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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侵略他国的元凶，怎么会是民族英雄呢？从感情上，实在不好接受，却是事实。历史上，民族英雄往往同时又是一个侵略者，大英雄往往就是大侵略者。当然，成功的英雄不会说自己是侵略者，他会用一个好听得多的词来代替：征服者。成吉思汗西征，灭四十国，是不是侵略？当然是。网上曾经流传过一篇文章，认为成吉思汗不应该算民族英雄，而是一个残暴的侵略者。这篇文章是一位经济学家写的。在他的观念中，英雄是不能残暴的，侵略者更不能同时冠以英雄的头衔。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但他的观念却无法解释所见的史实。他的论著被迫删改，内心非常矛盾乃至痛苦，只好写成专文放到网上来讨论。显然，这样的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与天地同辉的侵略者

长期以来，甚至可以说"自古以来"，我们受到的教育便是如此。英雄必然是"好"的，侵略者必然是"坏"的，所谓"清自清，浊自浊"，非此即彼，泾渭分明。即使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从人性的角度看问题，好人有坏的一面，坏人也有好的一面；英雄也可能有某些缺点，侵略者个人品德也可能不错，--能这样看问题已实属不易，但在评价一个人的主要"业绩"上，仍走不出好坏分明思维模式，即不可能同时又"好"又"坏"。

在菲律宾马克坦岛，有两座纪念碑。一座是麦哲伦纪念碑，建于１８６６年；一座是拉布拉布纪念碑，建于１９３３年。麦哲伦被公认是人类第一位环球航行的航海家，他的名字应该与第一位太空人加加林、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并列于世界史册。加加林是苏联（俄罗斯）的民族英雄，阿姆斯特朗是美国的民族英雄。麦哲伦呢？他是葡萄牙人，环球航行却是在放弃了葡萄牙国籍之后，为西班牙国王效劳。但几乎全体葡萄牙人都认为他属于葡萄牙，是葡萄牙的民族英雄。其实，这几位的名字早已超越国界，他们属于全人类，应该是人类的英雄。严格地说，麦哲伦并未亲身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他在马克坦岛死于与当地酋长拉布拉布的战斗之中。拉布拉布纪念碑的铜像，塑造了这位上身赤裸的土著英雄手持蛮刀、长杵，奋起保卫其领地的英姿，颇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气概。麦哲伦是不是拉布拉布亲手砍死，不得而知；意义则十分明显：反击侵略者。

两座意义截然相反的纪念碑，耸立在同一个小岛上。两个你死我活的对手的名字，成了当地的主要地名：马克坦·麦哲伦"的误读，岛上的主要市镇是拉布拉布市，还有一个供游人凭吊的麦哲伦海滩，--这位伟大的航海家的殒身之地。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双面碑亭，正反两面镌刻着以完全不同的"立场"撰写、记载同一事件的两篇碑文：

正面：公元１５２１年４月２７日，拉布拉布率部众在此击溃西班牙侵略者，毙其统帅斐迪南。

麦哲伦。菲律宾人抵抗欧洲人入侵，拉布拉布为首举义者，特此纪念。

背面：公元１５２１年４月２７日，斐迪南。麦哲伦与马克坦岛酋长拉布拉布所部激战，重伤身亡于此。是年５　月１日，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率领麦哲伦船队的维多利亚号航离宿雾，翌年９月６日归抵巴拉米达的圣罗卡港，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航行。

（以上两篇碑文，诗人流沙河在他的散文《双面碑》中，已作妙趣横生的翻译。我没有去过菲律宾，亦未见原碑文。本文所引系根据其译作改写，以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兴趣者可找流作欣赏。）

抵抗入侵之敌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样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除了当地人，大概知道拉布拉布的人是不多的。而即使是与马克坦岛一桥相连的宿雾，麦哲伦的名字都仿若神祗。国外游客至此，看到那幅拉布拉布手挥蛮刀砍向麦哲伦的"历史画卷"，恐怕都难免心情复杂。这位注定将以其不朽之名命名地球上一道海峡、南天上两团星云，"与天地同辉"的探险家，竟如此窝囊地死于一个小部落头领的刀下么？另一方面，一个酋长，不管他可能多么愚昧、不开化，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和进程、对地球的是方是圆是长是扁毫无兴趣，他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外来人侵犯总是对的，无可指责。不能因为你有先进的航海技术，首先知道地球是圆的，你就有权要求我臣服。否则，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也就是"先进打落后"，天经地义了。

不同阵营的民族英雄

凡是为本民族作出过贡献与牺牲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贡献突出、牺牲壮烈者，为世人所景仰、纪念，则扬名于世，垂名于史。如果以直接对历史的影响而论，按照我们一般所说的民族英雄的定义，大体上分为这样几类：

一，统一诸部或诸国，建立强大的王朝

如秦始皇、松赞干布（吐蕃）、耶律阿保机（契丹）、完颜阿骨打（女真）、成吉思汗（蒙古）、努尔哈赤（满洲）、默罕穆德（阿拉伯）。

二，大肆扩张，征服其他弱小民族、国家

如成吉思汗、多尔衮、康熙、彼得大帝、拿破仑。

三，奋力抵抗外敌，收复失地，为国捐躯，节操气壮山河

如岳飞、文天祥、陆秀夫、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

四，摆脱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

如华盛顿、玻利瓦尔、孙中山、潘佩珠、胡志明、苏加诺、甘地、尼赫鲁。

五，改革创新，励精图治以振兴民族，大辐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

如伊藤博文、彼得大帝、维多利亚女王。

世界现存约一千多个民族，历史上出现过的民族更不计其数，土地资源却十分有限。为了争取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相互间免不了摩擦、竞争、冲突乃至战争。这么多民族，往往还杂居于一国，或分居于多国，矛盾则更加难免。争取本民族的最大利益这没错，但如果要别的民族付出代价，道理就有些含混了。中国人往往都是各为其主"，亦即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说话、行事，如此一说下去，世界便不可能有什么公理道义，于是强权即公理。所以我主张，讨论历史问题，不妨有时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思考，以避免偏狭的结论。我们看到，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有秦始皇，就有荆轲；有金兀术，就有岳飞；有忽必烈、伯颜，就有文天祥、陆秀夫；有努尔哈赤、多尔衮，就有袁崇焕、史可法；有伊藤博文，就有邓世昌、安重根；有拿破仑，就有苏沃诺夫、威灵顿；有麦哲伦，就有拉布拉布；有达扬，就有阿拉法特。

秦始皇横扫六合，灭周及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国王朝，融华夏诸族于一炉，形成最初的汉民族。他当然是民族英雄，还是大英雄。没有秦始皇，也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没有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所谓"融华夏诸族于一炉"，听起来不错，颇具"进步的历史意义"，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美妙，必然弄到焚书坑儒的地步才成。什么叫"统一"？就是夷灭民族文化差异，度量、车轨、礼法、风俗崇尚、政治制度，……都要以秦国为标准。比方统一文字，就是不许再使用楚国字、韩国字、燕国字、齐国字、越国字，只准通用秦国字：篆书。汉民族的形成固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楚族、越族、齐族、晋族的消亡，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除了"千百万人头落地"，还包括文化的代价。我就认为，楚文化与齐鲁文化都远远优于秦文化。

面临秦国的纵横中原、大举入侵，各国也不乏奋起反抗、救国救亡的民族英雄。屈原力图挽救楚国，壮志未酬，投江而死。荆轲受燕太子丹重托，只身入秦，谋刺秦王于大殿之上，虽不得逞，其壮烈不下于安重根、汪精卫。张良为复国以石狙击秦王不中，投身反秦大军，成为汉朝开国名相。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率楚军击溃秦军主力，实现“亡秦必楚”的民族梦想。这些英雄人物，在史家司马迁的笔下，都得到生动的再现。

秦始皇与屈原、荆轲、张良、项羽，谁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谁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这就有点说不清楚了。说不清楚的原因，在于秦始皇的"文化统一"做得如此彻底，乃至于秦王朝崩溃后，恢复原主要国家及其文化传承已无可能。各国旧贵族们只能报仇，不能复国，就连重新分封也不能持久，只能走一个中国的道路。这样一个无可更改的结局，使得英雄们都没法定位，就算是没有对错正邪之分，所谓"春秋无义战"，连他们各自原本十分强烈的民族性都被渐渐淡化、抹杀，最终都只说是英雄，而不再说是民族英雄了。

将相失和的悲剧

说起"我们的"民族英雄，首先就得提到宋代著名的抗金将领岳飞。如果要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大概会以第一高票当选。他几乎成了"民族英雄"的代名词，就像他的政治对手秦桧几乎是"汉奸"的代名词一样。岳飞享有如此高的地位，除了他的英雄业绩，主要还是因为秦桧。秦桧为人所唾骂千年，主要也因为岳飞。岳飞秦桧，忠奸分明，大忠巨奸，经过民间文学作品的不断提炼、塑造，完全合乎中国传统的道德尺度及民众心目中的历史观，而形成今日之难以改变的形象。不过，我们平常所说的岳飞、秦桧，毕竟与真正的历史人物不是一回事。正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曹操，并不等同于《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曹操，更不是真正的诸葛亮、曹操。

照道理，民族英雄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敌对民族及其代表人物，而非本民族的内奸。秦桧是否内奸--汉奸，还可以讨论。他杀害岳飞，并首创"莫须有"罪名，是非常恶劣卑鄙的政治谋杀。但他与岳飞的分歧，即与金国的和战之议，仍属政治方策之争。如果说一个人当了民族英雄，为民族立过大功，他的政治理念就一定正确，谁反对谁就是汉奸、恶魔，罪该万死，那么这逻辑与秦桧杀岳飞又有什么两样呢？秦桧能当上南宋权相，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也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本为北宋王朝的著名主战派，反对和议，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耻时，金兵立张邦昌为伪帝，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只有秦桧挺身而出，领头坚决反对，终于为金放所忌恨，执之随徽钦二帝北上。其身处险境表现出的大义凛然、民族气节，较之以大臣身份使秦而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如何？本来大敌当前将相失和，如果也能像蔺相如与廉颇那样处理得当，不至于闹出这样的悲剧。秦桧既杀岳飞，他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即被换成汉奸帽子，一跪千年。秦桧之罪，罪在冤杀岳飞以阻主战之议，而非与金和议的政治主张。和议本身不能成为汉奸的罪名。

作为民族英雄代表的岳飞，其主要英雄业绩，应是对金抗战，绝非被"汉奸"冤杀。正如率领八百勇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附，其主要英雄业绩是孤军抗日，而非被三个手下败类谋杀。顺便说一句，这三个败类也都是八百勇士之一。究到底，秦桧是对金战略的主要策划者和制订者，是岳飞的同僚、上级，是同一阵营里的政治对手而非敌对阵营的敌人。岳飞的主要敌人应该是，--读过小说《说岳全传》或听过这一段评书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是金兀术。

对于中国--时称大宋帝国--而言，这金兀术乃是侵华元凶，相当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应当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冈村做总司令不足一年）。事实上，八百年后的抗日战争，岳飞抗金的故事仍然被当作激励民族精神、反抗外敌入侵的范本。抗金与抗日，本质上并无区别。今日中国的领土已经收揽了女真人原住地的大部，中华民族也几乎囊括了女真人的后裔，例如完颜氏都汉化成了姓王的，仍然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金兀术有什么好印象。大概总与凶神恶煞的魔鬼差不多吧：

"脸如火炭，发似乌云。虬眉长髯，阔口圆睛。身长一丈，膀阔三停。分明是狠金刚下降，却错认开路神狰狞。好像开山力士，浑如混世魔王。"

比较一下岳飞的形象：

"头戴着烂银盔，身披着锁子甲。银鬃马，正拟白龙戏水；沥泉枪，犹如凤舞梨花。浑身雪白，遍体银装。马似掀天狮子，人如立地金刚。"（清。钱彩《说岳全传》，上同）

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书籍、作品中，我们已经习惯由浑身雪白、遍体银装的立地金刚当主角，却很少从那些脸如火炭、发似乌云的混世魔王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这回咱们讨论的民族英雄是"他们的"，所以笔墨要多落在混世魔王而不是立地金刚身上。咱们重点谈"他大金"而非我大宋，重点谈金兀术而非岳飞。

兼秦桧与岳飞于一身的金兀术

金兀术是民间习称，意指"金国的兀术"，或"金人兀术"，并不姓金。金人叫岳飞，是否也叫他宋岳飞，或干脆叫"宋飞"，因后世没有《说兀全传》不得而知。金兀术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又叫四太子，正式姓名为完颜宗弼，--史籍中他以此名传世。金朝立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灭契丹，一是灭北宋。女真族曾先后臣服于高丽、渤海、契丹，终于公元十二世纪初叶建立了自己的强大王朝，先后战胜辽、宋两个大国，入主中原一百余年。灭掉别的国家，扩张自己的版图，建立疆域辽阔的王朝，为本民族开拓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民族英雄之所为。汉击匈奴，唐征突厥，都是如此。从女真人的立场看，完颜氏父子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没有完颜阿骨打，女真人不可能摆脱异族附庸的地位，取代辽朝成为北方强国。没有完颜兀术，金朝不可能以压倒优势横扫宋军，将汉人政权逐出中原。

《金史》中的完颜宗弼，未经民间的妖魔化加工，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宗王，也是一位极为难得的军事统帅与重要宰执。战场上，他身先士卒，用兵神速，胆略过人，连连大破宋朝名将宗泽、韩世忠，平定中原，追击宋朝皇帝赵构，迫使宋朝上表称臣，确立金朝不可撼动的超级政治大国地位。在朝中开国元老或死或叛、政局不稳之时，他独撑危局，使王朝顺利度过难关。金朝的第五位君王、以"小尧舜"美名著称于史的金世宗对他赞誉有加。《金史。宗弼传》赞曰："宗弼蹙宋主于海岛，卒定画淮之约。熙宗举河南、陕西以与宋人，矫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相对于同时代的南宋王朝，金兀术出而帅入为相，集秦桧与岳飞于一身。设若我们从金朝而非南宋的角度，检讨他施政方略上的主要失误，居然就是允许南宋议和，没有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征服全中国。以区区一纸甘愿俯首称臣的不平等条约，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便放过这个既已结下深仇大恨的死敌，使之守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埋下百年之后腹背受敌而终至亡国的祸根。事实是，战略上金兀术赢了曾大破其拐子马战术、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岳飞；政治上却输给了做过其俘虏、遗臭万年的古代首席汉奸秦桧。

看来干一件事，不管是好是坏，是正义是邪恶，都得干彻底，干不彻底不如不干。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必须彻底征服，或赶尽杀绝，或人分四等地进行统治和奴役，这样人家才真心服你，千秋万代地歌颂你的雄才大略。你要是还留一半给人家，或竟扶植一个什么伪政权之类，嘿嘿，你等着人家的子子孙孙劈棺鞭尸吧。这就是所谓"成则英雄败则寇"的著名的历史学原理。

清乾隆皇帝征准噶尔汗国，用的就是赶尽杀绝这一招，结果大获成功，使中国--时称大清帝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辽阔。准噶尔部在反抗征服的过程中，那些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没有人还记得他们。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谁是"我们"和我们的对手

准噶尔部被"咱们中国"彻底消灭，变成了新疆的一个盆地，我们庆幸还来不及，干嘛反倒"惊悸"呢？原来，"咱们中国"与那关外的满清，正如《红灯记》李奶奶痛说的家史那样，"本不是一家人呐"，咱们也是被人家征服过来的。想当初多尔衮入关，八旗军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跑马圈地，驱赶汉人出京城，有比南京大屠杀更为惨烈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都大量见诸史料文字的记载，不容抹杀和篡改。倘若"我们"没有接受屈辱的智慧和勇气，以剃发易服求得"瓦全"，说不定也早变成一个地理名词了。

中央电视台曾拍过一部电视片《努尔哈赤》，在解说词的结束语中总结："努尔哈赤不但是满族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其实，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只是满族的民族英雄。对于当时的中国--时称大明帝国，--他们都是侵略者。抗清与抗金，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当时中国的民族英雄是抗清的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而绝非宣告“七大恨”的努尔哈赤。

满清爱新觉罗氏皇族，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一支皇族，却一直要到康熙才能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且不说他为中国创造了最为长久的盛世，就连中国的领土至有今日之庞大，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也都由他的文治武功所奠定。不能因为其祖辈是侵略者，就否定康熙的辉煌成就；也不能因为康熙的英雄业绩，便反过来否定其祖辈是侵略者这一史实。

满清立国近三百年，前二百多年向外扩张、征服异族，几乎没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只有最后几十年，才遭遇西方列强沉重打击。这时候，扩张、征服的民族英雄换成了保家卫国、守土抗敌的民族英雄。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的读者，一定记得那位蒙古将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怎样用一面被打得百孔千疮的令旗，指挥他的骑兵不畏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冲向来犯的英法联军。此次京津保卫战，昭乌达盟骑兵一千人仅剩一百余人生还。蒙古骑兵的英勇与惨痛失败，激动得我们热血沸腾，只可惜咱们的"铁蹄不够凶狠，竟不能踏平"匈奴"，扬我大"汉"之威。此刻谁又会想到，当初蒙古铁蹄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动辄屠城，是怎样教西方人震惊，惊叹"上帝之鞭"降临。那时的蒙古人，是我们与西方人共同的敌人，是把中国的君臣逼得跳海、让我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绑赴燕市、扬言要杀尽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大姓的征服者，是把"我们"列到比西方人还要低一到二等、小命仅抵一头毛驴儿价钱的奴役者。经过数百年的离合融汇，蒙古人成了"我们"--时称"我大清"--中的一员，而僧格林沁也成了"我大清"抵抗西方列强的民族英雄。

走到穷途末路的我大清，首先遇到的西方强敌是英国，它于１８４０年发动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和意义，不用我细说。为什么打成那样？因为"我们"--从皇上、钦差、督抚、守将，直至士兵与平民，太不了解对手了。英国是个怎样的国家，欧洲又是怎么回事，有谁知道？魏源的《海国图志》还得两年以后才出版呢。而魏源写作出版该书的直接动因，正是打败了鸦片战争，深恨我们没能预先知己知彼。事情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我们"对当时英国的了解增加了多少呢？难说。关于鸦片战争的电影、电视剧拍了不知多少部，历史教科书更出了不知多少版本，请想想看，对"我们"当时的对手，究竟有过几笔象样、真实的描写。我们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英国鸦片贩子及侵略者，与当年我大清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琦善、裕谦眼中的英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反正是一伙蛮横无理、恃强凌弱、虚伪狡诈的强盗和骗子，用民间俗语叫做：鬼子。而只要做了鬼子，那就不是人，是人面兽心、披着人皮的狼了，尽可以妖魔化、脸谱化。英国鬼子和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和德国鬼子，俄国鬼子和日本鬼子……有什么两样，都差不多，连性格语言思维逻辑都一样。

即以我们最为熟悉的日本鬼子形象为例，满脸横肉，敞露着胸毛，两眼眯成一条缝，额头上流着油汗，络腮胡子刮得铁青，眼睛瞪得像铜铃，鹰视狼顾，讲一口怪腔怪调令人反感的汉语，一拳砸破一大块玻璃，把正在附庸风雅的琴猛地摔成碎片。他们一定都喜怒无常，笑是狰狞的笑，凄厉的笑，皮笑肉不笑，骨子里不怀好意的笑，总之要笑得你心里发毛、发怵。--这些都还是鬼子军官，如果是鬼子兵，则形同白痴厉鬼，除了杀人放火抢花姑娘翻得到处鸡飞狗跳抽一个大耳光什么都不会。《红高粱》里的日本鬼子，与《小兵张嘎》、《红灯记》、《三进山城》里的日本鬼子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以这些文学、银幕塑造的形象来研究历史，恰如以《说岳全传》的四太子金兀术代替《金史》中的完颜宗弼，固然可以获取听说书、读演义的快感，却无助于了解我们曾经历过的对手，无法从史实真相中得到教益。

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领土大国，还是一个历史大国。这个事实有一个麻烦，那就是"中国"的定义不清，连带着"中国人"的定义也不是很清。本文提出一个思路：将现今的中国和历史的中国分开来分析。

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留下象中国这样丰富的史料等我们去阅读；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历史，象中国历史（自商周以后）这样脉络清晰又旁系芜杂。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领土大国，还是一个历史大国。这在世界上确实独一无二。领土超过或接近中国的国家，如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其开国的历史都太短，最久不过数百年。历史比中国更悠久或相当的各文明古国，如今又多成了小国寡民，——除了印度，面积虽然名列世界第七，却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但是近几百年来，尤其沦为英殖民地以后，它的影响力已大为衰弱，远远落在了中国的后面。

难以界定的"中国"

中国既大，好还是不好；所谓"大中国情结"，对还是不对，本文不作讨论。我讲的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对"中国"的定义不清，连带着"中国人"的定义也不是很清。台湾出过一本书：《淡水河边谈历史——你，是中国人吗？》（刘学铫著）。可见是不是中国人，谁是中国人，值得专门写书来讨论。他的结论是，中国的众多民族，应该统称为"中华民族"；凡具有这种文化类型的一群人，都是中国人。

但问题才刚刚开始。众多民族，到底有多少民族？按照中国大陆的统计，是五十六个民族。这是有名称的民族，还要加上"未识别民族"及"中国籍的外国人"。既然是"中国籍"，那就不是"外国人"；既然是"外国人"，那就不是中国人，即使你有了"中国籍"。"凡具有这种文化类型的一群人"，——哪种文化类型？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就根本不是一种文化类型。入了外国籍的"海外华人"，属于中国主体的汉族文化类型的，是否还算中国人？新加坡人算不算中国人？推来推去仍是一笔糊涂账。

有一个既方便，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以现时国境线为界划分是否为中国，以国籍判断是否为中国人。当然这还会有些小麻烦，如有争议的领土，如国籍不明者的身份，还有双重国籍者。中国大陆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同为"一个中国"的台湾却承认，这种人算不算中国人？港澳回归之前和之后，持非中国护照的当地居民算不算中国人？这些小麻烦，许多其他的国家也可能有，本文也不拟多加讨论。

我要说的是，现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可能过于简单，因为任何一个现存的国家，都与历史上的这个国家不是一回事。不过在中国，有些简单的道理往往会被弄得很复杂，尤其事关"中国"本身。"中国"的定义不清，主要一个原因是，将两个"中国"混为一谈。

举一个例子。满族是现今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以前它却不是中国的。蒙古族原本也不是中国人，后来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再后来一部分（外蒙）独立了出去，多数还留在现今的中国。因为都是"中国人"，于是历史就叙述不清了。蒙古军队灭金与南宋，清兵入关攻打明朝，都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都是"内战"。更别说抗击匈奴、抗辽和抗金了。照这个逻辑，除了倭寇扰边及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纷争，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来没有遭受过外国的侵略。

这样一个可笑的结论，史学家们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说那些是侵略战争，不利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说它们不是侵略战争，显然违背史实。只好要么不说，要么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要么含含糊糊地说。总之越说越复杂，越说越让人糊涂。

我先提出两个"中国"的概念。一个是现今的中国，即现今边界所规定划分、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大中国"；一个是历史的中国，即政治、地理意义上不断演变着的"中国"，也可以称作"小中国"。这里，"小"与"大"不是指的国土面积，而是指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的相对容量。单就面积而言，"小中国"可能比"大中国"还大，如清朝时代的中国，就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但清代鼎盛时的巨大版图，只对当时的中国有意义，既不能将其作为"中国从来就这么大"的历史依据，更不能因此断言"中国以后永远有这么大"。在历史的坐标上，"小中国"是一个变量，"大中国"是我们在"现今"这个刻度上的一个定量。如果将来组成中国的领土和民族发生了变化，那时候的"大中国"，就应该是变化以后的那个定量。好在人们永远只能生活在"现今"。

"大中国"的历史，包括组成现今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小中国"的历史。"小中国"的历史，则主要记叙"中国"这一政治地理、概念的延革。具体来说，汉族史、满族史、蒙古族史、西藏史、台湾史、新疆史等等，都在"大中国"的历史范围之中。而"小中国"只记载西藏、台湾、新疆、满蒙各自为中国一部分的时候的历史，它们并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越南（古称安南）曾属于中国，因而那一段越南史应该载入中国历史；它脱离中国后的历史，也不再属于中国。

厘清了两个"中国"的不同定义，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就可以把"小"字去掉了。至于"大中国"，既然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结果，我们不妨先将它放到一边作为参照。

中国最早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谁都知道，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正式国名称作"中国"。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作为国家，从古到今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么，"中国"这个词的最早含义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才用来作为国家名称？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最早由实物记载的"中国"一词，是１９６３年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一口西周时代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个最早出现的"中国"，并不特指一个政权或国家；甚至连"国"这个词的含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诗经·大雅》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中国"与"四方"相对，"京师"与"四国"相对。可见"中国"与"四国"，那时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人类历史上，家庭和国家都有一个从起源、发展到成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会在相应的文字含义的演变中反映出来。汉字"国"与"国家"相近的含义最初有三：一是指"邦国"，二是指"国都"，三是指"封地"。这里面，以封地为基本含义，其他都是从这一含义中生发出来的。有封地才有邦国，有邦国才有国都。领受封地的诸侯，即为各邦国之主；诸侯居住及政权所在地，即为国都。《周礼·注》："大曰邦，小曰国。"可见西周初年的"中国"，不会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区域，基本上指"京师一带"，也就是中央王朝所在地及周边不大的一块领地。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地域有所扩大，不仅包括周室（东西两都），还泛指中原一带的各诸侯国，如春秋时的晋、郑、宋、卫，战国时的韩、赵、魏、鲁、宋等。相对于这个"中国"，其他东南西北四方则称为"夷蛮戎狄"。这时已有许多文献予以记载。如《礼记·王制篇》："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姓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又如《春秋·公羊传》："曷为不言楚子执乎？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那么，在诸侯群雄中，谁是"中国"之外的夷狄？一，齐国。东方民族为"夷"，齐国是最东边的国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初平天下，"封师上于齐营秋"，而"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莱人，夷也"。齐之邑地，是与夷人争来的；后又不断吞灭东方各国，统括大片夷地成为强国。二，楚国。《史记·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三，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四，越国。《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五，秦国。秦本是西方一个附庸小国，直至东周始列为诸侯。《史记·齐太公世家》："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六，燕国。燕国是最北边的诸侯国，一直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七，中山。中山位于燕、赵交接处，是白狄遗种鲜虞人建立的一个小国，后为赵国所灭。

要说明的是，"中国"与"夷狄"的划分是模糊的、大约的。严格地说，不能完全以各诸侯国的领地作为区分界限。第一，各国的边界、面积甚至存亡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第二，"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的自然地理概念，诸侯国则是政治地理概念；第三，有些国家跨越"中国"、"夷狄"两地，如齐、鲁、燕，甚至晋（赵）等国。赵国为"三家分晋"后形成，其地有一半是狄人的疆域，所以有"胡服骑射"、"邯郸学步"这样的成语故事，从中不难窥见"中国"与"夷狄"之间"华服美仪"的文化差异。象这种情况，可以各国政治文化的重心所在地来大致归附，即如今日之土耳其、埃及、俄罗斯等跨洲国家。

有人认为，中国在"中国"这个词出现之前就有了，不过那时候不叫"中国"，叫"华"或"夏"，或合称"华夏"。夏是商、周以前的一个王朝，用它来称呼以前的中国也未尝不可。夏、商、周等朝的各封建诸侯国，可以并称为"诸夏"，这样就突破了模糊地理概念的"中国"的限制。主意是好主意，可惜行不通。我们来看看典籍对"华夏"一词的解释。《书·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左传·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说文解字》训"夏"字："中国之人也。"既然，"华夏"一词的出现远在"中国"之后，而且其词义还得由"中国"一词来定义，那还不如直接就说"中国"。

秦：侵略者建立的中国

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各朝，可不可以算作一个正式的国家？以史籍和文物来看，三皇五帝尚属"史前时代"，或曰"传说时代"，也就是并非信史。中原各地只有部落，这只是国家的雏形，不是国家。夏商两代，勉强可以称为"王朝"，天子可以号天下、会诸侯。这时的"诸侯"，其实也还是部落领袖。各部落"会"在一起，有点象"联合酋长国"，不过仍是各自为政。周朝是政权形式由部落向国家过渡的时期。周朝初建时，有"国"一千几百个，这些"国"显然仍是部落，或曰城邦，而非国家。整个西周的国家秩序，建立在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上，带有明显的部落遗风。其王朝形式，有点象"联邦制"，只是中央政权的权力更小和更不稳定，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意义。开始还能号令诸侯，不久又回归到各自为政。部落之间的相互征伐，弱肉强食，到春秋时，"国"减至十分之一，剩下一百几十个。大者为公国、侯国、王国，小者仍为部落、城邦，杂然相存。周室是名义上的"朝廷"，即"中央政权"，其实也只是一个位尊势弱、保持中立的小王国。各国有自己的君主、领土、政府、军队、外交、文字、货币、财政、纪年，即使是象征性的巡狩、聘问、朝觐，也几乎全废。《春秋》载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朝聘齐、晋、楚者共三十三次，朝周仅有三次。诸侯们都是势利眼，只认霸主，不认"天子"。这样的局面，固然可以孔子指斥的"礼崩乐坏"来解释；而究其根底，还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正式的国家。到战国时代，七雄倒是都成了正式的国家。史书上称"齐国人"、"楚国人"、"赵国人"、"燕国人"……，独不见什么"周国人"。"周室"只是诸侯的附庸，到了末期向秦国投降的时候，仅有邑三十六，人口三万。周制"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周室统辖的区域竟远不足一个县，——除了这块狭小的王畿之地，有"中央"而无地方，有"天子"而无子民，这算什么国家？周朝虽逾八百年，断代上却划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代，而不是统称作"有周一代"，不是没有道理的。

公元前二百余年，西方的秦国发兵相继灭掉周室和诸侯列国，建立秦朝，史称"统一中国"。什么叫"统一中国"？秦国并不在"中国"的地理范围之内，秦国吞并的六国，大多也不属于或不全属于"中国"的范围。这个说法是含混不清的。准确地说法应当是"建立中国"。此说甚不好听，却是事实。"中国"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笼统的地理概念，实应从秦朝开始。自此，整个大秦帝国的版图，都被称作"中国"。

秦朝建立的"中国"，不但统辖了原来狭小的地理"中国"，还囊括了周边几乎所有的原诸侯国。秦朝作为国家的"中国"，是"小中国"的起点，其历史是无法往秦以前追溯的；但它同时也是"大中国"的起点，作为一个国家的来源，它可以往以前任意遥远的时代追溯。这以后的"大中国"，覆盖了五帝三朝的活动领域，所以夏、商、周都被算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三皇五帝也成了"中国远古时代的传说"。只有区分了大小两个"中国"的概念，历史才能够说得通和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