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后花园弹雀子急！”
老赵闻言更来火儿了，举起身边的斧钺就撞击臣下的嘴巴，结果撞下俩门牙来。这位臣下慢慢蹲下，将牙齿拾起来放入怀内。老赵气未消，骂道：
“你这家伙藏那俩牙，是准备起诉我做呈堂证据吗？嗯？”
臣下对曰：“臣不能起诉陛下，但是自当有史官书之。”
老赵听到这话，居然一下子就——觉悟了，连忙赐给他金帛慰劳。事实上，他是惧怕历史。中国史，具有“类宗教”性质，让人在作恶之前对身后之名有所忌惮。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惧怕历史。位高而无德之辈，不信头顶三尺有神明之辈，不怕历史——他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弹雀”的故实，是可以考见赵匡胤内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内心有神明，可以从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庙，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实得到证明；他终生敬天道，可以从他的自信坦荡以及戒惧惕励而行事的风格得到证明；他信奉儒学之春秋笔法，对历史书写有虔诚的敬畏，可以从“弹雀”故实得到证明。
一般来说，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省略了神恩、天道以及历史感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所畏惧者。但这种“无所畏惧”恰恰又是最为孤寂恐惧的。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将为绝对的无助所支配，他的经验想象世界彻底无援——神恩不来眷顾、天道不来垂注、历史也与他绝缘，他将在“死了拉倒”的酸心硬语中孤零地走入虚无。虚无，给他隐秘、深邃的颤栗与恐惧。这是俗世的疯狂、冷漠与麻木最实在的哲学背景。而内心有所敬畏的人，不会体验虚无，因此他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又实在，在无限的想象中体验绝对的超自然力量，不会颤栗、不会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与神恩、与天道、与青史，同在。顺便说一句：儒学，在引导帝王建构价值观的方向上，很大程度是在培育他们内心——有所敬畏。
老赵有孩子气，有军阀气，更有圣贤气。
知错即改，看似容易，却难于做到；特别是当场认错。有错不算错，不改才是错。所以《论语》中，孔子要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宋代大儒要说：“知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其刚明者乎？”（《二程粹言》）这种坦荡，就是一种“刚”且“明”的圣贤气象。只有内心保有敬畏的人，才可能自我培育起这种道德成果。我以此衡老赵，老赵当得。
老赵的“三条宝带”
建国伊始，老赵率先做了三件事：从漕运和赈灾开始解决民生问题；从政策改进开始解决偃武修文问题；从礼葬韩通开始解决士大夫道义问题。
东京汴梁是当时一大消费城市。帝室、百官、士庶、军马所需，大多仰仗于漕运。四方流往汴梁的各类物资，匡算下来，仅仅几十万士卒，每天就需要几十万斤口粮。史称“岁漕百余万石”，假定是一百六十万石，就有近十万吨的规模，每天必须有两百吨粮食从外地运来。这还不算近百万市民所需。而这些南方的粮食北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运。所以河渠通畅，多年来都是执政至为关心的问题。老赵上台伊始，往汴梁的几条河道，因为战争，已经连年淤积，更需要浚治。就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老赵提出了漕运问题的解决方案。
老赵之前，历朝历代，调集丁夫开挖河道，所有糗粮皆由河工自备。老赵认为此类历史性盘剥过于苛刻。于是下诏，从此河工食用“悉从官给”，都由官方供应，且“著为令”，并且从此以后，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
帝国的文明之象开始了点点滴滴的推演。
当时的漕运，有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四水，史称“漕运四河”。但黄河治理是另外的故事，实际上历代所着力的是其他三条河。
汴河，也称“通济渠”。隋炀帝时已经开挖，属于大运河的一段，自洛阳西苑引两条天然河水入黄河，再入汴水。然后循春秋时吴国开挖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到淮水。主干在汴水，人工开挖，故也称汴渠。
惠民河，在开封西南，大宋开挖的运河。
广济河，是接收山东潍坊一带收取租赋的漕运河道。先经由清河（也称济水）起运，跨黄河，过几个州郡，进入广济河，由广济到达汴梁。这河，后周时已经开始治理，大宋继续，先后引汴水、金水注入广济，与黄河勾连。河在开封城东，西流，经过今天的河南兰考，到山东，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因为河道拓宽至五丈，故又称“五丈河”。工程不小，后周、大宋两代人的时间都在“五丈河”上付出了汗水。
诸河都有淤浅的时候，尤以五丈河最为严重。于是老赵借春初的农闲季节，调集河工，大兴力役，史称开浚之后，“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才开始舟船通行便利，没有了阻塞拥挤的现象。为了修治五丈河，老赵还常常要到治河现场去“督课”，亲临现场监督考核。最初，这些河工们是没有口粮的，老赵看着一个个黑红的脊梁在河道上起伏挖掘、穿梭来往，有了恻隐之心（史称“上恻其劳苦”），特别下诏：每人每天给米二升，并命令天下各地的役夫，都要照此办理。这个办法一直贯彻大宋帝国始末。史称“遂为永式”，于是成为永远的规则制度。
修浚河道，解决了大汴梁城的日常用度问题，老赵也有得意的时刻。有一次，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入朝，向老赵进贡了一条“宝犀带”，也许是由犀牛皮制作，嵌满了珠宝的腰带，老赵看过后，回过头来对钱俶说：“我有三条宝带，与你给我的这个不一样。”钱俶很自信，认为“宝犀带”乃是吴越国良工精心打造，世间罕有，于是请求老赵拿出那“三条宝带”来开开眼。老赵笑道：
“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钱俶听后，顿时明白了帝王之道在民生不在享用的大道理，不禁大为愧服。由此可见宋太祖赵匡胤的格局，远不是钱俶这样的国君可以达到的。
老赵践祚的前一年，河北谷物丰收，导致谷贱伤农；老赵登基伊始，即下令“高其价以籴之”，高价收买农民手中的粮食，以此保障农民利益。
但中原诸道，有地方丰收，有地方绝收。老赵知道后，又派出使者到各地分赈闹粮荒的州郡。
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决民用、战备粮的储备问题，是传统中国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战国时代的魏国、汉代初年，皆有此类设计，古称“常平仓”。方法是：某地粮价低时，由政府适当提价收购；某地粮价高时，由政府适当降价出售。这类“金融政策”，既避免了谷贱伤农，也避免了谷贵伤农，应该是调节粮价、平抑市场、储粮备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项优良国策。
但这类工作操作起来有难度，故历史上考察，并不经常施行。大宋帝国在太宗赵光义时代，完善了这个“常平仓”制度。大宋帝国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举，几代人都会为之努力，万难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吕中议论老赵开仓放粮事，大意说：
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诸州赈贷。岂有得天下之初，要用这个来沽名钓誉的事吗？上天惠民，应该遵从天命。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赋敛、刑役很久了。为人父母，见子弟之饥寒，则万难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赵匡胤此举，与周武王下车之后，就散财发粟给饥民，那种圣贤的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
老赵赈灾是常事。
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触目皆是“赈灾”“免租”的故实。我据该书统计，太祖一朝十七年，“赈”字出现二十四次，“蠲”字出现三十二次。“赈”是国家放粮给百姓；“蠲”是国家免收百姓租赋。这样放粮、免收，国家自然就会减少收入，但这样自动减少收入，实实在在给百姓利益的国家调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阅读历史记录中，还没有发现哪个朝代曾经有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诏书给地方长吏言：
如果地方有灾情，“即蠲其租，勿俟报”。
如果遇到灾害，正赶上收租，就要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报后批准。
这一德业，三皇五帝以来，不曾见有。尤为令人钦敬的是，这类德业，只在历史记录中夹带提过，不仅帝王不再自我吹嘘，大臣文人们也不做恭维逢迎之语，似乎：这事就应该这样做！
大宋帝国“做好事”一向如此——从不做自我旌表。
盘剥寻租的恶性
官方的制造业场所称为“场院”，地方的“场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调用租赋维持“场院”工作外，还由朝廷拨给粮草支持“场院”工作。等于“国税”“地税”都有一部分流入“场院”。“场院”工人多为军人，属于半军方机构。但朝廷负责盐铁、户部、度支的财务官三司使，下达的文件中又有规定：拨出的经费如果有“羡入”（盈余），可以上报朝廷，朝廷将据此而给“场务”官提成。这个法子五代以来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个地方官名叫张全操，他反对这个做法。他认为这样将会助长“场务”官从中渔利。乾德四年，他给皇上上书说这个事。赵匡胤马上下诏：
孔子有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如果在规定之外还有盈余，这一定是对下属的克扣所致。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场院主吏，有羡余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这么多盈余，如果不是多倍收纳民租，私减军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问此事，不要颁行三司的做法。以后，除了官方规定的消耗数额之外，一切严加禁止！
“羡余”也即“盈余”，这个事，值得一说。
这是历来对地方官考核的指标之一。官方要组织国家力量经营各类制作，就要有预算。一般的预算都会做得比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场务官有时在组织地方租赋时，往往会“超指标”榨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羡余”。而朝廷鼓励“羡余”并愿意从“羡余”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场务官时，场务官榨取百姓租赋就有了“动力”。朝廷如果不知道这个局面，那就是无能；如果知道，不来终止，那就是无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睁一眼闭一眼。无论无能抑或无道，纳税人都要承担这个被剥削的恶果。
史上对唐德宗时的“羡余”恶政记录颇详。大意说：
德宗时国用不足，因此有专门聚敛的心思。地方藩镇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进奉“税外方圆”“用度羡余”来买好。其实，这个“税外”的“方圆”（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羡余”，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扣留“常赋”，假设：朝廷拨给一万，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万，他报七千。这样里外里，就有了六千的“方圆”或“羡余”。第二个部分是“增敛”，这一块主要在“地税”，假设：按规定要敛税一万，他敛一万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总合起来，他额外寻租九千。这还不包括他可能克扣的工人报酬。但这九千，他并不完整上报为“方圆”或“羡余”，他报二千（史称“所进才什一二”，进奉给朝廷的不过是扣留“常赋”和“增赋”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还给他一千作为奖励；这样，一年下来，他可以净得八千。
这里的数字都是设想的，但路数就是这个路数。
也有一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库以进奉”，竭尽地方府库向朝廷进奉贡物。但这种做法对地方百姓和场务工人的盘剥更为凶狠。但往往就是这类“竭府库以进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睐，很快就会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时的宣歙道（宣州、歙州为一道节镇），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干这个活儿，德宗大喜，召他为朝官，做了刑部员外郎。因此，在无道政权之下，盘剥百姓，进奉“羡余”是升官的终南捷径。
这不是孤例。
唐宪宗时，一位以户部侍郎名义主持财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骄侈奢靡，于是多次进奉国家“羡余”，供其挥霍，从此“有宠”，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继续主持财政工作。这是直接做了国务大臣的财政部长。当时国人知道这个组织决定后，朝野哗然，以至于市井的小贩们都知道此事，不禁对朝廷这个昏妄举动嗤之以鼻。
唐穆宗时，有一位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临时负责修建先帝陵寝，但他的部吏盗取陵寝的建设物资，又不给建筑工人应得的报酬，这样聚敛了十五万贯财富，进奉给朝廷。穆宗很高兴，但怨声载道。不得已，罢了官，但还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级大员。
唐敬宗时，有个盐铁使（负责国营盐铁专营的部长），克扣榨取盐铁业的租赋特别狠戾，但他上报的专卖收入往往不足，却将各类办公经费“省下”了“绢百万匹”献给朝廷，而且还源源不断。
……
这类故实证明了盘剥寻租的历史惯性，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时代、后周郭威时代，这个恶政也曾得到过短暂遏制。
公元940年，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岁末时向南唐朝廷献上了“羡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赏识。但李璟说：
“国库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数额，你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克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李璟是个明白人，并不想在无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刚刚建立了后周帝国，当天就下诏：凡仓场、库务的掌纳官吏，不许收受“斗余、称耗”（在规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规定的进贡“羡余”制度，全部作废。
李璟、郭威的德政应该影响了老赵。但老赵诏书中一句话，引用孔子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证明了老赵治理天下的自觉性。老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这个事件上升到文明建设工作中来认识。传统儒学，孔子学说，就是老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有没有这个思想资源，处理政事，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天下意识”的自觉性。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有司”是有关部门的意思。在《论语》中，孔子将它看成邦国治理的“四恶”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何谓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译这段话就是：平时不加教化（老百姓不知道犯法而犯法），就要逮捕杀掉，叫作酷虐。百姓还没有准备好，官方就要看成果，以至于（百姓没有完成工作而获罪）叫作暴戾。政令迟缓不下，却突然限期要百姓完成工作，叫作害人。还有，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干的这个活儿就叫作算计。
“四恶”为孔子所痛恨。因此圣贤人物在推进文明建设时，往往要到孔子这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后来的种种诠释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应该颁发给人的财物（报酬、薪水、奖励等），却吝啬而不肯出手，有司这么干，实在非人君之道。圣贤话语中，破毁规则，是一种败德。
“增羡入之数，收倍出之赋”，表面上是“吃盈余”，而且奉献给国家，为国家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应该称之为“爱国”之举吧，但在实际上成为“害民”之举：加倍收租又克扣颁给。老赵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不允许“爱国”而“害民”。他一旦知道邦国治理中存在恶政、秕政、暴政，就立即做出政策调整。他不做秦孝公、始皇帝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改革，只求点点滴滴的改进。这是思想家王夫之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也是我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老赵对国家政策的星星点点的调整，深得现代政治哲学“社会零星改造工程”文明之相，又具有悠远历史且雄深厚重的保守主义之神。故，在赵匡胤时代，自从大宋之后，百余年来，社会动荡较少、士庶幸福指数较高。北宋百年，其繁荣与文明，超过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所谓的康乾盛世，这方面，与老赵的稳步改进、自我更化有直接关联。这是儒学“仍旧贯”（坚守旧有的习惯法）与“日日新”（每天都做一点努力更新）的巧妙平衡，是一般人难能企及的“中庸之道”奥秘所在。现代英美的“民生”治理，基本就在“仍旧贯”与“日日新”之间做策略组合式平衡。
老赵瞩目于“民生”的功夫，就这样在千年之前获得了现代性。
说到赵匡胤的“民生”，不能忘记大帝柴荣。他在柴荣这里获益良多。
柴荣征淮南之后，知道国家财用并不富有，而后马上又有了征契丹之战。但是这时候，有人来报淮南饥馑。柴荣正在征调粮草北征，但他还是要求地方将粮草借贷给当地士庶，以度荒年。
有人对他说：“百姓穷，恐怕不能偿还。”
柴荣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遭受倒悬之苦，而父亲不为他解脱的道理！我不要百姓必定偿还！”
在战争准备期间，柴荣也没有忘记百姓苦难，这方面与那些动辄以战争来要挟百姓，四处搜刮军粮的无道之君有了鲜明差异。
赵匡胤继承了大帝柴荣的“民生”理念、王道理想，终其一世，没有向百姓搜刮过一粒粮食，还在著名的遗言“誓碑”中，规定了“不许加赋”的制度。老赵是中国优良政制的继承者和创制人——地方有灾，“即蠲其租，勿俟报”，就是一项优良创举。这样的创制还有很多。他在进入汴梁之前，曾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剽掠京师士庶。老赵要做到“秋毫无犯”；但在实际上，老赵做得比“秋毫无所犯”还要仁义。
大军入城，东京汴梁“市不易肆”（店铺正常开业）。但总有刁民以为机会来临，趁着大军入城之际，借机打劫。此事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老赵的“天下目标”容不得这种刁顽败类，于是辣手惩处。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之入也，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赀。”
大军入城，首重治安，不仅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当私有财产因为强盗败类“乘便攘夺”而遭遇损失时，竟由官方来赔偿补还，弥补其损失。这样的义师，我在三皇五帝以来到大宋，大宋以后到公元21世纪，多种史料中，尚未发现有第二例。尊重私有财产，实为政治文明之第一门槛。老赵因为有此义举，从此进入政治文明，开辟传统正道。
以我对政治哲学之理解，老赵“官偿其赀”之举，实在是预表了传统文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之价值观，意义重大，论中国圣贤理念，此事乃一大案例，不可等闲放过。这事在历史记录中不过是寥寥几十字，却是老赵一生德政中的华彩乐章，是传统中国的亮色高光。
老赵登基，天下平静
建隆元年，大宋第一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遣放一批江南降将，这些人都是在后周时代被世宗捉获的战俘。
命原后周的宗正少卿祭祀周氏庙宇和陵寝，并制定了法令，以时朝拜。
开始铸币，史称“通元宝钱”。
诏有司按前代旧式斟酌损益，制定新的权、衡标准化，颁行天下。
册立了夫人王氏为皇后。
做人口普查。据各州道报上来的版籍统计，共有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人家。史称这就是“国初版籍之数也”。按户有五至六人匡算，老赵的天下初初不足六百万人口。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契丹、北汉、燕云十六州、南唐、吴越、荆湖、南汉、吐蕃、大理，以及西域诸地。
当然，老赵没有忘记陈桥兵变以来的文武官员。于是论翊戴之功，提升并赏赐了一批人。老赵的第一参谋赵普，也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皇弟赵匡义加睦州防御使，为殿前司都虞候，赐名光义。
赵光义原来官职为内殿祇侯、供奉官都知，大约相当于中直机关的后勤处长，官不大，但禁军殿前司都虞候，则相当于中央军的司法局长，官职升得较快。史上已有记录说陈桥兵变，赵光义其实是不在场的。直到老赵率六军进入东京汴梁，他才带着后勤处和家中的人出迎。此事自从北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赵普《飞龙记》记录以来，被各类史书反复征引，更被人反复辩难。故赵光义究竟在不在陈桥现场，其实至今依然是一个聚讼中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这类问题上，除非有更有力的逻辑和证据，否则，只有选择。我选择赵光义在陈桥现场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兄弟在场，“阴谋拥戴”的逻辑才更清晰，整个程序似乎更为流畅。一个掌书记赵普，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也都有了晋升。
又封赏吴越国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老赵，并没有像近代以来坊间想象的那样“大刀阔斧”做些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事”。相反，老赵登基，天下平静。后周的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基本悉数留用；国家政策法规，基本不做修订；各类文化设施也一仍其旧。前已说过，这正是儒学“仍旧贯”也即尊重传统经验的基本思路。
但在这一年，老赵并非万事“仍旧贯”，他还是做了若干“改进”（不是“改革”）。其中有四项改进有点意味。一个是军队改进，一个是朝会改进，一个是法治改进，一个是科举改进。这四个“改进”体现了“日日新”的帝国机制，但又安全地守望住了往日的经验世界。
四个“改进”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偃武修文。
他在这一年下诏：要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阅所掌军士，从中简选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各州长吏选所部兵送到首都，以此来补禁旅的缺额。还特意选出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各州按样召募教习。等到诸道各州训练精壮后，即将这些经过训练的士卒送至京都阙下。从此犷悍之士皆隶属于禁军军籍。此举对地方的彪悍之气是一种收敛，却同时提高了禁军的战斗力。
国家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可控”的格局，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可控”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老赵选出的“兵样”规定是：不看身高（当然高个子更好），要选“琵琶腿”，大腿、小腿有肌肉；“车轴身”，虎背熊腰；“取多力”，身腰腿脚有力。唐代以来招募精锐军人，有“翘关”，抬举城门之力；“负石”，负重行远之力。老赵选“兵样”，除此之外，还有射箭能将弓把拽断，能将弓弦拉折，使用劲弓要能射倒箭垛，等等规定。
此外，老赵还吸取唐以来藩镇之弊，改立“更戍法”，即将训练有素的士卒轮流分遣，大藩由禁军戍守。这样，就让戍卒往来道路，以此练习勤苦、均分劳逸。这个方法有了期望中的结果：领军的将军，其手下士兵常得轮换，史称“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一次性地结束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的“藩镇之祸”。据说，这些都是赵普所上的谋略。纳入五代十国的历史来看，就会发现“更戍法”的创造性不简单。增强军力，又天下太平，这是两百年间多少帝王藩帅梦想不及的。
老赵的另一个改进，与范质有关。
老赵之前，君臣议论重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完事后，常从容赐茶，宰臣乃退。古称“坐而论道”，非“立而论道”。唐及五代，还在遵守这项制度。
范质等人是后周旧臣，老赵留用为相。但范质等人自知原是周室人物，故内心常常不安，“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在范质之前，君臣议论军政大事，以口头议论为主；有些重要的号令、官员升迁、刑赏废置之类，只需要将写好的文书当廷呈上，君王画个符号，即可颁发施行。到了范质这个时代，他开始将所有议论之事均草成“札子”进呈，退下来时，就研究札子所得圣旨批语，中书同列在文件上签署姓名作为标记。范质以为如此做事有凭有据，可以免去种种失误。他曾对太祖说：“这样做，可以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由于呈札子，不需要即刻等待批复，故不必坐；而札子越积越多，有些札子要等到翌日或多日后批复，所以赐茶之礼也废。
野史中对此有些不同说法。《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即位后一天，宰执范质等犹坐，太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范质等人起来呈送札子，太祖看时，范质等欲复位，但太祖“已密令去其坐矣”，于是，坐礼废。这个意见是说老赵玩阴谋，我不信此说。老赵如果有意废除此礼，只需要知会宣徽使一声，宣布为一种规则即可，哪里用得到如此心计？这是矮看了老赵。
“坐而论道”之礼
废除“坐而论道”之礼，自建隆元年始，造成这个礼废的是范质。
范质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规中矩，凡遇有官员除为刺史、县令之类，他尤其关心户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狱讼，范质都要亲自召见，为之讲述天子忧勤之意，而后再派遣外放。
范质忧心天下，有汉萧何之风，故时号“贤相”。据说他生病之后，老赵多次想到范府看望他；又怕自己亲自造访，给老范添麻烦，就派了宫中女眷到范府问询。但范质家里迎奉贵宾的器皿都凑不齐，宫中女眷向老赵汇报，老赵就命翰林司赐给他果床、酒器之类。
后来再派人到范府，对范质说：“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
范质回答道：“臣过去在中书省，从无私交请托，所与饮酌来往的，都是贫贱时的亲戚故旧，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来，一直没有添置——不是我买不起啦！”
范质病逝后，老赵曾对左右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后来的宋太宗亦看重范质，曾对近臣称累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没有人能与范质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评意见：“范质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个说法，在砥砺名节的大宋时代，是意味深长的。
太祖太宗两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领天下向着文治方向迈进的大战略意图。老赵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这样就演绎了帝国的政治平衡。
这兄弟俩都重视文臣。现在看，也许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宋初，此举就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观察，整个五代时期，从后梁开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战，血流成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动辄被武夫夺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够夺得兵权，此仆而彼兴，“无他，唯无相而已”，没有其他理由，唯因没有宰辅而已。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这个充任宰辅的人，而是说国家权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辅文臣不能执掌国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权交到宰辅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建国”之际，根本就没有文臣什么事，都是长枪大戟打下来的天下，派出一个两个文臣，要他们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个摆设一样，谁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这样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称帝，对国家也有规划，甚至延聘了像冯道这样有点影响的文人来做官，但举目望去，最后推他上位的还是武夫，冯道，只能做点笔墨工作，根本没有参与到社稷兴衰方向上来。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宰相无能，如冯道，不能谋划天下；一方面是君主无意，如庄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说道汉高祖刘邦，当初封赏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而以萧何为功最高，史称“天下第一侯”。当时就有武夫不服气，但高祖就是有格局，当下即叱责武夫们不过为“功狗”：就像打猎一样，追杀兽兔者，狗也；但控制并指挥猎狗到那里去追杀兽兔，却是猎人的活儿。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功狗而已；发现踪迹指挥猎狗，才是功人。一番话出口之后，武夫不怒，实在是让他们听了心服口服而已。
天下如“无相”，实际上也往往就“无君”。因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这样，就有了李存勖对朱温的轻蔑，李嗣源对李存勖的轻蔑，李从珂对李从厚的轻蔑，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轻蔑，安重荣对石敬瑭的轻蔑，郭威对刘承祐的轻蔑……都是长枪大戟，谁怕谁啊？于是，价值观被省略，人臣大义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丛林”风景的由来。所以史家有一个定见：“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职掌，在选择宰辅。能够得到推演文治、价值观、天下意识的宰相，得一二人，不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这个道理，五代乱世之中，藩镇，以及由藩镇而翻牌为帝王的武夫们，不懂。
但赵匡胤懂，赵光义懂，于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演绎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护法”
我想象中的范质，似乎是个胖子。
偃武修文，离不开法制环节。这一点老赵和赵普也想到了。
五代乱世的司法权基本都在藩镇手里，史称“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来的刑罚法典都被废黜了，各个州郡掌管监狱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镇大帅多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随意解释司法，全凭自己的意愿断案。这就意味着，生杀予夺，都由藩帅们一句话。故枉法杀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无能干预。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专章说“五代滥刑”。五代乱世，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文法，视人命如草芥，动不动就“族诛”，灭人全家。
从后梁开始就干这个活。梁祖朱全忠因为“旧怨”，在夺得天下后，派遣人到洛阳族灭河阳节度使王师范全家。王师范闻讯，设席与宗族宴饮，对使者说：“死，这个事，人所不免。但我担心少长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两百余口按照少长次序先后就戮。
后唐庄宗灭了后梁，将后梁大臣赵岩等人“族于市”。又派大将李绍奇去诛杀朱友谦全族。朱友谦的妻子张氏率家人两百余口见李绍奇说：“我们朱氏宗族当死，愿不要滥杀平民。”于是将其婢仆百人挑选出来，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张氏又取过“丹书铁券”向李绍奇出示说：“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们家族的，我是妇人，不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李绍奇看后很惭愧，但还是杀了朱氏全家。朱友谦旧将七人，时为刺史，也连坐“族诛”。
也是后唐时期，有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被杀后，又搜集他的同伙共三千人“并族之”，还杀掉了与之有关联的军士数百人，“夷其族”。
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被杀，他有个女儿已经嫁给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还是带着病被人架到刑场“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屿，有个仆人名葛延遇，他贪污李屿的货财，李屿责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屿，说他谋反。于是李屿并李崧等被“族诛”。
……
赵翼评论道：“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
这种由朝廷和藩镇实施的族诛滥刑，可称“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就军政混乱、刑罚深重而言，较嬴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大宋之初，滥刑之诛，还时有所闻。
史载一案例，影响了大宋刑罚制定。
说金州府有一庶民马从玘，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邪僻无赖，曾经害其从弟。此人又好抢夺他人财物，乡里乡亲对他恨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马从玘与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议，无奈之下杀死了马汉惠，算是“为民除害”。但此事传到当地官府，有防御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审得案子来龙去脉后，将马从玘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
这一大案传到汴梁，赵匡胤认为仇超等人故意将马从玘等判为死罪，实在过分，并果断下令给宰臣道：
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闻奏案，付刑部详覆之。
事实上，从藩镇手中收回司法权，在南唐先主李昪那里，就已经开始施行。李昪曾有“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镇必须将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复查验复核，而后决断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减少或避免冤狱发生。先贤有道，老赵应有借鉴。
马从玘案是大宋有司详细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结果是：将仇超等除名，并流于海岛。史称自此以后，“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后，又有一案例，可见推动法制之艰。
河南府有一个尼姑名法迁，她私自使用师傅的财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财产”例，罪不当死；可是赶上了一个用法严峻的河南府判官卢文翼和法曹参军桑植。这俩人给尼姑罗织了一个“盗”的罪名，竟“置于极典”，将尼姑“正法”。事报到朝廷，因为河南府没有将死刑案上报刑部复核，老赵干脆将卢文翼“除名”，桑植则被“夺两任官”。
老赵“护法”之严，于此可略见一斑。
颁诏书为民雪冤
大宋制定《宋刑统》时，老赵曾提出了著名的刑律方针：
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
禁止士民做坏事，所以要设定法令；但司法条文应该简要，其核心精神必须要有怜悯同情之心。
这是文明立法的经典思想。
但经由这两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赵匡胤主导帝国“自我更化”的努力。所谓“自我更化”也就是圣贤所言之“知过必改”。帝国司法有错，有错就改。
这个精神不是从赵匡胤开始的，后唐李嗣源时就有这种精神。天成三年（928）正月，赵匡胤出生的第二年，李嗣源刚做了后唐皇帝，正在办理一件大臣死后的丧事，误听京城公安局长的口头报告，说是“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当下大怒，就派大臣石敬瑭到下面执法，杀了两名村童。后来安重诲调查事件，了解到原来是俩儿童，未成年人，戏耍而已。当他审明真相后，“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方才知道自己错误地使用了刑律，反复推演琢磨多次，惭愧敬畏之心不是一点，于是，“令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命令削减十天的常用餐饮，以此来求得冤魂的原谅。此外，还罚了石敬瑭一月俸银，将那位口头奏报不实的人撤职，打了二十军棍，配流登州。并对冤死者做了政府补偿：“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从此以后，还颁布法令：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用到极刑，必须仔细裁判发遣，不得按以往那样随意模糊，因循过去。
司法中最值得钦敬的是雪冤。值得注意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对冤假错案格外注意，这方面，他有不俗的理念，纳入现代司法制度考察，也是闪光之处。他多次颁布诏书，要求解决冤案问题。
公元928年十月，他说：
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奖。
国家政制的要点，理应开始于公正无私；治理诉讼的大法，只有期望于公正不滥。天下诸州郡府官员，如果有善于推断疑案，以及曾有过为人雪冤，免予滥刑，这样有优异政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姓名报到朝廷，朝廷要另外给予嘉奖。
公元930年二月，他说：
欲通和气，必在伸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
要想达到天下祥和之气，一定先要为人伸冤。以后将在这方面设立公开的制度，实现奖励为人雪冤的善举。各州县官僚，如能有为人昭雪冤狱，活人性命者，可以不必按照日常规定选举，直接报到朝廷，为之加官晋爵增加俸禄，并转赠上一级官服。如果已经是穿了绯色官服了，就再转加一级加官。
所有这些，很可惜，只在明宗李嗣源时有过短暂的施行，在随后的乱世乱局中，法律还是回到了藩镇暴戾恣睢的随意性中，一直到了大宋帝国，赵匡胤将这些富有圣贤精神的法制思想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创造性。
打不死人的刑具
太祖一朝，为了解决量刑的随意性，还对刑具做了标准化处理。
这是接受了当时吏部尚书张昭上书的意见。规定徒、流、笞、杖等刑名应据法之轻重而标准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官吏有所依凭，不至于随心所欲。
这个标准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量刑后的标准化，如流放的刑罚（简称“流刑”），如果流三千里，就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就杖十八，配役一年，等等。更有一个是刑具的标准化，如“杖”这种刑具，在现在一般人心目中，应该是打板子，但在太祖一朝却非如此。这种“杖”有明确规定：史称“定折杖格”为：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小杖不过四尺五寸，大头径六分，小头径五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但苏州博物馆藏有1973年10月在苏州市西郊横塘公社出土的宋尺实物，经测量，长31.7厘米。如是，宋“常行官杖”长度当在109.2—110.95厘米之间，大头宽不过7厘米不足，小头宽与全杖厚度不过3厘米左右。而宋“小杖”长度当在140.4—142.65厘米之间，大头直径不过2厘米不足，小头直径不过1.5厘米左右。
这样的刑具是打不死人的。
这种标准化也体现了古典“明德慎罚”的精神。惩罚，不是大宋的主诉求；推演祥和之气，化成天下文明，才是大宋的“天下目标”。
但为何要使用这么轻飘飘的刑具呢？羞辱，以使受刑人知耻而后改过。有个文人才子，叫周翰，他在大宋帝国的国营纺织厂做监工，这是一个织造绫锦的场院，织锦工犯了什么管理条例，他施行杖责，打棍子，但是超过了条例规定，处罚得重了点。织锦工不干了，告到赵匡胤这里。史称“帝怒甚”，于是召来周翰，也要如数给他一顿棍子。
周翰说：“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
老赵大概被他逗笑了，居然放过。
赵匡胤“性宽仁多恕”，有一次，御膳房供膳，送到禁内，老赵左右接过，放到案上时，忽然发现食器旁有个虱子，这应该是厨师头发上掉下来的，很恶心。但老赵急忙对左右说：“勿令掌膳者知！”因为此事只要让掌管膳食的人知道了，做饭的厨师就要获罪。正因为老赵有这样一份“宽仁多恕”的宅心，所以他对刑罚之举措格外关注。
史称老赵曾经读《尧典》，叹气道：“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耶？”
大舜还在做尧帝的臣下时，曾经摄政，当时有四个叛逆的罪人，大舜将他们流放到荒凉的四个边境，去抵御边境之外的敌人。史称“流放四凶”。叛逆的罪人，在秦以后，不仅要遭遇诛杀，甚至要灭族。赵匡胤看不惯这类酷毒的刑罚，所以要慨叹尧舜的宽刑。史称老赵“有意于措刑也”。自开宝以来，凡有犯大辟死刑的，如果不是情理深害的，老赵就不去划那个红钩，史称“多贷其死”，大多都得到免死的处理。
老赵之后，种种司法不公有所改观，在法制完善方向上，大宋做出了五代十国梦想不到的成就。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史，滥杀无辜、冤假错案，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历朝历代。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太祖生命的最后一年，九月，“开封府言：京城诸官司狱皆空，无系囚。”近百万人的大都市，没有一个囚犯！监狱为之一空。这是世界范围内、数千年历史中，一个文明邦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司法结果，是孔子所梦想的“无讼”境界。老赵，在他的任内，做到了。尽管按照人的复杂性考察，“无讼”并非最佳政制生态（最佳政制生态应该是：司法公正），但在赵匡胤时代，在战乱频仍之后难得的政治清明时期，在多次大赦之后，没有重大政治、刑事案件，一般的案件因为不得淹留，又多次给人自新的机会，于是，虽有“狡害之民”，但社会上无作案条件，“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心存不轨之念的恶人没有办法掩饰他的诈谋，因此，暴乱的奸谋往往就因此而消失于无形之中。社会终归于安居乐业。
