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保女皇是为了保自己.4

八月底，他捎纸条给孟超同志说：“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

戏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会议期间，康对习仲勋同志搞突然袭击。他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爱人李建彤同志，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同志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此次会议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此为转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九月底，强令《红旗飘飘》丛刊停止编辑。已经印好的三十万册第十七集也让销毁。文章的作者，刊物的编辑也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十月，组成以康生为首的《刘志丹》专案组。专案组一成立，立即对李建彤同志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逐一加以迫害。

十一月，在钓鱼台主持写反修文章。

一九六三年六十五岁

春，提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是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五月至六月，去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讨论。其间，康又一次提出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论点，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说：“这是赫鲁晓夫的论点”。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向中央文教小组所属的“理论小组”讲《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产生的经过及其含义。不料，康的这一讲话传到辽宁。辽宁的同志将其整理打印出来。康见了打印稿后大发雷霆，说“理论界有个李万铭（骗子），说我有个讲话，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讲话”。

并为此大整“理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甫同志。

七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中苏双边谈判。九月三日，陪同艾地同志去中央党校，并作报告。

×月，为潘天寿先生的个人画展题词：“艺苑班头，画坛师首。”

一九六四年 六十六岁在钓鱼台继续主持写反修文章。

年初，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予倩改编的本子拍摄的电影《桃花扇》之后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的，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康还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

后来，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五月二十日左右，收到《光明日报》呈送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清样。康生看后，武断地认为艾、林两同志是杨献珍同志的“代言人”，立即找“反修哲学写作小组”重要成员关锋研究对策。经研究决定：（一）让“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一篇反击艾、林的文章，（二）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的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

与此同时，暗示中央党校要揪“合二而一”论的所谓后台。五月二十八日，为施展“钓大鱼”的阴谋诡计，康生指示《光明日报》第二天公开发表艾、林两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党校请示康可否对《光明日报》发表艾、林的文章表态？康回答说：“经过讨论，自然会有结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并指令中央党校查一查杨献珍的讲稿讲没讲“合二而一”。

同日，康生收到《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康生看后对作者说：文中提出的一个公式，“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人家抓住辫子反而麻烦”。

六月初，在康生的催促下，中央党校找到了杨献珍同志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新疆班讲课的讲稿。其中讲到“合二而一”问题。

六月四日，指示《光明日报》赶快发表《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

六月五日，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席间，他将当日

《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和五月二十九日发表

的艾、林的文章一并交江青，让她转送毛泽东同志。

六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将文章一并退给康生。从此之后，康生就到处宣扬说：“主席讲啦，‘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

六月九日至七月九日，加紧施展“引蛇出洞”的策略。在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上煞费苦心，竭力搞成学术讨论的样子，以骗人上钩。

与此同时，康生又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编辑部，把赞成“合二而一”的人—一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然后由该组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

六月二十四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说该报于四月八日发表的××的文章“有毛病”，但不要因此“把目标转移”了。关于“合二而一”

的来源，“还是说从（中央）党校来的，从杨献珍来的。”

六月二十七日，召集《光明日报》负责人谈话，说：关于“合二而一”

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还可再放四篇错误意见出来”，“每次两篇”。并诬说“杨献珍从五七年以来的八年多在五个关键问题上表现都不好”。

七月一日，在人大会堂观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席间，对著名演

员说：“我看了你的《尤三姐》电影，觉得这在国产的戏曲艺术片中是最好的一部。”

七月上旬，以“中央理论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的理论组）名义，

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

献珍同志的文章。

七月十二日，同《光明日报》负责人谈公开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步骤：第一步，批杨在五九年的三个报告；第二步，揭杨同彭德怀湖南之行的关系；第三步，揭杨同魏文伯的侄子的谈话；第四步，揭杨于六二年在西北局的调查。

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集理论界十几位同志在钓鱼台八楼连续开会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稿子。

七月十七日，由康生亲自导演炮制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七月二十四日，在钓鱼台召集理论界一些同志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批判“合二而一”问题。

七月三十日，《光明日报》请示康：“一篇稿子中说最早提出‘合二而一’的是德波林，要不要删？”康回答说：不用删，有的文章中“就有‘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提法”，保留德波林是“合二而一”

最早提出者的说法，“正好说明杨献珍是德波林的应声虫嘛！”

八月初，同陈伯达一起。按照“‘合二而一论’是阶级调和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拟定了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纲。

八月上旬。康生、陈伯达召集会议，讨论修改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

八月二十三日，指示《光明日报》，“可以找中央党校写文章揭发杨献珍讲稿中的问题”。

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赶紧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还指示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要全面研究一下，要系统研究一下。”

八月三十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总结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这次讲话，他一反几年来反对戏剧改革、大肆鼓吹抢救旧戏的腔调与举动，指责戏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来，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责令各地对此情况一定要作出“彻底检查。”

八月三十一日，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

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三个多月来对“合二而一”围攻的情况。

此次报告中，又对中央党校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攻击。说该方针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它“在中央党校实际上成为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达了“今后不许再用”的禁令。

十一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

十一月底，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十二月×日，收到赵朴初同志写的反修诗——《某公三哭》，并大发议论说：“宗教界人士还能反修？”于是，将其当作反面材料呈报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三届人大会议。

一九六五年六十七岁

一月四日，出席三届人大闭幕式。会上，康生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月×日，陪同刘少奇同志听取教育部关于教育革命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康趁机对刘少奇同志说：“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就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

五月，向毛泽东同志告吴晗同志的状。胡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有关。”

六月二十三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且历时是相当长的”。

九月至十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据康自己说，其间，毛泽东同志同他明确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年底，将大庆油田出土的三十万年前的一块联据化石摆为己有。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选料配制砚身。

一九六六年六十八岁

一月二日，出席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

一月三日，同一兄弟党主席谈话。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重要意义”，至于“有些农民占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个问题”。

一月十三日，就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的《情况简报》试刊上所载

《从海阳农村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如何为农民服务》一文作批说：该文作

者“是站在群众之上，要做群众的导师，做人民的老爷”，这些人“必须下到农村去劳动三年”。结果，《情况简报》仅出一期试刊就被一棍子打了回去。

二月三日，参加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问题。会上没有争论。康生对彭真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也没提出任何异议。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指定许立群、姚涂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向中央汇报用的《汇报提纲》。

二月五日，参加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听取彭真同志的汇报。

会上，康生也没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二月八日，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汇报中，康生仍然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一日，彭真同志以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汇报提纲》转发全国的批语，康画了圈。还是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二日，去上海。

二月二十五日，回北京。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大区书记参加），听取毛泽东同志专就学术讨论问题所作的报告。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召去谈话。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康生关于《二月汇报提纲》制定经过的歪曲汇报后说：“‘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三月三十一日，向彭真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谈话内容。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当面批判彭真同志在文化革命中犯的所谓“一系列罪行”。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术、教育和工业体制问题的指不。

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五月四日至十六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康生突然变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为激烈批判态度，说该《提纲》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该会决定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并任命康生为“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五月十三日，通过关锋指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

五月十四日，派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

大搞“调查”。行前，康面授机宜，要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

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其间，十八日听取林彪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二十四、二十五两个下午，康生作长篇报告，大讲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全面超过”马列主义。

五月二十五日，康、曹支持并帮助炮制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公开贴出。

当即引起北大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击。；当晚，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并严肃批评了聂元字。

五月二十六日，得知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按等七人大字报的态度后，连忙指使人把大宇报底稿要到手，并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将大字根底稿转送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同志。

六月一日，康生借口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立即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广播。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打电话给电台提出质问。电台立即将质问编成《情况反映》报康。康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

六月二日，指示《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登载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

六月三日，出席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集的各部负责人会议。会上决定向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对此，康生表示积极支持。

同一天，会见了胡志明主席。会见中，诬说彭真背着他搞了个“对抗毛主席文化路线，抵制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承认“《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关”是他的发明权。

六月四日，同王力一起到中联部作“文化革命动员报告”，说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三和一少”。

六月六日，到北大看大字报，并对北大师生的“革命热情”表示“赞扬”。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北大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康生积极参与和支持北大工作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全体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彭真“在晋察冀是一个彻头彻尾拥护王明路线的人，但以后却变成一个坚决反王明路线的人”。说王稼祥是“定时炸弹”，“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诬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并做贼心虚地说：“我检查了自己是不是定时炸弹，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我要是炸弹，就去炸美帝、炸陆定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七月十四日，同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宇报，并同师生谈话，

说他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

七月十七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会上，康生极力反对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所提出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研究撤销工作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三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起草一个撤销工作组的文件。是日会毕，康又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四日，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在此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煽动性地问：“你们掌权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

七月二十五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通过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文件。会毕，康生又跑到北大向全体师生提出三个问题：（1）

“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2）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3）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谁去搞？竭力引诱和煽动北大师生去翻“六一八事件”的案，去反对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明确宣布以张承先为首的

工作组五十天来犯了两个最大错误：（1）不让北大师生了解自己是北大文

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走群众路线；（2）没有帮助北大建立起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切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因而，“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此次报告明确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组长之职。积极支持聂元梓等人起来篡夺北大领导权。

是日晚，率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去北师大参加师生大会。会上，他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他宣布撤掉孙友渔同志北师大工作组组长之职，并针对一些人要追林杰的后台问题叫嚷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陈伯达和我。”

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大，并在此接见了十八所高校的来访者。接见中，又把反工作组的调门进一步升级，他说：“二个月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应一律撤销”。

七月二十九日，同人大部分师生谈话，再次大谈“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还对当时流行的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八月一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八月四日，在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吹捧聂元祥等七人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点起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攻击北大工作组六月二十日写的《简报》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一个反革命的文件”。说北大工作组“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而不是“右倾思想错误”。此次会议还提出“一斗二批三改”，即“斗黑帮”、“批权威”、“搞教改”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叫嚷要“彻底改造党团组织”。

八月六日，同江青一起参加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鬼见愁》的辩论会并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成绩，说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革干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攻击共青团“象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彻底改造，并要红卫兵成为改造共青团的“重要骨干”。

八月十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大讲毛泽东同志如何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八月十二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并被会、议递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八月十五日，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

八月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师生并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牢牢记住”：“革命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自己解放自己”。

八月十八巳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席间，他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

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一些人给林枫等同志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斗。当晚，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还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有彻底搞深搞透”，“他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彪的问题”。

八月二十日，打电活给中央党校，说他“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希望中央党校“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并说“戴高帽、挂牌子不算武斗”。

八月二十八日，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席间谈了他对中央党校的两点看法：（1）“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2）“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揭开林枫的盖子”，对党校来说“仅仅是初步的”。

八月三十日上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下午，第二次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并讲话。说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因而，这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

还说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是日下午，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次大会。

九月四日，收到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的信。信上说：“党校的问题同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康生对此极表赞同与支持。

九月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山大等来京同学，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和经验”，继续煽动反工作组。

九月十日，接见谭厚兰，让其去山东砸曲卑。说：到那里“凡是应该砸的都可以砸”。

九月十五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会，并为大会主持人。

九月二十一日，出席中央党校文革会。会上，康生讲述了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的经过，说他是最早发现“合二而一”“有问题”的人。

十月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四次大会。

十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的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会间，与北航“红旗”

代表座谈，赞扬他们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写得好”。

十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刘、邓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

十月中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在康生的暗示下，领先对刘、邓的所谓“反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康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样才算“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

十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五次大会。十月十九日，同中央党校一些人谈什么是政治表现。他说，所谓政治表现“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在当前来说“就是坚决不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组长汇报会。其间，康插话说：“，＼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同志当即说：“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十月二十七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参加阿劳五大。

十月二十八日，拜会阿劳中央。拜会时，康表白他这个人一向有点“激进”！

十一月二日，在阿劳五大上致词。十一月九日，同阿劳中央会谈。

十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阿尔巴尼亚参观访问。此间，他首次提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的观点。

十一月十五日，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并发表长篇讲话。极力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不是象列宁那样仅仅从经济上看，而且还“从思想范畴上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从政治范畴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并主持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八次大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

十二月二日，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此前言“已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过，准备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出席林彪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会上，康生作了中心“批判”发言。他说：工矿企业中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比学校少”，因为在这里所有制虽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但在流通、分配等方面“基本未改”，“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因此，“工厂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更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如果基础变修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十二月十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召集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进行座谈。座谈中，康生多次插话说：李洪山到处贴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陈伯达等大标语、大字报，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小头目”，对他必须“严厉镇压”，“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就是最大的民主”。还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是由于康生的这个讲话，北京林学院发起了有四万人参加的“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接着又将李逮捕入狱。

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兄弟党总书记谈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说列宁所讲的”今后的东方，革命无疑地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一句话，”实

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之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的一份《学习简报》上逐段加批。

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接见红卫兵并讲话。康生说；明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一年”，但要最后胜利还要看“明年的大决战”。

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两条路线的实质或关键”，“不只是指六六年六月初七月底的五十夭的路线错误，也不是只指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而是指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提出“生产力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论点。

一九六七年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子明等人两次致信康生，对李洪山的结论和处置提出质疑。康生在信上批道：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的”。

一月×日，鉴于陶铸同志被揪斗，中央责成康生兼管中组部的工作。

一月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王力等人一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接见时，康生竭力鼓动“造反团”把材料整理出来，说“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军队的同志应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还说：工厂实行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

一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的头头，大讲所谓“批判刘邓问题”。

此外，这次接见中，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工厂，“完全可以蜕化为资本主义工厂”问题，发明了人民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新提法。

一月十日上午，在人大会堂接见北航“红旗”等单位，说《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新阶段。他表示“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要组织大联络站一起战斗”，“一起回击经济主义妖风”。下午，又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诬说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

一月十三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青训班的一些人，主要讲：（1）

中央党校从四八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同的是五七年前“同逆流作斗争的是陈伯达”，五七年后同逆流作斗争的则是他康生。（2）说他主管中央党校以来，曾领导党校进行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直到揭了刘邓之后，才把“党校的盖子真正揭开”，并抱怨说：“我把党校的盖子根开了”，可有人却“把矛头指向我”，这就“完全错了”。（3）说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仍、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是“对抗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方针”，是“抽象、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一月十五日，通过陈伯达将中央党校的拥有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并指使“造反派”抢先“夺权”。事后不久，又经康批准，将青训班学员苏承德、宋扬之等六人逮捕入狱。

一月十七日，看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所作的《关于高级党校如何开展整风》的报告。突然从中发现了“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思想”四句话，象是发现了什么重型炮弹，立刻在旁边批注道：“这就是杨、侯‘十六字方针’的初版，杨、侯拒绝以毛泽东思想为党校的指导方针，说他们的‘十六字方针’是少奇同志定的，以此对抗主席的方针”。1一月十九日，在王力、关锋陪同下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受工效禹派遣专程来京摸夺权之底的儿子张子石。让张子石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同一兄弟党会谈。他说：过去是依据列宁的阶级定义，“从生产资料和经济范畴来划分阶级的”，而现在看，“不仅从经济范畴，而且要从政治、思想范畴来决定阶级”。

一月二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表白他没有保过郭影秋和蒋南翔。

说：“恰恰是我的一个讲话，第二天把郭影秋揪回人大。蒋南翔，恰恰是我派××去揭开的”。当“造反派”头头汇报说，他们已把“红战团砸了”，康生说：“也可以嘛，那也不算什么，他们也搞你们嘛！群众革命嘛！”

一月二十二日，同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座谈，指责他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他康生。

1 这段批注，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①“十六字方针”是高级党校于1955年5 月提出，同年6 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1957 年5 月作的，1962 年付印的。57 年的讲话怎么可能成为53 年正式文件的“初版”呢？②“十六字方针”是根据延安整风精神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制定的，而且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贯彻这一方针，根本不可能成为“对抗主席的方针”。③杨、侯两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十六字方针’是刘少奇同志定的”。

一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一起接见一兄弟党代表团。接见中，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或三个阶段，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要他们在反对刘、邓时，“注意利用矛盾，利用那些老人，哪怕他们投机也好。”

一月底，中央成立毛选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副主任。

二月八日，中联部“工勤总部”的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和王力等人硬说“林”字是“×”字，是指美国专家×××同志，其目的是想把×××打成“黑帮”，来“破坏我党同兄弟党的关系”，因此，就把“工勤总部”打成“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强行夺权。

二月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传授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夺权经验”，说“只有三结合才能夺权”，而“三结合”又必须让左派“占主导”。这次谈话中还指令他们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并具体部署了斗“红战团”的策略。

二月十三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会议主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谭震林、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严厉痛斥了康生一伙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

工厂农村，搞乱军队的罪行。康、陈一伙百般狡辩，。多次蛮横地打断叶、陈、徐等同志的发言。

二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会议室继续举行。会上，谭震林

同志驳斥了张春桥阻拦陈丕显同志来京的种种狡辩；陈毅同志揭露了康生

在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的罪行；李先念同志又揭露了康生指使人炮制《红

旗》杂志第十三期位论（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所带来的危

害。

同日夜，康生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作歪曲汇报。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八日，怀仁堂会议室连日紧张举行会议。康、陈一伙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其中数康生叫得最凶。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林彪宣布：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三月六日至十四日，康、江、陈一伙积极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以同他们在怀仁堂的围攻批斗会相配合。

三月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刘少奇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一书肆意歪曲和批判，对该书所说“思想意识修养”，“既不通又不科学”；所说“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孔孟之道”；所说“没有偶像崇拜”，就是“暗示攻击毛主席”；所说“无事不可对人言”，就是党的机密也可告诉蒋介石“；所说”自爱心。自尊心“，就是”活命哲学“。总之，该书”只谈个人修养，不谈夺取政权“，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三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介绍他促动、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过程，解释他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含义。

同日，同另一外宾谈话，说我党干部“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叛徒，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说他们“对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赞成的，但是对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赞成了”。当外宾谈到“四个伟大”在英文中顶多用两个伟大时，康生立刻说：“如果把这个意见告诉那些青年同志，他们会斗你的，因为你取消了两个伟大”。

三月十六日，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同志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

三月二十日，同外宾谈话。诬蔑罗瑞卿同志是“暗藏的反革命”，是“叛徒”，是“赫鲁晓夫”。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政府里”、“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些人，对这样一些人”要象对细菌一样，用一种霉素来治，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整掉“。

三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说中央党校过去都掌握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他们“反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

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对”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的学校“，”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取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四月初，先后收到中组部群众组织搞的《部分主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

要》、《部分中央和中央局管理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入《新疆自治区部

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内蒙自治区有严重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

等材料，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印百把份”，“供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干部，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参考”。

四月五日左右，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一个专门论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的讲话稿。

四日八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进行中，突然收到中联部“造

反总部“打来的电话记录，内称中联部”工勤总部“正在挑起武斗。康生看后，就武断地认为是伍修权支持的，立刻让王力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草拟一个”重点打击伍修权“的所谓”四八指示“。原件经康生签名，由文革办事组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从此开始了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和迫害。

同日晚，康生、王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处接见中联部的几个人，专门布置了对伍的迫害。康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的人”，他的问题“可以上街剧大标语”。并亲自拟了“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里通外国分子伍修权”等几条标语。最后还给中联部写了一个书面指示：“伍修权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希望中联部同伍修权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