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他痛惜时间的流逝，尽管在古都过着的一个文艺青年的苦闷日子实在太长了些，他还是惋惜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说时间带走了一切，带走了天上的虹或人间的梦。他还说时间在改造着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全在时间的流变中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和形体。这些体悟或许不无窘迫现实的挤压触发，但它们已经超越了贫穷和卑微，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从这个时候起，他在内心已经以长河的歌者和儿子的身份自居了。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时间行进到了1920年代下半叶，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长江沿岸，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故都北平移向殖民化色彩浓郁的上海，出版物的盈虚消长也显然由北而南。在上海，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还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书店。一时是普罗文学的兴起，一时又是民族文学与都市文学大旗招摇，上海俨然成了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大狗小狗都在上面汪汪吠叫。1928年4月，沈从文离开北京，正式迁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了《鸭子》、《蜜柑》两本小说集，开始以一个职业作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时期的上海，显然比北京更加适合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他向往中的爱情，也正在上海等着他。

沈从文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户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同时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这一期间，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黑》，每月编辑费200元，各分得70元左右，另外还有稿费收入。这比起北京时期手头要宽裕多了。后来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楼房，胡也频、丁玲和丁的母亲住二楼，沈和他的母亲、妹妹住在三楼。此期间，他们的开销如下：房租每月20元，水电费10元，其他再加上伙食、衣物、购书等，每月开支在100元左右。

1929年，胡适担任坐落于上海附近吴淞口炮台的中国公学的校长，在徐志摩的举荐下，他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这一破天荒之举——照规矩教授必须有文凭——对沈从文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使他从一个无业游民一跃而上升为中产阶级。他有了100元的固定月薪，加上稿酬和编务费，每月有保障的收入在200元以上（后来杨振声教授把沈从文介绍到青岛大学，月薪仍是100元。1930年，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把留下的职位让给了沈，月薪仍在百元以上）。但这个新锐小说家的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准备的讲稿不到一刻钟就讲完了，余下的课堂时间因不知做什么他困窘得无地自容，倒是学生们安慰起了这个才走上讲坛的先生。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想到，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他日后的夫人张兆和。

不管沈从文是否愿意承认，事实是经济上的自立使他有了自信和勇气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女性。当然仅仅这些小钱还是不够的，他更大的自信来自于自身的才华。到了1930年，28岁的沈从文疯狂地追逐起了年轻的女学生张兆和，为此还劳动“有名的学者”（张兆和语）胡适——如前所述，沈正是在他的直接安排下担任了张小姐的老师——充当说客。

出身于苏州一个饶有艺术情趣的富商之家的张氏姐妹，是校园里无数正处于青春期骚动的青年学生的梦中情人。时年18岁的张兆和，身前身后不乏蜂蝶嗡嗡，任性的三小姐把她的追求者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大着胆子向自己的女学生发出了第一封信，被女学生的二姐张允和取笑为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这是1920年代末上海洋场上演的一出《教室别恋》。爱与被爱、吸引与推拒、痴情与幻梦……就像传说中的天鹅总是归于癞蛤蟆，张家三小姐再怎么任性刁蛮，浑不知世事，也逃不脱她的老师举起的猎枪的准星。情节步步推进，行至山穷，坐看云起，尽管老师一封封发出去的情书没有那么快收到预期的效果——女学生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却也如南方富有腐蚀力的雨水一般，点点滴滴滋润着慢慢变得沉静的少女之心。这再一次证实了沈的一个信仰，那就是语言会制造事实，进而成为事实本身。

此时的女学生只是觉得，这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子写来的情书冗长狂热得像一个高烧病人的呓语，令人不胜其烦，而他得意洋洋写给她看的军中故事也让她觉得遥远得似乎发生在另一个星球，提不起把它们读完的兴趣。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女学生要闹自杀。张兆和为了撇清自己，情急之下，拿着装订起来的全部情书去找胡适校长理论。三小姐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三小姐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他是个天才啊，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对于这样的天才，我们人人应该帮助他，你怎么可以蔑视一个天才的纯挚的爱？三小姐说：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我还怎么念书？胡校长肯定暗暗笑起来了，他说：要不，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吓得三小姐赶紧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既然胡适校长也为沈从文说起了好话，那就没有谁能阻止沈老师继续对自己的女学生进行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锲而不舍地继续着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其情状真当得上孤注一掷了。他不是徐志摩，把生命看作燃烧着的火，他的生命是沉潜流动的长河，他要以缓慢和耐心、持久和力量去赢得自己喜爱的女人的心。

与张小姐谈话后不久，胡适在一个傍晚写信告诉沈：“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他转而安慰沈：“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通过某种看不见的通道，这事也在外校传开了。沈从文的一个妹妹，此时也在上海读书，班上有同学问她，知不知道某著名作家追求张姓女学生的故事，这让她深感脸上无光。

但这个执拗的乡下人似乎执意要在一条道上走到黑了，在以后的三年零九个月里，情书圣手沈从文以一种惊人的毅力发出了二三百封从“半讥讽半强硬”到缠绵悱恻的情书，终于让他的小爱人回心转意，做了他的“三三”，而他自然成为对方的“二哥”。

那时，张兆和已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暑假里，沈老师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短暂的、却又是甜蜜得揪心的会晤后，沈从文回到了青岛（他在青岛大学的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位），等待的煎熬使他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给女学生的二姐允和写了封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是这样一个诗书礼仪之家，沈从文对女方父母意志的重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得到开明的父亲同意的答复后，张兆和马上在热心的二姐的陪同下去电报局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沈。据说她拍给沈从文的电报全文是这样的：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由胡适之先生竭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个女学生身上结出的成果，就是让她拍出了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

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六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张兆和重读那些旧日的情书，竟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她自问：“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字还在，人已渺，于是会有这样的叹息：悔之晚矣。

但总有一些句子，写下或读到它们时的心情永远是美丽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上海恩怨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心在十年间由北向南，真个是风水轮流转，至1931年已经完全移到了殖民化色彩浓郁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是年岁次辛未，为民国二十年。东北沦丧，华北震惊，值此多难之秋，北方文人因政治及经济的原因纷纷南下，而海上名士还兀自固守着原有的阵地。此时的十里洋场，众声喧哗，五色纷陈，既是新进的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样炫目的光彩。

1931年的鲁迅继续蛰居上海，在年初经历过一场人事的凶险后，看世事愈加悲观、黑色，变得愈加的阴郁尖诮，不讨人喜。1931年的郁达夫成了个上海里弄间平凡的住家男人，即便对曾经倾注过无数心力的创造社和左联活动，也要开始淡出，因为一批更为新潮的年轻人已迎头赶上。此时的郁达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古代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他这样一个力比多旺盛的男人怎么会说出不要女人的话来呢——哦，他是吃够了女人的苦头。这一年瞿秋白自苏联重返上海，成为左联实际的掌门人。这一年最当红的作家是以《啼笑因缘》等通俗小说文名响遍大江南北的张恨水。这一年最八卦的娱乐新闻是新月诗人徐志摩飞机失事。尽管穆时英著名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还要晚一年写出，但内容正是1931年的上海即景。而这一年最酷烈也是最让人震惊的，则是年初五位左派文人的遭枪杀。

1931年1月初，29岁的沈从文风尘仆仆从武汉赶到上海，一是为探望老友丁玲、胡也频，二是想在上海再续文学之梦。此时的沈从文经几年打拼已小有文名，但他真正引起文坛瞩目还是在几年后湘西系列的纪事发表之后。此时的丁玲也尚未像后来那样走红。让沈从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到上海，他要卷入到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一段恩怨中去。

1月17日，沈从文的老友胡也频失踪，之后证实他是在一次党的秘密会议上遭当局逮捕。沈从文往来京沪向党国要人求情，又在大冷天陪着丁玲去狱中看望胡也频。这份情谊足令时人动容。到了2月9日，消息闭塞的沈从文还在找邵洵美请托后门，殊不料消息传来，早一日，胡也频已经和其他四位被捕的文人冯铿、殷夫、柔石、李伟森一道，在龙华监狱被杀害了，所有的奔走努力全成了泡影。直到此时，沈从文还不知道他的朋友的死，是如传媒所说的用麻袋沉到了黄浦江呢，还是活埋在了地下。

胡也频出事后的一段时间，丁玲住到了沈从文在上海的一个叔父家里。尽管沈从文不是丁玲、胡也频的同路人，但谊属同乡，情系故交，出于侠义心肠他还是陪同丁玲，带着几个月大的婴儿，返乡探母托孤。据知情人透露，为了掩人耳目，沈从文和丁玲是假扮夫妻离开上海的。而两年后丁玲被捕，沈全力营救而不果，更像是这一节的重演乃至重复。这一腔的恩义，将来更有《记丁玲》、《记胡也频》、《这个女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感人的纪实文字为证。

重新回到上海的丁玲，成了一个坚定的左倾分子，参加政治活动愈益频繁，俨俨乎一左派女杰了。而沈从文继续着他“优美”、“自然”、“人性”的文学立场。这年夏天，沈、丁两人因文学与政治上意见的不同而正式分道扬镳。多年以后，有好奇的读者要一探他们上海恩怨的始末，两人皆讳莫如深。

也是在这年夏天，沈从文离开上海重回北京。以后的数年间，他的活动范围将主要在北京和青岛两地之间，对于上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使他一想起这个城市总是心里隐痛。

1931年沈从文上海之行还有一个收获，是这年他对上海作家的一个指责——他称他们只是文学的“白相人”——将在三年后酿成新文学史上一场重要的语言纷争，即京派与海派之争。然后才有他对上海文人一个经典性的判断：“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时至今日，聪明的上海文人似乎还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语境中，在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中打着转。

时间在此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两年后，他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

再四年，沈从文抛妻别子，化装逃出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城，辗转飘零最后到达昆明。稍后，他的妻子张兆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也离开了北京……

流水十年，从1922年至1931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成熟、疏离乃至走向分化的十年。这十年，革命由南往北，催生文化由北往南，南北风云际会，最终成就了一部上海传奇。

这十年，如同前面已经告诉我们的，在本文主人公沈从文的生命长河中还只是一个狭窄的河道，外来的任何打击或者挫折都有可能使这条河流改道，甚至枯竭。所幸是这个来自南方山地的青年以他顽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他在其间被挤压、打磨，经受着诸般人世间的苦，并最终完成了一个现代作家的基本的训练和积累。尽管此时的他还没有写出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却也是呼之欲出，将有一树好花开。接下来的一个十年，随着《边城》、《长河》、《湘西》、《湘行散记》的问世，我们会看到，这条长河终于朝着更广阔的天地奔流了，并在畅快的奔流中呈现出恢宏万千的气象。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邵洵美（1906—1968），出版家、翻译家，现代诗人。祖籍浙江余姚。1906年6月2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六）生于上海斜桥。1922年在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求学期间开始写诗。1923年赴欧，进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与徐志摩、张道藩、刘纪文等交游。

1927年回国，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先是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不久辞去教席，创办《金屋》月刊和金屋书店。1928年，“金屋”倒闭后与胡适、徐志摩等筹划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创办时代印刷厂，先后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时代文学》、《万象》、《人言》、《十月谈》等。这一期间，著有诗集《天堂的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一个人的谈话》等。1949年后以翻译为生，译有《汤姆莎亚侦探案》、《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末受到不公正待遇，1968年在贫病中去世。80年代初平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其生前译作《青铜时代》和《麦布女王》，上海书店重新印行出版《诗二十五首》，因故搁置的长篇译作《家庭与世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华丽家族

本文主人公邵洵美，生在上海，死在上海，中间六十二年的生活，除了年少时的欧游和战乱时期短暂的避祸，也大都在上海展开，他的籍贯地，却是在姚江边上的一座小城。浙江余姚——到过的人都说——真是个好地方啊，安静，闭锁，自足，山川静美，自古就出漂亮的女人和有学问的读书人。姚江邵氏，向为望族。邵洵美的曾祖父邵灿，是大清的浙江省团练大臣，后来做过漕运总督。祖父邵友濂，早年因父荫任工部员外郎，同治四年起，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来还当过苏松太道、台湾巡抚一类的官职。他还是个不错的谈判家，先是陪同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索还新疆伊犁，甲午战败后又作为“钦命全权大臣”，与张荫桓一起赴日本和谈。只是那次他们一到日本就被伊藤博文这只老狐狸扔回了证件，说他们“全权不足”，后来是李鸿章去签了个《马关条约》回来，背了个千古骂名。在今藏于广岛博物馆的一幅画作上，被驱逐回国的邵友濂和张荫桓，颇为漫画化地坐在一辆奔赴码头的人力车上，表情灰黯，背后是一片同样灰黯的浮云。

邵友濂的非凡才干，并不在他于近世中国的外交风云中有多少出色的表现，而在他与当世的两个大人物结成了姻亲。这两人，一个是被时人称之为“东洋第一政治家”的李鸿章李大人，另一个是曾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邵友濂有两个儿子，长子邵颐，娶的是李鸿章的侄女儿，即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小姐。次子邵恒，娶的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盛樨蕙。盛四小姐最为盛老爷子所疼爱，其地位之特殊，陪嫁之多，即使是同胞姐妹也不敢稍置微词。本文主人公邵洵美，就是邵恒和盛氏的儿子。不过他那时候还不叫“洵美”，祖父给他取的名字是“云龙”。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漂亮的男孩，问题是他好像是漂亮得有点过分了：柔滑的黑发从中间整齐地分成两绺，鼻隆高挺，水汪汪的眼睛像是一个妇人，脸也白净得有点女相。八岁那年，邵云龙随赋闲的祖父回了一趟原籍，顺便也让孩子认认乡下的老宅子和老亲戚。余姚城里住在老学宫一带的街坊们，不知是怎样从这个漂亮的男孩身上看出邵家败落的气象的，他们暗地里都说：看面相就是个浪荡子啊！

邵氏的气脉看来真的是将尽了。那个嫁给邵颐的李鸿章李大人的侄女儿，过门不久就生了一场不明不白的病死了。又续了个史姓人家的姑娘，这回是邵大公子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秋天发的病，连冬天也没能挨过去就追随亡妻而去。邵家下人回忆大少爷病时的情境，说就像有只鬼手卡着他的脖子，一到雨天他总是发出野兽一般的低吼，喊着透不过气了透不过气了。看来真的有一只可怕的无形的手要把邵家的气数给掐断了。自知大限将至的邵友濂把无限的期望寄托在了长孙身上，于是未满六岁的云龙早早被送进了私塾。邵友濂躺在病榻上竖起指头立下的三个遗嘱中，其中一个就是把云龙过继给守节不嫁的大儿媳史氏。这样，我们小小的主人公除了生母盛氏，又多了一个嗣母。以后我们的主人公的教育费用，很大一部分是靠他的嗣母收取房租来支付的。

1906年降生在这样一个气数将尽的华丽家族的邵云龙，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被宠坏。六岁那年，和民国元年的新版《国文教科书》一起到来的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女性。她叫盛佩玉，长他一岁，因出生在11月茶花盛开之际，小名又叫“茶”。她是盛宣怀长子盛昌颐的女儿，云龙的嫡亲表姐，云龙的母亲盛樨蕙就是她的四姑母。给他们开蒙的是同一个先生。虽然他不喜欢外祖父那张苍白的、紧绷绷的脸（这张脸老是让他想到阴雨天气的天空），但显然，“茶姐”和盛家花园的假山、池塘对他有着更大的吸引力。特别是盛老爷子那个藏满了古董的书房，成了他们的秘密乐园。他们在里面玩一种“藏猫”的游戏，书房厚重的布幔和阴暗的光线使这种游戏显得格外刺激。七岁，她让他满足了探究裙子底下秘密的好奇心。十三岁，他尝到了她红草莓般的嘴唇上的奶味。十五岁，她有事没事开始回避他。其实也不需要刻意躲避了，因为这年秋天他被送进了学校，成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的一个寄宿生（那学校也是盛老太爷搞洋务时出钱办的）。他实在算不上是个好学生，算术、几何如听天书，尽管这学校是他外祖父创办的，教员们还是不隐瞒他的愚顽。同时他开始学写那种五言七言的诗句，案上堆满了一大叠《妇女》、《秋光》、《申报》等时尚报刊，对惜春伤怀浅薄情调的小文人生活充满了向往。

十六岁，他崇拜起了周作人先生、冰心女士和刘大白。他把冰心女士想象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母亲，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热情得过火的长信，不知是她被吓坏了还是邮路的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反正他没有收到过回信。十七岁，他喜欢上了一种雪莱诗中的飞禽，云雀，可是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也没有发现一只。他开始对著名诗人雪莱的故乡充满向往。十八岁，他遂愿了。一战的烟味刚刚消散，他说，我要出国，我要去剑桥。前朝洋务运动的中坚分子盛老爷子说，出国好，实业救国，师夷长技才好制夷嘛。于是他便出国了。12月的行期，10月里便和“茶姐”订了婚。这张八十年前的订婚照片上，盛佩玉一绺刘海齐眉垂下，嘴角翘抿，弯成好看的月牙，一袭大红缎面质地织锦旗袍，松松地笼着，两只宽袖，堪堪遮住肘际。这摩登的模样今天在《上海的风花雪月》这样的出版物里还能够找到。而我们的主人公，穿着一件白竹布长衫，只是羞涩涩地笑，眼中流露出对远行的憧憬。

盛佩玉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英国是个冷得要冻掉鼻子的地方，便亲手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送给他。得到这件意料之外的礼物，云龙很吃惊，他不知道表姐是什么时候学会针织女红的。看来短短几年光景，这个女子身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垂髫之年的玩伴在他眼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他好像是在和一个不认识的女性开始新的交往，心头一下子涌上了新奇的甜蜜。作为回赠，临行前他写下一首小诗《白绒线马甲》（后来这首小诗发表在了当时有名的《申报》上）：白绒线马甲呵！

她底浓情的代表品，

一丝丝条纹，

多染着她底香汗；

含着她底爱意；

吸着她底精神。

我心底换来的罢？

白绒线马甲呵！

她为你，

费了多少思想；

耗了多少时日；

受了多少恐慌。

嘻，为的是你么？冬日的光阴总是那么短暂，太阳在这边时万物还是明亮的，一滑到山墙的那一边整个天地便都苍茫了，少年突然对他待厌了的这座城有了依恋，对身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女孩起了怜惜之意。可是船票的日期已经定下不可更改。他冲动地翻开《诗经》，说了一句：“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表姐不明就里，茫然地看着他。他说，我要改名了，就叫洵美，你知道吗，这样我们的名字就永远嵌在这本有着植物的清香的诗集里了。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希腊鼻子

从照片来看，邵洵美的脸相有点像时下电视晚会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长得很帅专唱主旋律歌曲的歌星，一副很讨女人喜欢的面孔。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高挺的鼻子。从同时代人的记述来看，这个富家公子显然也是个美男子。“面白鼻高，希腊典型的美男子”——文学史家赵景深这样记载道。而他对自己的“希腊鼻子”也一直很引以为骄傲。一个相士曾这样说他的鼻子，“准头丰满，金甲齐完”，照相士的说法，人的五官中，鼻主财星，邵在四十一岁到五十岁之间将会有大财运。在他结婚前的一幅自画像上，鼻子奇怪地成为了画面的中心——显然在臆想中他把鼻子的尺寸放大了许多——他还在画的右下角加盖了一枚私章，内容是一匹马、他的出生日还有他的一个英文名Sinmay。邵洵美是坐“雨果·斯汀丝”号邮轮赴欧洲的，随身带了一架老古董般的牛门牌相机，每到一处都拍些人物和风景，寄给他在国内的未婚妻。有一张是在庞贝古城的废墟上，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像个站在街角阴影处的小开。还有一张在但丁雕像下的留影，矫情地拿着一本诗集，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民国十四年手持Paradiss在Dante像旁摄。”

当他考进剑桥的依曼纽学院，立马寄给他的“茶姐”的是他在学院教室旁的一帧立照。“穿着英式的高级西服，双手交在腹前，很有绅士风度。”半个世纪后，垂老的盛佩玉还能清楚地忆起当时照片上他那春风得意的模样。

当他暑期来到巴黎，寄给她的是同住在拉丁区的几个画家朋友为他画的半身素描像。一张是徐悲鸿画的，一张是张道藩画的。作为友谊的纪念，他很喜欢这两张画，说以后打算印出来贴在书的封面上。

欧游到了第四个年头，邵公子像亨利·詹姆斯笔下那个可笑的信使一样不思家国。异邦颓废的空气最适于他慵懒的天性，酒，咖啡，枝形吊灯下的闲谈，这些于生活并非必需的东西，使生活显得愈发的可爱，何况还有一帮过从甚密的狗友（他们那个松散的组织叫“天狗会”）——徐悲鸿、徐志摩、谢寿康、刘海粟、张道藩这些日后在现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人物。据说在“天狗会”中他和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结拜了兄弟，谢是老大，徐是老二，张是老三，邵居末位。然而到了冬天，父亲的一封家书把他召回了上海。邵恒在信中描绘了不久前家中的一场大火（这把火烧掉了他留学欧洲的唯一的经济来源），和大火后分家的风波，没有说出的一层意思是他应该撑起门楣了。这样，他仅差一年没有得到剑桥的学位证书就回到了上海。

有什么最能拴住一个男人的心？还没等他回来，一场盛大的婚礼就在等着他了。邵、盛两家的长辈在他还在归国的渡轮上时就谋划了婚礼的种种细节。12月的一天，婚礼在南京路的大华舞厅开办，主婚的是新郎的父亲邵恒和新娘的四叔盛恩颐，担任婚礼司仪的则是有名的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考虑到邵、盛两家的声望，又考虑到新郎是来自剑桥的文学士，整个仪式是又中又西，新旧合璧的，这边领了圣餐、脱了西式礼服，马上又换上了中式的袍子马褂、凤冠霞帔，用老式礼节向长辈们一个个地磕头。他们的结婚照上了最新一期的《上海画报》封面，底下还有一行说明文字：留英文学家邵洵美君与盛四公子侄女盛佩玉新婚俪影。那上面新娘的眼圈是红肿的。

是亲戚们最早发现了他脸上的异相，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他高挺得出奇的鼻子。他们的记忆里，这个白皙、圆脸的男孩，鼻子一直是扁平的，怎么一回来就带来个西洋鼻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从余姚来的远房婶娘暗地里还可笑地嘀咕新姑爷是不是被人掉包了。也有颇具见识的客人私下里说，这鼻子是整过容的，里面填塞着一种叫硅胶的化学材料。但很快，所有宾客的视线都让新娘丰厚的嫁妆吸引过去了。天哪，到场的也都算是见多识广的，却没有一个人见过如此丰富的嫁妆！

①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著名的剧作家、散文家和诗人。②柯勒律治（SamuelColeridge,1771—1834），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是男人总要出去做事吧，何况是一个剑桥的高材生。婚期过后，剑桥结识的“狗友”徐志摩有事回乡，就举荐他任了上海光华大学教席。邵恒长舒了一口气，这也不算辱没先祖了。为了压住阵脚，邵公子特地去配了副金丝边平光眼镜，穿上长衫，使得自己看上去老成些。可是我们的才子一上讲台就会犯晕。平常三两朋友聚会，他滔滔不绝，舌绽莲花，但一站上讲台，他简直不知说些什么好。后来情形稍微好了一点，可在学生们听来，他讲的王尔德①和柯勒律治②无疑是天书一般难懂。第二年春天，他辞去了教职，在南京西路斜桥总会隔壁租房子开了一家金屋书店。店面只有一开间，雇了一个店员，自己做编辑，也兼管事务，还仿照王尔德的《黄皮书》的样子办了一本黄色封皮的杂志《金屋》。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做偏要去卖书，父亲邵恒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也有点看不下去了。向家里头要钱没了指望，邵公子只好去动用妻子的陪嫁。

尽管如此，“金屋”没有撑到一年就倒闭了。有人笑话他，留洋也就垫高了个鼻子回来嘛。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新月，新月（1）

1928年，北方的文人像候鸟一样受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向上海进发。他们的迁徙或许只是为了寻找政治或是经济上的庇护，实际造成的则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阵地的一次大转移。这年3月，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看邵洵美，说是新月书店要招新股，请邵参加。其实是新月书店亏损太大，想到邵洵美反正有钱，又很大方，就有意让他出来“接盘”。邵想反正办书店都是一回事，于是就关了“金屋”，致力于办“新月”了。于是南来的胡适、徐志摩等与邵洵美在上海开始筹擘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

这是时代给邵洵美的一次机缘。做不来好的文章家，做个出版家总可以吧。邵洵美把祖屋出售后，在平凉路21号办起了时代印刷公司，把家产几乎都投在了出版上。那时的“新月”出版《论语》、《诗刊》、《新月》等杂志，麾下汇集着胡适、林语堂、罗隆基、沈从文、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这些大将，在1930年代初期的文坛可称风头独健。邵洵美是最早注意书籍设计和外观的出版家，不光注意纸张的质量和装帧，也留心每一页的外观。他还从德国买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器和油墨，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相凹版印刷术”进行印制生产。据说当时著名的《良友》就是他的一大主顾，后来还承印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邵洵美那个时期推出的三份流行杂志《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时代电影》集合了当时最有才华的一批艺术家：鲁少飞、刘呐鸥、张光宇、叶浅予和张振宇，此外还推出了巴金、张资平、沈从文、庐隐等人的自传。

接下来是一个杂志的黄金时代，上海被称为“杂志的麦加”，据说每天有二三十种、一个月内有近千种杂志在出版，它们像百货公司里井然有序的陈列商品一样供大众所需。创办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说，“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花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喜欢的杂志”。但邵洵美所办的所有杂志几乎都卖得不好，搞得他“钞票总兜不过来”。多年以后，他的这些“昔日辉煌之残余”还可以在他开在苏州路上的一家小书店里找到，那些过了期的封面女郎和分行的诗句一起尘垢满面地堆在书架上。

朋友章克标这样说他：“洵美先生对办一份画报，很感兴趣，他有高度鉴赏能力。他不知拿出了多少钞票来解决困难。我觉得这像是一件湿布衫脱给他穿，邵仁兄倒是很高兴地穿上了。”

多年以后，也是这个朋友这样回忆他对邵洵美的印象：一是诗人，二是出版家，三是大少爷。邵的少爷作派从当时朋友们给他的两个诨名就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少爷”，二是“孟尝君”。一个不让人吃他白食、没有一点一掷千金的气魄的人，哪能那么容易得到“孟尝君”这样的诨名。但说邵是一个诗人很多人就想不通了。他们说，我们虽然知道邵公子曾与泰翁同席，与奥登同车，与徐诗人（志摩）同学，他那些诗嘛，嘿嘿。甚至还有人公开激烈地说，如果他的是（诗），那么我们的就不是；如果我们的是，那么他的就不是。究其原因，一般说来诗人从来都是穷的，我们的富有的主人公于是很不幸地成了诗人们仇富心理的一个牺牲。

事实上他们最看不得的是邵的“下流”。他对女性身体的“耽于肉欲的亵神行为”和性感的展示让他博得了一个巨大的恶名。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感官的世界，他的中心意象总是女人，以及对女性身体的色情的畅想。他有一首诗，把花变成了色情欲望的载体，花的“红肤”，“潮湿柔软的躯体”，被转换成了女性性器官的意象。另有一首《颓加荡的爱》，以云的聚合来描述做爱。邵最有名的一个比喻是把“处女新婚之夜的眼泪”比作了“荡妇下体的热汗”（《花一般的罪恶》），他们由此断定他是一个不仅在现实中追逐更在诗歌中幻想妓女般的人物的家伙，——“爱荡妇胜于处女，爱萨乐美胜于圣母玛丽亚”。那年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帮年轻人正在高喊革命，而这个人年纪不大却过着那样腐朽没落的生活！左翼人士指责他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性感词汇的集中营：火，肉，吻，毒，舌，唇，蛇，玫瑰，处女，等等。颓废——这是他们安给他的一顶在当时颇不名誉的帽子。

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

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

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

这里的生命像死般无穷，

像是新婚晚快乐的惶恐；

要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么她将比红的血更红。

啊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恋爱的灵魂的灵魂；

是我怨恨的仇敌的仇敌。

天堂正开好了两爿大门，

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

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五月》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新月，新月（2）

这首为后人多次征引的《五月》，收在他的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中。这本毛边，大32开、米色道林纸印刷、封面上一朵黑茶花的诗集是他自行设计的，其肉感的气息就像书名所暗示的一般。集子里的三十一首诗作，都是——套用一句当下流行语来说——“那么罪，那么醉”：

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

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

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

——《春》

或许是这些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激怒了他，他回应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读懂。他暗示说，自己有着源自高贵谱系的美学原则，一是来自波德莱尔和法国诗歌（他的集子《花一般的罪恶》就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是来自布姆斯伯里圈子的影响。在他书房的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罗塞蒂绘的史文朋的肖像画，还有一幅是古希腊女诗人莎弗的肖像画。他的朋友不知有多少次听他讲过这个故事：那是在他去剑桥的路上，在拿波里（今译那不勒斯），他下船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在那儿他发现了一幅画着美丽女子的壁画，那女子的眼神像情人一般召唤着他，“向我走来吧，我的洵美！”于是他完全被她蛊惑诱引了。他一次次地讲述这个故事，最后自己也相信了这个故事是真的，并把它记入了一本诗集的序里：在意大利的拿波里上了岸，博物馆里一张壁画的残片使我惊异于希腊诗人莎弗的神丽，辗转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弗发现了她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了波特莱尔、凡尔仑。

——《诗二十五首·自序》

从对莎弗的崇拜，再到史文朋，再到波德莱尔和魏尔仑，邵洵美在这里为自己划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美学的谱系线。他在金屋书店出版的散文集《火与肉》——这个具有异域色彩的书名不无史文朋的诗句“双手火一般灼热”的影响——则可以视作他在剑桥所受西方文学教育的总汇：六篇文章里一篇写莎弗，两篇写史文朋，另外三篇写魏尔仑和戈蒂耶。如此自报师承，曾引得朋友徐志摩在背后微哂：“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

那些亭子间文人总喜欢拿着他的“颓废”说事。一个人写的诗是颓废的，连带着他这个人也是颓废的了。在这种道德逻辑下，也难怪中国的文人都拿腔捏调要作君子状。其实“颓废”又有什么不好？它是一种风格，一种色泽，一种态度，它倾向于多彩的奇异的一面，又带着波希米亚式的自以为是。何况在当时的中国语境里，颓废，其实与先锋相去不远。

邵洵美的朋友、《狮吼》杂志（邵也是这本杂志的赞助人）的创办人章克标，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到他从前的共事圈子，这也可以作为对邵和他气质相近的一帮都市诗人作家的一个定评：

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西欧波特莱尔、魏尔仑、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融合矛盾的语言。……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表扬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

1933年，鲁迅到上海已经住了六个年头了。他租住在虹口大陆新村的一幢三层的楼房里，不再写《阿Q正传》和《伤逝》这样的小说，可是手里的一支笔还是有力地牵引着读者的视线。他自嘲着，但也愤怒着，对世态炎凉和民族痼疾的愤怒夹杂着自己私人的愤怒，公私合营，构成了鲁迅那一时期毫不宽恕的性格。比如，从邵洵美办出版的事他就说了开去，对把文艺当作休闲的唯美派的学徒们极尽挖苦之能事，“要登文坛，须阔太太”，“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此文一出，“帮手立即出现了”——鲁迅这样自嘲，论争的情形像极了今天BBS上的无厘头式的口水仗，这些话都登在当时官方的主流媒体《中央日报》上，择其要点如下：

1．拿老婆的钱出来做文学资本，不应被指责，倒是应该佩服的，因为凡事都需要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用老婆的钱做文学资本，总比拿这钱去嫖要好一些。

2．做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

3．文坛无时不在招“女婿”，比如现在有些人，就快变成俄国的“女婿”了。

4．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便对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

鲁迅匆忙之际，只来得及说下一句“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就潜水了。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附：《文坛茶话图》说明

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问题的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是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加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坐的背影，大概是凌叔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其余的，还未到公开时期，恕我不说了。左面墙上的照片，是我们的先贤，计有：刘半农博士、徐志摩诗哲、蒋光慈同志、彭家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