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台湾〕吕芳上*
一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50年后的今天，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
二
1930年6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果，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已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举例言之，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派系问题、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汉奸"等的历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国民革命史观下难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伟人事迹、群众运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局发生重大变动，近代史研究也跟着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国民党史为例，在数据方面，国民党数据的空前开放，蒋介石档案的全盘解密，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开，对民国史研究议题的开发、历史问题的解决均具正面意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旧有思维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论述，历史不再为政治服务已完全可能。摆脱僵化史观、远离伟人教条，去除条条框框，"党史"、"国史"可以区分，"党同伐异"的话语系统逐渐淡去，把握宏观、研究微观，还原"史学是找资料证明的学问"，带给近代史学者更多发挥的空间。这也正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欢迎的气氛，想来也应是杨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时代背景。
三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纪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时，杨教授是学者中进入档案馆内阅读日记拔得头筹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资料之后，得寻求基本史实的确凿、深切认识时代环境、掌握各阶段思想的发展，集中关键又发人深省的议题上进行发挥，不回避、不窜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为上乘之作。杨教授的诸篇论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又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可谓充分占有并正确运用史料的优势；从蒋介石自认对孙中山、陈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经营上海号子（证券交易所）的失败，1923年蒋自认"吾前程发轫有望"的苏联之行说起，到蒋胡汤山事件，对日秘密谈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史、宋（子文）角色与冲突，重庆谈判中蒋对毛泽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心世界，乃至于蒋的私生活，每一议题都从疑点出发，回到论证严密的答案中。这本书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谈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识的兼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