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表示赞同，这为10月底的决定扫除了障碍：在艾伦比将军占领贝尔谢巴当天，赛克斯找到了正在内阁办公室前厅焦急等待的魏茨曼。“魏茨曼博士，”赛克斯喊道，“孩子出生了！”
11月9日，贝尔福发表了他的宣言，随后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信中说：“英国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应明确理解，不能做任何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阿拉伯人后来控诉英国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英国曾同时将巴勒斯坦许诺给谢里夫、复国主义者和法国人——英国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大起义神话的一部分。这当然很讽刺，那些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许诺都是战时、短期、欠考虑和紧急政治权宜的结果，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不会得到这样的许诺。赛克斯愉快地表示：“我们向复国主义、亚美尼亚人的解放和阿拉伯人的独立作出承诺”，然而矛盾重重，叙利亚已被明确许诺给了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写给谢里夫的信中既未提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也未将这座城市许诺给犹太人。《赛克斯—皮科协定》明确耶路撒冷是一个国际城市，并且复国主义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想让圣地国际化。”魏茨曼写道。[6]
《贝尔福宣言》旨在将俄国犹太人从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来，但就在宣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列宁在圣彼得堡夺取了政权。要是列宁早几天行动，《贝尔福宣言》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俄国犹太力量——从白厅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和同情他们悲惨境遇的基督徒所共同推动的复国主义，此时已脱离俄国犹太人独立发展，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事实上，宣言应该以劳合·乔治的名字命名，而不是贝尔福。决定英国必须占有巴勒斯坦的正是劳合·乔治。他说：“哦，我们必须夺取那儿！”这是任何犹太家园建立的先决条件。他不打算和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人分享它，而耶路撒冷就是他最终的战利品。当艾伦比成功进入巴勒斯坦时，劳合·乔治明目张胆地要求将占领耶路撒冷“作为一份圣诞礼物献给英国”。
* * *
注释
[1] 这个命名来自哈希姆，先知的曾祖父。他们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孙子哈桑的后裔，因此被授予“谢里夫”的称号。他们自称是哈希姆王族，英国人则称他们为“谢里夫派”。
[2] 起初赛克斯考虑将耶路撒冷划给俄国，该国朝圣者在战前已经充满了这座城市。之前俄国已被许诺将获得伊斯坦布尔，《赛克斯—皮科协定》又允诺以东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地。
[3] 胡斯是奥斯维辛（大屠杀期间，上百万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毒死并焚烧）未来的党卫军司令，他正考虑谋求天主教牧师的职业。耶路撒冷“在我后来放弃信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厌恶那种见利忘义的态度，那儿的许多牧师以这种态度进行着被他们自称为圣物的交易”。他因膝盖受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回避所有感情表露”的胡斯在耶路撒冷受到一位德国护士的引诱：“我为爱情的魔力而倾倒。”1947年4月，他被处以绞刑。此时，一个“吵闹的”年轻德国男孩利用圣母教堂附近的野战医院帮助了美国侨民，他就是德国副领事的儿子鲁道夫·赫斯，纳粹德国未来的副元首。1941年赫斯带着疯狂的和平使命飞到苏格兰，但却在狱中度过了余生。
[4] 指摩西得到上帝赐予的两块石板后，下山见到犹太人祭拜异教神明，气得将石块摔碎的故事。——译注[5] 在迪斯累利著名的一部小说《坦克雷德》中，一个公爵的儿子旅行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一个犹太人富有远见地说道：“英国人将占有这座城市；他们将管理它。”劳合·乔治的任务是赢得这场战争，其他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6] 他还想到了第四种中东方案：他与帕夏三雄间接并非常秘密地谈判达成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奥斯曼和平协议。该协议通过将耶路撒冷留给苏丹而背叛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几乎同一周，我们还亲自许诺确保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恼怒的寇松写道，“我们要考虑留下土耳其人的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吗？”谈判无果而终。
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1917年11月7日，艾伦比拿下加沙。16日，他又拿下雅法。耶路撒冷陷入绝望的境地。坐镇大马士革的屠夫杰马勒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他首先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神父，炸毁基督教建筑，包括圣救世主修道院。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天主教徒冯·巴本上校救下了一位拉丁大主教，并把他安置在拿撒勒。杰马勒在大马士革绞死了两个犹太间谍，然后他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届时将没有任何犹太人活下来去欢迎英国人。在匆匆赶往陆军元帅冯·法尔肯海因处并向他抱怨之前，巴略瓦尔伯爵在其日记中提道：“我们正处于反犹主义最猖獗的时代。”此时就连控制耶路撒冷的德国人都感到沮丧。克雷斯将军相信，杰马勒的反犹主义威胁是“不理智的”，他因此利用权位下令保护犹太人。这是杰马勒最后一次插手耶路撒冷事务。[1]
11月25日，艾伦比拿下了圣城外的先知撒母耳墓。德国人无计可施。巴本回忆道：“在我们因蛮攻而备受指责之前，我恳求法尔肯海因撤离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他想象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新闻：“德国佬因将圣城夷为平地备受指责！”法尔肯海因叫喊着：“我失去了凡尔登，现在你又要我撤出这座世界瞩目的圣城。不可能！”巴本打电话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大使承诺会和恩维尔沟通。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德军司令部。艾伦比的情报长官则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他们神智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难民们涌出城市。法尔肯海因摘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礼拜堂里的凯撒画像，离开这座城市，并将司令部迁到了纳布卢斯。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榴弹炮轰炸着彼此的防线。奥斯曼人在先知撒母耳墓进行了三次反攻，恶战持续了四天。“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教师萨卡基尼写道，“炮弹四处散落，完全失控，士兵们四处逃窜，恐惧笼罩着一切。”[2]12月4日，英国飞机轰炸了设在俄侨区的奥斯曼司令部。德国军官在法斯特酒店痛饮着他们的最后一杯杜松子酒，并开怀大笑，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此时，奥斯曼的将军们争论着是否要投降，侯赛尼家族则在他们的宅邸中秘密集会。成车的伤兵和碎裂的尸体散落街头。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浓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大雨使群山模糊不清。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Izzat Bey）用锤子砸碎他的通讯设备，并将投降书交给市长，随后从美侨区“借”了一辆两驾马车，还发誓说一定会归还，[3]接着直奔耶利哥而去。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军队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9日凌晨3时，德国军队撤出，巴略瓦尔伯爵称这一天为“非常美好的”一天。上午7时，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圣斯蒂芬门。巧合的是，那天正是犹太哈努卡节——庆祝马卡比解放耶路撒冷的光明节——的首日。抢劫者洗劫了雅法路上的商店。上午8时45分，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
圣地的美侨区里，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侯赛因·侯赛尼——耶路撒冷市长、乌得琴手瓦希夫的金主，赶紧加入了兴高采烈的队伍。市长想找到一面白旗——尽管在他的社会中，白旗代表的是适婚的处女。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件白色衬衫，但似乎不太适合，所以侯赛尼最后从美侨区借了一张床单，并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由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始终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向敌人投降、交出耶路撒冷的过程颇为困难。起初，市长带着随风飘荡的床单，在阿拉伯村庄里夫塔西北部发现两个厨师，他们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市长提出耶路撒冷向他们投降，但两个伦敦人拒绝了：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黎凡特人的诡计，而他们的少校正等着他的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队。
市长遇到一位朋友的儿子梅纳赫·埃尔亚沙尔，这孩子才十几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对这个男孩说：“你将见证一件历史事件，终生难忘。”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样，埃尔亚沙尔也加入了这帮人。这帮人正好包括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突然，另一个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了出来，拿着枪扣着扳机，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军士詹姆斯·塞奇威克和弗雷德·赫科姆拒绝接受投降。“嘿，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吗？”他们大喊道。市长英语流利，但他只愿和更高级别的英国人说。不过他们倒是同意和市长及其随从一起拍张照，照片是美侨区的一个瑞典人拍的，他们最后还收了几包烟作为报酬。
这些耶路撒冷人随后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降，但愿意通报司令部。市长于是找到贝利中校，贝利中校将投降意向报告给了一八零旅旅长C．F．沃森准将，沃森传禀了指挥一六零师的约翰·谢伊少将，后者策马奔来。在大卫塔外的台阶上等待的市长一行人喊道：“他们来啦！”[4]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亲吻了将军的马镫。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了投降。艾伦比将军是在雅法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但市长侯赛尼还需要再投降一次。
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当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沿着雅法路骑马来到雅法门时，枪声依然不断。他在马鞍袋里放着一本乔治·亚当·史密斯写的《圣地历史地理》，是劳合·乔治赠予他的一件礼物。在伦敦，首相得意洋洋，几天后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了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不再成为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外交部电话告知艾伦比，让他避免任何凯撒式的狂妄自大或基督式的自负，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最好是能下马”。将军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所有主教、拉比、穆夫提及各国领事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艾伦比得到了耶路撒冷市长的欢迎，后者已经是第七次投降，“许多人喜极而泣”，“陌生人之间也相互问候和祝贺”。
刚挺过一生中最大伤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11月末，在一次敌后孤身侦察中，劳伦斯在叙利亚德拉被残酷成性的奥斯曼总督哈基姆俘虏。喜好男色的哈基姆连同几个部下强奸了这位“看着还像个男孩”的英国人。劳伦斯设法逃脱后，他表面似乎已经恢复，但心理上的伤害是极深的。战后，他描述那种感觉是“无能为力，体无完肤，仅剩半条命。或许那场狂暴的蹂躏已经击碎了我的灵魂，让我堕入兽界，这种创痛将永远跟随着我，连同各种奇想、恐怖与病态的欲望”。他逃脱到亚喀巴时，正值英军占领耶路撒冷之际，艾伦比召见了他。
劳伦斯除去他那身贝都因人的装备，为那天的会面借了件上尉军服。“对我来说，”他在《智慧七柱》中写道，“在雅法门典礼上对我的任命”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时刻，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刻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吸引我。”他还是把耶路撒冷看作“充满酒店招待”的“一个肮脏的城市”，但此时他已经屈服于这个“支配灵魂的地方”。此时，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在人群中注视着他。
由于他的力量、威严和身材，艾伦比被冠以“血腥公牛”的绰号，甚至杰马勒帕夏都钦佩他的“机敏、判断力和智慧”。作为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他了解“关于鸟类和动物的一切”，同时还“博览群书，曾在晚宴上全文引用鲁珀特·布鲁克一首鲜为人知的十四行诗”。他具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他的马和宠物蝎子都以德国军事统帅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即便是苛刻的劳伦斯也崇拜这位“高大、热情而快乐”的将军，他说他“道德上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难以望其项背，他确实是众人崇拜的偶像”。
艾伦比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宣读他关于“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各重复了一遍。他谨慎地避免使用在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敏感的那个词——十字军。最后，当市长侯赛尼交出城门钥匙时，艾伦比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字军东征现在结束了！”市长和穆夫提，两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听到以后静静地拂袖而去。然而，对于那些信奉千禧年的美侨区民众而言，这句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自己见证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柏莎·斯帕福德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已经征服了巴勒斯坦！”当劳伦斯聆听艾伦比的演讲时，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感受，他想到了自己几天前的遭遇：“站在高塔前聆听着指挥官的演讲，心里却想着几天前自己站在哈基姆面前的情形，这种感觉糟糕极了。”
随后，艾伦比列队走出雅法门，重新骑上他的坐骑兴登堡。“耶路撒冷全城热烈地为我们欢呼雀跃。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劳伦斯写道。但是奥斯曼人正在进行反攻——劳伦斯写道：“飞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盘旋，并伴有机枪扫射。耶路撒冷已经许久没有欢欣鼓舞，此前也从未如此温和地被接收。”至于他自己，他觉得“羞耻，而无法坦然地摆出胜利的姿态”。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谢伊将军的司令部有场分赃的午宴，但法国特使皮科做了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而明天，我亲爱的将军，”他以“长笛般的声音”告诉艾伦比，“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座城市建立文官政府。”
现场随后陷入一片寂静。沙拉、鸡肉蛋黄酱和鹅肝酱三明治挂在我们油亮的嘴边，每个人都停止咀嚼，不约而同地转向艾伦比。他涨红了脸，咽下食物，翘起下巴（我们喜欢看他摆出这种表情），冷冷地说：“这里唯一能做主的人是总司令，也就是我！”
劳伦斯很快便回去和费萨尔及谢里夫的骆驼军团会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允许共同分担守卫圣墓大教堂的职责，但教堂的钥匙仍一如既往由世袭的努赛贝家族掌管。[5]艾伦比安排了印度穆斯林军队守卫圣殿山。
在伦敦受到国王乔治五世接见之后，身着白西装的魏茨曼和他的复国主义使团在弗拉基米尔·雅布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资助下到达圣城。雅布廷斯基来自敖德萨，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和久经世故的知识分子，他在那儿组织了一支犹太自卫队，反抗大屠杀。艾伦比的先遣部队向耶路撒冷北部只推进了一点就遭到抵抗，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势力仍有残余。[6]艾伦比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集合军队并再次发起进攻，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前线城市，挤满了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少校的帮助下，雅布廷斯基招募了一支犹太军团，为他们效力。此时，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指挥下的谢里夫派，焦急地等待机会去攻占大马士革，他们想借此打消法国人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的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名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魏茨曼和劳伦斯一样，对城市的肮脏感到震惊：“任何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难以想象有多么荒谬和亵渎。”但像之前的蒙蒂菲奥里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魏茨曼两次试图以七万英镑的价钱从穆夫提手中购买西墙。这些钱将帮助重新安置马格里布区的居民。麦格赫勒比的人对此很感兴趣，但侯赛尼家族拒绝做任何交易。
蒙蒂菲奥罗里的一个侄孙被艾伦比新任命为耶路撒冷警察局副局长、宪兵副司令，要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很可能会被任命为局长。“耶路撒冷性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表示。他在圣地周围部署了警卫。他派人搜查淫秽场所，经常可以发现里面充斥着澳大利亚士兵。而且他不得不浪费大量时间调查士兵被控奸淫当地女孩的案件。“耶路撒冷的这些妓院还会惹出大麻烦。”1918年6月，杰弗里向艾伦比报告。他计划把这些妓院迁到一个指定区域“瓦扎”，这样治安会更容易些。10月，他写道：“还是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士兵去逛妓院，因此只好加派一些人手在瓦扎巡逻。”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的报告中常常写道：“除了性病泛滥成灾以外，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的。”
在雅法门的众多咖啡馆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论着巴勒斯坦的未来，双方提出的观点覆盖范围非常广。犹太人这边的观点，从鄙视亵渎神明的复国主义的极端正统派，到认为犹太移民应完全融入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中东，再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应建立一个武装的希伯来国家统治臣服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阿拉伯方面的派别，有民族主义以及想要驱逐犹太移民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也有欢迎犹太人援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自由人士。阿拉伯知识分子讨论着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自由学会，要求联合叙利亚，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Goneral Borton）。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也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像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7]还把圣殿山看作一个“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能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能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个剑桥古典学者。他“带有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很精明能干”。他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名于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仰光银行的一名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和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P．摩根的资助，协会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8]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布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布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布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是一个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的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复国主义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反映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他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布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服的卡基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是这位复国主义者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9]——“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也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又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因此《议事录》接受度很高。
斯托尔斯“心思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这些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维持了两年的平静。斯托尔斯监督着城墙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修复工作，安装了街灯，建立了耶路撒冷国际象棋俱乐部，还炸毁了雅法门上建于阿卜杜拉-哈米德时期的瞭望塔。斯托尔斯钟情于利用权力，重新命名耶路撒冷的建筑：“犹太人希望将法斯特酒店更名为‘所罗门王饭店’，而阿拉伯人希望将它命名为‘苏莱曼大帝饭店’，但两者都无法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此时我却可以下令将它更名为‘艾伦比饭店’。”他甚至组建了一个修女合唱团，由他亲自指挥。他试图调解教堂里基督徒的争吵，采纳苏丹1852年的区域划分——这样虽然满足了东正教会，却使天主教感到不快。当斯托尔斯访问梵蒂冈时，教皇斥责他引入了不虔诚的电影院和五百名妓女，从而玷污了耶路撒冷。英国人始终无法解决充满敌意的琐碎争执。[10]
巴勒斯坦的实际归属悬而未决，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皮科再次发表了高卢人对耶路撒冷的声明。他坚称，英国人不了解法国人对夺得耶路撒冷多么有兴趣。“那你认为对于实际占领它的我们来说，又应该是什么感觉？”斯托尔斯反驳道。皮科随后又主张由法国保护天主教，他认为法国有权在圣墓教堂的王座上主持弥撒。但方济各修士拒绝合作，这个计划也就破产了。
当市长意外死于肺炎时（也许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频繁投降而感染所致），斯托尔斯任命他的兄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为市长。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过去曾担任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雅法各省的省长，他逐渐掌握了反对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寄希望于大叙利亚王国，该王国由劳伦斯的朋友费萨尔王子统治。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投票同意加入费萨尔的叙利亚。复国主义者们仍然幻想大部分阿拉伯人会甘心接受他们的定居，并试图安抚当地人的恐慌。英国人则鼓励双方保持友好姿态。魏茨曼会见了大穆夫提，并再次向其保证犹太人不会威胁阿拉伯人的利益，同时赠送他一本年代久远的《古兰经》。
1918年6月，魏茨曼横穿沙漠去亚喀巴附近的营地会见费萨尔，劳伦斯也参加了会见。这正是魏茨曼所夸大的“终身友谊”的开端。他解释说，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个国家。私下里，费萨尔看到了劳伦斯所谓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殖民犹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费萨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说的是阿拉伯语，而后者说德国的意第绪语”。费萨尔和劳伦斯希望谢里夫派和复国主义者可以合作建设叙利亚王国。劳伦斯解释道：“我把犹太人看作是天然进口的，促进渐变的西方力量。”魏茨曼回忆说，劳伦斯“与复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相信，“阿拉伯人肯定会从一个犹太家园中受益很多”。
在这场绿洲峰会上，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未来可以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可能性”。后来，当三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时，费萨尔表示，假如以后他登上王位的话，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百到五百万犹太人，而不至于侵犯阿拉伯农民的利益”。他一时没有想到巴勒斯坦是否还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大批犹太人出现在叙利亚王国内的巴勒斯坦。叙利亚是一件战利品，因此费萨尔乐意作出妥协去保护它。
魏茨曼的外交首次取得成功。他开玩笑称“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所以1918年7月24日，艾伦比驾着劳斯莱斯载上魏茨曼到达斯科普斯山。在那里，穆夫提、安立甘主教、两个大拉比和魏茨曼埋下了希伯来大学的奠基石。但观察家们注意到穆夫提内心好像不是很愉快。不远处，奥斯曼人的火炮隆隆作响，来宾们唱起《天佑吾王》，复国主义者唱起赞歌《希望》。魏茨曼说道：“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脚下，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奥斯曼人还在巴勒斯坦顽强抵抗着，而欧洲战场的西线也没有胜利的迹象。在这几个月里，斯托尔斯时不时地得到男仆的通报，说有“一个贝都因人”等着见他。然后，他会发现劳伦斯正在那儿读着他的书。不久，那位英国的贝都因人就神秘地消失了。同年5月，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把劳伦斯引见给了美国记者洛维尔·托马斯，后者认为“劳伦斯犹如复活的年轻使徒”。而日后，托马斯将创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直到1918年9月，艾伦比才重新发起攻势，在米吉多战役中打败奥斯曼人。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斯曼战俘在耶路撒冷游街示众。为表示庆祝，斯托尔斯亲自“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前弹奏起各种组曲，有拉托斯卡的《维多利亚》、亨德尔的《耶弗他和西庇阿进行曲》、帕里的《婚礼进行曲》（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鸟》）”。10月2日，艾伦比批准费萨尔，这位叙利亚待立的国王和劳伦斯上校带领谢里夫的人马前去解放大马士革。但是，正如劳伦斯所怀疑的那样，这项决策的真正决定其实来自远方。劳合·乔治决定保住耶路撒冷。寇松勋爵后来抱怨说：“首相谈论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就好像在谈论他家乡的小山丘一样。”
甚至在德国人最终战败投降之前，游说就已经开始了。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那天，早就已经安排好会面的魏茨曼到达唐宁街10号，却发现劳合·乔治正在一边读《诗篇》，一边流泪。劳伦斯游说伦敦官员去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身在巴黎的费萨尔请求法国援助。但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瓜分东方土地上发生冲突时，劳合·乔治抗议说，是英国人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国家只是派了几个黑鬼警察监督着我们，以防我们偷盗圣墓大教堂的东西。”
* * *
注释
[1] 1917年杰马勒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在奥斯曼投降的第二年，他飞到柏林，并在那儿撰写了回忆录。1922年，作为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报复，他在第比利斯被亚美尼亚人暗杀，即便他声称：“我承认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将造成巨大不幸。”也或许正如其所说，“我可以把将近一万五千人带去贝鲁特和阿勒颇”。塔拉特也被暗杀了；在中亚领导了土耳其人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恩维尔则在战斗中阵亡。
[2] 12月3日，奥斯曼的秘密警察突袭了萨卡基尼的家，他正藏匿着犹太冒险家和间谍阿尔特·莱文。这一善举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古老的奥斯曼宽容近乎最后的一例。两人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到大马士革。
[3] 两年后，这些侨民还一直努力索回他们的马车，或争取补偿，他们给军事首长斯托尔斯写信：“1917年12月8日，上任总督借走了我们的马车，还有油、布罩、弹簧椅、鞭子、套马杆和两匹马。”
[4] 那个手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床单的阿拉伯男孩将扫帚柄插入土里，但瑞典摄影师偷走了床单。英国人以此威胁要逮捕他，他就将床单交给了艾伦比。艾伦比将床单送给了帝国战争博物馆，至今它仍保存在那里。
[5] 努赛贝族人声称，当他们带着艾伦比参观这座教堂时，他索要了钥匙。“现在十字军东征已经结束了，”他说，“我还给你钥匙，不过这些钥匙不是来自欧麦尔或萨拉丁，而是来自艾伦比。”20世纪60年代的约旦外交部长哈齐姆·努赛贝在其2007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6] 艾伦比的一位军官，时年三十二岁的国会议员威廉姆·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上尉，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侄孙。他常讲起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名漂亮的阿拉伯女人向他示意，并把他带到一个山洞，在那儿，他发现并逮捕了一群奥斯曼军官。
[7] 斯托尔斯在这座教堂里有一项令人激动的发现。令希腊神父极其愤怒的是，他在南门发现了最后一个十字军的坟墓——一名《大宪章》的签署者，亨利三世的导师，人称多布尼·菲利普，费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十字军，后于1236年死于耶路撒冷。时下斯托尔斯派英国士兵守卫着这座坟墓。
[8] 侯赛尼家族正如日中天：他们那时拥有巴勒斯坦大约1.25万英亩（约5059万平方米）的土地。市长侯赛尼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欢迎。斯托尔斯喜欢卡米尔·侯赛尼穆夫提。直到那时，穆夫提实际上仍只不过是伊斯兰教法学哈乃斐派（受到奥斯曼人的支持）的领导人，当时，耶路撒冷有四个这样的派别。斯托尔斯升任他为耶路撒冷四大派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夫提请求一旦占领大马士革，就让他的弟弟阿明·侯赛尼加入位于那座城市的费萨尔王子的队伍，斯托尔斯同意了。
[9] 《议事录》的英文版本在英美取得了很大影响（受到亨利·福特的支持），直到1921年8月，伦敦《泰晤士报》才曝光它是一部伪作。1919年《议事录》德文版发行，希特勒相信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内容是真实的，在《我的奋斗》中，他解释那些伪造的说法“是最可靠的证明，是名副其实的”。1925年阿拉伯语版发行时，耶路撒冷的拉丁主教将这本书推荐给了他的教友们。
[10]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圣母墓的划分争论不休。亚美尼亚人因圣殿山上的墓地和圣墓大教堂中的圣尼哥底母礼拜堂的所有权和叙利亚雅各派结下世仇。在圣墓大教堂内，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以及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的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它的权利争吵不已。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后者危险的平顶修道院大打出手。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蒙梭试探对方：克里蒙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摩苏尔。”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
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
伍德罗·威尔逊是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蒙梭磋商解决和平问题。中东的领导人和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
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依据利益，考虑民众的利害关系。”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蒙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他想到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
克里蒙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会见劳伦斯时，他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进行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完成克里蒙梭最初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阿拉伯人建立国家的渴望。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绝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而著称，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在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复国主义联盟。到1917年，则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泰迪·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曾和其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
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人“托管”——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他的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联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托管的骗局”。
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他的外交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皇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布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伯格（Pinkhas Rutenberg）[1]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无视了这个警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着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
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
斯托尔斯在英国国教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人旅客招待所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的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布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伯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侨区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当时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布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开始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又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而且教堂的门被火舌吞没了，“场面一片混乱”。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了下来。
雅布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他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亨，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
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截止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布廷斯基的住处，雅布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一种和谐和友好的生活”，但有时他也惊呼：“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巡夜者，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国防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