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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稿》，莫斯科 1961年俄文版，第2 卷，第216 页。 （20） （21） 《大恐怖》，第174—175、175页。 （22）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3 页。 （2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0 页。 （24）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3 页。 （25） 《关于所谓“托洛茨 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0—41 页。 （26） 《大恐怖》，第176页。 （2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 （28） 《大恐怖》，第 177页。 （29）B ·丹尼洛夫：《集体化是如何进行的》，载《真理报》，1988 年9 月16 日。 （30）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159页。 （31） 《斯大林 周围的人》，第81 页。 （32） 《大恐怖》，第177—178页。 （33） 《大恐怖》，第178页。 （34） 《大恐怖》，第178—179页。 （35）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5 页。 （36） 《大 恐怖》，第 180页。 （37）《大恐怖》，第180—181页。 （38） 《大恐怖》， 第 181页。 （39）柳金1923年曾任达吉斯坦州委书记。当时，党中央的干部 o ·Я·卡尔克林曾去达吉斯坦出差，他向中央报告说，“我在这里不论与谁 谈话，都对柳金反映很好。”见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 《栩栩如生），载 《文学报》，1988 年，第 26 期。 （40）B ·A ·斯塔尔科夫：《马·尼·柳 金》，载 《苏共中央公报》1990年第3 期，第 159页。 （41）《栩栩如生》。（42）（43）《马·尼·柳金》，第159页。（44） 《我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马·尼·柳金致亲人的信件摘录（1932 —1936），载《苏共中央公报》1990年第3 期，第 173页。（45）《马·尼·柳 金》，第 162页。 （46） （47） 《大恐怖》，第181页。 （48） （49） 《斯 大林肃反秘史》，第 197、216 页。 （50） （51） 《大恐怖》，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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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右派阴谋集团” 我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托姆斯基 在所有的子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 ——布哈林 我要肯定他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李可夫 我要求这种恣意妄为停下来！我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要把一切翻 个底朝天。科巴，即使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次行动也要干！ ——奥尔忠尼启则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是：原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原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 员会主席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因在审 判前自杀，未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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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提出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斯大林的政治分歧出现于 1928年。从那时 起，他们受到了斯大林越来越严厉的打击。 1927—1928 年，苏联出现了以粮食收购量骤减为标志的 “粮食危机”。 斯大林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加剧的反映，是富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他提出强 制征粮的 “特别措施”，认为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提 出要在最短时间内， “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 农民”。①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认为粮食困难是党的工作失误所致， 它能够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予以解决，集体化需要在农业积累 和机器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不能急于求成。他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和强 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违反经济规律，不但打击了富裕农民，也打击了中农和贫 农。在 1928年 7 月联共 （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必须为 工业化作出 “贡赋”的思想，即强迫农民低价销售农产品的政策，提出了随 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虽然在布哈林、李可夫 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对下，全会通过了部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终止强制征 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及时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反而极力维护中 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表面一致。李可夫甚至表现出不必要的宽厚，说什 么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为 “特别措施”负责。李可夫说，如果党与中农 和贫农的关系受到破坏，那么 “我是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②而 斯大林则在全会后不指名地把他们作为右倾势力予以批判，并利用他控制的 实权，在 1928年 7—9 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排挤布哈林的领 导，接着在布哈林任主编的 《真理报》安排D ·克鲁明任副主编，控制了《真 理报》的实权。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了联共 （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监察委员会于 10月18—19 日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某些领导干部犯了右倾 错误，迫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和市委书记 B ·科托 夫于 11 月 27 日辞职，“选举”莫洛托夫和K ·Я·鲍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 一书记和书记，从而排除了莫斯科党委对布哈林的支持，控制了共有8 名中 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强大的莫斯科党委会。接着，莫斯科党组织对干部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而向同情布哈林直至中立、动摇的人表明反对斯大 林将会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迫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 1928 年 11 月全会前递交了辞职声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停下， 斯大林答应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 林的这一策略手段时说： “ 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 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 ‘撤职’。这 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③ 在 1928年 11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 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 并说在小农提供90％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 是不对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 的斗争。他把副财政人民委员 M ·и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 以批判。虽然全会的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 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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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 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 “文 化”的组织工作这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 周年的 机会，大胆地作了以 《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 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 1928 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 问题，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 1月和4 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 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在4 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 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 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 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他们向4 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 说： “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 要放弃集体领导”。④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 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 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倾思 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 1918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 三次公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 通过的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 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 基在 《真理报》、共产国际和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 1929 年 11月7 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 粮食最丰富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 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 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彻底投降。11 月 12 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 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 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 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 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 1930年 11月在 《真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 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 路线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 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 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 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 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在布哈林承认自己 “右倾错误”的声 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 《为工业化奋斗！》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 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 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 1930年 11月21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上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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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 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 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 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 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 1930 年 10 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 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 ‘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 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 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 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 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 蠢的 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 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 谤时，我隐忍而不答 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 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 ‘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 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 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 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 着我们。”⑤ 1934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 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 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 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 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 的恐惧 （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 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 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 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 1918年夏天， 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 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 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⑦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用 《一个布尔什维克老 战士的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国外刊物 《社会主义使者》上。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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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 （布）中央领导1932年讨论 “柳金案”以来，路线和 政策的急剧变化。布哈林说，柳金的所谓罪行本身和通过对柳金案的调查证 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不满。人们认为，斯大林 因其错误政策应对20 年代未和30 年代初国家的灾难负责。 “党内普遍存在 的看法是，斯大林通过实施他的政策而使国家陷入了绝境，是他使农民起来 反对党的，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搬开才能挽救局势。中央委员会的许 多有影响的委员都持这种观点。”在人民和党员所表达的不满中，老布尔什 维克柳金所秘密散发的纲领 “特别显著”。⑧布哈林说，柳金问题在党中央 政治局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主张判处柳金死刑，因受到基洛夫的坚决反对而 作罢。但是，从这一事件上暴露出基洛夫主张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温和路线， 其中心内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党内和解，反 对恐怖政策。布哈林以党的十七大前后基洛夫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戴的情形为 例，说明了基洛夫的路线的正确。在列宁格勒党代表的选举中，代表们对他 的拥护和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喊起了 “我们的米罗尼奇万岁！”布哈 林接着说，由于基洛夫被杀， “风向完全倒过来了：不是朝向党内和解，而 是朝向了加强党内的恐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把那些 其党内经历可能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和政权竞争者的人全部从肉体上消 灭。”⑨最后，布哈林概括了自己的命运，他说： “所有我们这些有某种光 辉革命经历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战战兢兢地躲在自己的洞府里。难道这是因 为还没有从理论上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良分子吗？对于任何一个 人来说，只要他一旦被牵连到某个被审查的人，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没有一 个人敢于为我们辩护。”⑩ 当时，布哈林还见到了西奥多·丹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孟什 维克马尔托夫的妹妹莉迪亚。布哈林在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中，还表露出他对 斯大林的绝望，对时局和自己命运的忧虑。西奥多·丹劝他留在国外。莉迪 亚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布哈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纯真的困惑的表情。他 似乎生气地耸耸肩膀说， ‘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当一个侨民吗？不，像你们 那样当侨民，我决不干。不，让它随便发生好啦。况且谁料得到呢？那种事 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11）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布哈林对时局和 个人命运的担忧。 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反对派被作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的时间是 1936年8 月，即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审判组织者利用被告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点出了右派阴谋集团的存在，然后由维辛斯基于 8 月21 日正式宣布了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进行侦查的决 定。 “侦查”虽然不是定性，但其政治含义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宣布对原右倾反对派领袖立案侦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托姆斯基的自杀。 当时，托姆斯基在苏联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工作。他密切注视着中央的政 治动向。当报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后，他给当时的联 共 （布）中央书记和监察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打电话说：“如果一切诽谤和造 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么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不再需要我 了。”叶若夫回答说： “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 信你。” （12） 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样，叶若夫对托姆斯基也采取了两面派手段，就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接受审查而叶若夫刚刚向托姆斯基说过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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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后，联合出版公司的党组织受命讨论了托姆斯基与 “托一季中心”的关系 问题。尽管托姆斯基对有关他参与 “托一季中心”活动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 驳斥，但他的发言未经任何调查就被毫无根据地斥之为两面派行为。 8 月21 日，托姆斯基很晚才回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整夜辗转不宁，难以 成眠。他秉性刚直，无法忍受对他的凌辱，无法忍受关于他背叛党的事业的 诽谤。8 月22 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上班并送来了报纸。报纸的第 一页上赫然醒目地写着： “清查托姆斯基一布哈林一李可夫及皮达可夫一拉 狄克同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匪帮的关系”。其它版面上刊登了有关公审的 报道，还有维辛斯基 8 月21 日的声明。另外，还有10篇文章，表示 “坚信 托姆斯基的叛徒行为”，他 “至今还在隐瞒他同受审的匪帮之间的关系”。 （13）托姆斯基看了以后，完全懂得了叶若夫说话的含义，懂得这些好话说 尽、坏事做绝的人的恶毒用心。他知道他的命运已完全受人主宰，形势不可 逆转。于是，他把在他身边的最小的儿子、15岁的尤里·托姆斯基叫来。父 子二人在花园里走着。老托姆斯基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和痛苦，对儿子说：“我 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14）就在这天早晨，托姆斯基为了表示 自己的抗议，避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的屈辱，勇敢地开枪自尽了。 托姆斯基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不可挽回的 时候，想结束自己以保住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因为他对审判的抗争必然招致 严厉的报复。他自杀的那一天，在别墅的书房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他 在信中除别的事情外，特意请求不要触动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他 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长信。写这封信的事实说明他的自杀举动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信中批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申明自己 在右倾反对派被粉碎后没有进行任何反党活动。他写道： “ 我 给 你 写 信，不仅是把你作为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你作为老战友，这就是我的最后请 求：你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厚颜无耻的诽谤，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与他结成什 么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的阴谋 ” （15）托姆斯基的家人把这封信交 给了叶若夫。叶若夫读完后向他们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 叶若夫还向他们保证说，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 量代替他们的父亲。可是，不久叶若夫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1936年 8 月 23 日， 《真理报》刊登了一个通告：“联共（布）中央委 员会通知：联共 （布）中央候补委员米·托姆斯基，被他与反革命的托洛茨 基一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关系所困扰，8 月22 日在其位于博尔舍沃的别墅 里自尽身亡了。” 托姆斯基含冤抱恨而去后，他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和残酷的迫害。托姆斯 基两个成年的儿子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人面兽心的叶若夫下令枪决了。托姆 斯基的妻子被判刑 10 年，1956 年死于西伯利亚。尤里·托姆斯基是家庭唯 一的幸存者，但他也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呆了 19年。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 （叶夫列莫夫）1880年出生于彼得堡 省科尔皮诺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初小毕业。1904年入党。 托姆斯基 12 岁就进厂做工，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多次被捕。在 1905— 1907年革命期间，任雷瓦尔 （塔林的旧称）工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的 《无产者》报的编辑和党的五 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任莫斯科党委委员。1909 年 12 月被捕后判处苦役。 1917年，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的二月革命运动。接着返回彼得堡，担任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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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执委会委员。同年 7 月到莫斯科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莫斯科十月起义。 1918年 1月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二年担任主席。1920年当选为 红色工会国际的总书记。列宁曾多次对托姆斯基的工作给予肯定的评价。从 1919 年至 1934 年，托姆斯基担任联共 （布）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22 —1930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1934年十七大期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5 月，因被打成 右倾反对派领袖之一而被解除领导职务。从 1932年至 1936年8 月去世前任 国家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应当指出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和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斯大 林和托姆斯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26年，斯大林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托 姆斯基时还亲自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6） 1927—1928年，托姆斯基一家是斯大林在索契的普查诺夫卡别墅的常客。李 可夫、布哈林也住在那里。有一天众人给某人过生日时，托姆斯基的妻子与 斯大林一块制作了烤羊肉。大家一块唱着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还走到海 边去散步。几年后，托姆斯基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时，向他谈到了受到的迫 害和无法进行工作的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说： “那么，你要向我告谁 呢？接着，他向托姆斯基讲了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蝎 子乞求青蛙背着它过河，可是还没渡过河，蝎子便忍不住把青蛙给咬死了。 你怎么了，想让我当一个傻瓜青蛙吗？” （17）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像托姆斯基那样悲观，也没有他那样的预见。他们 对恶意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6年8 月初，布哈林获准休假，告别妻子，到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深 山打猎去了。在这丛山密林之地，既无邮政又无电话。8 月19 日，报上公布 了预审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材料，其中载有关于布哈林的供词。布哈林的妻子 安娜如坐针毡。布哈林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乘飞机离开塔什于回莫斯科的路 上，偶然得知这一信息。他担心自己一下飞机就会被捕。下飞机后，他一见 到妻子就大喊道：“假如我能预见到这类事情，我会让你免遭大炮轰击的。” “到哪里去？沮丧的司机问道。布哈林心里很烦躁，他想从机场给斯大林挂 电话，最后决定听其自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值班警卫若无其事地向这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 “也许他没有看报？”布哈林想。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立即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 问清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斯大林故意避开了第一次公开审判，到外地休 养去了。布哈林一连几天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约瑟夫·维萨 里昂诺维奇去索契了。只有 《消息报》编委拉狄克从报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严肃地回答说： “只要报纸不公布驳斥恶毒诽 谤的消息，我的双腿就不会迈进编辑部的大门。” （18） 布哈林和李可夫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主动提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对质，试图趁他二人没有被处决以前，当面澄清事实，驳斥诬蔑不实之词。 但审判的组织者一再推诿，结果，当对质还没有实现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就被灭口。显然，审判组织者要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结局，使布哈林和 李可夫将来有口难辩。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坚持下，内务部安排了他们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 质。布哈林和李可夫利用这次对质，驳斥了他们所受的诽谤和诬蔑，取得了 一个胜利。对质于 1936年9 月8 日举行，由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维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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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地点是中央委员会驻地。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 分子与 “托一季中心”相勾结的供词。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 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索科 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 见的： “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年的时候，他 （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 支持，竭力争取他们参加集团。1933 年底或 1934 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 他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 （19） 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 起考证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 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面。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 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 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为 “恶毒的杜撰”。 8 月21 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 布。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 对派成员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于9 月10 日发表 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通报说：“侦 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 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 （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子是个大案， 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查不到20 天。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 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究其原 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 他多方面的原因。1936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 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而且谁都知道，布哈林是这 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 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 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 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 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 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 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 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 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 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 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 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 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 尤其是 1937年6 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 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 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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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 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 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 么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 划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 ·普里马科夫和B ·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 行政变。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 独立政府。他们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 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 此，尽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 斯大林迟迟不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个人写信。 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写道： “请您诚恳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我不真 诚，那么需要立即将我逮捕并予以消灭，因为这样的恶棍是不能容忍的。如 果您认为我 ‘不真诚’，而您仍旧让我逍遥法外，那么您就是不值得尊敬的 懦夫。”这封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宣读时，莫洛托夫认为布哈林的 “懦夫” 的说法是对中央的攻击。1936年 9 月 30 日，伏罗希洛夫在回信中称布哈林 的信是 “对党的领导的卑鄙的攻击”。（21） 伏罗希洛夫的回信说明中央决策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变。布哈林把自己的 苦恼、彷徨和愤懑倾诉在另一封信中。这是他 1936年 10月19 日写给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他了解并热爱、尊敬奥尔忠尼启则。信的开头用了亲昵的称呼： “亲爱的、令人热爱的谢尔戈！”这种完全不同于对伏罗希洛夫的称呼，从 侧面反映出中央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布哈林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境遇和 心情： “诽谤者想把我吞掉。就是现在也还有人在折磨我，糟贱我。”也许 他已经看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在党中央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在信中根本没有请 求奥尔忠尼启则帮忙，但却把他个人和党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当 我给您写信时，我的整个心在颤抖。愿你健康，强壮，精神饱满。愿你长寿， 愿你像过去那样卓越地活下去，不愧为一个光荣卓绝的战士和一个纯洁无瑕 的巨人。” （22） 当时，斯大林依然向布哈林表示出领袖的宽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36 年 11月7 日，布哈林决定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走 向列宁墓，而是拿着 《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和妻子一块登上了旁边的观礼 台。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布哈林。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突然看到一名卫兵穿过 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走来。她以为那人是来赶他们走。卫兵走近前来敬了个 礼后说： “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错了位置。请您上列 宁墓，好吗？” （23） 实际上，审判组织者几乎在制造 “平行中心”的同时，就在炮制所谓右 派阴谋集团案。内务部一直没有停止对右倾反对派成员的逮捕和审讯，并让 他们作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叶若夫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 “ 根据犯人的最近的供词，右派分子的作用看起来不同以往。看过以往审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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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子 （乌格拉诺夫、柳金、艾斯蒙德、斯列普科夫等）的材料后，我想， 我们那时没有搞彻底。因此，我吩咐将去年逮捕的某个右派分子召来。他们 把库利科夫 （已因涅夫斯基一案判罪）和卢戈沃伊叫了来。对他们的预审正 在提供有关右派分子活动的非常有趣的材料。 “记录近日将呈送给您。无论如何，现在有充分的根据预料，我们将会 揭发许多新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将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其中包括李可夫、 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密特等人 ” （24） 经过一段时间对库利科夫的秘密审讯，叶若夫得到了他的口供。1936年 12月7 日，叶若夫将他的口供材料即审问记录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 冈诺维奇。在材料的附信中说，犯人是右派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名参加者库利 科夫。库利科夫供认，1932年他本人得到布哈林关于必须将斯大林杀害的指 示。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伪造、积累和整理右倾反对派首领的所谓犯罪材料 中，一直是内务部一位得力的同谋。1936年 9 月 23 日，维辛斯基将索科利 尼科夫与布哈林同李可夫对质和他们被询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使它从为布 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的材料变成了诬陷他们的材料。维辛斯基也把材料送斯大 林审阅批示。 1936年 9 月 29 日由卡冈诺维奇起草经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对待反革命 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不仅加强了对托—季反对派 的镇压，而且祸及 “布哈林学派”的人。这个学派的许多年轻能干的党政干 部和知识分子早已被罢官、监禁或流放。但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还未被开除 出党，而且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还在积极活动并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 家。因此，在把他们当作刑事犯罪集团的头目抓起来以前，除了编织必要的 罪名和材料外，尚须在政治上败坏他们的声誉，尚须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准备。 政治局关于对待托—季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下达后，一些报刊立即充当了诽 谤、攻击右倾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它们采用伪造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法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诬蔑。比如，1936年 10月28 日的 《真理报》社论就 诬指李可夫充当孟什维克的走狗，说什么李可夫曾主张列宁出席临时政府的 法庭。李可夫立即于 11月4 日致信斯大林对此提出抗议。《真理报》还有一 篇文章在谈到科学院的工作时诽谤作为科学院院士的布哈林。布哈林于 1936 年 12月2 日致信斯大林，要求接见他并向他作出解释：为什么将他当作敌人 看待。但是，这些信件都杳无回音。叶若夫在 1935年写的并得到斯大林认可 的小册子 《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中的内容明确 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书中直接提出了一种说法，即托—季集团与右派中心（托 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勾结的。而且按照作者的想法，此书应成为 消灭一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纲领性文件。 与舆论工作准备的同时，内务部采取了恫吓、讹许、劝说、许诺、欺骗 直至肉刑的各种非法手段，力求从在押犯人身上榨取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等 人的罪证材料。1936年9 月，尚未被撤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向斯大林呈 送了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利文施泰因的审问记录，其中有关于托姆斯基、 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交待。雅哥达在附信中说，库利科夫关于右派反革命组织 的恐怖活动的供词特别有趣。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提到的人中，马特雅 耶夫已被逮捕，扎波利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即将逮捕。 “请允许逮捕皮革销售联合公司经理雅·罗温斯基和中央工会理事会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