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艰苦的行军.27

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一群天才，以超越历史的眼光看到了未来，而且以天才特有的固执不断推动着他们疯狂的坚持，于是缔造了现在的中国。而这群天才不仅仅创造了历史，还在以同样的疯狂在创造未来。

那个美国战略观察领域的疯子，以疯子才能有的热情，撰写了一本《虚拟年表》。那家伙因为继承了一笔不菲的财产，才能够有钱将自己荒诞不经的玩意大量刊印，向美国有权有势的人免费赠送。他的理论至今没有人公开认同，但是那份年表却伴随着美国与共和国的交流加深，被越来越多的印证了。

在该册子的最后一页，整个页面上只用粗体字印刷了一句话，“天才的思想永远走在时代之前！”

不管这疯子所说的天才是指自己或者中国共产党人，共和国所提出的挑战依旧是实实在在的。共和国领导人不是疯子，因为共和国到现在为止，所展现的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国家，正在不断发展，不断强大。这条道路是颇令人赞叹的，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当然，如果恢复圣人的本来面目——疯狂的偏执者——那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疯子。一群非常有理性和自制力的疯子，比疯狂的普通人可怕百倍。

美国和共和国很多次的较量，让美国对中国人的“深沉”无比厌恶。当共产党人掀起底牌前，他们无疑已经做到了无数的准备，美国始终不能沾到一丝一毫的便宜。而且当美国好不容易解决了某个当前的问题，他们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十年，甚至更早之前，看似毫无意义的作为，已经成了共产党新的战略行动的基石。而美国人刚解决的问题，正好成了共产党人未来战略的基石。

就像是二战时期，美国人为了打败日本人，不得不与共和国结盟，这就给了共和国介入南海的机会。共和国在二战中奋勇作战，而且没有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这样的假象迷惑了美国人，等美国发现共和国的实力无疑比美国想象的更强大的时候，共和国已经如此深刻的介入了美国的次要战略方向——东南亚。

共和国在东南亚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并且把重心放在这里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转战印度洋。美国人的注意力放到中东的时候，共和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又开始逼迫美国进行“交易”。

共和国有条不紊的在逐步侵蚀美国人的战略区域，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美国想解决中国，那么美国就必须拒绝与中国联盟，然后花费数百万的人命与轴心国死战。这是想想就让人恐惧的事情。

在那本美国疯子所撰写的书——《虚拟年表》当中，那位疯子声称，当共和国的丁宫开发出德国的油田，以及利比亚油田的时候，当古德里安与丁宫商讨爱斯基摩人冰屋的时候，当丁宫的好友沃艾罗与毛丕在波兰开始养马的时候，盟国已经不可能不与中国缔结盟约。

盟国与中国的盟约，就已经决定了中国在未来的扩张。这都是历史的自然进程。中国人洞悉了这些，而且选择了历史的节点。

那么中国人现在在苏拉威西的表态，无疑也确定了一个新的节点，美国人是否敢于同时介入两场战争，一场在中东，另一场则在苏拉威西。这仅仅是表面现象，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更加毒辣的手段了么？他们就没有其他隐藏的更深的伏笔，等着让美国人大吃一惊么？

肯尼迪本人倒不算是鹰派，不过他依然有自己的坚持。而且无论美国与中国又如何深刻的矛盾，两国之间依旧有巨大的利益所在，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对两国都如重要，美国虽然每年都有不少议院声称要中断中美贸易，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政治宣传的噱头而已。中美的矛盾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矛盾，两国都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哪怕仅仅只有这一条，就足以让美国不能和中国爆发全面冲突。哪怕发生了全面冲突，双方的经济往来估计也会“恬不知耻”的继续下去。

所以总统就把这些事情交给“专家”们处理。六个月之后，肯尼迪就坚信，所有所谓“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都是绝对不可信和不可靠的了。

1961年12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埃及和以色列再次打得气喘吁吁，双方消耗了巨大的人力以及物力，却不能有战略方面的突破。相比较而言，埃及更有人力伤亡的承受能力，以色列则要弱得多。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的政工体系去芜存菁，最终打造出一支能够良好运营40万军队的政工以及军事指挥系统。所以埃及接受了停火的协议。纳赛尔坚信，再进行一次整顿，下一次战争，自己绝对可以消灭以色列，从而成为中东的领导者。中国人明智的撤出，让纳赛尔放心不少。

以色列也不得不接受停火，他们的人力消耗也到了极限。不进行补充，以色列会向着无可避免的灭亡滑去。

而在苏拉威西，第一次当地人的起义给印尼当局敲响了警钟，马来共和国的触手无疑已经深入了这个岛屿。印尼处在这样危险的环境当中，“离天堂太远，离中国太近。”但是这毕竟是内战，直接指责中国是可以的，不过这也要面临另一个问题，印尼背后站的是美国，国际社会对这样的问题从来是淡化处理的。美国固然有报业的优势，但是共和国则有全球免费卫星电视这个媒体，大家在宣传口属于五五波。

到了1962年的1月，美国律师团雇佣了中国律师，第一次向中国法院和人大提请“《宗教法》违宪案”的审判，这个消息无疑震惊了世界。在中国国内，全力配合美国方面的，就是南方报业系。

陈布雷出售自己全部的南方报业系的股份之后，最终的购买者是一个美籍华人。共和国情报系统得到的消息是，这家伙背后的老板和美国情报局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如果更加直白的说，南方报业的老板已经是美国情报机构了。根据情报机构头子武星辰的指示，共和国情报机构只是在搜寻铁证，但是对正常的商业贸易，他们并没有动手。

南方报业的老板换人之后，很快就围绕着“犹太人”大做文章，犹太人悲惨的历史从被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到历次大屠杀，总之犹太人的故事被写得如此煽情。共和国政府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行动，同样得到了大篇幅的宣传。明里暗里配合美国战略的宣传文章在南方周末连篇累牍。倒也真的迷惑不少中国人的视听。

而关于司徒雷登申请入籍中国的事件，以及相关的《宗教法》是否违宪问题，南方周末同样站在了美国的立场上。《宗教法》违宪案，主要是围绕共和国宪法当中的 “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这两个问题。

但凡是争取“自由”的，都是新兴的阶层的最爱，很快，南方周末俨然成了新兴城市阶层的“代言人”。一股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庞大势力，仿佛一夜间就浮出了水面。

而在国际上，美国人对这个“中国新兴阶层”极度美化，大力宣传，试图让外国人真的认为，的确有这么一股政治势力存在。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马前卒对此的评价是——狗咬狗一嘴毛。只要让他们自己出来跳，共产党不给他们施加外部压力，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自己内斗起来。

党主席太祖抱着更加同情这些人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不成熟是种病，得治。

沈茂则表示，牛鬼蛇神肯定会跳出来，这是他们阶级性所决定的。这是治不好的病。本着物尽其用的角度，他们的表演会极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这些人可以说是难得的好例子，就让他们自己表演去吧。

所以冷眼观之的立场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政治局的支持。

而为苏拉威西的革命进展情况也超过了最好的预期，印尼政府本来在这里的统治就薄弱，加上马来共和国的立场也进行了调整，强化了让苏拉威西独立的宣传，这就更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到了1962年4月，印尼政府不出意料之外的制造了几场大屠杀，共和国立刻把这件事给捅了出去。美国人的注意力再次转到东南亚。

而1962年5月中旬，美国侦察机拍照的空中照片上看到了古巴开始安装苏联的防空导弹,也看到了运载地对地导弹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而此时，美国已经调整了部署，兵力已经在印度洋与东南亚集中，准备与埃及和共和国有可能的行动对抗。这样的空档被苏联人抓住了。美国突然面临着三个很有可能同时爆发冲突的地点 ——中东，东南亚，加勒比地区。

这三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自然是加勒比地区最重要，中东次之，东南亚最次。回想起半年前自己对中国人战略的疑问，现在好像已经揭开了谜团。随着苏联的突然出手，苏拉威西就成了绝对的鸡肋。

肯尼迪非常清楚的认识到，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苏联人的核武器架设在古巴的土地上。这已经是排位第一的问题。美国一定要竭尽所有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国人在苏拉威西的所作所为，现在也必须加以阻止。

所以在1962年8月，印度内战爆发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肯尼迪只感到头晕目眩。

世界大战好似已经迫在眉睫了。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无疑是地球上最顶层的五个国家，二战的五大盟国，五个至少工业化或者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占有世界上近30%的人口，80%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财富。这五个一旦共同决定了某件事，至少在地球上，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联盟能够与之抗衡。

这样的一个组织，绝对是以内斗为主。

但是内斗都是有一个极限的，如果内斗最终毁灭了五大国构架的战后体系，大家都会变得理性起来。所以一连串的矛盾接二连三的爆发，全世界局势变得一片混乱，欧美金融市场作出巨大反应，连续一周狂跌之后。中国提议召开紧急会议，五个国家的特使就在北京会面了。

中东危机有中美两国共同演绎，苏拉威西人道主义危机，也是中美的矛盾，古巴导弹危机则是美苏集中冲突的结果。这些都是可控的，至少是能够理性对待的问题，但是印度的内战，就超越了五大国的运筹范围。无论是美国、英国、法国，还是苏联和中国，都没有主动挑起或者鼓动印度内战。在世界政治版图上几乎毫无声息的南亚次大陆，正因为没有五大国的插手，局面不断恶化，很快进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印度内战的爆发是印度本身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当年被共和国与英国介入，强行捏合在一起的印度联邦迟早会分裂，这是共和国的判断。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内战居然会来得如此突然。印度联邦的四大联邦政府分别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北印度、南印度四大块。北印度亲英，南印度亲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亲阿拉伯，四个联邦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围绕着中东战争，四方一直争吵不休。南北印度自然是希望印度联邦站在美英一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则支持埃及。从1961年开始，印度联邦议会和政府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立场冲突让四方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二战期间，这四方之间爆发过战争，上一次矛盾还没有消退，离心力一直是在增强而不是在减弱。所以1962年5月，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宣布结成巴基斯坦联邦，退出印度联邦。印度联邦政府最终选择了军事解决的手段。

二战的五大战胜国很久没有这样聚集在一起，作为会议发起人的共和国，其代表是陈毅元帅。元帅一身戎装，肩头上的国徽无言的陈述着他尊贵的地位。

“要解决当前混乱的局面，就必须解决军事冲突和经济冲突问题。”元帅开诚布公的说道，“美国在50年代极大扩充了核武库，就我所知道的情况，美国现在核武库总数占有了世界全部核武器70%以上的规模。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陈毅元帅侃侃而谈。

英法代表是无所谓，美国代表是不耐烦，苏联代表则微微点头。

“必须限制核武器的发展，我国前主席太祖说过一句话，核武器在发射架上才有最大的威力，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核武器本身保证了互相毁灭的情况，也保证了核大战打不起来。不管美国政府怎么样威胁苏联，或者几个宣布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怎么互相威胁，但是战争追求的是胜利，而不是同归于尽。古巴导弹危机，归根结底就是不平衡导致的危机。只有让世界平衡起来，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的主流。”元帅继续陈述共和国方面的观点。

“那么苏拉威西问题就是中国追求的平衡了？”美国特使基辛格带着嘲讽的口气说道。

“没错！这的确是中国追求的平衡。苏拉威西本身根本就不是信奉穆斯林的地区。印尼政府对该地区的屠杀事实确凿，我们不能允许印尼政府强行屠杀当地人，然后把这个岛屿变成对抗共和国的桥头堡。共和国绝对没有占据苏拉威西的打算。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共和国要的仅仅是保证苏拉威西不会被一个偏执的印尼政府，通过血腥暴力手段变成反华基地。这是共和国的利益所在，也是共和国的底线。”陈毅元帅说起充满帝国主义风格的发言，理直气壮，让各国代表都感觉有种非常奇妙的不和谐感。

“现在的世界必须恢复平衡，不平衡之处必然邪恶丛生。”陈毅元帅用这样的话作了总结。

英国代表对共和国的态度有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是玩弄“均势政策”的老手，世界现在乱成这样，恢复平衡对英国来说有种天然的好处。

美国和苏联代表对此就很不感冒，而法国人现在只求能够恢复旧有地位，世界乱起来，倒是给了法国机会。艰苦的磋商就此展开。

作为印度的前宗主国，英国很期待印度分裂，英国人不喜欢穆斯林，一旦印度分裂，那么南北印度就会亲英——至少英国人是这样相信的。

印尼政府背后是美国，美国人绝对不肯再退一步，退让意味着共和国可以取得最终胜利，现在共和国是在分裂印尼，等到共和国达成了这个战略目的，那么下一个战略目标又是谁？

对此，共和国首先表态，共和国不谋求分裂印尼，但是必须保证人道主义危机必须停止，印尼当局不能够再屠杀苏拉威西岛的居民，所以共和国建议，由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暂时接管苏拉威西岛的治安，恢复当地群众的生活。

基辛格听了这个建议，忍不住在心里大骂中共都是些邪恶的家伙。表面上看，美国得到了很多，包括印尼的不分裂，制止了人道主义危机。但是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员，共和国可以充分的获取当地的商业合同，甚至可以派兵捞取地盘。美国人现在实在无力开发苏拉威西的资源，美国商业界肯定会极端热情的与共和国合作，最大受益者肯定是共和国。但是占据苏拉威西的恶名却是让美国人来背。而且经济的发展，必然极大的鼓舞当地人追求独立的心思，中国人就是挖了个陷阱让美国人跳。

不过基辛格完全可以想象，国内的那些曾经试图开发印尼但是却失败了的美国商人，会如何大力游说国会。共和国正在借美国的手来分裂印尼。毕竟，共和国和美国人打交道更能够得到订单，反正苏拉威西不是美国国土，美国国内势必有大批的家伙会出卖苏拉威西的。

对此，英国人表示赞成，法国人也表示支持，苏联同样支持。基辛格知道，哪怕自己把这样的决议的未来如何深刻的向国会解释，但是国会最终会同意。美国的军队存在于苏拉威西，这表示了美国军队正在抵抗中国的战略扩张，这个政治意义是巨大的。美国军靴所踩过的地方，代表了美利坚的势力范围。第七舰队的集结每天都在消耗庞大的费用，共和国给足了美国人面子。美国如果选择了实质性的对抗，那么就要空耗庞大的费用，而收获基本为零。共和国明显看透了这点，基辛格深信，现在共和国的使者正在美国活动，把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放案推销给美国商业集团。自己的反对并无意义，所以他也就任命了，自己是特使而不是总统，尽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中美的矛盾眼看着就解决了，剩下来就是印度内战问题。这个就更好解决，五大国达成了禁运协议，敦促印度内战双方立刻结束内战，恢复法律和秩序。在内战结束前，五大国及其盟国中断与印度的一切贸易。印度自己无法生产武器，中断贸易的结局就是等他们没有装备，自己就消停了。

中东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与共和国没什么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共和国很明智的为美苏提供了私下会谈的场所，自己则态度坚决地表示，“军事斗争无法解决政治问题，一切都要靠谈判来解决。”

美苏之间矛盾激烈，所以双方更需要外交沟通，避免问题激化到不可收拾的情况。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美国和苏联可不会拉上英国和法国来参加会议的。

这是一个初步的会谈，所以美苏都不认为能够达成什么真正的协议。但是世界局势如果一直这样混乱下去，也不符合美苏的利益。所以“北京会议”最终拿出了两个协议。一、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介入苏拉威西，中断人道主义危机。二、联合国达成了印度内战期间的禁运协议。共和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到了1962年7月，一度危急的世界形势开始变得缓和。几个冲突热点都被有效的控制住了，欧美股市随之上扬，与之相应的，就是中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

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是个必然，而不是偶然。美国在50年代疯狂的扩张自己的核武库，苏联与美国在核武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共和国躲在苏联背后，压力很小，而且共和国的核武器以长程为主，拥有射程能够覆盖美国全境的火箭。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认为共和国的威胁已经和苏联相差无几。美国国内也在检讨对华政策，检讨来检讨去，其结果就是现在已经失去了武力或者封锁共和国的最佳时机。且不说军事打击，单单是经济封锁，美国国国内一大票公司就会率先反对，更别说那些购买了共和国国债的投资者。现在欧美利率一路下滑，低利率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如果在经济上与共和国战起来，比较乐观的估计是，欧美股市最少得连续下跌两个月。

美国有人鼓吹过——“民主国家无战争”。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资本体系内的大国之间，很难发生战争，在这个时代，战争一起，大家一损俱损，想独善其身，太难了。

热战不行，冷战也不是一个好选择。剩下的就是“和平演变”。美国方面选中的对象就是司徒雷登入籍案引发的共和国“违宪”审判。如果可以介入共和国“违宪案”的审判，那就是伟大的胜利。如果能够胜利，那可比战场上的胜利要光辉百倍。美国政府专心解决古巴导弹危机，民间政治势力把大量热情投入“违宪案”当中。

这次违宪案当中，司徒雷登在共和国的代理律师提出，《宗教法》违背了宪法当中“言论自由”的条款。而且司徒雷登父母所在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是一个经营性实体，应该属于“企业”，类似于“基金”之类的企业。所以，司徒雷登应该可以加入共和国国籍。

共和国的宗教法是陕西众主持的一部法律，其立法核心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本着保护人民“宗教信仰”的权力，所以对未成年人传教，属于“强制宗教推行”，一旦发现，就可以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宗教人士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动，那么首先以十年最高量刑期为基础量刑，再加上违法行为的量刑。在共和国的司法案例当中，宗教人士违法，统统以该法律最高量刑为准。

在司法实践当中，天主教热爱猥亵男童的神父，数罪并罚，都是以枪毙为唯一判决。而那些敢于煽动群众起来反抗共和国政府的，以有组织的团伙行动，更是全部枪毙，无一漏网。

共和国建国之后，反西方情绪高涨，特别是人民接受教育之后，共和国巧妙的操纵舆论，把历史上各种“教案”拿出来实事求是的宣传一番，那些“挟洋自重”的家伙立刻就失去了民心。共和国人民对共和国重拳出击，清洗宗教，特别是西方宗教的行动，绝对支持。

不仅如此，唱诗班历来是使用少年的，这就违反了《宗教法》，共和国的《宗教法》根据追溯期，对教堂进行了无情扫荡，神父，牧师，宗教人士，统统被量刑十年，投入监狱，押送至新疆种树去了。

正式宗教待遇尚且如此，在建国后进行过的那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封建会道门更是重点打击对象。那时代正是土改的高潮，人民自然站在共和国这边。科学是一个伟大的体系，科学是可以证伪的，仅仅这一点，就比宗教高出十条街。而宗教失去了政治背景，加上共和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不需要通过信奉宗教来获得内心的依托，宗教的市场于是极度萎缩。中国这个本来就无神论的国度，宗教势力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严格来说，司徒雷登雇用的共和国律师团虽然反对《宗教法》，但是这些律师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信宗教。与其说他们是在追求宗教自由，还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 “反抗共产党暴政的快感”。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有个脑子犯浑的SB律师居然当庭举起了十字架，陈述宗教的“正义性”，法官秦武安轻蔑的看了他一眼，命令立刻休庭，然后秦法官命令法警将这个“非法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的现行犯”当即逮捕。这件事事实清楚，证人众多。当天下午就开庭审判，一审定案，该律师被判刑十年，当天晚上就扔进去新疆的囚徒火车，送去种树了。

共和国这样的严厉手段，一时间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现在的世界上，最无神论的国家就是共和国。除了中国之外的国家，要么是宗教国家，要么就极大程度的容忍宗教组织的存在。共和国通过宗教法，将宗教彻底压制在为数极少的区域内。

秦武安作为主审“违宪案”的法官，很快就名扬世界。全世界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此案，秦法官的照片不断上了各国报纸的头条。

共和国既然允许质疑宪法，早就被压抑的那些自由派，抱着“豁出去”的心情，开始拼命撰文在报纸，在电视台，在网络上发表支持宗教自由的言论。出乎外国的意料之外，这些人并没有被“中国共产党当局严厉打击”。

当秦武安偕夫人拜访自己的岳父蒋经国的时候，这位新任江江西省副省长的共产党员依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蒋经国仅仅向爱婿招招手，示意他坐下。电视里面是 CNN电视台，播放的是一群记者在法院前对秦武安的临时采访。

“秦法官，就我所知，共和国对于宗教是圈禁形式的，这就是贵国的宗教自由么？”一位CNN的记者用勉强流畅的中文问道。

“我们不仅仅不允许宗教人士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而且不允许非宗教人士在宗教场所宣传无神论。既然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那么宗教就不应该介入公共生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宗教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秦武安答道。

“那么中国信仰的是什么呢？”这位记者紧接着问道。

“中国信仰的是历史，是科学，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秦武安继续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秦法官您信奉的是什么？”记者又接着问道。

“我？我作为法官，信奉的是法律。”秦武安微笑着答道。

采访到这里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一堆评论员上场发表着幕后老板的意思。蒋经国这看向女儿女婿。“小秦，你辛苦了。这件案子可不好办。”蒋经国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我是法官，依法断案就行了。有什么不好办的。”秦武安回答了岳父的问题。

看着女婿坚定的态度，蒋经国也不想就这个问题说下去了。他来北京是参加工作会议，而不是特意来为女婿出谋划策或者进行慰问。女婿在这个时间还亲自上门拜访，这算是给足了蒋经国面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秦武安早已经做了决断。

蒋经国这次除了到北京参加工作会议之外，另一个目的是向中央当面申请，陪母亲去趟美国看望父亲蒋介石。当年蒋经国被苏联人直接送给了陕西，然后在陕西从低级官僚做起，升迁还算正常。现在终于做到了江西省副省长的位置上。

他的朋友曾经私下透露过，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一省之材”。往好了说，共和国那么多牛人，也不过是当过“一省之王”，蒋经国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算是种荣耀。往坏了说，蒋经国的地位终点顶多是一省省长。如果那个传言是真的，他势必面对这个结局。

不过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还值得商讨。作为当年蒋家的地位相近的，就是前国家主席太祖，他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在太平洋战争当中，被友军，也就是美国军的炮火误击，重伤不治而亡。毛岸青从国家图书馆的普通馆员开始干，现在也不过是凭资历当上了分馆馆长而已。和他们相比，蒋经国还是很幸运的。

今年年初，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身体不好，来信给蒋经国的母亲，希望能够在自己去世之前能家人再见一次。一直和蒋经国在一起的母亲也希望能够让父子团聚一下。不忍心让自己的母亲失望，蒋经国最后还是同意向中央申请此事。不过呢，那个传言或许也对蒋经国有一定的影响。既然仕途的终点或许早就被注定了，那么为自己稍微多考虑一点，也不算过份吧。

“违宪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极大热情。必须承认，共和国人民在1962年对于“宪法”无疑是陌生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还知道有宪法存在。但是宪法距离公民太遥远了，一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法律仅仅是工具，毫无力量可言。人大一直在努力普及法律，30多年来也有不错的效果。不过实际情况也就是仅此而已。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30年还是太短了。

“违宪案”的主审法官秦武安原籍江西，他家是没落文人出身，凋零的家族唯一的传承就是对文化的渴望，他的父亲秦承信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所以稍微通点文墨的秦承信加入当年南方红军的原因很简单，他为了让孩子读书，借了高利贷，结果天灾人祸之下，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选择了红军。秦承信本人在红军做会计，也兼文化教员，加入革命的时候，红军开始了长征，秦承信幸运得没有遇到肃反。秦武安和父亲母亲一起跟着长征的队伍，以红小鬼的身份历经了上万里的征程。

红军这个真正追求平等解放的组织，让秦承信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他本人很快就成为了坚定的共产党员，唯一遗憾的是，儿子幼年的学业怕是要耽误了。

等红军到了陕西之后，秦承信突然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乐土。在陕西，只要你想读书，就有绝对的机会。工作之余，秦承信和夫人都上了夜校，秦武安沿着义务教育的阶梯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共和国政法学院，从普通的镇司法科科员，一步步成为共和国高院的法官。

秦武安本人就是这个时代共和国中层的典型代表，他坚信自己的一切都是党赐予的。幼年的苦难，求学时代的艰辛，以及工作时期所经历的共和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鲜明的变化，强化了党的英明伟岸。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是否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共和国的中层干部们对于党的忠诚无以复加。对他们来说，所要信仰的一切都没有选择，也不必选择。因为他们已经遇到了最好的效忠对象。

司法系统本身非党员出身的人员比例巨大，加上司法系统本身也有更多的争论。秦武安对于各种制度也相对了解很多。在这点上，秦武安本人也承认，现在共和国的体制是凸现“长官意志”的体制，虽然法律条文上的确在追求正常人类能够运营的体制，但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者都在自己最辉煌的时期。强者集团所领导的体制，总是能够让人偶然反思的时候，陡然生出一种如坠梦里的感觉。无论何等艰难险阻，有着何等让人几乎无法理解的计划，党的第一代核心总是能够将困难克服，让美妙的前景变成现实。哪怕是那些口头上对共产党再不敬的家伙，他们真心所希望的，也不过是能够获得更多权力。推翻现在的领导集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想象之外。

甚至司法界大部分的“反党人士”也承认，只要共产党能够真的推行宪法里面的自由选举，那么他们绝对只投共产党的票。这些人所代表的阶层在当今的共和国政治版图当中，毫无代言人，才是这些人最痛恨的。共产党一视同仁的压制所有其他政治势力，才是其他政治势力不满的原因，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现在的共产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秦武安最终被指定为“违宪案”主审法官的时候，他专门询问高院法的党委书记吴三石，党到底怎么考虑的。吴三石回答令人赞叹。“法律必须有不断的争辩，才能够让法律深入人心。这就是为什么会接这次违宪案的原因。党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法》与言论自由并不冲突。这就是我们要通过这场官司向社会清晰表达的信息。”

虽然对党无限忠诚，不过秦武安这次真的被感动了。除了对党的忠诚之外，秦武安还有对法律的忠诚，吴三石的回答，无疑让秦武安的两种忠诚合二为一。对于这样的党，秦武安除了用心断案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回报呢？

民间，特别是网络上的讨论成了一种潮流，各种合情合理或者稀奇古怪的说法，充斥在网络上。人民日报也依照惯例，发表了专刊，解释了党的观点。“言论自由” 是公民的权力，所以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宗教法》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在宗教事务方面制定的法律。人民当然有权质疑《宗教法》是否违宪。这是法律允许并且保障的范围内的言论。

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是《宗教法》明文禁止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人民不能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依照宪法当中言论自由的条文，人民完全有权力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当然，司法系统也有权依照《宗教法》，对触犯法律的公民进行拘捕，判刑。

在中国，关于言论的法律只有一条，那就是宪法当中所规定的——人民拥有言论自由。

党的解释一出，不仅没有让讨论平息，讨论向着激烈化的方向突飞猛进。“激进自由派”阵营可以说炸了营，与党所预期的一样，激进自由派们或者直截了当，或者含蓄的指出——想保障言论自由，就不能“因言获罪”。这样的观点让“较为理智的自由派”痛苦不堪。

在网络上，立刻掀起了对“激进自由派”的反击。文明点的，就询问言论自由是否意味着“宣传颠覆国家，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些公认的错误观点，是否可以随意宣传，而不受到惩罚。”不文明的，直接对“激进自由派”破口大骂，然后询问，这样的辱骂是否也是言论自由。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自由派可谓颜面尽失。自由派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不管执政党是用何种手段上台的，只要持正论，走正道，平常的时候还看不出来。但是遇到争论的时候，执政党无疑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人民的支持。

到了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共和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无疑已经达成了大多数人民的共识。违宪案虽然依旧在审判，中国共产党所期待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人民对宪法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中国政治构架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明显深化。法制宣传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普及。

还有一个令党非常高兴，但是不能说出口的效果，一批“民主原教旨份子”，终于定型，并且开始在网络上活跃起来。

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上，依然认为对这些人的病，得治。沈茂立即发言。他对这些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这些人在网络上都是身处弱势的群体，以谩骂和捏造事实为手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和“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他们的存在可以一定程度上扰乱思想领域，但是，谎言在事实面前终将被粉碎。大多数人都会认清谎言，而一旦认清之后，就再也不会被蒙骗。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水平低微，除了谎言之外，什么都不会宣传。如果强行把这批人的病给治了，换上一批不那么激进的，说谎三虚七实的家伙，只会给党造成更大的麻烦。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力，强行治病有违宪法。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陕西众来说，他们的“调查”由来已久，政治局常委们对于这样腹黑的观点，报以笑声。这件事就这样定案了。

1962年10月之后，法律攻防战转进到了《宗教法》的立法法理上。律师们就是再白痴，也不会公然宣称言论自由一旦触及法律，法律无权对其进行惩处。他们放弃了对言论自由的讨论，转而对共和国的宗教观进行讨论。

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专刊，陈述了党对于宗教的观点。凡一切不能证伪的观点，均不能成为共和国的立法基础。宗教当中关于“神”的论断，无法证伪，违背了共和国立法思想，所以《宗教法》只能保障宗教信徒在宗教场所内的宗教言论自由，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属于违法。

当然，人民日报也很“善意”的提出，如果宗教所信仰的“神”降临，并且能够经过共和国的验证，其的确拥有相应“力量”，那么共和国就会允许该宗教在公共场合合法传教。

“把你的神叫出来看看啊！”这是无神论最喜欢用来反驳宗教信徒的用语。这也是宗教信徒最难以反驳的一件事。死后之事虚无缥缈，宗教界再怎么巧舌如簧，也不能证明什么。至少无法向政府真正的证明什么。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律师团们只能说黔驴技穷。

党此时已经达成了自己的全部目的，强硬的手段已经用尽，剩下的就该是怀柔了。在司徒雷登本人依照《国籍法》里面的特批条例，向中国国务院办公室递交了特别申请书，表明自希望能够加入共和国国籍的恳切愿望。国务院办公室经过商讨，依照《国籍法》当中的条例——凡满足入籍当中的某些条件，但是没有满足入籍所需的所有条件的。可由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审批，签发“特别入籍许可令”。共和国总理章瑜签发了共和国国务院行政令，允许司徒雷登加入共和国国籍。当然，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入籍的前提是司徒雷登必须放弃美国国籍，

司徒雷登在燕山大学的校长经历，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出生在中国，早在1942年，他们已经是共和国公民。共和国深知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努力”，该走的司法程序走完了，该宣传的东西宣传完了，也该是让美国佬头痛的时候。

于是司徒雷登前往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要求放弃美国国籍。这样的行动，在美国国内引发的绝非是善意的情绪。虽然美国国务院对此一般都是抱着眼不见心不烦得模式。走走形式就行了，不过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美国人虽然一贯大大咧咧，这次事情，在美国国内还是引发了“忠诚祖国”的热潮。

不过共和国高层对此事并无热情去了解，大家的注意力放在了赫鲁晓夫身上。

完成了共和国绝对势力圈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就是苏拉威西岛之后，共和国的扩张可以说功德圆满。共和国在接下来所作的，就是整合绝对势力圈的经济划分，深化共和国的金融边疆。欧美固然有发达的金融业，共和国却有网络。技术上的差距，就决定了共和国金融圈先天的优越性。更加可靠的资金结算手段，让以往的金融风险大大降低。共和国金融业有句狂言，“凡是网络铺设到的地方，就应该是共和国金融业的疆域。”

苏联明显没有铺设共和国的网络，在赫鲁晓夫的大力推动下，中苏贸易不断迈向新的篇章。远东、西伯利亚、中亚的资源，实际上更多的向共和国输出。作为回应，苏联得到了大量的“廉价”商品。这些商品数量之充足，实实在在的满足了苏联的民间市场。

赫鲁晓夫本人致力于搞活经济，他也从共和国学借鉴不少经济措施，但是两国之间的制度有着巨大差距，共和国的银行业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资本运营日渐成熟。中国共产党要压制的是“资本的无限牟利性”，也就是说，以赚取货币为唯一目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上，共和国都有着长足的发展。

赫鲁晓夫面对的情况则大大不同，共和国上层通过银行业与行业协会控制经济运营，苏联的制度则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运营，赫鲁晓夫的改革，只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完成对经济的调整，所以赫鲁晓夫的所有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积累了苏联行政体系的不满。特别是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放权来搞活经济的时候，下面的不满更是到了极限。

不过赫鲁晓夫本人此时在苏联的声望是很高的，共和国的商品很体贴，依照苏联的要求，包装都是苏联式的，说明书也是俄文的。没有任何能够体现共和国厂家的标志。不过这种事情始终是隐瞒不下去的。固然没有了对中国固定厂家的认识，中国商品却成了苏联人民所喜爱的东西。

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还不明显，在于共和国接壤的地区，边民的私下贸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市。黑市当中，苏联人可以买到他们可以想象的一切，从巧克力、白酒等食品，到脸盆、暖水瓶等日用平，还有丝袜、牛仔裤、等服装以及随身听、电脑等电子产品，甚至还有不少奢侈品。

而最引发苏联人喜爱的，无疑是共和国出产的家庭用电子游戏机。这种价格不菲的产品，不仅仅能够玩游戏，共和国设计的游戏机采用的是光盘驱动，光驱还兼容音乐与电影，大量的文化制品通过黑市渠道涌入苏联。

对于共和国商人而言，这不过是正常的贸易，或者说是正常的黑市贸易，对于苏联来说，这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入侵。赫鲁晓夫就此事专门与共和国进行了会谈，希望共和国能够控制这样“危险的行动”。

共和国保护共民的一切合法行为，对于合理但是未必合法的行为，则持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例如与苏联的黑市贸易。当然这是有前提的——你得纳税。

所谓黑市，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二战后，物资匮乏的年代，黑市贸易十分猖獗。共和国的经济工作出色，加之物流系统建设得力，针对普通生活用品的黑市买卖并不猖獗。能够称得上猖獗的，就是针对国外的黑市贸易。在欧洲坚持贸易壁垒的时代，共和国的商人只好进行黑市贸易。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自然不能出面。是否给黑市商人提供“方便”的准绳，就是纳税。

共和国的纳税表上，有一栏名叫“来远不详”。实际上，他是“来源清楚”的。不过无法将来源明明白白的写成“与XX国进行非法贸易”。这样符合“法律精神” 的列表，经常被商人拿来做茶余饭后的笑料。笑归笑，至少说明商人们在TG的统治下还能笑出来。有些老前辈回想起当年在国民党手下的日子，那不仅仅是笑不出来，更是哭都哭不出来。

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警告”，共和国根本就是无所谓的。陕西众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历史，1927-1953年，TG的建国过程艰苦卓绝。没有了苏联的援建，TG仍然靠自己搭建起一个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是，共和国还拥有了数百万产业工人队伍。拥有了能够运营数千万产业工人的人力体系。

苏联也从这个体系当中得到了好处，二战当中的物资援助，二战后，共和国在亚洲始终牵制住了美国的注意力。共和国的姿态甚至是咄咄逼人的。美军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军力必须应对共和国的压力。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谈不上多好，也绝对不差。双方划定了边界，两国相安无事。边境军事通报体系，一方面极大的缓和了态势，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互信。苏联高层当中，大概有一半人真心相信共和国没有对苏联进行军事入侵的打算。至于另一半人，对中国的警觉则是出自根深蒂固的“黄祸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