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保女皇是为了保自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仓皇出逃，结果折戟沉沙，焚尸于温都尔汗。从此，林彪集团也就彻底垮台了。

康生和林彪之间，本是文武结合，相互利用的关系。康生之所以看中林彪，是由于林彪手中握着枪杆子，权势所在，又是接班人，康生当然贴心投靠；林彪之所以看中康生，是由于康生笼络了一批笔杆子。既要篡党夺权，就要靠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捧一拉，两者就自然合伙了。可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急不可耐地抢班夺权，暴露了野心家的面貌，遭到了严厉地批判。康生一见大势不妙，于是和江青一起，匆匆忙忙改画脸谱，演起由合到分，由得宠到“受害”的换马丑剧。“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到处散布林彪早就把矛头指向了他们。演戏毕竟不是事实，假话只能蒙骗一时。

无庸置疑，林彪集团的彻底垮台确实给康生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是不是说，康生从此之后，洗手不干，不再继续篡党夺权了呢？当然不是。

就象一个赌棍，并不因为输得精光而不再下赌注一样，康生又继续押宝，以作垂死挣扎。怎样挣扎呢？是自己亲自出马吗？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年老体衰，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投下最后的赌注，倾全力死保江青这个“女皇”了。

康生与江青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共同挣扎的因素，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江青借口康生有病，不是打电话向康生表示问候，便是亲自登门拜访、看望。每次去，总少不了带点什么盆花呀，狮子狗呀，影集呀，炒菜呀之类的慰问品做掩护，实际是借机密谈，积极策划保江青出面“组阁”。

一方要当“女皇”，找忠于自己的保驾，一方要尽“顾问”之责，寻新靠山。

各有所求，但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新王朝”！

然而，“保江组阁”的策略，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因为康生、江青一伙，长期以来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关系甚密。林彪反党集团的许多篡权活动，他们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参与者和舆论制造者。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败露，已使康、江一伙处境困难的话，那末，林彪反党集团于九月十三日的彻底覆灭，就使康、江一伙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定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住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稳住阵脚，以求一逞。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

次代表大会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才认为时机已到，开始施展其“保江组阁”的本领来。

康生究竟施展了哪些本领呢？

第一，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

忠奸本来是不能并容的。反周是康生的宿愿。“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就旁敲侧击地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人”，是“同汪精卫合作”的人，是犯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职业病”的人，并纠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周恶浪。结果是损兵折将甚多，收效甚微。这一点确实证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并没有屈服于淫威之下。这就不能不使他暗自咬牙盘算：周恩来虽是他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但是，反周不易收效，目的难以达到，闹不好有使自己垮台的危险，林彪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康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暗算，不敢公开表露。

自“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尽力排除干扰，力挽危局，采取一切措施，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思想上，狠抓批林整风运动，大力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组织上，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解放和使用了一些老干部；在教育上，提出排除障碍，拔除钉子，坚决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主张，并恢复了教学和招生中文化考核制度；在经济上，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形势有所好转。对于这一切，康生和“四人帮”统统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们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等于束手待毙，彻底完蛋。因此，当他们于一九七三年八月站稳脚跟之后，就立即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他们“组阁”的障碍！

第二，“影射史学”出笼，帮凶得心应手。

怎样“反周篡权”呢？明反吧，不敢；不反吧，不甘！怎么办，还是康生鬼点子多。一说害人，真是满腹经纶，于是，“影射史学”应运而出，假托“批孔”，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

“批孔”，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可是江青、康生立刻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借题目，做文章。他们既不批林，因为批林会批到自己头上；又不批孔，因为批孔会把人引向故纸堆。因此，他们密谋的绝招是：借“批

孔“之名，行”批周“之实的策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迅速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稿子1作些增补。×迅即照办。康生看到×的增补稿极表赞赏，立即批送江青，从而为江青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大搞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作了准备。正因如此，江青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她擅自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康生大加赞扬，说”康老立了一功“。什么功？显然是指康生倡”影射史学“

之先，为她提供了炮弹。

既受“女皇”赞扬，康生认为此举得中。动员大会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对×××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安慰和鼓励，他说：“动员大会×××去了没有？身体怎样？请转告×××，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孔子杀少正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接着又布置新的任务说：“现在再叫×××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内容和写法是：（1）关于柳下跖其人，儒家反对他；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他怎么样？（2）对《庄子。盗跖篇》做个简要的说明，并译为白话”。×××受宠若惊，自然心领神会，对康生交办的新任务，当即表示“乐于接受”。康：生向×布置新任务的第五天，即二月三日，又指示其秘书向江青写了报功信，说：“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要我告党校，请×××教授加以注释，并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搞成后印发中央同志参阅”。

二月二十二日，康生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康生的御用写作班子）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报送江青审阅，《痛骂》一文批送姚文元掌握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痛骂》一文，既然是“痛骂”，那就蛮横、撒野，不讲任何道理，搬出了“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态度，把《庄子。盗跖篇》的寓言变成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世竟能当面痛骂孔丘的“反孔英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如果说康生的指桑骂槐，以古喻今的策略，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中还是隐晦的话，那么，在《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中则是赤裸裸的了。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成为江青、康生一伙的得心应手的攻打武器。他们自诩为“柳下跖”，把他们攻击的对象辱骂为“孔老二”，无非告诉人们，他们是祖传的“造反派”，而别人却是承袭的“保守派”。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写的一封信中就1 此稿是康生于1969年9月以“注释”《毛选》五卷为由，指示×××写的。

曾写道：“你们要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于徒孙们”。江青此话，既说明了“影射史学”的用心，也证实了康生指使人搞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样板”作用。

康生报送江青审阅的《庄子。盗跖篇》译文怎样了呢？江青嫌译文“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上考虑不够”，立即送交其御用写作班子——一梁效修改。三月二十六日，梁效将译文修改完毕退江青。三月二十七日，江青又将修改稿批转康生。康生见到修改稿，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养病，立即得意地作批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接着，他又指令中央党校的“唐晓文”，立即编写《鲁迅批孔言

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

料，继续为江青效忠。这几个材料搞出后，康生特别指使其秘书给“唐晓文”打电话：“康老说他身体不好，材料寄江青同志，要写上是尊领导嘱咐送的”。他们就是如此紧锣密鼓，进行这场肮脏的罪恶勾当的。

第三，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

“唐晓文”，是根据康生指令于“文化大革命”之初成立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成为康生的一个“传声筒”。康生经常不断地向其交任务，指方向，自不待说，就是挂牌子、闯门面，也由康生具体指导。而“唐晓文”

也“紧跟康生每一阶段的指示”，忠实体现康生的意图。康生要“批孔”，唐晓文便连篇抛出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因而，博得了康生的喝彩，赢得了江青的赞赏，成了一枝同梁效、罗思鼎齐名的笔杆子！

当然，唐晓文是按康生的指挥棒去迎合江青胃口的。江说要锋利，唐晓文就句句带刺；江说要有“现实感”，唐晓文就赶快给柳下路穿上红卫兵的衣服。对于江青的赞扬，不仅要明吹，而且还要暗颂；对于江青的效忠，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一二五大会”之后，唐晓文就曾连夜赶写《简报》，大吹江青是“抓大事的光辉典范”，发誓要“跑步前进”，表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以后，又连续给江青写信，以示忠心，说什么：“随着直接受您教导次数的增多，愈来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今后一定根据您的指示”，“在您的指导和关怀下”，“为运动的深人、普及、持久，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这些都是期待“女皇”

登基之后，评功加封的凭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初，康生的病势日趋严重，他便把自己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干脆交给江青直接指挥。江青大喜，当即带该班子去天津进行示威活动。沿途，江青一再宣扬，梁效和唐晓文

是“我的两个班子”。唐晓文受到江青的宠爱，就象侍臣一样，更加效忠于江青。在江青天津之行的整个过程中，同梁效一起，接连炮制《简报》，待将来一旦要出《“女皇”大事记》时，《简报》岂不是轰动世界的内幕巨著！

至于“唐晓文”的顾问×××，对于江青则是更加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在谈到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的感想时，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也不能忘记这一点”。由天津口到北京之后，“唐晓文”的头头立即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说要汇报天津之行的“盛况”。康生的秘书回话说：“我们都知道了，已经看到了《简报》，很好嘛！”“女皇”出巡，除了鸣锣开道者之外，又随从一大批“文人学士”，所谓《简报》，就是出自这些“侍臣”之手，其内容不过是招摇过市之时的具体行踪。比如到了小靳庄，接见了什么人，替谁改了名字，送谁一顶草帽，给谁一个发卡，有什么批示，发了什么指令之类的东西！这批“侍臣‘写成报道，随感，欢呼场面，群众怎么激动，自己怎么幸福。这些报道者自认为不是光宗耀祖，也是三生有幸！把这类《简报》作为”首长通报“专发上层。这都是”新天朝“的史籍！康生对江青天津兴师动众的势头极为关注，对其精心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及其顾问×××的”争光“

甚为满意。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虽然重病在身，对于“保江组阁”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在晚年，确实想在江氏王朝里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贩毒立功。“理论权威”康生总想以贩卖理论来唬人，总要以理论换得“新天朝”的席位，也总以理论为自己的墓志铭增添让后人拜谒的条文！康生操纵的写作班子，按照江青的心意连篇累陵地炮制吹捧女皇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了名的妇女，不管是祸国殃民的女妖，还是确有建树的女杰，只要为心狠手毒的任青所欣赏，这些写作班子便篡改捏造，塑造成“创造历史”的伟大形象，武则天固然要大书特书，什么吕后，甚至连慈禧太后也要列到让人崇拜的江氏石坊上。他们一方面捧颂，另一方面还在攻击，叫嚷什么要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人们自然清楚，这是为谁鸣锣开道。

二、秘密组织班底。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指示”上海市委尽快物色一批准备充当中央各部部长的青年干部。四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派到中央各部的备选名单。到了十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央委员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上海之外，在辽宁也作了组织准备。作为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大权的康生，

当然对这一重大人事安排，不会漠然置之。

三、在政治局内发难。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轮。它战胜艰险，远航欧洲，胜利归来，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江青一伙却利用此事，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反对造风庆轮，其矛头所向直指党中央委托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十月十六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直接向邓小平同志发难。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邓小平同志：“对风庆轮这场斗争，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调查”。“四人帮”就一拥而上，滥施攻击，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

四、向毛泽东同志告状。十月十六日的会议，没有达到“四人帮”预谋的目的，于是，他们连夜开会进行紧急策划，决定派王洪文于十七日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告状。王洪文到了长沙对毛泽东同志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搞串联。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同时，又大肆吹捧江青、张春桥等人。明显透露了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的企图。

但是，“四人帮”没有料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支持他们，反而批评了他们，明确支持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接着，又针对江青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提议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总理还是总理，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此为止，康生导演的“保江组阁”的丑剧，只好改换题目另做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将其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召到家中作了一次交底谈话。他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

又说：“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我不甘心死呀！”很明显，康生在这个谈话中所说“党内斗争复杂”，是指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计划受到了挫折；所说“我们党危险了”，是指“四人帮”一伙处在了危险之中；所说“我不甘心死”，是指保江登台之愿没有实

现，把“造反派”召到身边，嘱托他们继承康之遗志，保其舆论基地，以防翻案！

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日趋不利。邓小平同志受托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同时，还严厉批判了派性，提出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却得到了广大于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因为它在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局面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应当指出，“四人帮”所做的许多误国害民的恶作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因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一九七五年初，针对江青对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辱骂批评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批评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要他们“不要随便批文件，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警告他们

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

什么照样搞呀？“并提出今后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康生非常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死保江青登上他们预备的宝座，那是虚幻的梦想。只有把自己积累的投机之术，再次使弄一番。为了把保险系数打得更大一些，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听了之后，使常人按我们党内的习惯，的确无法理解，也难以置信，可是这又是事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生之用心。事情是这样的，康生要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他一不

向组织揭发，二不向中央提出。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又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却于五月下旬，把外交部的两位女青年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谁都知道，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为其隐瞒和辩护。

这一点在延安整风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象江青这样的真正的叛徒，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保江过关。当时，与会同志对江的历史提出许多疑点，要她回答。可是康生不等江青回答，就大包大揽起来，不是说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说那个问题组织上清楚。这样，江青的历史问题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现在，康生要亲自出马，“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同他过去长期持包庇态度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谁都看得明白，他临死还立下这样一“功”，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以保持自己的所谓“晚节”而已！

康生的“揭发”，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当形势对他不利，特别是危及到他的头上时，他就来个特别的“揭发”；当形势发生波折，在他看来对“四人帮”有利时，他又对自己的“揭发”来个修正，另补上一个新的“揭发”。世上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赌棍！一般赌棍押宝时，不是押红就是押黑，总不能既押红又押黑。可是康生却是双押宝，他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不管怎样，他都是胜利者。就是死后，也要留下替他辩护的嘴！

时间推移到了九、十月份，也就是到了康生离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他趁邓小平同志离京之际，突然鼓起勇气，带病到毛泽东同志处进谗言，说邓小平同志“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等等。康生的谗言当然起了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谗言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就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也由守势马上转入攻势；全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此时，康生大半感到满足了，可以甘心了！于是病死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结束语

康生死后，“四人帮”为失去他们的“教师爷”进行过欺骗宣传。他们把煽动家的辞藻和阴谋家的谎话当做康生的业绩，因而愚弄过不少的人。

不过，康生自己的言行录，却一再戳穿了别人为他裱糊的装潢，以至完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类的金冠，理所当然地从他的头上滚落下来。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康生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在康生七十七年的一生中，特别是他在共产党内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知有多少血迹斑斑的脚印，多少共产党人的冤案，才构成了他那凝结着奸诈狠毒的罪恶史。

纵观康生的政治活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历史年代：从我们党的“七大”到“八大”，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年。这期间，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既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和破坏，在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他离开了中央的重要工作岗位，他只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起作用，因而，其危害范围大大缩小了，特别在建国以后，他活动的范围只是疗养所或医院，权力所及，只能限制在这个小天地里。这就为我们党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排除了一个不小的障碍。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那就完全相反，当康生得势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受难，人民倒楣的时候，象一九五八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窃据了中央的重要岗位，而且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党灾难丛生，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康生的手伸到哪里，那里便是非颠倒，劫祸连起。

只要略加回顾，便可找出康生同我们党的兴衰的关系，便可了解，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成了我们党的一个特别的祸害。正因为我们党认识了康生的真实面貌，虽然他已死掉，但还是坚决把他清除出党，撤销了对他的悼词，还了他反革命野心家的本色。

康生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揭露，因为他有几张画皮，使人迷惑不解并借以吓人。

第一，中央领导人。康生发议论，作指示，都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势。因为在他口里，似乎句句都有来源，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中央的意见，给人们的印象，他就是中央的发言人。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种使

人摸不清的身份，增加了许多揣测，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楚。所谓小道消息满天飞，其重要来源，出自康生。你说小道，过不了几天，却变成了大道！

第二，老资格。人们称他为“康老”，他也自以为很老，但他不是从年龄上著称的。他卖弄的是老资格，一谈起来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党内发生的事件，历史人物，摆些细节，谈些故事，似乎他都亲身经历过，听者只好目瞪口呆。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康生一谈共产国际，就同自己的光荣史联在一起，眉飞色舞，从莫斯科到巴黎，从苏联、东欧，到法国、意大利，从党到党的领导人，他都议论一番，评价一番，有的大骂一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都谈论一通，谈今说旧，由外国人引到中国人，又由中国人扯到外国人，应他批判之需要，适他政治之要求。他又经常会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士，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要把他那套讲出去。似乎别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他唱独角戏了！

第四，理论权威。康生有过这样几个头衔：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他的这些职务，以及他部署的工作，抓的问题，给人们总的印象，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这样自居，也这样向人标榜。无论理论上的什么重要问题，他说了算，以他的话为准。特别是他说批谁就批谁，他说怎么批就怎么批，上什么纲，定什么性，都取决于他的“指示”！

第五，情报专家。从三十年代起，康生在我们党内就做情报工作，象社会部、情报部以及一些审干肃奸的机构，他都参与过和领导过。在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假叛徒、假特务。似乎在我们党内，所有老干部的历史他都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他都通过秘密的情报加以掌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他一插手，总要把一大批好同志，弄成“叛徒、特务”，他象患有顽固的职业病，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他“肃反”的眼睛一看，就变成他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那套逼供信的手段。对我们党的很多干部来说，一提到康生，便产生一种无法安定的恐怖感。

他的这五张画皮被在身上，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对广大干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也被他欺骗。长期以来，对他的问题得不到系统的清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康生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罪恶，向全党展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凶恶的敌人。从康生的历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忘记“左”的危害，会亡党亡头。

康生是从“左”倾错误中发迹的。从三十年代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由“左”倾思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或大或小的危害，几乎都跟康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他是利用“左”的错误，干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处心积虑地糟蹋党和人民的战士和功臣。他是以“革命”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他是以折断党的脊梁为其主攻方向的。

不好说康生的“左”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承袭者。他把地主阶级的上馅下陷，倾轧欺诈的处世哲学，搬进了共产党内，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口里念着极左的词句，手里拿着的剑却直接刺向党的要害。

我们党多次受到“左”的袭击。“左”给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是，肃清它的影响，防止它的复发，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内的成员、党的历史以及党的社会环境，对于“左”的滋生和发展易于助长，却不易于防止。所以，康生及其一伙常常利用这种条件。他们深知，只要点火，只要吹风，就会吹遍全国，就会搞得难于收拾。

“左”的影响和流毒，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远远没有肃清。“左”

并不是宣布它的错误，就会得到制止，人们也就相应地警觉起来纠正它。

它有深厚的土壤和传统的条件。康生之所以长期得心应手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就是利用了“左”倾顽固症才实现其野心的。

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左”给我们党和人民的危害，并不是也不应当是放任右的东西占领我们的阵地。当我们反“左”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有所抬头，企图把没有免疫力的人引向脱离党和社会主义的轨道，这当然会遭到强烈地反对的。

第二，要肃清“家长制”的残余和影响。

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后来又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土地上，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我国人民觉醒的界碑。我们党在为自己壮丽的事业奋斗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诗，整个旧社会被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打得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了。可是，旧社会的污毒井不能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更不能把它装入棺材埋在地下，封建制的残余，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盘旋。这种残余也浸入了共产党，家长制就是突出的反映。

康生就是利用了党内的家长制行奸作恶的。家长制、一言堂，当然不是我们党所应该有的。但是当着人们缺乏对封建主义侵袭的警觉、听不得不同意见、社会上又没有民主传统的时候，它也就滋长蔓延起来。康生专门

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以骗取信任，由报喜不报忧，到歪曲事实搞浮夸，以至打击陷害同志，爬上更高的职位，窃取更大的权力。这不能不说是家长制作风所带来的危害。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防止家长制作风的发生，就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万万不能放弃的政治生活的根本制度。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的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倾听多数同志的意见，才能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则，也才能防止一言堂、个人专断的发生；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使领导不受蒙蔽，才能防止大权旁落，也才能避免对投机钻营分子的无原则地使用和提拔。

第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和每个共产党员前进的重要的力量源泉。共产党要健康地发展，共产党员要锻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必须牢牢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这一条，党便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党，党员也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崇拜自发性。就是无产阶级，也不会自发地成为先锋队的组织，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锻炼。有了先进思想的灌输、启发，通过自身的觉醒，才能起到先锋队的作用。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天生的自来红，只有不断地改造，不断地提高，才能成为符合条件的共产党人。所谓“一贯正确”者，就是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种说法。

康生从来没有认真地作过自我批评，似乎他从来就是正确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不能作自我批评的人，就不会掌握党所要求的批评。康生就是把批评当成棍子，专门整人的。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康生这种人，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同志之间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多少年来，康生之流搞乱了党的作风，把本来是教育人帮助人的武器，却变成了他迫害人的大棒。

第五，政治运动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倒易于遗留下严重后果。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促进了群众的觉悟，对我们取得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就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时所采取的方式，应当有所不同，再沿用我们那时熟悉的一套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和同志之间的问题，就容易把搞阶级斗争的方式照搬过来，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社会秩序建设和

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工作，恰恰是不相适应的。其实，毛泽东同志于建国前夕，就一再向全党提出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了。康生恰恰利用我们遇到的困难，而把他所熟悉的那套以欺骗夸张为手段，以整人为目的“政治运动”，大轰大嗡，从而搞乱是非，颠倒敌我，制造冤假错案的。因此，每次运动，总伤害一批好同志，也总应运而生一批投机者，留给党一批遗留问题，往往“一年运动，十年未了”，使不少同志浪费了青春年华，党和国家遭受很大损失。结果，常常使原来的设想落空。政治运动不但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相反，却增加群众思想的混乱，使我们前进的阻挠更多了。

经济建设是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有节奏地前进，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扎扎实实地认真地工作。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其恶劣作用都超过无济于事的废话，同共产主义事业是背道而驰的。

第六，维护党风、党纪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纪是铁的纪律。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维护和遵循的，不允许任何党员破坏。可是康生不是这样，他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党风、党纪对他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当他破坏党风、党纪的时候，都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总是拉大旗作虎皮，从而借着这种破坏行为为自己的升迁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只要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欣赏，就可达到目的。

一个执政的党，始终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使自己的党员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不管职位多高，都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摆架子，不高人一等，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同剥削阶级的官僚鲜明地对立起来，把维护党风、党纪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见了康生之流的恶劣行径，愤而制止，坚决斗争，不容其蔓延和滋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会作为法宝传之后代。

第七，必须十分警惕投机钻营者和权欲熏心的人进入我们党的领导岗位。

林彪、康生、“四人帮”已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令人憎恶的样板。

他们的出现，说明我们党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康生的发迹史，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康生每次投机，都把自己暴露得非常清楚，也确实有不少同志知道他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他都能一关关地混过来，无非是从他的地主家庭和旧上海滩上学来的那套投机钻营之术。本来这些东西在党内是没有市场的，不过投领导所好，便为其开了绿灯！“文化大革命”

以他的实际行动，训练了一批他的后继者，可以说撒下了祸害种子！凡是投机钻营者，都有自己的野心，攫取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位和权相连，

权和利又相连，那种权欲熏心的人，一定官迷心窍。一旦权在手，就为所欲为，象康生那样，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野心家、阴谋家，是害怕群众的，是害怕事实的。只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完全可以防止这些家伙得逞的。

第八，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顶住了一切压力，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领导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国以后的头七年，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党的“八大”，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可是，由于我们党没有沿着“八大”的方针，而后又被康生这些人所蒙骗，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大大落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长期没有扭转的方针，把全党的注意力扭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使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有了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全党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康生所批判的所谓“维生产力论”，是他蓄意编造的，是康生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据。一个执政的党，不抓生产，不抓经济建设，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第九，要牢记个人崇拜的教训。

个人崇拜的结果，使我们党吃了大亏，而被几个野心家象林彪、康生之类所利用，搞成了造神运动，以至成为亿万人民思想的禁烟。这个教训，我们不应忘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杰出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

必须肯定，不管什么伟大的人物，当他代表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他就起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他和人民的意志以及历史发展趋向相反的时候，他也就对历史发展起阻挠的作用。个人崇拜把人民引向历史唯心主义，使人们不能摆脱旧的思想牢笼，永远成不了历史的主人。

第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是我们党的严重任务。

康生为什么长期以来成了什么“理论权威”呢？他除了几张吓人的画皮以外，的确是欺负落后。他谈起理论来，往往引经据典。只要按照他指点的线索，认真一查，就会发现，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同他讲的相反。

他所批判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结果都是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他所用的手法，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超越阶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判，来显示他的权威。他的这种思想和手段，是非常卑劣的。他是按照他的帮派思想，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帮分派，当成了旧上海滩上的青红帮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污辱！也是对我们党的污辱！康生对马列主义极尽糟蹋之能事。现在看来，我们党的一项严重任务，就是把康生歪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这些原理。

康生虽然死了几年了，可是他所散播的毒害，并没跟着消失。因此，肃清康生的流毒和影响，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有待于更多同志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