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显然并不喜欢北京，尽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他发现，这座帝国首都那无比宽广的大街，也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肮脏、混乱、令人作呕”。各种车辆、骡马和行人都闹哄哄地挤在一起，泥土夯成的路上，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遍地，两旁的住家和店铺都往路中间倾倒垃圾、污水，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成了排污道，臭气熏天。
1870年11月8日，西华德坐在绿呢大轿上，在中国士兵们鸣锣开道及吆喝申斥声中，从满街的摊铺、卖艺者、设赌者中，挤出了一条路来，前往总理衙门，他极其准确地意识到：这可“绝非行走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
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通往位于东堂子胡同（今建国门附近）的大清国总理衙门，这条大清帝国的“迎宾国道”，在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记录中，成为世界上最肮脏和最著名的一条道路。
大清政府和人民绝非故意怠慢远方来客。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E. A.罗斯在辛亥革命前考察了中国，他注意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工具，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工具的手工艺人充塞其中，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如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轿子留出通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他也考察了日本，在那里“人们绝对看不到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成堆的垃圾、粪便、污池、泥坑”。他甚至坚信，在“至少三分之二”的中国国土上，旅行者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扎下帐篷，更不要说各地旅馆的肮脏、虱子和恶臭。
而在大清国第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xie4）衣无许暴露”，华界内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不知相去几何耳？”人人“掩鼻而过”。
街道如此，居室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传教士、清华大学的主要推动者明恩溥感慨中国人居然都不讲究居室的采光，弄得室内总是十分阴暗。甚至在大清首富盛宣怀的豪宅，西方客人也吃惊地发现在那摆满昂贵的古董家具的客厅里，居然没有足够的窗户，古老的家具反而显得阴森森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高级军官们有幸参与紫禁城一日游，在惊叹其间的富丽堂皇时，他们也感慨这种华而不实的豪宅，实在不是舒适的居所。有趣的是，一位曾经访问美国的大清道台表示，美国的监狱要比中国的衙门舒服多了––不知这位口没遮拦的官员，回国后是否为这句话而被清理出干部队伍。
曾经长期在欧关生活的大清外交官张德彝认为，中国的脏乱差都是因为“在上者鄙此为琐屑之务，不复为之经理，小民更安于卑污，相率因陋就简”，一棍子将庙堂和草民都扫了进去。
上海的人民群众却似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日本访客，这要怪洋人带来了工商业，导致本地人都涌到外企（主要是缫丝厂）打工，不再关心农作，可惜了那满街的“肥料”。尽管“肥料”满街的上海只能“掩鼻而过”，但上海大多数人民群众还是一边捂着鼻子，一边骂着洋鬼子，一边艳羡着租界内的整洁。
租界（或使馆区）外飘过来的恶臭，成为许多西方人回忆录中萦绕不去的中国气息。这种热烈欢迎，尽管带着大清口臭，也没有能阻止老外们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扎根大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