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艰苦的行军.28

苏联人的历史上，对来自于东方的黄种人就十分恐惧。且不说蒙古人的入侵，在更早的几百年前，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就经常掳掠斯拉夫人，然后把他们在中东的市场上出售。以苏联人的历史知识，让他们正确理解中国的历史的确有点超出他们智商水平。对苏联而言，广袤无人的东部领土，直接面对着共和国这个庞然大物。而且共和国官方还宣传自己是蒙古帝国的法定继承者，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苏联人的神经。两国的国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从两国边民的生活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对苏联的产品销售，特别是黑市贸易，让苏联人感觉，对面的中国实在是越来越可怕。

共和国对美国的压力固然让苏联高兴，但是逐渐拥有挑战美国实力的共和国，远比美国距离苏联更近。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苏联可以进攻中国的路线可谓一片坦途，如果苏联的钢铁洪流从远东冲进来，可以直逼共和国的北方精华地区。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共和国精华地区更可以轻而易举的集结庞大的军力，从数个方向进攻苏联。苏联即使先发制人的进攻中国，仍然要面对很多几乎无法逾越的天险。而共和国如果突然进攻苏联，苏联人并没有太多的天险可以据守。而苏联脆弱的后勤，更是让远东和西伯利亚随时处于被中国占领的可能性之下。

双方的军事通告体制，在一部分苏联人看来，只是绑住了苏联的手脚。反正共和国的军事集结区，都远在通告区南方。那里气候适宜，交通发达。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中国人进攻苏联的军队会囤积在边境上。

但是苏联对此也实在没有办法，共和国没有拿过苏联的钱，双方历史上的经济来往，或者共和国的付出更大也说不定。既然共和国不欠情，而且共和国阴险毒辣的通过卫星电视，十分有计划的不断宣传共和国对苏联人的支援。控制媒体的好处就是如此，至少全世界各国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感觉，二战时期，共和国不仅派兵出国作战，还在苏联最危急的时候，大力援助苏联渡过了难关。在这方面，共和国和美国是穿一条裤子的。两国心照不宣的对此进行联合宣传。

从共和国购买生活用品，固然缓解了苏联本国的一些不足。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苏联对东欧的需求。不过东欧各国仍然是一群帮不上忙的小弟。从列宁时代，苏联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国，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共和国的崛起固然极大的帮助了苏联，但是这也让苏联破天荒的吐出了嘴里的肉。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依然没有可以引为强援的盟国。这点上，中、美、苏三国倒是一致的。遇到大事，这三国都得自己赤膊上阵。

现在的世界局势，也就是苏联被中国集团和美国集团联手堵在北方，丝毫不能南进。共和国不断扩大自己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军力与发言权，让美国至少1/3的海外军事力量无暇他顾。苏联和美国在欧洲对峙。世界上的军事局势因此呈现出一个微妙的平衡。

美国人一直在试图建立能够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体制，中国的崛起，让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

苏联人心怀恐惧，对于现在非常和平的东方十分担忧。不过苏联自己也不相信，如果同时和中美闹翻，他能够赢得两场战争。

共和国则完全没有任何担忧，美苏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到现在的程度，就算是美苏联手压制中国，也会因为两国之间都不肯为对方火中取栗。不会出现两国同时的军事进攻。而单独一国的军事进攻，已经根本无法撼动共和国。

共和国的烦恼不是来自于国外，而是来自于国内。

1963年1月，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此时，沈茂正式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也算是稳步高升。三十多年的党政经历，已经为他打下了坚持的政治基础。比资历，沈茂哪一方面都不是最好的，但是哪一方面也都不比其他人差。综合起来，沈茂进入中央核心高层反而成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选择。

到了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地位，想再高升，一方面，你下面得有人。沈茂在军队当中有自己的老部下，从政时代，以及掌管国有企业的时代，也积攒了人望。沈茂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也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无论是陕西众或者其他同时代的共产党员当中，沈茂都让大家觉得可信。更重要的是，沈茂本人持身，持论都非常正派。搞起政治斗争来也能堂堂正正。虽然年纪较大，却因为长了张看上去比较年轻的面孔，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少壮派”的心理形象暗示。

所以在陕西众进入老年的今天，沈茂反而一路高升。

当然，高升得有政治资本，普通的工作积累的资本仅仅能够保证现在的地位，如果想在将来更上层楼，就得有能够服众的政绩。特别是得有一个能够引领时代的思路。在这方面，沈茂并不是没有能够拿出手的东西。

说起来挺讽刺的，因为对自家侄女的担忧，这让沈茂更早的对下一代有了兴趣。这几年，沈茂和年轻一代的接触更多，而年轻一代本来对沈茂只有一贯的对父辈的尊重。但是沈茂开始有意的对年轻一代进行约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警觉了。

与沈茂一起努力构架未来的也有不少同志，不过这些同志多数将近50岁，他们的出身都是最早追随陕西众的一批。革命让他们得到了很多很多，特别是让他们得到了权力，得到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套用中国历史的话，这些人可谓“庶族”。而太子党们，则可以称为“士族”。“庶族”们第一次得到了自由发挥力量的好时光，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对太子党有太多好感。这种不满现在好像有了旗手。这些同志们都坚信，遏制太子党，让党以及国家权力体制，向着共和国普通人民开放，才是最好的办法。

不知不觉之间，沈茂也居然成了某种路线的代言人。

而沈茂不知道的是，对这个思路持赞成态度的，在高层当中甚至为数不少。不仅仅是党内有支持者，包括政府，银行团，都有不少支持者。所以沈茂自己对自己的晋升都有些奇怪，所以他直接找了自己最可信的智囊，也就他母亲讨论此事。

“这是把你架到火坑上，你要是摆不平太子党，那牺牲掉你就好了。反正无论如何，你都能够起到整顿的作用。太子党们能够得到遏制，这么一点权位，算得了什么？”老夫人平静的说道。

“原来如此。”虽然沈茂本人也对此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沈茂本人还是忍不住要向母亲倾诉一下。沈茂很清楚，自己的确被权位所诱惑了，这个诱惑之大，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想象之外。

老夫人把盖在腿上的羊毛毯子稍微向上拉了拉，让自己能够更舒服一点，这才开口说道：“去年长江发大水，我看了电视。里面啊，有一支部队指挥官觉得道路危险，想走一条更加安全的行军路线。结果呢，国家总理章瑜那小娃娃，很客气么。他在前线直接让那指挥官到后方休息去了。然后我听说，那指挥官没多久就被迫退役。军人，没有危险要你做啥？就是这个时候，才是你军人的立功的场所。不想面临危险，那就别当兵。”

沈茂听了这些稍微有些奇怪，母亲可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鼓动自己的儿子去犯险，那只有鬼迷心窍的女性才会如此。

“然后呢，另一位敢于在险路上行军的军人，就接掌了指挥权。而且他自己亲自带队，就在危险的最前面，听说后来就晋升了。”老夫人接着说道，“所以呢，每一个时间，都得有人倒霉之后，才会有空位出现。以身犯险那叫傻瓜，都是被当枪使的傻瓜。但是面对危险，你就得挺身而出，这就是英雄。英雄和傻瓜之间，其实就只有一个区别。是不是自找的。”

沈茂只是点点头，母亲的话很深刻，却不是沈茂真正所需要的。

老太太并没有搭理沈茂，只是在继续理顺自己的思路，慢慢的说下去。“你现在不要对那些人发难，这是走狗干的事。你只要把你在这个职位上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你身为党的副主席，就把党的副主席应该做的工作，或者说，把你的政治理念推行下去。这是你的权力，也是你的职责。自然会有人响应或者反对你。那时候，根据面前的情况来解决问题就好。”

说完了这些，老太太抬眼看了看沈茂，突然笑了。“儿啊，你是不是当官当傻了？几十年来总是能够料敌机先，让敌人掉进你们早就布置好的坑里面。一遇到自己的事情，就抓瞎了。其实你没有那个实力，就是敌人掉进陷阱，你过去之后，也不过是一起掉下去，给敌人陪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敌人啥时候都是在陷阱里面。谋人不如谋己，这是境界的问题，进入这个境界，你就在那些人之上，他们再也约束不了你。”

看到沈茂还是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老太太有些生气了，不过她思忖了片刻，才有些释然的说道：“圣人不仁。你要是觉得为名所累，那就干脆辞职回家吧。咱们娘俩一起说说话，要是我身体好些，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前一段，雨村还来拜访我了。带了一堆各国纪念品，还有全球旅行时候拍摄的照片集。人家就能看得开，觉得干够了，就不干了。权位是雨村实现自己价值的工具。而不是当了权位的奴隶。儿啊，你以前就有点假道学，我没想到你居然到这个地步。难道真的是老糊涂了？”

1963年1月22日，沈茂副主席拿到了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北约在巴黎开会，讨论巴黎统筹协定的问题。巴黎统筹协议是一个很可笑的玩意，至少在共和国眼里面非常可笑。共和国与美国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协议》，但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依然签署了巴黎统筹协议，针对共和国的限制，比华约还多出500多项。这个结果就是共和国利用巴黎统筹协议，拒绝很大一部分欧洲和美国商品进入共和国。这也是共和国“黑市商人”起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共和国禁止一部分欧美商品，欧美，特别是欧洲，自然也有相应的举动，于是黑市商人就把共和国的商品贩卖到欧洲去。

共和国一直不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巴黎统筹协议，针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假，不过美国可以借着《中美友好通商协议》，绕过巴统的不少条款，与共和国做买卖，但是北约很多国家就不行。

法国人一直在维护自己大国的地位，虽然巴黎统筹协议是在法国签署的，不过法国早就宣布，自己不对中国执行这个协议。德法在钢铁协议签署之后，德国也得以绕过巴统的规定，开始向共和国输出工业品。其他北约国家很羡慕日渐增长的中法、中德贸易。所以这次的巴黎会议，北约成员国一致要求修改巴统协议关于中国的部分。

共和国根据巴黎统筹协议，让欧洲90%以上的工业品，特别是机电产品无法进入共和国市场。美国则不同，只要共和国能够生产某种产品，那么美国方面立刻就解禁该类产品对共和国的销售。特别是进入了60年代，共和国的工业建设终于收获了巨大的红利。各种技术都得到了巨大突破，美国干脆单方面解禁了所有产品。美国企业也从贸易当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对此，北约成员国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共和国是这样巨大的一个市场，欧洲已经被迫放弃了20年，现在北约各国认为，美国应该让北约分杯羹出来。

这样的会议总是艰苦的，因为这牵扯到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立场问题。共和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仅这一条，就意味着与共和国进行全方位的贸易，关系到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但是共和国和欧美之间的贸易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官方或者非官方的贸易不断发展。共和国的电子产品现在对欧洲几乎是出于一面倒的单方面销售。美国靠了自身的实力，走在电子工业的前列，共和国则因为陕西众，以超时代的进度，开发着电子产品。

苏联之所以不得不和共和国进行贸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的很多电子产品，必须依赖从共和国进口。共和国要价公道，童叟无欺，对苏联的电子产品贸易，比卖给北约的还便宜些。共和国与美国，在电子产品上各擅胜场，但是共和国和美国，在电子产品上都凌驾在欧洲之上。欧洲的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是中美两国电子产品的倾销地。

电子工业投入巨大，共和国的超前性，代表作就是小霸王游戏机。不仅仅是苏联喜欢共和国的游戏机，美国和欧洲也喜欢。而共和国游戏机的光驱，理论上只能读取游戏光盘，但是实际上能够读取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光盘。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盗版商和正版商，共和国的光盘通行海内外。

共和国的工业品是“廉价”的，在价格制定方面，共和国师从欧美，价格并非以共和国的劳动力价格为定价，各个时期的价格一方面考虑了欧美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考虑到对欧美同时期的同类产品的价格有优势。说白了，就是欧美同类产品，如果价格与共和国产品相同，那么靠产品销售，他们是收回投资成本的周期会非常非常的漫长。

这种邪恶的定价，依靠的就是共和国低廉的劳动力。依靠的是共和国空前规模，以及强悍的组织能力。对于共和国来说，外销产品利润是无比庞大的。对于欧美来说，共和国商品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这样的商业贸易，所带来的是北约，华约，以及中国势力圈内的经济繁荣。除此之外的国家，情形就非常不妙。

看完了这份文件，沈茂并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共和国一贯秉持着“求人不如求己”的态度。外部风云变化，共和国稳坐钓鱼台，只要自己强大，自己不犯错，其他国家总会犯错。等着他们自取灭亡就好。

所以沈茂副主席非常郑重地打开了一份文件，这是他现在要负责的事务。非常重要的工作。文件封皮上写着——社区食品券发放体系的建设。

食品券是个好东西，它不等于粮票。食品券本身就可以用来在国家规定的超市上换取食品。这是共和国重点推行的项目，食品券发放体系必须和社区体制结合，没有社区作为依托，食品券的发放，就会失控。

伴随着共和国的城市化进程，社区服务体系是共和国重点建设内容。服务从来不是简单的服务，它意味着管理。在共和国，社区是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单位，有着丰富的内容。所以沈茂为此专门拜访了陕西众里面对社区建设最精通的那个人——杨柳。请这位大仙出山帮忙。

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人大，而人大除了作为立法机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权限，就是人大可以组建“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作为监督和指导机关，虽然不能直接对其他部门发号施令，但是可以制定各种规定，命令其他部门执行。这就是党拥有的权力。这也是党委为何会成为有吸引力的组织的最大原因。

其实39年建国以后，伴随着权力重新分配，而且入党过于艰苦，群众入党的热情逐渐减退。想追求官位的话，可以进入政府或者法院。想要钱可以去银行或者银行控制下的经济部门。入党看着风光，但是其艰辛也绝非普通民众，或者知识分子可以经受的。但是伴随着陕西众逐渐回归党的体制，伴随着经济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正规。党控制的人大的权力开始凸现出来。

那些当年曾经因为加入政府和经济界，短期获益的家伙们。一度取笑过坚持入党的同学。认为他们走了弯路。不过当这些同学逐步成为各个委员会成员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些入党的同学现在掌握了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权力。人大是共和国的权力机关，这个认识和中国传统当中的“县官不如现管”的观点相悖。人大掌握着共和国权力的赋予权，掌握着共和国法律的制定权，掌握着监督国家机关运行的权力，特别是掌握着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修改权。控制着人大的党，还是共和国唯一合法武装力量，军队的领导者。任何机关都在人大之下。也就是说，党凌驾在一切权力之上。

不仅如此，党员在政府机关，司法体系，银行团体系当中占有超过20%的比例，这个比例意味着党绝对没有失去对这些机关的控制能力。这些在各部门的党员，也不是只在这些部门干，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大代表，或者被抽调到各个“委员会”，担任要职。这就保证了党不会失去对这些部门具体情况的把握。

现实生动的给那些在入党道路上半途而废的家伙们一个教训。党才是中国的领导，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杨柳作为共和国副总理，地位极高，权限不明。首先副总理如果没有专管方向的话，就相当的尴尬。一方面他有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实权。周恩来在位的时候，副总理几乎等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章瑜上台之后，决定调整这个问题，增加副总理的权限，特别是具体事务的工作。

沈茂高升后，就组建了全国福利研究委员会，把杨柳借调过来当了委员会的一名常务顾问，两边都拿工资。而且杨柳一头兼着委员会常务顾问，另一头又承接着政府方面的相关工作，党员权限在这里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项工作所代表的油水之丰厚，是难以想象的。共和国大力研发的卡用芯片，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广阔的市场，全国8亿人口，预计所需用卡数量超过10亿张。一张卡哪怕只赚一毛钱，总利润就在一亿人民币以上。而制卡公司所期待的利润可绝非一毛钱，共和国有实力承接这项工作的电子企业一共有四家，大家私下的观点是，每张卡的利润应该在一块钱以上。也就是说，单这一项的净利润就得有十亿人民币。至于其他的配套设备的价值，那就更庞大了。

而这些与食品券的总值相比，又显得微乎其微。因为国家一旦最终决定进行补贴，那么每年要用于支出的怕是要在百亿以上。哪怕只补贴十年，数量就会超过千亿。这可绝非一个小数目。

委员会讨论的焦点是，食品券倒是应该针对每个人，还是针对低收入人群。

提出针对全民的，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保障。等于是国家拿出税收以后的钱，进行再分配。这样的好处在于一刀切，便于管理。而主张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则认为，如果这笔钱数量过少，对于人民的用处不大，而低收入人群才是最需要钱的。最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掌握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委员会内部意见对立，归根结底就是在讨论食品券到底是补贴还是保障。

外界是无法得知高层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外界可以知道的是人大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个食品券计划一经披露，引发的争论已经足够激烈。谣言这东西从来就无法禁止。共和国对于谣言的态度是，在官方的媒体上公布事实，其他的只要没有造成什么大问题，就置之不理。通过正常渠道提出的质疑，就让他们去看官方的通告。拜了这些年共和国决不说瞎话的本钱，所有谣传都没有能够成气候。

人民对谣言有天生的热爱，因为人民在接收和散步谣言的时候，可以自行向谣言中添加删除信息，这给人民一种“新闻发言人”的满足感。而城市化又让谣言更加密集。对这些，党的态度很简单，谣言也属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党是没有权力——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力阻止谣言的出现。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事实来粉碎谣言。

反正假如真的听新了谣言，上当受骗。那只能说是自己傻，政府已经公布了所有的事实，只要稍微费点心，就可以在政府公告，人大公告，社区公告当中得到真实信心。不信政府，而要听信谣言，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

所以在食品券问题上，政府除了及时公布最新的委员会报告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作。

而这次，大大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就是竟然没有谣言四起。这件事是如此的贴近于人民的生活，所以大家都宁肯花费点力气，去网站，去各地的相关部门询问真实情况。当然了，人民这次表现出的理性行为，也是多年来政府的宣传，以及听信谣言吃亏之后的结果。所以除了一贯喜欢造谣的媒体之外，甚至可以说80%以上的人竟然都相信了政府。

当然了，这和去年的“违宪案”也有相当的关系，通过违宪案，人民也算是接收了一次深入人心的教育。直接表现是，人民总算知道“言论自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宪法是如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的。

当人民知道自己其实一直拥有言论自由之后，于是那些喜欢造谣的媒体和网站这次就惨了，报纸和网络上，对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片怒骂。而且人民竟然理性起来，大家纷纷宣传，要抵制这些报纸和网站。不购买他们的报纸，不浏览他们的网站。以达到将这些垃圾驱逐出新闻领域的目的。

对此，执掌中宣部，一贯相信人民的主席甚至都有些惊讶了。人民表现出的理性，所采取行动所表现的理智，甚至可以说有了政治家的味道。其实说白了呢，这事也简单。人民起先并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含义，对于那些敢于说些“出格言论”的媒体，人民认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所以对他们有兴趣。

而违宪案之后，人民算是明白这些出格言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家不搭理他们，也只是因为有宪法在保障言论自由而以。而有了这个觉悟之后，大家却对于 “出格言论”失去了兴趣，那些媒体就是靠这个在赚钱而以，人民可没有那些闲钱给这帮混蛋。

在媒体上，大篇大篇的张贴着委员会相关讨论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可以无偿转载的。人民也开始本着自己的立场讨论“食品券”到底应该是“福利”还是“保障” 的问题。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根深蒂固的造反性的展示，距离现在也不过30多年。如果从全国都参与到推翻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开始计算，也就是从1937年开始计算的话，那就只有二十多年。

人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缺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天比一天缺钱。可以购买的东西是那么多，收入增长的速度远没有欲望增长的速度快。这个矛盾，接着这次食品券的讨论，来了一次总展现。

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宣传，人民有旁听人大讨论的权力，这是在《人大法》当中所规定的。于是《人大法》的相关条文以及解释，也被贴在网站上。到了1963年2 月，共和国人大接到了第一次真正来自于民间的申请，期望能够旁听“食品券发放委员会”的会议。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日

我的叔叔杰克贝尔登1941年获得中华共和国北京市荣誉市民后的头五年，他一直在为共和国最大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文章。从1946年到 1956年，他尝试着在中国发行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而且看起来，他成功了。到了1961年，杰克叔叔又把精力投放在共和国开发的网络传媒上，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在1956年前，他的文章在美国很难得以看到。直到大批美国旅行家和商人把这个古老国家的情况带回美国之后，美国人民才得以逐渐了解这个国家。当然，就我个人看法，在来走私的卫星信号接收设备在美国开始流行的时候，美国政府才终于没有能力压制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交流。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叔叔就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第一次见到我的杰克叔叔是在1959年，那年我家也安装了一个卫星接收设备。而我第三天看到的卫星节目当中，就有对我叔叔的专访。我的母亲指着电视里面那个人说，“他就是你的叔叔。”

1964年3月，我受纽约时报委托，前往共和国，主要采访马上就要举行的奥运会。在共和国的卫星节目当中，这可是重点宣传的对象。在美国不少媒体当中，都把这次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据说那届奥运会是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奥运会。而1964年奥运会，共和国方面将向全球现场转播绝大部分赛事。仅仅这一点，就让美国民众的情绪十分微妙。

之所以我被选中，除了我和普通的美国青年一样，对中国十分好奇，非常想了解这个国家之外。我的叔叔在中国的人脉，或许也能够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多深入的报道。这是我希望的，也是纽约时报的希望。

所以我搭乘轮船前往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在那里与我的杰克叔叔汇合，然后又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就设在那里。

在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我是在下午9点左右坐上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的。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火车，也是中国客货分离之后的标准客车。每小时时速可以达到180公里。晚上9点30分发车，第二天早上7点30分到站。所以火车车厢基本都是卧铺，旅客们可以很舒适的在火车上休息一晚，毫不耽误第二天的安排。而这个班次的火车可谓一票难求。

就我的观察，中国的上海现在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而并非一个城市，历史上，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十分有名。但是这座城市本身已经面目全非。我拿着一份共和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这份报纸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与其说是报纸，更像是政府公告或者解释。今天的内容是针对中国民众对奥运会投资高达 1000亿人民币（也就是60亿美元）的质疑，对此，共和国政府的解释是，这里面的很多城市的体育场馆都是早就经过各地人大审批通过的，而且列出了相应的人大决议的文号。在公告的最后，政府认为“不同的统计模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归根结底，共和国政府绝对不会拿着人民的税收去粉饰太平。”

据杰克叔叔所说，根据这些文号，共和国民众就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到相应的文件。

对此我并不太敢于相信。共和国政府的执政风格与美国政府的风格可谓大不相同。从那份公告当中，我仅仅看到了事实的陈述，即不争辩，也不具有煽动性。政府的态度只能称为冷淡。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不能让我本人喜欢的。

火车里面有空调，不过没有运行，工作的只有换气扇。因为车速快，火车是不允许开窗户的。而卧铺车厢当中，深谋远虑的安装了不能开启的车窗。杰克叔叔购买的是两人间的卧铺，车内布置又简单又漂亮，我本以为时差会让我睡不着，车体轻微的晃动和一路上乘船的晃动有很接近的感受。结果从晚上十点开始，我一气睡到列车进入终点站北京才醒来。因为车内和车外的温度相差很多，车窗玻璃上凝结了很多水珠，看不清窗外。拎着行李走下火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内。

和美国的火车站相比，这个车站无疑过于庞大了。几十米高的车站穹顶漆成了纯白色，而地下通道之长，更是令人惊讶。普通行人的步行通道，以及针对残疾人的特别通道，设计得非常合理。我突然有种错觉，这应该是美国，而并非是中国。至少我身边站立着的，是杰克叔叔。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4日

今天下雪，风很大，我在纽约时报出钱租用的酒店当中没有出门。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察看三天前《人民日报》刊登的公告文章所提供的资料是否真的存在。经过查询，我找到了这些人大决议文件。文件数量远比我想象的丰富得多，除了最终的决议之外，各次讨论都有相应记录文件，只要肯查阅，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大的会议流程。

不得不说，这已经极大地颠覆了我对共和国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共和国和苏联应该非常相似，或者说和美国普遍宣传的一样，这是一个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国家。人民仅仅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现在我依然认为，人民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不过至少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程度，很接近美国。

一个独裁而且公开的政党，这真的非常有意思。

中午的时候，电视里面正在播出新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沈茂正在发表一次公共讲话。我曾经在美国接收过共和国的节目，也曾经见到过此人露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这个人也是本世纪20年代就起来造反的人之一。在电视上，这个人身穿一件很有趣的制服，不是西装，也不是军装，在镜头扫过列席会议的其他与会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穿着与他相同样式的衣服。

这是退役军人的民用正装，这个人曾经是军人。

他的讲话速度很快，我能听懂其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一部分当中，这个人在阐述共和国对内政策，大概意思是“推行民主集中体制，反对法西斯倾向”。共产党的领导者反对法西斯主义，怎么都感觉稍微有点滑稽。

吃了午饭后，我就根据杰克叔叔的介绍，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网站上搜索，在最新的文稿当中，果然找到了这次的讲话。

讲话稿读起来很容易就理解了，共和国正在警告民众，法西斯主义有泛起的趋势。而公产党副主席沈茂所阐述的就是法西斯理念当中“超阶级”的问题。但凡是法西斯主义，无一例外的都会宣传“超阶级”，也就是整个国家由一个理想统合起来。对此，沈茂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在的共产党无疑就是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联盟的代表者。共产党是不可能背离这个基础。

而共产党执政的手段，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并非以“超阶级”理论来蛊惑大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政治洗脑，至少我对此并无兴趣。明天，我的记者审批就可完成，那时候，我就可以开始进行自由采访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6日

我一直不相信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不过我现在稍微有些相信了。至少在共和国最大的民间交流平台——网络上，言论自由的程度令我瞠目结舌。不得不承认，美国本土的网络研发仅仅在开始阶段，个人电脑大多数都是从共和国进口的。网络更是极少数的专利。而在共和国，网络普及率高达25%，甚至更高。这些人都是共和国最富有的阶层，如果在美国的话，应该说他们就是社会中坚阶层。

在这些人为主的共和国网络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五毛党”与“五美分党”的争论，当然根据叔叔的宝贵证词，从前年开始，又出现了“一卢布党”。

这些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五毛党”代表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绝对支持。但是叔叔稍微有些遗憾的告诉我，所谓的“五毛党”，更代表的是中国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美分党”则代表了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或者说更像是一群“对政治权力过度渴望”的失败者。

“一卢布党”党则是支持苏联经济模式的那群人，某种意义上，也像是社会上的另一种失败者。

除此之外，还有“五麻袋党”，“五卢比党”等少数派存在。

他们在网络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特别是“五毛党”与“五美分党”之间的争论，我感觉更像是美国国内棒球联赛后，体育酒吧里面那些醉酒者之间的争论。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五美分党”都能够归罪到体制问题，或者归罪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我有些怀疑，美国情报机构是不是真的向这些人派发工资。而且说句较为客观的话，如果在美国，有美国公民这样诋毁美国，我认为他绝对享受不到在共和国这样自由发言的权力。

对此，叔叔倒是笑着承认，这就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中国是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国度。”

除了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施政的争论之外，网络上还有很多对于社会事件，特别是历史辛秘的描述文章。其描写很像是美国三流黄色小报的手笔。

对这些人，叔叔特别引用了共和国网络上的定语——“有良心的年轻历史发明家”。

我很奇怪，这等明显具有道德败坏倾向的人，为何能够如此肆意在网络上宣传自己的言论，叔叔用一句话做了结论，“真正的言论自由，从来都是如此。”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一贯支持言论自由。公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不过我并不希望言论自由被这样的利用。不正确的言论或许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是对不正确的东西，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但是在网络上，我明显没有看到有这样力度的监管。

上帝保佑，我竟然生出监管言论的念头。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0日

凡是接受我采访的中国公民，大部分第一时间都会有些警觉。当然也有非常热情地接受我采访的人。凡是警觉的，言谈都会比较谨慎，其余的则无一例外的批评共产党的执政。对此，我的叔叔希望我能够坚持记者中立立场。他在中国这么多年，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记忆犹新，无论对共产党是否满意，他们的对外国干涉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当然，也会有希望外国干涉中国事务的中国人存在，但是他们在中国绝对是少数。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少数。”

保护少数者的利益不受侵害，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大特点。我和叔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叔叔只是无奈的笑了笑，他解释道：“中国的少数持不同政见的人，他们的理念是要凌驾大多数之上。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保护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了。”

对此，我相当的无言。如果叔叔的话是真的，中国的少数派和美国的少数派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呢。

叔叔继续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中国政府习惯性的对少数派不闻不问，不予支持，也不予压迫。而中国多数派对于少数派也是这样的太多在中国有句谚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少数派必须弄出更大的动静，才能够得到更多利益，所以中国的少数派更具攻击性。”

听了这个评论，我想起了叔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9日

今天我采访了中国奥委会的一位主任，他明显非常忙碌，桌子上的固定电话和他的移动电话不停的在响。所以经过一番简短的充满了官僚主义风格的热情、严谨的发言之后，这位主任就把我打发走了。我不得不去旁听新闻发言人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议。

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在大街上步行回旅馆。遇到了一例当街盗窃事件，失主在狂奔的刀贼背后平民追赶，而周围的群众自发的围堵盗贼。当盗贼被按倒在地的时候，群众自发的对其进行了殴打。

巡警赶到之后，盗贼终于被解救出来。巡警队围殴盗贼的群众讲解了一下基本人权的问题，对此我引用如下，“我知道大家对小偷恨之入骨，我们也支持见义勇为。不过呢，小偷盗窃罪不至死，所以大家以后下手轻点，把他打死了，自己也要吃官司。随便打打就行了。”

这位巡警也在我住的旅馆附近巡逻，我们见过十几次。所以我得以采访了他。对于我询问盗贼的权力如何被保护的问题，巡警倒是很坦然。“我们首先保障的是守法公民的权益不受侵害。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我认为有净化社会环境的效应。”

对于我质疑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力是否应该得到保护的时候，警察对我说了句中国谚语，“不要光看到贼娃子挨打，你也要看到贼娃子吃肉。”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20日

今天是我第一次遇到游行的日子，上午十点左右，一群群的学生就打着标语上街了。起因倒挺简单，一个礼拜前，中国海外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在英国遇到了袭击。袭击者是泰米尔人。因为中国支持斯里兰卡政府，而斯里兰卡政府镇压了泰米尔人的起义，于是在伦敦的泰米尔人袭击了中国奥运圣火传递队伍。有一名队员身受重伤，还有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伤。

所以学生上街游行了，游行标语竟然没有一条是针对肇事的泰米尔人的。“打倒英国反动派！”“鸦片贩子的后代都去死！”诸如此类针对英国人的标语充斥着游行队伍。

之所以有这样的标语，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此事发表了傲慢自大的解释。认为这次袭击与英国无关，纯属于中国政府和泰米尔人的矛盾。而中国的新闻频道——中央四套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跟踪报道。英国议员纷纷表示有限支持泰米尔人，而英国警察方面则抱怨维持奥运圣火传递的工作过于吃力。当这些采访被播报之后，很明显激怒了中国的青年。

游行队伍只走出两条街，就遇到了共和国官员的劝阻。青年学生的代表向官员递交了请愿书之后，游行队伍就解散了。

我试图采访游行的学生，却因为我的相貌被无理的拒绝了。不少学生还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口号。直到我表明了美国记者的身份，这才能够进行采访。学生们纷纷咒骂英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不过我注意到，“鸦片战争”是学生们最多提到的名词。这次的愤怒，并非简单的对这次袭击圣火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英国根深蒂固的敌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28日

中国人热爱体运运动，这是我终于能够体会到的一件事。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起床前去锻炼。而中国的大学和寄宿学校，则按照统一的时间命令学生起床锻炼。

除了自发的，还有学校强迫执行的锻炼之外，军队一大早就起来跑操，宪兵（在中国被称为武装警察）们也在跑操。他们的跑操路线环绕着几条大街。不少自发起来锻炼的青年和少年们则非常习惯的跟在宪兵队伍后面跑步。

我在叔叔的带领下前往公园，在那里，好几个由上百个孩子组成的方阵在练习中国的武术。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拿着各种中国式武器在进行练习。刀、枪、剑、棍的挥舞，让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安。

在中国的清晨，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国家更像是一个准军事化国家。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4月2日

今天终于赶上了《剑风传奇》第二部在中国的首映。《剑风传奇》是世界上第一部大量使用计算机3D技术的影片。这部电影以欧洲文化为背景，因为过于血腥暴力，在美国属于限制级电影。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够观看。

《剑风传奇》改编自同名漫画，漫画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这部漫画不仅仅故事跌宕起伏，更重要的是，全新的漫画风格推翻了旧有的漫画模式。这位作者名叫费叶，也是前中共高级干部。后来退休，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娱乐公司。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该公司的另一部漫画作品《钢之炼金术士》以及同样的3D电影。和叔叔一起观看了《剑风传奇》之后，我们讨论了3D角色是否能够彻底替代真人演员的问题。

叔叔得知我也是费叶先生的某种程度的粉丝之后，表示可以帮我联系特约采访。实在是感谢叔叔。

另外，今天在电影院门口得到了一份免费赠送的预告海报，是由费叶先生公司制作的电脑游戏，《仙剑奇侠传》改编的3D电影。海报实在是精美。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5月2日

今天，我聆听了一场演说。

在中国，劳动节是要放假的，在美国则没有这个规定。而且结合了五一长假，中国的假期长达三天。当然，五月四日，则是中国五四青年节。对于中国的在校大学生而言，这是一个美好的假期。

我已经多次采访了北京的大学，和华盛顿特区一样，北京也是一个学校密集的区域。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沈茂来到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基地参观，由于志愿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所以这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参观，也带有慰问的意思。

志愿者的代表们和这位中国高级领导者进行了交谈，而一个貌似早有准备的满脸大胡子，长发披肩的青年突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副主席同志，我个人很想知道，你对现在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