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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作者：康春林
文案
有着 7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20 世纪人类历 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世界的影响 亦是不同寻常的。历史上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并在综合国力等诸多方面足以与 当今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相抗衡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何以在80 年代未、 90 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迅速瓦解，人们在思考，在探讨，试图从不同的方面 找出答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一个过程，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激化的后果。这里既有现实的直 接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就其历史上 出现的问题而言，既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也有受客观因素制约而产生的，而 且往往这两者又很难截然分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只有采取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研究，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有 益的教训，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本书取材于 1936年8 月至1938年3 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三次公开审判， 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问题。 事情发端于 1934年 12月1 日，当时任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凶手尼古拉耶 夫枪杀。为追究杀人凶手及其后台，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 （布）中央先后于 1936年8 月、1937年 1月和241938年3 月在莫斯科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 相继认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联共 （布）重 要领导人与此案有关，并认为他们都是受原联共 （布）领导人之一、后流亡 国外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的托洛茨基指使，企图篡党夺权、颠覆苏维埃政权， 将他们定为反党反苏的反革命集团首领，于 1936年至 1938年加以镇压。受 此案株连而被杀、被监禁、被流放的共产党人数以千计，造成极为恐怖的气 氛，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影响。50 年后，苏共领导层几经变化，至 1988 年，苏共中央将此案定为冤假错案，所有被告，除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组织策 划者之一的雅哥达外，全部予以平反。这一历史公案，在当时震惊世界，延 至今日，人们仍在反思、探讨，并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毋庸讳言，教训是惨痛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粉碎了包括 14 国武装干 涉在内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执行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这 时执政党的首要任务理应是调整政策，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而当时的苏共领导却错误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会越来 越尖锐。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 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 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他们还将党内的意见分歧看 成是敌我矛盾，本应运用批判的武器，却用武器来批判，开创了对党内思想 斗争采取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例。这种作法，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对 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不良影响。这种极端的高压政策，不 仅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而且为极 “左”和“宁左勿右”的 思想制造了温床。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然会引起思考，并从中总结汲取必要 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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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收集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大量有关材料，包括当时庭审的口供、证词， 记者的报道，刊物的评论， “犯人”后裔及亲友的回忆文章，80 年代苏共中 央的甄别文件，以及西方国家的有关著述。这样丰富的资料，无疑为我们了 解和研究苏联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作者着力叙述这一桩历史 公案的来龙去脉，将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加以综合、归纳、整理，理出头绪， 并对公审中的破绽、暴露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所掌握的资料，作出 了分析和推断。对案件所涉及的大小 “案犯”的生平和事迹，对案件审理过 程和结果，书中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语言通达流畅，表述清楚。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观点仅是一家之言。 如前所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反复出现，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造成的， 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中个人因素的作用。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至于本书所涉及的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杀和处理这 一案件中的动机、作法和责任等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历史学家们的深入研究， 必定会作出符合实际的公允评价。 本书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26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 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 宣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 要的和值得注意的。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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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幕 基洛夫被刺 整个事情是从 1934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 ——赫鲁晓夫 列宁格勒，伟大的十月武装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1934年 12月1 日下午4 时半，这里突然响起了两声凄厉的枪声。二楼走廊，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基洛夫一声不响地躺 在血泊中。罪恶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由于过度惊吓，开枪后 喊了几句话便昏倒在基洛夫旁边。闻声涌向走廊的人们，目瞪口呆地看 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基洛夫的死震动了苏联大地，也震动了全世界。 这一事件的巨大影响，不仅是因为基洛夫在苏联党和人民心中享有崇高 威信，也不仅是因为基洛夫是众望所归的党的总书记的接班人，它的潜 在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是当时普通的人们所不了解，也是不可能了解的。 本书所要叙述的莫斯科三次公开大审判，即 1936 年8 月、1937年 1 月 和 1938年3 月的公开审判，就发生在基洛夫事件之后。它犹如一场惊心 动魄的历史剧，而由基洛夫事件揭开了它的序幕。斯大林去世后担任苏 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个事情是从1934 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①他所说的就是基洛夫被杀的那天晚上。 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杀害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是 个人作案还是有人幕后指使或者集团作案，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政治谋 杀事件？对于这些问题，50 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桩个人报复事件。 目睹基洛夫被害惨景的人回忆说，当时一个陌生的人躺在离基洛夫 两三步远的地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句话： “我向他报了仇！我向他报 了仇！”②1934年 12 月 3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说，凶手名叫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曾在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工作。 他 1904年生，曾多次变换工作。1933 年 10 月至1934 年4 月在十月革 命史和党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因拒绝支援交通工作的动员和诬告一些领 导干部，1934年4 月被开除出党，解除公职。尼古拉耶夫向斯莫尔尼区 党委提出了上诉，再次受到严重警告。区党委负责调停工作的人指出， 尼古拉耶夫粗暴无礼，他说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要求工作但不满意提 供给他的工作，而要求担任领导工作。 当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以及列宁 格勒市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和州内务局领导人，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时候， 他再次歇斯底里地发作并且大喊： “我干出了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样 干？”③这样一个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人，是具有进行个人行凶报复的 作案基因的。 几天以后，在内务部的刑讯之下，尼古拉耶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供 词。说他是地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团体的成员，他的行动是受命 向党进行报复。但是，除了尼古拉耶夫之外，受审的绝大多数人都未承 认这样的罪行。而且，尼古拉耶夫等主要罪犯 12月29 日即被枪决。在 没有公布托—季团体与尼古拉耶夫关系的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匆忙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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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人犯，这种作法有掩盖真正的罪因之嫌。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 有法庭审讯尼古拉耶夫时对实物证据的轻蔑态度。对尼古拉耶夫住所进 行搜查时，得到了他的日记、上诉信件，其中记叙了他的不满和绝望、 领导人的不公正、家庭生活的困苦。在法庭上，尼古拉耶夫把这样的材 料说成是他掩盖真正意图，以使地下组织免遭打击的有意的举动。而且 法庭也认可了他这种说法。 60 年代初，由 B ·H ·波诺马寥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本和B ·H ·波 斯佩洛夫主编的多卷本的苏共党史，在叙述基洛夫事件时，也倾向于个 人报复事件的说法。他们说，杀害基洛夫是政治恐怖行动。当场被捕的 凶手对党及其领导人怀有仇恨。波诺马寥夫当时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 佩洛夫当时是苏共中央附属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们当然是熟悉档 案材料的人，因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 除了个人作案的说法，就是集团作案的说法。集团作案的说法主要 有两种。一是斯大林当政时苏联政府的说法，即基洛夫是由前反对派首 领指使其阴谋组织直接杀害的。这一说法又有 1936年和 1938年前后两 种版本。1936年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法庭确定：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指使其阴谋集团成员直接杀害了基洛夫。详情下文即将叙 述。1938年3 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主持了第一次审判的内务部 人民委员雅哥达被打成了 “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首领之一，于 是，基洛夫被杀害的过程加上了以布哈林、李可夫和叶努基泽为首的“右 派—托洛茨基中心”的共谋，他们指使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 局长扎波罗热茨的具体组织，协助托—季恐怖组织杀害了基洛夫。在莫 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雅哥达交待说： “1934年夏，叶努基泽将右派—托洛茨基集团通过了杀害基洛夫的 决定一事通知了我，李可夫直接参加了这一决定的作出。我了解到，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团体正在进行着这一谋杀行动的具体准备 叶努基泽执意要求我不要给这一行动制造任何障碍。因此，我只好要求 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不要阻碍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实 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内务部机构抓住了尼 古拉耶夫，搜出了他身上的手枪和活动路线图，而尼古拉耶夫被释放 了。”④ 雅哥达 1929年以后的私人秘书和同案犯Д·Д·布拉诺夫交待说： “雅哥达对我说，列宁格勒内务局的干部鲍里索夫参与了对谢·米·基 洛夫的杀害 扎波罗热茨根据雅哥达的指示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押送鲍 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了事故。在这次事故中鲍里索夫丧了 命。”⑤ 上述说法是斯大林政府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即使在当时也是经不起 分析和站不住脚的。首先，法庭没有任何证明原反对派领袖参与谋杀事 件的物证，而这样的物证在出事的当时是不难获取的。而口供是在内务 部的刑讯之下作出的。不但取得口供的非法方式可以证明口供的虚假 性，就是口供本身的内容也十分简单、牵强，没有说服力。凶手尼古拉 耶夫被灭口以前，只是简单地承认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领导下的阴 谋组织 “列宁格勒中心”，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口供中缺乏恐怖 行动组织过程的具体的和合情合理的情节。原反对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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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米涅夫自 1932年秋就受到内务部的长期监视，从 1932年秋到 1936 年8 月被处决以前是在监狱和监外监视下度过的，不具备能够组织和领 导阴谋恐怖集团的条件。他们的口供也只是承认领导了对基洛夫的谋 杀，法庭和其他被告都没有提出任何能够作为证据的东西。而布哈林和 李可夫连这样的口供也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 同乡和挚友，和斯大林及其家庭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假使原反对 派确实企图策划谋害中央领导人的阴谋，也决不会把他作为同谋的。1935 年夏，叶努基泽就被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1937年被秘密处决，主要原 因是他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反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政策，根本没有 发现他与原反对派有什么秘密勾结。因为上述原因，叶努基泽在斯大林 死后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恢复名誉。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 （除雅哥 达以外）也分别在五六十年代和80 年代全部平反昭雪。苏联最高法院在 平反的决定中还指出，当时对被告采取了不能允许的侦讯手段，使他们 在法庭上作出了假供。基洛夫被原反对派杀害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在 否定的同时并没有指出基洛夫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因此，人们仍有理由 怀疑，基洛夫是被某个对中央包括斯大林不满的集团杀害的。现在，持 有这种说法的人很少，但是并非没有。 第三种说法与前两种说法根本不同，它否定了个人报复行为和原反 对派阴谋行为两种说法，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是斯大林出于消灭政敌和 嫁祸于原反对派的政治目的，暗中指使雅哥达等人杀害了基洛夫。比如 托洛茨基，他在基洛夫被害后不久就断定斯大林参与了谋害基洛夫的行 动。他的主要论据是：事发后，列宁格勒内务局的不少人因牵涉该案而 被捕，而如果没有斯大林某种形式的指示，他们是不会参加谋杀行动的。 随着基洛夫案件中暴露的可疑现象不断出现，尤其是斯大林死后不断揭 露出新的情况，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多，使它成为苏联和世界舆论中 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的作者甚至十分肯定地说： “这次谋杀是斯大林 通过警察机构的代理人策划的，对这一点，现在人们已不再有多大怀疑 了。”⑥但是，苏联政府直到目前仍没有公布可以证明或否定斯大林插 手杀害基洛夫的材料，因此，我们也只能把上述说法作为一种倾向性的 说法叙述于后。 事情发生的当天，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 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大、阿格拉诺夫和扎科夫斯基等陪同下，立即乘 火车赶到了列宁格勒。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接到卡冈诺维奇的通 知后，匆忙凑集了一个代表团，另车赶到了列宁格勒。 斯大林等驾临列宁格勒后，占用了斯莫尔尼宫的一层楼和列宁格勒 内务局的10多间办公室，并且立刻办起案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对案 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审讯，不过是走了一下过场，作出了为案件所震惊 和关注案件的样子。他召见的第一个人是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 基。这个人是基洛夫的好友，为基洛夫所倚重，也是斯大林和雅哥达多 次要调离列宁格勒但终究没有调开的人。斯大林和他敷衍了几句话，便 召见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雅哥达的亲信扎波罗热茨，和他单独谈了 一个多钟头，然后命令提审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赶到列宁格勒前，扎波罗热茨就对尼古拉耶夫进行了审讯。 有的书中披露说，尼古拉耶夫当时就认出了扎波罗热茨这个内务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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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领导。这个人就是过去经人介绍，与他套近乎，交朋友，并怂恿他 向列宁格勒最高领导人下手的家伙。他发觉自己上了当，成了某种政治 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仍然把自己视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英雄。他 拒绝与内务部合作，审讯没有结果。 接着斯大林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而审问一开始就暴露出一些令人 怀疑的问题。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科 萨列夫等坐在桌边，旁边站着不少保安人员和列宁格勒的干部。尼古拉 耶夫进屋后，就在门边站住了。他当然看清了他面前坐着的是什么样的 人物。他头上缠着绷带。斯大林打个手势，让他走近点，然后注视着他， 用温和得近乎亲切的口吻问道： “您干吗要杀害这样一个好人呢？” “我不是向他，而是向党开火！”尼古拉耶夫坚决地回答，毫不畏 惧。 “您是在哪里搞到手枪的？”斯大林继续问道。 “这事您为什么问我？请问扎波罗热茨去吧！”又一个胆大包天的 回答。 当斯大林继续询问他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时，他指着斯大林身边 的保安人员说： “是他们逼着我干的！”这时几个保安人员上前把他打 得血迹斑斑，不省人事，抬出去了。⑦凶手在受审时立即供认出自己的 同谋和幕后操纵者，这样的供认符合一个无所顾忌的杀人犯的心理。对 这样的供认即使怀疑的话，也应该进行认真的追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 指示这样做。更加可疑的是，内务部的警察居然敢于在斯大林面前毒打 凶手，不让凶手把话讲下去，而他们的行动又未受到制止，这不合乎办 案的常情。 另外一件事也使人大惑不解。按照安排，下一个受审的人应该是基 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 “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 可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里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车，里边坐着几个手持 铁棒的契卡人员。”⑧汽车在路上擦了一下墙，司机矫正方向后继续行 驶。可是就这一点称不上车祸的小事故却被说成是车祸。鲍里索夫在车 祸中死去了。受命进行鉴定的医生也证明鲍里索夫是因车祸死去的。可 是，与鲍里索夫同车的司机和押解人员全部元恙。重要的知情人在受审 前突然死去，这本身就是个重大的疑点。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审问有重 大嫌疑的押解人员，也没有审问开车的司机。似乎鲍里索夫因车祸而死 是意料中事，甚至似乎是预先安排好的。 另外，还有许多疑点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据当时任党中央工业部局长的伏罗洛夫后来说，叶若夫 （当时任工 业部部长并受斯大林委托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基洛夫被害的那一 天，进入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并且一反常规，在那里呆了几乎一整天， 直到晚上 7点钟。 尼古拉耶夫作案的一名重要知情人，他的一位朋友很快被秘密处死 了。后来得知，这一个人就是事故发生前介绍尼古拉耶夫与扎波罗热茨 交朋友的那个人。 1934年夏，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视察工作和处理公务时，就有人企 图暗杀他，但内务部并没有予以追查。 正是在 1934年夏，斯大林再一次病重时，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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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问题，大家一致赞同基洛夫。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雅哥达要调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 麦德维基为基洛夫所倚重，倍受信任。而雅哥达却想用斯大林的保镖和 酒友叶甫多基莫夫替换他，并且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但是这一行动受到 基洛夫的坚决抵制。他打电话质问雅哥达，是谁授权他不经列宁格勒州 党委的同意就任意调换列宁格勒的负责干部，接着，基洛夫又给斯大林 打电话，抗议雅哥达这一不能容忍的行动。⑨由于基洛夫的反对，此举 未成。但是，雅哥达提议将负责列宁格勒领导人保卫工作的人调开，并 且没有向基洛夫讲明调开理由一事，已经能够说明不少问题。 苏共老党员阿列克萨欣说，他被流放时遇到了一个犯人，即前彼得 罗巴甫洛夫斯克内务局局长杜波申。杜波申告诉他，1934 年 11 月他住 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时，有一位内务部高级官员告诉他：列宁格勒正在酝 酿着可怕的暗杀。 基洛夫的好友彼得罗夫斯基的妻子说，在基洛夫被暗杀的前几天， 就有两个陌生人企图打死彼得罗夫斯基。后来，在得到基洛夫被暗杀的 消息时，彼得罗夫斯基马上说，这是斯大林干的。 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帽子都没有 戴，大衣也没有穿，就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但在斯莫尔尼宫门口，他 却被一位他所不认识的来自莫斯科的契卡人员挡住了。这些人不知为什 么比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到得还早。 日丹诺夫的助手库拉金证实，基洛大被暗杀后，基洛夫的警卫队长 的妻子被强制送进疯人院。内务部人员讯问过她，企图了解在基洛夫被 暗杀前她丈夫对她说过些什么。后来，她在医院里死去了。有被毒死的 迹象。 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政府对苏联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审查中， 基洛夫被杀案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中心。苏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谈 到基洛夫事件。谁也不能说，他们是不了解情况的，他们的说法是无根 据的推测。其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前后几次谈及基洛夫事件 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不但肯定了内务部参与谋杀的说法，而且暗示 是斯大林在幕后指使。1956年2 月，赫鲁晓夫在向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 密报告中说： “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 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的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的是刺杀基洛夫的尼 古拉耶夫可能得到警卫人员中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 前，尼古拉耶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 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 1934年 12月2 日被带去询问， 但途中 ‘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这是一件非常令人 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 很轻的刑罚，却在 1939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 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的。”⑩ 1961年 10月27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中再次谈 到了基洛夫事件，对事件的倾向性看法更加明显。 “大规模镇压是从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开始的。还需要作不少努力才 能真正弄清他的被害是谁的罪过。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被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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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有一个事实引起了注意，暗杀基洛夫的人以 前曾经两次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扣留过，并且在 他身上发现了武器。但是，不知根据谁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而这 个人就带着武器出现在斯莫尔尼宫基洛夫通常走的那个走廊里。为什么 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发生暗杀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落在谢·米·基 洛夫后面，虽然根据指示他是无权落在被保卫者后面那么远的。 “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十分奇怪的。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带去审问 时，——当时他应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来审问——据驾 驶装他的那辆汽车的司机后来说，那些应当提审警卫队长的人故意在路 上制造了车祸。他们宣布说，警卫队长由于车祸毙命，虽然事实上他是 被护送他的人弄死的。 “保卫基洛夫的人就这样被弄死了。后来又枪毙了那些弄死他的 人。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罪行。谁能够做出这种事 呢？现在正在仔细研究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情节。 “原来，驾驶那辆把谢·米·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途去受审的汽车的 司机还活着。他说，在前往受审途中，在司机室里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工作人员坐在他旁边。这是一辆载货汽车 （当然，非常奇怪，为什 么用一辆载货汽车来送这个人去受审，好像当时找不到另外的汽车来做 这件事似的，显然，所有的细节都事先作了周密的考虑）。另外两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坐在车厢里。 “司机接着说，当他们驶过街道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突然从他手中 把驾驶盘夺过去，并使汽车直接向房屋冲去。司机从他手中抓回驾驶盘， 并矫正了汽车的方向，汽车只是侧面碰到楼墙上。后来有人告诉他，在 这次车祸中，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掉了。 “为什么他会死，而护送他的人中间却谁都没有受损伤呢？为什么 护送基洛夫警卫队长的这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后来也被枪毙 了呢？这就是说，有人需要这样做，以便消灭他们，以便消灭一切痕迹。” （11） 以上材料如果属实的话，那就足以否定基洛夫事件属于个人报复行 动的说法。尼古拉耶夫对党不满从而铤而走险的行动已被利用并被纳入 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恐怖行动中，变成了经内务部雅哥达和扎波罗热茨之 手策划和组织的阴谋事件。综合各种不断揭发出的材料，这个事件的梗 概如下： 扎波罗热茨接受了雅哥达下达的指示后，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就是尼古拉耶夫。他年轻气盛。16 岁时就自愿走上国内战争前 线，与白匪作过战。后来在工作中与领导发生矛盾，其中原因有本人刚 愎自用和领导的官僚主义两个方面。他被开除出党，加之找不到工作而 愤怒、绝望。这种心情因妻子、孩子和母亲生活窘迫而加剧，最后发展 到决心杀害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以表达他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对党 的抗议。所有这一切，他都记在一个日记本上。他的一个朋友将此事报 告了内务局的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如获至宝，便通过此人安排了与 尼古拉耶夫的巧遇，以 “朋友”的面目出现，与尼古拉耶夫建立了联系， 并且使他相信，只有刺杀像基洛夫这样有声望的大人物才能造成影响。 当他确信尼古拉耶夫把基洛夫确定为目标，并以当代的热里亚波夫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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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之一）自命时，便向他提供了手枪， 并且到郊外试了枪。 但是，尼古拉耶夫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杀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愚笨 的家伙。他试图趁基洛夫散步时下手。基洛夫喜欢散步。警卫人员一般 穿着便衣在基洛夫前后成梯形走着。有一次，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附近 散步时，尼古拉耶夫试图以过路为借口，靠近正在散步并受到严密保卫 的基洛夫。警卫人员注意到并将他拘捕，从他的皮包开着的外夹层里搜 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和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他被带到了列宁格勒内务 局，受到扎波罗热茨的询问。但几小时后就按雅哥达的电话指示将他释 放了。这一事件发生在基洛夫被害前的一个半月，即基洛夫从哈萨克斯 坦回来两星期的时候。这一次，尼古拉耶夫 “甚至未经调查便释放了”。 （12）过了几天，愚蠢而又凶狠的尼古拉耶夫又在一座桥上被基洛夫的 警卫人员拘捕，又从他身上搜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但是，按照某人的 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 （13）很明显，如果没有内务部有关人的帮 助，尼古拉耶夫非但不能得逞，恐怕早已落入法网。 当时，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对内务局的这种作法非常怀疑，其中一些 人表示了抗议。但是，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 别警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收回，并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 如果说尼古拉耶夫的第一、二次行动是受人纵容、指使和帮助，那 么第三次则是内务部的人的合伙行动。当尼古拉耶夫十分沮丧的时候， 扎波罗热茨已经按捺不住，他要在这一次保证尼古拉耶夫的成功。于是， 他命令斯莫尔尼官的门卫对尼古拉耶夫不必搜查即予放行，并且命令“暂 时”撤掉大楼内的警卫。他甚至成功地拴住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 夫，使尼古拉耶夫在本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几乎畅行无阻，并且居 然能在走廊窗下坐等了基洛夫两个小时。于是，震惊世界的谋杀案发生 了。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还在五六十年代就 暗示：扎波罗热茨和雅哥达的幕后操纵者是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的 说法更直接。 苏共中央监委第一副主席谢尔久克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中谈到基洛 夫事件时说：“在被暗杀的那一天（自然，事件发生的时刻还没有查明）， 根据斯大林从列宁格勒发来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加速、简化和最后审理 政治案件的法令。此后，马上就开始了逮捕和政治诉讼案的浪潮。就好 像有人期待着这样的借口，以便欺骗党并采取反列宁的、反党的斗争方 法来保持在党内和国内的领导地位。” （14）读了他的这段话，大概任 何懂得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的人都会认为，他所说的 “有人”指的是斯 大林。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成立的调查基洛夫案件的委员会在收集和整 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O ·沙 图诺夫斯卡娅说，赫鲁晓夫本人看了这份结论性文件后把它收藏在自己的保 险柜里了，他说： “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把这份文件公布 出去。”（15）究竟是什么事情使赫鲁晓夫害怕把内幕公开出去呢？很明显， 不是已经公开了几十年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指 使杀害了基洛夫的说法，也不是雅哥达这样的其罪行需要更加公开的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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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不是叶努基泽这样的在国际上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苏共二十大以后， 当苏联掀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运动，国际帝国主义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风潮时，当许多人对长期以来以斯大林为象征的社会主义产生动摇而彷徨 时，有什么东西妨碍赫鲁晓夫公开内幕材料呢？ 雅哥达 1938年3 月在法庭上交待说，是叶努基泽向他下达了杀害基洛夫 的命令。但是，他的供词中还有一些欲言而止的交待，这样的交待不但否定 了他自己的说法，而且使人产生更大的怀疑。请看雅哥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 在法庭上的奇怪的对话： 雅哥达：我发的指示 维辛斯基：给谁？ 雅：列宁格勒的扎波罗热茨。不过，这件事不完全是这样。 维：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弄清楚李可夫和布哈林对这一罪 行的参与。 雅：当尼古拉耶夫被拘留时，我向扎波罗热茨下达了指示 维：是第一次拘留时吗？ 雅：是的。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拘留了一个人 维：他皮包里有什么？ 雅：有手枪和日记本。他把他释放了。 维：是您同意的吗？ 雅：我得到了报告。 维：您后来就指示他，要他不要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害设 置障碍吗？ 雅：是的，我发了指示 不是这样。 维：怎么，还有某种别的说法吗？ 雅：事情并非如此，但这无关紧要。 （16） 雅哥达交待时，许多在场的人都觉得他就要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情况， 就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雅哥达终于没有说出来。人们不难推测，他 一再吞吞吐吐，欲言而止，不能启齿的原因，是事情牵涉到斯大林。 最近，美国 《华盛顿邮报》在《新问世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一文中介绍 说，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一卷中谈到了基洛 夫被暗杀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30 年代的大清洗。赫鲁晓夫回忆说，凶手尼 古拉耶夫以前曾带枪接近基洛夫， “然而他被释放了。唯一的结论是，他是 根据派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同一个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命令释放的 我确信斯大 林在幕后操纵这个阴谋。” （17）这是迄今为止苏联政府领导人关于斯大林 参与基洛夫事件的最明确的说法。 持有第三种说法的人认为，基洛夫之所以成为斯大林首先要打击的目 标，主要原因在于基洛夫在党内的崇高威信使他成为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对 手，同时他的被害能够激起民愤，便于作为打击原反对派和政治异己势力的 借口。研究斯大林问题特别是大清洗问题的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沃尔 科戈诺夫，1938年逃亡和隐居美国的原内务部的将军奥尔洛夫，美国著名的 苏联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以及苏联国内外许多研究基洛夫事件的人， 都持有以下观点：因为基洛夫不但不是前反对派的人而且曾坚决与托洛茨基 等人做过斗争，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加上他与斯大林长期保持良好和亲密 的关系，因此无法将他作为阶级敌人或政敌予以排除。而秘密除掉他，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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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收到公开排除的同样的效果，还能把罪责加到原反对派领袖头上，收到一 箭双雕之利。他们把基洛夫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查，作出了合乎 情理的分析。 基洛夫 1886 年诞生于维亚特卡省乌尔茹姆城的一个劳动者家庭。1904 年入党。他积极参加了从 1905年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革命事业，走过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和外高加索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热 火朝天的建筑工地，登上了列宁格勒和中央的党的领导岗位，以他一贯的高 昂的革命斗志、踏实的工作作风，解决问题的高超艺术以及与群众的血肉联 系，博得党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拥戴。尤其是在他 1926年2 月出任列宁格勒 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和联共 （布）中央西北局书记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内，使列宁格勒人上下一致、党群一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使列宁格勒成为全国瞩目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当时，布尔什维 克党经历着对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到布哈林等反对派进行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的痛苦，忍受着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给经济带来的破坏 以及由此引起的1932—1933年的大饥荒的艰难岁月，遭受着对斯大林的越来 越厉害的个人崇拜的折磨。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内的许多正直有识之士越来 越对斯大林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的做法感到不安和不满，秘密地和 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甚至直接提出了执行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 书记职务的要求。但是，他们都受到斯大林的无情的打击。比如，马恩研究 院院长粱赞诺夫，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洛米纳泽，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 主席司尔佐夫，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柳金，著名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老 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等。党内外各界翘首盼望新的领袖出现。 1926年，基洛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在以斯大林为首的排除了一切反对派的清一色的领导班子中，论资历、 论功绩、论能力、论威信，基洛夫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 点，就是虽然基洛夫对当时中央的总路线是拥护的，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 比较好，但是他具有诸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之辈所缺乏的独立思考的精 神，并不无原则地追随斯大林。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政治上的和 解。他认为，党经过了严酷的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烽火，消灭了阶级敌人，又 经过20 年代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因此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大局的敌 人。当然还可能产生新的敌对分子，但只要坚持和解政策，就能孤立极少数 而团结大多数。这样，党就能全心全意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一贯 坚持列宁为党规定的不准把肉体消灭的作法应用于党内斗争的政策。1932 年，柳金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秘密团体并散发 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纲领。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 “柳金纲领”。斯大林突然发 现，他的敌人，即使是被粉碎的人，仍在活动，他的领袖地位并未为全党所 接受。他要用20 年代末已经推行的强硬手段迫使全党接受他的领袖地位。但 是，当他在政治局提出将柳金等人枪毙时，基洛夫予以反对，并且主张在党 内和社会上废除恐怖手段。与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 丘巴尔、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由于他们的坚持，柳金等人的性命得以 暂时保全。这是基洛夫等人与斯大林的路线分歧的一次明显暴露。 《斯大林 ——一个奇异的格鲁吉亚人》一书的作者、意大利历史学家扎尼·罗卡分析 说，斯大林 “在基洛夫等人身上看到了对他的强硬路线的抵抗有一个想法 使他感到震惊，即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在政治局的任何一次会议上成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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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18）使斯大林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基洛夫对柳金案件的态度不是偶 然现象，而是他一贯的思想路线的反映。在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的第一书 记期间，他对被视为反对派巢穴的列宁格勒的反对派，采取了团结的政策， 不仅反对对他们采取任何镇压措施，而且还为许多人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 作。许多遭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反对派成员都愿到列宁格勒工作，愿意 和基洛夫同志交往。所谓“右倾反对派”的第三号人物托姆斯基的儿子尤里 ·托 姆斯基回忆说： “ 基洛夫剧烈反对右倾，反对父亲的观点，但是他们之 间的友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常常到列宁格勒基洛夫那里，一起打猎。他 称基洛夫为出色的人。1934 年秋，基格夫到莫斯科，好像是出席联共 （布） 中央全会，并在我们这里过夜。基洛夫被杀震动了父亲，很大地影响了他的 健康。” （19）基洛夫还主张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 系。基洛夫不仅坦诚地对待斯大林，既尊敬他又不奉承他，是政治局委员中 为数不多的敢于当面顶撞斯大林的人，而且善于听取工农群众的呼声，是 30 年代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敢于到工人中发表演说的人。 斯大林对个人迷信的培植和他的高压政策与基洛夫等的温和路线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使广大党的干部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在担忧的同时看到了 希望。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当时事件的见证人回忆说，在 1934年 1月党的十 七大召开前，党内许多人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为党的命运 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在十七大的许多代表中， “首先是了解列宁遗嘱的代表 认为，已经到了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搬开安排以别的工作的时候了。” （20）十七大代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A ·И米高扬死后发表的回忆文 章证实了这一情况，他说：“一些老党员找到基洛夫，建议他出任总书记。” （21）1962 年出版的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 版也肯定了这种说法。 （22） 十月革命胜利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儿子、历史学家 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在揭露贝利亚的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一文中 披露说： “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特洛伊茨大门旁一幢 两层的楼房中，来找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有谢尔盖·基洛夫、罗伯特·埃 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鲍里斯·舍博尔达 耶夫、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瓦西里·沙兰戈 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助手马霍韦尔。大家认真地谈起了总书记，谈起了他 的专断。” （23） 当时党内的政治分野已经相当清楚：一方是坚持个人独裁权力的斯大林 等人，另一方是要求改换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十七大的代表 Л·邵武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党内的这种情绪，斯大林是不可能听不到的。 “他懂得，对于他的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对于他对更大的独裁权力的掌握来 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障碍是党内列宁主义的老干部。” （24） 但是，面对党代会代表的忧虑和期望，基洛夫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谢绝 了大家对他的推举，使人们大失所望。 代表大会期间，当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 欢呼。 “代表们全体起立，站着向他鼓掌”，使得基洛夫只好“举起双手， 苦苦哀求着代表们安静”。 （25）这样的情况无疑表示了代表们的情绪，也 表达了党员们的期望。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大会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代表们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权力。基 洛夫得票最多，只得了3 张反对票，而斯大林得了292 张反对票，得票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