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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飞事实上1930年代之初邵公子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先是家门连遭不幸，继生母去世后，嗣母也相继而去。像他这样的大家庭办丧事讲排场，开销很大，祖父留下来的“杨庆和”钱庄也倒闭了，两个弟弟又要结婚等着用钱，而这些年来他的出版事业总在贴钱，因此钱袋越掏越空。到1933年6月，他实在撑不住了，只好把“新月”也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邵公子仍是“一条胡同走到底”，再次办出版。到后来只好将房产作为抵押向钱庄借贷，再后来，就只能将房产全部出售给钱庄。邵家的老房子没有了，他只好租房子住。然而他待人处世的派头依旧故我，朋友们出书有困难，甚或穷得揭不开锅了，都会想到这位诗人“孟尝君”。邵洵美为出版业，耗去了大半生的精力和几乎全部的家产，问题在于他自己不善经营，也没有一个懂得经营的人做助手，就只能苦了他自己，还落不得一个好。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异域美人

1935年来到上海后来又走进邵洵美生活的那个美国女人叫埃米丽·哈恩，她后来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这一年她三十岁，来中国的身份是《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喜欢探险，身材健壮，臀部庞大，剪一个秀兰·邓波儿式的时尚的童花头，有着一双海水般幽深的棕色的眼睛，还有着一张茱丽亚·罗伯茨那样的性感的大嘴。有点放浪，也有点叛逆。据说此人在踏上去中国之路前，还像一个从事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一般在非洲刚果的土人部落待过两年。

那个时期上海滩有位有名的交际花弗立茨夫人，作为上海洋行大班的太太，她善于打扮，面貌姣好，同时有着两位数的地下情人。这个风流的阔太太对中国文化无比热衷，自己出钱搞了个京剧团，还协办过跑马厅市政厅（后为大光明剧场）的新年音乐会。进入她家每周一至二次定期举办的文艺沙龙曾是多少海上才子的梦想，因为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进入了上流社会的标志。数年来，邵公子都是弗立茨夫人的座上宾，逢请必去，逢宴必到，同时通过邵，弗立茨夫人还把当时的最负盛名的名伶梅兰芳也拉进了她的京戏团。

这年春天，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刚到上海的埃米丽·哈恩被女主人弗立茨夫人牵着手推到了邵洵美面前。一曲终了，女作家已经对这个面白鼻高的东方美男子有了好感，特别是当她知道这个男子出自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这个美国女人最为震惊和敬佩的是这个美男子不仅能写诗，而且能用英文写！喜欢冒险的美国女人埃米丽·哈恩来到中国的目的，堂皇地说是为了写作，为了亲手切一切这个变化中的古老国度的脉搏，选取她所要叙述和描写的题材，但和一个东方男子发生一场奇异的爱情，经历一场异国情调的性爱之旅，更是她隐秘的梦想。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想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

埃米丽·哈恩几乎是心甘情愿地成了邵洵美的情妇，两人出双入对，一点也没有想到要避嫌。邵洵美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这是她的英文名字的谐音。让人吃惊的是，她还频频出入邵家，与邵妻做起了朋友。他们对她还有一个称呼，“密姬”，据说是她的原名EmilyHahn的谐音。邵洵美还带妻子去兰心电影院看她演话剧，连邵的妻子也赞叹，“密姬穿了浅灰色外国绸缎的连衣裙，裙子较长，但不是古装，灯光一照，真是十分美丽”。可见这女人的磁力非同凡响。

可笑又可叹的是邵的妻子还是蒙在了鼓里。丈夫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个外国女人身上，她疑窦暗生，却又盘查不出什么，因为丈夫的理由总是那么堂皇、充足。她警告他每天晚上必须在十一点前到家，否则不管他在哪里都要打上门去。丈夫唯唯应着，从不误卯，外面却早已彩旗飘飘。

邵洵美的社交魅力使他一直是他那个圈子里光芒四射的人物，现在因了他美丽的外国情人，更给这个“华美的带世纪末情调的圈子平添了生活的趣味”。他为情妇在霞飞路附近买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而自己住在杨树浦一套更豪华的房子里。有时候他也接情妇到自己的房子过夜。很多朋友找了借口聚到一起来看他的异域美人，他在自己家里，也在情人的公寓里招待他们。同为唯美派作家的朋友张若谷用不无艳羡并稍带夸张的语气这样描述他豪奢的住处：

少爷（圈子里的朋友都这样亲热地招呼他）的住宅，是上海有数建筑中的一座。全部用云石盖造，周围是一个大花园，有八条可以驶走汽车的阔路好像八卦阵一般地把那宅高洋房转在中垓。中间是一座大厅，金碧辉煌装潢得好像金銮殿一样……少爷的私人书房，也就是招待朋友谈话的客室。里面陈设很富丽，但是壁上挂的那张从邦贝火山石古城中掘出来的希腊女诗人莎弗像真迹，估价在五千金以上。还有那一架英国诗人史文朋集的手卷，是用二十万金镑的代价在伦敦拍卖来的……中间放着一架STIENWAY牌的三角形钢琴……琴畔一堆像宝塔一般高的乐谱，都用翡翠色的蛇皮装订。

女作家的放浪行径在白人世界里激起了许多闲言，他们甚至不屑于提起她的名字，只说是“那个养猴子的”（埃米丽·哈恩刚到上海时，养过一只猴子，是从刚果带来的，她叫它查尔斯,每次出门必抱于臂中，查尔斯后来生病死了）。有一天，女作家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只是一张用过了的卫生纸。拆信的时候邵洵美也在，他原以为女作家在羞辱面前会哭闹，可是埃米丽·哈恩却放怀大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在这种毫无心肝的大笑面前，邵觉得，自己也不是很懂得这个有着漂亮的蓝眼睛的异国女人。

当日本人进占上海时，邵洵美借埃米丽·哈恩的名义在租界内办起了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这本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名义上是埃米丽·哈恩，但背后全是邵在运作。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办起了一本差不多开本的英文杂志《天下》。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推测说：“也许正是邵考虑到当时租界的孤岛环境，有意请一位外国人来出面办理杂志，借以躲避日本占领军的障碍……这种办刊方法，在当时孤岛亦决非一例。”

据说埃米丽·哈恩和邵洵美在律师处是秘密办了结婚手续的，这么说来她的身份就不再是邵的情妇，而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了。但这并没有牵制住她离开邵洵美。她给邵留下的唯一纪念是让他也染上了阿芙蓉癖，幸亏不是太严重。1940年，埃米丽·哈恩离开上海去了重庆，搜集她正在写作的《宋氏三姐妹》一书的材料。第二年她去了香港，在那里她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英国少校（此人和她养过的那只猴子同名，叫查尔斯·鲍克瑟），不久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她和鲍克瑟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他们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并在那里正式结婚，从此结束了她长达八年浪迹远东的传奇生涯。

此后，在中国的经历几乎成了她唯一的写作资源。战后，她出版了自传性的《我与中国》一书，对上海期间的生活及和邵洵美的一段情分作了不少披露。邵在她的笔下成了“中国朋友Sinmay”。她描述了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是多么熟悉，“每家店铺的每一块砖对Sinmay而言都是有历史的”。还有他如何驾着他“长长的褐色Nash（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从他的杨树浦的家，经过苏州河，一直到市中心的那些诱人的书店所在地。在她生动的叙述中，邵是个“过分好奇的人”，——“他的心理就像孩子，像小狗，或像个老派的小说家，探究一切事情，从所有吸引他的东西里编织着故事”。

她还写到了富有绅士风度的邵洵美对女人的体贴，这个“有教养的美食家”和“风趣的健谈者”，在带她出去赴宴时，“他会就这道菜或那道菜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先是用中文讲给他的那些朋友听，然后意识到我不懂中文，就会迅速地向我解释一遍”。他只到埃米丽·哈恩工作的地方去找过她一次，“他苍白的脸和他的长袍在温和的英国记者中激起了那么大的反响，使他以后很有意识地总是约我出去在外滩见面”，——她这么回忆说——“几乎天天见面，或早或晚，多数是晚上。对他来说，时间无所谓”，“然后到了晚上，就在邵洵美的家里开晚宴，或闲谈；有时去看电影；要不就在床上读书。虽然我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战火，我依然非常幸福”。在她的另一本叫《潘先生》的书中，邵成了一个叫“潘海文”的人物的原型。其实这个人物的名字也是来自邵，是邵的英文笔名Penheaven（笔天下）的谐音。邵读过这个小说后，生气地发现自己在女作家的笔下竟然成了一个书呆子式的人物。

1946年夏天，邵洵美受陈果夫委派以电影考察为名来到美国，和他的旧情人（前妻？）见了一面。鲍克瑟少校很不绅士地参与了他们所有的会谈，或许他是怕妻子再来个孔雀东南飞？会谈结束时，鲍克瑟指着妻子对邵说：“邵先生，你的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鲍克瑟一个洋番，自然不会想到妻子如衣服这一层上去，或许真的只是想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邵也笑笑，说：“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你再保管下去。”

可怜的鲍克瑟少校！他把埃米丽·哈恩一直保管到她变成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太婆。到了埃米丽九十岁那年，他要先去见上帝了，还握着妻子的手说：你变得那么老，还能像一只蝴蝶一样飞走吗？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老娘舅”在难中

1936年春天，又一个女人在邵洵美的生活中出现了。她叫陈茵眉，这年19岁，江苏溧阳人，是来邵家做帮佣的。这个乡下来的姑娘身材高挑，一双眼睛黑亮有神。时日一久，邵少爷难免不心动。比之夫人那朵富贵花，陈姑娘这朵乡野小花自有她的动人风情。可是夫人不高兴了，吵着要回娘家住，倒不是因为丈夫太花心，他和埃米丽·哈恩搞得那么粘乎她就从来没有闹过，而是觉得他找个丫头也太掉价了。有说客劝道，夫人啊，男人三妻四妾又不是什么稀罕事，你的公公，在外面不是也有好几个小公馆吗？再说丫头有什么不好，丫头更体己。于是少爷如蒙大赦，又筑爱巢。几年里，她就为他生下了三男一女。

“八·一三”的战火烧进了上海，也烧掉了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幸亏之前他已在埃米丽·哈恩的通融下，把重金购置的印刷机拆零搬到了租界。那时，邵洵美已住到了印刷厂附近的麦克利克路。上海一沦陷，他就搬到了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这里虽说有二十多间相互比邻的二层小洋房，但屋子又小又矮。邵洵美一家住的房子有底层二间，楼上二间，统共四间。三子五女，再加上女佣和借住的表弟，也挤轧得很。说是逃难，邵洵美还是带了好多书，摆满了靠墙壁的一排书架，仍容纳不下，连地板上也堆满了……

一个习惯了西式早餐和英式下午茶的人，置身于呛人的油烟味和嘈杂的市井声中，过的又是一种提心吊胆“灯火管制”的日子，邵洵美觉得再这样下去真要发疯了。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常常一抽就是好半天，白净的指节也熏黄了。不知道这样的时局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好。他有一首未曾发表的诗，标题《一个疑问》，正是那时候苦闷心情的记录：

我的中年的身体，却有老年的眼睛，

我已把世界上的一切完全识清，

我已懂得什么是物的本来，事有终始，

我已看穿了时光他计算的秘诀，

我知道云从何处飞来复向何处飞去，

我知道雨为什么下又为什么要停止，

……

我始终想不明白现在这一个时局，

究竟是我的开始还是我的结束。

孤岛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邵洵美无论如何是忍受不下去了，他决定单身去内地，重庆或者武汉，安顿下来后再来接家人。

当时淞沪区域的战事告一段落后，日军的势力尚未进入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太古、怡和轮船，定期往来香港上海两地，军政界的闻人和有钱的商人，都乘搭这些商船逃到了香港，或由香港转往内地。邵洵美非官非商，一个破落户的子弟，自然不会有人送他船票安排他离开，要走也只有自己走。他是转道杭州走的。当时许多投机商、走私客贩运货物来往，日本军方也需要各种物资从内地运来，故开放了沪杭与内地之间的一条秘密通道，是从皖浙交界的场口，再转往后方各地。场口设有关卡，来往的货运车辆很多，也有跑单帮的散客。邵洵美顺着这条路而去，没想到在屯溪出了事。

屯溪位于安徽南部，新安江的上游，新安江航运与皖南公路的交接点，是皖南山区茶叶、竹、木材等物产的集散地。邵洵美一到屯溪，就被军统的人留住了。其中有一个是他远房的外甥，一直来劝说“老娘舅”留下来为党国做事。因为军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需要懂外语的人。软禁中，虽然每天都喝着清香的“屯溪绿”，但因为前途莫测，邵洵美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绝望之中他想到了欧游时的一个狗友，此人名叫张道藩，已由国民政府的交通次长升任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此事何不请他出面疏通？邵立即拍电报、写长信到重庆。等到疏通上路，他已在屯溪这个地方羁延了三四个月，人都混得脸熟，那些军统们也都叫他“老娘舅”了。这真是让他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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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老虎与两点声明

办杂志，搞出版，社交，写诗，给人的感觉好像邵洵美有着用不完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事实上他也一直靠金钱支持着这所有的努力。结果是他用光了他所有的资产，战争还没结束就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穷人。这时候他想起早年一个算命的说他四十岁后会有大财运的话，真是命运无情的嘲讽。

解放了，他自愿向新的人民政府上缴了他的印刷厂和所有的印刷工人（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然后他来到北京，先是住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旅行社，后来在景山东大街租了一处幽静的平房住下。他现在的身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外翻译，稿酬每月二百元，可先预付。据说这差使还是夏衍举荐的。当年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大约是1928年他办“金屋书店”的时候，有个朋友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的，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回来，生活无着，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接下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北美游记》后，即拿出五百元付给了沈。沈端先，就是后来的夏衍。在北京，邵洵美受到了旧日一些知交的热情接待，本想多住些时日，但北方干冷的气候使他的哮喘病发作，不得不返回了上海。朋友贾植芳记述了邵洵美南归后不久出现在南京路一次酒宴上的样子，“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那天他穿的是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着，神情却又是泰然的。

那段时间的四川中路上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印行过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书，大半属于第二国际的人物，受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批评，这家短命的书局很快就消失了。有传言说书局的出资老板就是邵洵美。

这么磕磕绊绊着到了1958年，邵洵美的麻烦又来了。先是隔三差五被叫去问话，审查，后来干脆就拘在了狱里。战乱时他在屯溪的三五个月的停留成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他讲清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有没有为军统工作。还有他在欧洲时和张道藩、谢寿康（曾任国民政府驻梵蒂冈大使）结为把兄弟的事，也都一并抖了出来。这些问题不说清，他就免不了潜伏特务的嫌疑，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回家。

城里刮起了集体化的风，让居民吃公共食堂。邵洵美全家被勒令从淮海中路的住房搬出，房子被征作了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

房屋被征用了，家里的东西也要全部出清。邵夫人只好清理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分散寄存到亲戚朋友家。一家人也作了鸟兽散，女佣解雇回乡，儿子和女儿住在工作单位或者学校里。邵夫人只好回娘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上级有关部门”给她落实了一处旧房，至多15平米的样子。她和子女们又飞回到了这个鸽子笼大的地方。

没有了佣妇，家务事只好邵夫人自己动手了。她虽然从小娇惯，却从来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受得住富贵，也禁得住苦寒。大冷的冬天上街买菜，脸和手上长出了一个个暗红的冻疮，生炉子煮饭、炒菜，被烟熏得涕泪直流。她越来越成为一个做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了。人间的烟火磨损了她的容颜，也使她变得壮实。有谁会想到小弄堂里这年过半百的妇人，会是昔日里钟鸣鼎食的尚书家的孙女、富豪家的千金呢？

因为不允许家人探监，邵洵美一点也不知道家中的变故。十多年前屯溪被拘，他没有为军统方面做过一件事，因此心里坦荡，谈吐也沉着。他的这种态度，使得狱里的那些老犯人还当他是大有来历的上海滩“大亨”一类的人物，对之很是企敬，还暗地里护着他。是以狱中也没吃多少大苦，用他后来的话说，——倒比外面来得好，生活有规律，还经常学习，讲时事政策，不大受苦头……

但肚子还是要饿上一饿的。进入1960年代，迎头就是好几个饥年，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一个在押人犯不饿死就算好的了。开饭哨声一响，犯人们把领来的一份饭菜倒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以一种庄严和神圣的表情开吃。吃到一半，都舍不得吃了，把搪瓷缸子包在棉被里捂严实，等饿得不行了再拿出来吃。邵洵美哪里经过如此经济的吃法，几乎每餐饭都是一下子吃光，刮光，一边吃还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勿牢了”。人在饥饿状态下对食物的想象力总是格外发达，他讲述的往昔的豪奢生活总是让狱友们艳羡不已。他说——国际饭店建起来前，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是全上海最大的西菜馆和西式旅馆，他是“一品香”的常客，每年他过生日，都要放在“一品香”。因为他肖虎，生日前一天他就会订做一只像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到了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放在一只玻璃橱里，橱的四周全是一闪一闪的红绿灯泡……

饥饿，潮湿，哮喘，无休止的外调和故作的冷落，出狱的希望却还是渺茫着，他的耐心被一天天耗尽，甚至生怕自己不能活着走出去。一天，他找到狱友贾植芳，郑重其事地托付后事：“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我平生有两件事心里放不下，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写篇东西，替我说几句话，那样我死也瞑目了。这第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共计花了46块银元，是我出钱垫付的。那天来吃宴的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先生。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啊，希望你有机会的话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事，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都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写文章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实在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为好……”

但据倪墨炎先生近年考证，萧伯纳来上海时，是宋庆龄由杨杏佛和她的秘书陪同驱车到新关码头（今延安路外滩码头），再乘轮船到吴淞口迎接，然后直接到宋庆龄家里的。陪同宴饮的，除了几个国外记者，几乎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根本就没有出现邵洵美的影子。

据鲁迅记载，在宋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的，连鲁迅和萧伯纳在内共7人。1933年2月17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

斯沫特列后通译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女记者。木村毅是日本《改造》月刊记者，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要鲁迅带他采访萧伯纳的。从鲁迅日记可知，入席者还拍了照。这张照片后来发表的地方很多，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5卷中有，各种鲁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庆龄照片集中都有，也是7人，没有邵洵美。日记所记，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请客的可能性：鲁迅“傍晚归”，萧伯纳也在傍晚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

那天下午两点，在一个叫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召开的欢迎会上，邵洵美代表世界笔会中国支会向萧伯纳赠送脸谱和戏装等礼物，是有在场的鲁迅、张谷若等的记录文字为证的，至于“功德林”请吃一事却是他囹圄中回忆往事时的“记忆移植”。是邵洵美故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吗？还是记忆力的衰退使过去的人与事在大脑里出现了叠影？是耶非耶，历史总是这样吊诡。

等到出狱和家人团聚，已到了1962年的仲春。邵洵美的头发全白了，严重的哮喘让他体力虚弱行走艰难。但当他捧着盖着大红印章的证明他不是特务的一张纸，他还是想跪下来。唉，什么时候起膝头变得如此软弱？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去往神仙的宫殿

楼下的院子里有棵法国梧桐，4月开花，9月就木叶飘飞。日子在一天天地流淌。出狱后的邵洵美变得不太爱说话，经常一个人躲在小楼朝北的那间小屋里。有时译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就是静静地坐着。

长子祖丞是时代中学的英语教师，因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了三年刚回来，离了婚，单位又没房子，睡的是家里的地板（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了父亲）。女儿如愿嫁了一个医生，迁往了南京，不久就有了身孕。为了照顾即将出生的外孙，过了年，夫人也暂住到南京女婿家去了。

妻子不在身边，邵洵美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困顿。那个时期的一封家信中他这样叹苦：“今日已二十三日，这二十三日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一次，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来上海看他，他想好好招待这位故友的妻子，却囊中羞涩，不得不把一枚吴昌硕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低价出售，换来了十元的酒菜钱。落魄至此，也真让人唏嘘！

邵洵美很快就病倒了。春寒天气最难将息，他被喘咳折磨着，只能躺在床上，窝在被褥里，一开口就咳嗽不停。陈茵眉得知消息，只身一人来到上海照料他。

1967年冬天，邵洵美的老病又犯了，这一次哮喘得更厉害。可的松、强的松之类的药物因服用太久已不起什么作用，说话时，不得不手里捏着一个橡皮筒一样的东西，连按带动，向口里喷送空气，以帮助呼吸。如果我们没有记错，他的伯父，也是害这病死的。本来这种病只要易地疗养，一到冬天就去南方温暖的地方，还有望治愈。可现今的邵洵美，再也不是一掷千金的少爷，只能挨得一日是一日了。趁他病情略有好转时，家人建议去余姚乡下静养，他拒绝了。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与他血肉相连，就像他从前在一篇《感伤的旅行》的文章中所说：“此地有我的老家，有我的新居。它是一部我的历史，它会对你说我自小是多么可爱，长大了是多么顽皮，成了人怀藏着多少的奢望。没有它，我对自己的过去会没有查考。”

过了春节，邵洵美休克了一次。调治了三个月，见有好转，就出了院。这一日，天微雨，他出院回家后写下了一首小诗：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他相信，自己已经看到过死神的面孔，它并不可怕，只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一片无以捉摸的白色，像雾，像无数道墙外的另一个世界，他甚至已经非常真切地看到了这另一个世界里的旧日朋友。

陈茵眉回江苏溧阳乡下忙她的农活去了，现在是夫人从南京回来服侍。他变得特别怀念旧时的光景，常常念叨那些死去或者活着的旧友的名字。有一个晚上，他让夫人烧了一桌好菜，说要等待徐志摩和陆小曼。善良的夫人陪着他等了大半宿，并记下了他的四句诗：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关门。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

夫人说他的这些诗作太伤感，他也真诚地检讨开了，把这些看作“毒草的标本”：

我这种东西写它做什么？对人对己全没有好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毛主席所写的诗词，哪一首不合乎这个标准？而我写的东西，哪一篇经得起考验？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东西，它反映着某些人的思想，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一种毒草的标本，可以在需要时作反面教材。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参考资料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

听着院子里梧桐的沙沙声，他入梦了。他似乎真的听到了徐志摩的声音。徐和他大声争吵着什么，为了安妥诗中的一个词，或是为了书店经营的事。徐的一口海宁话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啊。梦中，徐的手指好几次点到了他的鼻子上，就像在剑桥一起同学时一样。他相信了，死者的确是会说往事的。死亡，无法使他的内心冷却，也没有让他的理智涣散。现在，对于他来说，死亡不再是黑夜的恐怖，而是白昼的伴侣。

哮喘病发作的间隙，他在床头翻读的是一本安徒生的童话，《夜莺》。玫瑰丛中的夜莺，让他想到的是那些清风一样透明的日子。可惜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西窗的斜阳穿进来了，一粒粒舞动着的灰尘也仿佛是红色的。隔着蒙了水汽的窗玻璃，外面的喧嚣成了梦境。他轻轻读出了声。夫人在一旁劝止不住，听着也落泪了。

于是夜莺不停地唱下去，它唱着宁静的教堂墓地——那儿，生长着白色的玫瑰花。那儿，接骨木树发出甜蜜的香气。那儿衰草染了哀悼者的眼泪。死神这时眷恋起自己的花园来。于是他就变成一股寒冷的白雾从窗口消逝了……

他曾经这样说：“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命运，神仙的宫殿决不是我的住处，啊，我要醒，我要醒，我要醒！”临到终了，他吟起这句子，才发觉自己或许是曾经明白，但始终是没有醒来，即便是从贵胄的云端跌落到人间的烟火中。这一生真的是一个弥天大梦？

因此他决意等待，不再挣扎，任由那片白雾一点点地把自己包围。谁说它是冰冷的呢？或许缠绕一身的白雾是温暖的，像他余姚老家盛产的棉花，他一坐进这棉花堆里，这一片白色就会温柔地把他浮载起来，而他那已记不清面目的祖父，会在远处喊着他的小名向他走来。他的生命不会是一场风暴。这一点他明白。现在他只愿像院中的那棵老树，生、老、病、死，走过人世间的六道轮回。如果这一切已不再能变更，那就快点到来吧。他在心里默默地喊着。

1968年的暮春到来了，这是一个万物明亮的季节，郊外已是麦黄草盛。立夏将近，地气回暖，邵洵美的肺原性心脏病加重了。到了夏至之日五月初五，哮喘又发作，来不及送医院，就颤抖着手指说不出一句话来。一家人看着他徒劳地在病榻上挣扎，却无以援手。延至次日，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终于与这个看不清道不明的世界作别了。

这位当年上海道台的大孙子、曾继承了上千万家产的诗人和翻译家、出版家，入殓的时候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买得起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双新鞋，送他“上路”。

夫人在悲伤之余还得处理他这些善后事宜：欠医院的医疗费四百余元，欠房管处的一年半房租六百元，以及私人借款五六百元，等等。

他往死的样子，十分平静，就像是往净土一样。死亡在最后一刻终止了痛苦。他的诞生日（旧历月日）与逝世日（新历月日）竟是同一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冥冥中的巧合。他真的去了“神仙的宫殿”了，家人的涕泪和呜咽，在他仿佛是登天的神舞仙曲。

至此，对一个人一生的叙述也将要结束。当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他和一批同样年轻的才子生活并成长于战火和革命降临前的中国黄金岁月里，尔后，我们看到他萌芽中的文学天才迅速地被掐灭了。我们的主人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绅士？海上才子？浪荡子？三流诗人加摩登男子？出版家和招摇的文学纨绔子？一个爱惜羽毛又不小心沾上了一生洗不去的污渍的人？那些事件、变化着的环境，成就着一个人，也禁锢着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面目往往变得模糊，倒是历史总是要挤到前台来。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附记：余烬的余烬

日前看到署名Celine的文章，《上海滩最后的“小开”》，记载了邵洵美的长子邵祖丞在新时代的生存境遇，摘录附记于后，也可算作“余烬的余烬”：

５０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有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那时，“左”风未兴，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还是件很时髦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儿子，那时２０来岁。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当时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他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版国外唱片。只是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选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邵祖丞只好怏怏地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恒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也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肃反”的时候，因为他曾参加过一个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稀里糊涂地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邵洵美被捕入狱，受父亲案子的株连，邵祖丞也跟着沾“光”，从校办工厂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

这期间，他的母亲离家去了南京大妹家，在外界压力下，他的妻子——一个端庄、秀气的中学俄语教师——也和他离了婚。

邵洵美的问题在三年后总算审查清楚了，宣布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无罪开释，他的儿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松江农村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后，邵祖丞终于得以返回中学教书。但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四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像邵氏父子这种人注定是跑不掉的，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子是“牛鬼蛇神”，所谓一丘之貉说的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家。邵祖丞在学校里被斗得要死，这是因为，一，他是资产阶级、封建官僚的孝子贤孙；二，这人教英语课时居然全部用英语讲课，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什么？父子两人被赶得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邵祖丞只好睡在地上。工资是早就停发了，只好靠着一点生活费苟延着时日，还得提心吊胆去应付那些无休止的批斗检查和抄家。

晚年的邵祖丞，退休后住在10平米左右的亭子间里，这个当年的新潮音乐追逐者已经远离了音乐这一人世间的奢侈物。他每天自己买菜、煮饭、洗衣，每周还要安排三天，为中学生补习英语，借以补贴家用，因为退休工资毕竟太有限了。没有学生来的时候，他多半是一个人呆在他的亭子间里，看电视，抽烟，静静地想些什么。

Celine的职业是记者，她总是习惯于打量别人的生活。作为一个有着怀旧情结的年轻人，她对大家族后代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她踏着阴暗而逼仄、吱吱作响的小楼梯找到闹市一隅那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再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老人了”。这个在流行歌曲中长大的年轻人，惊异于老人能以如此超然和淡泊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家族的变迁。上述采访中，不时有学生进来找老先生补习英语。

或许是故事结局的过于凄惨让Celine神情落寞了，告别时，过意不去的老先生这样安慰她：“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没有失败。况且，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邵家和盛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邵、盛两家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上半辈子，已富了四代了，严格来说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该吃点苦头了吧。所谓便宜不可以占尽……”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福，又名平复、少雄，笔名有金桥、赵横、刘志清等。

1902年9月28日出生于宁海城西。“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给柔石以深刻影响，后参加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走上文学之路。1925年元旦，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同年2月，赴北京大学旁听，专修哲学、英文，兼听鲁迅所授之《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第二年因经济拮据而离京南归，为职业奔波于沪、杭、甬之间。是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甚为震怒，作散文《诅咒》及小说《旧时代之死》以抒愤。1927年执教宁海中学期间，自编《国语讲义》及《中国文学史略》授课。翌年6月间离乡去沪。

在上海，经王方仁介绍结识鲁迅，创作益勤奋，先后出版《三姐妹》、《旧时代之死》、《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并翻译苏联及北欧文学。是年冬，在鲁迅领导下创立朝花社，发行《朝华旬刊》、《艺苑朝花》诸刊物。1929年初受鲁迅委托，接编《语丝》。翌年2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后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5月，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以“左联”代表身份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牺牲。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1）

他的父亲起先是个农民，他的母亲，是宁海县城一家小豆腐店老板的女儿，到这个叫福的男孩出生的第二年，他父亲在城里西大街的市门头一间租来的屋里开起了一家贩卖海鲜的咸货店。店号“赵源泉”，显然寄托了把这个小店视为赵家日后经济生活来源的期望。这种江南县城小商人家庭式的拮据、勤俭与操劳，以后将一直是这个男孩成长、生活的经济背景。那是新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天朝正背负着巨额的赔款趔趄前行。在这个古称“缑城”的浙东小城，一个叫王锡桐的乡村秀才带领愤怒的农民烧掉了传教士的天主教堂。一把火的后面又是13万两白银的赔款，这给本就年成歉收的萧条日子又降了一道寒霜。但恰逢这个男孩出生的那年（1902年，时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年景还算不错。那时他们租住在城里西方祠前一个华姓人家的房子里，站在华家大门前望去，稻田一片金黄，男孩的外婆不禁喊道：呵，好个熟年儿，一个上好的熟年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属虎的男孩出生时的吉兆将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4月是个残忍的月份。当呼啸着南下的寒流驱跑了前几日还酒浆一样流淌的春阳，天地又回复了隆冬时的萧瑟。2002年4月，我来看他，双脚沾满泥泞。站在许广平题写的故居门前，放得很轻的脚步还是惊飞了庭院里觅食的一群小鸟，扑喇喇地飞上屋顶。其实也只是来看他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那几间屋子。看了他的房间，他的床，他用过的桌子椅子和识字课本，我很快就出来了，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山城里走。一只黑狗不紧不慢地跟着我。就这样来到了那条沿城而过的大溪边上。雨后的溪水奔涌得浑浊而激情，看着灰色的天空下挤在一处的闾里人家，忽然想起电影《早春二月》里，孙道临演的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也是这样的天气。溪水打湿了脚，这情景让我很不相干地想到鲁迅当年说《二月》时的话，“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回去的时候，大巴又经过了那几间上午造访过的屋子，小桥边，一个瘦小的老妇人向我们招着手。风很大，她一直目送着我们。她的头发是秋后经了雨水的稻草那样的一种苍然的白。同车有人说，她就是柔石的女儿。她？女儿？有一瞬间，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个老妇和印象中那个还不脱稚气的青年联系起来。是的，死者是不会老的，时光的箭矢再也不能穿过他，在时间的河床里他是永远的三十岁。而那个看起来像他祖母一样老的他的女儿，还记得年轻的父亲的音容和笑貌吗？那一刻忽然心里钝钝的撞了一下，为这个家族的故事，也为流动的时间和停滞的时间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的相遇。我忽然感觉到了他，一个年轻的生命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我走进那幢百年老屋时并没有如预想中的出现。它的出现，全然因为那个站在风口在我的视野里变得越来越小的老妇。

好了，接着来说他的故事。因家境的拮据，这个小商人家的男孩十岁才开蒙。小学校的旁边，就是那个被明成祖朱棣磔杀的方孝儒方正学先生的祠堂，男孩不知从何处竟觅得了这个道德家的一帧木刻画像，题上“永远保存”，装上镜框挂在了自己的居室的墙上。好多年后——那时他已经死了——鲁迅这样说到他和那个缑中乡贤：“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顺便提一下，男孩的出生地宁海，清代辖属台州府。

男孩小学毕业就到台州去念书了，可是那所学校学费昂贵，他听说省城杭州有一所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以享受官费，就决定中途退学自修，准备报考那所学校。1918年初秋，改名为赵平复的少年从北乡的薛岙埠头坐上“宁波航船”，转道宁波从招商局买了一张开往上海的轮船票，到了上海又坐上开往省城杭州的火车，来到了位于西湖边上旧“贡院”院址的浙一师。同学多为贫苦子弟。学校不仅免学费，而且食宿便宜。赵平复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向父母汇报在学校里的心情，“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因为一种道德使命感的驱使，他的日子过得像一个苦行者，“于身体则晨昏谨慎，饮食适宜，于功课则克勤自进，努力前行，修养品性，完善人格……”到读书的第二年，寒假回家，赵平复就和老家一个老童生的女儿结婚了。这个还未脱尽童稚味的青年很快就做起了父亲。可在他毕业前，他未满两周岁的儿子染上了麻疹——“鼻息的呼引如风箱一般”——针药无效，竟然夭亡了。接到消息时他在杭州，他感到“心，如蔽了一张黑布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