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无条件全面撤兵。⑤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①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变化。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②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观察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其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焉能不败哉。"③他决定通知钱永铭，对日"决绝不理"。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映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映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④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⑤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仍想继续欺诈，恶劣极矣"的考语。①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②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③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组、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④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外，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39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与中国军统人员谈判，力图面见蒋介石。这是两位和中国有过特殊关系的日本人，在他们后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头山满和近卫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蒋介石对谈判持有兴趣，宋美龄、戴笠都先后到港指导。但是，欧战的爆发使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禁止军统谈判人员再与小川等来往。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