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城只有六千居民，其中包括两百户犹太家庭和一百户基督徒家庭。他们居住在这个小小的、充满热情的城市。城市危险，局势不稳：1405年，耶路撒冷居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发生了骚乱，马木鲁克总督被赶出了耶路撒冷。圣地的档案馆为我们展现了耶路撒冷每个王朝的宗教法官和苏菲派领袖的活动，还有被逐的马木鲁克军官和醉心于《古兰经》研究、收集书籍的富商，橄榄油和肥皂贸易，以及弩弓和击剑练习。但现在十字军已不再构成威胁，来朝圣的基督徒成了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基督徒难得受到礼遇：他们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直到缴纳了强制性罚金后才得到释放。“你们要么交钱，要么被打死。”一个翻译向那些被捕并受到指控的基督徒解释道。
很难说谁更危险，是贪赃枉法的马木鲁克、声名狼藉的朝圣者，还是争吵不休的基督徒或贪婪的耶路撒冷人。很多朝圣者如此令人可恨，以至于当地人和旅行者都被警告说：“保护好你们自己，谨防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但同时穆斯林也喜欢说：“没人会像圣城的居民这般堕落。”
其间，马木鲁克苏丹有时会在城内巡逻，以镇压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每过一段时间都要面对耶路撒冷民众的私刑。
腐败和混乱从开罗的宫廷开始：帝国仍控制在高加索苏丹手里，所以即使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乐意接受欧洲人的援助，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仍被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统治着，他们相互仇视，当然也厌恶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人眼下正气势汹汹地围绕着圣雅各教堂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他们贿赂马木鲁克，从格鲁吉亚人手里夺取了各各他，格鲁吉亚人随后出了更高的价钱将各各他赢了回来，但时间并不长。三十年中，各各他易手五次。
贿赂和盈利数额巨大，因为朝圣在欧洲已广泛流行开来。欧洲人不觉得十字军东征已结束，毕竟，天主教对伊斯兰西班牙的再征服就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这时并无远征军去解放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即使从未去过耶路撒冷，他们也了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现在布道中，出现在绘画和织锦上。许多城镇建有耶路撒冷礼拜堂，这些教堂由宗教组织耶路撒冷兄弟会建造，成员由曾去朝圣的人或无力到达耶路撒冷朝圣的人组成。威斯敏斯特宫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式的厅室，从西边的巴黎到东边的普鲁士和利沃尼亚（Livonia），许多地方当时都拥有耶路撒冷式的建筑。英格兰的耶路撒冷位于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每年都有数千人前往此地[1]，其中许多人声名狼藉，并不圣洁：乔叟笔下那粗俗的巴斯夫人曾去过耶路撒冷三次。
朝圣者必须得不断缴纳罚金和通行费，以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圣墓大教堂，圣墓大教堂由马木鲁克控制着。马木鲁克每晚都要关闭圣墓大教堂，所以朝圣者只要出钱，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日日夜夜地待在里面。朝圣者发现教堂好像一个兼带集市功能的理发店，包括货摊、商店、床和大量头发：许多人相信，只要剃去自己的头发，并将头发放在圣墓上，身上的疾病就将被祛除。很多朝圣者会花大量时间将自己全名的首字母刻写在访问过的每一座圣地上，而精明手巧的穆斯林则提供圣物：朝圣者宣称死产的穆斯林婴儿经过防腐处理后被卖给了有钱的欧洲人，以作为诸圣婴孩殉道庆日的祭品。[2]
一些朝圣者深信，在教堂里怀上的孩子将会得到特殊护佑，当然教堂里还有酒，所以黑夜经常成为伴着烛光的醉酒狂欢会。这里没有亲切友好的圣歌，却常常有人捣乱闹事。一个对此感到厌恶的朝圣者说：圣墓“完全就是个妓院”。另一个朝圣者阿诺德·冯·哈尔夫（Arnold Von Harff）是一个爱搬弄是非的德意志骑士，曾学习过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习语警句，他用学到的习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你会给我多少东西？
我要给你一个古尔登。
你是犹太人吗？
让我今晚与你共枕。
夫人，我已在你的床上。
方济各会修士引导、欢迎到访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循着耶稣走过的路行进，从一个他们认为叫“彼拉多总督府”的地方开始，这个地方现在是马木鲁克总督府。这成为上帝之路（The Lord's Wang）即后来的苦路的第一站。朝圣者震惊地发现基督徒占据的地方已被伊斯兰化了，比如圣安妮教堂——圣母玛利亚母亲的出生地——现在成了萨拉丁的马德拉萨。德国天主教托钵会士菲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偷偷溜进这所圣地，而哈尔夫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混入了圣殿山——两人都记录下各自的冒险行为，他们那妙趣横生的游记表现出一种新颖的风格，既有寻察问访式的轻松愉快，又不乏崇仰敬意。
然而，处在马木鲁克压制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从来都不是很安全——而且耶路撒冷的圣洁感染力非凡，以至于当两种较古老的宗教开始争夺锡安山上的大卫墓时，苏丹公然宣称大卫墓属于穆斯林。
当前有大约一千名犹太人定居在犹太居民区里，他们在自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祈祷，也在圣殿山大门周围（尤其是在西墙边的学习室里）和橄榄山上祈祷。他们开始在那里安葬死者，等待着末日审判的降临。但他们也去敬拜过基督徒的圣地大卫墓（这里说的大卫墓与真实的大卫并无联系，而是指十字军时期新建的那座）以及最后晚餐室的部分建筑，方济各会控制着这些地方。基督徒试图限制犹太人进入，犹太人便向开罗申诉——结果对两者都不利。在位的苏丹巴尔斯巴伊（Barsbay）发现基督徒还有这么个地方，震怒不已，他跑到耶路撒冷，摧毁了方济各会的教堂，在大卫墓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数年后，他的一个继承人贾科马克苏丹（Jaqmaq）为伊斯兰夺取了整座锡安山。境况变得更加糟糕：旧有的限制措施得到强化，新的限制手段也提了出来。基督徒和犹太人所戴头巾有限定的尺寸；他们沐浴时，男子必须像牛一样戴上金属项圈；犹太女子和基督徒女子不得一起进入浴池；贾科马克还禁止犹太医生给穆斯林治病。[3]拉姆班犹太会堂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后，法官下令禁止对其进行重建，并宣称会堂归附近的清真寺所有。当犹太人通过行贿使这一决定被撤销后，当地的伊斯兰学者还是拆除了它。
1452年7月10日，耶路撒冷人发动了一场反基督徒的集体杀戮，他们挖出基督教会修道士的骨头，拆除圣墓里的新栏杆，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其运往阿克萨清真寺。基督徒有时会进行疯狂的挑衅。1391年，四名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大叫道：“穆罕默德是放荡男人、谋杀犯、贪吃鬼”，他赞成“嫖娼”！法官让修士们决定是否愿意公开宣布放弃旧有信仰，他们拒绝放弃，结果被严刑拷打，差点被打死。大教堂的庭院里燃起了篝火，“喝得酩酊大醉、暴怒发狂的”暴民将修士们砍成了肉块，“以使全尸也不留下”，随后又将尸体烤成肉串。
然而，拯救就在眼前，一个更为开明的苏丹掌了权，法国菜肴里的一道菜改变了基督教耶路撒冷的命运。
苏丹和基督徒的蛋饼
盖贝伊（Qaitbay）是个切尔克斯（Cicassian）童奴，现在是一个马木鲁克将军，此人曾被流放耶路撒冷数年。由于被禁止进入穆斯林的家，他就对方济各修士友善起来，后者曾介绍他吃法国菜：1486年登上马木鲁克王位时，他似乎仍对方济各修士的蔬菜蛋饼念念不忘，因此他欢迎托钵会士来到开罗，并准许他们在教堂里大兴土木，还将锡安山还给他们。托钵会士想报复犹太人，盖贝伊就顺势禁止犹太人靠近教堂或锡安山上的女修道院：违反这一禁令的犹太人通常会被秘密处死，甚至连不经意间路过教堂都会遭到杀害，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1917年。但苏丹已允许犹太人重建他们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他也没忽视圣殿山：1475年来访时，他委托兴建了阿什拉夫伊斯兰学校，有人描述这座美丽的建筑为“耶路撒冷的第三颗宝石”，那儿有喷泉、一个红色的华丽钟状圆顶和淡黄色的深浅相间的石头墙饰，至今它仍是全城最光彩夺目的建筑。
但盖贝伊关注最多的是马木鲁克正在失去权力。当每天日落时分看到大卫塔前的游行人群时，耶路撒冷的法官穆吉尔丁（Mujir al-Din）都会说：“这根本无人注意，完全是乌合之众。”1480年，贝都因人进攻耶路撒冷，差点活捉总督，后者不得已骑马迅速穿过圣殿山，经雅法门逃了出去。“耶路撒冷一片荒凉。”贝尔蒂诺罗的拉比奥巴代亚（Obadiah）在贝都因人攻击后观察到。远远望去，“我看到的是一个被毁的城市”，他的一位信徒也持同样观点，此时胡狼和狮子正在山间悠闲地奔跑。但耶路撒冷仍旧让人激动不已。奥巴代亚的追随者从橄榄山上眺望时，说道：“我精神饱满，内心悲痛。我坐下来哭泣着，撕裂身上的衣服。”穆吉尔丁钟爱于这座城市，他认为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智慧和爱——堪称一大奇观”。[4]
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继承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意识观念。一代又一代，奥斯曼帝国深受王位继承战争的困扰，同时面临着重新兴起的波斯的挑战。1481年，盖贝伊接受了逃亡的奥斯曼王子杰姆苏丹（Jem Sultan）来访。盖贝伊希望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奥斯曼王子能够分裂奥斯曼王朝，他主动提出将耶路撒冷王国让予杰姆。这样一来，耶路撒冷陷入了十年蹉跎战争中。其间，马木鲁克和奥斯曼都受到了正在兴起的力量的威胁——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扩张威胁到了马木鲁克，奥斯曼则面临波斯新即位的国王伊斯玛仪的威胁。伊斯玛仪利用十二伊玛目派将国家统一，十二伊玛目派至今仍受敬拜。这就促使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暂时务实地联合了起来：日后，这一联合被证明是死亡之吻。
* * *
注释
[1] 1393年，亨利·博林布鲁克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他夺得王位即位为亨利四世时，他被告知自己返回耶路撒冷时将死在那里。临死时，亨利竭力想实现这一预言：他将自己安放在威斯敏斯特的耶路撒冷大教堂里，他的儿子亨利五世同样也是这般虔诚：弥留之际，这位阿金库尔战役的胜利者祈望自己能去到耶路撒冷朝圣，并给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2]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6节，希律王下令杀掉伯利恒以及周围地区的所有男婴。——译注[3] 然而，恐吓过拉丁人的贾科马克苏丹保护亚美尼亚人：在亚美尼亚修道院的大门里有段铭文，铭文上有他承诺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字样，至今仍可辨认。
[4] 在马木鲁克统治耶路撒冷的最后年头，当那些犹太旅行者正在橄榄山上哭泣时，穆吉尔丁对心爱的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做了一丝不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编写成书。他肯定受到过尊重：他的墓地里有一方雅致的圆顶纪念碑，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圣母墓上。
第七部分 奥斯曼
高贵的耶路撒冷一直是所有国家的君主们渴望得到的城市，尤其是基督徒，自耶稣降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便为争夺耶路撒冷而战斗不止……耶路撒冷是供神灵部落祈祷的地方……她包括十二万四千个先知的祭坛。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苏莱曼在梦中见到了先知：“啊，苏莱曼，你应该装扮岩石圆顶清真寺，重建耶路撒冷。”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多种教派都在争夺的这件珍宝便是圣墓，在对圣墓专有权的争夺中，充满了如此多的恩怨仇恨，他们有时会诉诸武力，造成伤害。在圣墓大教堂的门前，鲜血与“祭品”混在一起。
亨利·毛歇尔，《旅程》
我们忧伤地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
欢喜地相遇在充满甜蜜的耶路撒冷。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三部分
毋须亲临圣地，我们可以低头沉思，检视我们的内心，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集》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必然知道，我们是山巅之城，万众瞩视之地。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徒慈善的典范》
31 苏莱曼的伟业
公元1517年—公元1550年
所罗门第二和他的罗克塞拉娜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帝国苏丹、暴君塞利姆（Selim）在距阿勒颇不远的地方击溃了马木鲁克军队，这场战役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中东大部分地区将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归奥斯曼统治。1517年3月20日，塞利姆进抵城下，占领耶路撒冷。伊斯兰学者将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交给他，在两座清真寺里，他拜倒在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面朝麦加方向祈祷的人”。塞利姆认可传统上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圣殿山上祈祷。随后他出发开始征服埃及。塞利姆击败了波斯，征服了马木鲁克，并杀死自己的兄弟、侄子，很可能还有他自己的一些亲生儿子，来解决继承难题，所以1520年9月去世时，他只有一个儿子还活着。
苏莱曼“只有二十五岁，又高又瘦，但瘦削的脸上带着野蛮和无情”，他发现自己是整个帝国的主宰者，这个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波斯边界，从埃及直到黑海。他声称“在巴格达，我是国王；在拜占庭帝国，我是凯撒；在埃及，我是苏丹”，同时在这些称谓之上，他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哈里发”的名号。难怪奥斯曼帝国的朝臣们把他们的君主比作帕迪沙（Padishah，皇帝）。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写：“他是最有荣耀、最受人尊敬的全世界的君王。”据说苏莱曼曾梦见先知来访，先知告诉他要“赶走异教徒”，“装点尊贵圣殿（圣殿山），重建耶路撒冷”，但事实上他无需任何催促。他只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伊斯兰的皇帝，因为他的斯拉夫妻子罗克塞拉娜（Roxelana）会不断称颂他，称他是“当代的所罗门”。
罗克塞拉娜也参与到苏莱曼的计划中——包括对耶路撒冷的改造。她很可能是个神父的女儿，被人从波兰绑架后卖到苏丹的王宫，在那里她得到苏丹的宠爱，为他生下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轻但不漂亮，却优雅娇小”，一幅当时的肖像画显示，她长着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和圆圆的脸庞。她给战场上的苏莱曼的信表明，她虽喜戏谑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个性：“我的苏丹，这样痛切的离别之苦无穷尽。现在不要再管那悲惨的事情，不要藏着你那些尊贵的信。当读到你那些信时，你的仆人和儿子米尔·穆罕默德还有你的奴隶和女儿米赫丽玛赫会因为想念你而痛哭流泪。他们的哭泣已使我揪心不已。”苏莱曼给她改名叫许蕾姆苏丹（Hurrem al-Sultan），意为“苏丹的开心果”，他作诗称她是“我的爱人，我的月光，我的春天，有着一头秀发的我的女人，我爱她倾斜的眉毛，还有那充满着使坏神情的眼睛”。在官方口径中，她还被称为“皇后的典范，威严的哈里发眼里的亮光”。她是个老道的政客，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成功地阻止了苏莱曼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个儿子在苏莱曼在场的情况下被人勒死。
苏莱曼继承了耶路撒冷和麦加，他认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要求自己得去美化伊斯兰教的圣所：有关他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宏大壮观，他的野心永无止境。他在位长达半个世纪，视野开阔——他打的几乎都是洲际战争，从欧洲、北非到伊拉克和印度洋，从维也纳到巴格达。苏莱曼在耶路撒冷功勋卓著，以至于耶路撒冷老城今天更多地属于他，而非别人。城墙看上去很古老，很多人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看作城市的象征——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还有大多数城门是这位与亨利八世同时代的伟人修建或改善的，以守卫城市，同时为自己增添名头。苏丹给希律城堡增修了一座清真寺、一个入口和一座塔。他还为耶路撒冷修建了高架引水渠和九处人工喷泉，以便取水饮用——包括位于圣殿山的三处喷泉。最后，他将岩石圆顶清真寺上陈旧的马赛克换成了琉璃瓦，琉璃瓦上有点缀着绿松石和钴的百合和莲花图案，直到今天这些瓦片还呈现出白色和黄色。[1]
罗克塞拉娜乐于资助那些与丈夫的事业有关的慈善基金会，她下令将一座马木鲁克宫殿建造成al-Imara al-Amira al-Khasaki al-Sultan——一个被称作“繁荣的大厦”的基金会，它包括清真寺、面包房、有五十五个房间的旅店和救济穷人的施粥房。就这样，他们将圣殿山和耶路撒冷据为己有。
1553年，苏莱曼，这位自诩为“第二个所罗门、世界之王”的人，决定视察耶路撒冷。但接连不断的战争搅了局，而且和在他之前的康斯坦丁一样，苏莱曼改造了耶路撒冷，但从未看到自己的成就。苏丹打下的江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能明察秋毫地进行远距离控制。城墙不断升高，叙利亚总督行使着管辖权。苏莱曼的皇室建筑师锡南（Sinan）很可能在从麦加返回的路上视察了工程：数千工人在劳作，开采新的石料，使用教堂和希律城堡的废墟里的旧石料，城墙和各道门与环绕圣殿山的希律城堡和倭玛亚王朝的城墙完好地连接在一起。重修岩石圆顶清真寺需要四十五万块砖瓦，苏莱曼的属下就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边建了座砖瓦厂生产建筑用砖，他的一些承包人在城里建了些宅院并一直居住于此。当地的建筑师建立了世袭的建筑师王朝，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此地。全城势必到处都回响着石匠们的敲凿声和钱币的叮当声。由于有源源不断的来自西方的难民加入，城中人口一下子上升到将近一万六千人，犹太人增加了一倍，达到两千人。一场轰轰烈烈的、伴随着痛苦的犹太人运动正在发展中，新来的一些人也直接为苏莱曼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 * *
注释
[1] 有个传说是这样讲的：苏莱曼一心想夷平耶路撒冷，但后来他梦见如果自己这样做，他就会被狮子吃掉，所以他建造了狮门。这种说法源于一个误解：苏莱曼的确建造了狮门，但上面的狮子像实际上是三百年前拜巴尔斯苏丹从他的苏菲派道堂里挪移过来的黑豹像，他的苏菲派道堂曾位于城市的西北角。苏莱曼使用了来自耶路撒冷的战利品：他修建的链门喷水池顶端是十字军时期的圆花饰，水槽则是十字军时期的石棺。新修建的城墙并不环绕锡安山。据说苏莱曼异常残暴，当他从魔法杯里看到大卫墓位于城外时，就将那些建筑师们处死了。导游们说建筑师们被埋的地方在雅法门附近——但这也是个传说：实际上那些地方埋着两个来自萨费德的学者。
32 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苏莱曼将在埃及的税收用于耶路撒冷的改造，管理这笔资金的是亚伯拉罕·德·卡斯特罗（Abraham de Castro），他是皇家铸币局局长和包税人，曾告诫苏丹提防地方总督的叛乱，以此显示自己对苏丹的忠心。正如他的名字所提示的，卡斯特罗是个葡萄牙犹太难民，他和那些非常富有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同，后者是苏丹的顾问，也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保护人。
犹太人的移民迁徙标志着宗教战争最新篇章的展开。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王后伊莎贝拉征服了西班牙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他们清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以此庆祝这场成功的十字军东征。[1]惊恐于神秘的犹太血液会渗入纯净的基督王朝的溪流中，加上托马斯·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的建议，国王驱逐了十万到二十万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西欧很多地方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七个世纪内，西班牙已成为日益繁荣的阿拉伯-犹太文化的根据地和流散犹太人（Diaspora，指离开锡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中心。
眼下，在从第二圣殿陷落到最后的解决方案出台这段时间，犹太人历经了最痛苦难耐的血泪历程，这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塞法尔迪是希伯来语，指西班牙）向东逃往更为开明宽容的荷兰、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样既能帮助发展帝国经济，又可以揭露基督教是怎样否认它的犹太遗产的。犹太人的大流散移向了东方。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以及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将回响另一种抒情曲调，即新的犹太西班牙语言——拉迪诺语（Ladino）。
1553年，苏莱曼的犹太医生将他介绍给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纳西一家人在经由荷兰和意大利逃亡伊斯坦布尔之前已被迫表面改宗基督教。在伊斯坦布尔，约瑟夫赢得了苏丹的信任，并成为苏丹的儿子和王储的密使。欧洲外交家们称约瑟夫是“伟大的犹太人”，他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并担任苏丹的外交使节，是国际上一位神秘人物、战争和财政的裁决人、东西方的调停者。约瑟夫认为犹太人应回归“应许之地”，苏丹册封他为加利利的提比里亚贵族。在提比里亚，他安置意大利犹太人，重建城镇，种植桑树以发展丝织业——他是第一个在圣地安置犹太人的犹太人。约瑟夫将在加利利建设自己的耶路撒冷。但因为对权力极度敏感，所以他清楚真正的耶路撒冷属于苏莱曼所有。
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会资助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在耶路撒冷，苏莱曼强化了伊斯兰的至高无上，同时谨慎地贬低其他两种宗教的地位，而这两种宗教至今仍指引着耶路撒冷。苏莱曼现在正与查理五世皇帝作战，所以他对基督徒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因与欧洲进行外交的现实需求有所缓和。而犹太人对他而言则可以说是无足轻重。
犹太人仍旧在圣殿山城墙周围祈祷，也在橄榄山的山坡上以及他们的主要会堂即拉姆班会堂里祈祷，但苏丹喜欢对所有事情都发号施令。为避免任何削弱伊斯兰教在圣殿山上独尊地位的事情发生，他将希律王宫主体围墙外一段9英尺（约2.7米）长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犹太人祈祷。这样会方便一些，因为它邻近犹太人的老山洞会堂，挨着犹太居住区。14世纪时犹太人便已在这一居住区定居，并逐步将之发展为今天的犹太聚居区。但与周围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社区比起来，这一地区相形见绌；犹太人的祈祷活动得到了严格管理；后来犹太人被要求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在那儿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ha-Kotel”（意为“墙”）指称此地，其他人则叫它“西墙”或“哭墙”。从此，墙上的金石和方石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象征和神圣的焦点所在。
苏莱曼通过将方济各会修士驱逐出大卫墓以减少基督徒的数量，他在那里刻下的文字宣称：“苏莱曼皇帝命令此地应清除异教徒，将其建造成清真寺。”尽管是三种宗教的圣地，但现在这个拜占庭-十字军大本营、早期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的最后晚餐室，现在成了先知达乌德即先知大卫的伊斯兰圣地，苏莱曼任命一户叫达贾尼的苏菲派领袖家族世世代代守卫在那里，直到1948年。
外部世界的政治局势总会映射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领域：苏莱曼很快就不得不去亲近方济各会。在夺取中欧的战役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基督盟友——法国人——去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方济各会也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1535年，苏丹赐予法国人以贸易特权，并首肯方济各会为基督教圣地的看管人。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妥协让步——向欧洲列强让步——这一让步逐渐削弱了奥斯曼帝国。
方济各会在圣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建立了大本营，紧挨着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天主教城中城的圣墓大教堂，但方济各会的兴起打搅了东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已不共戴天，二者都宣称对圣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即最高守护权。现在圣墓大教堂由八个教派所有，他们处于一种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则每况愈下：亚美尼亚人仍强而有力，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马龙派则处于衰落中，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马木鲁克靠山，变得一败涂地。[2]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他们期盼末日降临。1517年，马丁·路德——威登堡的一个神学教授，驳斥了天主教会所谓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经受炼狱时间的说法，他坚持说上帝只存在于《圣经》中，并不借助教士或教皇的宗教仪式。路德勇敢的抗议激起了对教会的广泛仇恨，人们相信教会已背弃了耶稣的教诲。新教徒希望得到原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教义，而且他们现在无须经过教会，就能找到自己的信教方式。新教主义非常灵活，这样一系列新的教派——路德派、改革派、长老会、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很快便蓬勃发展起来，而此时对英王亨利八世来说，英国的清教主义可以帮助自己维护政治独立。但有一件东西将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圣经》的崇奉意味着要恢复耶路撒冷为自身信仰的正中心。[3]
在位四十五年后，苏莱曼死在了行军打仗途中，大臣们在他的马车里像蜡像一样将他的身体直立起来，并让士兵们看，直到塞利姆安全继承王位。塞利姆是苏莱曼的一个儿子，为罗克塞拉娜所生。塞利姆二世，人称酒鬼，“伟大的犹太人约瑟夫·纳西”是他的朋友，纳西的政治手腕令他获益颇深。现在纳西正住在他那富丽豪华的美景宫里，他从对波兰蜂蜡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的垄断经营中获利丰厚，后被擢升为纳克索斯公爵。纳西差点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竭力维护欧洲和耶路撒冷那些受到迫害的及贫穷的犹太人，所以在他死前不久，有传言说这位犹太公爵一定就是弥赛亚。但他的计划收效甚微，在塞利姆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扩张，借助于丰富的资源和卓越有效的官僚体制，奥斯曼帝国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强盛与威慑力——但很快，奥斯曼帝国便开始无力控制那些封疆大吏所管辖的偏远省份，而耶路撒冷的平静也经常为一阵阵暴力骚乱所打破。
1590年，一支当地的阿拉伯叛乱武装攻进耶路撒冷，占领了全城，杀死了耶路撒冷总督。叛军后被击败，被逐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落入巴尔干兄弟里德万和拜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手中，兄弟二人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奴，曾在苏莱曼的宫廷训练，和他们一起统治耶路撒冷的还有他们的切尔克斯亲信法鲁克（Farrukh），他们的家族统治并摧残巴勒斯坦将近一个世纪。1625年，当法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发现自己被锁在耶路撒冷城外时，他率领三百名雇佣兵突袭城墙，随后关上城门，接着他严刑拷打犹太人、基督徒还有阿拉伯人，以勒索钱财。
这些暴行却鼓舞了基督教派中最为强大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游说并贿赂苏丹，还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闹事，只为彻底打败天主教会，赢得圣地的最高守护权。那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苏丹颁布了三十三道法令来保护境况堪忧的天主教会，短短七年间，圣地的最高守护权就易手六次。然而，基督徒成了巴勒斯坦获利最多的生意来源：每天，教堂的管理人，即努赛贝家族的首领就坐在院子里的宝座上，旁边有武装的亲信们帮助向来者收钱——数千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数额巨大。穆斯林称复活节为“红蛋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总督搬来他的宝座，侍立两边的有法官、看管人和整个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他向两万名“注定要入地狱”的异教徒每人收十个金币，这些钱财被奥斯曼人和伊斯兰学者瓜分。
这一时期，在犹太人中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一个犹太人朝圣者写道：“自从第一次流散后，耶路撒冷人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繁盛，随着耶路撒冷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学者们蜂拥来到城门口。”每年逾越节都会有一支埃及犹太人车队抵达这里。大多数是说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建设“四座犹太会堂”，让会堂成为犹太居住区的生活中心，但有些是来自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东欧人，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阿什肯纳兹”这一名称而来，“阿什肯纳兹”是《圣经·创世记》中挪亚（Noah）的后代，据说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部世界的动荡激发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倾向：一个名叫伊萨克·卢里（Isaac Luri）的拉比正在教授喀巴拉（Kabbala），喀巴拉通过研读《摩西五经》的神秘符号使自己能更加接近上帝。卢里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位于加利利的迷人的山城萨费德。在西班牙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迫使很多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暗地里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包括研读喀巴拉的神圣著作《光辉之书》，此书写于13世纪时的卡斯蒂利亚。喀巴拉主义者追寻庄严、敬畏和惊颤：“狂热的体验，灵魂的强烈喷涌和升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上帝连为一体”。星期五这天，喀巴拉主义者穿着白色礼袍出城来迎接“上帝的新娘”，即舍金纳，随后护卫着神迹返回他们的家。但喀巴拉主义者也不免会对犹太人的苦难，连同神秘符号和魔法进行推测，认为其中包含了救赎的关键：弥赛亚肯定会很快降临耶路撒冷吗？
尽管不时会发生反基督徒的骚乱、贝都因人的伏击和奥斯曼官员的敲诈勒索，耶路撒冷还是保留了自身的习俗。而在奥斯曼帝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天主教的长期争斗只是强化了偏见情绪——对新一代的访问者、非严格朝圣者和业余商人冒险家的偏见：新教徒已来到这里。他们倾向于英国贸易商，对天主教则怀有强烈敌意，并经常和美洲的新殖民地有联系。
当英国海军上校和商人亨利·汀布莱克（Henry Timberlake）抵达这里时，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从未听说过新教主义，也不知道他的女王伊丽莎白。汀布莱克被扔进圣墓旁边的监狱，在缴纳了罚金后才被释放。记录他冒险经历的那本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一场真实奇特的经历》（A True and Stranger Discourse），成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的畅销书。还有一个勇于冒险的英国人名叫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是黎凡特公司的职员，他掏钱给土耳其人以进入圣墓大教堂，但受到方济各会修士的袭击，方济各会中的随军教士“指控我是犹太人”。随后，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让他改宗伊斯兰教，并将其带至法官面前，法官对他进行了盘查，就当他是个基督徒释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那狂热的行为、突然的暴力暴露出被大肆吹嘘的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政策的局限性：在伊斯兰学者的要求下，奥斯曼帝国总督强行关闭了为人钟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伊斯兰学者要求犹太人不得在此祈祷，拉姆班犹太会堂被改造成了仓库。当方济各会不动声色地扩大他们在锡安山的地盘时，谣言开始流传说，他们要挖地道到马耳他以引来基督教军队：方济各会受到法官和暴民的袭击，还是奥斯曼帝国卫戍部队帮他们解了围。一个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并抨击伊斯兰，结果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被烧死在柴火堆上。[4]
1610年复活节，一个英国年轻人来到这里，他不仅代表了新兴的新教，也代表着新世界。
乔治·桑迪斯：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还是个学者，曾将维吉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桑迪斯为耶路撒冷的衰败感到惊骇。“很多地方都被废弃，老的建筑全被毁掉，新的却粗俗可鄙”。在西墙看到说着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兴趣：“他们夸张的姿势加上荒唐的点头举止，使所有的野蛮都相形见绌”，他认为“这让人不发笑是不可能的”。这位虔诚的新教徒认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强行传教行为粗俗不堪，令人十分厌恶。耶路撒冷“曾经神圣而荣耀，被上帝选中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过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故弄玄虚的剧院”。
那年的复活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让桑迪斯感到震颤：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圣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数千朝圣者，每人带着枕头和地毯，涌入圣墓大教堂过夜。耶稣受难节这天，他跟在游行的方济各会随军教士后面，教士们抬着木板上一尊真人大小的蜡制耶稣像沿苦路行进，随后将蜡像钉在了十字架上。数千人挤在圣墓大教堂，并在教堂院子里架设起营帐。桑迪斯观看了圣火仪式：“野蛮的喧闹声”，铙钹的敲击声，“女人的尖叫声”——看起来“很适合用在酒神祭典中”。当圣火出现时，朝圣者围着圣火奔跑起来，“就像疯子把火苗弄到衣服和胸膛上，他们还对新来者解释说这不会烧到自己”。
这位许多圣歌的创作人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他像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一样虔诚地敬拜耶路撒冷。他把《圣经》本身视作信仰的基石，在圣墓和十字军列王墓前情绪高昂地祈祷着。回到故土后，他将自己的书《1610年开始的旅程》（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D1610）献给年轻的威尔士王子查理，而查理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刚刚授意五十四名学者编写可供所有人阅读的英文版《圣经》。1611年，学者们公布了钦定《圣经》英译本，它融合了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和其他人的早期译本。这是翻译中的杰作，充满着富有诗意的英语，使神圣的经典更加生动。这部《圣经》遂成为英国国教（Anglicanism）的精神和文学核心所在——安立甘教是英国独有的新教派别。有位作家称这部《圣经》是“不列颠民族史诗”，它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置于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生活的中心。
桑迪斯是现实中的耶路撒冷与“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之间的一条纽带。1621年，桑迪斯前往美洲做弗吉尼亚公司的会计，他在詹姆斯敦待了十年，其间带头劫掠美洲土著阿尔冈昆人，并对他们大肆屠杀：新教徒比17世纪的其他宗教信徒都更能杀害那些反抗的异教徒。桑迪斯并非美洲唯一一个到过耶路撒冷朝圣的冒险家：亨利·汀布莱克这时候正在弗吉尼亚。他们到美洲这块新的“应许之地”进行朝圣之旅，至少部分是因为新教徒所谓耶路撒冷宛若天国的观念的启迪。
桑迪斯和汀布莱克所在的弗吉尼亚的居民属于保守的英国国教会，这一派得到詹姆斯一世及其子查理的赞赏。然而，国王们无法抑制对一种新的热诚且激进的新教主义的期许：清教徒信奉《圣经》的根本真理，同时也期盼弥赛亚立即降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只是强化了这一感觉，即末日审判正在临近。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三种宗教都出现了那种既狂野又神秘的躁动。此时庄稼歉收。那些举着大镰刀的收割者借着瘟疫、饥馑和宗教战争的机会，在欧洲大肆杀戮，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数千名清教徒逃脱了查理一世的宗教控制，到美洲去建立新的殖民地。在横渡大西洋追寻宗教自由时，他们在《圣经》中读到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便把自己视为受上帝庇佑的选民，要在这块荒原建设一座新锡安。“来吧，让我们在锡安宣布上帝之道。”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从“五月花”号下来时这样祈祷着。约翰·温斯罗普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位总督，他相信“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他引述耶利米和马太的话，颂扬他们的定居点是“山巅之城”——意指美洲是新的耶路撒冷。很快，美洲就会出现十八个约旦、十二个迦南、三十五个伯特利和六十六个耶路撒冷或萨勒姆。
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赎罪的期盼相伴相随：内战使得法国和英格兰心有余悸，而此时在东欧，成千上万的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被赫梅利尼茨基（Hetman Khmelnytsky）率领的四处劫掠的哥萨克人所屠杀。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奥利弗·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克伦威尔是个信奉千禧年的军人，他确信他们清教徒和在新英格兰的同胞一样，都是新的选民：“你们真的就像被上帝召唤的犹大一样，与他共治，为他统治，”克伦威尔说，“你们处在应许与预言的边缘。”克伦威尔是一个希伯来主义者，他认为除非犹太人返回锡安然后改宗为基督徒，否则基督不会再度降临。实际上，清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复国主义者。乔安娜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 wright）甚至建议皇家海军应将“以色列的子孙送上船，运到应许他们祖先的地方，以永远承继其遗产”。
许多犹太人都真诚地研读《喀巴拉》，梦想有一天弥赛亚会将他们在乌克兰的悲剧转化为救赎。有个名叫玛拿西·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eal）的荷兰拉比向护国公请愿，他指出《圣经》里说在犹太人返回锡安、弥赛亚再度降临前，犹太人必须散居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犹太人仍被禁止进入英格兰。克伦威尔因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白厅会议，会议认为“让这些吝啬下贱的人远离光明，使他们生活在假冒的教师、教皇党人和偶像崇拜者中间”是错误的。克伦威尔下令允许犹太人返回。在他死后，君主制复辟，克伦威尔信奉的清教弥赛亚主义也随之失势，但其中所蕴含的讯息在美洲殖民地留了下来，而且将于两百年后的福音派觉醒中，在英国的非国教徒中再度兴盛。英格兰的王位复辟刚过，狂热的兴奋便震动了犹太世界：弥赛亚在耶路撒冷——但他是谁呢？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他叫摩迪凯（Mordecai），精神错乱，是士麦那一个禽肉经销商的儿子。摩迪凯也在学习喀巴拉。1648年，摩迪凯以上帝之名宣布自己就是弥赛亚。上帝的这个名字不可以读出来，它来源于希伯来字母“YHWH”，只能在每年的赎罪日那天由圣殿大祭司念出来。现在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沙巴泰·泽维（Sabb Zevi），并宣布末日将在1666年降临。他被驱逐出士麦那，但在地中海地区经商时，他逐渐赢得了大批富人的拥戴。1660年，他首先来到开罗，随后启程奔赴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行斋戒，唱歌，给儿童分发糖果，并做出奇怪的、令人不安的举动。
沙巴泰表现出一种鲁莽却又疯狂的吸引力——他显然是个狂躁的抑郁症患者，忽而掀起一阵富有感染力的自我崇拜，忽而陷入绝望的忧郁中，忽而又喜极欲狂，这就使得他做出一些邪恶的、有时是无耻的行为来。换作其他时候，他会被唾骂为下流罪恶的疯子，但在那个灾难岁月里，许多犹太人都沉浸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期盼中，沙巴泰的疯狂无疑是这种神圣行为在现实中的映射。
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贫如洗，他们遂请求沙巴泰从他在开罗的支持者那里筹款，沙巴泰同意了。他不辱使命，但当他准备在耶路撒冷宣布自己是弥赛亚时，并非每个人都信以为真。多番争论后，拉比们对他下了禁令。沙巴泰一怒之下移居加沙，选择加沙作为圣城以取代耶路撒冷，随后又在阿勒颇发起了弥赛亚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