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泰运动起初发展缓慢，现在他的名声却如同烈焰迅速燎原。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姆斯特丹的流散地，犹太人都在欢庆弥赛亚的到来。有个漂亮的乌克兰犹太女孩撒拉，在哥萨克的屠刀下成了孤儿，幸好被基督徒救起，并带至利沃诺。在利沃诺，她以出卖肉体为生，但这并未动摇她的信念，她坚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嫁给弥赛亚。沙巴泰听说她后，娶了她，二人一起在地中海周围旅行。此时欧洲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对沙巴泰持怀疑态度，另一派则是他疯狂的追随者。那些追随者收拾好行李，踏上返回耶路撒冷迎接弥赛亚的旅程。他们鞭笞着自己的身体，开行斋戒，还脱去衣服在泥土里、雪地上翻滚。1666年底，这对弥赛亚夫妇结伴来到伊斯坦布尔，那儿的犹太人欢呼着迎接他们。但沙巴泰企图得到苏丹王位，结果被抓了起来，还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
在沙巴泰死于门的内哥罗（Montenegrin）流放之前，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他的变节[5]便已标志着梦想的破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乐于看到这个引起混乱的骗子露出真面目。克伦威尔和沙巴泰的时代也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所有苏菲派主要成员的赞助者，土耳其人称苏菲派为苦行僧。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和犹太人是怎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在有个奥斯曼宫廷侍从，他是个苦行僧学者，也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懂得如何讲究美食和享受生活。此人名叫爱维亚（Evliya），他站在伊斯兰的立场，用让人忍俊不禁的生花妙笔，充满爱怜地描绘了耶路撒冷的独特之处。这很可能使他成为所有伊斯兰旅行作家中的最杰出的作家。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
即使在当时，爱维亚也绝对是个特立独行者：他是个富有的旅行者、作家、歌手、学者和武士，其父是苏丹手下的金匠。他出生在伊斯坦布尔，自幼在宫廷长大，受教于皇室的伊斯兰学者，在梦中，穆罕默德曾对他说要周游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世界的旅行家，人类的好伙伴”，他的足迹不但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地区，而且也触及基督教世界，最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写成了令人吃惊的十卷本著作。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伦敦记日记时，爱维亚正在编著自己的《旅行记》（Book of Travels）——无论身处伊斯坦布尔、开罗还是耶路撒冷。“可以说，这是伊斯兰文学，或许是世界文学中最浩繁、最完整的旅行记录”。还没有哪个作家用诗一般的言语描写耶路撒冷，也没有作家如此诙谐地刻画生活。
爱维亚靠着自己的智慧就可安身立命，他擅长讲令人捧腹的笑话，能作押韵的对偶诗句，会唱俏皮的歌曲，也能与人摔跤，由此他赢得了穆罕默德四世的宠幸。他成为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的随从并外出游访，那些王公贵族们还收他为幕僚，因为他富有宗教知识，还能使大家喜气洋洋。他的著作有些是大量事件的编年汇总，有些是新奇故事的选集。爱维亚·瑟勒比（Celebi意为“绅士”）与哈布斯堡家族交过手，也在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碰过面。他对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了如指掌，令皇帝印象深刻。战场上，他客观地记录下自己那福斯塔夫式的脱逃——“逃跑也是件壮举”——但很可能也是军事史上最“新奇滑稽”、最丑陋的一幕。[6]
爱维亚终生未婚，也拒绝在皇宫任职，他认为这将妨碍自己自由自在地走南闯北。经常会有婢女送给他，而他谈起性也像评论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诙谐：他说性是“甜蜜的灾难”“不错的摔跤比赛”，他还饶有兴致地记录下自己的阳痿最后被一种埃及蛇肉汤治愈的经历。他大胆地笑称性是“更伟大的圣战”。最让现代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虔诚的穆斯林，爱维亚经常开伊斯兰教的玩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这个学者能在八小时内吟诵整部《古兰经》，也能担当穆斯林的宣礼员，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并未蓄胡子，而且行为玩世不恭，思想开明，与宗教狂热主义为敌，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基督教。身为“流浪的苦行僧”，耶路撒冷“这一古老的朝拜地”令他入迷：耶路撒冷“如今是穷人（或苦行僧）的克尔白”——是都城，是苏菲派的麦加。他记录了七十座苦行僧修道院，包括大马士革门附近那所最大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起源各不相同，从印度到克里米亚都有。他还描写了每个教派的会众如何通宵达旦地唱着喜极欲狂的歌曲，跳起齐克尔舞蹈。
爱维亚写道，耶路撒冷有二百四十处祈祷场地和四十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是“所有国家的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岩石圆顶清真寺那摄人心魄的美丽和圣洁最令他倾倒：“鄙人在外游历已有三十八年，到过十七个帝国，见过数不清的建筑，但我还从未见过哪座建筑能与天堂如此相像。当一个人进入寺内，他会异常惊讶地把手指放到口中，哑然失声。”在阿克萨清真寺，每周五会有布道者登上讲坛，挥舞着哈里发欧麦尔的剑，整个仪式由八百人来完成。爱维亚观察着寺内镶嵌的图案如何反射太阳光线，使得“清真寺内光芒璀璨，而当祈祷时，人们的眼睛则闪烁着虔诚”。
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里，“所有的朝圣者都在围栏外绕着清真寺行进”，而圣殿山已经成了“人们散步的地方，装点有玫瑰花、风信子和香桃木，还有夜莺那令人陶醉的啁啾声”。他高兴地念叨着关于这里的很多传说——据说大卫王便已开始建造阿克萨，彼时所罗门“是万物众生的苏丹，他下令魔鬼来完成这项工程”。但当有人给他看据说是三千年前所罗门编造的绳子时，他忍不住对伊斯兰学者大声说道：“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些用来捆绑恶魔的绳子到现在还没烂掉吗？”
自然地，他在复活节也观访过圣墓大教堂，他对圣墓大教堂的反应和英国的新教徒很类似。他解开了希腊圣火的奥秘，宣称只要一个修士神不知鬼不觉将一锌罐石脑油滴到链子上，就能显现出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奇迹。表演本身只是“引起群情沸腾”，圣墓大教堂也“缺乏内涵，更像个旅游景点”，但当他在那儿与一个新教徒聊起这些时，后者只是将其归罪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说他们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民族”。
在开罗完成自己的著作之前，爱维亚回过耶路撒冷几次，但他从未见到有什么建筑能与岩石圆顶清真寺相提并论——“它就是仿自天堂的亭台楼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看到凡是苏菲派的舞蹈、圣法表演和圣洁的崇拜活动，爱维亚都会如痴如醉，而保守的穆斯林则惊恐不已。“有些女子解开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丽以及身上的首饰和香味。天哪，她们竟然紧紧地坐在男人中间！”卡沙什（Qashahi）观察到。他严厉斥责“这种嬉笑的喧闹和舞蹈”，此时人们敲打着铃鼓，商人在售卖糖果：“这些天是魔鬼撒旦举行婚宴的日子。”
奥斯曼人现在处于全面的衰落中，苏丹们面对欧洲列强的种种要求疲于应付。列强们纷纷表态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当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法国为方济各修会赢得“最高守护者”的地位后，俄国这个在欧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兴强国，开始游说、贿赂奥斯曼人，直到他们再次为东正教得到“最高守护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济会又抢回来，如此三次后，一场血战在圣墓大教堂爆发了。[7]169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条约允许列强保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友——这是个异常糟糕的妥协。
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官吏压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总督平息了造反，并下令用死难者的头颅装点城墙。但当总督夷平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穆夫提掌管的村庄后，星期五的祈祷中，耶路撒冷的法官在阿克萨清真寺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并向起义者打开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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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同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远航美洲的征程时，他给最热诚的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写信说：“我向陛下建议，这项事业的所有收益用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两位君主的儿子、皇帝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父母的十字军东征传统，他也是苏莱曼的对手和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查理五世关于发起十字军东征、对抗耶路撒冷的谈话也是苏莱曼重建城墙的一个原因。
[2] 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圣救世主修道院卖给了方济各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685年，一贫如洗的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大本营，即十字架修道院，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头据说就是来自这所修道院，他们将修道院给了东正教会。1187年，十字军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派了一位官员去装点十字架修道院，这名官员名叫绍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叙事诗《豹皮骑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儿，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修道院的壁画上。但在2004年，正当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抵达这里开始国事访问并进行参观时，穿着袍子、长着白胡子、戴着高帽子的鲁斯塔韦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坏。人们怀疑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为，但并无证据。塞尔维亚人在17世纪时将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座修道院转送给了希腊教友。天主教马龙派仍在雅法门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尽管格鲁吉亚人、天主教马龙派和塞尔维亚人早已失去对教堂的所有权。
[3]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论的影响。1523年，一个叫大卫·卢温尼的年轻犹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震动。他宣称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王子，要带领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锡安，但伊斯兰的卡迪当他是疯子，饶恕了他。随后，卢温尼渡海去了罗马，教皇接见了他，但事实最终证明基督教世界没有伊斯兰宽容，卢温尼于16世纪30年代初死于西班牙一个地牢中。1534年，激进的新教派别再洗礼派夺取了德国城镇明斯特，他们宣称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裁缝的私生子。约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国王，大卫王的继承人。十八个月后，这座新锡安被重新夺回，再洗礼派领袖也被处死。
[4] 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架设火刑并不鲜见。1557年，一个叫布拉泽·朱尼珀的西西里修士两次私闯阿克萨清真寺，后被卡迪亲手杀死——随后尸体在圣墓大教堂前被焚烧。有个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斥责伊斯兰，结果在圣殿山被砍头，后被焚尸。然而正如卢温尼的事例所显示的，死亡并不总是故事的结局，欧洲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文明：16世纪，英格兰有将近四百名犯异端罪者被烧死。
[5] 沙巴泰的一些追随者把这看作终极的神圣的悖论——他们的沙巴泰犹太伊斯兰教派，即东马派（意为“叛徒”“变节者”，尽管他们自称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萨洛尼卡的很多追随者，在190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人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
[6] 在特兰西瓦尼亚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战斗中，爱维亚离开战场去上厕所，不巧碰到一个埋伏的奥地利士兵，他“就势扑倒在自己排泄的污物上”。他们扭打着，“横七竖八”地滚在我们这位英雄的粪便上，最后爱维亚“几乎变成了面目全非的烈士”。爱维亚最后杀死了这个异教徒，他艰难地卷起自己的裤子，“鲜血和秽物浸湿了我全身，看到此时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齐（伊斯兰武士），我忍不住笑起来”。后来，他将奥地利士兵的首级献给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说道：“我的爱维亚，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粪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来”，而帕夏给了他五十个金币和一顶银质带顶饰的头巾。
[7] 亨利·毛歇尔（Henry Maundrell）是英国黎凡特公司的牧师，他于1697年来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们正在圣墓大教堂血战。他还描述了人们看到希腊圣火时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甚至比一百年前桑迪斯来访时看到的还要厉害：朝圣者们“开始做着下流的动作，赤身裸体，玩杂耍的在台上点着他们的胡子后，人们在圣墓大教堂里蹦蹦跳跳”——看起来圣墓大教堂“就像是疯人院”。至于那些神父们，毛歇尔管他们叫“制造奇迹的人”。
33 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武装起来的农民在街上四处打劫。法官在卫戍部队的拥护下，攻占监狱，控制了耶路撒冷。在这个稍显波谲云诡的时刻，耶路撒冷发觉自己仍是自由身：法官受人贿赂，任命穆罕默德·伊本·穆斯塔法·侯赛尼（Muhammad ibn Mustafa al-Husseini）为全城领袖。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一个世纪前仰仗着法鲁克家族发迹，同时他也是纳吉布·阿-阿什拉夫——先知穆罕默德经由其孙侯赛因而传下的圣裔家族的首领：只有这些圣裔家族可以戴绿色的头巾，他们被人称作“赛义德（Sayyid）”。
奥斯曼帝国发兵去镇压驻扎在城外的叛军。侯赛尼摆出一副准备好应付围城的架势，于是帝国军队撤到了加沙。此时在耶路撒冷城内，情形犹如走了虎豹来了狼。犹太人被禁止在安息日穿白色衣服，不能戴穆斯林的头饰，鞋上不能有鞋钉；基督徒也遭遇了相似的衣着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在街上都必须给穆斯林让道。在暴力胁迫下，他们得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来自格罗德诺的一支由五百名波兰犹太人组成的弥赛亚派别刚刚抵达，他们由虔诚者犹大率领，但他们的拉比已经去世，他们只说波兰语或意第绪语，一时显得孤立无助，很快便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当知道有只流浪狗在圣殿山上闲逛时，法官下令杀掉耶路撒冷所有的狗。这是一次特殊的羞辱，每个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得交出死狗，送到锡安门外的收集点。一群群儿童将狗杀死，把尸体送给离得最近的异教徒。
当一支更强的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守军和苏菲神秘派转而进攻叛军，并夺取了大卫塔。侯赛尼固守自己的府邸，在三天内与叛军互相放箭。在随后的战斗中，老城北边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侯赛尼也失去了更多支持。在城外，奥斯曼军队轰击了圣殿山。1705年11月28日半夜，侯赛尼意识到自己已弹尽粮绝，便选择出逃，奥斯曼军队则在后面追击。耶路撒冷的新总督上任后，敲诈勒索仍然不断。许多犹太人遭到打劫，只能选择离开这里。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遭到打压，1720年他们面临着入狱、驱逐和破产，他们在犹太区的会堂[1]被焚毁。只有那些塞法尔迪人，即世代居住在阿拉伯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较小的、古老的犹太社团得以存续下来。
侯赛尼被抓获后遭到斩首。多番激烈的较量后，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Abd al-Latif al-Ghudayya）取代侯赛尼家族成为圣裔家族的领袖。古达亚家族在18世纪一度曾改变自己的家族名，并盗用显赫的侯赛尼家族的名号。古达亚家族成了新侯赛尼家族，它是耶路撒冷诸统治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其权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18世纪时，任何一位到过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都希望能在侯赛尼家族的首领那儿停留，不论是农民、学者还是奥斯曼的官员，家族的首领都会为其敞开大门。据说每天晚餐时，他有八十个客人。“赶来拜访他的人远近都有，”到过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宫廷”的一位客人这样写道。古达亚统治着耶路撒冷，“陌生人会发现他的家里住有难民，难民只要喜欢就可以住在那里”。阿卜杜拉·拉蒂夫的访客离开耶路撒冷时会得到他的骑兵中队护送。
侯赛尼家族的复兴标志着强大的耶路撒冷诸家族势力的兴起。在耶路撒冷，几乎每个荣耀的位子都是世袭的。大多数家族都是苏菲派领袖的后代，这些领袖为一个个征服者所宠幸。大多数家族篡改了他们的名字，杜撰出一套华而不实的家谱，时不时会互相争斗，又互相通婚，这与西方的家族如出一辙。每个家族都不留情面地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那些作为摇钱树的势力范围。[2]但要是少了学识，财富也就成了粗俗的东西；而没有财富，就不会有权势。没有奥斯曼帝国做靠山，也不会有显赫的地位。有时家族之间拼得你死我活：努赛贝家族的两个人在阿布高什附近遭到侯赛尼家族一帮人的暗算而丧命。但通常两家会息事宁人，最后努赛贝家族中死者的兄弟娶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姐妹。
然而，即使这些家族，也不能保证耶路撒冷的繁荣，因为奥斯曼帝国强大的五百人卫戍团纪律败坏，臭名昭著，还有打劫的贝都因人、暴动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这些势力时不时互相缠斗，耶路撒冷深受这些力量的困扰。大马士革总督每年都会带一队人马跑来耶路撒冷一次，以收缴税款，城内人口因此降至八千人。[3]
没有欧洲人支持的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极为深重。一个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基大利（Gedaliah）写道：“阿拉伯人经常当众冤枉犹太人，如果被哪个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犹太人只会缩着身子走开。恼怒的土耳其人气急败坏地用鞋子羞辱殴打犹太人时，也没人会帮助犹太人。”他们居住环境窘迫，还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两百户犹太家庭逃离此地。随着“迫害和勒索与日俱增”，一个犹太朝圣者在1766年这样写道：“我不得已在晚上从城里逃了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
基督徒内部之间的仇恨甚于其对异教徒的仇恨。的确，比如方济各会士埃利埃泽·霍恩（Elzear Horn）神父，他将东正教称为“呕吐物”。每个教派都乐于看到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对手受到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打击，成为穷光蛋。每个教派都乐意看到同教对手在教堂内遭受肮脏不适和贫穷的羞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内部的争斗意味着有三百名世代驻留的教士每晚被锁在教堂里。在爱维亚看来，他们“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们正生活在永久的围困中。食物从门上的洞口被递进来，或借助一套滑轮装置传递到窗口。这些僧侣——大多是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亚美尼亚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狭小、湿热，“头痛、发烧、肿瘤、腹泻、痢疾”使他们苦不堪言。圣墓大教堂里的茅坑让人活受罪，那里臭气熏天：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茅厕，但霍恩神父声称，方济各会“受臭气折磨尤甚”。东正教会一间厕所也没有。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小教派信徒，如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叙利亚人，只能靠讨好别人，如为东正教会倒污水桶以挣口饭吃。难怪法国作家康斯坦丁·沃尔内（Constantin Volney）听说“在叙利亚，耶路撒冷人被说成是道德最败坏的一类人，他们罪有应得”。
当法国再次为方济各会赢得圣地“最高守护者”的称号后，希腊东正教杀了回来。1757年圣枝主日的前夜，希腊东正教会伏击了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的方济各会，“他们操着棍子、狼牙棒、钩子、匕首，挥舞着刀剑”，从柱子后面冲出来。他们旧习难改，砸烂油灯，撕掉织锦。方济各会逃往圣救世主修道院，在那儿他们被围困住。这种黑手党式的黑帮手段奏了效：苏丹转而支持希腊人，给了他们对教堂的支配权，直到今天。眼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巴勒斯坦趋于土崩瓦解。18世纪30年代，一个贝都因领袖查希尔·奥马尔·扎伊达尼（Zahir al-Umar al-Zaydani）在加利利打下了一片北方领地，其大本营设在阿克——这是唯一一次，除了昙花一现的叛军外，由巴勒斯坦的一支阿拉伯土著部落统治巴勒斯坦的广大地区。
“巴勒斯坦王”的兴衰
1770年，一个叫阿里·贝（Ali bey）的埃及军官与首领查希尔结成了盟友。阿里·贝得意洋洋，因为他得到了“捕云者”的绰号（他击败了贝都因人而得此绰号，奥斯曼帝国认为贝都因人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难以捉住）。两人联手攻占了巴勒斯坦大部，甚至夺取了大马士革，但苏丹的帕夏仍固守着耶路撒冷。此时，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现在她派了一支舰队开进地中海，在地中海打败了苏丹的海军。捕云者希望俄国人伸出援手，而俄国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耶路撒冷。俄国舰队轰击了雅法，随后启程进攻贝鲁特。最终查希尔占领雅法——但他和捕云者能攻下耶路撒冷吗？
查希尔派兵攻打耶路撒冷，但为城墙所阻。奥斯曼帝国在前线一败涂地，遂向俄国人提出议和。在1774年签订的和约中，凯瑟琳和她的情人波特金亲王迫使奥斯曼人承认了俄国对东正教的保护——而俄国人对耶路撒冷的日益垂涎最终将导致一场欧洲战争。[4]现在奥斯曼人可以重新夺回他们那些失去的省区：捕云者被刺身亡，查希尔已八十六岁，不得已要从阿克逃走。查希尔逃跑时发觉自己最宠爱的妃子不见了——“不能把她一个人丢下。”他说——于是他策马迅速返回。当他一把将那女子抱起时，后者将自己那年迈的情人哄劝下马，最后一群刺客突然出现将查希尔刺死，并砍下了他的头颅。首任“巴勒斯坦王”那用盐腌渍的脑袋被送往伊斯坦布尔。现在，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法国大革命中那位正在崛起的英雄人物的注意。
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1798年5月19日，时年二十八岁的拿破仑·波拿巴面色苍白，身形枯槁，长着一头长而平直却无光泽的头发。这天，他派遣三百三十五艘舰船、三万五千名士兵以及一支由一百六十七名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去征服埃及。“我将创立一种宗教，”拿破仑不可一世的傲慢内心思忖道，“我看到自己行进在开往亚洲的道路上，我骑着一头大象，戴着一方头巾，一只手里拿着我亲自创作的新的《古兰经》。”
革命的理论、无情的政治和东征的浪漫激发了拿破仑的冒险精神。巴黎的每一个人都读过康斯坦丁·沃尔内的畅销游记《哲学家》。沃尔内描写道，“满是废墟的耶路撒冷”和衰落的奥斯曼黎凡特为此时正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征服此地提供了良机。法国大革命试图摧毁教会，并用理性、自由，甚至是一种新的最高力量崇拜来取代基督教。然而，天主教会仍屹立不坠，而拿破仑打算将君主制、信仰和科学三者融合，以治愈由革命造成的创伤——所以此次远征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在船上。但这次出征也事关帝国利益：法国正与英国交战，这次出征是声名不好的瘸子主教兼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es-Maurico de Talleyrand）出的主意，他希望借此控制地中海，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如果波拿巴赢了，一切都将称心如意，要是输了，德·塔列朗也借机除掉了一个对手。欧洲人希望看到东方人对他们善意的征服感恩戴德，这在中东太常见了。
拿破仑在埃及成功登陆，埃及此时仍被混血的马木鲁克奥斯曼官吏统治着。在金字塔战役中，拿破仑将后者击败，但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阿布基尔湾重创法国舰队。波拿巴拿下了埃及，但纳尔逊使波拿巴的军队深陷东方，这让奥斯曼受到鼓舞，他们得以继续在叙利亚与波拿巴周旋。如果拿破仑想在埃及活着，他就得北上并夺取叙利亚。
1799年2月，拿破仑率一万三千名士兵和八百头骆驼入侵巴勒斯坦。3月2日，当他率军挺进雅法时，他的骑兵部队在达马斯将军率领下，在离耶路撒冷3英里（约5千米）的地方发起突袭。波拿巴将军幻想着征服圣城，在发给巴黎的革命督政府的报告中，他说：“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正站在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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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就是被毁的胡瓦犹太会堂，被毁一个多世纪后，19世纪时会堂得以重建，但1967年又被约旦人摧毁。
[2] 英语中称这些家族为名门望族，土耳其人称其为埃芬迪亚（Effendiya），阿拉伯人称之为阿亚（Aya）。努赛贝家族是圣墓大教堂的守护者；达贾尼家族管理大卫墓；哈立迪家族主持伊斯兰教法庭；侯赛尼家族通常作为纳吉布·阿什拉夫，即穆罕默德后裔家族首领，是圣地的穆夫提和领袖，也是先知穆萨节的操办人；阿布·古沙家族是耶路撒冷周围山区的军阀，守护着从雅法出发的朝圣路，是侯赛尼家族的盟友。直到最近，通过阿德尔·曼纳教授的研究，我们才得知古达亚家族是如何盗用了侯赛尼家族名号的。努赛贝家族的名字由加尼姆而来；哈立迪家族由戴里而来；加拉拉家族（曾与侯赛尼家族争夺穆夫提职位）由哈斯卡费而来。“这些家族如此改换名字，让人很困惑，令人不解，”这些家族中一个叫哈齐姆·努赛贝（Hazem Nusseibeh）的人承认说，他是约旦前外交部长，在自己的回忆录《耶路撒冷人》中，他这样写道，“尽管这种事发生在七个世纪前。”
[3] 耶路撒冷通常由强大的大马士革省总督管辖，总督每年都是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领头，他靠自己的武装远征队为车队提供资金。其他时候，耶路撒冷则由坐镇阿克的西顿知事控制。耶路撒冷是个小地方，一个区，受区总督或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的控制。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耶路撒冷的地位几经变迁，有时它会是块独立的地方。奥斯曼帝国总督在卡迪的协助下行使管辖权，卡迪是在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城市法官，穆夫提则从耶路撒冷各家族中推举（穆夫提是由帝国大穆夫提任命的领袖，是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长，穆夫提会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教法裁决）。大马士革和西顿的两个帕夏是仇家，二者有时会因争夺巴勒斯坦发生冲突。
[4] 波将金为凯瑟琳想出了“希腊计划”——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称君士坦丁堡为沙皇格勒），并由凯瑟琳的孙子统治，凯瑟琳的孙子名叫君士坦丁。凯瑟琳对波兰的瓜分导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出现了数百万犹太人，他们大多数被限制居住在“栅栏区”里，过着悲惨的穷苦生活。作为俄国历史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领袖之一，波将金本人也是个基督教复国主义者，他把解放耶路撒冷视作其“希腊计划”的一部分。1787年，波将金组建了一支以色列拉夫斯基犹太骑兵团去攻打耶路撒冷。一个叫利涅亲王（Prince de Ligne）的目击者嘲笑这些长着下垂长卷发的骑兵是“马背上的猴子”。最终，波将金尚未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就死去了。
第八部分 帝国
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时候能去参观耶路撒冷。
亚伯拉罕·林肯，与其妻的对话
在世界编年史上出现过的最值得记忆、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全在此地上演。
詹姆斯·巴克利，《伟大君王之城》
没有哪个地方的苍穹比锡安山那令人自豪的巅峰之上的苍穹更纯净、更透彻、更万里无云。如果一个旅行者能够忘记他正行走在一个民族的坟墓上，而他的宗教正源于这个民族，那么可以确定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他急于离开的城市。
W．H．巴特利特，《步行》
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当阁下的祖先在不知名的小岛上如野蛮人一样活着时，我的祖先已经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司了。
本杰明·迪斯累利，在众议院的演讲
看看，这里都以宗教的名义制造了什么！
哈丽雅特·马蒂诺，《东方生活》
34 圣地的拿破仑
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
阿克的蓝胡子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拿破仑征服耶路撒冷，除了这个人称“屠夫”的奥斯曼帝国巴勒斯坦地区军事首脑艾哈迈德·贾扎尔（Ahemt Jazzar）帕夏。“屠夫”在年轻时候就采用了贾扎尔这个名字，并将他的事业建立在这样一个信条上：恐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激发人的斗志。
“屠夫”在其领地上实行恐怖统治，任何他疑心有一丁点不忠思想的人都会被他迫害得残缺不全。一个曾经在“屠夫”的首都阿克拜访过他的英国人发现，他“周围都是一些受了伤的、毁了容的人。那些具有某种行政职务或在门边站岗的人，全都是要么失去了一只胳膊、一条腿、鼻子、一只耳朵，要么失去了一只眼睛”。可以肯定的是，“屠夫”的犹太部长哈伊姆·法尔希（Haim Farhi）就“被夺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凡是来过叙利亚这个地区的人，无不为这里没有鼻子和耳朵的脸的数量感到震惊”。“屠夫”称这些人是“有标记的人”，有时他还把那些受害者的双脚套上马蹄铁。他曾将一些当地基督徒的住处完全封住，把活生生的人堵在里面。还有一次，他将五十个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官员召集起来，命令他们脱光衣服，然后让士兵将这些人用乱刀砍成碎片。当怀疑他的女人们对他不忠时，他把自己的七个妻子全部杀掉。凡此种种使其变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克的暴君，他生活时代的希律王，周边所有国家的恐怖人物，蓝胡子的故事成真了”。
“屠夫”让欧洲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长长的白胡子、简约的长袍、腰带上镶满珠宝的短剑，以及他那相当雅致的习惯：他把纸张剪成花的图样，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他散发着一种令人恐怖的魅力，带着一丝假笑对他的拜访者说：“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的名字是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受人爱戴的，尽管我很严厉。”入夜，他将自己关在后宫，周围是十八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斯拉夫女人众星捧月般包围着他。[1]然而，现在，这个老人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遇到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军队包围了雅法港，而雅法距离耶路撒冷只有区区20英里（约32千米）。整个耶路撒冷都陷入恐慌，大家族们将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武装起来。一伙暴徒抢劫了基督教的修道院，修道士们为了安全不得不将自己禁闭起来。城墙外面，达马斯将军正向波拿巴请令进攻这个圣城。
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
拿破仑答复说，他首先要征服阿克，然后“亲自前来，将自由之树种在基督受难的地方，在进攻中倒下的第一个法国士兵将被埋葬在圣墓里”。然而，很显然，波拿巴和他的军队将他们这次对付穆斯林的远征排除在了文明行为法则之外。一个法国科学家写道，当拿破仑猛攻雅法时，“士兵们纷纷砍杀城里的男男女女，场景非常恐怖”，他被“射杀声、妇女和父亲们的尖叫声、成堆的尸体、一个女儿在其母亲的尸体上被强奸、血腥的味道、伤者的呻吟声、胜利者关于抢夺战利品的争吵声”所震惊。最后，法国士兵们终于开始休息了，却“是在成堆的死人身上休息，鲜血和黄金使他们感到满足”。
在向阿克进军之前，波拿巴冷血地命令军队屠杀至少二千四百四十人，不过后来“屠夫”可能有四千个士兵被杀，平均每天六百个士兵殒命。1799年3月18日，拿破仑对阿克进行围攻，当时阿克仍在“屠夫”的掌控之中，拿破仑曾高傲地宣称“屠夫”是“一个老男人，我从未听说过他”。然而，蓝胡子和他的由四千名阿富汗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摩尔人组成的军队仍在顽强地抵抗着。
4月16日，拿破仑在塔博尔山之役中打败了“屠夫”的骑兵和一支土耳其军队。之后，在距离耶路撒冷25英里（约40千米）的拉姆拉，拿破仑发布了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告犹太人书》，落款这样虚假地写着：“耶路撒冷总司令部，1799年4月20日”。
法兰西共和国亚非地区军队总司令波拿巴致巴勒斯坦的合法继承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国家，因几千年的征服欲望和专制统治，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现在可以高兴地站起来了，可以带走你们以色列人祖传的遗产。这支年轻的军队已经将耶路撒冷设为我的司令部，几天之后司令部就会转移到大马士革，所以，你们仍旧可以作为耶路撒冷的主人生活在那里。
法国官方公报称拿破仑“已经武装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来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然而，在征服阿克之前，拿破仑还不能说占领了耶路撒冷。而“屠夫”这时也加强了防务，他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两艘一线作战军舰的支持，军舰的司令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
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是一个私奔的女继承人和一个冒险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有着漂亮的小胡子和敏锐的黑眼睛”。他在十三岁时就参加了海军，与美国叛乱者打过仗，之后，他被临时调派到瑞典海军，同凯瑟琳大帝的俄国人交上了火。由于瑞典国王册封他为爵士，所以他的那些英国竞争者们嘲笑他是“瑞典爵士”。法国大革命后，史密斯曾掠夺过法国，但被抓了起来，并被囚禁在阴森可怕的巴黎圣殿塔里面，后来他机智地逃了出来。他对波拿巴尤其鄙视，因此在很多公开信中都对波拿巴进行了嘲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史密斯的说法深信不疑。一个观察者这样写道：他是一个“热情的人，永远富有活力，极其自负，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可以拯救那个总是在劝说别人的人，西德尼·史密斯是骑士当中最出色的人”。在正常生活中他是个荒谬可笑的人，但是在危机中他却是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史密斯和“屠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史密斯这个英国人很羡慕“屠夫”有把闪闪发光的大马士革短剑，而“屠夫”也无时无刻不把它带在身边，“屠夫”曾夸耀说：“我带的这把剑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它已经割下过很多人的脑袋了。”史密斯想要“屠夫”证明给他看，于是“屠夫”让人牵过来一头牛，他只一下便把牛的头给割下了。史密斯将他的八十八个水手与“屠夫”的多国卫队整合到一起，共同抗击拿破仑，结果波拿巴发动了三次针对阿克的进攻，而两人都合作共同奋力击退了这三次进攻。当奥斯曼土耳其的援军到达时，法国人对阿克的围困已经延长到第三个月，这时法国的将领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截至1799年5月21日，拿破仑的军队里已有一千二百人死亡，两千三百人生病或受伤。拿破仑决定带领军队向埃及撤军。当时，有八百个法国士兵因病留在雅法。由于这些人会减缓部队撤退的速度，拿破仑命令他的私人医生们将这些伤兵杀掉。当这些法国医生拒绝执行命令时，一个土耳其医生自告奋勇对这些病人使用了致命的鸦片酊。难怪法国将领让-巴普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ebér）将军反思说：“我们在圣地犯了不计其数的罪，做了大量的蠢事。”两千多个耶路撒冷人在该市总督的率领下，骑马追赶并骚扰正在撤退的法国军队。当那不勒斯的农民战士们冲进雅法时，史密斯以呼吁耶路撒冷人恢复秩序的方式试图阻止他们对基督徒的屠杀。
在埃及，拿破仑遭遇了灾难性的战役，这场战役只能通过无耻地歪曲事实来加以挽回，于是他抛弃自己的战士，乘船返回了老家。留下来在埃及进行指挥的克莱贝尔将军这样咒骂拿破仑：“那个屁股沾满了屎的混蛋抛弃了我们。”但是在法国，拿破仑却像一个凯旋的征服者那样得到了人们的欢呼，他很快便从督政府手里攫取了政权，成为第一执政官。[2]一首关于他的远征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歌曲《向叙利亚进发》（Partant pour la Syrie），成为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圣歌。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因穆斯林的报复行为而处境危险。因喜欢追逐宏大的排场，史密斯认为，只有将英国人的沉着冷静展示出来才能拯救他的同胞。在得到“屠夫”和苏丹的同意后，他让他的海员们身着统一制服，敲锣打鼓从雅法向耶路撒冷行军。穿过很多街道后，他在圣救世主修道院升起了英国国旗，修道院的方济各会高级修士宣布：“每一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对英国，尤其是对史密斯有着最伟大的义务，正是有赖史密斯，他们才得以从波拿巴无情的手中保全下来。”事实上，穆斯林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对象。史密斯和他的全体船员在圣墓大教堂进行祈祷，这是自1244年以来第一批进入耶路撒冷的英格兰人的军队。
苏丹塞利姆三世给了“屠夫”很多荣誉，任命他为其故乡波斯尼亚及埃及和大马士革的帕夏。在与加沙的帕夏短暂交战之后，“屠夫”开始统治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但是，他依然没有变得柔软，他割掉了他的总理的鼻子来泄愤，而这个人此前已经失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1804年，“屠夫”死的这一年，耶路撒冷陷入了混乱。
但是，拿破仑和史密斯却让黎凡特变得备受大家喜欢。在那些此时开始探索东方，同时又在欺骗西方人的畅销书中详述自己冒险功绩的冒险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法国子爵，他在1806年时就注意到耶路撒冷正遭受着战火、叛乱和掠夺的困扰，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耶路撒冷发展的最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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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屠夫”原本是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基督徒奴隶，在一次谋杀事件后，他将自己卖给了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在那里，他被一个埃及统治者购买。他的主人让他改信伊斯兰教，并让他担任他的首席行刑者和职业杀手。之后，他荣升为开罗的执政官。不过，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是抗击凯瑟琳大帝的海军、保卫贝鲁特的战斗。虽然贝鲁特在长时间被围后，还是被迫光荣地向俄国人投降，不过，经此一役，苏丹将“屠夫”提升为西顿的执政官，以作嘉奖。西顿的执政官有时还是大马士革的执政官。“屠夫”对他势力范围内的耶路撒冷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他在那里得到侯赛尼的效忠承诺。
[2] 拿破仑将他的失败归因于史密斯：“这个人让我错过了我的命数”。不过，拿破仑在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个遗产：在占领雅法后，他的那些生病的士兵（后来被拿破仑杀掉）得到亚美尼亚修道士的护理，为了表示谢意，拿破仑将自己的帐篷送给了修道士们。亚美尼亚修道士将帐篷改装成了十字褡，这种十字褡现在还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区的圣雅各教堂里使用。
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圣墓骑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é）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
那些叛乱的帕夏和成群的巴勒斯坦农民不断造反并占领荒凉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此前已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们摧残过了，他们每年都会来此地进行行军示威，对待耶路撒冷就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军领地。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他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他还碰到了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们勒索现金的情况。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却被其中一个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这个暴徒试图杀死他，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了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了门，人们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当帕夏离开后，守在大卫塔的驻军只剩下十二个，耶路撒冷开始变得更加可怕：“唯一的噪音就是沙漠中马匹的疾驰声——那是拿着贝都因人的首级，或者是抢劫完某些不幸的农民后正在返程的土耳其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