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了这么几句：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我们做这次联合发言，是想就这件事发表充分发扬民主的意见。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做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王惠德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讲得切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次发言要讲些什么定下来了。这个发言不止上面引的那个部分，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学所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的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及对康生的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联合发言时，讲了不少情况，使得我们的联合发言生动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两个人，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这时候新华社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这次联合发言之前，我和江一真交流意见，由他首先发言批评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我再同他呼应。他在26日上午讲了，下午杨西光同我就做了一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一真是第一个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的。他讲了自己同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对他的批评意见，然后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他举了一些卫生界的事例。杨西光和我就在下午做联合发言。我们讲：
“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做了舆论上的准备，群众中有相当广泛的议论。在广大群众的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的革命行动，且工人编写并演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10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的讲话。那次信访工作会议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听到的也可能有出入。如有出入，张耀祠同志(按：他参加了这个工作会议，他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证明。我们手边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有这么一段：‘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着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附编(4)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
“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1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华盛顿邮报》还登了文章，说对毛主席的遗体有争论。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登的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谢是“四人帮”。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中宣部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春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春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了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春说，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他说不让登是指我们两个人，这是批我和乌兰夫。余焕春还说，天安门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有人认为翻了“天安门事件”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我们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真正翻了过来，才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光辉。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引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
“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问题。”
接着杨西光讲：
“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
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揭露了张耀祠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一段话：
“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人说好得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讲：
“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联合发言里我们指出张耀词讲话中说：
“‘有人说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很长，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和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要求李鑫端正对康生的态度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做了第三次联合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讲话后做的。这次发言由王惠德讲。我们除了对会议成功表示自己的态度外，着重讲了这么几段有关真理标准的话。我们讲：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那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发言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还曾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什么‘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不精辟吗?’
“在那次会议上，他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吗?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又据《红旗》杂志社同志揭发，熊复同志10月4日在《红旗》第一期编后会上说，《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汪副主席看了两遍，认为写得不错。”
这个联合发言还揭露《中国青年》第一期刚印出后就接到停止发行的通知，说是汪副主席指示。概括起来，联合发言最后指出：
“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现在就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做进一步的深刻的检查。”
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了同我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其中有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两个人的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当然是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我看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籍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在西北组的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这几次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故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
四、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我想写一篇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文章，因为会议举行时我已经到了国家科委工作，当一名副主任。1977年11月28日邓小平一次同有关负责人谈话时对别人指着我说“他是挂两个名”，即我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研究室，二在国家科委都有职务。因此虽然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人名单上只写了我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其实我还有另外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另外一个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因此，写一篇“三中全会与科学技术”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
附编(5)
我只动过这样的念头，但没有动笔。前两天《科技日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要我写的就是这样的文章，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在落笔时想了一下，这篇文章不那么好写。因为恰好在1978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科学和技术讨论得不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没有着重讲这方面的事情。本身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那时郭沫若院长去世不久)和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他是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多讲科学技术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上方毅同我编在一个分组，他在分组会上讲康生问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在发言中揭露康生的秘书李鑫的问题时，他插了一句很尖锐的话，这我也记得。对科学技术问题方毅并没有系统发言，只在张珍讲军工生产时插了一段话。这个情况在当时很自然，因为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把陈云补成党中央副主席，把胡耀邦等补成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问题，连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讨论都不充分，科学技术工作的问题也就摆不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科学技术方面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还有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昌，国家科委的副主任蒋南翔，他们都没有在西北组。我想他们一定会讲科学技术问题，但他们同我不在一个分组，我也就记不起来了。总之会上有人讲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比如张珍讲了军事科学和技术，我讲了农业科学和技术，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写“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这个题目就没有很多的话好说。
还有一个情况使得1978年的那个会议对科学技术问题讨论得不多，那便是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请注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自告奋勇负责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件事使我国的科学界教育界非常振奋。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他的分工问题的第三天，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几个人谈话，讲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套自己对科学教育工作的想法，并且说：中央如果批准我的设想，我就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如果不批准我这一套我就不管。结果会议决定他分工管军事、科学、教育，还协助管一下外事。那一天教育工作他谈得多，不过也讲到1975年胡耀邦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事，他说他的意见还要搞，说原来的写得不够，应该再增加一些，而且说还要我们参加。
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提出与“四人帮”相对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召集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支持这个提纲，在会上讲了许多话。开始“批邓”后这个提纲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在1977年邓小平还想搞而且想搞得更彻底。比如他主张多派留学生，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这样的内容1975年的汇报提纲中就没有。可是以后邓小平改变主意没有再搞汇报提纲，而是采取其他的步骤。
邓小平主管科学教育后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便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那时国务院没有恢复科委，国务院兼管科学与教育的机构是科教组。这是“文革”中砸烂了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后的格局。它由一个叫做迟群的人把持，做了许许多多坏事，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家伙撤了，由方毅担任科教组组长。邓小平就依靠方毅来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由于小平同志知道我在“文革”前也一直做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就要我帮助方毅张罗这次座谈会。“文革”前在党中央主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没有到会，但他提出的恢复国家科委的主张在会上讲得不少。邓小平表示，现在科学技术先积极地干起来，国家科委是要成立的。
在8月4日在这个座谈会的第一天，邓小平做了一个开场白，一开头他看了一下到会人的名单说，只有少数人他认识，谈过话的一个也没有。他又望了大家一眼说，看来多数有40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便高兴地说：
“我看大有希望。”
他说自己召开这个会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一条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说这个世纪还有二三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赶超。他说任何领域都超不可能，随便哪个小国都有专长，但多数领域还是要争取至少接近。他说自己一个人思考现代化要从哪儿着手，要从科学研究和教育入手，不从科学研究和教育着手，赶超就是空话。他讲了一段关于教育的话，对杨振宇一定要抓好中学的见解表示同意。并且强调小学娃娃记性好，主张小学要从三年级起就学英文，他讲了自己赞成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的方针。他有一个见解我印象深刻：用适应“四个现代化”的东西教育我们的娃娃。他强调科研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他为科学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说让童弟周去扫地，简直是糟蹋圣人。他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科学研究怎么才能发展得快，教育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他这篇话讲得不长，只有半小时左右，一下把这些学者同党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他说今天自己带了个耳朵来，即带上自己的女儿来，大家觉得他真心诚意来听意见，原有的顾虑就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当然，这个会是在三中全会以前开的，政治空气虽有好转，但人们仍心有余悸。武汉大学化学系有一位查全性教授，在发言一开头，先说了一段给自己壮胆的话，说今天自己准备戴该戴的帽子，挨该打的棍子，也要讲讲自己的想法。我听了不知道他要提政治上多么尖锐的意见，结果他只是主张恢复高考制度。他的发言引起我的感想：“四人帮”一伙的确是社会法西斯，讲像高考不高考这样的看法，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以致“四人帮”被粉碎快一年了，余威仍在!查是会上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的人，他这么讲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邓小平在8月4日开幕那一天讲话，说这个座谈会自己不可能自始至终都参加，但向大家保证座谈会的纪要是会看的。因此我就对与会者所讲的话尽量地记，准备向他汇报，可是那四天他一次都不漏地参加，我就减轻了要向他汇报的工作。这也使我对这四天的会议留下更深的印象。
8月8日他在座谈会结束时做了长篇讲话，我做的记录就有厚厚的一沓子。邓小平8月8日的讲话，经过整理后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中了。
这个座谈会解决了科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会后邓小平很具体地抓科学工作，比如他在一次同方毅、李昌的谈话中又讲到《汇报提纲》，邓小平说：《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四人帮”恶毒攻击污蔑说这是“三株大毒草”之一。
他讲了外国重视科学研究的情况，说美国农业部的资金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科学研究上。日本的大工厂、科研都占首要地位，后勤也要搞好科研，一个战士背六七斤，还打什么仗，要研究服装如何减轻重量，武器如何减轻重量，发达国家都注意每天的科学新成果。
那一次谈话邓小平讲了许多科学家的名字和对这些人的态度。比如他说到陈景润时讲，有些人没有组织能力，单干也好，陈这样的人有百把个，有什么损害?科学家们有怪脾气要热情帮助他们，房子问题要帮助解决。他也讲了许多科学技术界的成就和对它们的态度。
在国家科委成立后他同方毅、蒋南翔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不但科研单位所室负责人要懂得业务，在党委中也要有比较多这样的人，30%太少，至少50%，最好占到70%，提倡双肩挑；自己没有学问，硬要领导，一定靠压人，这不行；应给优秀业务骨干补贴等等。
我记得清楚的邓小平有关科技的讲话大多在三中全会之前，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科技工作的发展就更顺利了。
附编(6)
我在纪念三中全会时重温邓小平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话，有一个感想：他的话、他的理论人们都在做，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些做得不够，在今天的条件下还要去做。我记得的事情还有一些；在笔记上记下来的，打算以后再仔细看看。
五、强调科学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
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为了纪念三中全会，我写了这本《1978：大转折》。我认为这个会议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62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中开得最好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一)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党中央举行的重要会议中，在会前特别做了充分的科学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并不很多。1945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从192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多次严重违反科学的现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这种反科学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1935年贵州遵义会议后扭转了发展方向，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六大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1942年、1943年、1944年举行多次历史问题的讨论，随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在七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这才使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使党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与党的七大，在强调科学思想这一点上从原则上讲是很相似的。稍远的情况姑且不说，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严重违反科学的政治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结果使中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使中国走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的决断下，粉碎了“四人帮”，使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中既出现了好的现象、好的趋势，也存在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趋势。
好的现象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间，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被平反、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专政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走上负责岗位(大批老干部复出，是一个颇为周转复杂的过程。这样的事情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有所进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要把这个具体和复杂的过程描绘得很准确，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写出系统著作。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科学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界，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的反科学的言论进行批驳。这些谬论包括按劳分配会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批判“唯生产力论”、实行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认为发展经济会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总起来一句，要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界进行的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势。
不好的现象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对“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敢有任何议论，甚至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与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能见面交谈、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的毛泽东的所谓“决策”、所谓“指示”奉为神明，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两个凡是”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方针。在这种方针之下，“文革”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错误主张就会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广为宣传，给那些想继续搞“文革”的那一套的人保留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确是很危险的。
如果谁对这点还有点不那么相信的话，不妨读一下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所作的、8月18日通过的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在这个报告中还继续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个政治报告中也就把1966年开始、在这个十一大上宣布结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的十一大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大会，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大会，是把邓小平选为党的副主席的大会，但是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如果不把“两个凡是”反对掉，就会一方面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妨碍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前途就充满着危险。我们一定要强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对待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问题上坚持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提出来了。胡耀邦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讨论，理论界的同志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学术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
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的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他说：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两年来理论工作最后归结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上来，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决战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读者们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这么多“科学”这个词，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或者拨乱反正这样的语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话的意思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我说的科学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关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科学的社会学说，对中国来说无非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说，它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而且是要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
就我国的情况看，1978年那个时候，与召开党的七大的1945年来比，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违背的。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学，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
附编(7)
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就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也包括违背军事科学的错误。建设时期我们需要的科学的领域很广泛，即便是社会科学，也不都能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之内，何况还有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众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呢。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下面我想讲一点1978年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事实。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政治局很快开会同意邓小平这个请求。就在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谈话，说他不赞成在十一大报告中再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这样的话，主张从现在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这个话。
他表示，于光远主持写的那本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稿他已看过一遍，认为可以出版(这个意见在7月27日他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一遍，并说他还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肯定国务院研究室发表出来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但认为写得还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后来冯兰瑞同志执笔修改）。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针对这个情况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又说起理论问题。他说：
“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讲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着就有叶剑英向中央常委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情了。叶帅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没有看到表明具体时间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中下旬。我的根据是叶剑英提出这个建议是听了国务院务虚会之后受到那个会议的成功启发而提出的，而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是1978年9月9日做的。另外叶剑英的建议又是在《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请示后提出的，这也是9月间的事情。
胡耀邦在1979年1月写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写道：
“到了去年(指1978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个《引言》是对叶帅的建议是哪一个月提出的可靠的文献。
叶帅还向中央提出过一个建议，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可见他如何重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来，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而且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又可以看出，这样的会很快会召开。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但是这时开这个会议完全可以去实现邓小平“摆开”的想法。也就是说叶帅提出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了，思想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更是超出了理论务虚会的范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并且与反对和抵制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进行尖锐的争论。这方面的争论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又超过了理论务虚会，又证明理论对实际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中，在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时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意思后来在闭幕会议讲话中也讲了(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二)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和12月13日闭幕会上都讲了会议有充分发扬民主的特点。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对会议也做了这样的估计。
会议的出席者的确敢想敢讲，勇于闯进“禁区”，讲人们过去不敢讲的话。会议的领导者也不干预任何人的发言，不给任何发言设禁区、定调子、搞框框，同时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会议出席者都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自己会审时度势，发言恰当，但决不接受别人的干预。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汪东兴发言说：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很不满。不仅各组发言没有受汪的影响，并且在11月27日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大家认为这种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大家把汪东兴那几句话顶了回去。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犯错误的人，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允许你反批评，至于你做不做反批评，那是你自己的事。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会议准备做出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挥民主的例子。
附编(8)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力。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就充分使用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在的西北组除纪登奎同志外有34人，个个积极发言。发言在4次到6次的最多，发言在10次以上的有两人，发言在7次到9次的有9人，发言在3次到6次的有15人，发言在3次之下的有8人。可见发言的普遍程度。
讲民主就是讲平等。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同样发表意见，他们并不代表政治局，而是以与别的出席者同样的身份发言；在会议者的心目中并不把他们看作是高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不但没有编入六个分组，而且都没有出席过一次分组会。我相信如果出席，也决不会在会上发什么指示，或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会平等地参加讨论。常委也发表意见，那是在常委会上。有一些意见他们是在常委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发表的。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些观点也大都传达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
常委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话对出席者没有约束力的，出席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有指导性质的意见。这样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程序性的。我们西北组要李登瀛、王惠德和杨西光修改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要胡耀邦、王任重和于光远改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文件，就是常委会上布置的。我们积极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有些人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翻来覆去地讨论是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是“高举”，而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家心里明白，在会上提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
写一个全国性全面的文件的时候，在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都会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会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实行民主是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他讲的这些话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读来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十分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以“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就是在11月间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鼓励了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