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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该死！你这个凌辱我的身体的罪犯。你真该死，你这个施虐淫者， 你在我身上实践你卑鄙龌龊的花样。你真该死！你这个下流的罪犯，你使我 染上了不治之症，使我的身体变成了畸形。但愿耻辱和卑怯降临到你身上， 但愿惊惧、忧愁、眼泪和呻吟成为你的常事，就像你这个罪恶的教授把我当 成你发泄性欲和表现你罪恶的丑态的牺牲品后，它们一直成为我的常事一 样。我咀咒你。 勃。” （11） 《真理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由维辛斯基签署的最高检察院通告说， 普列特尼奥夫的案件已转交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处。接着，全国各大 报像接到统一的指示似的，报道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医疗组织的声讨和谴 责。许多声明上有他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后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成为1952 —1953年 “医生案件”的牺牲品。对普列特尼奥夫的迫害事件犹如利用尼古 拉延科对波斯蒂舍夫的政治迫害事件，不过这一次所使用的手段更加卑鄙。 1937年 7 月，普列特尼奥夫被判处两年监禁。报纸有组织的诬陷宣传彻 底败坏了他的名誉。他受到了人们的唾骂，为亲友同事所不齿。叶若夫达到 了他阴谋计划的第一步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给普列特尼奥夫加上什么 样的罪名，他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了。这时，叶若夫着手阴谋计划的第二 步。这一步比较简单，即把普列特尼奥夫变成 “右派一托洛茨基集团”中的 一个人物。他被带到了内务部的卢比扬卡监狱。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不久就把 他 “加工”成所需要的角色。于是，一向不问政治的老教授变成了布哈林、 李可夫和雅哥达手下的政治人物，在自己医学成就的高峰时期和自己的暮 年，变成了犯谋害罪的政治刑事犯。 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供认他曾受到雅哥达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巨大威 胁，在维辛斯基连珠炮似的追问下承认参与了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罪恶 活动。他们的对话就像是儿童游戏。 维辛斯基：您怎样说明您被雅哥达雇来策划杀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时的 情绪？您当时有反苏情绪吗？ 普列特尼奥夫：有。 维：您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了？普：是的。维：用什么方式？普：我不 止一次说过，我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维：而实际上呢？ 普：我不是拥护苏维埃的人。维：反苏维埃的吗？普：是的。维：您伪装起 来了？普：是的。维：耍两面派？普：是的。维：撒谎吗？普：是的。维： 欺骗吗？普：是的。 （12）维：在毒害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 事情上，您和莱温一块制订的计划是什么内容？普：把身体搞得疲倦不堪， 这样来降低抵抗力。维：一直到人的体力可能承受的极限？普：是的 维： 利用疾病为的是要干什么？普：为的是要采用错误的治疗方法。维：为了什 么目的？普：为了毒害高尔基。维：这就是你们的计划？普：是的。维：你 们实现了这个计划？普：是的 维：对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您也是同莱温一起制订 了毒害他的计划吗？ 普：也是，同莱温一起 （13） 这个纯洁善良的老医生，已被内务部的刑罚摧残到这种地步，机械而又 艰难地在提示式的问题下回答着 “是”。他已经被摧垮了，无力以自己老弱 的身躯抗拒那强大无比的有组织的机器。审判组织者的目的可以说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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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而，就是在这时，虚荣、狭隘、专横的政治流氓维辛斯基，仍不放过 贬斥和污辱教授的人格的机会。当普列特尼奥夫的辩护律师指出教授在医学 上的成就是辉煌的时候，维辛斯基立即重提给教授以巨大的心灵创伤的女病 人事件。 维：您说您有多少年医龄？ 普：40 年。 维：您认为您这40 年无可指责吗？ 普：是的，我这样认为。 维：40 年中，您在您的业务中没有犯任何罪过吗？ 普：有一桩事您是知道的。 维：我问您，因为您声明您40 年的工作完美无缺。 普：是的，不过我当时曾否认 维：您认为因您十分明显地对一个女病人的施暴行为而对您作出的判 决，是您工作的污点吗？ 普：判决嘛，是的 维：判决玷污了您的工作没有？ 普：玷污了 维：这就是说您40 年来是有污点的吗？ 普：是的。 维：您还认为自己任何罪行也没有吗？ 普：我不能说任何罪行也没有。 维：也就是说，您承认有罪？ 普：是的。 维：这是您的污点吗？ 普：是的。 （14） 强权之下，诚实的知识分子低下了屈辱的头颅。但他们心中翻滚着悲愤 的波涛。后来，1940年 12月10 日，正在监狱服刑的普列特尼奥夫向当时的 内务人民委员、披着人皮的豺狼贝利亚投递了一个申诉书： “对我的起诉 词完全是捏造， ‘供认’是用暴力和欺骗从我这里攫取的我有时受到连续 15—18个小时的不间断审问，不让我睡觉，掐我的喉咙，用毒打相威胁，使 我精神失常，不能清醒地知道我之所为。我过去确认，现在仍然肯定，我丝 毫没有参加过任何恐怖组织的罪行 我为什么要等死呢？我要向全世界大 喊，我无罪。知道自己无罪而等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 普列特尼奥夫在 1940年5 月26 日向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投递的申诉 书中说， “当我不屈从时，侦查员一字不差地说：‘如果高层领导认为您有 罪，那么尽管您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您也是有罪的。’” （15） 在 1941年 1月15 日投递给伏罗希洛夫的申诉书中，普列特尼奥夫写道： “我在布哈林一案中被判处25 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终身监禁在监狱的坟 墓中 我遭受过可怕的谩骂，受过处以死刑的威吓，被扯过衣领子，掐过喉 咙，受到不让睡觉的体罚，有 5 个星期每天只睡2—3 小时，我受到过要扯断 我的喉咙从而扯出供词的威逼，受到过用橡皮棍殴打的威吓 所有这些使 我半身麻痹 我为欺骗所包围，陷入从事破坏的侏儒和蛆虫之中，尤如一具 僵尸。请您指明，在我们苏联，同样能够像在其他文明国家那样，找到真理。 真理必将放射出光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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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普列特尼奥夫的申诉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位曾给包括斯 大林在内的许多领导人治过病的人，在苏联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医学家，就这 样杳无声息地被人抛弃了。他的名字不再公开提起，甚至他的著作也被没收， 遭到禁止。但他的纯洁无瑕的形象仍存留在铭感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的心里。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过去50 年后，没有留下直系亲属的老教授仍然被人们所缅 怀。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医学史著名学者 B ·д·彼得罗夫当年 聆听过老教授授课，并且曾在联盟宫十月大厅旁听过审判。他回忆说： “我 作为医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曾邀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我们讲过几 次课。这是一位在大学生中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和蔼可亲，谦恭有礼，学识 非常渊博。在他的课堂上，青年人团团围坐，把我们最大的教室挤得水泄不 通。我们知道，教授是医师进修学院开创者之一，他主持过该学院的内科门 诊部，从 1932年起，他就担任功能诊断研究所所长职务。他还应邀作为我们 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保健大夫和咨询专家。当然，对普列特尼奥夫的逮捕 和判刑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打击。大家痛苦地观看着这次审判。好几次，德 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好像清醒了过来，大声喊道： ‘我要做一个有益于 祖国的人！” （17） 他怀抱着这样的心愿，忍受了审讯和法庭强加给他的巨大的屈辱。他怀 抱着这样的心愿；在临近古稀之年，忍受着牢房之苦。在监牢中，他仍没有 忘记他借以服务于祖国和人民的专业。他请求给他往牢房里送来有关书籍和 专著，查阅本国和外国的资料。据说，他在牢房的昏暗的灯光下，用化学铅 笔写出了有 10 个印张的一部著作。他身陷囹圄仍呕心沥血于祖国的医学事 业，此心此意，苍天可鉴！ 然而那些迷念于个人权势根本不以祖国和人民事业为念的人，在政治上 毁灭了老教授以后，又毫无人性地消灭了他的肉体。在普列特尼奥夫的卷宗 里有这样几句令人痛伤的文字： “1941年9 月8 日，因反苏鼓动和在奥尔洛夫监狱散布诽谤性谣言事由 （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名单，包括其他一些犯人），德·德·普列 特尼奥夫被判处枪决。该判决于 9 月11 日付诸执行 ” 这种由内务部提供名单予以处决的方式，就是不要侦查，不要审判，不 要律师，直接按上级命令枪决。看来，他的申诉信及其所表达的正当要求是 让什么大人物厌烦了，于是，送他一颗子弹比 “纠正不可纠正的事情”更好 一些。 第三个受审的是医生卡扎科夫。他承认参与杀害明仁斯基，但他在交代 结束时却说他的 “药剂”不会对明仁斯基产生不好的作用。维辛斯基看到他 想翻案，决定勒紧这个医生脖子上的绳索。 维：那您为什么要注射这种药剂？是为了杀害明仁斯基吗？ （卡扎科夫 沉默）您注入药剂的目的是这样吗？您当时相信这些药剂能达到您犯罪的目 的吗？ 卡：您看，药剂有双重作用。 维：您敢说这三种药剂对明仁斯基是无害的吗？ 卡：是的，这三种药剂是无害的。 维：那末您能骗过雅哥达吗？ （卡扎科夫沉默） 维：鉴于无法得到对这一显而易见的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请求法庭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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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让技术鉴定回答我向卡扎科夫提出的问题。 半个小时以后，专家鉴定委员会就给了维辛斯基一个肯定的回答： “这种医疗方法的配合不能不使病人明仁斯基的心力疲竭，从而加速他 的死亡的到来。 鉴定人：功勋科学家д·A ·布尔明教授，功勋科学家 H ·A ·舍利舍夫斯基教授，B ·H ·维诺格拉 多夫教授，д·M ·罗西扬基教授，医学博士 B ·д·济帕洛夫 1938年3 月9 日，莫斯科。” （19） 然后，维辛斯基宣读了卡扎科夫在预审中的供词。卡扎科夫经不住如此 的压力，最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于是维辛斯基宣布：根据技术鉴定和卡扎 科夫本人的供词，问题已经解决。对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的相应问题也作出 了类似的技术鉴定。 很显然，专家的技术鉴定是预先拟就的，或者说他们是被召来随时准备 拟就任何需要的鉴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受命组成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本不能客观和公正地进行 工作。维辛斯基预先给他们规定了要调查的问题，比如所开药品，用法用量 等。为了使鉴定专家对其使命心中有数，懂得调查哪些问题和如何作出鉴定， 维辛斯基给他们列出了一些用意十分明确的问题。比如，第 7个问题是：“可 否认为，有相当业务水平的医生能够使用这种不正确的医疗方法但却是没有 恶意的？”在这里，检察长已经预先定下是 “不正确的方法”，而对于有经 验的医生来说，其行为就只能是蓄意的了。再如对高尔基等三位 “受害者” 的医治情况所提出的问题： “可否认定，对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医疗方法是旨在加速其死亡的明显有害的方法？”鉴定委员会对问题的回 答完全一样： “是的，可以绝对认定。”（20）值得一提的是，鉴定委员会 的成员布尔明是普列特尼奥夫的同学，而著名的大夫维诺格拉多夫则是他的 学生。在当局的胁迫下，维诺格拉多夫也被迫参加了鉴定委员会，写下或签 署了诬陷自己老师的鉴定。当然，像对于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当时他们 最大的朋友和老师只有一个人，维诺格拉多夫常在自己讲授课程结束时，把 自己在肠胃病学上的成就归功于他的天才。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斯大林。每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课堂上便自然地爆发出欢呼。两年以后，维诺格拉多夫 成为功勋科学家；1944年被选为医学科学院院士。后来，他成为斯大林的个 人医生。但是，1952年他也被塞进大冤案 “医生案件”中去了。 维辛斯基不仅使用了所谓医学鉴定，而且使用了证人，向法庭宣读了克 里姆林宫卫生局大夫 M ·别洛斯托斯基的声明。别洛斯托斯基因这一声明而 身价倍增，成为有名的 “人民英雄”，类似于1937年乌克兰的小丑尼古拉延 科和 50 年代初揭发 “医生案件”的季马舒克。他在揭发声明中说，1936 年 高尔基最后一次患病时，他到高尔基的别墅去给病人注射，发现了一些疑点， 其中他惊奇地注意到，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特别喜欢给病人开的药是德国产 品。这就是说，是法西斯的药品！ 最后，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受审。 韦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1900年出生于维亚特 卡 （基洛夫的旧称）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1920年入 党。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军队服务，后担任乌克兰 “五·一”边疆区区党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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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1927 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于 1932 年到国家计委工作， 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古比雪夫的秘书处副主任。后担任交通人民 委员部的负责工作。1937年 12月11 日被捕。 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供认，叶努基泽把他安排到古比雪夫的秘书 处，对医生们谋害古比雪夫的行动进行了协助。最后法庭听取了技术鉴定委 员会认定 “医药谋害案”的声明。 在最后两天的审判中，除了关于医药谋害案外，布拉诺夫于3 月8 日晚 受审时供认了阴谋中心的其他重大问题。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 1895年出生于摩尔达维亚。俄罗斯人， 中等测绘学校毕业。1918年入党。曾担任奔萨省伊萨尔县县党委书记。从1921 年开始一直在契卡工作，是内务部的老干部。1929年 1月驱逐托洛茨基出境 的事宜就由他负责。1937年 3 月 29 日，他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案 犯予以逮捕。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交待出一个夺取克里姆林宫的政变计划。政变领导人 是叶努基泽和雅哥达，他们得到图哈切夫斯基和卡拉汉的支持。他还供认， 雅哥达在审讯中包庇乌格拉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指示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时不要搜查。他说，前内务部领导人都是阴谋集团成员。雅哥达命令扎 波罗热茨 “促成”基洛夫之死，于是扎波罗热茨在尼古拉耶夫第一次潜入斯 莫尔尼宫失败后释放了他，在基洛夫被害后消灭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 夫。他还说，负责斯大林安全的保克尔和沃洛维奇也是阴谋集团成员。奇怪 的是，他们手持武器，服侍于斯大林左右，为什么不能轻易地制造杀害斯大 林的事件，而让他们的同伙空耗精力？ 在审讯雅哥达时，维辛斯基又试图把布哈林说成谋害高尔基的同案犯， 证据是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一次谈话，托姆斯基侧乎谈到了托洛茨基对高尔 基的敌意和怀有敌意的行动计划。布哈林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自我辩护。他说， 无论如何，这样一次谈话也构不成参与谋害高尔基的证据。他的有力的辩护 使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他的维辛斯基又一次灰溜溜地罢手。 对 “医药谋害案”的审讯就此了结。从对审讯过程的简要叙述中已经可 以看出案件的真伪。首先，除雅哥达之外，本案所有被告都没有参加右派一 托洛茨基集团的间谍活动和经济破坏活动。他们作案的内容比较单纯，即用 医药手段害人。像对这样的有时间、地点、参加人，有作案手段和工具的具 体案件，法庭本应拿出犯罪的证据。但我们看到，法庭对被告罪行的认定全 凭被告的口供。法庭对卡扎科夫的犯罪行动的技术鉴定的出笼过程说明，这 样的鉴定显然是钦命的，是非科学的，是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的。卡扎科夫 明显地是在法庭的压力下认罪的。维辛斯基对卡扎科夫的供认所做的结论只 是一种简单的推论，根本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依照在 刑讯室里准备好的供词在法庭上作了供认。他们的供认就是在当时也是经不 起分析的。他们曾给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高级领导人治过病。这些病人不过 是他们治过病的高级领导人中的几个，因此给他们治过病的事实根本构不成 犯罪的证据。他们犯罪的证据应从他们的医疗方案、所用药物和医疗过程中 去获得。几位所谓谋害事件的受害者都死于30 年代，高尔基死于 1936年， 就在办案的前几个月。在当事人都活着，犯罪环境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犯罪 的证据是不难获取的。即使一些证据已经被破坏，但至少可以作出许多实地 调查。尤其是卡扎科夫的药水，完全可以取得样品进行化验，取得注射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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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水的病人血液进行化验，作出有关药水是否有毒的鉴定。可是，法庭并 没有出示任何类似证据，或者法庭根本就没有去作这方面的任何调查。之所 以这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根本不是被谋害的，用 不着去调查和取得证据；二是他们是被谋害的，但谋害者不是法庭上的被告 而是别的不能去调查的人，因此审判组织者要回避。雅哥达藏头露尾或寓意 明显的供词和法庭不敢往下追问的情况，更使人疑窦丛生而自然作出许多推 测和联想。他的口供起码给人三种推测： （1）医药谋害事件根本不存在，雅 哥达不过是奉命交待而已。 （2）医药谋害事件是存在的，但不是法庭上被告 的医生和秘书们之所为，另外，也不是按照叶努基泽的指示去实行的。后一 种说法显然缺乏起码的说服力。因为当时叶努基泽无论地位或实权都赶不上 雅哥达，根本不具备向雅哥达发命令或指示的条件。当时能够指示雅哥达谋 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假定高尔基和古比雪夫果真是被雅 哥达等人谋害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雅哥达在交待中把真正发指示的人换成 了叶努基泽。（3）雅哥达确实了解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死亡的内幕，但是他 不能如实交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所谓莱温、普列特尼奥夫等的医药 谋害案是不能成立的。 从政治上讲，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为所谓右派阴谋集团所谋害的说法更是 令人难以置信。高尔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好感，对反派的同情，是 党内外许多人所知道的。古比雪夫反对恐怖政策的立场也是比较明显的。基 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中三个反对恐怖政 策的主要人物。所谓右倾反对派的头子布哈林是最不愿意他们去世、最希望 他们健在的人。基洛夫死后，古比雪夫成为恐怖政策推行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障碍需要消除时，他去世了。高尔基去世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公开 审判前几个月。可以预见，凭着高尔基的正义感和倔强的性格，如果他活着 的话，肯定会反对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原则的公开审判的。可是， 他也正好在公开审判前去世了。后来，布哈林和李可夫寄于厚望的奥尔忠尼 启则也在人们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离开了人间。为什么他们的死像按照计划 发生的呢？难道这不令人怀疑吗？另外，恐怖政策的直接打击目标之一是前 反对派。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正确地推论：反对派假如真的进行谋害 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他们也决不会去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这样的人。 50 年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对 “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进行了 重新审查。该案除雅哥达以外的其余被告已全部平反昭雪。在对普列特尼奥 夫等恢复名誉以前，进行了有关的技术鉴定。苏联医学界最有权威的专家做 出了一致肯定的结论：根据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病历的仔细研究，可以十分 有把握地说，对他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在这起刑事案件 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或多或少可资证明被告有罪的医学根据！认定有罪的判 决所依据的只是被告的供词——假口供。苏联医学鉴定委员会主任、苏联国 防部法医实验室主任、苏军少将 B ·托米林教授肯定地说：“医生们对高尔 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的治疗是正确的。我们 在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和 卡扎科夫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任何 ‘不正确的施药’ 指 控 是 绝 对 荒 谬 的。” （21）另外，经过鉴定，卡扎科夫的神秘的药水是一种生物发酵以后 的溶解物制品，有健身作用，无任何危害。它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人们寻求某种万能秘方的愿望的反映。 至此，对 “医药谋害案”已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右派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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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中心”及其首领包括叶努基泽等，指使雅哥达等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 等人的事件是不存在的，普列特尼奥夫医生等完全是无辜的。 但是，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之死仍给人留下许多疑点。 虽然苏联政府给医生们平了反，但没有给雅哥达平反。莱温等人参加的 医药谋害案不存在，但苏联政府的结论并没有说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之死是正 常死亡。雅哥达对谋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供认不讳，但否认对明仁斯基和佩 什科夫的谋害，而且在供认时作出了多次非常可疑的暗示。联系到他在交待 谋杀基洛夫事件时露出的一句话 “这件事不大是这样”，完全有理由认为： 他隐瞒了某种与高尔基、古比雪夫之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从当时的政 治斗争形势看，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被谋害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应对 此进行继续的调查和研究。高尔基的老熟人美国记者唐·莱文，1963年在莫 斯科拜访了86 岁高龄的高尔基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她谈到她儿子 的死时显得很平静，说他是自然死亡，但一谈到高尔基是否自然死亡时，她 就激动得喊起来： “不完全是这样，但您不要让我叙述这件事！如果我一张 嘴谈这件事，我就会三夜合不上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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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陈述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 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的反革命队伍 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布哈林 3 月11 日，法庭听取两起辩论和被告的最后陈述。整个上午一直到休庭 的时间都被检察长维辛斯基占用了。他代表苏联检察院作了总结发言，其中 几乎用了2/3 的篇幅专门指控布哈林。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盛 气凌人，充斥了谩骂与指责，而仅仅缺少一件东西：事实。 “我国的最高法庭已不是第一次审理这样的案件了，它们的极其严重的 罪行是破坏我们祖国的利益，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全世界劳动人民的 祖国。然而，我要是推出下述说法恐怕是不会错的，即我们的法庭是第一次 审理像这次这样的案件，审理有如此罪行和如此残暴行为的案件，这些残暴 行为已在本庭昭示于你们面前，昭示于全世界人民面前。审理这样的罪犯的 案件，这些罪犯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的被告席上。 “随着每日每时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审理的发展，揭示出被告越来越多、 越来越可怕的卑鄙的、前所未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系列，揭示出一连串的 极其恶劣的残暴行为，在这样的残暴行为面前，即使最顽固、最丑恶、最无 所顾忌和卑鄙的罪犯的残暴行为，也将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 “这次审判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次审判极其细致和准确地揭示、证 明和确定：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不过是一伙没有原则、没有廉耻的杀人犯、 间谍、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而不是别的什么货色 “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即‘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他们的上 层人物现在就坐在被告席上，他们这些人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流派，而是 刑事罪犯的并且不单纯是刑事罪犯的集团，他们是卖身投靠敌国情报机构的 罪犯，这样的罪犯甚至连刑事罪犯也是予以鄙视的，就像看待最堕落的、最 低级的、最可鄙的、最最道德沦丧的人那样。”(23) 维辛斯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非常愤怒地谴责了泽连斯基往 粮食特别是奶油中投放玻璃和钉子的罪恶，把它称为最可耻的行为。接着， 他非常轻易然而却厚颜无耻地把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推到了这些所谓罪犯身 上。按照他的说法，像苏联这样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物 资匮乏的现象的。正是由于这些罪犯的破坏，人民才缺吃少穿。 戴着无产阶级法律学家桂冠的维辛斯基，居然像市井无赖那样满口恶言 秽语，把布哈林称作 “狐狸和猪的可恶的杂种”。他除了谩骂以外，根本拿 不出证据，也拿不出多少像点样子的理论分析，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谋 杀基洛夫的罪行。他在需要确凿证据和严密分析的法庭上，居然用一种简单 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布哈林、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说，既然阴谋 集团承认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行，那他们当然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 或许，需要证据但却拿不出证据时，就只有靠词藻的堆砌、廉价的诡辩 和粗鲁的谩骂来代替，来填充。对于莱温这样的任务或罪行非常具体的罪犯， 维辛斯基的评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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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死于莱温之手的时候，医学博士 莱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 《阿·马·高尔基的最后时日》。他在此 文中写到了伟人的死，伤心、哀叹 他伪善地、假仁假义地、口是心非地 写道：‘伟大人物的生与死都如同伟大人物那样。’ ‘如同伟人那样生与死！’ 莱温没有补上： ‘是死于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个卑鄙的杀人犯之手！’” (24) 不仅如此，维辛斯基甚至能够在莱温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证。文 章中有这样的话：“在我对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10年的医务观察中，这 是他第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气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并发。” 维辛斯基由此引伸道： “这就是说，莱温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在阿·马·高 尔基与疾病的斗争中，可以朝哪个方面寻求并发症。杀人犯就这样道出了杀 人的秘密。”(25)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能被指控为杀 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的诡辩。 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谈到了法律问题： “犯罪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意 见，说共同犯罪需要具备每个罪犯和共谋者对每一项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 参加。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从来未被采纳 和实行过。它是狭隘的和不切实际的。生活要比这种观点更广阔。”(26)他 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他恶狠狠叫 道： “把他们像恶狗一样枪毙掉！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些可恶的 畜生轧个粉碎！ “时间在流逝，可憎的叛徒们的坟墓将会杂草丛生 而我们，我们的人 民，将会在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进， 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前进，前进，直到共产主义！” (27) 布劳德和科莫多夫作辩护发言，其内容与公诉人的发言并没有多大不 同。不过，他们认为医生们的罪过应该由雅哥达来承担。接着，被告们挨个 作最后的发言。在法庭上称 “最后的陈述”。人们的最后的话虽然内容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体被告都对自己进行了谴责，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 克列斯廷斯基在内，没有一个被告否定自己有罪。 别索诺夫承认自己有罪，但着重指出他在被怀疑时仍自愿回国这一点。 伊万诺夫指出布哈林没有彻底认罪，时至今日仍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余孽， 以图后举。克列斯廷斯基虽然承认有罪，但仍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辩护。 他回顾了自己光辉的历史，指出他从 1901年 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此 后他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担任领导工作并多次被捕；他曾经是列 宁在组织方面的助手。我们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说。作最后陈述的克列斯廷斯 基肯定不是替身，因为他又回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再次激愤地指出，关 于公诉书中所说的恐怖活动罪，他是在看到公诉书的副本时才知道的。他明 确表示，他不能容忍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他对杀害高尔基的事情事实上 一无所知。李可夫站起来说话时，脸色像纸一样地白，声音发颤，但他在笼 统地认罪的同时，仍对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辩护： “然而，国家公诉人指控 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直接参加的罪行，因此我对此不能予以承认。这一指控说 我作出决定或下达了关于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尔基、佩什 科夫 的指示。公诉书详细叙述了在这方面对我提出的罪证，这些罪证是以 雅哥达对叶努基泽的揭发为根据的。而在法庭审讯中，关于揭发我的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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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再也没有提出 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 该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 我的名字。”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 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与 20 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 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 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5位要人的 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 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还指出他 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 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 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还呼吁没 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罪 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 理会，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 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 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 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 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 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 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 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 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 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 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 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而被 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家面对 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的法 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 能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 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 该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 他的严厉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 自己打成反革命，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 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 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 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 义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 种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 ”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 惊奇的是，罗森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 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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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曲 《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29) 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 么能允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 透顶的人又怎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 是，罗森戈尔茨无法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 凳上。 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 派来的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 权欲看得重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 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 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 阴谋集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 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 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 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 14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 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 “功绩”。可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 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 非常地一致，即他的 “功绩”，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功绩”是阴谋活 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他说，假 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和 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 最后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 头露尾。他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阴谋集团” 的中央控制小组，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 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 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审判组织者和 “反革命阴谋集团”双方 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 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 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对 “医药谋害”活 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 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和可 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 需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 犯被处死，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 的时刻，对着扩音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 “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 志们，你们饶恕我吧！”(31) 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