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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阻挡一个热情如火的女子向着爱情飞奔？除非她自愿停止这扑火一般的飞翔。冯铿这样向他倾诉，“自第一次碰见你便觉得给你吸引了去”，“你把我的精神占领了去”，“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这如火的情话，哪一个男子听了不动心？柔石的小说《二月》完稿了，第一个给她读，她几乎把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陶岚看作自己的化身，而他理所当然成了“萧涧秋”，那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青年才俊。这样的比附连她自己也觉得“不可救药”。真是个罗曼谛克的女子！他们经常见面，还一起开会，可她总嫌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坐在有轨电车上也没忘了忙中抽闲写个条子给他：“这是我要告诉你的零碎的话句：我的金鱼本来是黑色的，但这几天已渐渐变成红色的了！你看，多漂亮的信笺，我好像在你的心上写着一般，一坐下来，你便使我空虚；同时，把这空虚充实了的也是你。”过了些日子，甚至还弄出一首请托终身的七绝递给他看：

天涯何处托孤枝？清冷门前柳叶垂！

海燕年年来话别，多情唯有托相知。

一个女人向着男人敞开自身的时候，总是会絮叨她生命里一些小小的物事，小小的快乐。她想，我变得多唠叨了呀，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连她自己也觉得了欲念的可怕，它会让你抛开广大的人群，只想和爱人住在一个荒岛上。在情欲的煎熬中，她给他写信，问他：所谓爱情，是不是一定要离开群众的、神秘而玄妙的东西？一边又在矛盾的心情中，自责沉溺于缠绵幽婉的儿女之情的这样一种“可耻的心情”。

爱情让女人变得细心。她一直记着他的生日，只是埋在心里不说，到了他生日的那天，她出其不意地来了，只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没遇见他，只好留下字条，怏怏回去。他回来了，惊喜之情是不难想见的，把一个个空吻印在了她留下的纸条上。他连夜给她写信，称她“梅”，“我的小鸟儿”。安慰她“我们有明天，有后天，有永远的将来的晚上”。他说他现在相信了真理是单纯的，唯一的。两人都明白，这真理，就是两个人的爱情。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是应该的么？”（2）

已婚男人赵平复要有所行动了。他要努力做得像一个绅士，而不是一个卑劣的横刀夺爱者。第一步是给她的前情人写一封信。他称那个见过三次面的男人为“亲爱的同学、许峨兄”：你现在或者在怨我，在骂我，我都接受……一月前，冯君给我一封信，我当时很踌躇了一下；继之，因我们互相多于见面的机会的关系，便互相爱上了。在我，以于事业有帮助，但同时却不免有纠纷；这是事实告诉你我，使我难解而且烦恼的。在这封不长的信中，这个恋爱中的男人一面理直气壮地告诉情敌，“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一面晓谕于他：你若爱冯君愈深，你亦当顾冯君有幸福愈大，如果冯君与你仍能结合，仍有幸福，我定不会再见冯君，相信你不会强迫一个失了爱的爱人，一生跟在身边，我也决不会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肉欲。

赵平复带着胜利者的高姿态劝他，我们的全副精神，都应该放在和旧时代的斗争上，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事业，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

上海，真是个好地方，有革命，有恋爱。恋爱是为革命，因此愈是革命就愈是要恋爱。连大先生都与他的“广平兄”住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好顾忌呢，这就是开化，这就是文明社会。信发出没几天，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复（现在圈子里的人都叫他柔石）就和文艺女青年冯铿在静安寺泰利巷找了一处秘密的房子，正式同居了，时当寒风彻骨的1930年隆冬。

两个月后，在上海城外的龙华，一阵排枪洞穿了他们的爱情之舟。两人的血流在了一处。

夜色如年老的瞎眼的母亲，

抱着我感到一溜紧贴而凄凉的温存。

而我却几次地像一支白白小飞蛾般挣扎，

愿扑向那灯光自寻到了殒灭。

这几句谶言般的诗，正是柔石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的命运的一个寓言。他们不甘于黑屋子里的沉闷，为着对光明的渴望和找寻，终于不愿仅仅流连于小我的安稳而走上了一条更为危险莫测的命途，直至青春殒灭，韶华永逝。他们的生命如流星一样划过黑暗的天幕，留给生者的是永不忘却的记念。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附记：柔弱与坚硬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些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殷夫（1909—1931），浙江象山人。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笔名殷夫、白莽等。

1926年前后到上海读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加入太阳社。1929年离开学校，从事青年工人工作。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刑场就义。

早期诗作，忧郁而孤寂，大多歌咏爱情和故土。后主要创作政治鼓动诗，如《别了，哥哥》、《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我们是年青的布尔什维克》等。这些诗作以粗犷的音色和高昂的节奏，从正面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倾诉着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信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感。殷夫也因此成为继郭沫若、蒋光慈之后又一位重要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赞殷夫的诗是“属于另一世界”的，“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1）

1928年10月，少年殷夫出狱后乘坐一艘从上海开往象山港的小火轮回到了浙东故乡。他对上海这座喧嚣之城的嫌恶，在面对故乡静穆和平的山水时终于爆发出来。此时已如一场噩梦般遥远的上海，在这个19岁的少年看来是“白骨造成的都会”——一个鬼狐魑魅到处横行的世界。

家人把他安置在城西的一处寺院里。

象山城的老街同年秋天，少年的小阿姐——一个叫徐素韵的省立女子蚕桑讲习班的学生，也回到了这座叫“丹”的江南海滨小城。因时任县教育局长的姐夫的关系，这个小女子得以出任县立女子完全小学的校长一职。她还写信邀来了在蚕桑讲习班的一个叫盛淑真的杭州同学做她的帮手。于是这年10月，浙东山地的红柿子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的季节里，已在省城杭州一所教会学校里谋得教职的盛淑真兴冲冲地来到了丹城。

谁都可以预料这个故事的方向：在少年和这个多愁善感的杭州姑娘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其实故事已经发生，事件的起始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一个夏天。这个当时还叫徐白的少年从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暑期无事，到杭州游玩，住在广福路他大哥的家里。徐素韵放假带了盛淑真来玩。少年羞怯的天性使他不敢与这个模样纤秀的女学生对视。直到两个女孩清泠的笑声在绿茵蓊郁的庭院尽头消失，他还没有和她说上一句话。不久，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这些混合着青春期激情和1920年代进步青年苦闷情绪的书信今天已不可寻觅，但有据可考的是少年从上海这座摩登之都向他的女友频频寄送了《奔流》、《妇女杂志》、《拓荒》这些当时的时尚杂志。

这是新文化的启蒙，也是爱情的启蒙。启蒙是必要的，因为那个年代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禁闭在整齐划一的校服里。但少年徐白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面容，提笔作书时更是无从忆想，只好似一个美丽的幻影——幻影中的女孩戴着一顶夏天的草帽，穿着白色大襟倒大袖圆角短衫和一袭齐膝的黑色葛裙，像传说中的洛神一样缥缈。

通信的结果是“徐白”成了“殷夫”（他同时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莽”）。这个同济大学德文预科补习班的学生，喜欢在每封信的信尾把“殷夫”两个字写得大大的。殷者，红也，不经意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红色系连在了一起。恋爱出诗人，他要做一个红色的诗人。

小阿姐徐素韵用心良苦，两年前她介绍小弟和盛小姐相识，又写信告知小弟要多关心盛，希望他们成为好朋友。现在她又把盛小姐从杭州邀来，安排小弟也来女子学校代课。但少年突然面对现实中的女孩却惊慌失措，再也没有了面对一叶信笺的轻松与自信。他们一道在女子学校教课，同桌吃饭，他却故意装出一副素不相识的冷漠。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又变回自己，把白天没说的话涂抹在一页页白纸上。从上海回到象山的三个月里，他写了20多首诗。在诗里，他小布尔乔亚地称盛“我的心”，“星”，“玫瑰花”，他思念，表白，狂想，忏悔。

不去爱近在眼前的美女却偏偏去和纸上的美女说话——现在的人也实在是看不明白了。其实说来也很好理解：一、青春期轻微的内心幽闭症；二、负罪感。

每个从青春期幽暗的长廊过来的人，大多会有程度不一的内心闭锁的经验，这一点不去说它了。说说少年殷夫在盛姑娘这件事上的“负罪感”，即他自以为“罪恶深沉”的“罪”是什么。

这一年他为盛淑真写的情诗里，死亡拖着长长的影子在游荡——“死以冷的气息，吹遍你的柔身”；“我蹂躏你，我侮辱你，我用了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这“罪”，跟死亡连在一起，既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又怕连累爱人。这话听来好像矫情了些，像文明戏里刻意安排好的一段爱情台词。但唯其是真实的，方显出少年的纯洁和真诚来。

以此“临终的眼”看去，人们习见的乡野上死婴的坟冢，那些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的“稚骨的故宫”，也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孩儿塔哟，你是稚骨的故宫，

伫立于这漠茫的平旷，

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

谐和着鸦队的合唱！

呵！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

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白荆花低开旁周，

灵芝草暗覆着幽幽私道，

地线上停凝着风车巨轮，

淡曼曼天空没有风暴；

这哟，这和平无奈的世界，

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罩。你们为世遗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泪洗涤心的创痕；

哟，你们有你们人生和情热，

也有生的歌颂，未来的花底憧憬。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

你们的呼喊已无迹留，

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你们的小手空空，

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

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

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幽灵哟，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

使那荆花悸颤，灵芝低回，

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蓦然飞开。幽灵哟，把黝绿的林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主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一个19岁抱着政治热望的青年学生，在与政府的冲突中已经两次入狱，这个现代监禁制度下的漏网之鱼，死亡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它一直紧贴着他的生命，像一个住在隔壁的小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墙而入。他向往红色，他选择了红色，红色是激情的，炫目的，也是危险的。少年殷夫要革命，也要恋爱，但恋爱就要把“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因此——爱，还是不爱，确实是一个问题。

1928年秋天，红色少年殷夫在象山半岛上的犹豫、彷徨、迟疑和不决由此而来。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2）

再叙述下去就有点索然无味了，因为它掉进了似乎早就预设好的红色经典叙事的模式：革命高于爱情，爱情服从革命。他终于决断了——“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宣词》）他要把自己的“微光”加入到整个“燃烧着的朝阳的旭辉”，直至“丧钟狂鸣，青春散殒”。想是这么想了，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放着这么一个美人在眼前，心就是硬不起来。那些诗稿也是深锁屉中，从没有勇气拿给姑娘去看。这就好似鞘中长剑，寒光内敛，伤不着人的——隐秘的语言还没有造成事实。一个还蒙在鼓里一厢情愿地等着你来捅破那层薄纸，一个却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把绝望的话语在舌底下盘来盘去就是吐不出口。这种情感的“悬搁”状态对谁都是一场疲惫不堪的折磨。1928年的年末就在这种看似永远没有尽头的拖延中来临了。这是江浙人所说的一个“烂冬”。邋遢的天气，邋遢的心情。惨白如盐的浙东丘陵浸泡在一场又一场的冻雨里，却没有落下哪怕是半片的雪花。就在这样糟糕的时日里，盛的父亲，杭州警察局的一个小科长从省城拍来电报，催盛速归，说是在省建设厅已为她谋得广播员一职。盛姑娘银牙一咬，即刻收拾起了行装，准备天一亮就离开这个叫丹城的伤心之地。

那个雨夜的情状在一本当地的乡土史教材中被描述得像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分镜头：

在昏黄的烛光下，盛淑真一件一件地整理皮箱里的衣物，整着，整着，回顾这半年来的生活，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希望的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哪知道……

而此时的少年——“站在室外，冒雨徘徊”。

他想敲门进去，理智又制止了他。他在室外站了半个多小时，全身都湿透了，冷风吹来，牙齿格格打颤。

他终于没有如你希望中的破门而入。那不是1920年代的作派。那个晚上他又回去写诗了。怯懦和绝望使他对着一张白纸才有勇气叫喊。这句打动芳心的话盛姑娘要在三年以后少年真的“青春散殒”了才有机会看到——“你第一个勾起我纯洁的爱恋”。现在的恋人分手不咬牙切齿算好的了，谁还会有这样温柔的情话。

叙述到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应该出场了。她就是少年的母亲，一个叫钱月娥的乡村女人。在少年殷夫的这场情事中，一开始她和女儿徐素韵都是有力的撮合者，她把盛姑娘视作未过门的媳妇青眼有加，后来她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盛早已在杭州订婚，就变了脸。这个大家族事实上的当家婆像大观园中的贾母一样在儿女的婚姻上手腕沉着。如同那些儿子—情人—母亲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发生的一样，儿子在一场失败的爱情之后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把母亲视作失衡的情感的依赖。她在少年的眼里成了“东方的圣母玛利亚”。少年描述她苦辛、屈辱的生命“如永不见天日的苍悴的草”。但年轻的“太阳社”社员终究不甘在慈恺的母恋中自缚手足，他很快找到了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一个理由。他夸张地说，在深夜的山风中他听到了“时代悲哀的哭声”。

他要去救世了。他还要去上海。

在很大程度上，诗，替代了这个害羞、固执的乡村少年的嘴和舌头。正如你已经看到的，在许多该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似乎被胶粘住了，他变得像一个重度的失语症患者，能做的只是在一张纸上释放出所有被禁锢的声音。现在，诗又成了他疗治“爱情的苦毒”的一剂猛药。1928年冬天，这场失败的爱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晶——一首散发着自由精神的五言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被革命青年阴差阳错地挂在嘴边当做爱情的誓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殷夫从德文版《裴多斐诗集》转译的。诗集是1927年冬天大哥徐培根送的。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多余的话

故事的后面还有一条尾巴：

盛小姐回到省城去建设厅应聘，可是她的国语太臭了，做广播员的事也就黄了。她想去上海读书。怎么说她也算是个新女性呀，一个新女性怎么可以躲在闺房里等着父母把自己给嫁出去。可是她那个做着警察局小科长的父亲极力反对。盛小姐发狠说，你就把将来陪嫁的那笔钱给我读书去吧。在上海，她上的是一所私立的法学院（她的一个兄长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可是她去上海好像存心不是读书的，没多过久，她就想法子找到了殷夫在上海的住址，兴冲冲地找去了。

殷夫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每天混在一帮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中间搞“工运”。同时他也成了监狱的常客，前不久又进去了一次，才出来不久找到“组织”。那天盛小姐像一只刚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大讲与父亲的斗争，少年则一如惯常地沉默。傍晚分手时，他请她吃了一碗阳春面。前嫌似乎尽释了。几天后，少年约她坐小火车去吴淞口看了海，回来后的第二天，少年和一个画家朋友一起把一只装有宣传品的柳条箱扛到了她那里，说要存放一段时间。盛小姐把箱子藏在了自己床底下。少年终于意识到这样做是在玩火，盛小姐这样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烧炭党人的妻子呢？半个月后，他又偷偷跑去把那只危险的箱子取了回来。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职业革命家殷夫这几回进监狱，运气总是很好，关进去了，就像外面跑累了去休息几日，便又生龙活虎般跑了出来。鲁迅曾记述他“又一次被了捕”刚释放出来时的模样，那是一个夏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一本家世的流水账

少年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识得几个字，擅治妇女病和麻疹。这样的人物在乡村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徐家祖籍在一个叫上虞的邻县，大约在l9世纪上叶迁至大徐村——象山县城东南30里一个500户人家的大村。开门见山，山名珠山，为半岛濒海第一峰，海拔545米。峰名由来，照例是一段捕风捉影的传说：旧志载，古时有海船遥望岩顶宝光直射星汉，寻之不获乃去，岩之半则有古松如张盖，人去则不见。百年乡村生活如古井深水，波澜不惊，超稳定的乡村生活缘于一个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家族体系是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方式，多子多福多寿即其重要的价值取向。乡村知识分子徐郎中和他的妻子钱月娥生命不息耕耘不止，育九胎，活六胎——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一部家世的流水账，背后是泪和笑，是等待、祈盼、屈辱和生活重轭下的喘息。

一、二胎，女，生下后得“七日疯”（小儿破伤风症）夭。

三胎，女，取名祝三。

四、五、六胎，男，按徐氏宗谱，排行“孝”字辈，谱名依次为孝瑞、孝祥、孝邦，取名芝庭、兰庭、松庭。

七胎，女，早夭。

八胎，女，取名素韵。

少年是这个大家庭的第九胎。生下这天是1910年农历五月初五，一个挂艾蒿插菖蒲的节日。时其母40岁，大姐18岁。按“芝兰松柏”序，取名柏庭。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亲情地狱，温情罗网

写以上这段文字时，总想到传统宗法制社会里的一个规则：长兄如父。

少年的长兄徐培根（芝庭），是个标准的现代军人。查有关资料，在徐培根条下有以下履历式的介绍：北京陆军大学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打军械局。北伐时在广东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1923年回杭，任驻浙陆军第一师中校参谋。1927年春，奉调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处副处长。

徐培根的修养品性，是典型的儒家传统一脉：对父母孝，对弟兄爱，对朋友信，对上司忠，于生活俭。1927年，少年殷夫入读上海浦东中学，时徐培根已由杭州调至上海，驻扎龙华，对兄弟自然关爱有加。他要求小弟每半个月到他那儿报到一次，一是领取生活费，二是报告学业，三是改善伙食。“4·12”事变，殷夫第一次被捕入狱，又是他利用军界的关系把他救了出来。

殷夫在浦东中学开始接受新知识，学会了两个新名词，“阶级”和“斗争”。一个史姓同学动员他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理由是——“因为你是一个热血青年”。出狱后，少年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大哥家，兄弟俩时常就时局争论。虽是在书房和饭桌上进行的温和的争论，但兄弟分歧已一日深似一日。徐培根为了照顾好小弟，把妻子从象山老家接来调理打点。20天后，小弟体重增加了4公斤，身高增长3公分。

一年后，少年殷夫再度入狱，时徐培根留学德国未归，这个大家庭的又一个女人——大嫂张芝荣——凭着丈夫的关系疏通了关节，再次营救出狱。当女人们在乡下哭成一团时，少年惊叫着，“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

1929年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少年的爱情创伤刚刚弥平，又迫不及待地重返上海。在三哥徐松庭处，他读到了大哥从德国写给他的信。他觉得再也不能重投温情罗网，当夜写了一首《别了，哥哥》的诗，要他大哥把“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把“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作为一场噩梦收回去。他说他已经选好了一条道路——这条路，“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但他决意要走下去了。诗的最后两句像一封火药味浓烈的战书：“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两个阶级交了战火。”

这些革命话语在激情的驱使下如洪水奔涌，固执、自信而谵妄。“阶级”、“斗争”这些词语滋生的新知识的谱系，把亲情驱赶到了一个角落，而代之以“阵营”：革命的阵营和反革命的阵营。在这种新的话语系统里，亲情是绊脚石，是地狱，少年要抛开它，“踏着虹的桥，星河的大道”，造他的“新生”去了。

这年夏天，大嫂张芝荣来到上海，意外地得到了一本新出的《拓荒者》，上面正好有少年殷夫的大作《别了，哥哥》。她把这本杂志寄给了徐培根。大哥读了此诗，又从德国给小弟写来一封长信，谈为人信条，父母期望，兄弟情谊，家庭荣耀，要少年早早悔悟。但殷夫以为这封看似温情脉脉的信不是一个大哥写给一个小弟的，而是“一个狰狞的阶级向另一个新生的阶级的胁迫和威压”，于是他回信说，觉得读那封信比读一篇滑稽小说还要轻松，觉得好像有一把不重不轻的担子从肩头移开了，觉得把他的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子，使他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的溶化的压力终于是断了，被消灭了。

他承认，“当我的身子已从你的阶级的船埠离开一寸的时候，我就开始欺骗你，利用你或者甚至鄙弃你了”。

他也承认，纯从个人的角度，他感谢和佩服兄长，父亲早逝，他的确做得不一般的周到——“你是一片薄云似的柔软，那么熨帖”。可是一当他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他就“不禁要愤怒，不禁要反叛”。

哥哥，这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你是忠实的，慈爱的，诚恳的，不差，但你却永远属于你的阶级的，我在你看来，或许是狡诈的，奸险的，也不差，但并不是为了什么，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了。

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任性、固执、容易害羞的孩子，当世界在他面前刚刚打开，他就像一只飞蛾满怀献身的渴望扑了进去，并被推到烈焰的中心。他对一直关爱着他的大哥的恶劣态度，看似绝情，更似一场孩子气的游戏。这里找不到情感上的根源，大哥对他谆谆关怀，他们兄弟感情一直不错。也没有有力的思想的支撑。环境和新知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次次的监禁已经使少年的内心暗暗发生了逆转（现代监禁制度下什么样的可能不会发生？它可以使一个享乐主义者奉受苦为生活真谛，可以让绅士变流氓、流氓变圣徒），禁锢中埋下的仇恨和叛逆一直在寻找释放的途径。他遭遇了新知识、新学说，并进而奉之为奋斗终生的信仰，于是当他祭起“阶级”这面空镜，滔滔天下，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又是一出革命的经典叙事：爹亲娘亲不如阶级亲，革命大于亲情，甚至要消弭亲情。

“别了，哥哥”——哥哥在这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阶级”的符号。在殷夫新的知识谱系中，这个符号代表着一个腐朽、残忍、不人道和终将没落的旧制度，还隐约透露出传统的权力体系——父权的阴影。他是个叛逆者，弑神者。革命者的崇高感和弑神者的快感在殷夫的心中交替出现互为消长。

当一种知识成为信仰，一种话语成为霸权，它在方法论上的简单和粗暴势必造成人性的戕害、扭曲和异化。好在殷夫的淳朴和本性的天良还没有让他完全走到亲情的背面去，把这一切全部埋入“孩儿塔”。这一封信和一首诗是一次告别的仪式，仪式之后，革命家还要继续生活。因为没有生活的附丽就没有战斗。几次入狱，冬天到了，他只穿两件夹袄，穿街过巷，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演说。夏天，他在太阳底下奔走晒出一身的臭汗，清苦的职业革命家开始向家里人求援：

我的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只是件蓝色爱国布大衫，两件麻布的衬衣，我想我怎么过得了这夏天啊！所以我迫切地请求，给我想法十元或十五元钱吧！我没有办法再可以想了。他还写信劝阻小阿姐陪母亲去南京，理由是“近来时局太坏，南京也不是什么太平地方”。这笔旅费倒还不如让我做件夏衣呢！（再：夏布衫及衬衫已在去年为恐怖所吞没，所以没有了。附告。）

信发出不久，他收到了一件夏布衫，十五元钱。

少年血

1931年1月17日，殷夫与八位同志在上海的一家小旅店开会时被英国巡捕逮捕。两天后，被引渡至警察局。

这是殷夫第四次入狱，也是最后一次。这次再也没有奇迹发生，没有人把他从死亡的边界线拉回来。二十天后的一个深夜，殷夫在龙华监狱遭当局枪决。和他一起处死的四个作家中，有一位是他的同乡，宁海人柔石。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附记1：兄弟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意思是说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是启明星，出现在黄昏，又叫长庚星。1923年，融洽一时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周氏大家庭彻底破裂，鲁迅愤而迁到西四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以前“兄弟怡怡”的情态。时人曾借用这种天象形容兄弟间的失和（鲁迅周岁时取法名“长庚”，周作人字启明），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似乎是天命注定。

安顿好新居，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取自己东西时，爆发了兄弟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正面冲突：

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的头上打去，幸好被门客抢下。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了一只陶瓦枕。

鲁迅日记关于这一日（1924年6月11日）的记载是这样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许多关于周氏兄弟的传奇里都有意无意地省略了这现代性伦理叙事的一节。

事后，兄弟两人竭力避免正面接触，但免不了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此事的隐秘影射。周作人写了篇《破脚骨》。“破脚骨”在绍兴话里是撒泼流氓的意思，这种人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制服对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来，他的兄长正是这样的流氓。鲁迅回击一篇《兄弟》，取材于1917年周作人刚到北京时治病的故事，无情嘲讽了兄弟之情。

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短文《伤逝》，借用古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不可再得的兄弟情谊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他向兄长发出的一份意味复杂的密码电报。看到此文的九天后，亦即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伤逝》，这个以“涓生的手记”为副题的第一人称的小说是他的小说中最沉郁悲痛的一篇，“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世人都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出来了，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爱情小说，而是假借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哀悼兄弟之情的断绝。

他在一则读后感中（后收入《知堂回想录》）如是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从新文化运动肇始时的兄弟一体而分道扬镳，他们施向对方的每一招，也都无情地伤着了自己。

阿忆的文章写到，鲁迅死后的第二天，周作人正好有一堂关于六朝散文的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了教室”。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讲义说，对不起，下一堂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让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附记2：何其不堪

193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一起被处决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中，还有四位文人是：柔石、冯铿（女）、胡也频、李伟森。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几经渲染，成为耸动国际的“五烈士”事件。

同时赴死的五人中，以教师为业的柔石年岁稍长，死时也不过三十一岁。柔石饶有文才，极得鲁迅赏识（从1929—1930年鲁迅日记的记述来看，两人情逾父子）。其文《为奴隶的母亲》写女性身体被剥削的痛苦，充满人道主义的深情。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二月》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娓娓叙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启蒙热情和传统桎梏间的两难，是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一。平心而论，柔石之外，其余四人在文学上皆是泛泛之辈。但在成了烈士之后，他们的文名始为世人所知。王德威有一段话说得好：

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愿。何其不堪的是，日后资料显示，五烈士之被捕牺牲，未必是当局侦警如何的神通广大，倒可能是出自红色左派人士的内讧及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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