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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 13期，第 101页。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 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 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5 期，第 70 页。 ⑥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 团”》，载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 1期，第 129—130页。 ⑦安·拉林娜、费·麦德维杰夫： 《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载 （苏）《星火》周刊1987年第48 期。 ⑧罗伯特·丹尼尔斯等： 《斯大林的革命》，D ·C ·希思出版公司1972 年版，第 139页。 ⑨⑩ 《斯大林的革命》，第143、145页。 （11） 《斯大林的杰作》，第112页。 （12）奥·哥列洛夫等：《米·托 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载 （苏）《劳动报》1988年4 月20 日。（13） （14）德·舍列斯托夫：《托姆斯基之死——在博尔舍沃枪响之前》，载《星 火》周刊 1988年第31 期。 （15）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71 页。 （16） 《米·托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 （17） 《托姆斯基之死——在博尔舍沃枪响之前》。（18）费·麦德维 杰夫： 《布哈林和他的妻子安娜》，载《星火》周刊1987年第 11期，第 48 页。 （19）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 题》，第 71 页。 （20）《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69 页。 （21）Ｏ·费多托维奇：《拥 抱您，因为我是纯洁的》，载 （苏）《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第2 期，第 70 —71 页。 （22）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尼·布哈林的几封信》， 载 《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 11期，第 49 页。（23）罗·麦德维杰夫：《布 哈林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 119页。 （24）《关于所 谓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72 页。（25）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73 —74 页。 （26）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 籍问题》，第 74 页。另见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栩栩如生》。（27）《关 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84 页（28）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84 —85 页。 （29）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30） 《布哈 林和他的妻子安娜》。 （29） 《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 受申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5 页。 （33） （34） （35） 《关于所谓“右派— 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6 页。 （36）《布哈林 的最后岁月》，第 124页。（37）（38）《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36） 《给友人的二十封信》，第35 页，第 156页。 “祖巴洛沃”是斯大林 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别墅。“谢尔戈”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40）奥·拉 齐斯： 《转折》。（41） 《大恐怖》，第186页。 （42）奥西波夫—施密特： 《谢尔戈最后的指示》，载《真理报》，1937年 2 月 21 日。引自 （苏）政 治文献出版社： 《回忆奥尔忠尼启则》，莫斯科1986年第2 版，第294 页。 （43） 《人与象征》。（44）3 ·Г·奥尔忠尼启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 月里》，载 《真理报》，1939年 2 月 18 日。引自 《回忆奥尔忠尼启则》， 第291 页。 （45）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第161页。 （46） 《赫鲁晓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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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录》，第 125—126页。 （47）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 《一个刽子手 的官运》，载 《星火》杂志1988年第9期，第 162页。 （48） 《让历史来审 判》上卷，第 306—309 页。（49）《大恐怖》，第187页。（50）《大恐怖》， 第 188页。（5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第51 页。（52） 《苏共二十二大速记记录》第2 卷，第587 页。 （53）有这样一种说法，即 最先进入奥尔忠尼启则住宅的人后来都被处决了。他们当时作出了正式记 录，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枪里有7颗子弹，可是枪筒里没有火药味 一 周 以 后，他们被处决了。另外，被迫签署了奥尔忠尼启则死于心脏病的鉴定的卫 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后来也被枪决了。见 B ·普列汉诺夫、Д·马恩：《1938 年的审判：三种命运》、载 《死后平反者》，第2 卷，第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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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生离死别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 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 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 你要牢牢地记住一点，要长久地欺骗党和人民是不可能的！过上一年， 或两三年，五年，十年吧，真理终究要为人知的！ ——波斯蒂舍夫 在历史上有时会发生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会胜利的。 ——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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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月中央全会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虚假性引起了普遍怀疑。被告大都是党内正直 忠诚和成绩卓著的实干家。他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即使受到极大的屈辱 和侮辱，也没有想到对抗党的意志，而是按照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党的敌 人，以求赢得党的信任。可是，他们要对党忠诚，就要违心地侮蔑自己为党 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而且让党把自己作为敌人消灭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可能正是带着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利夫希茨在临刑前大声喊出了心中 的话： “为什么？！”他充满血泪的临终之言代表了被告共同的心声，在党 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议论。中央委员、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听到这一 情况后私下说，他无法弄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诽谤和诬陷。1937年2 月23 日联共 （布）中央全会召开时，人们一般思想状况就是这样。 受到这种情绪的驱使，一些高级党政干部打算利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 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做一次停止恐怖政策的努力。当然，他们准备这样做的 时候，不会不想到可能的后果。但是情不自禁，势在必发。他们从未参加过 任何反对派，出身和经历即使按当时的看法也无可指责。他们预感到会受到 冷遇、歧视甚至打击，但何曾想到日后竟因忠贞之言被赶出政治舞台直至肉 体消灭。 另一方是领导和控制中央全会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他们准备通过中央全 会把清洗推向深入。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会上提出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见。 但他们对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全会当作讨论和 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宣读他们的决定和下达相应指示的 场所。中央委员算得了什么？可以让他们坐在会议厅里听报告、议论和发言， 也可以不让他们这样做，甚至可以将他们逮捕。以前，甚至 1934 年和 1935 年还不敢如此轻慢中央委员会，现在则可以了。如果不召集他，他不过是一 些没有任何决定权的软弱无力的单个的人。 正式的报告人是叶若夫、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从形式上看， 他们报告不同的题目，叶若夫报告国家安全问题，日丹诺夫报告党的问题， 莫洛托夫报告经济问题，斯大林报告政治问题。实际上，所有报告的中心都 围绕着他们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清洗的问题。这4 个报告中，只有斯大 林的报告见诸报刊。 在会上，首先发表不同意见并向内务部发难的是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二书 记、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他和一些中央委员相约提 出反对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见，尽量阻止恐怖政策的实施。当然， 他之所以首先登台发言不仅是由于他的温和派立场，而且是由于他在会前受 到了攻击。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波斯蒂舍夫是一位正直、忠诚和有魄力的共产党领导人。1926年，他担 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州委书记。在强制集体化期间，有人向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告状，说他放慢了集体化速度并且对富农仁慈。奥尔忠尼启则奉 命下去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别的州集体化的事情也像这里一样，那 就不会出现过火冒进现象，也就不必写关于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了。30 年代 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卡尔洛 ·希塔伊奈尔在其所著《劫 后余生——古拉格归来》一书中回忆说，波斯蒂舍夫担任乌克兰党的书记也 是斯大林的意见，正是合作化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波斯蒂舍夫是位十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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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能干而又理智的党的领导人。他懂得正是合作化后乌克兰才陷入了困境， 如果能制止农村中的无法无天行为，就能扭转农村形势乃至全国形势。 “我 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在党内 （还有共产国际内）到处听人提到波斯蒂舍夫的 种种优点。他所采取的措施和缓了乌克兰的局势，连农民都开始信任他。他 的所作所为，还有他的工作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 望，使他很快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人。”① 波斯蒂舍夫不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对 待干部问题上反对无情打击的政策。1932年 1月，他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 亚区党代会上说，在斯大林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发表后，“开始不 加分析地开除党员，开始这样地办事：不是去帮助犯错误的人，同志式地纠 正他，而是这样地整他，使他不能再工作或至少使他垂头丧气。”波斯蒂舍 夫认为，必须分清是一时的错误还是一贯的思想。在与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 斗争时，必须善于同志式地批评忠诚的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不要把他们说 成派别分子。② 1937年 1月初，因有人向中央递送黑材料，告发波斯蒂舍夫与“人民的 敌人”的暧昧关系，中央再次派人下去调查。可这次来的人是以“左”、“强 硬”和 “紧跟”领袖著称的卡冈诺维奇。听到这个消息后，乌克兰军区司令 亚基尔急忙来到波斯蒂舍夫的家，对他说： “帕维尔，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卡冈诺维奇正在找人，教他们要说些 什么和怎么说，如何反对你 ” 波斯蒂舍夫仍像平常一样胸怀坦荡，镇定自若。他打断了亚基尔： “你 算了吧。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问心无愧，绝不插手任何事情。他想怎 么调查就怎么调查好了。”③ 就是在这时候，波斯蒂舍夫受到了间接的和不指名的攻击。1 月 16 日， 基辅州党委会撤销了他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2 月 1 日，他的得力干部卡尔 波夫被宣布为党的敌人和丑恶的托洛茨基分子。接着，波斯蒂舍夫任第一书 记的基辅党组织有 60 名骨干被随意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分子并被开 除出党。他们受到冤枉，背上黑锅，而且不为各地党员和群众所理解，因为 中央或者说代表中央行使权力的人有意打击他们并向人们封锁真实情况。波 斯蒂舍夫眼睁睁看着他们受到打击而无能为力，他的地位在削弱。同时他懂 得，上面这样做是出于政治需要，矛头是指向他的。 随着中央全会的临近，波斯蒂舍夫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1937年2 月8 日，《真理报》严厉抨击基辅、亚述夫—黑海州和库尔斯克州发现的“错误”。 2 月 9 日， 《真理报》又诬蔑说，基辅州和罗斯托夫州阿谀奉承之风甚嚣尘 上。亚述夫—黑海州的书记马利诺夫和组织部长不久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 和阴谋分子。波斯蒂舍夫没有屈服于压力，他准备到中央全会上提出叶若夫 的问题。 斯大林预先得知波斯蒂舍夫等人的意图。于是，全会开幕后，他首先讲 话，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发言和理由进行了批驳，为大会定下了调子。同 时他还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把那些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放在了非常不利的 地位。 在这种不利的气氛中，波斯蒂舍夫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坛，读起了自己的 发言稿。他的声音干巴、嘶哑、无力，似乎不是在论争，而是在申诉，不过， 他还是很策略地表达了对恐怖政策的怀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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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寻思，斗争的严峻岁月已经过去，丧失骨气的共产党员已经颓废潦 倒或者参加了敌人的阵营，健康的分子始终为党而斗争。这些就是工业化和 集体化的年代的情况。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严峻的时代过去以后，卡尔波 夫以及像他这样的人竟有可能置身于敌人的阵营。而现在根据证词看来，似 乎卡尔波夫在 1934年被托洛茨基分子拉过去了。我个人是不相信 1934年时， 一个为了党和社会主义而在对敌人无情斗争的漫长道路上走过来的忠实党 员，现在会是敌对阵营中的人。我实在是不相信 我不能设想，一个在艰难 岁月里跟党一起走过来的人，后来怎么可能在 1934年竟加入了托洛茨基分子 的行列。这是一件十分离奇的事。”④ 接着，波斯蒂舍夫便要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问题，但斯大林却不 动声色地及时地打断了他的话，并以这种做法让出席会议的人懂得他已知道 波斯蒂舍夫要谈什么。这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谈到的斯大林与 波斯蒂舍夫的那次争论。赫鲁晓夫说： “斯大林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了他 对波斯蒂舍夫的不满，并且问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明确地 回答： ‘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种声明 起初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认为是造成危害的行为，其结果是 波斯蒂舍夫被干掉，并且毫无理由地被谴责为 ‘人民的敌人’。”⑤ 由于斯大林的插话及其咄咄逼人的威势，波斯蒂舍夫有些说不出话来。 他离开了发言稿，开始解释他以及持有相同意见的人的疑问。他说，他听了 斯大林的分析后，现在收回自己的疑问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 大多数人在发言中这样做了，但是，据说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以及 军队的几个首长并没有收回自己的疑问。他们强调说，他们的疑问并不是背 叛和懦弱，而是对苏维埃国家的关心。丘巴尔的话尤其肯切。卫生人民委员 卡明斯基尽管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坦率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平 静而有力地谴责了叶若夫及其清查手段。他们的意见虽然在大多数中央委员 中产生了共鸣，但他们手中没有会议的领导权，无法使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 问题，更不用说对此进行表决和形成决议。所以，他们的抗争变成了申诉和 暴露。而对方则不然。他们人数虽少，但手中握有领导权。他们思想上是坚 定的，组织上是团结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身居高位，权势压人。不仅有斯 大林，还有日丹诺夫、叶若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 扬，甚至包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邪恶势 力有恃无恐。由于他们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党的最高民 主机构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 斯大林坐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吸着烟斗。那缭绕的烟 雾赋予他一种神秘的权威。他不时插上几句话，充分表明他在党内至高无上、 居高临下的地位和独自享有的裁决权。会议结束时，他像家长一样，用平缓 和宽厚的口气讲了话，感谢大家的建设性批评，并指出团结一致和坚定地反 对托洛茨基阴谋分子的必要性。整个会议，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掀起了一些 波澜，波斯蒂舍夫、卡明斯基等卷起几抹浪花外，还算开得顺利和谐。但这 种顺利和谐的真正含义很快就表露出来：在这次全会上对恐怖政策提出疑义 的人后来全被消灭掉了。 中央全会提出了开除和逮捕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并且将拉狄克和索 科利尼科夫押上会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去忏 悔。他们多次站起，进行驳斥，进行辩护。布哈林还慷慨激昂地点名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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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叶若夫建立警察专制政权的阴谋，含泪恳求中央委员会觉悟过来通 过正确的决定。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后，于 2 月27 日被捕。关于他们被捕 的详细经过，请看下文。 2 月26 日，日丹诺夫作了论组织问题的报告，不失时机地重复了全会前 报刊上已经登载的对乌克兰党组织的诬蔑不实之词，猛烈地抨击了乌克兰某 些党的领导人 “破坏”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实际上点出了波斯蒂舍夫。 全会就叶若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内务部在清查托洛 茨基阴谋集团工作方面落后了4 年的提法，从而使这一提法终于具有了中央 决议的冠冕堂皇的形式。在会上，斯大林对雅哥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雅哥 达向鼓掌的听众恶狠狠地说：要是在6个月前，他可以将他们全部逮捕。 接着是莫洛托夫的报告。他的报告原定由奥尔忠尼启则去作，对此他在 报告的开始部分作了声明。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前，斯大林针对奥反对恐怖的 态度，将内务部整理的揭发他的材料给他看，暗示 “无风不起浪”，同时利 用逮捕和审讯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来刺激他。而且，有意地吩咐他作 《关于 重工业方面的破坏活动》的报告。这无疑是让奥尔忠尼启则亲自将手下的干 部送去牺牲。这是耿直的奥尔忠尼启则无法忍受的。当形势迫使他做出要么 服从斯大林，要么被消灭的抉择时，他作出了当时条件下迫不得已的勇敢的 选择。半年以前曾面临类似选择的莫洛托夫这时已心安理得地作起大报告 来。他恶毒地嘲笑了那些对恐怖政策发出警告的人，别有用心地强调说，当 前突出的危险是阴谋破坏分子装扮成了共产党人。他的报告就像是一个进行 社会屠杀的号召书： “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人以前的动摇，已经转化为破 坏、捣乱行动，转化为服务于法西斯主义者并与之勾结的间谍活动。我们必 须以打击还击打击，粉碎我们前进道路上任何地方出现的属于法西斯阵营的 间谍和破坏分子队伍 我们应该抓紧这项工作，不能迟疑，不能动摇。”⑥ 1937年3 月3 日，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 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报告，3 月5 日，斯大林又给全会作了简短的闭幕词。 这两次讲话经过整理后分别登在 1937年3 月29 日和4 月1 日的 《真理报》 上。斯大林在报告中错误地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的理论，并因此错误地把对敌斗争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他说： “我们的进 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 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 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⑦ 这一理论的错误，从报告本身就可看出。首先，让我们看看斯大林对敌 情的估计。我们姑且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把托洛茨基反对派当作敌人。我们看 到，斯大林对作为主要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的估计还是恰当的。斯大 林十分肯定地指出，“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 然后，他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他的论断。他说，1927年全党论战时，进行了投 票。联共 （布）当时共854000 人，参加表决的有75万人。其中表决赞成布 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 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 人，即占 0.5％左右，弃权的有2600 人。没有 参加表决的党员有 123000 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 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 票里加上所有弃 权的票数 （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 的票数 （假定不是照例按0.5％计算，而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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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 12000党员。 “你 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这 12000 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末你们就明 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⑧ 可是，在同一篇报告的一开始，斯大林却抛出了与这一基本估计根本矛 盾的 “基本事实”，把它们强加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作为全面开展 “消灭 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政治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事实” 是：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 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 活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 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 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出漠不关心， 泰然自若和幼稚无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 位。”⑨ 不难看出， “基本事实”根本不符合用基本数字表达的敌情估计和力量 对比的分析。同时，斯大林无限地夸大了 “微不足道”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作 用。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是消极旁观，无所作为，而少 数托洛茨基分子却具有无比的神通，可以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他说，尽 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屈指可数，但决不能低估他们的严重破坏作用。他说， 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建筑德涅伯水电站工程，需要有 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 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 个军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团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 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 几个人就够了。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充分估计到了几个或几十个破坏分子的严重 危害性的问题，而是斯大林把个别敌人的破坏当作了进行全国规模的对敌斗 争的前提。 为了灌输他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斯大林反复地批判了麻 325痹轻敌思想。因为，按照过去历次公开和秘密审判揭出的 “事实”， “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 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 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 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现在的暗害 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 “一定要在工作 中时而也表现出成绩来”，⑩借以蒙骗党和人民。 根据对敌情的估计，斯大林明确指示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经济建设转到政 治斗争上来： “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11） 而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实施，斯大林为全党规定了具体的组织措施，即用“那 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作为党的各级领导的 “指挥干部”，“从支 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记，要在相当期间内为自己挑选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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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 （12）后来在实际执行中， 就是用内务部的人马操纵或代替各级党组织对清洗的领导。 接着，斯大林明确指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任务。他似乎无意地把清除 所谓的布哈林集团提上了日程。他是这样表达的： “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 分子，不管他们用那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 己”，都必须无情地予以 “粉碎和铲除”，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是我们祖国的叛徒”。 （13）另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保证全面清查托洛 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要对党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清 除一切妨碍或反对清洗的阻力，尤其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干部。说到此处，斯 大林举出了基辅党组织一个 “小人物”尼科拉延科受到打击的例子，把矛头 指向了反对恐怖政策的波斯蒂舍夫，并以此为例把党内自上而下抵制恐怖政 策的正义力量作为斗争目标。 尼科拉延科确实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她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她毫无根 据地诬陷基辅的党组织为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所把持。她企图借此搬弄是非， 掀起风浪，显身扬名。这正是清查运动所需要的人。于是，她被描绘成反潮 流的英雄。斯大林在会上武断地宣布，现在已经 “查清了尼科拉延科是正确 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且 “只有那些实 质上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14）这实际上等于给波斯蒂舍 夫等人定性。 参加2—3 月中央全会的委员们，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 卡明斯基以及心有同感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内务部警察的 “保护”下，机 械地举过了同意各个报告和决议的手，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各地。他们心绪甫 定，波斯蒂舍夫就成了全会后的第一个牺牲品。3 月16 日，即全会结束后的 第 11天，他就被解除了乌克兰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职务，被 贬到古比雪夫州任党委第一书记，但还保留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头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他调动后仍被迫通过了谴责他的决议。恢复了党 籍并且变成了揭露敌人的 “英雄”的尼科拉延科，登上了1937年5 月召开的 乌克兰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对波斯蒂舍夫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波斯蒂舍夫的妻子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波斯托洛夫斯卡娅也遭到诽 谤并被开除党籍。内务部门甚至要逮捕她。但是，波斯蒂舍夫不像卡冈诺维 奇，对亲人的被捕 （卡有两个兄弟被捕——作者注）听之任之。他对这种以 迫害亲人使人就范的手段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不行的，只要我还是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你们就不能逮捕她。无论如何，我要比你 们了解她，还有她的哥哥伊万·波斯托洛夫斯基，他们一家。你们就先逮捕 我，然后再逮捕她。” （15） 但是，波斯蒂舍夫的抗争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 1月他被免去政治局候 补委员的职务，2 月被捕。广大的党员和群众对此感到困惑和不满，但是无 能为力。 “在乌克兰，凡是认识波斯蒂舍夫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每一个集 体农庄、工人居民点和小城镇都有——都对他被解职感到奇怪和不安。了解 他坚持原则的力量，了解他为自己和别人确立的高标准的人，确实没有什么 人会相信他保护人民公敌，自我吹嘘或者想破坏农村和城市的关系。” （10） 甚至像贝利亚这样的阴谋家也不敢公开指责波斯蒂舍夫。他的名字就这样悄 悄地消失了。 在被捕之前，波斯蒂舍夫曾与斯大林谈话，他直率地询问后者：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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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逮捕受到革命和建设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还被叫去与卡冈诺维奇、 叶若夫和贝利亚谈话，就是否听他们调迁的问题进行表态。波斯蒂舍夫无法 抑制自己的愤怒，当面斥责卡冈诺维奇说：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布尔 什维克，而是一堆臭狗屎！” （17）此后不久，他被迫将自己标号为 “13” 的党证交给了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坦然自若地坐在家里等着捕手的到来。他 拒绝了妻子要他向斯大林投诉的多次请求，拒绝了自杀。他向当飞行员的儿 子交待了后事，对儿子说： “你要牢牢地记住一点：要长久地欺骗党和人民 是不可能的！过上一年，或两三年，五年，十年吧，真理终究要为人知的！ 党和人民会理解我而不会谴责我的！要是你能活到那时候，你就转告我的党 内同志们，我直到临死之时，直到自己最后的死亡时刻，仍是一个布尔什维 克、列宁主义者，并且始终懂得和相信我们的最后胜利！” （18）人们曾向 他提供了 “悔过”的机会，但他宁愿去死，也不愿背叛真理，低下自己的头 颅。铮铮铁骨，何其坚贞！他于 1938年2 月下旬被捕。后来，他和妻子、大 儿子瓦连京先后被枪决。两个小儿子列昂尼德和弗拉基米尔被监禁。 波斯蒂舍夫、丘巴尔、埃赫、鲁祖塔克等，是继基洛夫、古比雪夫、奥 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之后，在联共 （布）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他们 利用中央全会这一已经残破不堪的党内民主形式，进行了反对专制和残暴的 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自 1934 年 1 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到1937 年 2 —3 月全会，斯大林最后完成了对中央委员会的改造并完全摧毁了它。自此 以后，斯大林已无须担心党和政府内任何有力的反抗，任何人利用党和政府 的合法组织形式进行的反抗，也不必把自己的行动拘泥于通过党和政府的合 法组织程序。 2—3 月中央全会以后，叶若夫奉命对内务部机构进行了清洗。其原因不 仅在于叶若夫不信任前任的班底，而且还因为他们似乎仍有些拘泥于按法律 程序办事，这是不适合准备放手大干的叶若夫的需要的，尽管他们为恐怖政 策的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3 月，叶若夫先后命令内务部各局、处头目到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随即派人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将他们分别逮捕，秘密押回莫斯科监狱。接 着，叶若夫撤换了内务部派往中央各重要机关的警卫人员。3 月18 日，叶若 夫在内务部干部会议上宣布雅哥达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盗用公款的罪犯和在 内务部安插特务的阴谋家，命令立即对雅哥达留下的干部进行清洗。于是， 雅哥达的人纷纷束手就擒，也有开枪或跳楼自尽的。曾经审问过加米涅夫的 凶狠残暴的侦查员切尔托夫闻捕手已到，从 12楼自家的窗户一头栽下。局长 一级中，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萨宁被宣布为右派阴谋分子，保克尔、加 伊、保克尔的副手沃洛维奇和扎波罗热茨被定为特务。加盟共和国和州内务 部门负责人往往以开会的名义，被召到莫斯科，在内务部的地下室枪决。许 多内务部驻外人员奉召回国复命，顺从地殒命。拒绝回国者由叶若夫派出的 “流动小组”相机处决。在巴黎、日内瓦和维也纳等地，警察夜间发现过被 打死的苏联人。潜伏法国的侦查员伊格纳茨·赖斯 （化名路德维格）在惧怕 中投靠了托洛茨基。他被暗杀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的死在国外引起一 场骚动。 内务部被秘密处决的人的孩子，因冻饿而浪迹街头，也无人敢于略施恻 隐。这些无辜的孩子有的因不理解如此残酷的现实而自杀。莫斯科郊外就发 现这样一群暴尸荒野的孩子，都只有十来岁。他们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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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的父母是被人民的敌人杀害的。 4 月 3 日，雅哥达被捕。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和邮电部副人民委 员普罗科皮耶夫不久也被捕。雅哥达的别墅被莫洛托夫占据。 内务部进行清洗的同时，为了业务上的继承性，保留了一些干部，其中 有来自列宁格勒的扎科夫斯基、边防军军官米·弗里诺夫斯基、劳改营管理 局局长马·贝尔曼、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斯卢茨基保留原职，另外3 人被 提拔为副内务人民委员。与他们的前任比起来，他们还算是有经验的内务部 干部，而其他大部分干部则是没有经验的新手。起初，他们看到雅哥达手下 的人纷纷被捕，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忽然云开雾散，他们不但没有跌 下深渊，而且加官晋级，这使他们对叶若夫感激涕零而加倍效力。后来，叶 若夫甚至发出指示要在内务部里广泛宣传这3位副人民委员，让每一个新来 的人都了解他们的功勋。1937年 7 月， 《真理报》登出了授予扎科夫斯基列 宁勋章的消息，以表彰他创造性地完成国家的重要工作。同年秋天，中央指 示大量出版扎科夫斯基写的 《谈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与间谍》一书，并建 议各级党组织学习这本书。但到 1938年，当他们完成了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 判的任务后，就分别调任，不久以后就被消灭了。被消灭的原因是他们知道 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他们知道斯大林第二位夫人阿利卢耶娃之死，基洛夫 被刺，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之死等许多机密。 检察院系统也进行了清洗，显然是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清洗高潮的需 要。反对直接镇压、坚持法制形式或对内务部胡作非为不满的人都被清除。 到 1937 年夏，全国州级的检察人员有 90％的人被清除。一些坚持法制的法 学家受到攻击。1937年4 月，著名法学家、司法部副人民委员帕舒卡尼斯被 宣布为是一个与布哈林勾结的两面派。另一名副人民委员杰戈季于 7 月被 捕。检察系统的清洗可以称作 “维辛斯基清洗”。这样，除军队外，国家政 权的主要工具已经丧失了它本来具有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性质，变成了对革 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行恐怖镇压的工具。而军队广大干部遭受残酷清洗的日 子也为期不远了。 从 1937年的2—3 月全会到1938年底，苏联的清洗从上至下，从下至上， 全面展开。党政机关、军队、厂矿、学校、农村、各企事业单位和文化科学 团体等，无一例外地受到残酷的打击。苏联党和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后来， 人们把苏联历史上这一黑暗时期称为 “大清洗”、“大恐怖”、“叶若夫之 乱”。各地党组织、行政机构、知识分子队伍受到了惨痛的摧残，许多党的 优秀领导干部被消灭了。1937年6 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亚基尔、乌博列 维奇等一大批军队领导以 “军队阴谋”的罪名被处决，接着进行了从上至下 直至军队基层的对干部的清洗，使军队在二战即将开始之前受到了极大的摧 残。关于全国和军队清洗的情况，不是本书的主题，这里不予记叙。当然， 于 1938年3 月举行的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既是前两次公开审判的延伸和 发展，又是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事件尤其是与所 谓的 “元帅阴谋案”有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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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一结束，就宣布要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得 到了关于会议日程的通知，其中包括：（1）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问题； （2）各级党组织准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 布哈林也接到了关于全会议程的通知。他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慎重的思 考。或许是由于他这样的人有某种通病在作怪吧，尽管他对自己可能会受到 的待遇进行了长期思想准备，但他仍像当时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革命家一 样，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他觉得，这次全会充其量是把他和李可夫开除出 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当然，即使这样，对于他这样一个把一生都与党联 结在一起的革命家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失去了党的痛苦只有真正与党结 成一体的人才能体会到，就像皮达可夫在临终之前仍感到的那种 “失去了自 己的党”的巨大痛苦一样。布哈林在没有其他任何有效办法抵制即将强加于 他的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以一个普通的无权的党员仅有的办法表达了自己 的意志。2 月16 日，他宣布绝食以表示抗议，并把他已经绝食的决定通知了 斯大林，请求将他对诬蔑他的供词的详细解释在全会上宣读。但斯大林不予 理会。停了几天，他给斯大林打了个电话。斯大林问道： “你绝食反对的是 谁？难道是党吗？”布哈林答道： “如果你在准备把我开除出党，那我又能 做什么呢？”斯大林答道：“没有人要把你开除出党。”说着便挂上了电话。 （19） 在绝食期间，他的妻子安娜·米海依洛芙娜给他挤了点橙子汁喝，被他 一把打掉了杯子说： “你迫使我欺骗中央全会，我不会欺骗党。”（20） 中央全会原定于2 月19 日召开。2 月 18 日，奥尔忠启启则因未能阻止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及审判后形势的继续恶化，在极度的愤懑和绝望中， 以一个正直的革命家的姿态示威似地自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住所紧靠布哈 林的住所，而且布哈林非常喜欢并寄厚望于奥尔忠尼启则。可是，他不能去 向死者作最后的告别，为他送葬，寄托自己的哀思。处于幽禁之中的他，甚 至未能得知奥尔忠尼启则死于自杀的情况，只能相信公开报道的死于心脏病 的说法，并为这种可怕的病症突然夺去如此卓越的领导人的生命而感到痛 惜。他作了一首诗悼念死者，诗中说： “他像花岗岩一样坚硬” （20）由于 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全会推迟了一个星期。会前，中央委员会成员接到了 一份新的会议议程： （1）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问题； （2）布哈林进 行绝食的反党活动问题； （3）各级党组织准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 正在绝食的布哈林与妻子商量了绝食问题。 布哈林的妻子安·米·拉林娜是一位十分年轻、漂亮和贤慧的女子。1933 年，当布哈林已经 45 岁时，他遇到了他的朋友老革命家拉林的这个女儿安 娜。尽管安娜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年轻而又很有魅力的未婚夫、著名的党务活 动家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的儿子，可她的心却被个子不高、略微发胖和 已经谢顶的布哈林给征服了。他们结了婚，生了儿子。看着娇妻爱子，感情 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兴奋和幸福之中。他们夫妻非常相爱。他们之间真 正的爱情可以作为古今郎才女貌和老夫少妻类型的典范。布哈林超人的智慧 和才能以及他政治上的坎坷，使他的妻子拉林娜更加敬重他、爱护他和体谅 他。当 1937年2 月全会即将召开时，当斯大林以党的名义向布哈林施以严酷 的打击，也许是最后的打击时，拉林娜没有怯懦和抱怨，而是冷静地与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