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在土地改革中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不满和义愤，却没有引起康生本人应有的检查和应得的教训。不过他依旧仗势压人，在延安，在党中央机关，确实不灵了。特别是党的“七大”之后，他的“威风”随着他的实际权力的缩小而大大降低了，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要他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到群众中去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同本本上的一样，老坐在上层发号施令，不会不跌交子的。中央派他去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之后的十年，康生就离开了党中央机关。正是这十年，中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必须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指示指出：“解决士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未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异常光荣的，是难得的锻炼时机。谁都知道，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并不象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从城市到农村，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到农村领导农民，以农村为根据地，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在中国从事革命，如若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的要求，也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便不懂国情，不懂中国革命之路，就算不上懂得革命，当然也不会了解毛泽东思想。康生，长期以来看重权势，无视真理，离开中国实际，自以为最懂革命，学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一套。

其实，他到一九三七年为止，还未曾到过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他虽然到了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一直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工作。所以，他根本不懂农村。现在中央决定让他去农村了解情况，参加土改，这无疑为康生提供了一个真正改造的机会，以便让他去掉那些同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的恶习。

康生参与农村调查和土地改革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去陇东地区搞了一次农村调查。第二次，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七

月去晋绥地区搞了一次土改试点。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到河北省平山县参加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第四次，是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到山东省渤海地区又搞了一次土改复查。前后持续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实际在农村不到十个月。

现在让我们看看康生是怎样活动的吧！第一，陇东调查。

陇东调查是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委托，前去了解实行土地公债情况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成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返回。来回途中走了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时间虽短，但对康生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他自一九二五年参加党以来，已有二十二年，要说接触农民这还是第一次。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多多了解情况，好好了解中国农村，以弥补自己的严重缺陷。然而，他却以农村工作的行家自居，所到之处，夸夸其谈，大发指示。不仅如此，回到延安还大作报告。

二月二日，即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康生就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了他

陇东之行的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四条结论：（一）“土地是一切工作的重要

环节“；（二）当时土改运动中主要倾向是”与地主妥协的情绪“和分配土地上的”富农倾向“；（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处理，这样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四）”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二月八日，康生特别作了一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武断地说，整个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与地主妥协的右倾。二月十七日，又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大讲上改问题。他说：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进行；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倾向。

在康生的这些报告中，最为突出的有两条：一条是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同地主妥协的右倾，因此，主张要大张旗鼓地加以反对；一条是说，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要把土改中的一切问题都交给群众去解决。康生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右倾，至今还没有材料来说明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康生这里所下的结论是仅根据陇东调查得出的。也许陇东地区在土改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与地主妥协的右的倾向，但这未必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就算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又未必是其他地区的主要倾向。然而康生却根据自己的调查，大肆推广，武断地说整个解放区的主要倾向是右倾，要各地毫无例外地去反右，这本身就是“左”的表现。至于明确提出放弃党的领导，主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其“左”的表现就更加明显了。真是，“左”根未除，遇有适当气候，

则旧病复发。

第二，晋绥土改。

一九四七年三月，康生随军撤离了延安。正当他要东渡黄河之际，突然接到党中央关于要他去晋绥边区搞土改试点的通知。这样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土改工作。康生的这次土改，具体地点是晋绥边区山西境内临县郝家坡。他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到达的，同年七月，即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前夕离开的。前后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康生在这次土改试点中，确有不少花样，他自己也认为有不小的“贡献”：（一）“搬石头”。这是对着我党农村基层干部的。意思是说，我党农村基层干部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是土改工作的“绊脚石”，必须予以“搬掉”，即撤职、清洗。尤其荒谬的是，我党农村基层干部在抗日时期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团结地主”的政策，也成为包庇地主，阻碍土改的“罪证”，—一当“石头”搬掉，统统予以残酷批斗。这种错误做法流传甚广。

可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不顾自己是“搬石头”的首创者，厚着脸皮批起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八年的土改中搞“搬石头”的错误来。

（二）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康生在土改中有一句名言：“运动未起来之时，照顾中农的利益，就是右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运动一开始就无所顾忌地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后来，康生还把这条“经验”带到全国土地会议上，竭力为其侵犯中农利益进行辩护。他说：“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即使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什么关系。”

1①

（三）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康生在土改试点中不顾中央关于划阶级的正确标准，在剥削条件之外，又增加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等条件作为划成份的标准。结果把许多本来是富裕中农、中农，甚至是贫农的人错划为地主、富农，从而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据晋绥分局兴县蔡家崖村的统计，由于受康生试点的影响，全村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超出实际地主富农户数的二倍多。

（四）乱斗开明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有两个著名的开明士绅，一为牛友兰，一为刘少白。这两位开明士绅，有爱国心，对于抗日战争有过贡献，是我党重要的统战对象。然而，康生在土改中却把牛友兰先生揪来，对他说：你不是姓牛吗？那你就应该象牛的样子。于是指令人把牛友兰的鼻子穿了个孔，套上铁圈，拴上绳子，让其儿子牵着游街示众。沿路1 1947年9月9 日，康生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

流血不止，影响极坏。后来，又想批斗刘少白先生，幸被中央得知，严加制止，方才未能斗成。

（五）对地主不加区分，乱斗乱杀。康生当时有一个论调，认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乱打乱杀成风，死人甚多，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怖气氛。至今晋西北人民谈到康生搞土改时的情景，还有些不寒而栗呢！

（六）在土改工作队内查出身划成份。对于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甚至把人家积存的一些生活日用品都给没收了。另外，还不准他们同出身好的同志一起吃饭，他们吃饭只能在右边，称之为“王八席”。

这就是康生在晋绥搞土改试点的一个概况。如果说康生的陇东调查，只是露出了他在土改问题上“左”的苗头的话，那么在晋绥土改中，他就将这些“左”的苗头，加以培植，扩大，并付诸于实施，从而创造了一条完整的“左”倾土改路线，给土改工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种“左”的错误出现不久，就被毛泽东、任迅时等同志发现和纠正了。

为了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重新颁布了一九三三年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

志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的重要报告，阐述了我党关于土改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批判了“左”

的错误倾向。接着，任粥时同志又利用养病时间，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土改情况，针对当时严重的“左”的倾向，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都对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成为正确进行上改的指导性文件。

这里我们应当提一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

议上总结晋绥土改工作时所讲的一段话：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

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

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

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

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上采取了

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

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

办就怎样办‘的口号。……。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乙）晋绥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1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要讲晋绥土改工作之所以获得成功，从领导上来说即反了右又反了”左“。康生在反右反”左“中，反右有份，反”左“没有份。因为后期反”左“时他早已离开了晋绥边区。就前期反右来说，确有康生的份儿。然而反右有两种：一种反右是为了发动群众，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土改工作。这可说是以正反右。也有另外一种反右，则是打着搞土改的幌子，干着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蠢事，推行其”左“的路线。这是以”左“反右。康生的反右就属于后者。不可否认，康生的土改试点，对于一九四七年这次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来说，确实起了带头作用，但他究竟带了什么头，那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毛泽东所批判的种种”左“的表现，几乎没有一项不是康生所造下的罪孽。

第三，渤海土改复查。

康生是一九四七年底由中央派遣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的。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同半年多以前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是显然不同了。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不仅有了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搞土改的经验教训可借鉴，而且有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新精神为指针。因此，如果说前次搞土改试点，犯”左“

的错误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次去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再犯“左”的错误就没有任何理由了。事实怎样呢？康生却照样推行“左”的一套。

康生到了渤海地区，惜传达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为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复查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将山西的一套搬到了山东。甚至连当时中共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也被当作“石头”给搬掉了。康生还讽刺景晓村同志说：“你二十几岁就当区党委书记，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还晓村呢，你连自己都不晓得！”对于不执行他的“指示”的赵寄周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扣押起来，扬言要枪毙他，在于部中造成恐怖气氛。

康生不仅打一批人，同时也拉一批人。凡是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唯康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2—1253 页。

命是从者，都成了康生培植的对象，依靠的力量。刘格平、王效禹、王力、关锋等人，就是在这时受到康生的赏识，而后来又都被推荐在“文化大革命”中掌了大权，有的成了打砸抢的首脑，有的成为制造内乱的头子！

康生不只着眼于渤海地区，而且还插手于整个山东省。山东革命根据地是罗荣桓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开创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共产党员。各级组织，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政策，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使根据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可是，康生硬说山东的共产党组织保护地主，实行富农路线，是地主富农党，并把当时山东党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华东局副书记）

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其撤职调走。随后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予以排挤和打击，并趁机在山东党的各级组织中，搞了一次领导成员大换班，为其在山东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了组织准备。

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康生则违背党中央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提出了所谓“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并对土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极左办法，结果，将晋绥地区的恐怖状态，引进到渤海地区，从而造成了更加恐怖的恶劣影响。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进行民主革命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挖掉蒋介石的社会基础，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康生的种种活动，以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为打击目标，以极左的办法制造农村恐怖气氛，弄得革命队伍互相猜忌，离心离德，使革命力量不是壮大而是缩小，在根据地内部制造了各种混乱，当然不会得到巩固和发展。他的一套做法，需要党的组织花很大力气去纠正，需要增补党的政策以防止其他地区效法康生！这就是康生在土改中留下的使人难以忘记的深刻教训。

第十三章 养“病”之谜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革命处在一个新的转变关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上海、南京、武汉等相继解放，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堵截追歼逃窜敌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于全世界，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即将矗立在东方。作为长期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又有多少繁重而紧迫的工作在等待着共产党员去承担呵！特别是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更是夜以继日的紧张地奔波着。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

康生的“病”，来的迅速，生的离奇。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在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怎么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病”就发了呢！这不是使目睹者难以理解吗？康生“病”发之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小姨子通奸而和老婆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就“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这不是贵人怪病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对外宣告说他有“病”了，因而，从此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

他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在青岛荣成路四号别墅养了一年。接着，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初至七月中旬，去杭州养了两个多月。最后，又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医院养了五年。这样，前后共养六年多，直至彻底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了，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放过的时机，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康生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养“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养“病”之谜。康生是不是真的病了？他究竟患了什么病？说来也怪，康生的病是同他的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大小以及争夺的对手，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病”。这一次的“病”，完全是由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

事因还要追溯到一九四八年初。当时，康生结束了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被调任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做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康生岂能容忍？在他看来，排位名次，“七大”早定，权力分配不得越位！康、饶两人虽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入党，但因两人都是权欲熏心、野心很大的人物，所以，两人自调到一起，就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按他们固有的剥削阶级的政客习气，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

夺。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康生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在康生领导之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另外，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按康生的逻辑，大谬不然，满肚子不服气。因而，一心想把饶漱石排挤走，以便取而代之。而饶漱石呢，他也是一个有权不让，见权就争的人。他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特提议将原鲁中、鲁南、滨海、泰西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大区（相当于山东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让康生去任这一大区第一书记。

这一提议既符合当时大军南下的需要，又经过了党中央的批准。饶漱石这个提议的目的，就是想以满足康生的权势欲望的办法，把康生拴在山东，以便将来华东局随大军南下迁往上海时，使之不能一起前往。这实际上是想把康生赶出华东局。而康生呢，虽然想在山东老家做官，但是他从未放弃做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想法。因此，他一方面欣然应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之职，另一方面又多方向中央暗示他可以离开山东去华东局任职。

不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与康生愿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华东局准备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这本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可是权欲膨胀的康生和饶漱石，都把这看作是他们长期争权的揭晓。

饶听了中央决定，认为自己终算保住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争权的胜利者。康听了中央的决定，则认为自己没有争上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胜利者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失败者康生，却越想越觉得是降级使用，象吃了耗子药一样，心里总不是个味儿。心想，这是谁不信任我呢？是谁捣我的鬼呢？一定要抓住他，狠狠地斗，狠狠地整，叫他知道我康某的厉害！现在只当一个省的书记，而且是放在华东局之下，特别是放在饶漱石之下，怎能甘心情愿地吞下这口气呢！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

康生的“病”因，不仅仅在于同饶漱石争权失利，而且还在于由争权失利出发，进而怀疑到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关于这一点，现有饶漱石于一九五0 年七月二十二日拍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为证。电报说：“我借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这

个电报，确实反映了康生的内心世界。他诚惶诚恐，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的丑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反映意见。

其实，康生的“病”源，他自己吐露过一点真情。一九五四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句话，只说了“病”源之一，其他病源他早已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谈过了！

在康生闹“病”期间，其精神状况是处于极度空虚、颓废之中。他完全脱掉了那套虚张声势的伪装，业已习惯的革命词句和革命口号，也全然不要了。真是原形毕露呵。这里不妨略举几件康生在养“病”期间所干的丑

事：

第一，生活糜烂，同其小姨子通奸。康生的小姨子名叫苏枚（又作苏眉、苏梅）。早年。康生在上海时，苏枚就为康生“住机关”。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离沪赴苏时，苏枚也随着到了苏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苏返国时，康生又把苏枚带到了延安。一九四七年底，康生被派到山东搞土改，苏枚也随之前往。总之，康生走到哪里，也就把苏枚带到哪里。因此，早就有人怀疑他俩关系暧昧。只是慑于康生手中权力，他平时又装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样子，所以一直未被揭露。可是，一九五〇年五、六月间，康生带苏枚去杭州养“病”的这一次，由于精神需要寄托，地主少爷、风流公子的习性复发，男盗女娼公然放肆起来。这样，康生的老婆曹轶欧难以忍受，于是姐妹二人争闹不已，家庭风波打个不可开交。苏枚觉得暗的不如明的，妹妹争不过姐姐，不甘于败阵，为了赌气，便跳楼自杀。结果，虽然没有造成人命呜呼，却弄得风雨满城！

第二，查选票，图报复。一九五〇年，山东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

此时，康生虽然闹情绪不工作，但他是中共山东分局的第一书记，当然要列入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果，康生入选，只是比起满票来少了十票。这本是正常之事，可康生疑心大起，怀疑山东分局的一些负责同志“捣了鬼”。

他竟然破坏法制，侵犯选民的权利，指令人查选票，看看究竟何人不选康生，以便进行报复。

第三，疑心过分，诬陷好人。康生长期以情报、反特专家自居。名曰提高警惕，实为疑神疑鬼，诬陷好人。如果说这是他的职业病，那就是说，他的职业是专门害人！对其秘书沙韬同志的诬陷就是其中一例。康生装病躺下之后，疑心之“病”日趋加重。他怀疑中央对他不信任，怀疑山东分局的领导同志在反对他，怀疑周围的人在监视他。由于他怀疑过重，总觉得人们在怀疑他！康生怀疑他的秘书沙韬同志是被派来“监视”他的，因而诬说沙是“特务”，“是饶漱石的小走狗”，“是坏人”，硬是将沙辞退。不仅如此，康生还加害于沙韬一生。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得知沙被保送到人民

大学学习，他就指使曹轶欧给中组部写信，说沙有政治问题，在人大学习不妥，应当调回军委联络部监视起来。一九五五年底，康、曹听说沙韬同志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非常不满，说：为什么不处理他，反让他做干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将沙韬同志投入监狱，继续整他。直到康生死后三年，沙韬冤案才得以平反。真是“秘书三载，班房十年”呵！

正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投入火热的战斗的时候，康生却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一边是严肃和紧张，一边则是荒淫与无耻。提起康生养“病”，不少同志便嗤之以鼻，因为揭丑者都知道他的阴私。

康生养病六年多，并没有停止他的坑害干部的活动。凡是被他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难逃的劫运。真是魔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灾难丛生。

不过，这个六年多，是不同于一般的。对康生说，很不得志，权力最小而且是不得伸张的时期，祸害所及，无非是直接接触他的一些人，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冤家”。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一段时间。

我们党的胜利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受到康生的干扰和破坏，康生的黑手，没有伸到中央，特别是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前进得最为顺利。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康生和没有康生，显然是大不一样。

第十四章 抓理论，谈发展。一九五六年初，康生经过长达六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设出蛰了。

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是他长期窥伺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另一方面，他深知党中央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积他得志就猖狂之经验，欲攫取权力，必须接近最高领导者，欲爬上高位，得象藤萝一样，必须缠着树的主干。因此，他力争留在中央工作。

党的“八大”选举结果，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他当然十分恼火，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认为应当含恨隐忍，以待时机，将来报仇不迟。

康生复出的活动情况，都在报上得到了反映。报纸是这样记载的：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越共总书记长征。

四月间，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接见过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

出席过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参加党的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些活动中，康生都没讲什么话，没干什么事。只是为东山再起作些准备和预告。康生自己在这些公开场合出面，一方面是亮相，另方面是向干部表明，他又在中央工作了。同时，他也需要摸一摸政治气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一下环境。

党的“八大”，是康生复出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会。因而，他很想发表讲话。可是讲什么呢？他自己说，“曾经想在大会上讲讲四二年整风经验，但由于起草的稿子不满意未讲成；也曾想‘抛砖引玉’，讲讲十大关系问题，但由于不象砖头，也没有讲成。”没有讲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讲的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从他已经准备好但没有用的稿子看，他还想在“八大”会议上讲讲理论工作。他在这篇未出世的稿子中写道：“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应制定一个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计划”；第二，“应充实并合理使用现有的研究机构，

增设必要的新机构，有计划的培养干部“。总之，康生曾想在八大会议上讲的问题有三个。这三个问题都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这就是说，康生与过去不同，他已经探听到毛泽东同志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了，于是，他这次东山再起，就必须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康生看来，这里首要的是先拿到领导权。只有先拿到领导权，才能对下面被领导者进行威吓。然后再把这个领导权穿上理论的外衣，挂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词旬。这样就可成为”理论权威“而通行无阻了！

为此，康生就千方百计去接近毛泽东同志。他听说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理论研究，于一九五五年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康生于一九五六年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同为毛泽东同志准备的办公室联在一起。康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月，即十一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康生根据自己的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1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就真的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他自己的设想就一步步地实现了。

康生是怎样领导理论工作的呢？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向全体干部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曾讲了以下三点：第一，“《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第二，《再论》中提出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转化问题，是“毛主席最近对于矛盾问题的新发展”。第三，《再论》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五条，“这五条是我党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概括，是一个主要贡献。”这里所讲的三点已经清楚地说明，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决议精神，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突出宣传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着力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敲门砖，作为阶梯，以便敲开权力之门，以便爬上更高的位置。他用尽心机，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他认为这样就会敲得开，爬得1 长期以来，康生以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身分到处招摇撞骗。其实，中央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小组”。他的所谓“理论小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之下的“理论小组”。

上那种使其他人处于不能反对的地位。

事实正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时，康生到会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

几天之后，即三月十八日，康生又到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而这些新理论的“核心”、“关键”或“红线”，就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和转化的问题”。还说：“这是一个新问题”，“马恩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系统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但“不彻底”。

一九五八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又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于部大会上，就“发展”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在报告中，否定了“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特别解释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个“最高最后标准”，无疑是康生“超顶峰”的一个“发明”。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的大国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确实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康生怎样谈“发展”呢？

他采用主观臆断、任意扩大的手法，说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最明显、最突出、最全面”，是“全面发展”、“全面超过”，是“顶峰”，是“最高最后标准”，等等，等等。这哪里是谈“发展”，这完全是曲意逢迎，无

耻吹捧，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当然，康生抓理论工作，不只是借谈“发展”来制造“个人迷信”，而且也是为了借谈“发展”，来制造整人的“棍子”和“帽子”。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观察处理问题的“最高最后标准”，那么，就得表示“拥护”和“紧跟”，就得将它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上，对其来不得半点犹豫，不能提出半点问题。否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就是康生刚刚开始谈“发展”的时候，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老婆曹轶欧，干涉起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来。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一九六〇年初，康生“发明”

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入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大整特整。

再者，康生借谈“发展”贩卖私货，也是他抓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康生从来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些为自己野心服务的谬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就非得把他的这些谬论强加于人不可，这就只好借助于“发展”

了。在这方面，康生确实有一套特殊的本领，不管多么荒谬的观点，都可让它穿上“发展”的外衣，到处招摇过市，欺骗别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康生在河北省高校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自诩为“理论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大发议论，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一套的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厂长是国家代表，这是上层建筑，可是他又参加生产，也是生产关系，从李富春同志来说，他是计委主任，属于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来，这是十分明显的肆意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原理的荒谬论点。然而康生硬是把它打扮成“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拿来骗人。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康生曾为留苏归国学生介绍过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其中说到，按照毛主席发展了“的观点，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同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不同了，完成之前”主要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而完成之后”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

的“。这显然是后来所谓”以政治思想标准划阶级“观点的萌芽。从这个萌芽，可以清楚地看到，象”以政滑思想标准划阶级“这样十分荒谬的观点，也是打着”发展“的幌子问世的。

此外，借谈“发展”还可把自己打扮成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理解得最深的“理论权威”，打扮成对毛泽东同志“无限崇拜和敬仰”的“忠实追随者”。关于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康生在这次复出之后所采用的抓理论、谈“发展”的策略，确实起到了他所预想的“一箭多雕”的作用。借谈“发展”，即可制造“个人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又可美化抬高自己，标榜自己是“理论权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可诬陷好人，贩卖私货。可见，“发展”是康生的遮丑布、是护身符、是保护色、是万能法宝。在“发展”的幌子下，他可以说他想要说的一切话，干他想要干的一切事，实现他想要达到的一切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的这套策略是获得了“成功”的。康生自这次复出到病死，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尽管他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他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原因很多。从社会上来说，有“左”倾思潮的泛滥，欺骗领导使人上当受骗，民主生活不正常等等原因；从康生本人来说，还有善耍两面派，善于观察领导需要而逢迎，善搞一套政客手段等等原因。但是，不容置疑，抓理论、谈“发展”、制造“个人迷信”的策略，对于康生的后二十年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党来说，也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啊！

第十五章 “大跃进”的鼓吹者一九五八年，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份，也是为中国人民难以忘记的年份，它确实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了“大跃进”的一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接着又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这样，使人觉得胜利似乎可以唾手可得，有的领导明显地变得头脑发热、骄傲自满，不怎么谨慎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作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然而，恰恰这时，康生表现得特别活跃，成了“大跃进”的鼓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