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在土地改革中.2

康生主要精力，在于钻营逢迎之道，研究谗谄之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当中，他已摸到了如何把反右派扩大化，又如何搬用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绝招，以达自己之目的的门道。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康生已为自己的伸张铺平了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康生活跃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 的严厉批评，他知道这是批评周恩来、陈云同志的，他不管批评是否符合实际，只是观测风向，调整调门。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康生当然摸到了底数。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和路线，被搁置在一边了。对此，康生颇为得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时机，是将积压多年的闷气吐出来的时候了！他知道，毛泽东在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怎么新？又怎样走？康生是茫然的，他熟悉的是“左”的一套，煽动狂热是拿手戏。于是，他精神抖擞，干劲倍增，决定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以三寸之舌，以吓人之面，去作煽动“大跃进”的游说。南宁会议一散，他就跑到四川视察了将近二十天。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和一次一届五次人代会之后，很快于二月二十六日出发前去东北视察了四十天。再次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一次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六月三日起又在北京、天津、河北视察了二个半月。八月，康生到北戴河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钢铁要翻番，即由五百四十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高级社要升入人民公社，教育要大办。出现了很多全民大办之事。在这种形势下，康生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跑到山西、河南、安徽、上海等地视察了二个月。康生在一九五八回；年一年中，用了六个半月的时间，先后

跑了九个省市。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停地鼓吹，不断地煽动，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我们已经超越了整个时代！他的讲话记录，现在已清查到的就达七十一份之多。如果把他的讲话连续记录下来，就是一部难得的《狂想曲》。

康生究竟鼓吹了些什么呢？第一，“教育大跃进”。

所谓“教育大跃进”是康生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在辽宁大专院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其含义何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因

为康生在这次讲话中只是叫喊：“当前影响教育大跃进的主要障碍是保守主

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过分强调正规化以及培养目标不明确等等“，要”实现教育大跃进“，就”要认真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解释。不过从这一叫喊中，人们已经粗略地感到，康生的所谓”教育大跃进“ 就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秩序和教育中的一切规章制度。

果然如此。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召开的长达十八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先后五次讲话，全盘否定教育部的工作。他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把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搞”。还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花钱很多，但（花的）不是地方，没有（办学的）经济政策。钱多了，没有勤俭建国的空气，对学生思想有害”。并在这个会议上擅自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称这些规章制度是“绳索”，攻击教育部“吃罢（饭），没事（干），天天开绳匠铺，放绳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康生跑到华东师大又向师生煽动说：你们“要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你们对教育部过去的东西没有进行批评，那怎么行？这是基本建设。没有群众运动，要扫除旧习气是不容易的”。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康生又号召师生“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

随之，康生又否定了学校的一切。第一，否定学校的基础课教学。他说，基础课教学，“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是“不结合实际的理论，虚假的理论”，是“被列宁称之为无用的累赘的东西”。1 第二，否定教学计划。他说，教学计划是“绳索”，“凡绳索都可取消”，因而教学计划也可“取消”。2 第三，否定按时上课。他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有的其实只要讲十分钟，结果（非得）凑四十五分钟”，“从前认为恰恰讲四十五分钟的教师是好教师，其实是最差的教师”。3 第四，1 1958年11 月，康生在听取上海市教育局汇报时的插话。

2 1958年10月16 日，康生在河南八院校汇报会上的插话。

3 1958年11 月，康生在上海铜仁合金厂的讲话。

否定假期，他说，学校放假没有“科学依据”，“我问过许多生理学家，医学家，（他们）也搞不清。理由无非两条，一种认为学校是脑力劳动，所以要放假，但有个问题他们不肯回答，中央算什么？我想也是脑力劳动，为什么我们不放假。还有一个理由，学生年龄小要休息，但农村小孩，如果没有升初中，就没有休息，这又是为什么？”1康生否定了这些，他究竟如何大办“大跃进”的教育呢？他讲“大跃进”

的教育，分量很大，次数很多，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大跃进”，听众常常是“保守”的，所以听来感到他的话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

我们还是从中看看他讲的几个要点吧：

一曰：“学校要停课劳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康生多次鼓吹的精神，决定“停课劳动建校”。康生得知后，立即赶赴现场大加赞扬，说：“这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并不神秘，挑土、挖泥、建人工湖，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极力主张人大师生“冲出红庙，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很快又从“停课劳动建校”发展成“下放劳动锻炼”。后来，康生对这些提法和做法，虽然有多次改口或声明，比如说，“停课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下放不叫下放，而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等等，但实质上就是把劳动看作是“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正因如此，他极力主张，“在现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指令全国一亿小学生“都参加炼钢铁”运动，要使学校成为“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曰：“学校要大办工厂”。这是康生“大办教育”中讲的最多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他向辽宁、江苏、河北主省高校和中学来京参观的同志讲：“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甚至连农林院校也不能例外。七月十九日，康生指责北京农业大学，“一进学校就是一种安静美丽的环境，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那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康生之所以如此指责农大和林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按照他的指令也去“大办工厂”。

三曰：“学校要走综合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康生有多种讲法。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所谓“走综合的道路”，就是“一个学校，最低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一1 1958年10月30 日，康生在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的讲话。

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山西平遥一中视察时，又指示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所谓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就是让他们，”同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就是把中学、小学和工厂综合为大学。十月十六日，在听取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汇报时又说，所谓”办综合大学“，就是”从初中一直到大学，象工厂的各种工序都有“，”初中以上归厂办，初中以下归车间办，幼儿园归宿舍办“。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视察鸠山红专大学时，康生又提出”全县办一个联社，全县是学校，是政权，是联社，来个政教社三结合“，大学要”打破学校的框框“，”加入县联社“。说这样做的好处，”便于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消灭资产阶级残余，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便于军事化、集体化、生产计划化，便于集体活动“。

总之，康生的所谓“走综合道路”，就是办成一个工农兵学商五业俱全，大中小学幼儿园样样都有的，政教社结合为一的学校，也就是康生所说的便于消灭差别的综合体。

四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康生极力煽动学校“停课劳动”、“大办工厂”、“走综合道路”的目的。在康生看来，所有他下令要人大办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努力实现这些，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康生在同中央党校下放上海劳动锻炼的干部说：“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很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开始采取了纠“左”的措施，人们逐步冷静清醒起来，特别是领导人不随意说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一点康生是清楚的。但是，一纠“左”，他已经唱了这么久的“狂想曲”又怎么再兜售呢？于是他采取了你搞你的，我唱我的，公开对抗态度。一九五九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抱怨说：“去年以前，什么都是共产主义”，“可现在有些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苦干五年，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的口号都提出了怀疑，难道学校讲《共产党宣言》是搞社会主义吗？学校搞义务劳动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我们在民主革命就搞了共产主义大学，为什么现在倒不敢提共产主义了呢？”康生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人们，他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当党中央纠正这种荒唐做法时，他又采取什么诡辩手法进行抵制。仅仅这些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是取消教育、取消学校、搞“学校消亡论”。所谓“大办教育”，就是“大毁教育”。

第二，肆意打击、陷害知识分子。

康生在“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肆意进

行打击、侮辱和陷害。因为，在康生看来，知识分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和实现“教育大跃进”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八年五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把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康生的确是善于维护自己谬论的专家，常常摆出满腹经纶的架势，时而讲马列书上如何讲，时而讲党的决议怎么说，不然就是发展和创造！总是似乎有根有据，使你感到他过去正确，今天正确，以后仍然正确！不管在他管辖的领域里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他都解释得别人百分之百错误，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领导反奸工作时，特务多似牛毛！现在他抓文教工作，知识分子又都成了敌对者；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康生在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宣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他还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剥削阶级，这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来划分的，而不是象土改时那样主要是从经济上划分的“，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说明他们”怕革命“。

由于康生将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所以，他竭力主张采取孤立、冷淡、威逼等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长会议上，就极力主张逼压知识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他说：现在对知识分子，“从总的来说”，是“逼得还不够”，“压得也不够”。怎么办？“如果现在是四面楚歌，那么我们今后就应该给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跑到安徽对农学院的教职员说，你们要统统到农村去，“不愿下去怎么办？不愿下去，要结婚，要找老公，也可以，但要弄清思想，要辞职，要开欢送会”。他对怀疑产量有浮夸的教授大肆叫嚷：“有的教授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不点头，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三头主义”’，“问问他，谁叫你点头来？你有什么资格点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点头权，我们争的就是点头权，你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点头，我们越有信心，你点头反而糟了。你有摇头之权。有几个摇头的有好处，都点头就危险。可以大鸣大放，就是有摇头权。我们希望你低头，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总之，是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康生在上海的一次汇报会上，公然主张：对于下

厂教师“要冷淡，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为康生的恐吓政策所代替了。第三，职工宿舍大调整“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职工宿舍大调整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由组织上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职工是非常欢迎的。这件事康生视察山西时作为一大“发现”大肆夸耀。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太原听到了阳泉市各厂矿职工宿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赶往阳泉市视察。在这里，他听汇报，作指示，又座谈，又参观。他说：调整职工宿舍是真正实现“两参一改”的关键，是改善人与人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是实现政治挂帅以及使生产领导又见人又见物的重要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很好形式。他认定：“这种形式，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为了放出这颗特大“卫星”，他立即撰文《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送《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向全国推销。

十一月十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于部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倒感到“工房分散实在不方便”。

十一月十一日，康生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个尖端问题“。他还说：”农村怎样建设？有的主张把中小学集中起来，一万人口一个中心，（平原）周围直径五里，山区二十里，有的主张学校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房屋设计问题“。

这就是康生喧嚷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叫《论住宅问题》，那是一八七二年为了揭露和清算蒲鲁东派的思想而写的，这一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住宅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恩格斯这本著作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康生的大吹大擂，能给人留下什么呢？不过是梦呓的胡话和笑料而已！

第四，宣扬科学就是“胡搞”。

康生在煽动狂热的时候，说了许多热昏的胡话。如果这种胡话出自幼稚无知者之口，人们可以当作神话或童话，不予理采，可是出自康生之口，那就不能不听，甚至不敢不听了。人们怕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和他那样高的职务。

请看康生是怎样以公开否定科学，鼓吹“胡搞”，作为自己的行动哲学

的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康生在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汇报教改情况时“指示”说：“象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安排教学已经不可能”，竭力鼓动他们“胡搞”，说只要“敢于胡搞就行”。十月二十五日，在视察河南长葛三中时，听到消川小学汇报“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浮夸“经验”时，康生当即表态，予以肯定，说：“这种精神好！”并且指令长葛县县委，以长葛三中为基点，搞一个“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试验。十一月十日，跑到上海又说：“河南有一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十天把三年的课程学完，且经考试及格”。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在

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

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

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只要敢于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

十月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用说书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又说，“从全国来说，中国的科学在大跃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科学大跃进”。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上海科学院农业研究所不如小孩，农学院有个教条，凡是不同科的（植物）不能接，小孩他就不管同科不同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同济大学视察时，又鼓吹搞钢铁也要“敢于胡搞”，说河南来县就出了许多炼铁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吹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搞反应堆、加速器、火

箭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被这些吓倒了，只要胡动手，很快就能成功“。

“你们要有一个气概，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什么一机部二机部、哈工大、清华都不要管，就是胡搞就是了”，“胡搞就是科学研究”，“你们胆子要大”。十一月四日，在上海参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说。“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基础上敢于胡搞，青年人是敢于胡搞的。”他指示说：“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三百公里高空，就考三分，否则，就是二分一分，……三级火箭加卫星，得五分。这容易得很，上海人过年都放高升炮，学校难道不会放？”十一月七日，又要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说“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干”，“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要象河南人那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康生认为，有些话需要请马克思来支持，不然，怎么能和“理论权威”

相应呢？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康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象马克思那样，允许讲胡话”。这就告诉人们，他的胡话都是经过马克思批准的。

不可否认，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因而，我们不好将这一错误简单的归结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这绝不是说促成这错误的每个人不可分析，大家都一样。事实上，促成这一错误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促成错误的出发点也不同。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利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到处煽动跃进，制造狂热，象持有上方宝剑的瘟神，散布康氏毒菌，使许多地区和省市处在无法抵制的境地，这就增加了危害的蔓延，使之不能随着中央纠正错误而及时得到应有的制止。这就不能不是康生所起的特别作用了。

第十六章 在“反右倾”中推波助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逐渐有所察觉，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召开会议，从政策上采取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一些措施。但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许多“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按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本来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左”的。事出意外，仅仅由于彭德怀同志经农村调查后，出于忧国忧民，对“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就引起了会议主题的逆转和反常。随即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通过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的方式表达的。其主要内容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党从领导上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一九五八年“有失有得”，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这个意见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

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分析了党应当吸取的教训。但是会议却认为这是对党的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

言论，于是纠“左”变成了批右，变成了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对这一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这样，“左”

倾指导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更加发展了。

纠“左”是康生的疼处，从内心世界就有说不出的反感，道不尽的牢骚。

要把自己到处宣扬的“跃进”宣言，收回来承认是“狂热性”，那真象挖了祖坟一样的难忍。一说反右，他象吃足了鸦片的烟鬼，象着迷的赌棍，一股子邪劲使他顿时活跃起来。康生得到了会上印发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之后，认为宝又押对了，于是与上海的同伙串联，研究如何从鸡蛋里挑骨头。他一面利用种种机会进谗言，一面又强词夺理造舆论，说什么彭的信是“反毛主席”的，诬蔑彭是“魏延反骨”，“搞分裂”，是组织“章罗联盟”，还说什么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同志拉过去了”。这种鼓噪，对于庐山会议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会议上作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的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这几位同志于八月三日至十日分别在小组里接受批判。康生正好同彭德怀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

象他历来的调门一样，恨若仇寇，如临大敌，激昂慷慨，口沫四溅，又拿出他那股一九五八年到处煽动“大跃进”的劲头。康生批判说：“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他的话有的是诬陷，有的是假话，只有一句——“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吐露了一点真情，不过这个俱乐部是以极左的狂热凝聚在一起的，结果危害了中国革命事业，迫害了大批实事求是的干部。

康生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庐山会议之后，更加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在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都留下了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的声色俱厉的讨伐记录。其中以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批判最系统、最全面、调门最高、“理论性”最强。

康生以“理论权威”姿态宣布：现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进人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进入到用理论去批判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究竟怎样用理论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呢？他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典型示范。

康生的确比向风车作战的唐。吉河德高明得多，他对他所攻击的对象，用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手法，把本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革命家，化装成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然后蛊惑上纲：“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污蔑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这是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公开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凡是读了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干部，都很难得出这种奇特的论断。康生又作了“深人”

的“分析”，硬要引导人们离开信件本身去挖掘：“彭德怀同志的信，开始说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末尾也讲几句好话。张闻天同志也是这个办法，这是这次斗争的特点。这种人实际上拿种种借口，披上外衣，装作不反对的样子，实际反对。”看，把被批判者的好话，当作披外衣，装样子，照批判者的设想来定罪，这是康生对彭德怀等同志所作的第一点“高深的”“理论批判”。其实，这不过是唯心主义横行的展览，王婆骂街式的扣帽子打棍子而已。今天，我们重新打开彭德怀同志的信看一看就会知道，一片赤胆忠心，却被诬陷的不实之词所遮掩；完全是血口喷人，而被当作卫道来宣传！这该是多么深沉的历史教训呵！在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把一切错误的东西肯定下来。这样，既诬害了真正的革命同志，又糟踏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这正是康生多年来用的最多用的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招。

康生在报告中又说：“理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保卫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

义作斗争，有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这个工作做了一些，但极其不够。如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答复。他讲的第六条，题目叫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问题。说党和毛主席‘对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很高的程度，于劲很大，但不讲条件，有些过分，造成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说党中央、毛主席‘只要政治挂帅就行，甚至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恶毒的攻击主席是好大喜功、不合实际、弄巧成拙、欲速不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于这些反党怨言，在庐山会议以后受到全党全军的反对，批得体无完肤。但做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必须进一步从世界观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对那些以种种借口反对我们主观能动性的议论进行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我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他们反党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对此，要进行理论的揭发工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承认，而且首先承认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根本问题，但是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仅仅认为这一点就解决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就沾沾自喜了，不去研究物质、精神的相互关系，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相互关系，不能成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承认物质第一性，由此自满，而且从这出发，否定、轻视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的重大作用，是极端错误的，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康生这段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批判，可分两部分。前半

部分是对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的转述；后半部分是对这个发言

的批判。应当指出，前半部分对张闻天同志发言的转述还是基本属实的，不实的地方就在于康生为张闻天同志戴了些诸如“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党怨言”之类的帽子。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的发言针对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诚恳的批评，这完全是出于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和拥护，根本不是什么“反党怨言”，更不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什么“恶毒攻击”。真正反对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专进谗言，一味迎合，竭力想把党推向错误深渊的康生之类。康生诬说张闻天同志“反党反毛主席”，这纯属康冠张戴，把自己的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这大概就是康生的所谓“大公无私”吧！更可笑的是，康生在这段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作的理论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主观能动性”，说什么仅仅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否定和轻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康生好象十

分重视“主观能动性”！不过，他所说的那种“主观能动性”是“目空一切，旁若无人”的“胡搞”，是“不管同科不同科”的胡乱嫁接，是“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要干”的蛮干。这哪里是辩证唯物主义，纯粹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唯意志论！康生在这里虽然为主观能动性加上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定语，但由于他主张“胡搞”、“蛮干”，那么，他所加的定语，也只能是幌子，是用以掩盖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遮羞布。康生明明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然而却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批起别人的轻视主观能动性来，他真不愧为是一个

善耍魔术的大师呀；

在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批判中，还有一段奇文，不可不引。他说：“我们党的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改斗争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斗争中，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老于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比较少。有些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和家庭政治、经济、思想关系割断了。因此，老干部革命是愉快的，革命是革地主、富农、资本主义工商业家的命。和自己本身经济、思想关系比较少。但革命深入到消灭个体经济的时候，情况不同了，许多干部，包括老干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没有或很少，但和小生产者经济、富裕中农关系比较多，某些人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个别人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种思想不是偶然的，和革命深入有关系。所以，过去的功臣，今天成为祸首。……有些老干部、老战友，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现在暴露出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路人。……

这次整风，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根本性质和一九五七年是一样的，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可是表现形式不是在党外，而是在党内，表现在干部中，更主要是老干部，因而，两条道路性质的斗争表现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这样，必然联系到许多理论问题，……。“

康生这段话本是想分析“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然而却变成了对老干部必然成为“今天的祸首”的论证。康生认为，过去革命是革地主、资本家的命，老干部同地主、资本家经济联系少，所以，“革命是愉快的”；而现在革命是革个体经济的命，而老干部同个体经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愿革命了。这就等于说，老干部尽管过去是“功臣”，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必然变成今天的“祸首”。也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说老干部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同路人”。这正好为后来“四人帮”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康生在这段话中还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同一九五九年的

“反右倾”斗争，性质是相同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形式上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表现在党外，后者表现在党内。这就为后来“四人帮”所说的资产阶级主体由党外转移到党内的论点，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康生不仅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而且还竭力想在理论界找出个批判对象，以便把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康生这时接到密告说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辽宁抚顺党校的谈话有问题。于是，他就如获至宝，立即揪住不放。

杨献珍同志讲了些什么呢？主要是批评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是“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批评“穷过渡”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穷骄傲”是“乞丐的骄傲”，揭露“五风”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唯心论”。这些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舒服，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纠正错误是有好处的。这些话是在极左思潮大肆泛滥，“五风”猛吹时讲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然而这却刺到了康生的痛处。

康生明明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本来他宣扬了唯心主义，却倒打一耙，反诬那些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甘居中游”、“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和“反马克思主义”等等。在康生的亲自策划下，对抵制“五风”的杨献珍等同志，进行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批判。从此，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则成为被批判者；鼓吹、宣传唯心主义谬论的康生，倒成了批判者、“胜利者”，从而造成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局面。

在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所谓“右倾”时，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发动了围攻。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在我国，这个问题激烈争论起来，那还是庐山会议之后。

庐山会议之前，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出版问世，其中关于同一性问题是这样写的：“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是公开否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一观点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观点是对立的，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是对立的。在我国理论界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康生由此加以引伸去为自己的谬论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康生长期打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幌子，大肆煽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到处鼓吹“敢于胡搞就行”，把思想作为第一性，把物质作为第二性的。这显然是在宣扬“思

维即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点完全是两国事，为了区分两种同一性，杨献珍同志写了一篇《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其目的是批判”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维护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发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和对立面的同一的‘同

一‘，这两个’同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一个’同一‘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后一个’同一‘是说的’统一体‘，’对立面的同一‘，是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两个’同一‘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文章打出三份清样，除了作者留了一份外，一份给了陈伯达，一份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清样，感到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第一种”同一性“刺痛了他，因为他在一九五八年到处兜售的正是这种观点。于是，一口咬定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宣传形而上学观点。康生为了骗取毛泽东同志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立即拿着清样去找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游泳。康生根本没有将清样拿给毛泽东同志看，只是简单地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他这样提问题，毛泽东同志自然根据《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回答说：”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回答，显然是指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回答杨献珍同志提出的问题。可是康生硬说毛泽东同志否定了杨献珍同志提出的”两种同一性“的提法，授意报刊对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

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制造了哲学界所谓“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大争论。待杨献珍同志被康生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后，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学术观点，也就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政治批判。

康生为什么在一九五九年如此积极的“反右倾”呢？其目的无非有三：第一，这是他对自己极左的本能维护；第二，是为了掩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狂热煽动等错误而施展的以攻为守的策略；第三，有意要借“左”的指导思想去迫害“不顺从”他的干部，以达其危害党和人民的目的。

第十七章 在“三年困难”时期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得到恶性发展，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赫鲁晓夫撤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六〇年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开始认真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指出凡一平二调者，必须坚决退赔。十二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中央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和广东调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调查组的活动。正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随着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央又相继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系列条例。一九六二年初，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这个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国民经济。事实证明，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对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当全党，特别是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需要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之时，康生这个“大跃进”中的狂热煽动者，反右倾斗争中的急先锋，却突然转移了他的兴趣。过去那股狂热的劲头，频繁的指示，空洞的号召，严厉的挞伐，突然不闻不见了。他干什么去了呢？查查他当时的行动踪迹，方才得知，他去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去了。这时，他对开放诲淫诲盗的禁戏颇为热心。真是闲情寄趣，逍遥世外，似乎又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地主之家，当然，地位、权力、架势都远远不是一个地主阔少爷所能比拟的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的时候，康生刚刚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归来。

他回到北京，不顾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同紧张战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完全相反，却热中于长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解放后一直禁演的《花田八错》。康生担心著名艺人不愿意或不敢照原样表演，特在演前亲自跑到后台鼓劲说：“你放手演，过

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很象解放前上海滩上的青红帮头子那样：”出问题我给你顶着“。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大劈棺》、《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淫荡戏。

一九六一年新年刚过，康生就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先后到云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