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阿姐的替身
我回到厦门家中，母亲看到我，脱口就骂：“死崽！回来做啥！”
我笑：“阿姆咒我死？”
母亲再骂：“臭澳妹找死啊！”
“好好活着嘛。”
母亲把家门关紧，摸着胸口喘气。
要是在以前，母亲应当骂我离家不归，她会喊叫“死到哪里去了”，但是今天她不追究我离开，反骂我回家。母亲是口吐真言，此刻她既牵挂我，又不想在家里见到我，她猜得出我离家去干什么，我出现在家里，比我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更危险。
我告诉母亲没事，只管放心。外头兵荒马乱，我们采集队躲在山沟农村不敢动弹，我担心母亲，设法跑回了厦门。母亲不说话，她对自家澳妹了如指掌，这些话骗不了她。她拿手托住我的下巴，在我脸上左看右看，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快走。”她说，“我和亚明不要你管。”
“阿姆赶我？”
她说厦门要打仗了，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家里不安全，宪兵特务成天上门搜查。
“不怕，我又没干啥。”我说。
她喝道：“骗谁！”
我告诉母亲我会听话，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但是我一定要回家让母亲看看，免得她为我着急。我会多加小心，母亲不必担心。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母亲大惊失色，当即抓住我的衣领，指着屋顶低声叫：“快上去！”
我说：“阿姆别怕。”
她不由分说，推着我去搬梯子。我们家二楼屋顶下有一个半隔层，铺有楼板，离屋顶只有齐腰高，隔层里堆放着家中杂物，包括破摇篮和坏板凳。隔层没有楼梯，需要上去时把竹梯搬过来靠上去，不用时则把竹梯搬走。事出突然，我叫母亲别怕，自己心里却很紧张，这时只能听母亲的，我急忙搬梯子上隔层，母亲赶紧把梯子搬开。
敲门声再次传来。
母亲跑到门边，喊了一句：“谁？”
“阿婶，是我。”
虚惊一场，不是宪兵特务柯特派员，是颜俊杰。
他穿着上校军服。进门第一句话，他问：“澳妹回来了？”
母亲大吃一惊。
颜俊杰说：“我都知道。她要找我。”
母亲让颜俊杰等着，自己去搬梯子，把我从隔层躲藏处唤了出来。
颜俊杰没多说话，让我赶紧去换衣服。他给我带来一套女兵军服，大小正合身。
“外头现在安全，我查过了。”他说，“我的车在巷子口。”
我匆匆换了衣服，几分钟后跟着颜俊杰离开。
母亲在门边垂泪，看着我们出门。颜俊杰说：“阿婶放心。有我，澳妹不会有事。”
母亲只有眼泪，没有一言。
我跟着颜俊杰到了要塞司令部，成了军官餐厅的一名女勤务兵。
从厦大生物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游击队联络员到国民党女兵，短短时间，角色变换之突然，我自己都觉吃惊。
几天之前，游击队通讯员从内山赶到易太太庄园，通知我立刻进山去见领导，有重要任务。当晚我跟着他翻山越岭，到了机关驻地，见到了一位负责人。
他问我：“颜俊杰是你什么人？”
我报告了颜俊杰跟我大哥、大姐和我们家的瓜葛。
“你来给他写一封信。”领导说。
解放大军在迅速推进，敌军企图固守福建，特别是闽南。敌人在厦门布防，修筑大量碉堡工事，配置强大火力，决心死守。厦门岛易守难攻，敌军欺负我们没有飞机军舰，试图凭借大海阻挡解放步伐，厦门会有一场恶仗，需要准确情报才能制胜。
“这个颜俊杰用得上。”领导说。
颜俊杰作为联络官，到厦门主要事务是处理重要战略物资抢运。此刻厦门岛上集中有许多陆续从各地撤下来的物资，分别由不同部门存放管理。颜俊杰受命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将它们撤运台湾。他不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也能接触到很多军事机密，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
颜俊杰是厦门人，早年在厦读书，有许多同学朋友，地下党通过几个渠道策反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前些时候，一位地下党员以旧日朋友、海外华侨身份去找颜俊杰，谈及当前形势，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弃暗投明，给自己留条后路。颜俊杰说他什么都明白，党国腐败堕落，大势已去，共产党如日中天，气势正旺，谁胜谁败瞎子都看得见。颜俊杰清楚朋友找他谈话的用意，何去何从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家人在台湾，海外还有产业，时候一到他会辞去军职，另谋生路，出国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他对党国已经不存指望，不会为之殉葬，但是也不会如战场上那么多国军军官一样起义投共，他做不来那种事。
朋友说，形势至此，颜俊杰不能只顾自己。眼看厦门这里将有一场大仗，双方重兵相争，结果可以料想。厦门跟大陆距离近，解放军不必靠飞机军舰，一人一条汽车轮胎就可以渡海强攻，最终国军不可能守住，解放军必胜。守军的顽抗不会改变最终结果，只会让两方人员死伤更其惨重，让厦门岛上生灵涂炭。颜俊杰是厦门人，不会愿意自己的家乡亲友受此大难。
颜俊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愿意提供一些情况，表明自己立场，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居然是我，钱玉凤。他让那位朋友给地下党上级传话，要求让我跟家里联络，最好是送回厦门。他说他跟我们钱家渊源很深，钱家老父是老共，哥姐姐夫也都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有的死了，有的生死不明。他曾经向我大哥承诺保护钱家老小，如果澳妹有个三长两短，九泉之下他愧见老友。共产党可以让所有人都跟着走，但请手下留情，放过澳妹，别让钱家人再遭灾难。小姑娘涉世未深，女学生在游击队里没有大用，该男人去打仗受苦死伤，别让年轻姑娘去承受。放她一马吧，让她可以继续读书，回家与母亲相守。
朋友问：“这小姑娘在游击队里吗？”
颜俊杰有可靠消息，小姑娘在黄狮坑，被游击队派到一个双枪土匪婆那里。
颜俊杰的朋友把话捎到了游击队，领导找我谈话，并没有说颜要求送我回家，只让我给他回一封亲笔信，告知我在此间很好，请他转告母亲不要操心。领导还要求我在信里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为家乡亲友做点好事。
“你的话对他会有影响。”领导说。
我有点担心：“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会怎么样？”
“这个考虑对，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颜俊杰看明白就可以。”
我按照领导要求写了信。把信交给领导时我提了一个要求：“如果这件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如让我回厦门去。”
“为什么？”
要说服颜俊杰帮助我们，让我去见他，肯定比一封信作用更大。
“你知道危险吧？”
我当然非常清楚。
领导这才明说，接到颜俊杰的口信后，他们研究过，认为把我派回厦门最为有利，满足颜俊杰的要求，可以让颜更愿意合作。我在厦门当面说服劝告，也可以直截了当讲透，肯定比在纸上含糊其辞有用得多。但是此刻厦门是军事重地，敌人严加防范，让我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回去，无异于深人虎穴，风险太大。为我的安全考虑，他们不能放心，所以才决定让我写信。
“你的工作我们已经另有安排。”领导说。
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工作，易太太那里另派人去。让我回机关，主要考虑我是大学生，文化程度高，本地人，国语土话都会讲，机关里用得上。特别是解放军大部队即将到来，部队官兵多为山东、江浙人，随军南下干部则多来自山西、河南与河北，他们听不懂本地话，加强联络沟通，很需要我这种干部。让我回机关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全。易太太虽然靠拢我们，毕竟手下鱼龙混杂，我留在那里有危险。
“机关先不必考虑。”我说，“我愿意去厦门。”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提了一个要求：“不要跟我三哥说。”
“为什么？”
“他总把我当小孩。”
“他不在，执行任务去了。”
我这才知道三哥阿康早些日子已经下山去了晋江。三哥行前特地找领导汇报，担心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可能会盯上我。因而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
我说：“领导放心，让我回厦门吧。”
他们表扬我很勇敢，但是他们的眼神有疑惑。我不知道自己对地下工作几乎什么都不懂吗？不知道危险吗？如此主动要求承担这种任务，为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勇敢，我这个人心软，爱哭，如三哥所笑“乖女流鼻水”。我希望自己变得勇敢，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我佩服、羡慕哥哥姐姐，对他们也有意见，因为他们总把我当小孩看，不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三哥阿康总说我的任务是将来，好像现在我什么都做不来，听了让我不服。但是我想回厦门，主要还是因为需要，不是不让人小看我。能够去承担一项重要任务，我为自己感到高兴。
“你要面对的情况可能非常严重。”领导说。
“我会非常小心。”我说，“颜俊杰也会想办法保护我。”
“我们会为你作好安排。但是你自己要有足够思想准备。”
我说自己出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那座监狱让我一出生就患了乙型脑炎，已经濒死，再死而复生。大姐牺牲后我又被他们关进监狱，我在监狱里掉眼泪，但是没有屈服。我看到一只鸡被杀死都会难受，但是我已经面对了亲人们的相继牺牲。
“我会哭，不会怕死。”我说。
他们决定让我返回厦门，他们还提出离开前让我重新入党。我进游击队已经几个月了，组织关系一直无法接上，我的上级老江无从联系，我们支部的其它同志杳无音信，可能还潜伏在厦门，可能撤往别的游击区，最坏的可能是他们被敌人捕获，甚至牺牲。如果那样，我将无法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这个问题本可以留到解放后再解决，但是现在我被他们派往厦门，执行危险任务，他们认为应当先把我接纳到他们的系统里。只要我愿意，可以在他们这里重新入党。日后如果找到老江或者其它同志，党龄可以按他们的证明计，如果找不到了，就按照重新入党时间计算。
我笑道：“要这么麻烦吗？”
我没有重新入党，我认为不必要。无论我的组织关系在不在这里，应当做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哪怕身涉险地。
事实上我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原因全部告诉领导。我为什么呢？除了说到的那些，还有一个非常直接，那就是我想念母亲。每天晚上我都会想得眼泪直流，一想到母亲在为我担优，度日如年，我就眼泪汪汪。我的天性如此，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一次回厦门非常危险，但是再大的危险也抵不过任务的重要，以及我对母亲的想念。
我被秘密护送回厦门，一路平安，我没有一刻耽搁，直接就跑回家去看母亲。小组里的同志预先把我归来的消息告知颜俊杰，他赶到渔港，把我从家里接到要塞司令部，他的联络官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他告诉我在这里听他安排，他会千方百计保护我。让我回厦门是一步险棋，风险很大，但是他有安排，听他安排就不会有事。
为什么说是险棋？原来与柯子炎有关。柯子炎清楚颜俊杰与我们钱家的关系，曾经利用颜俊杰把一些消息七拐八弯传递给姐夫，想引姐夫上钩落网，此刻故技重演，我在黄狮坑的情况就是他告诉颜俊杰的。他说我被游击队派到双枪土匪婆的庄园里，土匪婆想让我嫁给她丈夫的外甥，那个土匪小头目贪财好色，蛮横凶残，单纯女孩落到那种境地非常危险。特务柯子炎有情报来源，他把这些事添油加醋告诉颜俊杰，知道颜俊杰听了不会无动于衷，可能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找我。显然我成了柯子炎的又一个目标，我回厦门有如自趋罗网，颜俊杰却觉得险棋值得走，只要特别小心，不让特务察觉，可以走出另一条活路。
“柯子炎拼命查你父亲下落。”颜俊杰说。
柯子炎曾经认为我父亲钱以未与姐夫吴春河一起在偷越海峡中出事，被巡逻艇击沉大海，却没想到发现新情报：同时从台南下海的人里，竟有一个陈平活着上岸，通过黄狮坑去了游击队。以此推论吴春河、钱以未也可能还活着，藏在某个地方。柯子炎千方百计找三哥，找我，是认为我们知情，想通过我们抓住父亲。
“那位老人真是我父亲吗？”我问颜俊杰。
“你父亲看来还活着。”颜俊杰说，“是不是台南这位就不得而知。”
“特务为什么死盯住他不放？”
“你有所不知。”
我只知道父亲叫钱以未，知道他会刻字，当年使用不同的名字，频繁活动于两岸，从事反日反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活动，忙着坐两边监狱，无暇顾及家人，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当年地下活动中身份相当特殊，作用十分重要。父亲早年从台湾逃归大陆，是中共最早的台湾籍党员之一。当年有一批台湾籍中共党员从大陆返回台湾，在台湾各地发展组织，与日本殖民当局斗争。时中共与台湾地下组织的主要联系渠道经由上海、香港和厦门等地，父亲钱以未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台湾工作的汇报，中共领导的意见，大量文件、报告、指示的接转和传递都通过他。他一直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外界对他知之不多，他的情况只有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清楚。日本特务机关知道他是两岸地下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掌握岛内许多反日地下组织情况及他们与中共的关键联系渠道，知道许多重大机密，所以把他列为要犯。直到现在柯子炎一伙特务还追踪不止，可想而知他很重要。
颜俊杰说的情况我们家人都不甚清楚。当年父亲经常在外，回家的时间不多，而且从不对家人提起自己的事情，这是秘密工作需要，也为了保护家人。这么多年里，母亲只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却不知道他在共产党里干些什么，儿女们更难以知晓。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知道的事情最少，听了颜俊杰的话，感觉非常异样。这些事属于一个遥远之人，这个人却是我的生身父亲。因为他，特务布下大网抓我，试图从我这里探知他的下落，事实上我对他几乎完全陌生。
我没跟颜哥提到父亲有可能落脚金门，三哥吩咐过，这件事谁也不能说，只怕风声传到特务耳中，我必须谨遵兄嘱。
我返回厦门的任务不是破解自家父亲的诸多疑团，是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厦门之战。大战前夕，整个厦门岛上都是大兵，如一群遮天蔽日、惶惶不可终日的蝗虫。从各大战场溃退下来的残缺国民党部队汇集到这里，重新整编，配备武器弹药，布防于岛上各重要部位，准备拼死顽抗，与排山倒海般扑来的解放大军决一死战。
要塞司令部军官餐厅的女勤务兵相当于餐馆端盘子的服务生，不同的只是服务生穿便衣，而勤务兵穿军服。军官们在餐厅里吃饭，由男女勤务兵提供各种服务，端饭倒茶送水等等。女勤务兵极不显眼，不太为人注意，有利于隐蔽，餐厅里的环境非常嘈杂，是有利于秘密接头的地方。
颜俊杰用餐的时候，我给他端菜盘子。
他问候：“辛苦吧？”
我说：“谢谢长官。”
我们彼此像是毫无关系，如果颜俊杰身边还有其它军官用餐，我们什么都不说。颜俊杰吃饭速度很慢，细嚼慢咽，很有教养，出自家传。如果他有事找我，他会是那张餐桌最后离开的军官，要等我去为他收拾盘子。那时他会跟我说上几句话，闲聊似的，话里藏着些有用的东西。
“去过高崎吗？”他问我。
我知道高崎在岛屿北部。
“一边是七十四师二二一团，一边是一八一师。结合部在神山。”
我说：“有一次我坐船从海上经过。”
“现在不敢去，海滩上都是地雷。”
除了军事部署，还有火力配备，有时口述，有时用纸条。通常他把纸条丢在桌上，随随便便拿盘子压住，像是一团废纸。
司令部女勤务兵住在旧楼士兵宿舍顶层，我在那里有一个铺位。不当班时我会在宿舍里收拾内务，与其它女兵一起瞎扯。每隔一两天我会向值班女军官请一次假外出，事由是与男朋友约会。每到出门约会时间，会有一个中尉军官在几个路口之外一个僻静街道转角处等我，那里有一棵树，树下架着一辆自行车，中尉军官就站在车旁。我的这位男朋友其实就是孙力，领导命令他跟我一起潜回厦门，搜集传送情报，并以男朋友身份领导我。我把颜俊杰给我的情报，以及军官们在餐桌上议论的情况报告给他，由他负责传送出岛。孙力还将游击队想了解的东西告诉我，由我转达给颜俊杰。
八月中旬，解放军攻占省会福州，兵锋指向闽南。
我告诉孙力：“餐厅里气氛沉重，军官们都像死人。”
“我们俩要坚持到最后。”孙力说。
我知道不仅我们俩，厦门岛上肯定还有不少同志跟我们一样坚守阵地，搜集传递情报，配合解放大军攻岛。大炮声已经从远方隐隐传来，胜利的时刻正在逼近。
那一天中午，餐厅一角的餐桌上剩下颜俊杰一人，我拿块抹布擦一旁的空餐桌，颜俊杰喊了我一声：
“勤务兵，过来。”
我走到他的桌边，他让我坐，拿过桌上一个空玻璃杯，倒了一杯酒，放在我面前。
“陪我喝一杯。”他说。
“报告长官，我不能喝酒。”
“喝吧，没事。”
我举起杯子抿了一口。
餐厅里，军官高兴了或者不舒服了会闹酒，他们请勤务小姐喝一杯不算稀罕事。颜俊杰却不是要请我喝酒，我们只是在做样子。
“有一个东西要送出去，”他低声说，“比较要紧。”
“给我吧。”
“还没到手。晚饭时。”
我点头。
颜俊杰告诉我一个情况：他在厦门的联络官事务已经办完，长官命令收摊，让他坐下星期一的轮船回台湾。
“你准备一下，一起走吧。”他说。
我感觉非常突然。
他说厦门这里将有一场恶仗，最后结果可想而知，打成什么样子则不可知。战火无情，此刻留在厦门非常危险。他回台湾后，我留在这里当勤务兵已经没有意义，应当及时撤退。无论我藏在军警云集的岛内，还是设法潜过双方重围出岛，变数都很大，充满危险，他很不放心。战火燃及台湾恐怕还要些时间，我跟他一起去台湾为好。
我低下声说：“颜哥，厦门要解放了。”
他苦笑：“是啊，你们赢了。”
“是我们赢了。”
他不敢冒认有功，只是帮点忙而已。他知道帮这种忙足以让他掉脑袋，但还是做了，他把这个看做服从国家民族大义，尽自己一点良心，也告慰我大哥大姐两位故人。无论形势如何发展，经历这些事后，他在军界待下去、留在台湾都非常危险。他会设法迅速退出军界，离开台湾，准备先去印度尼西亚，那边有他另一些家人，有他母亲。然后他想转赴美国，另谋天地。他太太不会跟他走，他也不想再维持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也许他将从此孤独一生。如果我愿意跟他一起，则会是另一种情况。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他承认这个念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大姐过世之后，我就像是大姐的替身，让他无法忘怀。大哥死前把我和母亲托付给他，让他更多了一层牵挂。前一段时间他在台北非常艰难，寝食难安，总感觉我和母亲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才会自愿从台北回厦门当联络官。他知道柯子炎想抓我，却还是给游击队捎话，走险棋把我拉回厦门，不是要让我冒险，是他自有安排。我在身边，他能保护我，看着我他感觉比较放心，如果我没有回来，他不会在厦门待下去，早就走了。这段时间战局急下，度日如年，还好总能在餐厅里看到我，跟我说几句话，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他觉得我不仅长得像大姐，心眼也像，都非常好，尽管性格不同。我特别善良，格外让他喜欢。
我能怎么跟他说呢？
“颜哥，你容我想一想。”
“你听我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大战在即，想为党国珣葬的人并不太多，此刻能跑的都想跑，到台湾的通行证和船位有如救命符，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颜俊杰是通过特殊渠道才为我安排上。
我会跟他走吗？我久已期待的胜利和光明马上就要降临，怎么可能弃之而去？台湾是我父亲的故乡，也是我的老家，眼下对我却充满危险。颜俊杰并不是要把我更深地拖入虎穴，他是想取道台湾，把我带离战火，从那里远走高飞。从童年以来，他对我就像对待小妹妹一样，至今还像大哥一样帮助我保护我，包括他冒杀头之险，向我们提供情报，也是在帮助我。他对我显然还有其它想法，他曾深爱我的大姐，阴差阳错失之交臂，至今痛悔不已，未能释怀。大姐牺牲后，他把我视为大姐的替身，情不自禁把许多情感转移到我身上，但我毕竟是我。
我没有直截了当拒绝他，因为心里不忍。他为我做了这一切，不能得到我的认同，他会很伤心的。母亲说“乖女善又水”，我不愿让颜俊杰伤心。
我只能拿一件事推托。
“颜哥，我不能说走就走，你知道的。”
他知道我是什么人，他认为我应当想办法，我可以向我的上级报告，他们应当会同意。大陆战局快结束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台湾，他们会愿意有自己人到那里去。
我说：“就这点时间，不行啊。”
“想想办法。错过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急，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他叹气：“把你吓坏了。”
他让我宽心，别急，不必勉强。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到底，听老天安排吧。
当天中午，我向值班女军官请假，要求出去一个小时。
“什么事？”她问，“又是男朋友？”
“是。”
“省点劲。”她不满，“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她还是批准了。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离开基地直接骑回渔港。
这个时候忽然非常想见见母亲。颜俊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想让我跟他走，但是不会勉强我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可以相信他，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才好。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孙力，通过孙力向领导报告吗？他们会不会真的把我派到台湾去？我的上级给我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另外找了任务，从厦门到游击队，从游击队再回厦门，接着我还要跑到台湾去吗？三哥说我的任务是将来，难道这个将来是在台湾？我去台湾能做什么？像大姐他们那样吗？日寇占领期间，大姐和姐夫曾经潜伏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姐夫失踪前是台湾地下党人，还有父亲，他更传奇，有一条“钱以未连线”。也许我应该循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进，去我父亲的家乡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建立起一条“钱玉凤连线”，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些事我不能跟母亲说，但是我非常想见到她。我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我的年纪和经历让我选择时非常困难，我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不知道自己能找谁述说，这时候非常需要母亲，怕什么都不说，只听她骂我几句，心里也会比较踏实。
我赶到渔港，自行车骑进我们家那条小巷，从家门口穿过时，意外发现有人站在我家门外敲门，却是我大舅，门外地上还放着一个担子。远远见到他，我差点喊出声打招呼，但是马上收声。
大战在即，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如果没有很特别很急的事情，大舅不会在这个时候匆匆跑到厦门走亲戚。是什么事让大舅急成这样？我想起了前些时候大舅送到厦门来的那个小布卷，以及布卷里的小印章。大舅提到送印章的客人来自台南，还会再上门。是不是那个人果真又去找大舅了？也许那人说了什么要紧情况，大舅匆匆赶到厦门报信？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我刚好跑回家来，恰可问个明白。
但是我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行车从家门口和大舅背后越过，我头也不回把车子骑过小巷，耳朵后边听到了我们家大门打开的声响。
不是我忽然不想见母亲，或者对大舅的要紧事情兴趣顿失，是意识到自己不能停下来。返回厦门那天我见过一次母亲，以后再也没有回家，这是任务要求。孙力和颜俊杰都一再交代，此刻厦门岛上宪兵特务多如牛毛，我家早被特务盯上，我所承担的任务特别重要，无论如何不能出错，因此我应当躲在要塞司令部兵营里，深居简出，除了与“男朋友”谈恋爱，不要随意行动。我一时冲动往家里跑，这是很危险的，此刻把自己暴露在大舅面前更不能允许。最终我克制住自己，过家门而不入。
但是迟了，有一个人在巷口处拦住我：“你是钱？小钱同志？”
竟是黄狮坑自卫队携财物出逃的林家团，易太太家的外甥。他认出我了。
那一刻我非常镇定，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两个字：“错了。”
我骑上自行车离开，已经是一身冷汗我不知道林家团跑到厦门干什么，仅仅是携财潜逃藏到这里，还是另有背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我糊弄住了。我进黄狮坑时打扮得像个学生，以后换上农家女孩的对襟土衣服，此刻我一身女勤务兵军装，完全变了个样子，也许林家团会因此困惑？
返回要塞之前，我小心兜了几圈，确认没人跟踪，这才走进大门。
我向值班军官销假。女上尉问了句：“见到男朋友了？”
我说：“黄昏他来见我。”
她教训：“谈恋爱不如多烧几炷香，求佛祖保佑，子弹飞走。”
晚饭时我在军官餐厅见到颜俊杰，他朝我点头，似乎有话要跟我说，但是没找到机会：有军官找他办事。离开餐厅前，他当着我的面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取出一支香烟点上，然后把烟盒在手上捏扁，丢在餐桌上。
这是个空烟盒，里边没有香烟了，但是肯定另外有些东西。午餐时他已经向我交代过，是个重要的东西，我得把它尽快送出去。
我收拾了那张餐桌，悄悄把捏成一团的废烟盒藏进自己的口袋。
太阳下山前，晚风轻拂，感觉凉爽，我离开了营房。
到了接头地点，远远的街巷转角处，孙力在老地方，他的自行车架在树下，他坐在树下等我。我朝那棵树走去。有个人影忽然在左前方一个屋角闪过，悄无声响，却让我看到了，我心里倏然一惊，当即停步。我站了几秒种，四处张望，没发现异常，一切如旧。前方树下孙力抬头看我，我的突然止步似乎让他惊讶，从他那儿看不到我左前方屋角。
可能是出于一种防范本能，或者是紧张心态下的应急反应，我没有多想，当即决定暂时放弃接头，转过身子离开。
没能走脱。一阵扑通扑通的急促脚步声在我身后突然响起，几个人冲出那个屋角向我扑来。我头也不回快步走向大门，有两个人从前方一闪而出，举着枪逼住我。
他们穿便衣，其中一个竟是林家团。
“站住！不要动！”他们喝令。
我站住脚，回身看，后边冒出四个便衣追我。街角那边，孙力把他的自行车丢在树下，大步朝我这边跑来。
他在铤而走险。他应当有一支手枪。但是对付不了这么多敌人。敌人很可能不止眼前这六个，屋角后边还有。我的进路和退路都被堵住了，哪怕孙力能够打倒几个，终究寡不敌众，救不了我，只会把自己葬送。
我靠在路边一堵墙站住，一动不动，看着特务从两侧向我包围，以及远处飞蛾投火而来的孙力。我的右手放在军裤口袋里，手心紧紧抓着那个扁烟盒，烟盒里肯定装有重要情报，我本该把它送出去，这个任务我已经不可能完成。烟盒里的情报如果落入特务手中，颜俊杰必受牵连，他会因此掉了脑袋，无望远走高飞。
我猜想自己在哪个环节出了错，可能因为中午没有结果的回家探母，让守在那里的林家团发现，林家团显然已经卖身投敌。柯子炎一直盯住黄狮坑，林家团可能早就上了贼船，姐夫吴春河在黄狮坑历险时，易太太怀疑庄园里有内应，应该就是他。我到黄狮坑后，他鼓动易太太向游击队领导要我，看来不是对我有意，可能是柯子炎的意思，要把我留在那里，有利于特务追踪监控。他把陈平往死里打，应当不仅是贪财，而是受命于敌。他在黄狮坑被我逮住马脚，此刻轮到他在厦门把我认了出来。我因为一时冲动跑回家去，不慎把自己暴露了，也把情报链两端的颜俊杰和孙力毁了。
我不禁泪水盈眶。
已经没时间后悔。我一抹眼睛，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烟盒，高高举在手上，对着快步逼近的特务以及后头的孙力大喊：“别过来！”
他们一起停住脚步。
我的右手掌上不仅握着个烟盒，还有一颗手榴弹。这是一颗美式手榴弹，凡从事危险接头，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手榴弹在军营里很容易弄得。
特务从两边拿枪对准我。他们大声吆喝，要我把东西放下，否则他们就开枪了。
我断定他们暂时不会开枪，他们要争取抓活的，我的身后有一条地下情报链，还有他们梦寐以求的“钱以未连线”。
“退后！”我喊，“不要找死！”
他们没有退后，但是也没敢前逼。
我看到孙力闪进墙角，消失不见。他是在紧急躲避。一辆美式吉普马达轰响从另一侧驶出，快速朝这里开来。
果然还有敌人。
吉普车停在一旁，一个军官下车走上前来，是柯子炎。
“澳妹不要冲动，有话好说。”他说。
“柯先生你往前走几步。”我说。
他问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这个世界上连一只鸡都没杀过，现在我很愿意用一颗手榴弹把他炸烂。
“我一个命令，你会浑身枪眼，死得像个筛子。”他威胁。
“我怕吗？”
“何必呢？钱家人还没死够？”
他要我投降，如果我愿意合作，老实招供，他让我不死。我要他拿耳朵听听，解放军炮声不远了，他和他的特务眼看就是丧家之犬了。
“钱小姐不想活着看这一天吗？”他问。
我已经看到了。我的大哥大姐姐夫他们也能看到，哪怕我们粉身碎骨。
“想想你母亲。”他说，“老人家太可怜了。”
我的眼泪忽然涌上双眼。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在监狱里哼唱“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的图景浮出脑海，竟显得那般清晰。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眼眶。
“现在我可怜你！”我对柯子炎喊，“你们往后退！”
“澳妹你为什么啊！”柯子炎也喊，“别傻了！”
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问我为什么。三哥问我为什么不听话？易太太问我为什么去造反？领导问我为什么要冒死？母亲问我为什么跑回家？连特务柯子炎也要追问。我这个乖女孩到底怎么啦？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本性，我的本性来自家传。当年母亲用她的善良拯救了垂危的父亲，造就了我们家。我如母亲期待“善又水”，这个世界有无数生活悲惨的人们，我同情他们，愿意去改变他们的处境，让他们的生活美好起来。为此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任务，与我的父兄大姐站在一起。
此刻时间已经不属于我了。我看到孙力从藏身的屋角窜出来，躬身朝这边运动。他不愿放弃，他在轻举妄动，我不能让他无畏牺牲。
我大声喊话，要柯子炎和他的特务尽快投降。本来我想让他们都靠过来，用一颗手榴弹同归于尽，现在我决定不让他们作陪，留他们几条命。他们要记住自己为什么还能活着，如果知道悔改，那就放下屠刀，弃暗投明。死不改悔就去死吧。
“卧倒！”我大喝。
柯子炎大叫：“不要动！”
我拉了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