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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西斯的间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平行中心”的被告就是这样被毫无根据地打成了法西斯间谍。1936年 10月4 日，斯大林在翻阅索科利尼科夫的审讯记录时，看到了索科利尼科夫 与英国记者塔尔博特谈话的交待，便在旁边批注道： “那么，他到底谈到了 杀害联共 （布）领导人的计划没有呢？当然，他谈到了。” （16）在审讯记 录的最后一页，索科利尼科夫坚决否认他知道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构的关 系。斯大林作了如下批语： “当然，索科利尼科夫向塔尔博特透露了有关苏 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家政治保安局，有关一切的情报。因此，索科 利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员 （间谍情报员）”（17）按照斯大林的指 示，这份审讯索科利尼科夫的记录于 1936年 10月22 日发至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斯大林要把 “平行中心”的被告们打成法西斯间谍。内务部执 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为了使侦讯人员在改换说法后不至于在被告的面前为 难，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互相交换了受审人。这样，他们谁都可以不必为过 去的提法和许诺负责了。 “平行中心”罪过的升级当然不是无缘无故之举。当时，当苏联报刊大 肆宣传镇压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国外舆论界许多人却认为 审判不过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是最高领导人公开报复和翦除政敌和潜 在政敌的行动。从法律上看，审判中牵强附会的举证，赤裸裸的事实伪造和 武断的结论，已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其中，最大的丑闻就是布利斯托里饭店 会面之说。在国内，虽然诚恳善良并因不明真相而容易轻信的人们，轻易地 相信了某些人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强加给人民的东西，或者即使怀疑而敢怒 不敢言，但并非人人都是阿斗。残暴的屠杀虽具有威慑作用，但同时激起了 人们对被镇压者的同情，因为他们本不该受到镇压。许多人为自己过去过激 的表现感到懊丧，有的人甚至用非法的手段表达和发泄自己的不满。雅哥达 曾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 “打 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 （18）从立意镇压反对派和一切异己力量的审判组织者的立场看，为了保证 未来的审判的可信性，平息人们隐蔽的不满，发明新的可以激起民愤的罪名 确属必要。而卖国的罪行是最能激起民愤的。 受到秘密审讯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 尤里 （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列宁在其“遗嘱”中，把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称为“最 卓越的力量” （在最年轻的力量中），说“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 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 （19）皮达可夫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即投 入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斗争。十月革命爆发时，他只有27 岁，便担当起基辅 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重任。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才干，1918年左派共产主 义者甚至打算推举他担任全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当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他主动请求列宁免去他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到乌克兰领导反抗拉达 的地下斗争。乌克兰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 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 过第 13军、第 16军和第6 军，还参加过苏波战争。当然，他的最突出的才 干是领导经济。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为最尖锐的问题，列宁把扩大 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着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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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国家银行 行长的职务。由于他这样的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杰出的领导和组织，苏联胜利 地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党的第十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皮达可 夫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被选为中央委员。皮达可夫作为担任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委员，经历了 20 年代复杂的党内斗争。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曾是 “左派共产主义者” 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十五大上被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开除出党。1928 年，他呈递了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同年恢复党籍。由于他曾参加托洛茨 基反对派，1931年被降职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担任正直、热情的革 命家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他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重工业的计划、组织和 领导工作，成为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奥尔忠尼启则热 情地支持他的工作，对他的才能、威信、人品和作风心悦诚服。二人不但是 融洽合作的同事，而且很快变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皮达可夫素以廉洁奉公 闻名于党内外。很长时间，他只有两间陋室。他从不享受特权，全靠工资过 活。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意地避开党内政治斗争。他从不关 心自己的生活。1929年，当他担任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时，有一次对几 位反对派骨干成员说： “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够保证让国库里有 足够的钱。” （20）由于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完全脱离反对派，托洛茨基曾 把他当作逃兵。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有一次在柏林偶然遇见他，曾当众侮 辱他。但是，实际上他并未讨好和屈从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 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诚恳地接 受了斯大林的领导，埋头于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斯大林为了使用他，为 党的总路线的核心工业化出力，确实对他比对别的反对派成员温和得多，甚 至有时迎合他和讨好他。1931 年的一天，斯大林趁皮达可夫夫妇上班之际， 派人将他的家搬到了一所宽敞的住宅。对此，皮达可夫并未表示感谢，而是 无动于衷。他几乎没有私生活，每天上午 11点以前上班，一直到凌晨3 点才 离开办公室。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 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看 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柯德。他总是穿一身廉价的西服，袖子短得可怜。 有一年他去德国谈了一笔大买卖，但自己却在一家小旅馆的便宜房间下榻， 使德国的经理对这位手握财经大权的苏联要员的举止困惑莫解。由于他妻子 不大管理家务，他出差或出国，常常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衬衫，只得到自己的 秘书和朋友莫斯卡列夫那里去借，而且借了常忘记还。像皮达可夫这样忠诚、 杰出和不关心自己荣辱得失的业务领导干部、一个坦诚的实干家，根本不存 在什么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根本没有觊觎权柄的想法。从实际情况来 看，他也不具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那样的地位和名望。那么， 这样一位忠诚献身于现政权的人为什么受到了怀疑、打击和被捕，甚至于可 能被杀害的不公正的待遇呢？问题就出在他的杰出才能和他埋头工作献身于 现政权的表现上。他既然当过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积极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 现在又忠心效命于他，那么他也可以效命于别人，如果斯大林被推翻的话。 因此，他可能被认为，支持现政权不是出自内心，至少是有保留的，因为在 20 年代他曾为斯大林地位的上升而感到懊恼。这样的人，如果再具有杰出的 领导才能，那将是危险的。当然，即使他没有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杰出 的才能，也照样会被搬开和消灭，因为他曾是反对派的一位领袖人物。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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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被彻底地消灭的年代，他这样的人是在所难免的。况且把他打成阴谋集 团首领还能收到另外的效果，即可以把30 年代初工业冒进中出现的事故、挫 折、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这个原反对派领袖人物身上，让他这样一个勤勤恳恳 为社会主义建设卖命的 “傻瓜”充当错误政策的替罪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所有被告中，可以说拉狄克是一个最富戏剧性 的人物。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而 且还因为他在被捕前后的表现。 卡尔·帕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1902 年他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4 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 年，他积极参加了德国左翼社会民主运动，曾经参加了社会党的齐美尔瓦尔 德、肯塔尔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代表大会。因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 森堡一起反对改良主义，在大战前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拉 狄克与列宁经常接触，受其很大影响。1917 年 11 月，他成为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后，他秘 密潜入德国，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了 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被德国当局逮捕。出狱后，于 1919年 12月返回俄 国，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东方中山大学的校长、 《真理报》和 《消息报》常务编辑。1919—1924年，他是俄共 （布）中央委 员。1918年，他是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了托洛茨 基反对派。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被开除出党。1928年 1月至1929年5 月，他被流放。1930年 1月，由于他递交了关于脱离反对派 的声明，恢复了党籍。1932 年至 1936 年被捕前任联共 （布）中央国际情报 部主任。 拉狄克作为国际共运的活动家，其功绩和影响不容忽视。不过，我们在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与他被审讯的有关情况，而且主要介绍他的弱点。拉狄克 性格弱点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无 论是发言还是作报告，他总是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谈一通，极力显示自己是个 重要人物。同时为了哗众取宠，特别爱穿插一些低级的、并不总是文雅的笑 话。然而，他确实知识渊博，富有才气。他的很强的记忆力和他的博采广闻， 使他能够随时抖落出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和政治家的大量情况。 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 常被政治局所采纳。1919年，拉狄克曾建议列宁不要进攻波兰，认为这样做 将引起波兰包括工人在内的广泛的抵抗。事后，列宁承认说，政治局犯了一 个大错误，那就是没有认真听取拉狄克对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但是，拉狄 克真正的天才是办刊物和写文章。列宁深刻了解拉狄克的长处和短处，始终 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交给他，其主要原因是他缺乏踏实严谨的工 作作风和能力。当时，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的记者来使用，让他担 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 当党内出现所谓左翼反对派时，拉狄克经过一番犹豫参加了托洛茨基反 对派。1927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起初他表 现得真有些不同政见者的骨气，以他措词强硬、笔锋犀利的书信和声明，鼓 励反对派成员坚持斗争。1928年，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 投降后，立即咒骂他们二人，并表示自己要永远说真话。但他仅仅在西伯利 亚呆了一年半，便因害怕无限期的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以换取自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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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的拉狄克不存在了。他作为天才的记者的才 华，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咒骂托洛茨基时用词之尖利，在吹捧斯大林 时用词之肉麻，都为同行们所望尘莫及。因此他受到原反对派成员，甚至与 反对派没有牵连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鄙视。拉狄克已经不能求得反对派的宽 恕，只有死心蹋地在媚事领袖、鼓吹个人迷信的道路上走下去。由于拉狄克 立下的新功，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得到了长期通行证。 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1933年，拉狄 克以其特有的文学才能，写了一本名为 《社会主义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 这本书中，他以后人追忆的形式，通过某位20 世纪60 年代或 70年代的著名 历史学家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 他的这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被作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拉狄克的 命运之星也增添了新的光辉，他被任命为 《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对外政策 的高级顾问。他还成为 《斯大林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927年曾亲自逮捕过 拉狄克的雅哥达，现在对这位过去的 “阶下囚”也变得毕恭毕敬。当时，一 位老布尔什维克说： “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 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 （21）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决裂以后，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 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的斗争，根本不存在他们与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藕断 丝连和暗中来往的情况。1936年8 月21 日，皮达可夫就“托—季联合中心” 的公开审判，在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无情地消灭卑鄙的杀 人犯和叛徒》。文中说，他无法用言辞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厌恶之情。 这些人已经丧失做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应当将他们消灭，就像消灭污染苏维 埃国家清新空气的尸体一样。同一天，拉狄克在 《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文中， 拉狄克称托洛茨基为 “嗜血的小丑”和“法西斯的总头子”。托洛茨基及其 儿子谢多夫也逐渐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完全失去了信任。自 1929年起，他们 就在报刊上指名斥责拉狄克。1932 年，谢多夫派自己的一名亲信去苏联时， 特别指出： “在前反对派成员中，投降主义者有两股潮流，其一是拉狄克一伙，已 经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在任何情况下，他 （指被派去的人）都不应与这股 势力建立任何联系 ” （22） 但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与托洛茨基前反对派的彻底决裂和以后多年 的忠诚工作，也无法使他们避免内务部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和必然被消灭 的命运。 1936 年 10 月，内务部遵照中央少数人定下的调子，对 “平行中心”的 被告开始了新的一轮审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对这一次秘密 审讯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审查表明，这一案件的侦讯工作是加速进行的， 是不客观的，是以极其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进行的。” （23）赫 鲁晓夫形象地描述叶若夫办案的方式，即 “闯进住宅，抓住人的衣领，拖进 监狱，在那里进行拷打，打出供词，并根据这样的未被任何旁证证明的供词， 对其进行审判。” （24） 1961年，直接参加了这一案件侦讯工作的苏联内务部前工作人员A ·加 佐夫、R ·约里什、A ·沃罗宾，回顾和揭发了当时侦讯的情况。他们说，内 务部领导要求侦讯人员必须像对待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等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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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敌对活动搞清楚。为了搞出需要的材料， 侦查员们采用了劝说、讹诈和威胁的手段。拷打、体罚、夜审、 “车轮战”、 长时间的罚站等，是普遍使用的手段。 所有的侦讯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能达到一个目的，即从精神和肉体上 摧毁犯人的意志。前内务部副人民委员 M ·弗里诺夫斯基1938年被捕后供认 说，负责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进行侦讯的人，通常是采用肉刑的手段，直 到犯人同意作出强加于他们的供词。在犯人认罪以前，一般不作审讯记录， 不安排对质。有时候，多次审问，却只有一次记录。有的时候审问记录是犯 人不在场的时候编写的。先由侦讯人员编好犯人的审讯记录，然后由内务部 干部加工后，重新打制一份，让犯人签字。对于供词中犯人的申辩以及供词 中的明显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根本不作调查和分析。 “平行中心”的大多数被告对这样的审讯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拒不认罪。 穆拉洛夫被捕 7个月零 17天后才认罪。谢列布里亚科夫是3 个月零 16天后 认罪的。拉狄克是2 个月零 18天，图罗克是58 天，诺尔金和利夫希茨是51 天，德罗布尼斯是40 天，皮达可夫和舍斯托夫是33 天。但是，由于内务部 对犯人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用 1934—1936年各种审判中得到的所谓 揭发材料对他们进行讹诈、劝诱和胁迫他们为了党粉碎托洛茨基的需要，以 及以党中央的名义给予不杀的许诺，最后他们都先后认罪并交待了罪行。 就连被认为认罪态度好和“揭发”别人有功的拉狄克也受到了严刑拷问。 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效命换来的是被捕和刑讯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刺激使他变 得异常地顽强。为了 “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 包括以残忍出名的贝尔曼和小克德洛夫，甚至对他施用了 “车轮战”，即连 续几个昼夜的体罚和攻心。使侦讯人员十分惊奇的是，他居然挺住了。无论 侦讯人员如何侮辱他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拒不承认是托洛茨基在国内 的秘密代表。甚至有一次在莫尔恰诺夫夜审他时，他居然敢于以反讹诈对付 莫尔恰诺夫。事情是这样的： 当莫尔恰诺夫步步进逼时，拉狄克突然狂怒地用拳头捶着卓子说： “好 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 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 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 这个人姓 莫尔恰诺夫 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 里地狂喊起来： “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去牺牲，那就让 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儿使拉狄克非常满 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 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 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像我 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二话不讲地再添上一整打莫尔恰诺夫之 流！” （25） 内务部门这时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 鼓励。1939年 1 月 20 日，斯大林向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各加盟共和国中 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负责人， 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谈到了大清洗中的刑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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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 到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 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取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 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 主义的态度吗？’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 的顽固敌人采取例外措施——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 ” （26） 像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备一样，除了肉刑外，内务部使用了更为有效的 欺骗和人质手段，尤其是以人质相威胁的手段。 索科利尼科夫曾争取到面见斯大林的机会，并得到了保留他生命的许 诺。拉狄克也提出了以斯大林亲口许诺保留其生命为供认的条件。经过叶若 夫的努力，斯大林驾临内务部大楼，在叶若夫的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 长谈。据说，在这次会面以后，拉狄克痛痛快快地供认了罪行。当时，侦讯 人员交给他一份准备好的供词让他签字。他认认真真地看过以后，不屑一顾 地扔在一旁，然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地挥就了一份使侦讯人员自叹不如的 供词。自此以后，拉狄克一跃而变为被告中认罪态度好的典型。据说，他常 常心血来潮，来点即兴创作，超额完成交待的任务，害得其他有关被告只得 重新修改补充自己的供词。比如，他供认说，他在一次宴会上向一位德国外 交官证实，反苏地下 “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 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他还交待，一位日本外交官在 拜访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时，询问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 建议是否可靠，索科利尼科夫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 的权力。拉狄克还在说服穆拉洛夫这位托洛茨基的朋友和国内战争的名将的 工作上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拉狄克 1936年 12月4 日的供词如下： “ 我现在选择了坦诚地承认事实的道路。我曾经因对党和国家犯下的 罪行而产生的耻辱感，而否认这样的事实。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我在被捕 的那天就属于有实际活动的平行中心，这个中心属于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于 1932年建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集团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 任务，其手段是与联共 （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进行恐怖斗争。我加入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时间是 1932年 ” （27） 索科利尼科夫与斯大林的谈话是在季诺维也夫等被处决之前，拉狄克与 斯大林的谈话是在这以后。他们在看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的严酷现实以后，是 否仍相信给予他们的诺言，实属疑问。不管相信与否，当时他们除了宁肯相 信这样的诺言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因为除了遭到肉体折磨，得 到作为精神鸦片的许诺外，他们还受到更为严酷的人质威胁。索科利尼科夫 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前妻留下的 12岁的儿子。拉狄克的女儿索菲亚在父 亲被判刑以后，拒绝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探监，她因自己的父亲居然如此骇 人听闻地自我诽谤而感到耻辱。但是，当她自己后来也亲身尝遍了地狱般的 折磨后，她原谅了父亲。因为她懂得了父亲所以屈服的原因。她写道： “是 的，我们所有人，所有家庭成员，都是人质，被捕者所以诬陷自己或者诬陷 他人，就是受到要镇压他的亲人的威胁所致。” （28） 用人质作为迫使对方屈服的手段自古有之。一个热爱人民，献身革命的 人，面对敌人的刀枪，受到严刑拷打，都可以从容不迫，但若要他看着自己 的亲人因他而丧失性命，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在这时候，他往往选择 牺牲自己拯救亲人的道路。内务部不但用人质威胁皮达可夫，而且确实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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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属和朋友施加了压力。他的妻子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托—季联合中心” 案被告的子女 “失踪”的传闻。内务部有意利用了这一点，使他的妻子整天 为自己 10岁的儿子的生命担扰。为了保住孩子，她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丈 夫。皮达可夫的秘书莫斯卡列夫爱戴自己的领导，两个人心心相印，非常要 好，甚至皮达可夫的妻子都嫉妒他们的友谊。于是，莫斯卡列夫及其妻子女 儿也被用来作为人质。莫斯卡列夫5 年前来到皮达可夫的办公室时还是一个 纯朴的农村青年，多年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他知道， 皮达可夫一旦被捕，其命运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他不屈服，也会得到同 样的下场。为了挽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同意在诬陷皮达可夫的材料上签 字。但他坚持签字以前见一见他熟悉的阿格拉诺夫。他向后者声明，他决定 遵守党的纪律，对皮达可夫进行揭发，但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 在刑讯、人质的强大压力下，皮达可夫听信了他的朋友和领导奥尔忠尼 启则的劝说。可以说，他和奥尔忠尼启则两个诚实的人都受到斯大林的欺骗 和愚弄。 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欣赏和钦佩皮达可夫忠 心耿耿为国献身的精神和非凡的才能。尽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使工业建设 失去许多珍贵的专家，尽管某些政治行政管理人员无知并且对前反对派成员 傲慢轻蔑，有赖于皮达可夫的忘我工作及其与奥尔忠尼启则的通力合作，重 工业部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经济体制带来的困难，成功地建立起国家的工 业基础。1936年 10月 28 日，当奥尔忠尼启则庆祝他的50 寿辰时，亲人、 战友和同事纷纷前来祝贺，报刊上刊载了各个方面的贺电和贺词。但使他感 到十分懊丧的是，他最希望到来的皮达可夫却呆在监狱里。 皮达可夫刚刚被捕时，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曾当着奥尔忠尼启则的面，迫 不及待地对皮达可夫进行诋毁。奥尔忠尼启则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 “向一 个不在这里而无法自我辩护的人进行攻击是容易的事。您等着看吧，尤里 ·列 昂尼多维奇将会回来。” （29）奥尔忠尼启则凭着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尤其 是他和斯大林的朋友同乡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以拯救皮达可夫。他曾几次 到监狱探望皮达可夫。一次，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恰好不在，副人民委员阿 格拉诺夫不敢回绝他的要求，就让人把皮达可夫从监狱里押来了。他还像老 朋友一样要拥抱皮达可夫，被后者用手挡开了。他情绪激动： “尤里，我是 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 对他讲过你的事 ” （30）他请阿格拉诺夫出去，单独与皮达可夫进行了谈 话。过了几天，又来看望一次，做了单独谈话。很显然，奥尔忠尼启则传达 了斯大林的意思，传达了斯大林也向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等人作出的许 诺。至少奥尔忠尼启则相信他自己的作用和他对斯大林的影响。皮达可夫素 来了解和尊重奥尔忠尼启则正直的人品，他肯定认为经过奥尔忠尼启则努 力，他绝对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也会被免于起诉。就是 在刑讯、人质威胁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下，皮达可夫做出了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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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又一桩假案 经过内务部几个月的努力，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及其罪行制作成 功。 “中心”的领导人是皮达可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 夫。其中，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的罪行较之其他二人要轻一些。罪行分三 大方面：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皮达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组织 和领导了三个主要的破坏集团：以利夫希茨为首的铁路破坏集团；位于新西 伯利亚的 “西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反苏中心”，该中心由穆拉格夫、博古斯拉 夫斯基和德罗布尼斯组成，他们领导这一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工业破坏分子； 直接由皮达可夫领导的化学工业破坏集团。各个破坏集团的破坏活动与他们 的恐怖、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比如，铁路破坏分子克尼亚泽夫是个日本间 谍，西伯利亚矿山的破坏分子还试图谋害中央领导人，因为后者曾视察过西 伯利亚的某些工业区。 在拼凑 “平行中心”和罗织该中心罪状基础上编写的公诉书，不同于对 托—季联合中心的公诉书。对托—季中心的公诉书的中心内容是恐怖活动 罪，被告们没有什么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排除斯大林等领 导人，夺取政权，手段就是暗杀。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进行的活动可以理解 为争权夺利的报复行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关，因此消灭他们的 斗争不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拥护。对领导审判的人来讲，这样的效 果是不理想的。所以，第一次公开审判后，报刊便宣传说，季诺维也夫实际 上是有政治纲领的，那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不过，他们竭力掩盖自己 的纲领罢了。1937年3 月3 日，斯大林在联共 （布）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在1936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 么纲领。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 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 纯粹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得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 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 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 到工人阶级的唾弃。” （31） 审判的组织者总结了上次审判的经验，他们在对 “平行中心”的公诉书 中强调了反革命集团的纲领。公诉书说， “平行中心”企图推翻苏联的工业 化和农业集体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恐怖活动、间 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则是实现这一政纲的手段和途径。 公诉书像对 “托—季联合中心”的公诉书一样，毫无根据地认定“平行 中心”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恐怖小组，它们遍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 罗斯托大、索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1934年， “平行中心”的阴谋分子试 图采用制造车祸的手段，在普罗科皮耶夫斯克谋害莫洛托夫。当然，他们还 企图谋害斯大林等党的领导人。同时，公诉书还用大量的篇幅列举了 “平行 中心”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把他们的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描 写成相辅相成的手段。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寄希望于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为此，他们曾许诺割让苏联领土给德国，让德国资本侵入苏联，如果苏联与 德国交战，则在前线和工业方面进行破坏以配合德国的进攻。与德国法西斯 的勾结是由托洛茨基与鲁道夫·格斯的会谈商定的。托洛茨基似乎将他的意 见转达给了皮达可夫，并且似乎给拉狄克写信说，只有苏联在战争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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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问题才会最现实地提到他们的面前。因此他们应当对此进行积极的准 备。他们还为日本情报机构战时在苏联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提供条件，把急 性传染的细菌投入部队集结地的食物中，投入部队的食品供应地和卫生处理 中心。他们还在工业、交通等方面制造重大的和恶性的事故。莫洛托夫在联 共 （布）中央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 《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 茨基的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他的报告特别强调 了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在 “平行中心”罪行中的地位。他说： “许多年来，由破坏和捣乱分子组成的集团，盘踞在我国工业的战斗领 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从事着自己的罪恶事业。他们目无法纪，越来越肆 无忌惮。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罪恶行动仅仅是个准备，较之于将来的 对于我国更大更危险的打击来说，这些罪恶活动仅仅是一个突破。按照托洛 茨基、皮达可夫所规定的任务，他们在营垒中的破坏捣乱分子和间谍，是准 备在战争爆发时实施其主要打击的 “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盘踞着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他原来是一个破 坏分子。而且大家知道，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捣乱分子利夫希茨也曾 担任副人民委员的职务。在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分子索科利尼科夫 也曾经是副人民委员，而大家知道，在此之前这个间谍曾是外交人民委员部 的副人民委员前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局长谢列布里亚科夫，原 来也是个破坏分子 昨天立场动摇的共产党人的动摇，已经转变为破坏、 捣乱行动和间谍活动，与法西斯相勾结，为法西斯效劳。我们应该以打击还 击打击，将这些法西斯营垒的突击手和间谍予以粉碎，不管他们在我们前进 道路上的何处出现。” （32） 这就是公诉书和中央领导人所描述的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可谓 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罪行越是严重，越是耸人听 闻，其可信度就越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行虽然也不怎么可信， 但其中确是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加上当局的大肆宣传和渲染，确实能蒙蔽 和欺骗一些人，起码基洛夫被害是确有其事。基洛夫事件的真相被掩盖起来 而假相被大肆宣传后，人们不了解这一谋杀案的内幕和真情，轻信了法律机 关和中央的说法。暗杀斯大林的阴谋也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等人确实曾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受到过斯 大林的无情打击，他们企图进行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公开审判中公开 杜撰、伪造和牵强附会的说法，则被官方解释为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而且这 种情况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了解的。即使传出一些消息，也被强大的公开宣 传所淹没，或者被作为谣言而受到禁止。但是， “平心中心”一案的许多罪 名就令人疑窦丛生。最令人怀疑的，就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这些反对资本剥 削的革命家，居然会心甘情愿地充当德、日法西斯的间谍；另外，作为政治 家，他们居然会以爆炸矿井和下毒等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分析一下 “平行中心”的形成，被告的供词和公诉书，就不难发现，“平 行中心”案完全是一个假案。 开始，当皮达可夫、拉狄克、穆拉洛夫等被捕时，并没有所谓 “反苏托 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件的存在，也没有 “平行中心”这种说法。当时的逮捕 和侦讯工作只是按照斯大林关于揭露和镇压托洛茨基集团的指示进行的。对 主要被捕者的侦讯工作是单独进行的。后来，当准备公开审判时，被告之间 的个人关系和工作业务关系才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中心”的间谍活动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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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更是 如此。过去几年工业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大量事故和挫折，被有意地编制成 阴谋集团的系统的破坏活动。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案件的人为性质，即直到公开审判开始前才最后确定 被告的组成。审判的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改换被告，他们甚至不尊重 内务部用刑具和欺骗制造出的假供。公诉书曾前后两次易稿。按照第一稿， 被指控的被告共 16人，其中有C ·奇列诺夫，他当时是一名教授，担任外贸 人民委员部的总顾问，但这一稿中没有利夫希茨和图罗克。第二稿中被指控 的共17人，加上了利夫希茨。最后的第三稿中也是 17人，但奇列诺夫换成 了图罗克。 公诉书的每一稿都曾呈交斯大林审阅。然后按照他的指示进行修改。比 如，1937年 1月7 日，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将第二稿呈报斯大林时，在附信中 是这样说的： “现将遵奉您的指示修改过的关于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 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公诉书呈上 ”（33）公诉书的第二稿经斯大林的亲自修改， 被告奇列诺夫被换成了图罗克。 在维辛斯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他与斯大林谈话时做的笔记。有的谈话 涉及所谓 “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在谈话中，斯大林对 被告们作了具体的评价，把他们称作似乎是一生都在反对列宁的人。斯大林 还强调说，他们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马蒙托夫还要堕落，他们是一帮罪犯。 按照维辛斯基的笔记，当谈话涉及对被告图罗克和克尼亚泽夫的审讯方式 时，斯大林指示说： “不要让他们多谈车祸。嘘他们。他们制造了多少列车 颠覆事件，不要让他们多唠叨。” （34） 为了保证公开审判的成功，仅仅编制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罪行是不够 的，还必须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编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 除了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央的精神并垄断全国的舆论宣传阵 地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被告在法庭上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不管他们 的罪行是如何地出人意外，骇人听闻和难以想象，只要被告本人公开认罪， 它自然就会给人一种可信的印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务部在每个被告被 迫认罪和交待了自己的 “罪行”后，按照他们的罪行和在阴谋集团中的地位， 让他们进行了出庭预演或者说出庭彩排，即让每个被告先在内务部侦查员的 办公室里按最后定稿的供词，排练一下。被告们被反复灌输下述思想，他们 曾经是党员和国家的干部，要得到组织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就应该根据党的 事业的需要，通过 “自我揭露”帮助党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与国 内外敌人的阴谋进行斗争。经过反复的排练，许多被告最终进入了角色，达 到了 “剧本”创作者的要求。公开审判前，拉狄克给妻子的一封信说明了这 一点。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当然知道它要受到侦查员的检查，当然也不排 除信件本身就有侦查员的意图寓于其中。不管怎么说，拉狄克说，他将被迫 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招供，供认一些 “出人意外的”和“难以容忍”的罪行， 而且他相当明白地暗示妻子，要她理解这些罪行的真正价值。为此，他使用 了知情人不难理解的隐语，明确地揭示了预审的虚伪性。信的内容如下： “1937年 1月20 日 最近将要举行对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中心的审判。为了使法庭上 将要出现的事情不致使您感到太突然，我已请求与您见上一面。您要听完我 能告诉您的事情，并且不要向我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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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承认我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参加了它的恐怖活动，知道它的破坏活 动，知道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联系。对此，我将在法庭上予以确认。 有一点是不必给你说的，即这样的供认不可能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许诺从我 这里搞到的。你知道，我不用这种供认换取生命。 我 （此处空白），这就是说，这是事实。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事实，那 么你就把我当成你过去看到的那个样子好了，但是你没有任何根据和权利对 法庭认定的事实，提出哪怕一个疑问。 当你认真地思考一下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揭露罪行中的国际 部分，你就会理解，我没有任何权力向世界隐瞒这一事实。不管审判的结果 如何，你必须活下去。如果我会活着的话，你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在人世了， 你要为国家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有一点你要记住，无论如何，我任何时候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地与无产阶级事业联系在一起。” （35） “平行中心”领导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该中心存在的前提。作为“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领导成员，拉狄克自然应该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 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交代说，他先后收到托洛茨基5 封信，其中两封信是 1932 —1933 年他在日内瓦和莫斯科的时候，由苏联记者 B ·罗姆转给他的，3 封 信是藏在精装的书皮内，由伦敦寄来的。在信中，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未来的 战争中必败，他们的集团要夺取政权，必须向德国和日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 并割让领土，还必须加强破坏活动。拉狄克说，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信 件，他本人读过这些信后立即将其烧掉。至于信的内容，他则向 “平行中心” 的其他成员作了口头传达。他还交代说，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几封信，内容主 要是介绍国内情况。 穆拉洛夫交待，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通过斯米尔诺夫。1931年，斯米 尔诺夫向他介绍了自己与谢多夫柏林会见的情况和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 动的指示，要求穆拉洛夫恢复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中心。 很明显，拉狄克、穆拉洛夫的口供缺乏基本的可信性。拉狄克收到托洛 茨基的指示性的信件后，甚至未给 “中心”的最主要领导成员看，这不符合 秘密组织活动的常理。这不是在假传 “圣旨”吗？而且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 当时受中央信任和重视，根本不为内务部门所怀疑，雅哥达见了拉狄克甚至 还礼让三分。在这样的时候，拉狄克根本不会害怕也用不着担心，给二三个 人看看信件会有什么危险。罗姆本人被立案审查，于 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 他充当了托洛茨基和 “平行中心”成员包括拉狄克的联络员。80 年代，罗姆 的案件经调查认定无犯罪因素后被否决。他在受审时作出的关于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言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穆拉格夫，他则挑选了一 个已被处决的人作为向他传达指示的人。穆拉洛夫这样做是很聪明的：既交 待了罪行，又不牵连活着的人，口供死无对征，让人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 如果法庭依法办案，很容易确定穆拉洛夫的供词是否属实，因为 “托—季联 合中心”的被告斯米尔诺夫生前根本没有关于他向穆拉洛夫传达指示的供 词。雅·蔡德曼在受审时对穆拉洛夫关于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供词作了旁证。 后来，他在1937年3 月7 日的法庭上否定了自己的供词，明确表示他的供词 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编造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可以作为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人，即托 洛茨基本人和谢多夫。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 办法使他们就范。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状况是熟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