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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碎影》作者：赵柏田

总序

序一

敬文东

《历史碎影》是一部20世纪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作者赵柏田先生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书中写到的有些人至今还大名鼎鼎（比如沈从文、陈布雷），有的则在我们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充满语言纵欲术的时代差不多快被彻底遗忘了（比如邵洵美、应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还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几乎全部来自于道听途说，而那些道听途说差不多都来自于过往的历史教科书上几条干巴巴的、社论性的评介。我们从中看不到他们的血肉，体察不到他们的心跳，感受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习见的历史向来都是“大历史”。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操作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历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历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正如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它是一部“小历史”，小历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其指向却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

书中写到的十一个人，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构成了这部小历史意欲完成的目标的最好解剖标本。板着面孔的大历史教科书隐隐约约告诉过我们，他们都不是大人物，他们都是南方文人，他们都处在一个急剧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有文人的共同特点：软弱，唯美，多愁善感，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就像南方阴霾、多雨、潮湿的天气。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宁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国和欧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个时代应该具备的气息。在小历史眼中，他们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全息图；而将全息图破译出来，正是小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小历史能否成立的命脉之所在。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中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与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着过多歧义、暧昧和晦涩特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去进行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甚至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有了这幅侧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幅地图——关于一个时代的地图。这幅地图不仅给出了被大历史遗忘的时代的边界，也重新搜集了过往的、孤苦无告的事件的细节，从而让边界有了淡淡的光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看到的月亮周边的那些光晕。正是这些光晕充分显示了大历史的偏见和枯燥，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了光晕，一件事物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一个人最后会不会是干瘪的。

我们大致上愿意相信，历史或许确实是一些枭雄级别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设计出来的，但大历史只愿意总结历史被设计出来所遵从的规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历史的总结中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必然性。大历史不屑于承认支撑历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义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给出的历史疆域是直线式的，是整齐划一的，明晰得有如没有纷争的国境线。它排除了时代边界本应具有的光晕，而光晕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大历史所抽象的那样，完全被同一个革命目标所联结。光晕同时还意味着，必须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重新唤起，因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单个的人，构成了光晕得以存在的建筑材料，尽管那些单个的人不一定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枭雄级别的人，他们在设计历史时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们渺小的象征，也应该构成时代之光晕的一部分。

文字技艺十分高超的赵柏田领会了小历史就是个人生活史这一含义，而和他的小说笔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语调——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个宁波人。在《历史碎影》中，江南语调显然是非社论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气候相一致，江南语调轻柔、温婉，在颓废中显出温情，并滋长出对笔下人物的充分感悟，为光晕的最后成型提供了最合宜的工具。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搭配，使得赵柏田没有机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任何一个有用的生活细节，更没有机会让全息图中应该包纳的任何一条信息遗漏出去。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终使得一个时代的地图充满了阴霾之气，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

但千万不要以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是《历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职，就是必须以它面对的目标为圭臬；目标的戒律，则是必须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为准绳。赵柏田在展现这种名之为“碎影”的小历史的过程中，处处以史实为依据，让那些曾经在历史教科书里无限刻板的事物与生命，重新鲜活起来。他笔下的人物，带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些活人，对那些干巴巴的历史规律缺乏足够的兴趣；我们更愿意对那些不甚清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过往的人、物、事曾经遵循过哪些被抽象出来的历史规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历史的车轮；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让过往的人、物、事重新活过来。但太多的历史写作与此刚好相反：它让过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让它们死去的，活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仪式。这就是说，它点了张三的名，张三马上就会咽气。因为在它那里，张三不过是论证历史规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张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顺当的旅途则是毫无意义的。《历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宏大叙事”法眼的小说笔法与江南语调，就是因为它想从侧面偷袭大历史的命门。我认为它的偷袭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可能是这部从日常生活的基石上构建的小历史实在太“小”了，所以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中出现的景象：“宏大叙事”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满地打滚。

2006年2月27日，北京丰益桥。

总序

序二

柯平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所带来的散文文体的革命性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很多作家从那时开始，才知道历史题材的文章原来还能这么写。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华裔作家黄仁宇的名字，从此也广为人知，并受到国内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随后《撒逊河边谈中国历史》、《明代的漕运》、《中国大历史》等书一本本印出来，视野广博、思虑深远，但由于黄仁宇的明史学者身份，专业性强是一个方面，文体上也属于研究性著作。因此，真正对文学界产生影响的，恐怕还得数上面提到的那本。说句不恭的话，现在散文随笔界写得比较好的那些人，可以说大多受此书启蒙后才开始发力，摆脱以前那种老派学人的艰涩和流行作家的轻滑，在不断的摸索与吸取中，各有所悟，各行其道，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二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随着散文随笔风行和历史题材书籍的日渐走俏，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被调动了起来。但从总体成绩上看，仍然让人不敢太乐观。除了出版业和盗版商，黄仁宇的名字现在已很少见人提起，更加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之处，事实上我们并没完全学到家。且不论文采的蕴秀斐然，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作品里随处可见的那种理性、思辨和缜密的考据学功夫，到了今天作家笔下，也许避重就轻、虚晃一枪就带过去了，或被诗意的渲染和空洞的感喟所替代。包括时下坊间流行的文化散文这一命名，实际上也并不科学。考诸文坛公认的那些大家，其主要叙事模式，大多还是从历史事件或人物中，抽取所需要的部分，加以主观的描摹和渲染。给历史身体强行套上文化的时尚纱丽，固然省时省力，事半功倍，而一旦历史不存，文化又焉附？毋庸讳言，学者南帆嘲讽过的那种“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的所谓文化散文，在时下坊间仍然大有市场。

而现在，作家赵柏田拿出了他耗时多年写就的《历史碎影》一书，似乎要以自己的才华向我们表明，“风格即人”这个准则，在现实的书写中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如历史的真实取决于史家的立场和持论的公允，那么，除了眼下已经看到的和正在流行的，历史散文的写作，同样也应该存在多种可能性。这里，作者原先的小说家身份应该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书里，我们阅读经验中熟悉的、期待的诗情和高蹈，突然变得有点不大管用了。一种音调适当、富有磁性的叙述——舒缓中带有几分尖锐——从头到尾贯穿其中。严肃的询问式语句取代了大段大段的议论，而在最容易煽情和卒章显志的地方，出现的也只是内省、冷峻和恰到好处的停顿。此外，史料占有上的丰富和货真价实，也成为此书显著的特色。作者似乎很愿意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不是从高倍望远镜里窥视的那种，而是直接走进笔下人物的内心里去。我不知作者对黄仁宇的著作持何态度，至少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某种师承，尤其是对写作材料精到的处理方式，我相信读者阅毕全书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噢，原来历史散文也可以这样写。

从内容方面来说，以十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试图在传统意识形态触角止步的地方，即日常生活视野下，作一次发现式的书写，让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批人物一生的悲欢衰荣得以真实展示，是本书精心撷取的独特视角。即使我们再进一步，将它看成作者文本上的一个小小野心，也未尝不可。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邵洵美，到苏青、柔石和穆时英，书中这些人物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是：年龄经历相仿，几乎都生活在20世纪前期这一社会变动剧烈的年代，而且大多出身名门、衣食无忧，年轻时受过高等教育，对革命和社会平等有着发自内心的向往。他们都曾有过各自辉煌的人生片断，或才高八斗，或名满天下，或身居要职，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生的春风得意、功名事业，到头来却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这是命运的乖戾，还是时代的不公？这个问题，也许要到他们身后才能找到答案。而在当年，历史曾粗暴地作弄他们，挤兑他们，简化他们，直到最后一个个黯然谢幕，在政治这架庞大机器的缝隙间，或永远消失，或掉臂断腿——碾成片片碎影。

一个旨在拼凑起历史真实面目的长达数年的文学考古，并未因传主和资料的湮没而放弃努力。多年来，作者一直沉潜而自足地生活在他的浙东古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作风低调，目光敏锐，传统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加西方文明熏陶的头脑，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很奇特的组合。大量的阅读拓宽了他的精神视野，良好的、唯陈言务去的文字功力，又让他在面对任何题材时，都能显得从容而游刃有余。此书除在文体上对散文界有所贡献外，其他方面也多有可资借鉴之处。尽管成书前，里面的主要部分都在《江南》杂志发表过，但此次重读，感觉上冲击力仍然很大。在《锋面之舟》一文里，赵柏田说到，蒋梦麟于西南联大漂泊期间写作《西潮》，是“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应该说，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而我们的幸运则在于——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赵柏田已经替我们都做好了。现在他把自己积多年之力完成的《历史碎影》拿了出来。读者感兴趣的话，只要于更深人静之时，或品茗端坐，或张灯倚枕，翻开来看就是了。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

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学习。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

1919年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后受蔡元培之托赴北大代理校务。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先后主持校政十七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大学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继续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在躲避空袭的“空闲”中，陆陆续续用英文写成前半生的回忆录《西潮》。1949年去台湾，任“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共同理事等职。1964年病逝于台北。著有《孟邻文存》、自传《西潮》、《新潮》等。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父亲的船（1）

三天前的一个清早，少年和他的父亲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时，星光还没有完全隐落，秋晨的露水把布鞋和裤管都打湿了。在余姚县府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江面的雾气正在散去，那些像走钢丝一样站在船舷上的农妇已经快要把一船船的白菜搬空了。初升的太阳把江面染得如一匹红练，农妇的脸，不知是出了汗还是江水映的，也都酡红着。船是带雨篷的木帆船，篷上的青箬是新摘的，还有着春天雨水的气息。在浙东乡村，纵横的河汊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作短途运输的木船。潮水时涨时退，退潮时，船逐流而下，走得很快，两岸的树、村庄，还有河里的云的影子，在少年的眼里一闪就过去了。但当逆水行驶时，前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虽说雇了两个背纤的，半天也赶不了十几里地。连着三天，看厌了河水和堤岸两边单调的树木庄稼，船上又没什么好解闷的，少年觉得时间实在是太无边无际了，简直像这浑黄的河水一样没个尽头。

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船把他们送进了宁波城。这一程从乡下到宁波的水路，算来竟走了三天两夜。到上海的船要晚上八点才开，余下的四五个钟头里，父亲带了他去逛了城隍庙，到江厦街买了晚上坐船吃的点心和准备送给上海亲友的咸干货，还带着他去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北外滩，看了外国人造的教堂。教堂肃穆的外表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江逶迤西来，至此已到入海处，江风浩荡，混浊的江水拍打着堤岸，不远处的三江口，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处折叠出一条长长的水线，海鸥像一只只明亮的梭子在水面上剪翅低飞。

许多年后，少年还记得父亲带他去坐轮船的那个晚上。

傍晚，吹着咸壳壳的海风，他们来到了江北外滩边的轮船码头。从这里他们将乘坐招商局的轮船，一夜水路旅行后于次日清晨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父亲在二等舱找好位置，放好行李，就带着他满船跑开了。

父亲像个好奇的孩子，在船上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一边不住地往纸上画着什么。这位绅士老爷还拉着少年走进了驾驶舱，一个穿着制服的船长模样的人客气地把他们请了出来，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他们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他们来到锅炉房，司炉正在铲煤，炉膛里腾射而出的火光映着少年和父亲的脸，他们的眼里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司炉套话，司炉告诉他这船是德国造的，在这条水路上已经跑了快三年了。他们来到甲板上，船正在启动，昏暝中，两岸的景物和建筑一点点地退远了，父亲说，我回去也要造一艘轮船。少年以为父亲在跟他说笑话呢。

很久以后，少年都快要忘了这次海上的夜航了，父亲请了一帮木匠来到蒋村家里，让他们按照他画出的图纸打造一只大船。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计划造船。满地的刨花和木屑，院子里飘荡着好闻的树脂香气。船造得很顺利，一个月后，木工们往船身上了最后一道桐油，船就下水了。让少年吃惊的是，这艘木船简直是他和父亲一起乘坐过的招商局那艘轮船的缩微版，一样有着驾驶舱和高高的桅杆，只是它不是铁甲的，也没有锅炉房。父亲得意地说，我这船就是按德国轮船的样子造的。船下水的那天，全蒋村的人和附近的乡人来到流经这个村庄的唯一一条大河边上，来看看新奇。大家对这艘轮船赞不绝口。轮船停靠在河埠，父亲雇了两位彪形大汉分执木柄的两端来推动水轮。“轮船”慢慢开始在水中移动时，岸上围观的人们不禁欢呼起来。船速逐渐加快，但是到了速度差不多和桨划的船相等时，水手们再怎样出力，船速也快不起来了。乘客们指手画脚，巴不得船驶得再快一些，有几位甚至亲自动手帮着转水轮，但是这只船似乎很顽固，再也不肯加快一点速度。父亲低低地骂了一句，上去踢了一脚木轮，它却再怎么弄也不听使唤了。村人索然无味起来，都走开忙他们自己的去了，剩下的除了孩子和老人，就是存心看笑话的村里二流子一类的人物。

父亲把水轮改了好几次，希望能够加快船速，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更糟的是船行一段距离后，水草缠到了水轮上，而且越缠越多，最后连轮都转不动了。父亲叹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

造轮船的计划失败后，父亲好久没在蒋村露脸。热心的亲眷上门来探视，说邻村的张财主想把父亲的这只船买去做挖泥船，问父亲愿意出到多少大洋。父亲对他曾经倾注过那么多热情的这艘船已没有多少兴趣，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已经狂热地迷上了组装钟表，他的房间里一长溜的案板上全是拆下的钟表的零件，一连三天，除了上茅厕，他都没出过门一脚，连吃饭都是少年和他的两个哥哥送的。到了第四天，家人听到从父亲的房间里传出了自鸣钟悠扬的音乐，接着听到一声大叫：搞成了！头发增长了寸许的父亲像个疯子一样从里面跑出来。过于强烈的阳光和连日来劳累的虚脱使他摇晃了一下，倚住院里的一棵苦楝树才没有摔倒。他疲乏地对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笑笑，说，我这个钟表匠做得还不赖吧？

那条轮船后来改为桨划的船，但是船身太重，划也划不动，在乡下也没什么大用。父亲还想再试一次，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了这一雄心。他发现除了轮船的外形之外，还有更深奥的原理在。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父亲的船（2）

少年蒋梦麟后来走出了村庄，去绍兴、杭州、上海等地读书。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人生如行夜船的呢？这要追溯到他在南洋公学读书的一年暑假，一个堂兄鼓动他去了一趟日本。在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他的感受是“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得如同白昼，看到陶醉于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人提着灯笼，高呼万岁，游行队伍绵延数里，又不禁泫然涕下。东京、长崎、神户一路走下来，他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像个花园，人民衣服整饬，城市清洁。他想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岛国从明治维新后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那就是国民教育。蒋梦麟后来师从杜威去学教育学，可以说是受了这最早的触动。

也正是在逗留日本的时候，蒋梦麟听到惊人的一个消息，安徽省城安庆发生了昙花一现的革命，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前中西学堂数学教员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失败，被挖出心肝祭了被其刺杀的巡抚恩铭。好多年后他回忆说，如果他当时在国内，说不定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徐锡麟中过举人，在绍兴中西学堂（蒋梦麟在那里知道了“地球是圆的”）教了几年书后，又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向朋友借钱捐了个道台的缺，后来派到安庆任安徽省警务督办。他亲手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同两名亲信带了警校学生及警察部队占领了军械库，在库门口架起大炮据守。但他们不会使用大炮，被官兵冲入，徐当场被捕，他的两个亲信，一个叫陈伯平的当场阵亡，一个叫马宗汉的事后被捕。

蒋梦麟和马宗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马、陈两个革命党人从日本赴安庆时曾在上海短暂逗留。他们同蒋梦麟大谈革命，鼓动他一道去安庆。少年的血都是热的，他倒真有点动心了。做钱庄经理的堂兄却鼓动他去一趟日本。看看再说吧，堂兄的口气里一股市侩的精明，革命革命，可别自己的命让人家革去了也不知道。动身前，他和马、陈两个革命党人在一家酒楼聚会。酒性催动，马宗汉背诵了一首秋瑾女士的短刀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色，引得他们也慷慨高歌。歌罢，马宗汉伏在桌子上半天也没有起来，还把一品香酒楼的包厢吐得满地秽物，蒋和陈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肥胖的身子弄回旅馆。第二日，蒋梦麟去日本，他们搭长江轮船去安庆。到日本约一星期后，蒋梦麟就从报上获知了安庆起事失败的消息。谁说人生不是行夜船呢，一不留神不定就上了哪一条河汊。

那艘船一直停在村口的河湾里，水一退就搁了浅，船板朽烂腐败，船底长了厚厚一层青苔。它好像被遗忘了，木轮让人拆掉了，桅杆也不知去向，或许是化作了哪一户人家烟囱口冒出的一缕炊烟吧。到蒋梦麟离开蒋村去美国念书，船还在，那野渡横舟的景象几乎成了蒋村的一个标志。这时离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已有十年过去了，时间已经到了1908年，少年的母亲早就离开他们去了另一世界。离开祖屋前一晚，少年流露出了不舍，父亲说，去吧，跟洋人多学点东西回来，他们精怪着呢，船都造得这么好！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变化年代中的家族史（1）

他出生的前一个晚上，父亲蒋怀清梦见一只熊来到了家里，第二天一早，家人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夫人生了个儿子时，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惊喜，因为据说那个梦就是生男孩的征兆。梦熊——这就是他给男孩取的名字。他给前两个儿子还分别取过梦兰、梦桃这样的名字，因为在他们出世前他分别梦见过这些祥瑞的植物。

他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变化的年代。就在梦熊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再往前推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让渡给法国。世界无时不刻不在变化中，渐进的、徐缓的、积年累世的，但没有什么像20世纪之初西潮东来时的风云激荡那么深刻地影响中国并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西洋潮流首先冲击了1842年以来开埠的五个通商口岸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波及到。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荣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了中国内地，而打头阵先锋的，就是在国人眼里尚显稀罕的舶物品。

男孩的出生地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离杭州湾约有二十里之遥。那是个很小的江南小村，六十来户人家，约三百人，三面环河，南面一条石板路通向附近的村庄和市镇。小河通着大河，由大河可以到达宁波、杭州和上海。几百年前，杭州湾两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居民在这片新生地上围堤截留海水晒盐。再经过几个世代的蓄草放牧，这片土地可以植棉种桑、居住生息了。蒋氏族谱上说，蒋氏的祖先是在五百多年前的元末，先是从钱塘江源的徽州迁到奉化暂住，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开垦江边的新生地。五百多年来，蒋氏一族在杭州湾畔看到了元朝的没落，明朝与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已经在这里安定地生活了五百年，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世代如落叶，蒋村却依然故我，这个村庄的人们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但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将很快成为陈迹——半个世纪后，本文主人公在《西潮》中这样描述这种变化：

这种转变首由外国商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文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

太平天国时（南方人称为闹长毛的年头），梦熊的祖父在上海旧城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成为了钱庄，做些信用贷款的生意。墨西哥鹰洋传入中国成为流通货币后，因广受国人欢迎也就出现了很多假币。梦熊的祖父在鉴定币的真假上很有一手，让钱庄同行大为敬佩。可惜他盛年时出了一次意外，伤了一条腿，后来在动切除手术时因血液中毒去世。那一年，梦熊的父亲蒋怀清才十二岁。祖父给他留下了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遗产。蒋怀清年未弱冠，由他未来的岳父照顾，由于投资得法调度谨慎，这笔财产逐年增加，三十年后已经达到七万两银子了。

蒋怀清，一个相信行善积德可以感召神明的蒋村地主，同时还是上海几家钱庄的股东。虽然家产可观，却生活俭朴，为人忠厚而慷慨。在乡下和钱庄业内都有很好的口碑。他一度迷恋上了风水和算命术，后来又成了一个无师自通的发明家。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照样打造。他设计过带院子和假山的中国老房子，实验过养蚕、植桑，造过西洋楼房（照着西洋一种过了时的式样），他不安分的脑子里有着种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按着这些想法他还制造过许多别的东西。因要照拂钱庄业务，他常常要跑上海。那时去上海一般都走水路，先坐桨划的木船到宁波，然后从宁波坐轮船到上海。在这条水路上走了几个来回后，他说：“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言下之意是乡下的木船实在走得太慢了，因此就有了上面说的失败了的造轮船的事。蒋梦熊成年后，把这件事看作中国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一个实例。

有必要再提一下蒋梦熊的母亲。在他的成长背景中，母亲的美丽和才情已经和温情的中国传统融成了一体。尽管她过早地去世了，但对本文主人公心性的成长还是起到了一个母亲应有的作用。“一位有教养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梦熊成年后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当然这描述中带了多少情感夸大的成分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她是一个才女，爱读书，还会弹七弦古琴。梦熊清楚地记得，母亲弹琴的书斋屋后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种着一排竹子，竹丛的外面环绕着一条小河。大樟树的树阴下长着一棵紫荆花和一棵香樟树，在大樟树扶疏的枝叶之间争取些微的阳光。母亲坐在客厅里，可以听到小鸟的啭唱和河里鱼儿戏水的声音。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子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书斋的墙上是一些字画，她的嵌着白玉的古琴就安放在长长的红木琴几上，琴几的四足雕着凤凰。蒋梦熊记录下的她抚琴而歌时经常唱的一首歌叫《古琴引》：

音音音，负尔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记得当年低低唱，千千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放我枯墙阴，秋风芳草白云深，断桥流水无故人。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冷冷清清。乡下人说，她这么美貌的妇人唱这样悲切的歌是不吉利的。果然天妒红颜，她很年轻就去世了。少年只记得死后的母亲躺在棺内，穿着色泽华丽的绣花裙袄，外面罩着盖到脚踝处的红绸披风，一颗很大的珍珠衬着红头兜在额头上发出闪闪的亮光。

秋天，一场大水过后，乡间发生了好几起饥民向大户借粮的事件。说是借，却是有借无还的，比明火打劫也好不了哪里去。蒋家作为当地一户殷实之家，自然也不能幸免。洋火、洋油、洋布、时钟、美孚灯这些外来物品的传入也带来了新的营生，有人做生意做发了，赚得满盆满钵，上海、杭州、苏州都有家产，有人在田亩中讨生活，道路越走越逼仄一日日地困顿下去。乡间淳厚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变得遍地盗贼了。梦熊不得不辍止了在绍兴中西学堂读的两年书，随家人到了上海。

1898年前后的上海还是座建筑凌乱的海滨小城，从黄浦江口直驱而入的海风在城内几乎没有阻挡，但市政办得不错，街道宽敞清洁，有了电灯和煤气灯。这时城里已经有了三四千西方人，他们在自己封闭的社区里生活着，给人的印象是既文质彬彬，又趾高气扬得让人冒火。

到了梦熊十五岁那年，义和团蔓延波及上海，他们又搬回到乡下去住了。乡下还是不太平，土匪越弄越凶，抢粮、吃大户、强盗剪径，邻村还发生了把地主绑在竹篙上沉塘的事件。父亲从上海买来了几支快枪和旧式的长枪，一得空就带了家人在河岸上乒乒乓乓地练枪，飞过的鸟儿自然成了最好的靶子。这样长久地悬着心，终究不是过日子应该有的，不得已，再次迁家，搬到了余姚城里。梦熊在县城里的一所学校念英文和算术，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中文。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变化年代中的家族史（2）

一年后，他去杭州，上了一个木匠出身的美国佬办的教会学校。那美国佬的宗教热情要远远大于他的办学才干，只想着用基督福音来教化中国人，而且抠门得紧，于是梦熊和他的同学们造了他的反，集体退学了。这些人中的几个中坚分子办了一个“改进学社”，他们的妄想是把它办得像牛津剑桥一样著名。章太炎穿了和服木屐，被他们热情地拖来讲课，章说改进这名字取得好，改进改进，改良进步之谓也。少年人的梦，总是来如急雨去如朝露，不到半年，学社就作了鸟兽散。不久，我们年轻的主人公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书院），因“梦熊”的原名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改用“梦麟”注册。“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知识让他变得自信，对世界史的兴趣使他看清了另一种异质文明的发展脉络，也开始懂得了人在历史的漩涡中，世界的变化与个体紧紧系连着。

蒋梦麟终于明白，世界不在身外。世界就和你一起行进着：童年时看到的马桶阵大败日本军舰的彩色图画，竟然是精神胜利式的错象，那是1894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康梁维新，那是他在绍兴中西学堂读书时发生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他正和家人在上海避乡下的匪乱，又因义和团运动举家迁离上海。那么，其时他在杭州念书，崇拜梁启超，读《浙江潮》和《新民丛报》，学代数、几何、生物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当儿，这个变动的世界又在进行着什么呢？新与旧、立宪与革命，满脑子的冲突使尚未成熟的心灵几乎无法承受。小小少年就像一支英文歌曲里唱的，随着年龄长大烦恼增多了，这烦恼却是不关男女不关风月的，是带了些家国之痛的沉重的，他变得爱独处，成天不说一句话，时而觉得通体如好风吹送上九霄般的轻逸，时而又觉堕入世俗的泥潭努力挣扎仍不免没顶的窒息。这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难道自己也发疯了吗？是在新学问的路上走下去，还是像父亲所期望的走上仕途，成为一个旧式的官僚？就像身处两股潮流的汇合处，蒋梦麟还真有些无所适从。

十九岁那年，蒋梦麟去绍兴参加郡试，考取了余姚县学附生，成了秀才，两个月后又回到杭州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来一去中也可见出他内心的矛盾。寒假回乡自然享受了衣锦荣归的光耀，七大姑八大爷的几百人连吃了两天喜酒，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心中的迷茫。二哥梦桃已早他几年考取秀才，大哥梦兰已在去上海避难的前一年病死——其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当时的学生听说京师大学四字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谁也想不到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在十五年之后竟会出任北大校长一职。这时的蒋梦麟已经看到，不论立宪维新还是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他渴望能够上一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第二年暑假到来前，他找了个借口离开学校，坐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那是1904年，为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时代正像里尔克说的如同一面旗帜被风暴所包围。到他二十三岁那年，向父亲要了几千块钱，坐船去了美国。

上船前，蒋梦麟去一家理发店剪了辫子——他后来说，当理发匠抓住他的辫子举起剪刀时，他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辫子一落，脑袋好像也随着剪子的咔嚓声落地了——船一开，他就把这包辫子丢进了大海。

这一去就是九年。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新文化的怒潮（1）

我现在写着他的故事，一个村庄，一条船，他经过的几个城市和一些国家，就好像我生活在其中，就好像我写下它是在重温往日的片断。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感受呢？到了盛夏时节，世界不仅没有一刻的安宁而且还发了热。欧洲杯刚刚落幕，雅典奥运正要开张。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去世。涉嫌虐囚女兵接受庭审。桑塔格的相片在一些人文网站流转。菲律宾为保人质安全正考虑从伊拉克撤军。十六岁的湖北少女含笑跳楼，原因不明。狂风冰雹肆虐上海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后天》……在我生活的城市，电荒、限价房、车价、商帮大会正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词。世界是如此散漫地铺展着，它的步履又是如此的匆忙。在摄氏35度的空气里，一遍遍地翻着台湾名田版的《西潮》，疏朗的直排字像有风的峡谷让人顿生凉意。这真是一双看世界的清凉之眼。我对自己说：谁在今天还能有足够的静，足够的耐心和清醒？看着他梳理的一百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揣摩他在“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昆明写下这本书时的心情，比较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生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还是要说，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是的，不过如此。

一代人出生，一代人老去，世界从未停止过它的步履。我们始终生活在异质文明的撞击中，并在撞击中寻找融合的道路。

1917年夏天，蒋梦麟完成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学业，准备启程回国。离开纽约后，先到俄亥俄州一位朋友家里住了半个月。这座小城的年轻人正忙着登记应征入伍，蒋梦麟看见新兵们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战争的屠宰场。然后他搭乘火车到旧金山，再坐邮轮开始漫长的海上旅行。之前，蒋梦麟已在黄炎培的介绍下致信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张元济，流露出想在这一当时中国最具名气的出版机构做事的念头。张元济在这一年8月14日的日记中郑重写道：“蒋梦麟来信，云乘支那船七月三十一日启程回国，本月二十六日可到。”蒋梦麟回到上海后的第三日，即到商务向张元济报到，8月28日，张元济日记载：“蒋梦麟来，任之（黄炎培）来言，职业教育社要蒋兼办社事。需分时间三分之一。”

走时还是龙旗飘扬的大清国，回来已是民国的天下了。哲学博士蒋梦麟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发现他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太多，简直可以追上纽约的风气。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了。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到处可以看到摩登的青年妇女。她们穿上了高跟皮鞋，在人行道上敲打出急骤的笃笃声，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他觉得，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一种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男子都已经剪掉辫子，却没有舍弃长衫，看起来似乎很滑稽。

在上海停留几日，他坐上夜班船去了宁波。

天亮前，船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他学过的历史告诉他，出生前一年的中法战争中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由一番唏嘘感叹。到天色大亮，上了码头，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着搬行李，喧嚷声震耳欲聋。上海的崛起把宁波的风头全盖了下去，就好像一个美艳的妇人身边立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他发现宁波还是九年前一样的破败，街道还是那样的潮湿而拥挤。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不过对这种气味他倒颇能安之若素，还觉着了几分亲切。

在开往余姚的火车上，沿铁道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飘溢着稻香，他在内心喊了起来，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到家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蒋注意到，父亲后脑勺的辫子已经不见了。远行归来的儿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当天下午，邻居刘太公过来，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说，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辫子也剪掉了。年轻人穿上西装，看起来就像一群猴子。他又对女学生们的短裙与短发愤愤地发表了意见。刘太公说，起先他还真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廷，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

晚饭后，太公告辞回家，不留神在庭前石阶上滑了一下，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才没有跌伤。他摇摇头开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几天后，刘太公家传出了子女们的哭声，他真的见阎王去了。

蒋很扫兴，一回家就遇上一个老人谢世。转而一想也就释然了，世界本就是在生死间变化着。在余姚城里住了一个星期，登上了五百年前阳明先生讲学的龙泉山中天阁，又走过缠满青藤的通济桥，去看了南城的学宫。让他十分高兴的是，好多年前他和姊姊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一百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在操场上追逐嬉笑，把秋千荡得老高。

去上海前，他提出想回蒋村看看。父亲问他还回来吗，他说，去了蒋村就到牟山湖边的小站上火车，不回余姚了。父亲的眼里跳动着一丝伤感的火苗，马上熄灭了，言不由衷地说，这样好，这样好。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新文化的怒潮（2）

村庄的情形倒不似想象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还盖起了不少气派的新瓦房，那是到上海做生意的回来建的。乡下人的脾性，在城里经商挣到了钱，回乡下买田置地了心里头才瓷实。出乎他意料的是，村里好多人家已经用上了洋火、洋油、时钟等舶来品。这让他深为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