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看到，王峻就是主张“靖市”或“夯市”实即“剽掠”的乱世枭雄；而王殷，不是。是否尊重私有财产，是文明与否的一道铁门限。以此来衡王峻与王殷，二人高下立见。
郭威当朝（还没有建立后周），后汉李太后临时执政，王殷被封赏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兵的马军步军总司令。
郭威北上澶州抵御契丹来犯时，京师军事统由王殷负责。当时刘赟正在从徐州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汉第三任皇帝；但郭威在滑州发生了兵变，也正在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周的第一任皇帝。力量胶着的时刻，京师究竟属于谁，成为决定双方成败的一大砝码。王峻、王殷仓促中做出的决定是：派出郭崇威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去拦截刘赟，以此迎接郭威顺利进京称帝。
于是，郭威胜出。
在拥立郭威称帝的程序中，王殷与王峻一样，都立了大功。
王峻被贬商州之后，王殷得到消息，有了不安的心思。兔死狐悲的悲剧史上常见，王殷担心，很正常。
王殷对这件事的处理是：三次上表，要求放弃邺都藩帅，入朝做京官。这个姿态，就等于向郭威示好：我不要军权，我在您身边。史称郭威“疑其不诚，遣使止之”，怀疑王殷不是真心实意要这么做，派遣使者告诉他不必进京。
显然，郭威知道“入朝”等于“移镇”，也即等于解除兵权。当初石敬瑭用这招刺探过李从珂，近来，慕容彦超也用这招刺探过郭威；李从珂答应石敬瑭可以“入朝”，郭威答应过慕容彦超可以“入朝”，但这二人都反了。现在王殷也要“入朝”，答应他，是不是也要反啊？
郭威没有答应王殷“入朝”，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至此，我看到的历史记录开始出现混乱。
记录中说“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所谓“专横”的案例是什么呢？说王殷在邺都，节制河北诸镇屯戍大兵时，在应该汇报朝廷，由朝廷下达正式“敕书”也即皇上的手谕文书，才能调动的军事行动时，他用“手帖”就实施了。但究竟啥事？记录中没有说。但这事意味着王殷已经在河北诸镇取得了管控边防军的能力，可能是事实。在那个不是士卒怕藩帅，而是藩帅怕士卒的“权反在下”的乱世，有效管控辖境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坏事，更不是“罪恶”。
另一件事说王殷在河北镇守期间，“多掊敛民财”，也即大量地盘剥士庶财产。这件事也没有具体记录，很模糊的一句话过去。后面只说太祖郭威听说后，不高兴，还专门给王殷写去了信件，大意说“爱卿你呀，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里已经很丰盈，你想用就用呗。害怕没有财富吗？”
没有具体的“作恶”记录，只说“专横”“掊敛”，这在史书传记中出现，不那么令人信服。王殷最后被杀，更应给出具体罪证，但没有给，这就尤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这类记录的混乱不是文字程序的混乱，而是义理的混乱——根据现有资料，看不出王殷获罪的直接证据。
王殷，很可能是被冤杀的。
王殷之死的背后
《旧五代史》说冯道事，有两个故实与郭威有关。这之中透露了一点信息，让我今天有理由相信王殷的所谓“专横”与“掊敛”为子虚乌有。
郭威从邺都起兵向汉隐帝发难，最后汉隐帝被杀，郭威进入京师，百官都来朝谒。冯道是百官中资格最老的大臣，郭威对他也特别尊重，所以见到冯道后，马上向冯道“设拜”，行往日见到冯道时的大礼。郭威的意思是：我推翻了汉隐帝，我就有资格做新任天子，现在我故作低姿态来拜你冯道，你就应该对我有诚惶诚恐之心，直接提出“拥戴”为君的意见。按照常人理解，似乎应该呈现这样的逻辑。但冯道却从容地接受他的拜见，而后，缓缓说道：“侍中此行不易。”
侍中您这一趟来得不容易，辛苦啦！
史称郭威“气沮”，心气受到挫折，“故禅代之谋稍缓”，所以试图直接禅代隐帝为天子的阴谋还要稍稍往后拖一拖，没有马上即位天子。
后来郭威又请冯道赴徐州去册封刘赟为后汉的嗣君，并迎接刘赟还朝来即位做天子，冯道已经看出这事可能不那么简单，就直截了当地问郭威：“侍中由衷乎？”
侍中先生，您让我去徐州干这个活儿，是出自您的真心吗？
郭威发誓说是真的，是由衷的。
冯道又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我到了徐州说让刘赟来继承皇位，回头您这边变了，我冯道等于跟人说了荒谬的假话，那样一来，我可就成了假话人啦！
这两段故实，都可以让人看到冯道的器局确实不一般，更有相对坦诚的一面，并非单向度的老奸巨猾。
但是后人修史，没有收入这两段故实。因为，如果收入，就会对郭威的形象造成损失。所以《旧五代史》所引，收入这两段故实的《五代史补》，对此评论道：“周世宗朝，诏御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周世宗一朝，下诏令史臣修《周祖实录》，所以冯道的事，应该有所避讳了。《旧五代史》依据五代各朝《实录》拼凑成书，而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也多讳饰”，这几乎是治史者都知道的常识。
在这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删除冯道的“光辉事迹”，就有可能在那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增加王殷的“罪恶案例”——但王殷实在是没有“罪恶案例”，只好用一句空洞的大话“专横”“掊敛”而为王殷的所谓“罪恶”定性，以此来证明郭威诛杀王殷的正当性。
从逻辑推演，我愿意得出这个结论。
还可以继续推演：王殷为何获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王殷，与王峻不同，史称王殷性格谦和谨慎，“好礼”。懂得进退之礼，也即懂得节制和当位。他不应该有“逾制”出格的事。此人对母亲还特别孝顺，每当要有与人结交的决定，都要先来禀告母亲，母亲听后觉得可以，他就与人交往，不可以，就不与人来往。因此，王殷即使在军旅之中，也没有过杂的交往。他过去在后晋石敬瑭时做刺史，总是按规矩做事。政事稍有处理不当，被母亲发现，他就自己站在庭院，将一根木杖给下人，抽打自己，以此来安慰母亲。
王殷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地方上的中级军官，有家教。这位母亲对儿子管束也严。应该能够看出，王殷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军人，也没有太大的野心。石敬瑭时，他母亲去世，他要守墓，但石敬瑭下诏，要他做官管理地方。
王殷上章说：“臣为末将，工作不工作对国家都没有太大的损益。我因为母亲的训导教育，这才成人，现在母亲逝世，我不忍这么快就离开母亲的坟墓。请允许我按规定为母亲守丧三年。”
石敬瑭很赞赏他的孝心，答应了他。
有限的记录也不难分析：王殷没有大恶，他不大可能危及郭威的后周帝国。他最后的悲剧，直接原因，很可能源于一个同僚何福进。
何福进当时是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与王殷同在河北。史称何福进“素恶殷”，一向憎恶王殷，什么原因，没有记录。根据以上史料记录，可以约略猜测一点蛛丝马迹，很有可能王殷不愿意搭理这个何福进。王殷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结果，“福进入朝，密以殷阴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一向憎恶王殷的何福进，趁着入朝的机会，将王殷的“隐事”也即“隐私之事”，秘密地打了小报告，郭威这才开始怀疑王殷。
但郭威最后决计除掉王殷，很可能源于他自己的一场大病。
郭威最后的日子里，需要做一场祭祀天地的大礼——郊禋。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大的事一是祭祀，一是征战。祭祀尤其重要，它是王朝治理天下合法性的重要表征。郊禋，规定了日子，这时诸藩都需要进京来共同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
王殷也进京，被郭威任命为京城内外巡检，京师公安局长。这是当年史弘肇做过的工作。京师大典，需要内外警戒，安全保卫工作很重要。
按照记录中的说法，王殷在京师巡检，每次出入都要带着随从几百人。但即使如此，王殷还是觉得武装力量不够，要求如数配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史称后周太祖郭威对此感到为难。但我实在看不出“为难”的地方是什么。
史书记录又说，当时郭威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就要举行祭祀大典，而王殷却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说“众心忌之”，诸位大臣对王殷都有嫉恨。就这样，郭威带病，勉强撑起病躯，坐进大殿，王殷按礼进入问安，于是被拘捕。记录到此，连史书都承认是对王殷的“污蔑”了，史称“下制诬殷谋以郊祀日作乱”，颁下诏书，诬称王殷密谋要在祭祀天地的大典那天发动叛乱。给出的处罚是：流放登州。
登州，在今天的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古称沙门岛。此地等于当时中原的东端荒凉之地，是出海到辽东的必经之地。流放此地已经算是重刑。
但王殷还没有到登州，刚出汴梁城，就被杀掉了。
还不算完，又派出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去“安抚”，但这位郑先生到了邺都后，王殷的儿子在邺都任衙内指挥使，并不出来拜见这位使者。郑仁诲又贪图王殷的家财，于是“擅自”将王殷的儿子杀掉，把他的家属都迁徙到登州流放地去了。
据说王殷回朝之前，邺城寺庙的大钟，悬挂处断开，大钟掉落。又有人说邺都府邸的幡竿之上出现火光。还有说法，王殷入朝之前，邺都人为他饯行，王殷上马离开时，马镫断落，王殷也摔在地上。人们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这类故实真假难辨，可以看作“命定论”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故实中，也仍然无法看到王殷的“罪恶”。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反复陈意，认为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是国家祸乱之源，因此，应该对藩镇用重典治理，乃至于杀掉几个藩镇，可以立威，也有利于国家安定，但即使如此，船山先生也认为“王殷无罪受诛”。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评论郭威诛杀王峻、王殷，不仅“不能驾驭权豪”而且未免“伤于猜忍”。这是五代时期由藩镇问题而引发的一个军政死结。依郭威的品性，他还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诛杀王峻、王殷的积极意义，如何令周世宗柴荣可以“乾纲独断”，将国家治理推向秩序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越是看到这类紧张，越是能够理解赵匡胤的公道之心、仁德之风，以及独具创意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赵匡胤，在两难选择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柴皇后一见倾心
郭威称帝两年后，患有风痹，食饮不便，走路困难，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当初在邺都时，他特别喜爱一个名叫曹翰的小吏，感到他才干不一般，就让他在柴荣手下做事。柴荣镇守澶州时，让曹翰做牙将。郭威称帝，以柴荣为晋王，几年后，以柴荣为开封尹，处理京师军政事宜。柴荣还没有召唤曹翰，不料曹翰却从澶州不请而至。柴荣很奇怪，曹翰对他说：“大王您是国家的储嗣，现在主上生病。大王应该亲自进入禁内侍奉医药，照顾主上啊！怎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外面处理事情呢！”
柴荣是明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翰这番话的玄机——
军国政令出自郭威，万一有不讳，越是靠近郭威越是占得先机。此外，能够入禁内侍奉医药的不止他一个人啊，至少还有主上的外甥李重进、主上的女婿张永德。这二人战功都比他这位主上的内侄、养子要大，军中影响也比他大，人望更比他高。万一有不讳，万事不可卜啊……
柴荣当晚就入住禁中，亲自侍奉养父。他的姑姑也即郭威的太太柴皇后也侍奉在旁。
说来这位柴皇后也是人物。
她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岗人，世家豪门。郭威“微时”，在洛阳就听说过这位柴女士，娶了她。但是据《东都事略》说，是柴女士首先选择了郭威。说柴女士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死后，明宗嗣位，将庄宗的后宫女子大多放回原籍。柴女士也在被遣返之中。
她从洛阳来到黄河边时，父母来接她。正赶上大风雨，只好暂时住在旅馆里。
这时，有一男子汉走过她的房门，只见这位汉子衣衫褴褛，几乎不能遮蔽自己。柴女士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啊？”
旅馆的主人说：“此人乃是马步军使郭雀儿也。”原来就是个小官，马步军中的连排长。
但柴女士对他是一见倾心，史料中的说法是“后异其人”（柴皇后对这个人很惊异），于是要嫁给他。而且马上就要嫁！她告诉了父母。
父母悲愤道：“你过去好歹也是皇帝身边的人，回家后得嫁个节度使才门当户对，奈何要嫁这个人！”
柴女士道：“这是一个贵人啊！不可失掉他啊！我囊中有宫中所得的钱财，给你们二老留一半，我要那一半。”
父母最后知道改变不了她，结果就在旅馆里成了婚。
所谓郭雀儿，即周太祖郭威也。柴女士剩下的那一半钱财也不是个小数目，用来资助郭威，郭威于是在汉高祖刘知远那里成为开国功臣。
郭威年轻时，好饮酒赌博，任侠，不拘细行，柴皇后对他规劝很多，史称郭威“每有内助之力焉”。柴荣小的时候就在姑姑身边，很聪明很忠厚也很谨慎，柴皇后特别疼爱他。
郭威对柴皇后有感恩之心，因此将柴荣收为养子，改姓为郭荣。
到了郭威病重的时候，下诏：诸司细小的事情都不必上奏，有大事，则由晋王郭荣禀告，由郭威直接宣布“可”或“否”而告示中外执行。
赵匡胤老爸赵弘殷，此时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在与太祖郭威从征淮南慕容彦超时，有功。
柴荣为开封尹时，赵匡胤转开封府马直军使——首都卫戍部队骑兵指挥官，相当于今日京畿军区坦克部队总司令。
公元954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死于滋德殿，二十日宣布太祖遗制，二十一日晋王郭荣即皇帝位。郭荣不久恢复原姓，更名柴荣。
郭威死时只有五十一岁。这一年，柴荣三十三岁，赵匡胤二十六岁。
一部兵书打天下
郭威生命短暂，但他在后期建构的后周帝国，确是五代时期表现相对优秀的一个帝国。他有一些德政，可以看出乱世中文明的曙光。
郭威很早就是孤儿，年轻时，有神采，大高个，做事往往与众不同，爱好兵勇之事，从来不想着老实本分种地养家。投在潞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麾下，因为好勇斗气，有一把子力气，为主帅所喜爱，因此他即使有过错，甚至犯禁，主帅也多能涵容过去。
有一次在城里逛，听说市民们很害怕一个壮健的屠夫，他就借着酒劲去找屠夫买肉，交易过程中，稍稍有点不如意，就厉声叱责这个屠夫，屠夫大怒，露出肚皮拍着说：“你敢刺我吗？”
郭威拿起一把剔骨刀，直接就捅进这厮肚子里去了。
出了人命，闹到府里。节度使大帅放个破绽，让郭威溜了。
郭威很聪明，喜欢操弄笔墨，在军旅之中，经常能够阅读一些公文，对军政事务，常常要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般人都佩服他的敏锐。有一个同僚叫李琼，有一次跟郭威等十个人在一起聚会饮酒，李琼认真地端详郭威，认为这位大兵不是凡人，于是跟这些人结为兄弟，他举酒，对同僚们说：“我们十个兄弟，有龙有蛇，他日富贵，谁也别忘了谁！如果违背这句话，天神会降下惩罚！”
于是，十兄弟刺臂出血，发了誓。
郭威与李琼关系尤其好。他曾到李琼的家里去看他，见李琼正襟危坐读书，一问，读的乃是《阃外春秋》，这是大唐玄宗时的一位军事家李筌的十卷本军事著作，当时流传于民间。
李琼也很自负，他说：“这书讲‘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分辨存亡治乱，记录贤愚成败，都在此书之中。”
郭威略一读，见内中一些概念术语，似懂非懂，就对李琼说：“这一部兵书，老兄要教教我。”
等到李琼给他讲内中的意思，他很快就理解了兵家的义理。从此以后，这一部《阃外春秋》，被郭威常常带在身上，遇到闲暇就读。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李琼，甚至称李琼为老师。
李琼后来跟着石敬瑭也有战功，曾做到刺史，在石重贵时，遇盗，被杀。
郭威因为一本《阃外春秋》，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期少见的读书人。他又能含英咀华，略经点拨即懂得兵法大要，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足见乱世之中，成就大事，也有门径。
意味深长的是，郭威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一本兵家著作，但他在称帝之后，却在政治管理方向上，做出了迥异于五代其他帝王的努力。
他进入皇宫之后，自觉地要求过一种简朴生活（这方面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很相近），他令人将内廷中的宝玉器具、金银器具，包括镶嵌有金玉等各种宝装的大床、案几、饮食器皿好几十件，拿到大殿，当着群臣的面砸碎了。还对侍臣们说：“凡是做帝王，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儿！”
不大懂得天下治理之道的人看到价值连城的宫中“宝物”被毁，会痛惜，但船山先生对此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到郭威毁宝器事时，有一篇长篇议论，大意是说：
人的耳目口体各有所适，而人往往就要求得满足，这就是欲望。对这种欲望，君子懂得节制，庸人一味放纵。放纵而不知节制，那就不仅对自我的道德造成损害，对物质也是一个损害。但一般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还不算什么，天下的大恶是超过了耳目口体需要的所谓“宝器”。流俗最贵重的就是这玩意儿。它所造成的危害一般人未必明白。所以孟子要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为什么呢？因为有此流俗，愚蠢的人会倾家荡产去购置收藏，以至于违背天伦、暴凌孤寡而不顾。富贵的人则会倒空府库、急收税赋、克扣军饷而求所谓“宝器”。流连把玩，危亡之祸已经不被他所关心。人们为了求得合浦之珠，将人杀死在深水之中；为了求得商周礼器，将人毁灭在古墓之中……多少人因此而败亡。很多人连个中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说：郭威刚一建国，就取宫中宝器全部砸毁，倾亿万价值昂贵的宝器，敲碎它成为泥沙。不懂的人为之可惜，哪里懂得这些所谓“宝器”本来就与泥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郭威不留它们在天下，不用它们来启动天下人酷爱“宝器”的愚蠢之心，实在是件快意的事啊！
船山所论，自有思想来源，这是儒学教化天下的方法，也是道家重人轻物的理念，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有“再使风俗淳”的用心。但这类用心，对习惯于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言，可能太遥远了。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郭威还对历代的进贡制度作了更化。
此前，各藩镇，包括边远的异族，如回鹘、高丽等都有进贡“宝物”的“惯例”，到了郭威这里，全都免了。
他下了一篇专门减免进贡的诏书，内中说：
朕以很渺小的出身，现在居于各位王公之上，一直担心我的德行配不上我的地位，自我反省时，总是很惶恐。天下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哪里可以过分地奉养自己！更不可以在治理之道还没有实现古人的理想时，我就不知道节制地去享用。与其耗费奢靡而让人辛苦劳作，还不如我自己克制欲望而过俭约生活。从此以后，宫中日用所需，一律要有减损；四方所贡献的珍巧纤奇之物，一律都终止，不再进贡。天下州府所贡献的美食之类，都要有所减损。
郭威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各地进贡的美食名单，《旧五代史》中留下了这个名单，大略为——
两浙进贡的细酒、海味、姜瓜；
湖南进贡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
河北镇州进贡的高公米、水梨；
易州、定州进贡的粟子；
河东进贡的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
永兴进贡的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
兴平进贡的苏粟子；
华州进贡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
河中进贡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饧；
同州进贡的石鏊饼；
晋州、绛州进贡的葡萄、黄消梨；
陕府进贡的凤栖梨；
襄州进贡的紫姜、新笋、橘子；
安州进贡的折粳米、糟味；
青州进贡的水梨；
河阳进贡的诸杂果子；
许州进贡的御李子；
郑州进贡的新笋、鹅梨；
怀州进贡的寒食杏仁；
申州进贡的蘘荷；
亳州进贡的萆薢；
沿淮州各郡进贡的淮白鱼；
……
之所以连这些美食都禁止进贡，理由是：
此等之物，虽然都是出于土产，但也都是从百姓家里所取，未免劳烦当地之人，而且还都不便宜。再加上劳役负担，远途运输，运到京师之后，还要囤积在有关部门，甚为无用之物！
郭威从这些不算大的事件中看出其中可能调用的民力，这个就是圣贤之心，不简单。他能节制自己对美味的享用，也是一种“礼”，值得表彰。
开言路以求郅治
与历代富有文明理念的大帝一样，郭威也有开言路以求郅治的用心。
他下诏令在朝文武臣僚，各自都上书给朝廷，凡是有益国利民之事，要尽快形成提案报上来。都要直书其事，不要写得花里胡哨，不必雕琢文字。
诏书说得很谦虚：
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德政不少。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契丹辖地瀛州、莫州、幽州涝灾，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河北各地，总数有数十万人，而契丹无力拯救这些受灾人，于是，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听凭难民南下。后周太祖郭威听到消息后，下诏：有关各州、县必须救济接待流民。
史称此前被抢掠或大逃亡，而跑到契丹去的中原士庶，回来了一大半。
这不是个小事情。安排“异国”难民，是现代文明。后周太祖郭威做到了。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南唐旱灾。灾情相当严重，以至于淮南一带，井水、泉水，都已经干涸；淮河干得露出河底，可徒步走过。饥民们渡过淮河北上，人流接连不断。但南唐的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寿州（今属安徽寿县）发兵阻止，不许百姓逃亡。百姓与士兵争斗后，有幸运的，就朝北奔来。这样就要消耗属于后周辖境的粮食，有人提出要阻止南唐流民北上。
郭威知道后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不要阻止，可以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任他们来买粮。”
但南唐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淮河南岸修筑仓库，装扮成百姓驾着舟船、车辆到淮北来多买粮食，以此供应军队。
几个月后，消耗了后周大量粮草。到了秋天，郭威不得已下诏说：“南边的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可以准许；但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不准许。”
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对峙着的南唐和后周，谁更文明。
但“春秋责备贤者”，船山先生对郭威的这个良苦用心还是不满意，他为此发布了一个重要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认为：郭威禁止船只、车辆运载粮食，只同意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这样，恩惠只能达到附近的士庶，稍远一些的士庶，力气弱无法到达淮河北岸的，就会有人继续饿死。郭威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心里只想着不给敌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困扰敌人，自以为得意，但他不知道，这种小人之智，只能白白损害仁义，而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船山认为：不管怎么旱，也不会有饿死的大兵，所饿死的都是庶民。江淮大旱，没有兵食，大兵就会抢掠民间；如果郭威能让对方的大兵有吃的，对敌国的百姓也是一种纾解——因为大兵有了吃的就不会再去掠夺当地百姓了。况且，禁止船只、车辆，那大兵们就会与百姓争着来买米，如此则百姓死伤者就会很多。这样一来让敌方的兵、民都会不满意，“无德于民”，百姓不满意；“积怨于兵”，敌军不满意。就像过去战国时秦国、晋国，也有过类似的事，秦国灾荒，晋国不援助粮食，结果秦国人人同仇敌忾，最后大败晋国。因此，真正“大有为者”，不会与人“争一饥一饱”的利益或损失在哪里。只有深切地研究“人情物理”的机缘，而后才可以“尽智”“全仁”，表现真正智慧的大道，显现整全仁德的义理。郭威这个举动，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布施仁德不能有始有终，所以他的功业也没有达到集大成。
船山的结论性意见是：
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只有心存捍卫天下文明者，可以得天下；区区的算计哪里足以当此！
帝王，是帝制时代的最高精英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兴衰，关系到“天下”文明的方向。船山先生一番“责备贤者”所论，让人看到“人情物理”的深邃之处。这类意见，是邦国治理自然法原理的别样阐释，对政治家而言，就有令人敬畏的警示功能。
郭威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他是帝国第一精英，因此后人的判官之笔有理由对他要求得更为精审。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千人的“审判”。船山先生的意见值得更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慢慢想一想。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年积累下来的土地归属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历来有屯田制度。一般就是招募地方农民，到无主的土地去耕种，国家收取赋税。屯田，是寓兵于农的国家战略，利国利民。汉代以来的屯田大多在边疆地区，交给戍卫的兵士耕种。唐末以来，中原开始大量驻军，尤其各大藩镇，大军所在之处都寻找无主之田地设置所谓“营田”，然后招募富裕的农户耕种，交租。地方如此，中央户部，也另外设置相关机构，总管天下“营田”。这个机构所得租税，上缴国库，不隶属于地方州县。这样一来，渐有弊端发生。如有的地方壮丁多，但是没有徭役，因为都在耕种“营田”；有的地方借着“营田”的独立性，收容或庇护奸人盗贼，地方州县也没有法子追究。
任何一个制度施行久了都会有弊端出现，而后需要修补、更化、变革、转型。美国的宪法制度人称良善，但230年来，已经有二十七项宪法修正案实施，正在审议中的还有未获通过的若干种修正案。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项修正案被提出并通过。五代以来的屯田制度，也需要修正。
当初后梁时，曾进击淮南，抢掠到数以千万计的耕牛，后梁将这些牛提供给东南各州耕种营田的农户，让他们每年交租。这是郭威接手中原之后，连营田一块接受过来的案例。
后梁到后周，几十年过去了，牛可是都死了，但按照制度规定，租子还不能免。就这一个案例，就让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农民们弄不清这些营田的究竟归属，一般都不敢在所属营田之上投资盖房种树等。先贤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这个历史故实中得到精准再现。
郭威知道此中弊端。这时正好有关心此事的大臣提出：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撤销营田。
但撤销营田后，已经耕种了几十年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郭威一道敕令，体现了了不起的民生精神。敕令说，从此以后，全部取消朝廷户部管理的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划归地方州、县。他们现在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一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以前规定的牛租，从此以后，全部蠲免。
这一件利民的大举措，即刻让境内的农民得到（如俗话所说）生产力大解放。当年，户部就增加了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有了这些永久产业，更有了积极性在自家田地上修葺房屋、种植树木，史称农民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但觊觎私有财产似乎是人类贪婪的根性。看到有农民因此而获利，朝中就有人对郭威说：“过去留下了那么多营田，其中不少是肥沃富饶的，不如收归国有，将它们卖掉。如此，可以得到至少几十万贯钱财来充实国库。”
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益在农民那里，就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卖地得来的钱干什么！
短暂的帝王生涯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郭威已经病重，在气息奄奄中，多次告诫柴荣说：
“从前我在西征中，曾看到唐朝留下的十八座皇陵，竟然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多藏金银钱财、奇珍宝玉的缘故。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穿上纸衣，要使用黄土烧制的棺材收敛我。丧事办理要迅速，安葬要迅速，不要把我久久地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用石头，就用砖来代替。工匠役徒都要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白白给百姓添麻烦。安葬完毕，就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够了，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就让他们看守陵墓。不修地下宫室，不设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后继天子不敢违约。’这是我最后的遗嘱。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可就不施福给你！”
郭威主张薄葬。
按儒学思想，薄葬未必有益于天下，但厚葬的弊端也可以考见。无论如何，郭威想到的是俭朴下葬，这也是有益于民生的举措。对比一下秦始皇即可知道他节约了多少民力，省却了多少民脂民膏。
有记录说：郭威病逝当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
《旧五代史》的主编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用了近两百字，文采华美，史论精当，值得录在这里：
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周太祖郭威没有飞腾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声誉。等到平定西部的河中李守贞，坐镇北部的邺都天雄军，开始有了统御军政的功劳，显示了英伟出众的器局。不久赶上后汉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郭威于是率领雄师扫荡京城，不能不说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内心有愧；等到手握乾纲而登上帝位，就开始开创美好的风气。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除了往朝的弊政；过了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怎么能做到这样改恶从善呢？应该说是郭威应变无穷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所以鲁国故地的慕容彦超，在被征讨中，望风而散；河东并州的刘氏残余，在后周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等到太祖临终时刻，又命令瓦棺薄葬，这种勤俭的美德，有始有终，值得称道。虽然他享有帝王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开创基业来说，已经做得相当充裕。然而最后处决王峻、王殷，谈论这件事的人都讥讽指责他不能驾驭权臣豪士，这种诛杀大臣的无情，亏损了他自己的德行。从因果来看，他之所以在位时间这么短，大概也许是有缘由的啊！
船山《读通鉴论》对郭威的评价也不低。他认为：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朱温甫灭，沙陀旋窃，石敬瑭、刘知远皆其部落，延至于郭威，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祸亦烈矣哉！
大唐灭亡之所以不可救、五代祸乱之所以不可止，原因从康承训上奏让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个部落讨伐庞勋开始……大唐帝国之后，后梁的朱温也被灭掉，从此以后，中原被沙陀人窃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国），石敬瑭、刘知远等都属于沙陀的部落。这种异族占据中原的格局，直到郭威出现，才使中原有了得到自己君主的希望。引沙陀进入中原的祸患实在是太严重啦！
船山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辨。这一层道理，在五代乱世中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引动异族入主中原，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政权危机，但长久看，为害中原、令衣冠文明沦丧的根源也往往在此。郭威以后，中原政权重新回归本土，这是一件有关族群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事件，从中入手，钩沉潜隐其间的故实，也许可以演绎重要的人类文化学成果。
郭威短暂的帝王生涯结束。
后周，进入了大帝柴荣的时代。
贰 南唐的前世今生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中原对北敌的战略
柴荣继位后，最想解决的是契丹问题。
契丹问题中，最急于解决的是燕云十六州问题。
但解决燕云十六州问题，几乎需要倾国之力。中央禁军几乎要全部出动，而大军北上，究竟需要多少时日，难于预期。这样，就留下了空虚的后方，而后方，其他小国不去说了，单是南唐、后蜀，两大“藩镇帝国”就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生的北汉。这个北汉，看上去不大，所辖之地无非就是过去的河东之地，却是过去石敬瑭、刘知远等人赖以成就后晋、后汉的根据地。况且，北汉又与后周已经结成世仇，谁又能知道在征讨契丹的时候，它会做出什么动作来呢？
柴荣，那一颗年轻的鹰隼之心，在思考。
他知道，解决契丹问题之前，先要面对北汉问题，后蜀问题，淮南问题。这之中，个头最大的是淮南问题，因为，淮南属于南唐，而南唐，不仅享有江南广袤的富庶之地，而且属于“衣冠之国”，在“五代十国”中，最具有“正朔”的性质。后周动江淮，就要直面南唐；而直面南唐，就是一场“正朔之争”，不仅可能很惨烈，而且还要付出道义风险——有什么理由跟一个安静地待在江南近二十年的大国发动战争呢？
石敬瑭以割让国土为条件，获取国家政权及天子地位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它启迪了北方与南方诸国的政治想象力：中原王朝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似乎也可以联手契丹，对付中原王朝。
基于这个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居于北方的北汉、西夏，就与契丹有过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居于南方的后蜀、南唐，也与契丹有过试探性的战略联盟。目的只有一个：牵制中原王朝。
这一格局，南唐与契丹的勾结最为凶险，因为它一旦勾结成功，即意味着对中原王朝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是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大宋王朝出现，都不愿意看到的地缘政治格局。
但南唐确实与契丹有过接触，甚至是实质性接触。
南唐联系契丹，是“赵匡胤时代”的一大关节，涉及中原诸国与北邻的地缘政治大问题。由于后周与大宋都以中原正朔自居，因此，对勾结契丹的邦国会相当敏感；而后蜀和南唐，也会尽可能地争取境外势力，牵制中原武装力量，进而对抗中原席卷天下的趋势以求自保。这样，中原南方邦国与北方草原帝国的接触，探索合作之可能，就成为“赵匡胤时代”出现的一种战略联合，在这个方向，互相间甚至不惜动用间谍手段。
问题还有另外的复杂性。如南唐，在与契丹勾结的同时，也曾拒绝了契丹试图“册封”南唐的政治模式；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南唐尽管拒绝了契丹“册封”的政治模式，但从没有忘记勾结契丹南北夹击后周或大宋。
青年柴荣看到了契丹入主中原，但也看到了后晋与契丹决战中的光荣。阳城之战，是中原险胜契丹的辉煌战例；中原将士战胜草原帝国，纳入中国史来看，这样的胜利也为数不多。用俗话说：这是彪炳史册的重要战役。其间，中原将士奋勇杀敌舍命向前的斗志，成为鼓舞后来爱国将士的故实。它预示了：石敬瑭以来，草原帝国，并非不可战胜！
但从大唐帝国晚期以来，契丹屡屡入侵中原的故实，以及契丹颠覆后晋的故实，确实给中原衣冠造成了沉重的阴影。
——草原帝国居然可以灭亡中原帝国！
它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契丹灭晋，灭亡中原帝国。这一故实引发了更多中原俊秀、有识之士不得不长考中原对北敌的战略。这些人包括李璟、柴荣、王朴、赵普、赵匡胤……
最终一定要解决契丹问题，给我中原衣冠之邦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但是南唐、后蜀怎么办？
北汉怎么办？
先解决哪一个？先动契丹，还是先动南唐，抑或先动北汉、后蜀？
契丹之外，体量最大的是南唐。它几乎奄有了大半个江南，还占据了江淮之地，就是这个江淮之地，让南唐有了令人羡慕的北部屏障。
乱世中，南唐何以做到这一步？
杨行密斩杀朱延寿
南唐的前世今生，与当时一个自称为吴国的藩镇有关。
吴国，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第一任首领为杨行密。
大唐帝国晚期，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后来因为有功，得到提升，被大唐拜为吴王，建都广陵（也即扬州），称江都府。
传统中国职务的行政级别，“帝”，最高，全国只能有一个“帝”；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那就意味着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王”不同。一个版图内可以有多个“王”。作为“王”，一般都据有领地，如果没有领地，也会有“汤沐邑”，也即圈定一块地方，将这个地方的租税收入划拨给他，等于是该“王”的固定的税收来源地。这个领地，就可以称之为“国”。“王国”在“帝国”之下，是可以和平存在的，不算是国家分裂。“王”是被“帝”“封”的，因此“王国”又称为“封国”。
“王”之下，才是“公侯伯子男”诸爵位。这类爵位一般没有领地，但可以“食邑”，也即“吃地方”，有地方贡献租谷、布帛、钱粮、草料什么，可以折合成粟米，计量单位为“石”，统计单位为“户”。所谓“万户侯”，就是“食邑万户”。如果每户缴纳租税二斗，万户就是“二千石”，就可以称“食二千石”。当然，“食”多少户，很多时候是虚数，实际得到的要少得多。
有辖地的“王”，比较威风，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于帝国的独立王国。历史上的独立王国很多，有人干好事，有人干坏事，都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地方，甚至比帝国对地方的影响还大。所以，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帝”对中国影响最大；但如果细细地做计量分析，“王”可能比“帝”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