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特拉弗斯（Tim Travers）的《杀戮战场》（The Killing Ground，2003）是研究英军“学习曲线”的一部重要著作。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别了，那所有的一切》对于在法国开始战斗历程的英国“新军”，做了重要描述，他不再心存幻想。与之相比，巴里·韦布（Barry Webb）的《埃德蒙·布伦顿》（Edmund Blunden，1990）一书的观点则要更加温顺。另外一位对英军进行过观察的重要人物是E·L·斯皮尔斯（E.L.Spears），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是负责联系法军的军官。马克思·埃格雷蒙特（Max Egremont）在他的《在两面旗帜下》（Under Two Flags，1997）一书中对斯皮尔斯一生做了精彩的记录。关于意大利参战，印德罗·蒙特烈里（Indro Montanelli）的《乔利蒂的意大利》（L’Italia di Giolitti，1975）一书记述精妙，很有可读性，而且带有现代意大利人有时会表现出的那种黑色幽默。关于达达尼尔战役，奈杰尔·斯蒂尔（Nigel Steel）和彼得·哈特（Peter Hart）的《在加利波利的战败》（Defeat at Gallipoli，2002），与蒂姆·特拉弗斯的《加利波利：1915》（Gallipoli 1915，2001），都论述扎实，非常公正。关于亚美尼亚人问题，京特·莱维（Guenter Lewy）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2005）一书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所有著作都黯然失色，不过，弗兰茨·韦菲尔（Franz Werfel）最初写于1932年的《穆萨达的四十天》（Vierzig Tage des Musa Dagh），虽说被翻译成英文后毫无文采可言，而且有些随意歪曲历史，但还是一部值得尊重的小说。如果非要争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话，韦菲尔在他小说的扉页上写道：“请不要用这一争论来反对土耳其人”。关于封锁，苏图（G.-H.Soutou）的《财富与生命》（L’Or et le sang，1989）探讨了协约国集团经济战争的掠夺目标。A·奥弗（A.Off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农民的解释》（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1989），从一个有趣和有独创性的角度对战争的目的进行了阐述。格尔德·哈达克（Gerd Hardach）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1977）作为研究经济史的系列著作的一部分，仍然对“一战”经济目标这个庞大主题进行了最广泛的论述（当然，在各国财政方面，前文引用过的尼尔·弗格森的著作最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