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页

他变得怕回家。放假了，同学星散，他一个人待在空旷的校园里，要么就在夜色下的西湖边像个疯子般乱走，走得心力交瘁了才回到学校，把自己交给逼仄板床上的睡眠。一边是夫妻间的琴瑟异趣，一边是年轻人对爱情的天然的向往，这撕心般的纠缠中他只有把自己交给或许也并不可靠的文字，涂抹日记以遣闷怀。同学都在轰轰烈烈地恋爱，那湖边的爱情带着江南水汽的迷蒙，也带着那个年代新青年的革命腔加文艺腔。只有他，只是“看着时表的空跑”，“过的是渣滓的生活”。西湖边上的春梦，虽说醒来后了无一痕，但在梦里抱着“伊”，“久长的KISS”，纵是醒了也还是如饮过葡萄酒一般的酣畅的，也难怪他不想回去了。

可是又有谁逃得过生计问题呢，革命家不能空着肚子去喊口号，恋爱家也不可能兜里没有一点下馆子的钱就去泡女生。马上就要毕业了，同学们聚在一起谈以后的志向，赵平复同学说了一通云里雾里的话：“我，好比是几何学上的所谓的点，有位置而无长、宽、厚，有时它渺不可言，在轻尘中飞荡，实在毫无意义，有时它会扩充到无限大，穷宇宙所不能盈。真正的我，应该是几何学上理想的点，能过一点，可作无限长之直线，通过一点，可作一任意形状的曲线。”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设在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这年7月初，赵同学取道上海，坐了八个小时的慢班火车到南京，冒雨去报名时得知报考有两千多人，而实际录取不足五十人，又被告知若录取需学费60块银洋，一腔热望好似给雨浇了个透湿。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2）

落榜的消息是意料中的，但赵平复还是感到“死神的翅膀在我头上拍着”。不得已，到了9月，由一位朋友举荐，他应聘到杭州葛岭一个姓应的留法博士家，担任应家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1923年甫出校门的青年赵平复的心境是灰黯的，世界正是末劫之年，满目疮痍的河山，即将被赶入尘世的焦虑，使他在这一年的旧历正月初一就发出了这样的郁愤之声：

军阀专横于朝，贪吏欺诈于市，而一部分人民又遇焉不敏，甘心于自苦，辗转于水深火热，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1923年2月16日日记）

而奔走途中的风雨飘摇也成了他步出校门后彷徨无依的内心镜像，其间流露的颓废心情几近于郁达夫式的“沉沦”了：

秋雨滴滴沥沥的落着，正如打在我的心上一样，使我的心摇曳出和秋同色的幽秘来。（1923年11月16日日记）

这已有了成年人沧桑感的“和秋同色的幽秘”，比之一年前不识愁滋味的“天云的变化，不要惊破我心，阻止我的去路，那些微波细浪，总能战胜它”（1922年5月22日日记），心境的起落实在霄壤之间。

第二年春，妻舅吴文钦帮忙联系，赵平复应聘到慈溪普迪小学做教师。这是由旅沪金融家秦润卿开办的一所小学，由“普迪学会”（类似学校基金会的组织）委聘校长，按年拨给办学资金。据闻当时的校长只知一味克扣敛财，给教师的年工资压低到了只给60块银洋。但赵平复在这里还是得着了所谓的“小学教师的清福”，这情致就是他在日记里所说的：晚餐后，十余位同事聚坐在牵牛棚下，嚼着杨梅，喝着白酒，自由地谈，任情地唱，互相说些个人经历的不平，而此时，微风吹动白衣，远处的晚灯透过牵牛花架的叶子投在身上，一个个都像白衣飘飘的天使（见1924年7月3日日记）。

这期间，赵平复把以前写的一些小说辑作一册，取名《疯人》，于第二年元旦在宁波华升印局自费印刷出版。他颇为乐观地估计，卖了书就能收回钱款。但这本不起眼的小说集的上市，在这座终日喧响着算盘声和桐城派古文的诵读声的海边小城几乎没有激起一点回声。因薪水微薄，购买图书报刊又花费甚大，他只好回家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反而亏损了一百几十银元。就在此时，他的又一个儿子出生了。

接下来是为期大半年的北游。1925年2月中旬，无业青年赵平复做起了“北漂”，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两科，也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此时的经济状况如下：

由父母寄200块银元，与好友邬光煜同住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隔壁是潘漠华和冯雪峰合住），每月食宿费20—30元，购书的钱至少10元。到北京，他本来是想一边做些文章去卖，一边等小说集《疯人》卖完，可大半年过去了，他让书局结账，寄来的钱还不满5元。“囊中时空”，有时竟然窘迫到了“没有早餐的钱”。只好时而打一些抄录、校对的短工，以补生活之用。穷困再加疾病，他连死的念头都有了，在一封写给好友陈昌标的信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话：“自己时想投北海以自决者。”

这一期间，青年赵平复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我现在究竟算个什么人呢？”学生不是学生，职员不是职员，工人不是工人，最后他依吴稚晖先生的说法把自己自嘲作了一个“野鸡学生”。北大于2月22日开学，听课一学期后，9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又可谋一个好的前程。他父亲也是望子成龙心切了些，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上一个大学要多少费用。赵平复回信说，“复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到第二年初，终因病且财力不济，只得怏怏地离开“苦闷的北京城”，回他那个“绿色的海滨”了。北京是这么好待的地方吗，北京，是你一进去就想着总有一天会离开，离开了又觉得住过的一个地方啊。

南归后的一段时间，生计的鞭子驱赶着赵平复频频奔走于沪杭道上。在上海，他邂逅了也正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一师同学汪静之。两人在宝兴路悠远里合租了一间小屋，一边切磋文艺，一边寻找就业的机会。此时，赵平复认识了一个叫王方仁的镇海人。此人身上一股子商人的机灵能干，据说有个哥哥在上海的四马路上开设了一家教育用品社。王方仁正联络几个同道谋划着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与赵平复一说，赵当即高兴地表示愿意参与。他们的计划是，拟找10个朋友，每人出资100银元，集资开办费1000银元。在一封家书中，赵平复颇为乐观地估计：“如此举成，则儿偕二三友人将至杭州筹备，是则下半年即可招收学生矣。儿之友人中，多半做过中学教师，努力办一初中，当不无相当成绩，此可断言也。如此初中能办成而完善，则儿辈此后之生活，高枕无忧矣。”

但创办私立中学哪里是容易的事，身体的困顿再加心力交瘁，赵平复病倒了，还时有咯血。秋天回乡养病，父亲埋怨他说，一个才25岁的青年，竟这样憔悴，连背也驼了。“你今年正二十五岁呀，正该是壮气凌人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么？你却带了一身的悲与痛，躲避在家里，负了百万债似的，什么心事呢？谁给你有委屈吗？还是你怨自己之不得志？”终日飘荡着中药味的屋子，哥嫂的不解，侄儿辈的嘈杂，让他觉得这家里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了一天了。他频频在向外面的同学和朋友发信，希望有个“做事吃饭的地方”。封闭的环境最易于使人的思维走入极端，他竟然还有过吞金自杀的荒唐念头，只因金子太贵不易到手才作罢。

已经年老体衰的父母，决定把家产分给平西、平复兄弟两人。分配办法是：兄长平西得西大房住居，并继承“赵源泉”店铺；平复与父母住西厢，分得500银洋，作为股金存入店铺，支取分红。赵平复那时已是家乡中学的一个教员，对家中日常经济生活从不过问的他，或许是愧于自己毫无建树，对这次分居析产“心甚悲苦”。他时常独自步出县城西门，登上崇寺山，那里埋葬着他一个早逝的朋友。和死者的对话庶几可以抚慰他内心的难言之痛。他为亡友的荒冢摄下一张照片，背面写下的题记流露了他那时的凄苦心情：

1927．3．14，父母将予与西哥分居，杂事纠葛，心甚悲苦，以此常至崇寺山绕友仁夫妇墓徘徊。墓周五十步，每次必六周，很能体贴生死之滋味。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3）

赵平复本就性格内向，敏感多虑，在学校也少与人往来，分家让他感到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抛进了险恶的世道，竟至到了“体贴生死之滋味”。这些日子他聊以自遣的，只是埋头修改前些年写的一个长篇《旧时代之死》。他的想法很美好：希望卖了这部作品能到法国去。

可能是近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使然，旧属台州府的宁海人的血液里总是喧腾着造反的因素，未几，一次失败的农民暴动涉及到了宁海中学。那时赵平复刚刚出任教育局长，同时还兼着这所学校的课。看着学校封闭、解散，同事遭难、星散，心灰意冷的赵平复也不想做这个小官了，找了一个借口单身出走，跑到上海，在法租界内租了一个亭子间住下。说是“赴沪谋生”，其实也是前途茫然的。夏天他写信到老家，说是正在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支持。父母把他存放在咸货店里的500银元寄给了他。不久，他又写信来，说是500银元还不够盘缠（当时赴欧起码要1000银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他在信里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元用，来回路费每次要二百。……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

好在也不是全然断了希望，上海之行虽说仓促，赵平复还是带出了“用毛笔誊写得非常漂亮”（林淡秋语）的那部长篇手稿。初到上海的两个月里，他把这部稿子重新修改了一遍，并端端正正地在书稿的最后一页签上“1928年8月9日午前誊正于上海”。两天后，在一封写给兄长平西的信中，他报告了这一消息，“夙兴夜寐，努力读书作文，目下已将二十万字一书著好”。在这封信中，他还隐喻自己虽然羁身上海小小的亭子间，但那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这条胸怀吞舟大志的鱼儿一定会游进更广大的海域。

这部气氛悲苦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朱胜禹的青年在贫穷和疾病的双重挤迫下心理变态，最后在未婚妻自缢后服毒自杀，写作者自身和时代的病症使得小说的叙事像一场咬牙切齿的诅咒。他在小说前面简短的自序中，流露了表现“时代病”的野心：

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过程……我就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遣恨，结构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是我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愤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一天，从广州中山大学来沪的旧友林淡秋来看他，问起目前生活如何，以后怎样打算，他从抽屉里取出了那两大厚册的稿子，翻了翻说，“暂时只有靠这部稿子了”。朋友问他，找好出路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打算去找鲁迅先生。”

同年8月，赵平复在一封给兄长的信里说：“近日此间亦有一中学聘弟，如月薪有八十元，福即允诺，若太少福决不就，仍自求读书作文，为前途计也！此信一到，望西哥为福设法（银）洋五十元寄下。”过了些日子又去信说，中学教书的事也靠大不住，倒不是为钱的多少，而是因为有别的缘故，实在是不想去了。“沪外友人，虽时有信来邀弟，而弟情愿在沪谋生，并望一有机会，即赴海外读书，故不愿离此。”“但求人不如求己之态，愿自己吃苦，自己努力，开辟自己之路！”（1928年8月11日柔石致赵平西信）有一种说法是，他那时认识了鲁迅，鲁迅劝他不要去中学教书，专心文学，并把他的稿子寄给了北新书局。

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７日，赵平复的名字首次在《鲁迅日记》上出现。这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周建人、许广平、王方仁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赵平复也在被邀之列。这显然不是赵平复初次与鲁迅相识，三年前，他就在北京听过他讲《中国小说史》，但对鲁迅来说，这个操着一口浙江话的模样淳朴的青年是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或许是他的淳朴，也或许是他殷殷无助的眼神让大师动了恻隐之心，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同乡，慨然应允一定会细细看他这部长篇的稿子。

这年９月，鲁迅从靠近宝山路的闸北横浜路景云里２３号迁居到里内１８号屋，他随即就想到了这个居无定所的青年，介绍他和厦大的学生王方仁、崔真吾一同租下他刚刚搬出的屋子。考虑到他们在上海都没有眷属，饮食多有不便，还叫他们来与自己一起搭伙用膳。在日记中赵平复这样叙述他在鲁迅家吃饭的感受：“好几次，我感觉到自己心底是有所异常的不舒服，也不知为什么，可是在周先生吃了饭，就平静多了。”他说出这样的话也应该不是对一饭之恩的奉承：“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知识。”

赵平复按捺不住兴奋，致信兄长说：“福已将小说三册（《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信中还说：“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元，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元，以廿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元，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①可见当时他每月维持衣食住行和零用购书的基本生活费为30元，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元左右。

鲁迅悉心看完这部书稿，赞之为“优秀之作”，并慨然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1928年10月，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当时上海各书局所订的版税通常为15%-20%）。他以前的《疯人》是自费出版的，像这样由书局正式出书，有版权又有版税的收入，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他给兄长写了一封空前长的信，详细说了“卖版权”还是“抽版税”的情况：

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一百本的书，分给你二十元。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元，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元，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元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其实像赵平西这样一个小县城里的咸货商，哪里搞得清他兄弟说的什么版权版税的，赵平复只是想有人分享他的快乐罢了。一个叹贫嗟苦的青年，现在总算有了“自由撰稿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文学界的承认（虽然他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2元，在作家里面是属于比较低的），经济和文艺命途上出现的这一线光明怎不让他欢欣雀跃呢。经济上的初步自立连带着说话的口气也壮了不少：“福总想做一位于中国有贡献的堂堂男子，我现在已经有做人的门路了，只要自己刻苦，努力，再读书，将来总不负父母之望。”他给日后的自己定的做人信条，一是忠于文艺，二是如有金钱的余裕，就补助于诸友。

赵平复把那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报告如下：“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抽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

为了多多进款，他就要让自己像磨道上的驴子一样不断奔跑，不停下来，以至于“每夜到半夜一二点困觉”，“一边吞胃药，一边再写”。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4）

那一时期他在致兄长的一封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元计算，每日可得国币4元，如能顺利卖掉文章，则每月收入可达国币120元（合今人民币4200元），赵平复那时候的收入也应该是颇为可观了。

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是知识者言论自由的后盾，也是一个作家心性自由的物质基础。赵平复就这样成了当时一个左翼自由撰搞人的典型。

迷惘的时候，这些青年想到了合伙办刊物搞出版，二三十年代的文艺青年，到了上海不卖文、不办报刊就好像白在上海混了似的。他们想好了，合伙建一个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以后再陆续出版图书。特别是王方仁说到他哥哥开的“合记”教育用品店可以帮助先垫付印刷的油墨、纸张，还可以帮助代售，他们更是好像看到了成功的样子。开办的时候说好每人股金50元，鲁迅参了一股，拉许广平参了一股，赵平复的那一份，因一时交不出钱，也是鲁迅垫付的。所以鲁迅在里面参到了一大半。取陆机的“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之意，“朝花社”就这样开张了，拟办的刊物也就名之为《朝花》周刊。

尽管只是一本16开8版的小刊物，鲁迅还是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首期出刊，他为刊名“朝花”设计了美术字，还选用了英国版画家阿瑟·拉克哈姆的一个画来饰刊头。他手把手地教会赵平复他们如何编辑一本刊物：办刊物既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形式也要生动，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以压抑之感。他还帮助他们编选了一些近代木刻画的选集。

几个合伙人里，崔真吾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王方仁常东奔西走，实际都是赵平复一个人承担着编辑、制图、发稿、印刷的一揽子事务。可是王方仁那个开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给他们供应的纸都是从拍卖行拿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用来印刷木刻图版，质量次得没话说，自然影响了刊物销路。再加他欺赵平复不懂经营，“相信人们总是好的”，常常借故拖欠书款甚至赖账，以至刊物出到一年后竟出不下去了。赵平复只好用自己著译所得的仅有一点稿费去抵偿债款，鲁迅也赔了120元，至此社事彻底告终。

鲁迅后来回忆这事：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花，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里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经此挫折，赵平复觉得自己在这个坚固的社会面前还是太敏感太脆弱了，“神经末梢太灵动的像一条金鱼”。鲁迅像一个父亲一样告诉他“象的哲学”：“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1929年10月14日日记）

越来越沉入孤独的黑暗中的鲁迅，对他中意的青年自觉不自觉地流露着父爱的感情。这青年身上一种特殊的东西拨动了他的心弦，他对之的喜爱之情与日俱增。他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这个青年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每次会见友人，上馆子请客吃饭，更是把赵平复当作家人，邀他与许广平、周建人一道作陪。即便是偶尔的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也喜欢邀他同行。而赵平复，这个乖巧的年轻人，也总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先生的面前，问他有什么需代办的事，相帮着处理一些诸如寄书、寄信、汇款、去出版社取版税等杂务。当时鲁迅想搬家，他就一次次地陪同着去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蓬莱路、海宁路等处看房子。他成了鲁迅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在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温暖的记载：“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复雪峰同食”，“因有越酒，遂邀雪峰柔石”。即便是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这日，鲁迅到会演说，查这一天的日记，也有“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的记载。

他们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在不完整的《柔石日记》中，也载到百余次。就连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也看出了鲁迅对他那种格外的关爱，多年后她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他和鲁迅相扶着过马路的细节，是何等的温暖、动人：

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这期间，赵平复浙一师时的同学冯雪峰因遭当局通缉从家乡义乌避居上海，在他的安排下，冯雪峰住进了景云里甲11号。那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屋子的前门，冯每天晚饭后就在三楼阳台上张望，一看鲁迅家里没有客人，就跑过去聊天。冯这个“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人”（许广平语）后来说：“正是柔石的介绍，使我很快就能够受到鲁迅的指导和取得他的友谊了。”他也发现了鲁迅与赵平复之间那种超越于寻常友情之上的父爱式的亲情：

我那时感觉到，现在也同样感觉到：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敬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鲁迅先生也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似的对待他的。1929年1月的一个晚上，鲁迅问赵平复，明年的《语丝》，你去看看稿并校对，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去说说，北新每月会给你40元钱的编辑费，这样你的生活便安定了，此后也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赵平复想人的一生真的是由机会促成的啊，以前他也想把自己的短篇寄到《语丝》去，可是总怕门槛太高，编辑老爷们看不上，没想到自己现在居然要亲手编这个刊物了。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5）

1929年的春节，赵平复是在鲁迅家里和许广平、周建人等一起守岁过年的。这一天他回去后记日记：“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此刻是夜半后二时，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929年2月9日日记）

这年11月，赵平复的中篇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鲁迅为之作《小引》。合同规定抽版税20%。不久，作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赵平复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每月得编辑费30元。

此后经济生活日见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元，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元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每个“等成年人”每月16元6角7分，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另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1928年—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元，一般工资为15元8角；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元，一般为12元5角。此外尚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4—5口人，以两人同时做工计，一般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年工资约为336—384元，加上奖金和津贴部分，年收入估计在400元左右。而当时中国城市底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27元2角。照这样看来，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复的日子也算是滋润的了。

但赵平复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亏空的日子还是经常有，一遇到经济拮据，都是鲁迅帮他解决。翻检《鲁迅日记》，鲁迅就曾五次借款给他，合计达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除非是赵平复主动归还，否则他是不会开口索要的。

从没出过远门的“西哥”到上海来探望弟弟了，告知他家里的一切情形，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妻子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陪着兄长在上海玩了八九日，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给父母买了葡萄酒，给妻子买了法兰绒衣料和花帕，还给儿子买了皮书包和乳粉，都托兄长带到乡下去。

很快就到了他母亲六十大寿的生日，本来把吉期定在了十一月的初一日，因一些杂事缠身，他到家已是十一月初四日。尽管错过了吉期，家人还是很高兴。他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她坐在儿子从上海买来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把木质朱漆藤座靠背摇椅上，心疼地说，人来了就好，何必买这么考究的东西，路上又不好带的。在老家住了四五天，他又匆忙赶回了上海。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那个山海之间的小城了。

最后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是来年二月的一个深夜，我们年轻的主人公饮弹十枚，倒在了上海龙华的荒场冻土上。他在东方旅社被当局拘捕前的二十四小时，据说是这样度过的：

前一日的中午，在景云里吃过中饭，换上西装，对合住的朋友说要到外面开一个会，可能要住几日才能回来。晚间，去鲁迅家问版税的支付办法，鲁迅将以前与北新书局所订合同抄了一份给他。第二天上午，到永安公司右面隔墙一座三角形样式建筑的小咖啡馆里，出席左联的一次执委会。在朋友处吃过午饭，就匆匆离去赶赴三马路的东方旅社31号房，那里还有一个会在等着他。就在那里，他和其他七八个人被警察带走了，警察局的案卷上记着他的名字叫“赵少雄”。

得知他被捕的消息，鲁迅当晚烧掉了与朋友的信件，仓皇出逃，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全家避居到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公寓”。

后来，鲁迅这样回忆那个诀别的夜晚：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的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刚入狱时，他还有生的念想，且对形势的险恶估计不足，以为还会有获释的可能，在狱中想方设法托人带出了两封给同乡的信。其中的一封经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引述已广为人知：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背面附字——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另一封，鲁迅应也是亲见了的，但他没有抄录，或许是信中流露的强烈的求生欲望与监禁中非人的折磨之间的反差让他愤怒且悲哀，或许是信中惨苦的措辞让他不忍卒引，“赵少雄”入狱十几天后发的这封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在狱里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转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需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祝你们好！

雄五日

信发出后隔了一日，我们的主人公并他年轻的恋人，和其他二十二人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当局秘密处决。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青年赵平复的爱情生活

自从嫁到赵家，这个叫吴素瑛的女人就经常梦见自己被抛弃。梦中的场景一律是在春天泥泞的田野上，下着雨，她和小她两岁的丈夫一前一后的走着，回娘家，或者是去城外的村庄为病着的儿子去请郎中。雨不大，结在草尖上像闪亮的露珠。他们不住起落的脚踢得这些水球四处飞溅。忽然她抬头，或者回头一看，那个好端端走着的男人就不见了。她哭，她喊，可是无济于事，那个男人就像一片水汽化入了天地间的苍茫之中。

她知道，时光是再也不能回转了。那一年，黄坛的元宵灯会初相见，她二十岁，他十八岁，都是花儿一样的年龄啊，她记得他会立马红起的脸，记得他把脸凑近她耳边时急促的呼吸，像一头雄性的小动物，咻咻地响。她还记得，他初次上她东溪的家，喝多了她父亲家酿的米酒，鼻尖上渗着细密的汗珠，给她的弟弟们讲除暴安良的侠义故事。真快啊，一下子就成了拖着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他称作“我爱”的，没有照顾好，早早夭亡了，这是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对不往他的）。都这个年纪的女人了，她不再有别的奢望，只希望那个男人和别人家的丈夫一样，同出同入，点灯说话，吹灯作伴，和自己安安稳稳过一生。

可他总是不着家，先是省城读书，后来是北平上海满天下的跑，偶尔回趟家，也只知捧着一本书呆呆地出神，视她和儿女如无物。天哪，他会不会在外面有了别的相好的女人？听说城里的女学生现在胆子都大得很呢。这个念头一冒出，她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越是要把它按下去，越是要冒上来。结婚那么多年，尽管相伴无多，可她自信不会有别的女人比自己更懂得他：外表像绵羊，内心却潜藏着一只暴烈的老虎。她是知道他有个乳名叫“归山虎”的。她希望自己孝敬公婆的懿德终能感化这只一年到头游荡在外的老虎回家。

吴素瑛的父亲是个老童生，一生也没有考取什么功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可爱的小老头以读书种子自居，并把方孝儒方正学先生成天挂在嘴上。想当初，他不也是冲着那个咸货店主的儿子是个读书人，才把女儿嫁了过去吗？现在，正是出于对文化的过于尊崇的心理，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嚷着要回娘家来，跟表妹们一起上私塾念书。丈夫识字，自己不识字，这在她看来已成了横亘在自己和夫婿之间最大的障碍。

老童生说，你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不做家务，不帮翁姑持家，反倒要回娘家读书，招人笑话哩。但终拗不过宝贝女儿，让她留下了。塾师是个老妇人，除了教些打算盘、记账，再就是如何给外出夫君写信的《女子尺牍》之类。这倒是投她所需。赵平复在杭州葛岭做家庭教师的时候，收到了妻子写来的第一封信。他后来说自己当时读信的心情，刚开始，“也似有昙花一现的甜味”，但马上——“悲哀就满浃了全身”。何至于如此呢？她后来也觉得自己太傻，怎么可以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什么担心变心不变心的话。果然他的回信是一番赌天咒地的发誓。第二封信，她学聪明了些，一边告诉他家里兄嫂反对她读书，以示自己要跟上他的脚步是多么不易，一边呢，试探着问他明年的打算。女人小小的机心谁能知晓啊，她真希望明年就随在丈夫身边，不要回这个家了。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人一到穷途，最怕你问他明天的事，果然，他的回信都带着一股怒气了：“你的明年，这四个字我早已预想过了，容易和艰难，就是痛苦与幸福所羁绊的我们未来的人生。”和女学生女友在纸上谈人生、谈未来当然是很惬意的事，可她又不是女友顾君或者李君或者柳君，能引得他的心“完全在信笺上舞蹈”，那是乡下的结发妻子呀，谈什么？怎么谈？

校园里女学生们银铃般的笑声把空气荡出了小小的漩涡，她们黑裙青衫的轻盈身影在教学楼和操场的小径上倏忽来去。这空气中到处飞扬着肾上腺激素和欲望的日子呀，这忧伤、绝望的青春期，汪静之们大胆直露得让人脸红的诗句正在校园里无耻地流行。满目的姹紫嫣红莺莺燕燕，已婚男人赵平复真要感慨自己过着的是“渣滓的生活”了。但也只是做做春梦，“从昨夜到今晚，却有两件可纪念令我心悦的事：第一，当然要算是昨夜的亲美梦，和一位——就是伊，拥抱着久长的KISS，就是醒了，还觉得全身如饮过葡萄酒，眠在爱人怀里一样。”（1922年10月26日日记）更多的时候，则是把性苦闷与婚姻生活的琴瑟异趣的冲突在日记中作一番自慰式的发泄。“种种意见和我不合，我的计划又难融洽。我本来知道所谓爱，是肉体上的一部分……夜里计算一夜的生命之账，结果总是破产。我精密的判断——这是我恻隐之心太富的缘故，理想也被人道所支配了！现在想起，怕已绝了方法。唯一的路，走上周赧王所建筑的避债台了。”（1922年7月18日日记）

过年前两日到家，吴素瑛还在黄坛念书，家人火速传讯去，大年初一的早晨她回来了，脸让北风吹得红扑扑的。进入房门的一刻，他不由自主地紧握了一会她的手。待放好包裹，坐在床框，他迫不及待地拥抱起了她。她嘤咛了一声，你总是如此的，就红着脸跑了出去，扔下他一人对着屋梁发怔。他叹息了：唉，到底是浸惯于旧风气的女子，不知日间的拥抱，更甜美于夜半的亲吻。在家住的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在白天抱吻过她。

知道了妻子在黄坛念书的大概，赵平复心里忽然起了一丝感动。他说，还是我来教你吧。吴素瑛以为他说着不当真的，没想到接下来几天他真的编起了教材。他为她选的白话文是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古文是《春夜宴桃李园》、《秀州刺客》几篇。她埋怨道，这里一篇，那里一篇，翻也翻不着，怪讨厌的。话这样说着，心里却是喜欢的。他作发恨状，那就去抄起来！她抿嘴笑，你对学生仔也这么凶的？就不抄，抄是抄不起来的！她嫌“维特”里面的句子“如刺蓬般，扳来扳去，搞不清楚”，他便又依着她，找来了《红楼梦》。这闺房调笑的一幕在他们的婚姻里可算是最动人的了，但一下也就过去了，更多的时候，倒是隔膜着，两颗心之间忽近忽远的，像漂移着的大陆一样越来越觉着远了。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是应该的么？”（1）

“半年所赚的钱，非但一文没多，倒要从家里汇去，并不见你买回好东西，不过几本书而已！”

这样的一连串诘问下，赵平复直觉得自己在家里成了一条灰头土脸的狗，直不起腰。后来的去上海，不管什么堂皇的理由，有一条就是想避开这个女人。在外两年多了，时间没有消去他对她的不满，竟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想想妻的不会说话，常是副板滞的脸孔，有时还带着点凶相，竟使我想得流出眼泪来。……冷静一些，旷达一些，朋友已说我现在能这样恬淡静默做人，和以前的多感、烦恼、处处发现情愫冲动，已相差很远了。但我的内心，火焚的内心，谁知道！”（1929年1月19日日记）而此时，他已在半冷不热的婚姻生活中捱过了近十个年头，并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

大哥平西去上海看他回来，带来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家人也和吴素瑛一样，不知他一个人在外面做着什么紧要的事，但汇来的钱毕竟是看得见的。他托大哥给她带来的法兰绒外套和一方花帕、给孩子买的皮书包和乳粉，这一切让她相信，他心里还是有她的，有这个家的。可是她还是放不下心来，他在外头会不会有别的女人？这个念头一天又一天地折磨着她。

初冬的天气变化无常，两个孩子都病倒了，求医问药，端汤送水，搞得吴素瑛人都消瘦了不少。偏偏有一天在村头听到有人在说，她丈夫在上海和某某好上了。本就疑心的她，这下一心要赶往上海了。急得公公只好写信给儿子，让他无论如何回家一趟，安定家人之心。接到父亲来信，赵平复在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弟妹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素瑛一心要外出，意不愿任我一人在外，逍遥自在。于是母亲叮嘱年内归家一次，以安家人之心。我读了信，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赵平复向朋友借了五十元寄回家，本来以为可以聊作安慰，没想到女人还真说得出做得到，就拿着这五十元钱作盘缠，抱着最小的儿子跑到上海来找他了。

见妻子大老远的跑来，赵平复自是好言劝慰。住了几天，她也觉得市尘嘈杂的上海远没有乡下来得清静。看丈夫那么老实相，也不像有女人的样子，再加住房狭小，儿子又是屎又是尿的，搞得日子很狼狈，她就想回家了。那天，赵平复一手抱儿子，一手提藤箧，送她去十六浦码头坐船。刚出门的时候天还阴沉着，到得码头，天竟下起了雨。怕她们娘儿俩淋着，他又折回去买了一顶油布伞。吴素瑛也是个容易满足的女人，看他一来一去跑得满头大汗的，她心里头又是甜蜜又是痛楚。

不幸的是，女人的直觉往往是对的。敌人果然已经出现，只是她一直蒙在鼓里罢了。那是个姓冯的女人，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冯铿，还有个女人味很重的名字，岭梅，广东潮州人，正当二十四岁的妙龄。这个文艺女青年长得也像她的名字，浓眉大眼，貌似男子，不喜装饰，而爱辩论，从不拿自己当女人看，据说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学秋瑾。冯女士在潮汕的时候本就有一个恋人，叫许峨，是一起做小学教员的同事，两人在那边因赤化的嫌疑呆不下去了，才一起跑到上海的。感情的事也真说不明白，冯女士跑到景云里蹭过一顿饭后，竟一门心思迷上了那个清清瘦瘦的江南书生。看起来柔石对她的印象不错，称她是“烈火般的性子与秋水般的心灵荟萃于一身”。就在吴素瑛来上海探夫之前，冯女士已经是景云里的常客了，不久前，他们还一起跑到杭州西湖玩了几天，用他们的说法是，“度过了几天欢快的时光”。

他们曾带着几枚产自广东新会的橙子去拜访过鲁迅。鲁迅对冯女士的第一印象并不佳，“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谈了一会天，鲁迅还是觉得这女子“很隔膜”。“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这是鲁迅对她的初始印象，很不幸这印象到她死了也没有改变。而且他疑心，柔石那时候说要“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要做大部头的小说，也是来自这女子的主张。他终于发现除了自己，还有一个女人能够影响他一向视作儿子的柔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