬了新地方，离这里不远。他们借了一个旧祠堂，办了一所夜校，母亲想识字，想知道世间的道理，可以上他们的夜校，夜校给学员备了纸和笔，不要钱。
“你来吧。”他诚恳相邀。
“只怕阿婆不让。”
“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母亲偷偷跑去夜校上课，说是去读书识字，不如说是去听钱少爷说话。她没敢让阿婆知道，也不像其它学员天天上课，只能找机会偷空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管如此小心，阿婆还是发现了状况，她非常不安，决定让大舅和母亲即刻圆房。
大舅说：“迟一点吧。”
那时家人还在为老祖母守孝，大舅的父亲中风还未好转，不能下地。时局动荡，家中生意很不景气，大舅是家中长子，年纪还轻，经验不足，让生意上的事情搞得焦心，艰难维持，非常吃力，没有心思操办婚事。
阿婆叹气道：“只怕再拖人就没了。”
不久出了事情：夜校发生暗杀大案，枪手把正在开会的几个年轻人堵在屋里，拿枪乱射，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屋。外间传言凶手为日本浪人，用暗杀警告流亡台湾青年不要从事反日活动。官府与日本人勾结，暗中提供了支持。
邻居家有个女孩跟母亲关系好，经常一起去夜校上课，女孩听说夜校出事，钱少爷中枪，跑来告诉母亲。当时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准备给家人做晚饭，一听消息有如巨雷轰顶。听说钱少爷给送进教会医院，母亲一声不吭，当即把灶脸里的柴火抽出来，拿水浇灭火苗，丢下火钳，拉起女孩就跑。
她在医院见到钱少爷，他脑门上中了一枪，虽还有气，却已不省人事，医生断定过不了当夜。钱少爷是台湾流亡客，在漳州没有亲属，几个要好朋友一起遭难，或死或伤或逃，少爷浑身是血躺到医院等死之际，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母亲在病床边放声大哭，不忍心钱少爷如此孤单离去。她让女伴回家说一声，自己留下来陪伴，为钱少爷送行。女伴回去报信，马上又跑了回来，传话说阿婆让母亲立刻回家，钱少爷非亲非故，是死是活与周家人无关，不要在医院丢人现眼。
母亲不吭声，一动不动。
她守了一夜。天亮之后钱少爷没有死，倒是另一位伤势较轻的年轻人走了。又过了一夜，钱少爷从昏迷中苏醒，死而复生。
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一个月后离开医院。期间阿婆屡次派人传话，逼母亲回家。阿婆说了重话，如果母亲不听，那就永远不要回去。待到钱少爷裹着一头纱布出院时，母亲已经无家可归。
钱少爷说：“跟我走。”
从此钱少爷成了母亲的丈夫，我们的父亲。
他们搬到厦门，在乡下租房子住，生下了大哥和大姐。父亲到厦后参加秘密组织，开始神出鬼没，时常离家外出，一走十天半月，养家糊口重担尽归母亲。漳州老家那边，大舅的父母相继过世，大舅娶了舅妈。大舅人好，听说母亲在厦门生活艰难，一再过来探望，带着米和钱接济，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
1923年初，父亲从厦门去广州，母亲带着大哥大姐举家随往，那时候母亲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被派到广州从事工运。我们家在广州郊外一处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母亲在那里生了二哥钱海宁。当年夏天，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回台湾奔丧，行前又把家人带回厦门，搬进渔港这座木屋，房子是父亲认识的一个台湾人租给他的，当时很破，下雨天到处漏水。奔丧本不需要太长时间，却不料父亲一去难归，只从台湾寄过几次钱，来过几封家信。母亲独自在厦门支撑一家，咬紧牙关洗衣谋生，供一家人维持生活。一年多后父亲回来，母亲才知道原来他一回台湾就坐了监狱，日本人始终没忘记当年参与反日逃亡大陆的钱少爷。父亲在狱中患病，那边的家人设法让他出狱就医，他寻机逃回了大陆。
父亲归来时，恰当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他奔走在广东、福建，秘密建立组织，联络台湾流亡青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奉调去了武汉。1927年，上海、武汉相继发生政变，国共分裂，共产党惨遭镇压，父亲逃过捕杀，于当年年底从武汉潜回厦门，我们家的木屋成了厦门地下组织一个秘密据点。来年春天，军警突然包围我家，冲进屋里搜查，万幸的是父亲当时外出，没被捕获。家人却遭了大灾：母亲即将临产，被军警捕进了监狱。
这就是我生于监狱的缘故。我出生在我们家最艰难最凄惨的时候，父亲逃避追杀，不知去向。母亲在监狱里不断过堂受审，一问三不知，饱受折磨。我们所居木屋作为“共党据点”受查封，大哥大姐和二哥被赶出家门，流浪于厦门城乡。我在监狱里出世，死而复生不久，母亲被取保释放——她对父亲的秘密活动确实知之不多，无法提供当局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她没有用，终于放人。母亲抱着我回到渔港，我们家的木屋门外还贴着封条，母亲不管不顾，撕了封条，自行登堂入室。以后几天，她抱着我在厦门街头四处询问，终于在乡下一间破庙找回大哥他们三个孩子，领回木屋，我们家的生活在那里重新开始。我们所居木屋容我们一家人栖身，它却不是我们的房子，多少年来，母亲一直担心房子的主人突然露面，让我们把所欠租金缴齐，即刻走人，那样的话我们真不知该往哪去。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住着，始终没人上门干涉，不知为什么。也许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这份产业遗忘了？或者已经不在人世？
我们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从香港寄来，是父亲的信，他还活着。一年多后风声稍平，父亲从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里，不时召集秘密会议。很快我们家受到注意，父亲接报再次匆匆离开，大哥用自行车把他送到码头，看着他上船去上海，这是我们家人与他见的最后一面。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去上海不久就于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乡台湾，第二次进入日本人的监狱，后来就在那里失去踪迹。
这是我们家的故事。有这样一个父亲，才会有我们这些儿女，我们家的人相继走上同一条道路，可以从父亲那里找到根源。但是我本该是个例外，我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母亲出于自家惨痛过往和对女儿的关爱，禁止我参与政治活动。我的兄长大姐都要我好好读书，不问其它，他们自己可以赴汤蹈火，却不愿意自家澳妹去经历他们的危险。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我从小爱哭，心软，他们不想看我哭泣，我应当笑靥如花。
我为什么终究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大势所趋，或者因为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自己生于国民党的监狱，一落地就是小囚犯，如此便与生俱来，注定了我将何去何从？家人对我的限制禁止一直让我不服气，凭什么他们可以做的，我却不行？是不是正因为这种阻拦和不服气，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想来好像也不尽是。
我自己作了选择。大一时我们住新生院，在鼓浪屿。班上有一位女生跟我谈得来，我们一起出墙报，参加学生集会，谈论时政，针砭弊端，无话不说。有一天这位女生塞了一本书给我，交代别让人看到，是一本《新民主主义论》。
她问我，书上的道理对不对？我表示拥护。她想带着我去见一个人，是“那边”的人，问我愿意吗？我顿时想起我们家那些故事。
我说：“我愿意。”
她领我见了老江，一段时间后我被发展入党。
地下工作情况特殊，一些党的上级组织分别派员开辟白区工作，形成了不同的地下组织系统，由各自上级领导。老江本是厦门侨师老师，侨师学生运动活跃，地下党力量很强，老江通过一些渠道，把组织发展到我们学校，把我吸收进去。我们与三哥他们各归一支，分属不同系统，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不能有横向的关系。但是大家同属一个党，有着共同的目标，面对共同的敌人，关键时刻，应当互相协助与支持。
我把孙力的小册子退还给他，却依然会与他们共涉危险，义无反顾。
老江给我们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找了另外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